財政制度效力理論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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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運用主流宏觀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從理論上對財政政策的效力進行全面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財政政策效力只存在于“自動穩定器中”，積極的財政政策在中短期內存在三種機制的擠出效應：利率機制、實際匯率機制和價格機制，而在長期內，不僅存在完全的擠出效應，而且會導致經濟更加波動。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持續的積極財政政策實踐既是對理論的驗證又是我國應該汲取的經驗教訓，然而本文在研究了我國1988—2003年的財政政策實踐后發現，“凍火雞式”的財政政策，應該為1988—1994年的劇烈經濟波動負責；持續長期的緊縮性財政政策導致了1998年開始的通貨緊縮；對2004年的局部經濟過熱以及可能發生的通貨膨脹，1998年以來持續長期的積極財政政策應該難辭其咎。

關鍵詞：財政自動穩定器，積極財政政策，政策效力，政策實踐

theefficacyoffiscalpolicy：SurveyofTheoryandPracticeAbstract:Utilizingthetheoriesandmethodsofmainstream-macroeconomics,thispapergaveanall-roundanalysisoftheefficacyoffiscalpolicywiththefollowingconclusion:theefficacyoffiscalpolicyonlyliesinthe“automaticstabilizer”;positivefiscalpolicyresultsinthreecrowding-outeffect:mechanismofinterestrate,realexchangerateandpriceintheshortandmediumrun,whileinthelongrun,itwillnotonlyhaveacompletecrowding-outeffect,butwillleadtomoreeconomicfluctuations.ThecontinualpositivefiscalpolicyofAmericain1960swasaperfectproofofthetheoryandagoodlessonforChinatolearn.Nevertheless,itwasfounda

fterresearchingonChinesepositivefiscalpolicybetween1988and2003that“cold-turkey”fiscalpolicyshouldberesponsiblefortheviolenteconomicfluctuationof1988-1994,thelong-lastingdeflationaryfiscalpolicyledtoactualdeflationbeginningfrom1998,andtheover-heatingeconomyinsomesectorsandpossibleinflationof2004arepartlycontributabletotheconsistentpositivefiscalpolicysince1998.

KeyWords:automaticfinancialstabilizer,positivefiscalpolicy,efficacyoffiscalpolicy,practiceoffiscalpolicy

一、引言

1998年以來，世界經濟處在一種不穩定和對廣泛的通貨緊縮的恐懼之中，凱恩斯的幽靈又向我們靠攏。那些忽視經濟發展歷史和政治歷史的人們正在冒著危險這樣做①（布萊恩·斯諾登，2000）！我國為了治理1998年開始的經濟緊縮，連續6年采取了一系列的積極財政政策。而當理論界和政策制定者們而還在為財政政策拉動經濟增長幾個百分點、后續的發債空間有多大而研究和探討時，2004年，我國局部經濟過熱已經形成（劉樹成，2003a；2003b；2004；），并且極有可能發生通貨膨脹。雖然郭文軒等在2003年分析了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執行效果及其存在的隱憂，提出了我國政府應該“淡出”是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最佳退出方式（郭文軒，2003），但是對財政政策效力問題缺乏一個全面總體的研究和分析，因而缺乏說服力。

而本文的目的是運用主流宏觀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全面的分析和研究財政政策的效力問題，尤其注重從長期的視角對財政政策執行效果進行評價。我們的結論是，財政政策效力只存在于“自動穩定器中”，積極財政政策在短期內存在擠出效應，包括IS—LM模型所揭示“利率機制”的擠出效應、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所揭示的“實際匯率機制”的擠出效應；在短期向中期的調整過程中存在總需求—總供給模型所揭示的“價格機制”的擠出效應（或稱之為供給限制的擠出效應），而在長期內不僅存在完全的擠出效應，而且會導致經濟更加波動。雖然結論并不令人愉快，甚至有些極端，但是我們認為，這對那些認為只要運用財政政策就能很好的調控宏觀經濟而熨平經濟波動的人來說，本文發出了一個不同的聲音，如果這些有“良好愿望的人”能夠聽到，這對我國的經濟的長期運行肯定是有好處的。雖然人們對經濟學到底是不是科學仍存懷疑（因為經濟學不能做實驗），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國際比較，吸取別國的經驗教訓，從這一點上講，我們是幸運的，因為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財政政策實踐就是我國是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實驗，如果我們不從別國的經驗中汲取經驗教訓，那么這是我們這些搞理論研究的人的悲哀，因為我們可能成為積極財政政策的又一個悲劇性證明，這正如貨幣主義者弗里德曼所說的，19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是“貨幣最重要”這一觀點的悲劇性證明。

二、財政政策效力的理論分析—財政政策本身的問題

根據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我們將其分為兩大類：財政自動穩定器和積極財政政策。財政自動穩定器是指財政制度本身有著自動應對經濟波動，從而緩和經濟波動，維持經濟穩定發展的作用。積極的財政政策是指政府密切注視經濟的變動趨勢，預測未來的經濟發展，在稅收和政府開支方面采取有效的對策，以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②。下面我們就分別對兩類財政政策的效力問題進行詳細的論述。

（一）、財政自動穩定器

財政自動穩定器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稅收的自動變化，一種是政府的轉移支付，它們都有自動穩定經濟，緩和經濟波動的功能。在經濟的擴張期，稅收會自動的增加、政府的轉移支付會自動減少，從而減少可支配收入，從而達到緩和經濟擴張的目的；而在經濟的蕭條時期，稅收會自動的減少、政府轉移支付會自動增加，從而增加可支配收入，使經濟的衰退減緩。它們的傳導機制可以用下面的圖形表示：

財政自動穩定器實際上是一種自動調節機制，是一種非常簡單和易于理解的財政政策，然而正是這種簡單的政策工具在實際的經濟運行中真正發揮著作用，同時令人遺憾的是，由于它的簡單性和規則性，它的作用往往被政策制定者們所忽視。

（二）、積極的財政政策

積極財政政策思想源于19世紀30年代的大危機而產生的凱恩斯革命，正如宏觀經濟學的故事開始于《通論》③（羅伯特·索洛，1986）。凱恩斯認為，大蕭條是由于私人部門對前景的悲觀預期，從而使得私人投資和消費銳減，導致經濟崩潰，因而政府必須承擔投資主體的角色，增加政府開支，以彌補私人投資和消費的減少。薩繆爾森在闡述凱恩斯的這一思想時，提出了一個非常易于理解的模型，我們稱之為“45度線模型”。后來的經濟學家?？怂乖诔浞株P注貨幣市場的條件下，發展了45度線模型，提出著名的IS—LM模型，這一模型為分析財政政策效力，提供了一個分析框架，利率機制的擠出效應它與45度線模型相比較得出的。隨著經濟學的發展，一方面，蒙代爾和弗萊明，在考慮國際資本流動的條件下，發展了IS—LM模型，提出了著名的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成為研究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效力的有力工具，匯率機制的擠出效應是這一模型的結論；另一方面，薩繆爾森將古典主義和凱恩斯主義整合進總需求—總供給分析框架中，新古典綜合派的這一模型為進一步分析財政政策效力提供了理論解釋。在總需求—總供給分析框架的基礎上，以弗里德曼為首的貨幣主義者引入了預期變量，并提出了長期總供給曲線和自然失業率等概念，為財政政策的效力問題提供了短期的和長期的解釋。

1.45度線模型中的財政政策效力—積極財政政策理論依據

為治理19世紀30年代的大危機，凱恩斯一改古典主義者關于財政預算平衡的思想，認為在經濟蕭條時期預算平衡不僅不必要，甚至會加劇經濟衰退，因此在經濟衰退時期，政府應該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以治理衰退。薩繆爾森在闡述凱恩斯的赤字財政思想時，提出了一個簡單并易于理解模型—45度線模型（如圖1）。

在理論上，IS—LM模型還提供了解決財政擠出的辦法，那就是通過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給以阻止財政擴張帶來的利率上漲，從而減弱甚至消除擠出效應，這種貨幣政策被稱之為“適應性”貨幣政策④，而這樣做的危險是政府的“債務性融資”將變成“貨幣性融資”，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預算赤字貨幣化”，這在那些中央銀行缺乏獨立性的國家是最容易發生的。關于政府預算赤字的一個更正式一點的分析，我們將在后面給出。

3.蒙代爾—弗萊明模型中財政政

策效力—實際匯率機制的擠出效應

蒙代爾和弗萊明在研究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內外均衡問題時，對IS—LM模型進行了擴展，這就是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它不僅能夠揭示“蒙代爾三元悖論”（或稱之為“蒙代爾三角定理”），還為研究開放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政策效力問題提供了強大的工具（如圖3）。

模型表明，在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下，財政政策效力截然不同。在固定匯率制和資本完全流動的條件，財政政策極具效力，比封閉條件下的IS—LM模型所揭示的政策效力要高，而與45度線模型中所揭示的財政政策效力相同。這是因為在固定匯率和資本完全自由流動條件下，獨立的貨幣政策不可能達到，貨幣供應量已不再是中央銀行所控制的外生變量，而是內生于固定匯率和資本自由流動這一經濟系統之中，因而當財政政策變量對其產生擾動時，內生的貨幣供應量作出適應性調整，從而使得國內的利率始終與國際利率保持一致而沒有發生變化，消除了封閉條件下IS—LM模型所揭示的擠出效應。

然而在浮動匯率制和資本完全自由流動的條件下，財政政策存在完全的擠出效應，但是其發生作用的機制與封閉條件的擠出效應不同，雖然都是由于財政擴張所引起的利率上漲所導致。封閉條件下的擠出效應的作用機制是政府支出的增加擠占了稀缺的貨幣市場資金或者增加了資金的使用成本而擠出了私人投資和消費。而在開放經濟條件，由于資本的自由流動，資金對一國來說已不再是稀缺的，財政擴張而導致的高利率在資本完全自由流動的條件下促使了資本的大量流入而彌補了資金的不足，但是卻導致了本幣升值，從而使得本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下降，同時外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上升，因而外國商品“擠占”了本國商品的國際和國內市場，因而積極的財政策導致了匯率機制的擠出效應⑤。

因此，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財政政策在固定匯率下，會迫使貨幣供應量內生適應性變動，從而減弱甚至消除財政擠出；但在浮動匯率制下積極的財政擴張由于降低了本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從而使得國外商品擠占了本國商品的國際、國內市場，因而產生擠出效應，甚至發生完全的財政擠出。⑥

但是這里的擠出效應與前面論述的完全不同，前面論述的無論是封閉條件下的IS—LM模型，還是開放經濟條件下的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擠出效應的發生是由于經濟的總需求方面的原因，而這里擠出效應發生的機制是由于經濟中的總供給限制，政府財政支出的增加，提高了經濟中的工資物價水平，因而增加了廠商的要素市場上的勞動力成本，從而擠出了部分勞動力的就業。

因此，在總需求—總供給分析框架表明，積極的財政擴張不僅產生短期的利率上升而導致的私人投資下降的擠出效應，而且產生由于工資物價上漲而導致的就業下降而導致的產量下降的擠出效應。

5.動態總需求—總供給模型中的財政政策效力

前面所論述的一般總需求—總供給模型框架，只能用于分析積極財政策的靜態效力問題，也就是就某一個時期對財政政策效力進行分析，然而，在現實中經濟的運行是連續的長期的，因而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對于政策制定者來說，只靜態短期的分析財政政策效力肯定是不夠的。幸運的是宏觀經濟學家發展了一些經濟模型，從而為分析長期的財政政策效力提供了可能性，這就是動態總需求—總供給模型。

19世紀70年代的“滯脹”，說明了建立在菲利普斯曲線基礎上的總供給曲線在實際中遇到了麻煩，因而據其而提出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可能奏效。因此在理論上，必須對建立在菲利普斯曲線基礎上的總供給曲線加以修正。而米爾頓·弗里德曼和埃德蒙德·費爾普斯通過在總供給曲線中引入“預期”變量和“自然失業率”概念之后，修正了菲利普斯曲線。之所以稱之為修正，是因為弗里德曼認為，在短期內，菲利浦斯曲線所反映的通貨膨脹和失業交替是成立的，而在長期內，產出是獨立于通貨膨脹率的，因而建立在菲利普斯曲線基礎上的

三、財政政策的適時適度性與可持

續性—政策使用者的問題

（一）、財政政策的適時適度性

判斷擾動是暫時的還是持久的并不政策制定者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唯一困難，實際上，該圖還說明政府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另一更大的困難，那就是政策實施的時機和力度。同樣由于時滯的存在，政府雖然準確的判斷了經濟走勢，但是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時不能夠準確的確定實施政策時間和停止實施政策的時間，而且即使當局掌握了準確的起止時間，但對于政策實施的力度似乎更難把握，結果正于圖6所表明的那樣，穩定的財政政策反而使得經濟更加不穩定。這實際上從另一個方面對財政政策的效力問題進行了分析，也就是雖然積極的財政政策在短期內確實能夠發揮作用，但是由政府并不能夠準確的判斷擾動的性質，更難以準確把握政策實施的時機和力度，使得所實施的穩定性財政政策反而使經濟更加波動，從而與政策制定者的初衷相悖。

（二）、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性

一國政府持續的實施積極的（擴張的）財政政策，將會形成大量的政府財政赤字，這就涉及到政府如何為赤字進行融資的問題。一般來說政府為赤字進行融資有兩種途徑：其一是向公眾舉債，這又被稱之為債務性融資；其二是向中央銀行借款，這又被稱之為貨幣性融資，或者通貨膨脹性融資。我們可以采用政府的預算約束方程來作具體的說明，

小結：以上我們分別從財政政策的執行效果（財政政策本身的問題）、執行時機和實施力度以及執行的可持續性（政策使用者的問題）兩大方面對積極財政政策的效力進行分析。據此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全面考察財政政策的效力要從三個方面并分三個層次，否則將是不全面的。

首先，從財政政策的本身的問題來看，財政政策穩定經濟的作用存在于自動穩定器中，對于那些不謹慎的擴張總需求的積極財政政策最好應該受到限制，這從三個層次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結論。第一個層次，從IS—LM模型來進行分析，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時，配合以適應性的貨幣政策（正如我國所稱之為的穩健的貨幣政策），讓貨幣供應量適當的擴張，以保持利率不變，從而積極的財政政策就不存在財政擠出問題，就是有效的。但這實際上是財政政策的短期效果。因為IS—LM模型暗含著一個重要的前提假設就是價格不變，因此評價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應該進入第二層次，那就是從長期來看，這種擴張總需求的積極財政政策將會推動物價的上漲，如果配以適應性的貨幣政策，那么這種推動作用的速度和程度將會更快更大。因此從長期來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將會從兩個方面大打折扣，第一，財政擴張所導致的工資物價上漲會產生供給限制的擠出效應；第二個負面影響時政策制定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產生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導致經濟過熱。當我們的分析進一步深入到第三層次，把第二層次的長期靜態分析動態化，得出的結論是試圖穩定經濟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從靜態看確實能夠使產出增加，但是從動態的角度看穩定經濟的積極財政政策反而使經濟更加波動，它不僅使經濟出現物價和產出的同時增長的情況，還可能導致經濟出現物價上升和產出下降的所謂“滯脹”。

其次從實施財政政策的使用者來分析，對經濟走勢的正確判斷、政策實施時機把握和實施力度掌握，是政策使用者實現其良好愿望的前提。但是由于時滯的原因，政府要具備這些前提，時非常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人們懷疑是否值得為穩定經濟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因為如果政府判斷失誤（實際上政府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如此），那么由于政策時滯的存在，從而使得穩定的政策帶來非常不如人意的不穩定的結果。

第三方面是從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來分析。政府持續的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必然積累財政赤字，當政府發行公債為其赤字進行債務性融資時，就涉及到債務融資的持續性問題。在這里債務—產出比率是一個重要的衡量指標，我們的結論是除非經濟的產出增長率大于實際利率，否則債務—產出比率將不斷的增大，導致債務的不斷積累，最終使得積極的財政政策變得不可維持，政府不得不放棄債務性融資轉向通貨膨脹融資。因此從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來看產出增長率與實際利率是一個重要的約束。

四、美國的積極財政政策實踐：一個基于長期視角的分析

雖然凱恩斯主義積極財政政策理論產生于20世紀30年代，但在美國真正將其付諸政策實踐是在60年代初的肯尼迪政府時期，這種方法被稱為“新經濟學”。當時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典型的凱恩斯主義者赫勒認為，政府必須實行以3.5%的經濟增長率和4%以下的失業率為目標的長期性赤字政策。赫勒的這一思想被運用于政策實踐中，并且這成為20世紀60年代刺激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手段，其主要的政策措施是通過減少稅收和擴大政府開支。從1961年2月到1969年12月，美國經濟持續增長106個月，1969年美國的失業率僅為3.5%，這一時期被譽為“美國戰后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因而被認為是積極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增長的成功典范。但是如果將分析問題的視角從短期轉換到長期，我們得到了近乎相反的結論。為此，在這里首先列出美國從1952年到1992年的反映宏觀經濟運行的主要指標數據（如表1）。

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宏觀經濟在經歷了60年代的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之后，經濟狀況急劇惡化，在1972—1982年間的年通貨膨脹率達到8.7%，同時失業率卻升高至7.0%，經濟的增長率下降至2.2%，這就是所謂的高失業率和高通貨膨脹率并存的“滯脹”。而通貨膨脹在1982年以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降至年均3.8%，然而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經濟增長仍處于低水平—2.7%。

因此，如果我們從長期（10年甚至20年）的角度來考察美國60年代的積極財政政策的，將發現其政策效果并不像其鼓吹者所認為的那樣，甚至結論可能相反。他雖然帶來了60年代的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但是還應該為70年代的滯脹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正如我們在動態總需求—總供給模型所分析的，總需求、總供給曲線對財政擾動的作出調整的過程中，經濟要經受“滯脹之苦”），以及后來各屆政府為治理滯脹所付出的代價，如80年代的里根政府采用了供給學派的主張，成功的治理了滯脹中的“脹”，但是這是以一個較高的犧牲比率換來的，失業率仍然居于較高的水平，并直接導致了老布什政府時期的經濟衰退（1990和1991年經濟連續出現0.3%的負增長），而日益累積的巨額財政赤字更是成為各屆政府的棘手問題。因此，70年代美國經濟運行中的滯脹是經濟對60年代財政擾動做出的調整。由于美國政府在60年代持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擴張，使得總需求曲線被推到較高的位置后開始向下移動，而總供給曲線由于價格粘性而緩慢的向上移動，因而60年代雖然價格有所上漲而通脹率只有較溫和3.3%，當總需求曲線繼續向下移動而總供給曲線繼續向上移動時，滯脹就出現了（如圖5）。

雖然人們對60年代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還存在爭論，但是人們對60年代的積極財政政策有一個共識性就是：70年代的“滯脹”為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革命提供環境，并由此產生了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對立，這正如30年代的“大蕭條”催生了凱恩斯主義。

五、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實踐：1988—2003

長期以來，我國主要運用財政政策進行宏觀經調控，貨幣政策始終居于次要地位，這與我國的中央銀行長期缺乏獨立性，并且貨幣政策與財政相比具有較長的外部時滯有關。本文分析1988—2003這段時期我國的財政政策實踐，根據我國經濟的運行情況，我們將這段時期分為三個階段，如圖7所示。由于特定的制度等原因，關于我國的失業率的統計數據人們還沒有取得一致的認識，因而也無法估計我國的“自然失業率”。但是在我國的理論界有關于我國經濟的“適度增長區間”或“潛在增長率”的概念，根據經驗，我國的適度增長區間為8%—10%，據此本文取我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為9%，并以次來判斷我國的經濟形勢是擴張還是緊縮，如果經濟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9%）的差額在（-1，1）之間，我們就認為這樣的增長率是合適的，如果這個差額小于-1，我們就認為經濟處于緊縮狀態，而差額大于1則認為經濟處于擴張狀態。

第一階段，1988年至1993年，嚴厲的緊縮與擴張，經濟“驟冷驟熱”。為抑制1988年的通貨膨脹，我國采取了較為嚴厲的緊縮性（凍火雞式）財政政策，雖然迅速降低了通貨膨脹，然而卻導致了經濟在1989和1990年連續兩年萎靡不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僅為4.1%和3.8%，也就是嚴厲的緊縮性財政政策導致了我國經濟由1988年通貨膨脹迅速淪為1989和1990年的經濟衰退，經濟由驟熱變為驟冷。接著為了治理衰退，政府又不得不放棄了嚴厲緊縮性財政政策，加大政府支出，以此帶動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1992年，經濟開始出現過熱的苗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達到42.6%，1992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高達14.2%，1993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更是高達58.7%，社會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兩年內分別上漲至13.2%和21.7%，致使1993年和1994年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經濟因而又由驟冷變為驟熱。因此，在1988至1993年的財政政策實踐中，由于實施的力度大，經濟的波動幅度也大，波峰與波谷之間相差10%，同時由于時間短，因而這種經濟波動稱之為“驟冷驟熱”。這一階段我國經濟的走勢可以從圖7中更為直觀的看到。

第二階段，1993年至1998年，適度從緊，經濟“大起大落”，由通貨膨脹淪為通貨緊縮。為了抑制1993年的嚴重通貨膨脹，1993年下半年，中央決定采取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控制財政支出，壓縮赤字規模，1994年實行了進行分稅制的財政體制改革。1995年，嚴重的通貨膨脹得到抑制，而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仍維持在10.5%的較高增長速度，1996年，全國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回落至6.1%，同時保持了9.6%的經濟增長率，這就是人們所普遍認為適度緊縮性財政政策的效果—經濟于1996年成功實現“軟著陸”。然而后來的宏觀經濟走勢表明，這種所謂的“軟著陸”實際上并不恰當，從圖7中我們可以看出，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并沒有“著陸”而是繼續下降，一直到1999年的最低點7.1%。1997年，作為我國經濟增長主要動力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迅速下滑至8.8%，比1996年下降了6個百分點，商品零售價格水平從1997年10月開始出現絕對下降，到1998年7月，持續下降9個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從1998年5月出現下降，工業品價格指數從1996年6月開始下降并持續到1998年7月，長達25個月之久。我國于1993年開始的持續的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下并沒有使經濟在1996年“著陸”而是不斷的使經濟緊縮，1998年，種種跡象表明，我國已經形成了通貨緊縮局面。

從普遍的觀點來看，都把1997年以來的通貨緊縮的原因歸結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世界性的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然而我們本文認為這種因果關系并成立，我國雖然經歷了近20多年的改革開放，但是我國還不是一個開放度很高的國家。首先，我國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仍不可自由兌換，因而是限制資本自由流動的，特別是對資本流出，因而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沖擊下，并不存在資本的大規模抽逃；其次，雖然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我國外需不振，出口銳減，從而確實降低了作為總需求一部分凈出口，但是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的凈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與投資和消費相比簡直可以忽略不計（1992—1997年的平均貢獻率僅為2.7%，如表2），因而對我國經濟的沖擊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我們認為1997年后的通貨緊縮實際上是延續了“軟著陸”的下滑趨勢，其根源就是1993年開始的持續的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雖然在“度”上可能是“合適的”，但是在時機上由于政策時滯的原因，并沒有適可而止，從而導致了經濟的一路下滑，并形成通貨緊縮的局面。因此，這次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的效果并不像人們通常所說那樣，成功的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而是應該對1997年開始的通貨緊縮負主要責任，而不能將原因歸結為外部沖擊的亞洲金融危機。所以從1992年的14.2%的經濟增長率高峰到1999年7.1%低谷，波幅達7%，因而這種經濟波動我們稱之為“大起大落”，與第一階段相比，周期變長了，因而比第一階段緩和了許多（如圖7）。

第三階段，1998年至2003年，積極的財政政策，實踐尚未結束，局部經濟過熱凸現。當人們還沉浸在1996年經濟的“軟著陸”時，1993年開始的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已經不再是“適度的”，工業品價格指數從1996年6月開始就已經下降，1998年7月，我國已經形成通貨緊縮的局面。因而財政政策不得不轉變方向，由緊縮經濟的“適度從緊”轉向擴張經濟的“積極”財政政策。1998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政府預算調整方案，決定增發1000億元國債，同時配套增發1000億元貸款，積極的財政政策啟動。1999年，進一步加大力度，發行1100億元國債，同時調整稅收政策，降低部分稅種的稅率；2000年繼續保持力度，發行1500億元長期建設國債；2001年，保持穩定性，增發1000億元建設國債，發行500億元特種國債；2002年，保持連貫性，繼續發行國債，保持財政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截止2002年，我國共發行長期建設國債6600億元，帶動投資3.2萬億元。2000年，居民消費物價指數在經歷了1998和1999兩年的負增長后，實現了小幅度增長，通貨緊縮得到抑制。從1998到2002年，積極財政政策分別拉動經濟增長1.5—2個百分點，2003年，我國GDP增長率達到9.1%，扭轉了1998年以來我國經濟持續低于潛在增長率運行的狀況（如圖7）。

然而這次積極財政政策實踐尚未結束，種種跡象表明，我國經濟開始出現過熱的苗頭，至少是局部過熱。2003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由2002年的16.9%迅速膨脹至26.7%，由此，2003年12月，以下五類“企業間商品批發價格”猛烈上升（表3），而這些原材料價格的上漲正在向中間商品和最終商品傳遞，盡管我們現在還不能從物價總水平上看出這種變化。因此在我國持續實施了6年的積極財政政策，雖然成功的遏制了通貨緊縮，并使得經濟在2003年終于達到潛在增長率水平，然而局部經濟過熱形成，通貨膨脹極有可能再度發生。

從一個較長期的角度來看，持續的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使得我國的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問題突出出來。持續6年的財政擴張使我國的財政赤字迅速增長，增長率分別為：58.34%，89.06%，42.88%，4.28%，19.25%，2002年我國赤字比率首次突破GDP3%的國際警戒線。另一方面，我國的內債余額不斷飚升，政府債務負擔率不斷上升，雖然據官方統計的數字，1998年、1999年、2001年我國國債負擔率分別為10.7％、13.3和16.3％，2002年為18.4％，遠遠低于60%的警戒線，然而這只是顯性債務。我國實際上還存在大量的隱性債務，如欠發工資、國家糧食經營虧損掛賬、國有銀行不良資產、養老保險欠賬等等。據世界銀行的估計，我國所有的政府債務的積累，已經達到GDP的100%?？焖僭鲩L的赤字和債務余額，除了加大了我國財政風險外，還容易導致通貨膨脹，尤其是我國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同時，輔之以適應性的貨幣政策（即通常所說的“穩健的貨幣政策”）。

從我們所考察的三個階段來看，我國在實施財政政策的實踐中，由于時機和力度的把握問題，導致經濟起伏波動，幅度甚至很大，如在第一階段，經濟從1988年的11.3%急劇下降至遠低于潛在水平的3.8%；第二階段從14.2%下降至低于潛在增長率的7.1%。另一方面，我國財政政策陷入了一個“死循環”中，始終無法退出。由于在經濟緊縮時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還沒有停止，經濟過熱就出現，因而政府不得不立即轉換政策方向，實施緊縮性財政政策，這又導致經濟陷入衰退，如是循環開始，因而財政政策始終無法退出。]

六、令人不愉快的結論

通過前面的論述，我們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從財政政策本身的問題看，財政政策在短期內存在擠出效應，如IS—LM模型所揭示的利率機制的擠出效應（如圖2），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所揭示的匯率機制的擠出效應（如圖3）；在中期，財政政策還存在供給限制的擠出效應，如總需求—總供給模型所揭示的（如圖4）；而在長期，財政政策不僅存在完全的擠出效應，如動態總需求—總供給所揭示的（如圖5a和圖5b），而且經濟對財政擾動做出調整的過程中，還要遭受滯脹之苦，這正如我們從長期的角度考察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財政政策實踐所驗證的那樣。而關于財政政策效力無可爭議的結論的是，財政政策效力僅存在與財政自動穩定器中，包括稅收自動穩定器和轉移支付自動穩定器，它能夠在經濟的擴張期自動降低總需求而在緊縮期自動擴張總需求，從而緩和經濟波動。

第二，從財政政策使用者的角度看，制定和實施財政策調控宏觀經濟的前提是基于其對經濟走勢的正確判斷和預測，從而恰當的把握實施的力度和實施（和停止）的時機。然而由于時滯，準確判斷和預測經濟走勢并不容易，甚至不可能。而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么即使政策的使用有著非常良好的熨平波動的愿望，其結果只能是使得經濟更加波動而不是緩和經濟波動（如圖6）。

第三，從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看，財政政策調控宏觀經濟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是一種短期政策，如果長期運用，不僅無效而更重要的是導致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問題。因此財政政策尤其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如何和何時“積極退出”同樣非常重要，而在我國的政策的實踐中，財政政策陷入了一個“死循環”，退出相當困難。

第四，通過從長期角度對成熟市場經濟如美國20世紀60年代積極財政政策效果的分析，持續長期的財政擴張，導致了70年代的“滯脹”，并使得以后多屆政府為治理“滯脹”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應該成為我國1998年以來持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一個經驗教訓，盡管對2004年經濟形勢的判斷只是“局部過熱”，然實踐尚未結束。

第五，我國財政政策的運用，不但沒有熨平經濟波動，反而使經濟“驟冷驟熱，大起大落”，如1988年的反通脹，“反出”1989和1990年的經濟衰退；1993的反通脹，“反出”1998年的通貨緊縮，而1998年的反通脹，“反出”2004年的局部經濟過熱（如圖7），財政政策不得不急劇轉向而始終無法“安全平穩”退出，而貨幣政策由于較長的外部時滯和央行的獨立性問題等原因，始終處于配合財政政策的從屬輔助地位。

注釋：

①布賴恩·斯諾登,霍華德·文.與經濟學大師對話—闡釋現代宏觀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②宋承先.現代西方經濟學(宏觀經濟學)[M].復旦大學出版社，1994

③布賴恩·斯諾登，霍華德·文.與經濟學大師對話—闡釋現代宏觀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④雖然每個學習過《宏觀經濟學》的人都知道這一模型，但是為了說明問題的方便，也為了論述的完整性，這里還是將這一模型作簡單闡述。

⑤實際上，這種適應性貨幣政策在我國有一個更好聽的名字，那就是“穩健的貨幣政策”。

⑥另一方面，從一個長期的角度看，財政擴張所導致的總需求擴張會提高總的物價水平，這將進一步促使本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下降，從而放大財政擴張擠出凈出口的效應。

⑦在資本不完全自由流動的條件，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將會有一些修正和擴展，但是論述起來比較復雜，雖然如此，但對我們結論并沒有太大的影響。

具體的推導可參見多恩布什和費希爾著的《宏觀經濟學》（第六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P404—409。

廠商計劃進行投資時決策，注重的是實際利率而不是名義利率，利用費雪方程式，可以將名義利率和實際利率聯系起來，具體的推導可以參照多恩布什和費希爾著的《宏觀經濟學》（第六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P428。

至于經濟已經處于充分就業狀態而政策制定者還要實施財政擴張，我想原因可能有兩點：第一，關于自然失業率的估算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者說自然失業率在不同的經濟周期和不同的國度里可能相差很大；第二，掌握著制定經濟政策權利的政府本身有擴張的傾向，特別是在那些民主國家的大選時期。

雖然政府可能持續的實施財政擴張，但是這種擴張總是有限的，并不能長期化，因而總是要停止的。

一個精明能干的政府可能實施一個非常恰當的財政擴張，而使得總需求曲線正好移動至穩態均衡點E，但是這樣非常適當的政策似乎并不存在。

“新經濟學”的新意不是構成那時的標準宏觀經濟學分析，而是這種分析在美國宏觀經濟政策運行中積極的應用。

在這一過程中，總需求曲線移動的動力源于物價的上漲而導致的實際貨幣余額的變化，而總供給曲線調整的動力源于預期通貨膨脹率的變化和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之間的缺口，這可以從動總需求總供給方程中推導出來。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中國財政政策10年回顧—從“適度從緊”財政政策到積極財政政策[J].經濟研究參考,2004,(2F—2),P5.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中國財政政策10年回顧—從“適度從緊”財政政策到積極財政政策[J].經濟研究參考,2004,(2F—2),P8—11.

郭文軒.積極財政政策執行效果及隱憂問題研究[J].經濟研究,2003,(4),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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