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傳統資源基礎論論文
時間:2022-05-18 0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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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理論背景;企業網絡;企業行為的社會嵌入性;網絡資源和競爭優勢;結論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單憑企業自身的力量很難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中求得生存和發展、交易成本經濟學(TransactionCostEconomics,TCE)很早就為企業進行類似的決策提供了理論依據、動態能力理論和知識基礎論對我們的探究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企業網絡的由來及其對組織演化的意義、戰略框架下的企業網絡定位、企業網絡和混合組織的深層區別、企業資源和網絡資源、企業的社會資本、企業的知識資源和吸收能力、一個開放式的知識學習框架等,具體請詳見。
摘要:資源一直是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主要戰略因素。本文以“傳統資源”為探究起點,刻畫了企業行為的社會嵌入性特征,并通過引入“網絡資源”這一概念揭示出一個更加全面、以企業網絡及其關系資本為背景的資源分析框架,完善性地拓展了傳統的資源基礎論觀點。
關鍵詞:企業網絡;網絡資源;社會嵌入性;吸收能力
一、理論背景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熟悉到,單憑企業自身的力量很難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中求得生存和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企業尤其是跨國企業迫于強大的競爭壓力,開始對企業競爭關系進行戰略性的調整,紛紛從對立競爭走向大規模的合作競爭,也因此使得合資、戰略聯盟、供給鏈伙伴關系等組織形式成為了諸多企業用來實現資源和戰略共享而實施的核心戰略。據統計,全球500強中有60%的企業采用了戰略聯盟的形式。
交易成本經濟學(TransactionCostEconomics,TCE)很早就為企業進行類似的決策提供了理論依據。但是它的成本最優分析是一種比較靜態的分析方法,其邏輯起點針對的是單一的企業個體,加上它沒有涵蓋諸如學習成本和協調成本等這類對于理解企業學習和創新過程有著非常重要價值的成本類型,因此,給它用于解釋企業網絡中的知識分配和知識轉移等新問題帶來了先天的障礙;戰略學者們則更加關注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新問題。在長期的探究中基本上形成了兩個相對有代表性的觀點摘要:一個是產業結構論(IndustryStructureView),另外一個是資源基礎論(ResourceBasedView,RBV)。這兩個理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被人們所接受了,但是它們卻忽視了這樣一個重要的事實摘要:企業所具有的競爭優勢和它所嵌入的關系網絡是相關聯的。RBV觀點強調單個企業所擁有和控制的那些能夠產生競爭優勢的資源和能力,相應地其探究視野也局限于企業的內部。然而,事實上一個企業的關鍵性資源可以從企業的外部來獲得。比如,在美國一個典型的制造型企業,它所創造的最終產品中有55%的價值是外購來的,而且,大部分的中間投入品都有專門的供給商來負責提供。在對供給鏈的探究中,Dyer(1996)對生產率和交易伙伴專用性投資和資源共享的意愿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探究。結果發現,企業間的聯系的確能夠帶來可觀的關系性租金和競爭優勢。
另外,動態能力理論(DynamicCapabilitiesPerspective)告訴我們,在進行縱向一體化或縱向分解的決策時,一定要考慮到外部行動者所擁有的競爭資源和競爭能力,這一點和知識基礎論(KnowledgeBasedView)是一致的。知識基礎論認為,凡是能夠給企業帶來創新能力的重要資源,無論是在企業內部還是在企業外部,都要納入企業自身的能力體系構建之中。動態能力理論和知識基礎論對我們的探究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較之RBV理論和TCE理論,它們更加強調企業獲取和積累資源的過程,更加強調對企業間互動行為的探究,使分析的視角轉向相互聯結、相互嵌入的企業網絡。
二、企業網絡
1.企業網絡的由來及其對組織演化的意義
通過對世界各國經濟史的考察我們不難發現,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最早、市場經濟最為發達的歐美國家中,大企業制度一直占據主導地位。以美國為例,自1879年出現了第一個托拉斯———美孚石油公司以后,卡耐基美國鋼鐵公司、杜邦公司、福特汽車公司等世界聞名的大托拉斯相繼成立,到1900年美國已有185個托拉斯,托拉斯成為美國經濟的統治力量。而且,在“泰羅制”、“福特制”等生產管理理論的影響下,企業的發展大多集中在自身管理體制的改進,企業間的合作并未得到重視,大、小企業間的關系往往最終是兼并、收購、合并等形式。因此,最早的、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網絡組織并未在歐美國家中出現,而是產生于日本的“分包制”。Nishiguchi(1994)將日本分包制度看成是歷史和社會相互功能的復雜進化的結果。
從分工的角度來講,分工在過去主要是靠市場來完成的,大多數人認為,這也是市場機制應當具有的形式。市場的競爭過程中完成了組織分工的深入和細化過程,起著積極或消極的功能。但企業之間的分工合作不僅通過市場,更多地還可以通過管理手段來實現,這一點是以前古典經濟學所沒有的?;氐椒止さ挠^點上,可以表述為摘要:現代企業是逐漸從傳統的企業內部分工協作管理到跨企業分工管理的轉變,跨企業分工管理實現了從“看不見的手”到“看得見的手”,再到“相互間握手”所引導的分工效率上升的邏輯,這一方面消除或減弱了市場協調企業組織之間分工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以及科斯意義上的其他交易成本。同時,還可以充分發揮和利用企業組織之間專業化分工所帶來的潛在收益。和錢德勒意義上的“現代企業”的概念相比,這一組織結構的變化是向更高一層次分工的進化。在企業內部分工管理的基礎上實現企業之間分工的效率,從而增進社會的福利,這是現代企業組織走向網絡化的核心意義。
2.戰略框架下的企業網絡定位
實際上,由于網絡對于個人和一般組織(不僅僅是企業)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尤其是組織行為學家很早就關注到了網絡的意義,至少20世紀50年代以來,這一概念已廣泛用于這些學科之中。而經濟學、管理學的探究相比之下一直處于較落后的狀況。Jarillo(1988)指出,戰略管理學者對網絡概念應用較少,主要原因在于很難將網絡概念放入競爭戰略的一般框架之下。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說法,有限理性的假設使得個人不可能完全通過合同來解決復雜新問題。為了把有限理性的約束功能降到最小,同時又能使交易免受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就會尋求如層級制這種形式的非市場化組織布置。但是,非市場的組織布置不應只限于層級組織這一種類型,資源配置的復雜多樣性要求不同的制度布置,在市場和層級這兩種配置資源的形式之間,還存在著其他的組織形式,即存在著其他提高交易專用性資源利用效率的組織布置,Williamson將之稱為混合組織。實際上,在市場和層級之間我們可以作進一步的細分。Ouchi曾建議將層級劃分成兩個部分摘要:“官僚制層級”和“集團制層級①”。官僚制層級以權威來實現組織內部的分工協作,它一方面是一種層級制的科層組織,另一方面又具有許多開放市場的特征。其目標的一致性較低,在現實中它體現了對抗式的勞資關系;集團制層級則因其目標的一致性較強而在解決新問題和激勵機制上有著一定的優勢,從而大大地減少了交易成本的支出,在現實中最接近于Williamson的層級制組織。后來Jarillo(1988)按照這一思路進一步將市場組織按參和成員間競爭亦或是合作的關系性質———具有零和博弈的特性還是具有非零和博弈的特性———加以劃分,將其分成了古典市場和戰略網絡兩種類型。古典市場即是由許多自由行動者相互功能而形成的Williamson意義上的市場組織形式;戰略網絡則是由一個軸心企業和其關聯企業之間所建立的專門關系,這些關系具有層級制關系的大多數特征(相對的非結構性任務、長期觀點、相對非專門化的契約),并幾乎具有投資的所有特征。這樣我們就將組織經濟活動的模式從組織形式和競爭關系兩個維度重新進行了劃分,并在其中找到了企業網絡的相應位置。
3.企業網絡和混合組織的深層區別
市場、網絡、層級這種結構主義的劃分②是否就意味著網絡就是市場和層級之間的、Williamson意義上的中間組織或混合組織呢?正確地講二者是不完全相同的(楊瑞龍,2001)。Williamson(1995)把企業層級和市場看做是治理結構的兩極,在這兩極之間的狀態是混合狀態,如雙方規制結構、三方規制結構等。它們的特征在于既保持了所有權的自主性,這使得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類似市場的激勵優勢;又帶有雙邊依靠特征,兼有企業層級的適應性的合作優勢。假如單純從表面上看,二者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實質上網絡化和Williamson的混合結構有很大的不同摘要:一是Williamson的混合結構基本上是企業和市場之間帶有中性特征的治理結構布置。因為,盡管它兼有企業和市場兩者的優勢,但是它的激勵優勢不如市場強烈,合作優勢也不如企業強烈。而企業網絡則是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通過資源共享實現長期共同發展的組織制度布置。它是一種獨立的、而非混合的組織狀態。二是網絡化中的合作不同于Williamson混合結構中的合作。Williamson在分析混合結構具有合作優勢時是以企業內部合作為參照系進行的,也就是說,混合結構的合作優勢本質上仍然是權威關系之下人力資本所有者和物質資本所有者之間的不完全合約所產生的組織適應性的優勢。但是網絡化中的合作不僅僅是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間的不完全合約,它更像是一種建立在信任基礎上的、著眼于未來收益的開放性合約,對長期利益追求使得合作各方拋棄了短期的機會主義行為。網絡化中的合作產生的地區優勢、產業能力等優勢是無法單純用不完全合約來解釋的。三是,Williamson認為企業內部的雇傭合約比混合結構更具有不完全性,企業能以更小的成本實現事后的協調。但是網絡的組織布置是基于互惠和信任關系建立起來的,它的開放特征使這種合約布置具有更大的不完全性,這使得它不僅能以較低的成本實現事后的抗干擾,而且開放合約具有的資源共享特征使它遠遠超出了混合結構所具有的優勢。
三、企業行為的社會嵌入性
Andrews曾指出,企業的戰略行為是它在現有的競爭資源和可獲得的新機會之間權衡的結果??墒?在大量的對企業聯盟(網絡)的探究文獻中我們發現,學者們比較關注的基本上還是企業的現有資源和競爭力,對于企業可獲取的未來的資源和能力卻很少涉獵,或是重視不足。因此,也就限制了他們對企業外部資源及其相應的企業績效的探究視野。可以說,直到近期經濟學者才開始對企業的外部社會環境資源產生了探究喜好,并認為企業的行為和績效不僅受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要受外部社會環境的影響。而且,他們已經開始將企業網絡的社會結構觀點應用于對企業聯盟的探究(Gulati,1998)。企業聯盟是一種非凡類型的企業網絡,對它的探究可以從內外兩個角度來進行。前者主要是分析社會網絡對于聯盟形成的影響;后者則主要是考察聯盟所累積下來的網絡資源對于聯盟產生的影響。在探究先前聯盟的社會網絡對未來聯盟形成的影響時,兩種角度的考察可以同時運用。正如齊美爾首先熟悉到的那樣,社會環境的一個主要特征就是它的網絡特征。無論社會環境多么復雜,展示了其他的什么維度①,它的支柱仍然是處于一定位置之上的、和其他行動者相互交往的并交換資源的行動者之間互相聯系的體系。從網絡的角度出發,行動者(企業)并非是“原子式的”在完全自由和競爭性的市場環境中活動,而是彼此之間相互聯接、相互影響的。持開放系統觀點的組織理論學者和結構社會學家們很早就堅持認為,組織環境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外部聯系所構成的社會網絡。他們強調,經濟行為和其他社會行為一樣,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深深地嵌入在社會網絡之中。社會網絡可以定義成由一系列相互聯系的特定類型的社會關系結點所構成的集合。社會關系可以是朋友關系、上下級關系,也可以是純粹的經濟關系等。這種觀點最終可以歸結為經濟行為的社會嵌入性(SocialEmbeddedness),通過關系網絡,行動者可以獲得他們所需要的資源和信息。
網絡中有兩種機制會使企業產生信息收益摘要:一種源于關系嵌入性,一種源于結構嵌入性。關系嵌入性認為行動者可以直接通過網絡中結點間的相互聯系紐帶來獲取信息。一般來講,直接連接的結點會擁有同質的信息和知識,而且,行動者之間的社會關系越是緊密,他們之間的行動就越是默契,進而影響到他們的戰略行動。這將有利于行動者之間的學習和模擬,提高相互間的信任程度,減少不確定性所造成的風險;結構嵌入性認為網絡中不同結點由于位置不同會產生信息優勢的差異,處于中心位置的結點或具有更大網絡密度(也稱網絡的可達性)的網絡會獲得更多的信息和資源控制優勢。這兩方面雖然各不相同,還是有交叉的部分,比如具有結構優勢的結點能夠具有更好的信息來源(Burt,1992)。另外,從結構方面看,學者們還經常將行動者所占據的網絡位置和其具有的“地位”相聯系。地位體現的是一種角色扮演,也就是說,處于同類地位的行動者會扮演大致相同的角色。因此,在企業網絡中,行動者還可以根據網絡位置來獲得有關其他行動者可能采取的行動信息。需要說明的是,當我們在某一個時刻觀察一個特定的企業時,它所具有的網絡聯系可能是多維的。也就是說,它本身可能嵌入于不同的社會網絡之中。這種嵌入可能是全部的嵌入,也可能是部分的嵌入。而且,這些聯系的強度、性質以及其間傳遞的信息和資源等都有很大的差異。眾多的網絡之間往往就是因為有了像這樣的具有多重聯系的企業結點而實現了網絡和網絡之間的相互嵌入,使整個聯系集(更大的網絡)變得異常的復雜和難以辨識。
總之,網絡探究探索了導致企業間相互聯結的網絡布置及其演進的各種要素,把分析的重點從原先的注重對企業活動邊界的界定、企業和市場相互之間的最佳組合以及對企業內部科層組織形式的選擇等,轉向了對企業內部或外部能夠誘導和實際存在的各種各樣交互功能的網絡關系及其結構的探究上,提出了無論是在市場之中還是企業內部,市場原則和組織原則都是共同存在的,也就是說,市場和企業不是相互對立的,而是相互聯結、相互滲透的。這種相互聯結和相互滲透,最終導致了企業間復雜易變的網絡結構和豐富多樣的制度布置。我們認為,企業所深深嵌入的外部關系網絡是影響企業行動決策所必不可少的關鍵性資源,它不僅關系企業內部現有的資源、信息的分布狀況,而且還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企業未來可控資源集的大小和獲利能力,進而關系未來的市場競爭格局的變化和企業生存能力的大小。
四、網絡資源和競爭優勢
1.企業資源和網絡資源
企業資源按照Barney(1991)的理解可以分為三類摘要:①物資資源,如物資技術、廠房設備、位置、獲取材料的通道等;②人力資源,如經驗、判定能力、天資、洞察力、關系及培訓體系等;③組織資源,如正式的報告結構、正式和非正式的計劃、控制和合作系統,集團間、企業內、企業間及其和環境的非正式關系等。也有的學者將資源定義在一個較狹窄的范圍內,如Daft認為資源是企業所控制的、并能用以制定和實施戰略以提高效率和效果的因素;Grant認為資源是生產過程的投入要素。但筆者認為,這種以擁有或可控制為標準的定義,勢必會忽視一些不能或不易為企業所控制的資源(或者說企業能對其施加影響的資源),如企業的社會認知資源及其他外部性資源;同樣,假如以投入要素作為標準,則一些經投入后再生產出來的有價值的無形資源也可能被忽略。所以,以功效為目標,對資源賦予一個更寬泛的含義是可取的,即凡是能潛在地或實際地影響企業價值創造的所有事項都應視為資源。
資源基礎論觀點認為,資源異質性是獲取競爭優勢的條件,差異化能力是維持競爭優勢的源泉。我們說,在信息有限、熟悉存在偏見及因果關系模糊不清的條件制約下,企業有關選擇和積累資源的決策是符合經濟理性的。但它明顯忽視了資源及市場的所有權特性,沒有考慮到影響資源選擇的社會環境,如企業交易、網絡紐帶、制度壓力等,也沒有考慮到此環境是怎樣影響到企業差異性的。這種不足已經被許多學者熟悉到并加以了改進,如Rindova和Fombrun(1999)展示了一個更加完善的分析競爭優勢來源的框架摘要:
圖1作者將競爭優勢的來源從市場、資源以及宏觀文化、微觀文化四個維度進行了劃分,按照我們上面對資源所進行的定義,可以將圖1上半部分看成是資源基礎論和產業結構論所強調的會產生競爭優勢的資源類型,我們將其定義成“傳統資源”。下半部分表明作者考慮到了社會的認知因素對企業競爭優勢的影響,即個體、群體對企業的釋義,如解釋、理解、領悟、歸因、推斷和猜測等是如何影響戰略的相互功能進而影響持續競爭優勢的。當然競爭優勢還將取決于外部社會認知者在產業領域對競爭條件的反應和修訂,這是因為外部社會認知者的行為將影響到資源的分配、對成功的評價及產業范式的變遷,如關鍵的社會認知者和媒介等就能通過他們自己的解釋和資源分配以影響整個產業范式的發展,進而影響企業競爭優勢的持久性。我們認為,這些人類釋義層次上的影響競爭優勢的資源是區別于傳統資源而被拓展出來的“新資源”,是在一個企業———社會學視野下的資源類型。雖然它們早就實實在在地客觀存在著,但卻沒有被納入到正式的資源探究框架之下。和傳統資源相對,我們將其定義為“網絡資源”。因為,這些資源正是人和人之間、企業和企業之間長期互動的結果,是企業內外社會關系網絡相互嵌入的最終體現。那么,這就形成了一種強調過程而非結果的觀點,即網絡是資源的觸發器。
這一觸發資源的過程依靠的就是行動者之間在嵌入性條件下的持續互動。到此,我們就可以將影響企業競爭優勢的這些資源類型都納入到一個新的被拓展了的資源框架之內,即“資源=傳統資源+網絡資源”。網絡資源是一種用來感知和實施企業戰略的非凡類型的企業資源(Barney,1991)。不同于企業邊界(法律邊界)內的傳統資源,對于企業來講它更像是一種有價值的信息,代表了企業獲利機會的多少。因此,網絡資源會直接影響企業的戰略行為。需要指出的是,網絡資源的形成和企業特定的歷史背景有關,它具有路徑依靠的特征。也就是說,網絡中前期的網絡關系對于后期的網絡關系(如有新網絡成員的加入)會有直接的影響。筆者認為,網絡資源中最重要的兩種資源類型就是企業的社會資本和知識資源,而知識資源和吸收能力又密切相關。
2.企業的社會資本
我們說互動是產生企業社會資本的重要源泉,是構成企業間網絡的基石。互動程度的高低體現了交易者之間關系的密切程度,有效的企業社會資本就產生于良好的互動關系。一般來講,可以將企業的社會資本劃分為內部社會資本和外部社會資本。企業的內部社會資本指的是企業內部存在的、有利于推動企業成員信任和合作、促進企業各部門間的溝通和協調,從而增強企業內部凝聚力的人際關系網絡。具體包括存在于雇員之間的社會資本、存在于雇員和管理者之間的社會資本、存在于管理者之間的社會資本和存在于各部門之間的社會資本。企業的外部社會資本指的是企業外部存在的、有助于企業攝取各種稀缺資源的社會關系網絡。它包括企業的縱向聯系和企業的橫向聯系。前者指企業和上級領導機關、當地政府部門以及下屬企業、部門間的聯系;后者指企業和其他企業、科研院所及高校、金融機構、中介組織等之間的聯系。對于企業的社會資本我們有以下幾點需要說明摘要:一是企業的社會資本和物質資本、人力資本一樣,既有先天的成分,也有后天的成分;二是并非所有的社會資本都是有目的地建立起來的;三是企業社會資本作為一種社會關系網絡,有一個網絡規模和網絡質量的新問題。
3.企業的知識資源和吸收能力
近些年來,企業的競爭戰略正在發生著根本的變革,以獲取傳統資源和分擔風險為目的的企業間戰略已經開始向學習和獲取知識為主要目的的戰略發生轉變。知識在企業不同的歷史背景和異質性資源中的重要性日益明顯。Grant等人(1995)提出的企業知識理論認為,生產的關鍵投入和企業價值最重要的來源是知識,社會生產是在知識的引導下進行的。企業知識按其跨越時空在組織或個人之間轉移的程度可分為兩大類摘要:一類是顯性的知識,只需溝通即可轉移,一旦這種知識被創造出來,可以在邊際成本為零的情況下被其他使用者所使用;另一類是隱含性知識(TacitKnowledge),這類知識存在于組織內個人的專業技能、團體的非凡關系之中,也存在于非凡的規范、態度、信息處理以及決策程序之中。它難以用語言進行表述,也難以通過溝通得以轉移。正是由于隱含性知識的這些特征,才使它成為了企業獲取競爭優勢和高績效的基礎(Barney,1991),成為了企業網絡中的特質性有價資源。但是,企業知識資源的獲取和利用并不是自發的,還需要具備一種非凡的能力來加以實現,這種能力就是吸收能力(AbsorptiveCapacity),即熟悉新知識價值、消化新知識以及將新知識應用于商業用途的能力。
一般認為,有兩個因素會造成企業間吸收能力的差異摘要:一個是以前的相關知識水平,一個是接受知識單元和知識來源單元之間的同一程度(Assimilation)。以前具有的相關知識決定了企業對所接受知識的熟悉程度,進而影響到企業內在化和消化新知識的能力;同一性是指兩個或多個相互交流的人在特定屬性,如信仰、教育程度、社會地位以及個人偏好等方面所存在的相似程度,同一程度越高,越能有效地獲取、消化和運用知識。這是因為,同一程度越高,意味著行動主體間的語言系統和理解力就越相似。Nicholls2Nixon就曾說過,企業的先前經驗比起實物資產投資來講有著更深刻的含義。劉翌和徐金發(2002)曾對跨國企業集團(母子公司)中子公司的吸收能力進行了考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他們用子公司的形成方式作為度量母子公司之間知識熟悉程度的指標,用子公司高層管理人員中來自母公司的人員比例來衡量母子公司管理者之間的同一性。結果發現摘要:公司現有知識和在當地市場所需知識之間的重疊程度越少,采用收購方式形成子公司的可能性越大。和新設組建相比,收購形成的子公司更可能創造母公司沒有把握的不可復制的知識。而且,子公司中高層管理人員中來自母公司比例越低,子公司對于從其他單位流入知識的吸收能力越差。
4.一個開放式的知識學習框架
魏江和葉波(2001)曾給出過一個開放網絡式的學習機制框架,在此我們稍加改動以指導企業網絡中企業之間的知識學習和擴散摘要:
框架的基礎部分是一個公共的知識學習平臺,其目的在于將各個獨立的企業組織起來從而實現學習的有序化。我們知道,在企業網絡中存在著數目眾多的專業化企業,盡管彼此之間擁有或近或遠的某種聯系,但是單個的成員就某一技術新問題要在這么多的企業中尋找合適的學習伙伴無疑需要較大的搜索成本(交易成本)。在此情形下,和企業有著密切聯系的結點企業將成為進行知識交流的首要選擇。這樣,就會造成網絡的分割而不利于更廣范圍的知識學習。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通過一個面向整個網絡的半松散組織的協調來降低交易費用將是一種邏輯上可行的方案。在許多情況下,這個半松散組織是以知識協會的形式出現的,由于網絡內企業較多而且分工較細,因此協會下面設置一些更專業化的分會。分會接受總會的指導,二者之間的交流既可以經由總會也可以橫向的直接進行。
通過吸收網絡內相關企業加入各個分會,一個有組織的知識學習網絡平臺就搭建起來了,從而克服了各自為戰時的盲目和無序狀態。在上述學習網絡的平臺之上,是該框架的核心部分———學習機構。知識協會及其下屬分會本身只是提供了一個知識學習的結構化環境,它們對于知識學習過程的支撐功能實際上是通過三種機構來實現的。這三種學習機構分別是信息交換中心、對外聯絡中心和知識培訓中心。作為知識協會中的常設機構,其目的是輔助會員企業的知識學習。信息交換中心由一些經驗豐富的人員擔任,他們負責接收會員提出的具體新問題并在診斷后提交給其他會員,從而形成一個暫時的學習聯盟就這一新問題展開聯合學習。一般而言,假如新問題是專業性的,比如有關某個零部件的生產工藝新問題,那么中心只在相應的分會中傳遞該信息,而若新問題涉及不同的專業,則要向多個分會傳遞,以盡可能地促成最佳的學習組合。假如說信息交換中心是內部的信息中轉站,那么對外聯絡中心則是連接企業網絡內外的橋梁。它一方面要時刻關注外部相關知識發展的趨向并為網絡內企業提供這一方面的猜測;另一方面還要進行知識的識別和獲取。對外聯絡中心的設立旨在拓寬企業學習的渠道,避免可能的封閉性學習狀況。知識培訓中心主要為會員企業提供相應的知識培訓服務,它開設各種培訓課程,會員企業按照各自的需要選擇參和。一方面,培訓過程為來自不同企業的人員提供了互相交流的舞臺,從而促進會員企業間的非正式學習;另一方面,培訓也是外部知識內部化的一個重要途徑,知識通過培訓中心傳輸到網絡內的其他企業并實現擴散。
五、結論
網絡探究將社會經濟活動放到了更加現實和更為廣闊的背景下進行分析,把價值判定和文化也納入了它的視野之中,這不僅使我們對社會行動者的行為動因有了更加全面而深入的理解,而且對于描述和分析宏觀層次上的集體行為和長期選擇也有很強的說服力。它體現了一種微觀、宏觀的結合,這種努力很具開創性和啟發性。新制度經濟學一直想把這兩個層次上的分析結合在一起,但是由于范式框架的限制,難以化解兩個層次分析之間的矛盾。而社會資本的引入首先在概念上就充分肯定了社會對個體行為選擇的約束和推動,避免了以往一些范式中存在的個人和社會之間難以調和的緊張。以網絡資源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企業網絡打破了以傳統資源觀為基礎的戰略分析框架,從一個更高的層面上討論了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新問題,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理論突破。而且,這一理論對于指導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國有企業的戰略結構調整以及企業的國際化都有著非常深刻的意義。
〔參考文獻〕
〔1〕楊瑞龍摘要:《企業共同治理的經濟學分析》,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
〔2〕李新春摘要:《企業聯盟和網絡》,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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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魏江、葉波摘要:《文化視野內的小企業集群技術學習探究》,載《科學探究》200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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