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落與重建---關于農村社區建設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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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人說，如果農村不能呼吸，城市也將窒息。

持續擴大的城鄉差距使生活在這個國家的每個人都惴惴不安。鄧小平曾就農村問題多次講過：“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我們首先要解決農村問題。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農村，中國穩定不穩定首先要看這百分之八十穩定不穩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沒有農村這一穩定的基礎是不行的?！盵②]“農村不穩定，整個政治局勢就不穩定，農民沒有擺脫貧困，就是我們沒有擺脫貧困?！盵③]“如果不解決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問題，社會就是不安定的。工業的發展，商業的和其他的經濟活動，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貧困的基礎上?！盵④]現在，許多人都意識到必須在三農之外來解決三農問題。關鍵就是要減少農民，要迅速城市化，要把農民轉化為市民。但社會的發展是連續的、漸進的，那種突飛猛進的社會跳躍所帶來的恐懼感早已嵌入我們民族的仍時時隱痛著的記憶里了。城市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被稱為中國城市發展戰略“白皮書”的《2001-2002中國城市發展報告》認為，未來5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要從現在的37%提高到75%，每年需要大約有一千萬到一千兩百萬人口從鄉村轉移到城市。即便如此，屆時仍有幾億人口生活在鄉村。在如此長的時間段內如何縮小城鄉差距，給那些遠離城市的人們以不算匱乏的生活和平衡的心態是我們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建國前，作為無產階級最可靠同盟軍的農民為中國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和犧牲。建國后我國長期推行二元經濟結構模式，通過犧牲農村，限制農民流動來為工業化提供原始積累，推動了城市工業化，使城市成為一個人口集中，文教發達的社區，而廣大農村則仍長期停留在傳統的、封閉的落后狀態。直到幾年前為連綿不絕的通貨緊縮尋找對策的時候，才發覺其主要原因是農民的收入太低，70％的農民消費只占到全社會消費總量的30％多一些；一個叫李昌平的鄉黨委書記終于向國家總理說了實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三農問題由此被抬到了一個從未達到過的認識高度。經過幾十年的建設，我國已經建立起了一套門類比較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國家整體經濟實力也大為增強?，F在，無論是在道義上還是從實際的經濟建設和政治發展的需要上都已經到了工業返哺農業，城市關懷農村的時候了。我們認為開展農村社區建設是一個可據以振興農村的具體途徑。

在這里，農村社區建設的含義是，在逐步改善外部宏觀環境的同時，以輸入一定的資源為契機，推動農民充分參與，自主，自為，以期最終建設起一個環境優美、人文和諧、可持續內源發展的農村社區。

以下就鄉村社區建設的實質、內容與形式分述如下：

一、融入社會

農村社區是指以農業生產為主要活動內容而聚集起來的人們生活的共同體，其社會結構簡單，封閉程度較高，日常生活通過其特定地域內的社會關系網絡進行。在我國主要包括：單村或聯村社區，村鎮和集鎮社區，其他因歷史等因素形成的特殊社區。

農村社區建設并不是要為農民構筑起一個個世外桃源，相反，它的實質是使一個個孤立的農村社區融入整個社會。

二元化社會是后發外生型現代國家具有的特征，但是中國的二元化尤其典型。城鄉隔離政策的施行導致了城市化遠滯后于工業化。城市化的滯后帶來的損失是雙重的，一是制約了城市自身的良性發展，另一方面，人口的自然增殖進一步加劇了農村人地的矛盾，農業無法產生規模效益。更重要的是，它所帶來的社會傷害；農民首先不是一種職業，而成了一種社會或政治身份。打破戶籍屏障是農村社區建設的重要的外部條件。

只要我們到農村去走一走，就會發現有許多新建的房子根本沒有人住，那些在城市經商或務工的農民一方面不得不每月繳著房租，另一方面自己的房子長年閑置，這是一種巨大的社會財富的浪費。當然制約農民移居城市的障礙不僅是戶籍制和其他一些各具特色的歧視政策，還有一個因素是農村土地制度。由于人的稟賦和資源占有的不同，那些熱愛城市生活并已經在城市中有著穩定收入的人是有能力成為一個地道的市民的。但是，模糊不清的土地所有權使他們仍然對土地保持著一種微妙的牽掛。深化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既有利于解決那些進城務工經商和以非農產業收入為主的農民的后顧之憂，同時也方便了城市工商企業投資于農村。如果說戶籍制度改革為城鄉一體化打開了一扇單向流動的門，那么對農村土地制度變革的探索就有可能為城鄉一體化打開一扇雙向流動的大門。市場經濟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優化配置資源，而當前的農村土地制度恰好阻礙了對這種稀缺資源的優化配置。要完善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體系，土地制度的深化改革是繞不過去的。無論是鼓勵農民進入大中城市，還是就地發展小城鎮，都和土地制度的變革有著緊密關聯。政府應鼓勵各地在具體的鄉村建設中探索各具特色的有利于土地流轉的制度創新。

在許多人的調查中，對農民的善分不善合有著諸多的描述和埋怨?？芍^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了。分田承包之后，每家每戶都是一個微型的生產企業，每家每戶都購置相同或類似的生產工具，采取相同或類似的生產方式，戶與戶之間基本上不發生生產聯系，而提供生產資料和收購農產品的部門都是和農民無干的國家壟斷企業。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精辟地論述了建立在這種生產方式上的社會組織的特征，“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并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系。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盵⑤]現代的農民經濟仍然是自然經濟，只不過改善了生產工具，實現了地租和賦稅的貨幣化而已。只要這種農業仍然是生計農業，仍然是建基于一塊塊土地被分割開來的農業，農村的這種狀況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改觀。

農民的這種不合作不止導致社區生活的死氣沉沉，更要緊的是他們作為一個個孤立的個體已經被深深地卷入了市場，而不是作為一種有機的聯系以在市場經濟中進行有效的合作。以前，他們每個人都被限制在一個木盆里，沒有擴大活動的余地，現在他們還是在木盆里，但是這個木盆連同木盆里的人已經被拋進了市場經濟的湍流。

分散的、同構的生產模式同時也造成了大量的資財的閑置，在中部地區的農村調查中，特別是旱作區，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家庭都備有整套的農業機械，而這些機械能夠發揮作用的時間在一年里也就是二十天左右。加之種子、化肥等生產資料價格的攀升以及苛捐雜稅的沉重，狹小的土地已無法承負日漸增加的成本，一些農民已經拋荒而逃，“耕者樂田”的鄉村圖景漸行漸遠。

農業產業化是解決分散的農戶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矛盾的一個發展方向。目前農業產業化的組織形式主要有“公司+農戶”、“專業協會+農戶”、“股份合作”、“合作社”等。在以“公司+農戶”為代表的農企合作過程中，分散的農戶往往處于不利的地位，而合作社能使分散的農戶聯合起來，改變弱勢團體的談判地位。合作社扎根于社區，實行“一人一票、民主管理”，主要目的是為社員提供服務而不是象企業那樣僅以贏利為目的，所以不會輕易變更運營方向和地點，有利于促進社區的就業和福利，是具有一定社會功能的特殊經濟組織。合作社是處于農戶、企業和政府之間的中介組織，它的存在有利于市場的發育，有利于社區融入更為廣闊的社會聯系中去。但目前，合作社在產業化經營組織中所占比重很小，其他各種農民合作組織也很少，這是由政府的治理方式以及農民的自組織能力所決定的。

在生產日益社會化的今天，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培育農民自己的服務組織極為迫切。產前，產后乃至產中的服務可以依據產品的不同組成不同的專業協會。基于農民自身利益之上的專業協會是城鄉市場的中介，是經濟上融入社會的橋梁。應該允許農民經營目前還有利可圖的生產資料供應和農產品儲運加工銷售，使初級產品增值的利潤回歸到農村社區居民手中。也應該允許農民成立自己的金融互助組織。只有農民才最了解農民的需求，而且他們的運作在成本上也是極具優勢的。歐洲最大的銀行，法國農業信貸銀行，起初就是由農業信貸合作社發展起來的。把積極構建農業生產服務體系作為農村社區建設的重要內容，有利于鄉村建設的持續和深入開展。

有農民面而無農民社會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非贏利組織的缺乏。應該鼓勵農民成立一些社區內或跨社區的民間組織，諸如老年協會、公益協會、生產技術協會等等，這樣，既豐富了農村生活，又和整個社會溝通了起來。馬克思說，"一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取決于它的生產以及內部和外部交往的發展程度。"[⑥]鄉村社區建設是一個培養農民合作精神與合作技能的過程。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壯大縣域經濟的要求，而推行農村社區建設正是對這一要求的實踐。全國縣級行政區劃2861個，除去市轄區共計2073個，國土面積900多萬平方千米，占全國國土面積的94%，縣域內人口數9.4多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73%，縣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具有基礎性地位?？h域是城鄉經濟的結合部，加快縣域經濟發展，對于繁榮農村，推動城鄉經濟一體化，實現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至為關鍵。和大多數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中國是一個雙二元社會，不僅存在著城鄉差異，還存在著國有和非國有的差異。在計劃經濟時期，縣域是薄弱環節，很少有國家投資的大中型企業，而民營經濟卻長期受到禁止和歧視，未能發揮應有的建設性作用，縣域經濟遭遇著雙重困境。從這個角度來說，發展縣域經濟就是發展民營經濟。改革開放之后，那些政府轉變了觀念、職能和經濟體制的地區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比如浙江，2000年，全省縣級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310億元，占全省的71％；該省農民收入的增長幅度連續十多年居全國第一，這正是他們大力發展縣域民營經濟的結果。和大城市里民營經濟主要投資于高新技術產業不同，在縣域范圍內民營經濟的投資項目大多是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調動和保護民營經濟的積極性是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和繁榮農村經濟的一條重要途徑。農民經濟實質上也是民營經濟，只不過它比民營經濟的待遇更為惡劣而已。能否在廣闊的鄉村營造一個良好的創業環境是推動縣域經濟和整個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最大變數。至于在縣域范圍內，是就地工業化還是發展小城鎮或者發展縣城等中心城鎮，只要存在一個生產要素能夠自由流動的開放的市場，市場的主體自己會做出最經濟的決定。如果說改革開放為農民提供了一個外部創業的宏觀環境，那么鄉村社區建設就是在為農民內部創業提供契機。讓農民成為發展縣域經濟的主體和最大受益者。

國家對農村基礎設施投資的不足，部分地造成了地方政府向農民亂集資亂攤派，加重了農民的負擔。施行分稅制之后，中央財政狀況得到了改善，而地方財政，特別是縣鄉財政卻日趨窘迫，現在國家應調整宏觀政策，真正把加快發展縣域經濟作為國民經濟建設的戰略重點，以鄉村社區建設為主要組織形式，大力投資農村生產生活設施。包括通訊、電力、廣播電視、文教以及鄉村道路、人畜飲水、農村沼氣、水利灌溉等基礎設施的完善，是農村融入社會的物質基礎。國家對農村基礎設施進行投資不僅是改善農民生產條件，提高生活質量的基礎工作，也是推動鄉村社區變革的契機和初始力量。韓國政府自1962－1971年實施了第一、二個經濟發展5年計劃，扶持重點產業和擴大出口，但在此期間工農業發展嚴重失調。為解決這一問題，韓國政府自1970年開始發起了“新鄉村運動”，并設計實施了一系列的開發項目。政府為新村運動的順利進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到1980年4月的十年間，政府投資總額達到了27571億韓元，興建了大量的農村基礎設施，包括農田水利設施、鄉村道路、農村市場體系、能源設施等，極大地促進了農村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取得了超出預期目標的效果，實現了一個發展中國家跨越式、超常規發展的模式。[⑦]

我們在借鑒韓國經驗的同時，可賦予它更為豐富的內容。完善農村基礎設施并不是農村社區建設的全部，甚至遠遠不是，鄉村社區建設是一個永續的創新過程，它不斷為本地居民提供重新評估和規劃自己生活的機會，不斷喚醒被慣常的生存倫理所催眠的創造力。但是首先由國家對農村基礎設施進行投資仍然是一個可由之展開的具體的切入點。對農村的公共工程投資以社區生產生活為中心，以吸收地方勞動力為主。在專業機構的幫助下，社區居民調查分析社區的資源和自身需要，自主提出革新計劃與合作方式，自主參與項目的決策、實施、監督和評估，這樣就為社區與人共同發展提供了可能。

運作模式可因地而宜。比如在縣一級，可以成立一個由政府相關部門、研究機構、非贏利組織（NPO）、社區代表以及社會知名人士等組成的鄉村建設委員會，它從政府預算中獲得資金，但是不在政府編制序列之內。該機構按照現代NGO模式運作，施行透明管理，每一財政年度，由政府審計局和第三方會計師事務所交叉審計。

任何一個村都可以與專業組織或研究機構聯合申請社區建設項目。項目申請書必須是社區居民充分參與下的結果，它既包括實體工程的計劃，也要有未來全村的發展設計，它必須體現出村民合作的清晰脈絡。鄉村建設委員會根據提交上來的項目申請，實地考察，評估村民參與決策和管理的質量以及后續的自我發展能力，決定是否投資。如果予以否決，必須給出詳細的理由和改進的建議。

關于人才?？h鄉財政負責中小學教育實質上就是農村為大中城市培養人才，即便是由國家為農村教育買單，在城鄉差距持續擴大的情況下，培養出來的人才也還是要留在城市。這樣的單向流動必然使農村智力資源得不到相應的增長，從而進一步造成農村的衰落。現在，有許多人在謀得了安穩的生活之后，愿意為農村提供一些服務，包括許多在城市中長大的人也有這種愿望。農村社區建設要為這些真誠的想為農民作點事的人提供一個有序參與的組織化平臺。追逐著利益的城鄉互動是一種常態，是必需的、是基本的；基于關愛的奉獻是彌足珍貴的，這也是實現社會和諧的一種方式。

把各種行有余力的人都引入到能夠增加農民福祉的具體的建設行動中去，在農村社區內發現新的增長點（物質的和文化的），培植它，發展它。由于參與的力量來自不同地區和不同的行業，他們帶著不同的信息和不同的思維方式去和農村社區的居民交流，在比較中發掘社區的特色和優勢，并在持續的交往中建立起城鄉之間的諸多網絡。

農村社區建設同時也是基層政府轉變職能革新自身以適應農村現代化的過程。

居于城市之外的農民雖然沒有嘗到多少現代化的物質果實，卻在傳媒發達的今天日益被現代的文化食糧所滋養著。傳統的“生存原則”被現代性解構之后，農民對民主，平等，權利的意識逐漸清晰了起來，甚至非常敏感。農民的法制意識也隨之上升了，行政權威以及政治動員權威的效果下降了，靠傳統的方式已經很難再動員整合已經分化了的社會。從近年不斷增多的農民的各種表達符號中似乎也隱含著一條尋求基層組織制度重構的邏輯線索。

這是一個利益分化的時代，利益愈是分化，就愈是要求一種整合。政治發展就是一個不斷適應和平衡各種利益關系的過程。但現在，有些地區的基層政府已經失去了利益整合與提供公共服務的基本功能。在計劃生育情況好轉之后，臃腫的基層政府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錢。要錢難就再增人，再增人就需要更多的錢，甚至動用黑社會的力量。日益緊張的干群矛盾嚴重損害了政府形象，使黨的權威損失殆盡。正如總理在談及農村稅費改革時所強調的那樣，“要改革農村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上層建筑的某些環節，最重要的是要精簡人員”，他在回答記者問時還引用了古代《大學》里面的一句話，“生財有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

農民的負擔不只來自直接的稅費。費改稅之后，政府為彌補缺口，加緊了對集鎮商貿和游走于鄉間的小商小販的盤剝。須知，盤剝商業就是盤利農民。正是這些商販為農民提供了市場信息，把他們的產品運送到一個價格更高的地方去。銷售日常用品的商販受到盤剝之后不得不抬高價格，最終還是轉移到了農民的頭上，而且這些商販本身就是兼業的農民。另外還有一些有了點資金、積蓄了點創業沖動的農民因這種不良的市場環境而不敢輕舉妄動，脆弱的草根經濟生態不得不在權力的寒霜冷雨中一次次遭受摧殘，什么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統統落花流水而去。即便從這么狹小的范圍來看，三農問題也的確不是在三農之內所能解決的。農民負擔只是表面現象，其深層次的原因是鄉村治理結構不合理。[⑧]轉變政府職能乃至改革基層政府的組織架構都是十分迫切的，基層政府不能成為阻礙農民融入社會的障礙。建立一個公平、開放、打破城鄉分割和免除行政干預的全國統一市場是農村社區融入社會的基本要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農村需要休養生息，它已經不能再提供經濟乃至政治的資源了。

其實，總結起來就是一句話：城市放開，農村放手。

二、差異化發展

正如貧窮的具體原因各各不同一樣，發展的具體道路也是多種多樣的。農村的每個社區都大致相似，但每個又都獨一無二?，F代化不是一種僵硬的發展模式。任何一種成功了的現代化都是結合了本地的特殊性并把這種特殊性轉化為現代化資源的過程。農村社區建設就是這么一個鮮活生動的農村現代化過程。

鄉村社區建設是一個新的資源組合過程，在它的初始階段并不需要一個固定的可操作化的主張，它倡導的是一種探索，是當地民眾充分參與下的充分發揮了其積極性和創造性的探索

鄉村社區建設并不要求立即全面展開。首先是在條件具備的地方嘗試，然后根據積累的經驗，選擇那些能夠提供由全體居民充分參與下制定出完善的社區發展計劃的村進行投資。這樣的示范作用會帶動起臨近村子居民參與本村發展規劃的熱情，所有村民行動起來以民主協商的方式掀起建設自己家園的熱潮或許能由此頗為壯觀的形成起來。

差異化發展的其中一個層面是，每個社區都有其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社區建設的切入點。不同的社區有不同的亟需首先解決的問題，這就是社區居民共同利益所在，也是他們能夠積極參與的起點。

差異化發展的另一層面意思是，雖然社區居民在公共資源的占有上是平等的，但社區的機制決不限制個人的獨具風格的發展；因為每個人的稟賦和個人資源的擁有是有差異的。在公平規則下的其中一部分人的快速發展并不會減少其他人的福利，反而會為他人創造更大的空間，這也是人類文明能夠持續進步而不是停留在低水平零和博弈上的原因之一。農民內部的分化也是真實的現狀，那些逃離了“把生存作為首要目的”[⑨]之困境的農民如果得著了一個好的環境，他們是有條件轉變為一個面向未來發展之熊彼特式企業家的。這些以收益最大化為目的的轉變了的農民一方面退出農業經營從而減輕農業內部的壓力，另一方面又其他農民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其實，這種變遷就是在削弱農業內卷化的機制。二十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已經涌現了許多這樣的大大小小的“企業家”，雖然他們的前面還要加上農民兩個字（當然，這些企業家的數量比起龐大的農村人口的基數是微不足道的）。從這個角度來說，農村社區建設就是在營造一種創業氛圍——一種鼓勵個人創新發展的氛圍?！稗r民”是被賦予的，它既是國家的定義又是歷史演繹和社會結構的界定?！稗r民”，作為內化了的歷史與社會現實結構，同時也是一種行為方式和經濟倫理；在城鄉整合以及鄉村社區內部革新過程中這些沉淀了的慣習勢必要被創新的潮流所沖刷并反過來促進農村社區的經濟與社會發展。

關于鄉村生活的形式、意義或從文化的角度來看。雖然鄉村建設所欲達到的其中一個目的是使農村社區居民過上一種在價值上和城市生活“相等或差不多的”的鄉村生活，但這并不意味著價值理性就是社區建設的指導思想。傾向于并能夠清楚地計算出自己的生產和生活成本仍然是人類主流文明的主要行為標準,目的理性仍然要貫穿到人的生活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人不是為了文化而存在，恰好相反，文化是為了人而存在。狹義的文化是一套行為系統，其核心是由一組傳統觀念，特別是由價值系統所構成。鄉村文化是中國農耕文化的大本營，它是適應農耕生產制度的產物，它已經深入到了人格系統，使知足、拒變、守舊成為主流，同時也養成了人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傳統作風。一百多年來的西風東漸不只在器物和制度層面上而且也在文化上侵入了“停滯的鄉村生活”，特別是上個世紀的幾次歷史巨變早已使鄉村文化支離破碎了。舊的沒有去除，新的尚未建立，尷尬的文化生態使人們無所適從，社會失序與失范乃至道德滑坡在農村幾成普遍現象。滲透進來的商業精神既找不到立腳的堅實的經濟基礎，又無時不在權力的威壓下縮頭縮腳，破碎了的傳統文化也不能提供自我麻痹的保護，這真是一種痛楚的過程。安身立命的文化重建遠急迫于尋求“亞洲的意義”或“中國的意義”，雖然后者在文明的層面上或更為宏大，但是，就從來就沒有從容過的中國現代化和中國農村的現代化進程來說卻頗多奢侈的味道。破碎的鄉村生活中仍然殘留著逝去的朝代的基因，不管它們會發出什么樣的新芽，只要是在各個具體的社區建設中獲得了自然的發育機會，而非某種思想運動的催生，它就具有了成長的內在的合理性。千差萬別的社區的實際狀況在具體的建設中生發出多樣性的社區文化或可預期。鄉村社區建設就是為這些有差異的也因而豐富多彩的文化重生提供機會，但它極力避免統一的思想指導，它不尋求那種最高抽象的文化結果。

中國是一個大國，無論是自然環境還是經濟社會的發展狀況，各地都差異巨大，試圖用一個方案來解決中國的發展問題最起碼在方法上是不合適的。但是，我們卻從來都沒有真正的走出過這么一個怪圈。

農村社區建設可以被理解為一個始終開放著自身的變遷過程，是一個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的過程。它的基本原則是，以人為本，效益優先，權益平衡，多元一體。

農村社區建設是一個探索過程。一個極其嚴肅的，建基于滿足民眾不虞匱乏和獲得自尊為目的的過程。它不是一種理想主義下的狂躁的運動，而是一種腳踏實地的一個個具體的充滿著艱辛和創造幸福的生產與生活實踐。

三、政府及各界的作為

農村社區建設試圖從困擾整個中國健康穩定發展的三農問題上打開一個缺口，以期邁入良性發展的軌道，可以看做是一個實現農村現代化的再動員。這是一個宏大的工程，是一個需要許多人，許多機構共同參與才能做好的工程。但是，鄉村建設的主體是農民，這一點是其成敗得失的關鍵。

政府。政府是鄉村社區建設最有力的推動者。但對政府的挑戰也是最大的，挑戰不是要它從預算中拿出一大筆錢來，更不是額外增加了它的工作，而是角色的轉換。政府要從一個支配者、控制者轉變為一個合作者，一個在社區建設中和各參與者平等的角色。當然在當前的政經格局下如果沒有一群具有寬闊胸襟和革新觀念的官員作堅強后盾，推動鄉村變革也是困難的。

研究機構及知識分子。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時期的梁漱溟認為中國當時最為迫切的問題是個人權力和生命財產的穩定和保障，中國民族的富強和中華文化的復興關鍵在于全體國民生命意識的甦醒。只有生命意識的甦醒才能使“人的個性伸展”成為可能，他在《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中指出：“個性不立絕不是健全的社會組織，個人在社會中地位的尊重，畢竟是永恒的真理”，個性的伸展以及社會對個性的尊重和保護從而使民族獲得勃勃生機。解決中國問題的主體是農民，但愚昧、貧困的農民卻缺乏這樣一種自我意識，梁漱溟認為，知識分子到農村去促進農民自我意識的覺醒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中國的命運。我們現在提倡知識分子積極參與到鄉村社區建設中去，并不是要他們去促進農民自我意識的覺醒，這個任務已由上個世紀的波瀾壯闊的革命運動特別是七十年代末開始的市場經濟變革所基本完成了，雖然對自我意識的滿足仍有極大差距。當下知識分子的主要任務是幫助和協調，是傳送知識和信息（在客觀上也起著彌合社會裂隙的作用）——傳送適應現代生產方式的計劃、組織、協調、控制等管理知識以及生產技術知識和相關信息等。

城市社區。繁華都市與偏遠鄉村的差距很大，這同時也意味著前者可以在許多方面幫助農村的發展，提倡城鄉兩種社區可以結對建設。當然不是那種流于形式的捐錢捐物，而是一種有專業機構參與了評估和建議的長久的互動的平等的伙伴關系。這種合作有助于開闊視野和心胸，有助于消除社會隔膜。

企業。提倡有能力的企業通過專業機構或其他方式結對幫助農村社區。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非贏利組織。這里所說的非贏利組織主要是指專注于農村發展的組織，他們是個人、企業、城市社區等外部資源和農村社區聯系的中介，同時也是推動居民自主參與社區建設的專業機構。而且在農村社區建設過程中，農民的各種合作形式由其自發組織所需時間太長，由政府推動，很可能會趨于僵硬，變了樣，由中立的非贏利專業機構來推動和組織是最為理想。

讓每一位公民無論住在繁華都市還是偏遠的鄉村都能感受到國家和社會給他的關懷與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