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三農僵局改良社會結構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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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農民的命運就是中華民族的命運。和其他問題一樣，“三農”問題的根本性的制約和障礙也是來自于現體制。必須進行包括還權于民、重溯公共權力、改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甚至改變生活方式等根本性的變革。這種變革不能只寄希望于社會上層的開明和勇氣，還必須從促進民間健康力量的發展，促進民間與政府互動格局的形成。由于現體制本身是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總體結構的綜合反應，這種結構的要害在于1）它使整個社會不可避免地惡性化，不論哪一個階層；2）它使包括黑社會在內的各種惡性力量形成一個嚴密的利益體系，卻使民間力量無從發展和無從團結。這對中華民族的發展是致命的，所以我的命題和問題是：和一切的一切相比，怎樣使中華民族健康和團結起來，才是當代中國人的最大挑戰。這才是時代的真問題。

任何真正關心三農問題或關心中華民族命運的朋友，都不會拒絕以下說法，那就是我們不論做任何事，都應把問題分析清楚，認清我們的處境，以便更有效地的選擇我們的行為，爭取達致較好的效果。

“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早就成為上至中央政府總理，下至平民學子們的普遍共識，有關的探討熱鬧非凡，但謀求緩解乃至根本改變“三農”命運的嘗試，至今收效甚微，空有許多對策，就是無從下手。為什么呢？我認為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和三農問題龐大的需要比起來，我們相應的資源和力量極其有限，卻不怎么清楚如何有效運用這些極其有限的力量。有時候，盲目的行動比不行動還糟糕。所以各方面關心三農問題的朋友，有必要疏理一下頭緒，建立起碼共識，對針下藥，有的放矢。

我嘗試從三農現狀、現有對策、現實途徑、我們的選擇等幾方面闡述一下自己的思考。個人的力量有是限的，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現狀：一副破敗和矛盾尖銳的圖景

無論來自城市或農村，絕大部份人都能感受到“三農”問題的嚴重和危險。但感覺不能代替理性的認識。

李昌平揭示了當今農村這樣一副圖景：1、負擔如“泰山”（農民不堪重負，有的地方甚至已出現拋荒現象）；2、債臺如“珠峰”（農村債務直線上升，全國3000縣估計不低于6000億）；3、干部如“蝗蟲”（干部隊伍"債主化"，并導致基層政權與社會流氓勢力的結合，權勢群體非法的私有化已成公開秘密，干群關系惡化）；4、盲流如“洪水”；5、責任制如“枷瑣”（種地沒收益，不種也要交稅費）；6、政策如“謊言”（江西桂曉琦事件：以中央和有關省市的減負政策編成的小冊子成為禁書）；7、假話如“真理”（數字出干部；報憂得憂，報喜得喜）；8、疾病流行危及人畜生存而無人顧及；9、義務教育成畫餅（希望工程是中華民族的光榮么？）；10、水利設施日趨老化；11、縣級政權面臨危機（現在農村和農民已經不象過去那樣能向城里輸血以緩解城市問題了，而且還是一個充滿危機的地方和群體，縣級政府實際上是坐到了火山口上。）（見李昌平：《給總理的一封存信》等文。本文主要表達基本觀點，非學術文章，相關文章網上已多如牛毛，且所引全部材料在網上一查即有，恕不詳引詳注。）

除了東南沿海一帶要好一些，全國其他地方比這好不到哪兒去。既便東南沿海一帶，不也是建立在對北部、中西部廣大地區“打工仔、打工妹”的任意遣用上？既然關心三農，那就要看到，不論留守農村的，還是進城的，都是基本權益得不到保障、處境最不利、并衍生出許多社會問題的龐大人群，這是不能分割開的。

紙上談兵的必須對策：全面推進綜合配套改革三農問題縱然如此嚴重，卻并非沒有對治的辦法?，F實要求必須實施以下的綜合配套方案，三農的命運才有可能改觀。

第一、界定產權、還權于民，保護農民基本權利。借用一位自稱為“老?！钡纳显L農民自己的話說，農民缺的不是科技，甚至不是資金，而是缺乏一個起碼的好環境。中國農民是最沒有權利的，沒有財產權，沒有公共事務參與權，甚至沒有自主經營權和人身安全權。周其仁說缺乏農地使用權、生產決策權、放棄農地自用的喊價權和交易權、勞力和各種才能的租金權利以及結社權等各種基本權利，是制約農民發展的要害。只有有了這些權利，農民收益才能得到保障，各種資源才能得到優化利用。更重要的，是農民才會因此具有主體地位和主體意識，才會有進一步改善自身處境的動力和能力。界定產權、還權于民的核心是限制政府行為能力，如果無法限制政府行為能力，一切將注定徒勞。（見《農民收入是一連串事件》）

第二、免除農民稅費，打破二元結構，實現城鄉公民義務平等，建立以所得稅為核心的城鄉統一現代化賦稅體制。（以下幾條主要是溫鐵軍的政策建議，也有秦暉等專家的建議）。即使按照政府公布的統計，農民月均收入也不過300元，城里人是達到800元才開征。再說土地對中國農民實質已變成社會保障，沒有哪個國家對社會保障征稅，相反倒應該用財政來保證社會保障。所以現在繼續征農業稅從道理上是講不通的?；騿枺o農民免稅，各項農村建設費用、管理費用等所需經費從何而來？溫鐵軍以為，只要把現在花在吃飯財政和腐敗的這些錢騰出來，已經綽綽有余，甚至還可把目前短缺的科研經費、教育經費等一并解決了。

第三、實行真正的村民自治，根據小農經濟的現實重構縣鄉上層建筑。目前政府硬要對2.4億農戶征收稅費，還要加強管理，不僅鄉鎮已經“六套班子，七所八站”，還要把村級也疊床架屋地搞“三套班子”；這些政策都要收錢才能執行，而且自然會導致機構膨脹，這就是目前任何減負措施都遭致失敗的原因。所以，可行的政策是把社區自治體作為財產主體和納稅主體，把政府直接面對2.4億小農戶轉化為面對70多萬個村，把鄉級政府改為鄉公所，合并鄉鎮，以此降低交易成本。當然，更重要的是要建立社區組織與行政部門對人民負責的制度。沒有縣鄉政府的自治，村民自治就是一句空話。

第四、落實義務教育。并按平民教育家晏陽初先生提出的運用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三大方式，開展公民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文藝教育和生態教育五大教育。

第五、以綜合改革推進農村城鎮化。按照目前舊體制搞城市化是走不下去的。現有的“造城運動”盲目性很大，大量占農民的地，卻排斥農民就業。不但不能解決“三農”問題，反而是惡化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基本國情矛盾的災難。因此，不能簡單地強調“加快城市化”，而必須“以綜合改革推進農村城鎮化”，撤鄉并鎮，發展中心城鎮，把和傳統農區經濟半徑最短的城鎮發展起來。一個縣市最多發展3－5個中心鎮，盡可能讓中心鎮吸納農村過剩人口。改革政府壟斷征占土地這種制度，不要讓征地成為權錢交易腐敗的根源，而是要把政府壟斷占有的土地“證券化”變為失去土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基金?，F在建立在對資源高消耗基礎上的城鎮規劃根本不應該在中國實行。

第六、砍掉現有城市對農民進城的門坎，保證進城農民權益。但是目前各級城市廟里的各位菩薩、各個部門、各個正殿偏殿，都沒有一家說我愿意砍門坎，都是在不斷加高。加的越高，壟斷收益就越高。這怎么能夠城市化呢？

第七、促進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在金融、保險、流通、批發等非農生產領域中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并對農民發展合作組織免稅?，F在向農民提供生產資料和各種金融、銷售等所謂“服務”的政府部門壟斷力量太強，壟斷轉化為各種名目的收費，所以這些部門的固定投資最后還是轉化為農業成本，導致農業成本的不斷上升，這正是農民負擔過重的一個原因。不把這些有利可圖的領域還給農民，農民就徹底無利可圖。農民發展合作金融，發展合作銷售，獲利之后才能返還農業。同時，要把原來給政府各個部門的投資集中定向于各種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原有各壟斷部門的人員可以分流，也可以加入合作組織，前提是必須變成農民。對農民發展合作組織免稅的條件是合作組織必須把收入中至少60%的部分返還農民，用于農村適用技術的推廣，用于農村社會事業建設，這等于間接用于農業補貼。這是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省等東亞小農社會穩定農村經濟的最根本經驗。

第八、改變現有農業投資渠道和投資方式，使投資真正到位。不改變現行投資方式而加強農業投資，那就意味著各部門到財政的盤子里來分錢。水利分多少，農業部分多少，供銷社多少，糧食局分多少，電力局分多少，文化部門分多少，教育部門分多少，科技部門分多少。財政部門不過是一個盤子，大家一塊分，分完了，好了，可以做報告了，說加強農業投資的措施已經到位了。但真用到了實處嗎？沒有，還不夠養活各權力部門吃飯買車蓋房子呢。

第九、以工代賑，引水治荒，緩解人地關系的高度緊張。治理荒漠可用以下辦法：用去一個勞動力給3份以工代賑的口糧和基本生活必需用品，可以帶家屬，然后國家投資就定向地解決國內這些過剩的基本消費品生產企業，把過剩的消費品調到水庫工地，然后隨水變村，一片一片扎根了，就變成農民當地的水利開發了，同時建路，沿渠建路、沿路建筑，按新體制辦舊事，這樣就能戰略性地配置調整資源和人口，緩解人地關系的高度緊張。同時，要放棄規模經濟的想法，走以勞動投入代替資本之路。

不要空中畫餅

這九條是改變農民處境，解決三農問題的前提。如果能在做到這九條的基礎上，把留在農村的人協調起來，以參與式方法進行類似晏陽初鄉村建設的“新農村運動”，堅持以人為中心，立足現有條件，發展可持續農業，中國農村才可能有出路。

這看似簡單而有效的九條，任何實施哪一條都會帶來巨大的社會經濟收益，也必然給執政者帶來極高的歷史性的聲譽（但可能對現有既得利益者并不利）。但這九條都有一個前提，足夠開明、強大的政府才可能實施。問題是，李昌平刻骨銘心的體驗表明，農村改革已失去動力，中央政策已失去權威，農村改革者缺位，縣鄉政府及其部門已成為中央農村政策執行和深化農村改革的最大障礙，而農民還沒有獲得中國公民的權利，沒有自己的組織，政府聽不到他們的聲音，70%的人就像啞巴一樣的生活著，這是極其悲哀而無奈的現實！（還有什么能比李昌平的親身經歷更“經典”呢？在中央以至省市領導層層關注之下，這位有良知的鄉官仍然被迫出走，其建議、改革無一落實，走后三月內該縣又逼死四位農民，再無人過問。這一事實本身也許比多少長篇大論、多少高調口號，更能揭示中國問題的實質。在《我向總理說真話》一書中，他詳細敘說這一親身感受的同時，把中國農村、中國官場這只麻雀，作了無與倫比的解剖。）公務員之家

可以想見，不經過一場從觀念到體制的大解放，這九條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被現體制和現行官員所容納與接受。正因為如此，原中顧委委員、近20年來對中國農村改革做出主要貢獻的權威人士杜潤生強調：一切的關鍵還在于政治體制改革。這對中華民族來講又是一項綜合性的大工程。中華民族身處轉型期，幾乎什么事都盤根錯節，這和已經走上現代化軌道的先進國家問題比較單純有根本性區別。

誰來改革？誰給權利

無論是李昌平，還是溫鐵軍，還是其他對三農問題卓有見地的杜潤生、周其仁、黨國英、曹錦清、秦暉等等，都提出了極好的分析和對策，都在作著挽救中華民族命運的呼吁。其他許許多多的有良知的大大小小的官員、學者，和部份飽受摧殘后的農民、流動民工，也在做著同樣的呼吁和努力。這些呼吁和努力不能說不是沒有成效的，而是僅僅只有這些是絕對不夠的。其實大家也不是不明白，這樣的呼吁和政策建議，會被決策者認真采納嗎？實質的問題是：誰來改革？誰給權利？改革只能寄希望于一種飄渺的希望嗎？

一位名叫“西烏拉帕”的朋友，看到了希望的另一面，也許是更可靠的一面：走向民間立場。他嚴肅地提醒所有富有良心和正義感的人們，9億農民不需要、也不可能依靠別人的施舍過活。要解決“三農”問題，需要的是力量。面對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什么良心、正義感、下跪、乞求、流淚…所有這些都不能形成與既得利益集團進行有效搏弈的力量。要改變命運，9億農民唯有靠自身的團結、勇氣、智慧去努力爭取。一切將農民的意愿棄置不顧或將農民排斥在外的解決方案，都不會取得成功。他舉了四川謝安鄉農民自發團結起來，學法、用法、宣傳法，不屈不撓地進行維權努力而獲得的成功的例子，強調作為良知尚存的知識分子，在研究三農問題時，一定要高度重視和相信農民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一定不能忽略了農民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西烏拉帕：《從李昌平的失敗看解決農民問題的路徑選擇》）。該例中自省委書記以下各級官員都還比較開明、明智，也都還有代表民眾利益的誠意，但在人治中國的現實中，這一例子有多大的可推廣性呢？但無論如何，（政府）讓農民團結起來，（民間）把農民團結起來與不合理不合法的行為展開博奕，是改善農民境遇的一條行之有效的途徑，而且也是最后必走的途徑。政治學有個解釋，保守、充滿惰性、僵化、傾向于行政集團利益，本身就是公共機構的特性。如果總是把眼光和努力的方向投向政府，而沒有民間的推動，沒有民間與政府的互動，什么樣的改革也不可能實現。政府如果真想為民眾利益著想，真有誠意克服利益集團的阻礙，那么，也應該重視民間的作用，支持民間發展，向民間尋求力量和同盟，這樣的改革才有希望。

曹錦清強調，中國農村現代化的要害是農民行為方式的現代化，即從“善分不善合”的無組織狀態，向以共同利益為紐帶、平等協商的有組織狀態轉變。為此，需要一大批熱心于農民與農村事務的知識分子志愿者，從外部將新的合作組織與原則導入到農村與農民中間去。（《黃河邊的中國》）

如果政府自己沒有充分的力量改革（這是現實），又不讓民間團結力量進行改革，使整個社會沒有出路，沒有途徑，那么，所有的矛盾只能堆積，所有的不滿只能忍耐，忍耐總有限度，反彈亦將驚人。

中國人在能做穩奴隸的時候是順民，在連奴隸也做不成的時候就變成暴民，極端的暴民。這是我們的恥辱，也是我們的現實！現實中國在城市的歌舞升平之中，正在蘊釀著忿恨的火山。這火山一旦爆發，灼熱的熔漿將淹沒這片脆弱至幾欲崩潰的大地。王力雄《黃禍》預言的悲劇和災難，恐成現實！每一個有良知的或者明智的中國人，都應為避免這一悲劇和爭取改善民族的命運而努力。

能否改良社會結構決定一切

可以得出結論，三農的問題，不是孤立的問題。三農的命運，是和法治的進程、市場經濟的完善等聯系在一起的。正如杜老所說的，在當前中國一切的關鍵，都取決于政治體制改革。但在整個民間被控制得鐵桶一般的情況下，政府又被利益集團和奇特的文化觀念所左右的情況下，直接改變體制希望不大，但是可以逐漸改變其結構性基礎，政治、經濟、社會、人文的結構，這是構建良性社會的必經之途！我們必須接受挑戰，直面問題，拋開不切實際的幻想，但又不能盲干。

結構是比體制更廣義和更根本的東西。結構決定體制，體制制造（或解決）問題。一切歷史性的困境，往往由結構造成。這在其他國家、以至目前的人類，也是這樣的。不考慮改良結構，而進行盲目的修補或等待，要么是紙上談兵，空中畫餅，要么是好心幫倒忙。真正的問題是找到并按照能改良現有結構的途徑去努力。

改良現有結構，這應成為我們一切努力的中心目標。改良結構離不開健康的力量，我們可能依據的只有自己的勇氣、道德、理性、智慧和意志。我目前想到的改良結構可以做的有以下幾條：1、從自己能力范圍內的人開始，使之都具有明確的公民權利和責任意識（詳見我的《你是一個合格的公民嗎》）；2、開展非盈利項目甚至一切項目時，都要以提高人們的參與意識、主體意識、平等意識、合作精神和相關能力為首要目標；3、積極參與各種力所能及的局部性改革和嘗試，探索改良各領域的發展模式。一切探索都應使之可推廣和積累力量，并力行推廣。那種認為無力改變整體從而（或者就干脆）認為只有專注某一局部領域才是有價值的想法是極其錯誤的。順便提一下，現在國際國內致力于農村局部性改良的嘗試很多，有介入到衛生領域的，有農村教育的、有保障婦女權益的，有生態治理的，有村民自治的，但無論哪一種，都會碰到現體制的障礙，所為極其有限。縱有幸找到一個天時地利人和的獨特地方做實驗，也僅僅是實驗而已，再有價值的結果，在沒有對現體制的根本性變革之前，根本就不可能推廣。不能推廣不是沒有價值，至少對那個地方有相當的價值，但我們面對的是全部的農村，局部無濟于事。我們確實只能從局部性努力入手，重要的是自己不要被事項本身遮蔽了整體性的問題和中心目標。否則浪費了資源還自以為是。我們不注重行為的有效性是不行的，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我們想面對什么？4、更關鍵的是要在上述基礎上有意識的形成協調性的力量。

如何健康并團結起來是中華民族最大的挑戰

某種意義上，中華民族的命運（必然影響全人類的命運），就系在我們正在進行的競爭：一場與災難爆發速度的競爭，唯一的希望就是能通過政府與民間的配合，把發展中存在的重大隱患一一化去，至少在災難爆發前積累起必要的對治力量。

相比起困難，我們的力量是很弱的，甚至就根本沒有力量；相比起問題，我們的選擇是極其有限的。但我們的弱小，表面是由于外界客觀的因素所致，但實際完全不是這樣。面對外在的困難，我們更需要審視的，是自己內心的不足。真正的力量在哪兒？在我們的勇氣、道德、理性、智慧和意志。我們是沒有什么，但如果我們擁有這些，我們就可以擁有一切。可惜我們并沒有充分發展這些內在財富的力量。在困難、障礙和危險面前，我們變得極其自私、短視、畏縮，一昧想回避責任，逃離家園，甚至想混水摸魚。但我們如果只想逃離，回避困難，同樣的處境就會一再重演，甚至變得更糟。

我們謀求的實質，只能是以道德上的超越來推動社會合理制度的進程，這離開了團結是不可想象的。所以真正的問題是怎樣使民族團結和健康起來?，F在有關政策是在限制社團組織的發展，但團結是不一定需要組織的，組織卻是團結的結果。中國最需要團結，可是和“日本股份有限公司”的精神相比，中國人的團結精神卻是最差的。中國人表面上的集體主義、愛國主義很高調，但骨子里卻是不折不扣的小家庭主義、病態狹隘的個人主義（丁學良）。這和具有獨立人格、具有現代公民權利責任意識的健全的個人主義完全格格不入。中華民族不是完全缺乏偉大的精神，但一些偉大的精神在我們身上已經消失了，負面的東西卻很多?，F在主導社會潮流的是忽視人文關懷、社會關懷的物質功利主義價值觀，整個社會有一種精英流氓化、群眾痞子化的風氣。同時，縱使在已經非常珍稀的健康人士中間，仍是善分不善合，個人利害勝于一切。中山先生百年前就概嘆中國一盤散沙，直至今天，我們仍不得不痛心的承認，中華民族仍是一個缺乏遠見，缺乏大智慧，從政府到民間都長于內耗而短于合作的民族。你能怪那病態的日本看不起中國嗎？你能怪國際上人們都對中國人抱有蔑視的心理嗎？中國文化源頭的易經明示：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眾志成城，無堅不摧。如何才能團結起來（而又不走向專制），這才是我們中華民族真正的挑戰！

何處尋健康力量，引領民族超越

社會的問題，就是我們每個人的問題。我們必須走進社會，擔當一切！我們一切的努力，都要使這個充滿了分裂因素的社會重新團結起來！何光滬先生指出，公民社會的生成需要超越精神在我們民族身上的復興。我們只有首先使自己變得偉大，才能戰勝重重困難，實現偉大的目標。我們每個人都需要超越自己，整個中華民族需要超越自己。生命的價值在于服務社會，生命實質就是一種超越的過程，不斷地內向超越自己，外向超越障礙，這不是生命最大的意義嗎？但時代已經被一種生活主義所主導了，生命精神對人們已經很隔膜了。我們應該把困難視作服務社會的機會，是對自身潛力和豐富想象力的挑戰！只有戰勝自我的障礙和外在的困難，我們才能真正和更好地服務社會。

惟有具有超越精神和健全人格的公民，形成一種健康的力量，才能引領民族走向超越之路。要想成為健康力量，我認為應具備四個基本素質：1、要有良知，這是一切之本。真正的良知，必須體現在對社會正義的堅持和維護，對文明精神的不懈追求，對社會公義的責任意識，對弱者的慈濟精神，對生命意義價值的重視，對道德底線的自覺固守等方面。2、要有理性和基本知識。理性離不開寬容、平和的心態和必要的知識。如果自身是一團漿糊頭腦，連現代市場經濟的常識、現代文明的常識、現代公民的常識都分清，象某些還抱著馬列革命理論、崇拜的極端派一樣，那會給民族帶來什么樣的福音呢？（記得有人曾說，中國二十世紀的災難，基本上就是知識分子的漿糊頭腦帶來的。二十世紀，只能那么走過來了，往后呢？）3、要有實干精神，否則光有良知和理性，只是座而論道，也不行。中華民族知行合一的傳統、經世濟民的傳統，理應發揚光大。4、還應能合作、聯合。這對擅長內耗的國人具有特別的意義。前兩條是健康的基本保證，后兩條是健康力量自覺意識的體現，形成力量的起碼前提。讓越來越多的人成為健康力量，并通過各個領域發揮應有的作用，在我們這個已經惡性化的社會里，有根本性的意義，一切取決于此。

我們是不能以缺乏空間為托辭的，所謂空間正是需要健康力量奮斗爭取的。我相信，任何時候，都會有相應的空間；任何時候，我們都可以找出最優選擇。社會現實在呼喚著民族一代的超越性努力。如果我們能從經濟發展與社會改良層面、思想探索與文化傳播層面、政府改革和政治提升層面進行有機的努力，中華民族的可以信靠的希望就一定會產生，“歷史三峽”或將以較少波折而平穩出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