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社會保障事業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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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會保障基金是社會保障事業的核心，其運營狀態直接影響著社會保障的成果。近年來我國社會保障基金事業發展得到了長足的進步，多種社會保險費率幾連跳，加強了人們生活的保障?，F分析了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現狀及存在的問題，對此提出了投資組合多元效益化；提高政府理性干預意識；培養專業化投資人才；健全法律法規及行業規范；建立風險預警系統等完善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的建議。

關鍵詞：社會保障基金；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社會保障基金管理

黨的報告中指出,中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新時代,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1]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對于新時代社會保障政策有效地發揮保穩定、促發展的政策效能,對于進一步實現提高人民福祉水平的政策目標提出了新要求.

一、新時代的主要特征和中國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

新時代是中國經濟發展與世界經濟力量對比發生重大改變的時代.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結構不斷優化,經濟發展速度保持高位增長,經濟總量于2011年首次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的長足發展使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持續增加.[2]新時代是中國智慧和中國價值觀彰顯的時代.長久以來,以西方自由主義為價值觀的資本主義思潮曾經極大地激發了各種市場主體的創造性,為世界經濟發展做出巨大貢獻.但是,冷戰之后,這種以自由主義為價值觀的資本主義思潮越來越缺乏包容性,特別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等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桎梏.而中國基于傳統文化和全球經濟發展所形成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主張日益為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所認可.以中國智慧思考中國問題并為世界提供啟發和借鑒,成為新時代中國社會主義價值觀充分彰顯的代表性特征.新時代是新技術不斷開發、運用,造福人類的時代.全球性的技術革命使新技術不斷得到開發和運用,并使傳統的產業結構發生顛覆性的革命,互聯網、物聯網、區塊鏈等新技術已經日益滲透到人類生產生活的每一個方面,使點對點、包對包、包對點服務模式得以實現,物流、商流、人口流、資金流均被統合到信息流之中.在人類的各種制度安排中充分運用、評估新技術對人類的影響并使新技術不斷造福于人類,也是我國新時代的重要特質.新時代是新經濟不斷涌現的時代.在技術進步的影響下,新的經濟形態、新的就業方式、新的生產方式等蓬勃發展,聯盟經濟、平臺經濟、虛擬經濟、數字經濟等形式顛覆了傳統的產業經濟形態,以最大限度地控制信息成本.靈活就業、彈性就業、傳統體制外就業、依托新經濟形態就業等正在逐步促進形成“無雇主社會”.智能生產、智慧制造和機器人的廣泛使用不斷促進經濟生產方式創新,對管理者、從業者不斷提出新挑戰.新時代是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革的時代.新技術不僅影響著生產方式的變革,而且影響著社會生活和交往方式的變革.原先以血緣關系、地緣關系和業緣關系為紐帶形成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被一步步地打破,代之以信息技術的鏈接,進而形成人口的大量流動.這種以信息技術鏈接人們社會活動的結構性變化為人們的社會活動和社會管理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也向整個社會和個體的包容性適應提出了挑戰.新時代是人類組織與管理方式不斷創新的時代.面對新技術、新經濟、新業態的沖擊,為適應新時代的變化,人們不得不尋求組織方式和管理方式的變革與創新.除了源頭的產品設計創新外,為了使資源更加整合,流程更加順暢、質量控制更加有效,服務更加便利、可靠和可獲得,扁平化組織、流程再造、標準化管理體系應運而生.供給側變革的目的就是為了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幸福生活的追求.新時代是人類合作共贏的時代.新時代的核心是不同利益群體的合作共贏,緣于人類共生和命運共同體的本質特征,基于合作社會的合作治理,最終實現不同利益群體的合作共享與共贏.在新時代,作為不斷降低民眾脆弱度、提高人民幸福度、進而建立穩定的安全預期的社會保障制度不斷進行調整,達成與新技術、新經濟、新社會結構的適應和合作.人類的社會保障思想源遠流長.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周,«周禮􀅰地官􀅰大司徒»就提出了“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意思是使富有的人安定、貧窮的人得到救濟.始建于1882年(清光緒八年)陜西大荔、號稱“天下第一倉”的豐圖義倉至今仍然作為國家儲備糧基地所用.西方緣于宗教“仁愛”思想的慈善事業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紀也不曾中斷.1601年英國的濟貧法(1834年修正)、1883年德國的社會保險法和1935年美國的社會保障法的頒布,標志著人類社會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制度開始建立.西方現代保障制度是基于調和社會矛盾、應對社會危機的產物,也為人類文明發展和民眾福利的改善做出了重要貢獻.自改革開放之后,伴隨著國有企業改革,中國在學習和借鑒西方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基礎上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制度,在世界人口眾多、人群差異和地域差異明顯、經濟發展滯后的國度建立了覆蓋近14億人口、保障水平不斷提高、社會保障服務不斷改善的現代社會保障體系,為國際社會做出了杰出貢獻.作為一項前瞻性、預防性的保障人們基本生活的制度安排,社會保障有其自身的運行規律.首先,作為救助社會脆弱群體的減震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利益沖突的調節器、社會秩序正常健康發展的穩定器、社會發展與經濟增長的推進器,社會保障發揮著“國家公器”的功能,目的是幫助人們建立穩定的安全預期.其次,作為人類發展中的一種風險化解機制,社會保障是對人們當期危機的化解、潛在風險的防范及整體福利的提升,目的是防范與降低個體的脆弱度,提升個體的幸福度.具體表現為對個體危機度化解的社會救助、對個體風險度防范的社會保險、對個體適存度提升的社會福利,即對困境人群的社會救助、對正常人群的社會保護、對所有人群的福利提升.社會保障通過社會救助降低人民群眾的危機度,使人民群眾具有安全感;通過社會保險化解人民群眾的風險度,使人民群眾具有獲得感;通過社會福利提升人民群眾的適存度,使人民群眾具有幸福感.最后,作為一種治理工具,社會保障的根本任務在于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社會保障是民生之基,通過發展醫療衛生、養老保障、就業保障、社會救助、社會福利、保障性住房等社會保障事業,實現社會建設事業繁榮;通過加強收入再分配、減少收入差距、普惠全體國民,協調社會關系,優化社會結構;通過提高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構建多種福利政策,滿足人民群眾需求多元化,完善社會服務;通過動員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的各種社會力量及社會組織,發揮議題倡導、智力支持和引領示范的作用,從而使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社會保障事業的健康持續發展離不開經濟、政治和社會條件的支持.在一定意義上,任何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都是其經濟、人口、政治和社會文化等條件約束下的適應性選擇.社會保障事業是“制度設計”“經濟支持”與“服務供給”三者的有機統一.公平、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是社會保障事業健康持續發展的前提,能夠通過法律和制度保障每個公民與社會保障利益相關者的合作收益,使每一方各取所需、各盡所能、相得益彰.穩定、持續的經濟支持是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的基礎,能夠通過不同責任主體的貢獻為實現公民的社會保障權益和建立穩定的安全預期提供經濟基礎,從而保障公民社會保障待遇水平不斷提高.可及、可靠和可獲得的服務供給以及對民眾社會保障需求的不斷滿足是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的基本目標,需要動員各類社會保障服務主體,提供不同層次、不同方式的社會保障服務以不斷提高公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時代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植根于中國文化的制度理念和現代技術支持為中國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使中國的社會保障事業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使公民的社會保障權的實現與保護更加充分有效.首先,新時代中國社會保障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中國經濟的快速、長足發展.經濟增長為中國社會保障提供了殷實的物質基礎,使中國政府和各經濟主體能夠從容、自信地為包括社會保障在內的民生事業進行各種制度安排.據統計,1985年,中國GDP總量為9182億元人民幣(3126．16億美元),世界排名第8.2017年,中國GDP總量超過82萬億元人民幣(12．72萬億美元),世界排名第2,與1985年相比增長了89．3倍(與世界排名第1的美國的123萬億元人民幣相差40萬億元人民幣).2017年,我國社會保障和就業財政支出21005億元,與2006年的1859．82億元相比增長了11．3倍.2017年,全國居民人均收入25974元,比1998年的5425元增長了4．79倍.國家財政收入的增加和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長使政府和居民個人有能力為社會保障制度持續投入,并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持續發展的相對穩定的安全預期.其次,新時代中國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得益于中國以包容開放的精神不斷地學習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經驗,并基于中國智慧的治理理念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制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保障民生對剛剛改革開放的中國來說是一個新課題.當時,中國政府既要考慮經濟的發展,也要考慮民生的保障.中國政府以中國人特有的方式和智慧選擇了漸進式改革的經濟發展模式,以期最大化地維護社會穩定.在經濟改革的同時,包括社會保障在內的社會改革也選擇漸進式發展,分人群推進.以“兩個確保”“三條社會保障線”為代表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保障了當時社會最弱勢、最脆弱群體的基本生活;城鄉分別推進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醫療保障制度保障了不同群體的不同需求;從國有企業職工開始,進而不斷擴大到全體企業職工、農民、機關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險制度使養老保險制度覆蓋全體用工單位.在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的過程中,中國政府及時地借鑒和汲取世界社會保障的先進經驗,以世界銀行“三支柱”模式為模板建立了基本保險、補充保險和商業相銜接的多層次社會保險制度,并覆蓋養老、醫療、工傷、生育和失業等多個領域.伴隨著國家財富和社會財富的積累,人民的福利水平不斷提高,除了普惠性福利外,老年福利、婦女福利、兒童福利、殘疾人福利等專項福利保障了各類人群的社會保障需求.從2015年開始,隨著經濟支持能力的增強和社會管理水平的提高,中國將城鄉分別推進的生活救助制度和醫療保險制度整合為城鄉居民社會救助制度和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制度,實現了企業職工與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的并軌.至此,中國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保障綜合體.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形成有效的社會治理、良好的社會秩序,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的執政理念,使9．19億企業職工、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使1．64億老人享受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待遇,充分體現了改革開放發展成果的全民共享.

二、新時代中國社會保障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新時代民眾有新需求.在這一新的社會矛盾中,中國的社會保障也面臨著新問題與新挑戰.新時代是新經濟形式不斷涌現的時代.平臺經濟、虛擬經濟、數字經濟和突破傳統方式的新業態、靈活就業以及正在逐步形成的“多雇主”和“無雇主”社會,對管理者、從業者不斷提出新挑戰.特別對建立在雇主和個人承擔繳費責任的社會保險制度而言,更是如此.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報告,我國養老保險的法定應參保人數約為10億人,截至2017年只有9．19億人參保,這一數據表明,我國還有約8100萬人的新業態從業人員、農民工和靈活就業人員未進入養老保險體系之中.新經濟使勞動者的流動性進一步增加,但新經濟的社會風險也進一步加劇,更需要社會保險防范與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同時,新業態中的雇主責任無法確認,也在一定程度上顛覆著傳統的三方分擔責任的社會保險模式.面對這種挑戰,只有不斷地創新社會保險機制,才能對社會保險參與人產生激勵,以形成對其社會保險權益的有效保護.新時代是人民群眾新需求不斷增長的時代.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民眾對社會保障需求已經不僅僅滿足于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保障待遇水平的公平,隨著對生活質量的不斷追求,民眾對社會保障服務公平的關注和需求開始顯著增強.在中國社會保障管理體系中,民眾對于社會保障服務的需求主要表現為社會保險經辦服務和社會保障生活服務兩個方面.對于社會保險經辦服務而言,民眾關心的是能否依法及時、便捷地參?；蛏暾埾嚓P的社會保障事務,能否及時、便捷、準確地查詢參保信息,能否及時、便捷、準確地領取社會保障待遇,以維護自身的社會保障權益.這些需求在社會流動性日益加劇的新時代愈加明顯.對于社會保障生活服務而言,民眾關心的是能否及時、便捷地獲得諸如養老、醫療、就業、社會參與等民生服務.特別是作為能夠體現社會保障全過程、全要素的養老服務在老齡化日趨嚴重的中國社會已經成為全社會高度關注的政治議題.新經濟帶來的新業態和日益增長的社會保障需求對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和社會保障服務不斷提出新要求,不平衡、不充分的制度供給和服務供給依然存在.盡管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已經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制度全覆蓋,但制度的精細化程度仍有優化的空間,制度全覆蓋的實現與人群全覆蓋的達成還有一定的距離.首先,在受益人不承擔責任、以化解當前生活危機為目的的給付性社會保障制度下,社會救助如何對受助者進行有效激勵從而使扶貧與扶志有機結合?如何對受助對象進行精準識別、精準管理和精準施助?這都是新時代社會救助制度面臨的挑戰.其次,在以防范未來社會風險為目的、具有一定程度責權利統一的誘致性社會保障制度下,社會保險如何有效地識別風險?如何區分個人風險與政府風險?如何形成風險責任的獨擔、分擔和共擔機制,進而形成激勵相容的制度安排?這都是新時代社會保險制度面臨的挑戰.再次,在以提高民眾社會適存度為目的進而提高其危機化解能力和風險防范能力的社會保障制度下的社會福利,在普惠性和兜底性的制度安排中應當注重民眾生活適應能力的提升還是日常生活的福利保障?福利以現金補助、實物給予還是以工代賑?這都是新時代社會福利項目制度安排所面臨的挑戰.在養老保險中,養老保險制度是各類養老保險責任主體,包括政府、雇主和個人之間通過責任分工形成的合作機制,具體表現為以政府、雇主和個人共擔責任的基本養老保險、以雇主和個人分擔責任的補充養老保險和以個人獨擔責任的私人養老保險,即所謂的養老保險三支柱模式.[3]其核心是養老保險的參與主體通過費基、費率與繳費年限以及工作年限、退休年齡等關鍵要素的協商與設計,以實現養老保險籌資(繳費)與未來支付的動態均衡.然而,在目前養老保險制度的運行中,我國養老金機制的關鍵要素及其平衡機制、多層次養老金體系的結構等均可更加優化.一是作為基礎要素的費基小而不實,造成了養老金繳費基數的嚴重縮水;二是作為養老金機制的核心要素的費率偏高且事實上區域差別較大,影響個人和企業的參保能力;三是職工個人15年繳費年限的規定難以體現通過在職期間勞動收入積累來實現退休后養老待遇的均衡,本身就有“權宜之計”之意;四是與繳費年限密切相關的退休年齡在我國也不盡合理,目前我國平均退休年齡不足55歲,是世界上平均退休年齡最低的國家;五是我國第一支柱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60％左右的目標替代率設計和單位20％、個人8％的過高繳費率規定,造成了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規模過大、政府的兜底責任過重,容易形成政府間(主要是上下屆)的養老保險責任轉移.由于作為補充養老保險的職業年金作用發揮不足,商業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從制度上未能給予充分的激勵和政策支持,養老保險的“社會性質”體現不足,導致國際社會普遍采用的三支柱在我國只是“一枝獨秀”.因此,為了尋求養老金機制中關鍵要素之間的平衡,就是要在目標約束(養老金的積累規模與待遇水平)、條件約束(人口平均壽命、人口老化率、受教育程度等)下,尋求費基、費率與繳費年限、工作年限、退休年齡之間的最優配置怎樣建立統一性(制度結構、費率費基、計發辦法)、包容性(代際之間、階層之間)、多層次(基礎、補充、個人)制度,以實現養老保險關系在地域間、制度間轉移接續,這是我國養老保險當下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我國社會保障服務資源眾多,基于中國傳統文化所形成的社會力量服務資源、基于強有力的政府所積累的財政與政策資源和日漸增長的市場經濟資源等都可能成為社會保障服務的重要資源.但由于長期的體系分割,這些資源相互分散,并沒有形成有效、聚集的社會保障服務.如何適應勞動者的流動性,及時、便捷、準確地提供優質的社會保障經辦服務?在我國現行體制中,哪一機構能夠相對有效地提供這種服務?經辦服務如何有效校正或彌補制度的相對不足進而推進制度完善?這是新時代社會保障經辦服務面臨的主要問題.怎樣才能有效地利用社會網絡(SocialNtworke),聚集社會資源(SocialRsourcee),形成社會資本(SocialCapital),提供有效、可靠的社會保障生活服務(SoGcialSrvicee)?如何動員、整合社會力量,通過有效提供社會保障生活服務促進社會合作與和諧?這是新時代社會保障生活服務面臨的主要命題.“社會網絡—社會資源—社會資本—社會服務”(NRCS)為研究社會服務的實現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分析框架.社會網絡是個人因各種社會性關系而形成的關系網絡,是個體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在個體的生命周期中,家庭網絡(血緣)、社區網絡(地緣)、工作關系網絡(業緣)和共同趣向關系網絡(趣緣)伴隨著個體的生命過程,而在這些網絡中的每一個結點上都沉淀著眾多的社會資源.社會資源是嵌入個人社會網絡中的、能夠滿足個體社會需求并轉化為具體服務的各類有價值的物質和人力的總和,是個體能夠充分利用并滿足自身需求的物質基礎.在個體的生命周期中,家庭資源、社區資源、關系資源(特別是經濟關系資源)對于滿足個體的社會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資本是個體在其社會關系網絡中的影響力大小,是“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4](P．36).而經濟學意義上的社會資本則強調資本的市場可流通性,是“投資在社會關系中并希望在市場上得到回報的一種資源,是一種鑲嵌在社會結構之中并且可以通過有目的的行動來獲得或流動的資源”[5](P．169).聚集在個體生命過程中積累的社會網絡結點上的社會資本,諸如家庭資本、關系資本和經濟資本,為個體消費社會服務提供了一定的經濟基礎.社會服務是通過有效的供給滿足個體社會需求的過程.社會服務實現的關鍵是精準細分不同人群的社會需求,并通過有效、充分的供給不斷地滿足不同人群日益增長的共性和個性需要.只有充分地利用社會網絡,聚集社會資源并轉化為社會資本,提供有效的社會服務,才能滿足人們的社會需求.隨著中國老齡化規模和速度的加劇,養老服務需求的數量和質量呈急劇增長態勢.因此,只有不斷地細分養老需求,才能提高養老服務的目標瞄準率.對養老服務需求的細分必須基于老年生活的細節和基本需要.隨著身體機能不可逆轉地退化,老年人的生活需求通常表現為年輕人無法理解的眾多方面.意外防范、急難救助、生活照顧、健康保護、疾病治療、心理慰藉和臨終關懷等構成了老年人生活需求的基本內容.我國養老資源眾多而分散,養老制度林立但各自為政;現代社會的生活設施更多的是為了方便正常人群,而對于年老及殘障人士的人道關懷卻明顯不足.以普遍使用的電梯為例,沒有多少商住樓中的電梯能容下一部擔架,更不用說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廚房與衛生間的設施對于老年人使用的安全保障了.居家養老是中國人普遍接受的養老方式,民政部門也相應地制定了“9073計劃”,但針對3％的機構養老政策與研究居多,而針對90％的居家養老政策與研究卻相對較少.這些供給側結構性、不平衡性、不充分性的問題在為老服務中更加突出,嚴重制約著我國養老服務的質量.

三、新時代中國社會保障的發展趨勢

新時代的經濟發展、執政智慧、技術進步等為新時代中國社會保障問題的求解提供了一定的經濟保障、政治基礎和技術支撐.黨的報告明確提出了全面建成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的目標任務,為中國社會保障政策創新提出了相對清晰的政策思路.基于新時代中國社會保障面臨的問題,著眼于人民群眾對社會保障質量的不斷追求,新時代中國社會保障的發展應當從人民群眾對民生需求的層次性和差異性出發,以新時代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我國社會保障的不充分、不平衡的社會矛盾為約束條件,對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等社會保障項目統籌規劃,對政府責任、市場作用和個人義務整體協調組織,對社會保險與補充保險、商業保險以及基本醫療保險、大病保險、補充醫療保險、商業健康保險等全面協同推進,以全面建成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本質上,社會保障是不同主體通過時間和空間上的利益分配而結成的合作共同體,其目的是保障公民的社會保障權利、雇主的人力資源持續供給和國家的有序治理.[6]因此,充分運用政策工具、充分動員社會力量與市場力量,基于合作治理、合作收益和合作共享的建設思路,實現全體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著眼于社會保障與全面脫貧的有效銜接,增強貧困群體和低收入群體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基于要素融合與資源整合的醫、養、護結合,促進老年人群和相關人群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基于經濟支持、技術支持、設施支持與文化支持的社會保障支持體系建設,保障全體社會保障服務對象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基于統一的社會保障受理平臺、標準化的參保人審核系統、同構化的后臺支持技術和統一的社會保障支付平臺的全國社會保障服務平臺建設,保障全體參保人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將是中國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的主要任務.這些目標任務的實現重點在于制度優化、管理創新和質量提升三個方面.(一)制度優化制度是實現社會保障公平的基礎,是國家有序治理的前提.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優化應基于社會保障制度演進的基本規律、新時代民眾對社會保障的美好追求和中國社會保障發展的約束條件,以最大限度地實現不同得益主體的合作收益.社會救助制度的優化應基于“弱有所扶”的底線原則和“就業援助”的激勵原則,以優化救助對象結構、優化與相關制度協同為重點,通過對受助對象進行精準識別、精準管理、精準施助和有效激勵,使扶貧與扶志有機結合.社會保險制度的優化應基于風險責任的獨擔、分擔和共擔機制,建立激勵相容的制度安排.以養老保險為例,應以全局觀、系統觀重構基礎養老金、職業年金和私人養老金三支柱及其三者之間的關系,優化三者之間的結構,形成養老金機制中各責任主體各司其職、各盡所能的合作關系.其中,第一支柱要做“穩”,對主要由政府、雇主和個體共擔責任的基本養老保險,通過科學合理的養老金機制設計,使費基、費率與繳費年限、工作年限、退休年齡等關鍵要素相互協調、相互匹配,實現養老金機制的平衡.第二支柱要做“強”,基于“擴大化、強制化和彈性化”的原則,對主要由雇主和個人分擔責任的職業年金,充分調動雇主的積極性為其雇員建立補充養老保險計劃.第三支柱要做“活”,對主要由個人獨擔責任的商業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養老保險,通過創設政策條件和管理條件,鼓勵公民個人對自己未來的養老事務承擔責任,以形成形式多樣、品種齊全、富有活力的保險市場.以均衡觀、協調觀平衡養老金機制中各要素之間的關系,以科學觀、人文觀合理地確定養老金機制中的關鍵要素.其中,規范工資結構,做實養老繳費基數、降低個人和單位繳費率、延長個人繳費年限、以工作年限為基礎,采用漸進式、差異化、有彈性的延遲退休年齡政策等,都是必要的政策選項.最終,我們要建立基本制度托底(基本養老金制度)、不同人群疊加(地方附加養老金、職業年金制度、重點人群專項養老金制度)、私人計劃補充(個人儲蓄養老、商業養老保險)的全景式復合性養老制度.社會福利制度的優化應基于社會福利與經濟增長良性互動的原則,充分地實現經濟發展成果的社會共享.對于普惠性和兜底性的社會福利制度安排,要既能體現社會福利的公益性質又能體現區域差異因地制宜;要既能面向所有民眾又能體現對特殊人群的福利關懷;既能保障當前需要人群的福利項目又能保障每一群體生活危機和風險防范能力的提升,最終提高每一位社會成員的社會適存度.(二)管理創新創新是社會進步的動力,通過管理創新提質增效是全面建成社會保障體系的基本路徑.管理創新應緊密回應中國社會保障的現實需求,圍繞資源整合、流程設計和質量控制等管理學基本問題進行.在養老保險中,亟待解決的問題是如何盡快實現基本養老保險的全國統籌.在業已出臺的國有資產劃撥社會保障基金、中央調劑金制度和稅務征收社會保險費等政策的基礎上,實現養老保險基金全國統一征收,以形成中央政府管理的養老保險資金池;在中央政府形成養老保險資金池的基礎上,中央政府可按照相對均一的標準在全國統一支付養老保險費,最終實現統收統支的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而由于中央政府按照相對均一的標準在全國統一支付養老保險費所造成的不同地區,尤其是發達地區的養老金待遇無法滿足養老金需求的問題,可通過鼓勵地方政府建立地方附加養老金制度的方式進行補充,最終形成全國統籌的基礎養老金、地方附加養老金、個人賬戶養老金、職業養老金、商業保險養老金和個人儲蓄性養老金的復合性、多層次的養老金體系.在社會保險經辦服務管理中,如何充分地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建設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公共管理平臺是全面建成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支撐.基于參保人參保行為的便捷性、參保待遇的準確性和參保信息查詢的及時性,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公共管理平臺應該具有統一的社會保障受理平臺、標準化的參保人審核系統、同構化的后臺支持技術和統一的社會保障支付平臺的功能.而這一功能的充分實現是建立在對參保人個人信息的分類研究(生物學信息、社會學信息和政治學信息)、分層授權(不同部門對個人信息使用權限設置)和基于效能革命的串聯受理平臺設計等工效學的基礎之上.在社會保險關系轉移接續中,如何保障參保人的社會保險權益在流動過程中不受損失使其社會保險權益具有充分的可攜帶性,是全面建成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內容.建立工作地繳費、分段記錄與計算、基礎社會保險金調劑、退休地發放的公平、合理、科學的轉移接續制度是保障參保人社會保險權益的唯一方式.在社會保障生活服務管理中,如何運用現代信息技術與方法對傳統的養老、醫療服務方式進行變革,從而增強公眾社會保障服務的可獲得感,是社會保障的基本目標.運用現代互聯網、物聯網和區塊鏈技術,對傳統的點對點服務(傳統居家養老、上門醫療)、包對包服務(機構養老、醫院醫療)創新為包對點服務(智慧養老、智慧醫療)和點對點服務(區塊鏈養老、家庭醫生),是未來社會保障生活服務的發展趨勢.(三)質量提升社會保障服務質量既包括社會保障服務(供給)滿足不同人群社會保障需求的程度(供求分析),也包括民眾能以合理的價格和便利的方式獲得社會保障服務(成本收益分析),同時,宏觀上還包括社會保障服務供給與需求的均衡與匹配(邊際分析).首先,要對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社會保障需求進行不斷細分,對其社會保障需求進行精準識別.只有不斷細分和精準識別,才能進一步實現有效供給.以養老服務為例,意外防范、急難救助、生活照顧、健康保護、疾病治療、心理慰藉和臨終關懷等在老年生活中既具有一定的共性,也表現出一定的個性化差異.在細分老年生活需求的基礎上,可通過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供給、管理供給、方式與途徑供給、經濟支持、設施支持、技術支持、文化支持和產業支持來實現.只有匯集全社會力量、聚焦全要素生產、關注全生命周期才能保障有質量、有尊嚴的老年生活.其次,要不斷降低社會保障服務的供給成本,不斷增強民眾獲得社會保障服務的便捷性,使民眾對各類社會保障服務能夠便于消費、易于消費、能夠消費.這種供給成本既包括各類社會保障服務的直接提供成本(生產成本),也包括社會保障服務信息的搜尋成本、對某類社會保障服務機構建立的信任成本或排他成本、政府對社會保障服務機構的監督成本和社會保障服務需求者與提供者的談判成本(交易成本).只有實現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共同降低和有效控制,才能有效地增強社會保障服務需求者的獲得感.最后,要不斷強化社會保障服務管理,最終實現社會保障服務需求與供給的均衡、生產成本與交易成本的均衡及邊際收益的均衡,即一部分人收益的改善并不影響其他人收益的減少.均衡的理念不僅是指社會保障服務資源與服務需求的有效匹配與有效銜接,更是全社會社會保障服務能力和效率的持續增強.只有全社會社會保障服務能力和效率的持續增強,社會保障服務質量才會得到持續不斷的提升.

作者:席恒 單位:西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