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報思想研究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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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兩次黨中央機關報的改版，一次是1942年4月延安解放日報改版，一次是1956年7月人民日報改版。這兩次改版當時都以實事求是的精神，為適應新的環境條件而對黨報的主要任務、工作傳統進行了重大調整。

第一次改版，曾經獲得了很好的效果，有利地推動了革命戰爭。第二次改版，及時適應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形勢，本來這次改版就是貫徹當年4月提出的“雙百”方針，口頭同意的。但是后來由于黨中央在指導思想上發生持續20年的“左”傾錯誤，第二次改版在實行半年后便無聲無息地夭折了，黨報仍然繼續沿用1942年改版后的舊傳統。因而，僵化不可避免。

我國新聞學界（當時不過就是人大、復旦等少數新聞學教師和少量黨報工作人員在研究）研究馬列、新聞思想的起點時間，是在全國新聞界1954年全面而機械地學習蘇聯時開始的。1956年部分糾正了片面學習蘇聯的問題、投入短暫的人民日報改版。隨后在黨中央發生左傾錯誤的情況下研究本黨的各種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一些觀點到“”時期被“”搞得更為極端。1981年黨中央做出了《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定1957－1976年，以及1976年后的兩年，黨中央在指導思想上的犯了左傾錯誤?？墒俏覀儗τ谶@一時期新聞思想的研究，至今基本上沒有按照黨中央的這個決議精神做過反省，對于本人這一時期關于新聞工作的論述，回避分析對錯，只談可以接受的部分；有時不考慮當時提出的歷史背景，要求現在貫徹那時提出的某些論點。黨的十六大提出了與時俱進地發展馬列主義、思想的要求，我們有必要對在世時領導的黨中央機關報的兩次改版做歷史研究。

1942年延安《解放日報》改版以后形成了新的黨報工作傳統，黨報的主要任務，被規定為宣傳黨的方針政策、通過報紙指導工作，因此，黨報就需要做到下幾點：

1，版次和內容的編排，不能以一般的新聞價值作為選擇事實的標準，黨內和國內（解放后）的政策性報道始終居于頭版和其他靠前的版次，國際新聞則安排在報紙最后一版（通常是副刊）之前。

2，基于當時受眾群體的特點和黨報作為一種可貴的溝通資源的情況，通過報道典型人物、典型單位的事跡和工作經驗來指導工作，便成為黨報的基本內容，也是各級黨的機關實現領導的主要方式之一。

3，黨報的基本任務是指導工作，那么采用資產階級通訊社的電訊稿就存在充當資產階級義務宣傳員的嫌疑，也會誤導工作，因而只能采用新華社的電訊稿成為一條黨報的紀律。解放初期，中國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處于帝國主義的包圍中，與外界隔絕，信息的選擇十分有限，階級斗爭的形勢使得黨報有理由繼續保持革命戰爭時期黨報的工作傳統，典型報道在這種環境中仍然能夠取得很大的傳播效果，國際新聞，除了社會主義國家鶯歌燕舞的消息外，通常被置于最不重要的位置。

新形勢下黨報仍然擔負著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的任務，但是現在的黨報是在大城市而不是在山溝里出版了，黨報早已面向社會發行，不再像革命戰爭時期實行報紙分配制，受眾也不是當年根據地的農民，而是知識水準相當高的第四代、第五代人了。我們掌握了全國的政權，各種黨的、行政的、法律的、社會的組織系統十分完善，通過各級組織指導工作和進行監督，是硬性的，遠比軟性的報紙有效得多。報紙只是許多社會聯系中的一種，不再像當年那樣，報紙的發行系統是黨所擁有的不多的溝通系統之一。這時，黨報作為報紙，提供新聞的職能無形中必須上升。關于這一點，1956年《人民日報》改版時就已經意識到，把擴大報道范圍和增加新聞1.5倍作為第一項改革內容。當時報紙的改版社論指出：“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充滿著變化的世界，各種不同的讀者要求從不同的方面了解這個變化著的世界。盡量滿足讀者的多方面的要求，這是我們的天職?！罾镏匾摹⑿碌氖挛铹ぉo論……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并不令人愉快的，人民希望在報紙上多看到一些，我們也就應該多采集、多刊登一些。”[1]

建國以后，各級黨的機關報除了承擔原來黨報的任務以外，開始承擔社會性綜合報紙的職能，這是1956年《人民日報》改版的認識基礎。《人民日報》的改版社論指出：“報紙是社會的言論機關。”“我們的報紙名字叫做《人民日報》，意思就是說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財產。人民群眾是它的主人?！盵2]黨中央關于將人民日報改版經驗推廣到全國的124號文件也指出：“《人民日報》應該強調它是黨中央的機關報又是人民的報紙?！窈蟆度嗣袢請蟆钒l表的文章，除了少數的中央負責同志的文章和少數社論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黨中央的意見，……各地黨委今后也要強調地方黨報是地方黨委的機關報又是人民的報紙。我們黨的各種報紙，都是人民的報紙，它們應該發表黨的指示，同時盡量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如果片面強調它們是黨的機關報，反而容易在宣傳上處于被動地位?！盵3]這些論述的含義是清楚的，黨中央機關報應該從單純的黨的機關報向既是黨的報紙同時也是面向社會的報紙的轉變。黨報和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的傳媒，除了仍然負有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的任務外，還要承擔社會公器的職責。

現在有的言論批判“社會公器”的說法是資產階級。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在資產階級的理論基礎上批判地產生的。如果說資產階級傳媒說的社會公器是虛假的，那么共產黨領導下社會主義的傳媒就不應該是社會公器嗎？否認社會主義的傳媒是社會公器，與黨的“三個代表”的理論和立黨為公的說法相悖。其實，早在1956年人民日報改版時，我們黨就意識到黨報性質的部分變化，并及時調整了對黨報性質的表述方式。社會的言論機關、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和公共的財產，這不就是社會公器的一種表達嗎？現在黨的宣傳部門，應該好好學習黨的歷史文件，不應用階級斗爭為綱的思維分析遇到的新問題。

1956年人民日報改版后取得了明顯的成效。頭兩個月的頭版頭條62個，經濟新聞31個，會議新聞僅兩條。批評性報道從6月的29條上升到7月的150條。讀者來信7月3.1萬封，8月4.07萬封，而6月2萬封。

1956年8月，恰好發生波蘭的“波茨南事件”，按照慣例，這樣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壞事是不報的，但是人民日報突破慣例，做了相對客觀的報道。10月，發生了更大的“匈牙利事件”，人民日報仍然相對客觀地做了報道。

人民日報1956年的改版，是試圖從戰爭時期一個黨的報紙部分地向社會性報紙轉變的嘗試，但是由于后來黨的指導思想發生左傾錯誤而夭折。現在回過頭來看，這正是我們現在進行黨報改革的認識基礎，盡管時間流逝了近半個世紀。

翻看現在我們的黨報頭版，各方面工作的回顧展望、經驗、觀點宣傳等等，幾乎占據了全部版面。其他版的新聞，缺少新聞價值的日常工作動態居多，以某種觀點統帥事例的宣傳性版面居多，或者是典型報道，某個人物和單位，做得如何好，沒有時效，事實發生的空間似乎也是無所謂的。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積世界第三大的國家，難道每天就沒有新聞可以發表在黨報上嗎？一個數千萬人口的大省的黨報，缺乏每天可以發表在省黨報上的新聞，豈非怪事？如果不從單一的“利用黨報指導工作”的思路中走出來，我們的黨報真有被邊緣化的危險，因為現在讀者的選擇余地太大了。

另一個問題，即新聞源的問題現在也凸現了。1956年改版的第一個變化是增加新聞1.5倍，已經考慮到社會需要的問題?，F在開放環境中，中國公眾對新聞的需求不僅數量上急遽增加，而且要求是全方位的，要求新聞的獲取與其他國家的公眾同步，與新聞事實的發生同步。傳播科技的迅速發展，也使得新聞的傳播變成全方位和立體化的了。在這種新的形勢下，黨報和黨領導下的我國傳媒的新聞源，仍然是60多年前規定的新華社一家；黨領導的中新社稿，內地的傳媒也不得采用。鑒于人力和物力的限制，具體的傳媒能夠采訪到的新聞是有限的，通訊社的功能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對于傳媒來說顯得更為重要，成為不可或缺的新聞源。只能采用一家通訊社的新聞稿，是現在我國傳媒的新聞源匱乏的原因之一。1942年做出的這項規定，有當時強化黨報指導工作的需要，后來繼續這項規定，有階級斗爭的背景?，F在需要考慮以適當的方式改變新聞源單一的問題。

還有一個認識問題需要說明。“新聞思想”，不應理解為一個人的思想，而應理解為黨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集體的思想。因而，1956年改版時劉少奇、、鄧小平等關于黨的新聞工作的論述、60年代劉少奇、鄧小平對學習思想簡單化、庸俗化、形式主義的批評，都應視為新聞和宣傳思想的必要組成部分。對1957年以后關于新聞工作的論述，要實事求是的分析，做出適當的評價。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現在的黨報需要與時俱進，既保持黨報的基本性質，又要適應新的環境，形成新的工作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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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變先國內、后國際的固有新聞編排順序，以“新聞價值為主，宣傳價值為輔”的衡量標準編排新聞。不再嚴格區分國內、國際新聞，特別是頭版新聞，要體現大國的報紙面向世界的風范。重大的國際新聞，應該理所當然地上黨報的頭版頭條。

2，黨報上要充滿真正的新聞，而不是官員的“起居注”和黨政機關的例行公事。開放的環境、讀者素質的提高，都在要求黨報提供真正的新聞，那種以對上級“交差”的心態用套話空話編織新聞的工作習慣，必須改變。

3，需要考慮解決新聞源單一的問題。1942年以前的中共的各種報刊，曾經廣泛地采用各國通訊社的電訊稿。1942年以后要求完全采用自己的通訊社稿，有當時的理由?，F在的情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家通訊社無論如何難以將在全球流通的新聞包攬下來，世界眾多媒體之間，也需要相互交換新聞、相互采用各方面的新聞源來印證事實，全面反映關于事實的各方面的觀點。

關于新聞源的問題，需要多說幾句。新聞是人寫的，不可避免地多少帶有意識形態的印記，用過去的話說，新聞具有階級性。但是這個說法要具體分析。新聞總體上具有階級性，但不能說每條具體的新聞，甚至每句話、每個字都有階級性，許多不涉及政治立場的新聞，只能說具有一定的傾向性，但很難上升到階級分析的高度，例如關于財經方面的報道、某位明星或某場體育賽事的報道等等。還有一些新聞具有民族性、宗教性，很難歸結到階級性上。我國歷史上的黨報采用過非黨通訊社的電訊稿，主要由于過多，影響了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被認為黨性不強，問題并不在于黨報采用了非黨通訊社的新聞本身。50年代以來至今幾十年了，我們發行的《參考消息》數量，遠遠超出了黨報的發行量，這并沒有使我們被和平演變了。既然現在普通群眾可以閱讀完全由外國通訊社稿和外國傳媒的報道編成的《參考消息》，為什么我們的黨報就不能直接選用一些世界著名通訊社的稿件呢？顯然，和平演變的威脅不能成為拒絕改變以往工作傳統的理由。

也許，黨報代表的是黨中央，因而不宜采用外國通訊社的新聞。然而，1956年人民日報改版時，黨中央就已經指出：“今后《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除了少數的中央負責同志的文章和少數社論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黨中央的意見”。這不是說《人民日報》不代表黨，而是說，《人民日報》可以適當反映多方面的意見。既然完全使用外電的《參考消息》，經過編輯，可以在總體上代表我方的立場，正規的黨報更能做到這一點。

其實，我們現在在新聞源問題上已經悄然采取了各種變通的做法。電視新聞的國際新聞部分，大多數就是略加編輯的外國通訊社的電視新聞稿?，F在各地大眾化報紙的許多“本報訊”和改寫的國際新聞通訊、圖片，其來源即是外國通訊社或外國傳媒。我們總不能這樣長期不明不白地做下去，相當多的新聞通訊、新聞背景材料和電視新聞是有版權的，完全采用交換的方式難以覆蓋。黨報采用一些外國大通訊社的新聞稿，可以豐富我們的新聞源，多一些文化的不同風格。當然，這個建議不宜一步到位，需要考慮采用一些適當的方式，選擇一些非政治類的話題，或不大敏感的政治新聞話題試著做做。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我國的黨報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在激烈的報業競爭中，它仍然承擔著宣傳黨的方面政策的任務，同時又必須成為面向社會的綜合性報紙，提供豐富的新聞，以滿足社會主流人群的需要。近年來，在原有的工作傳統內進行的黨報改革已經很多，幾乎將各種潛力挖盡。如果不調整數十年來形成的工作傳統，我們很難大踏步的跟上時代的步伐。為了這個目的，需要回顧和分析一下我們現在黨報工作傳統的形成。其實，這種工作傳統也是當時根據中國革命的實際，對共產國際黨報經驗進行改革的結晶。不斷根據新的情況進行改革，這本來就是我們的黨報工作的光榮傳統。

引文：

[1]胡喬木《致讀者》（人民日報社論），《人民日報》1956年7月1日頭版。

[2]胡喬木《致讀者》（人民日報社論），《人民日報》1956年7月1日頭版。

[3]《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中冊第483－484頁，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