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素養教育論文
時間:2022-09-15 09: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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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在前期對臺灣媒體素養教育發展進程的分析研究基礎上,總結探索目前臺灣媒體素養教育在實施的過程中面臨的困境。研究發現,臺灣媒體素養教育的困境主要包含三個方面:其一、理論上的困境。“拿來主義”的西式媒體素養教育理論在臺灣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環境中“水土不服”。其二、實踐中的困境。臺灣媒體素養教育的實踐不僅指提高受眾媒體素養的教育實踐,而且包含著構建健康媒體環境的實踐。前者的困境主要在于完整系統教育規劃的缺乏;后者在困境在于黨、政、軍力量退出媒體與媒體公共化的搏弈困局。
ABSTRACT:Consideringthespecialenvironment,themedialiteracyeducationinTaiwannotonlydeemedtheimprovementofaudience’sliteracyasthebasicobjective,butalsoputmuchmoreemphasisonthetransformationofadversemediaenvironmentandtheconstructionofhealthymediaenvironment.However,becausethemedialiteracyeducationwasbasedonthetheorieswhichderivedfromwesterncountries,ithasturnedouttobesomethingunsuitableinTai-wan.Thepracticebasedonthesetheoriesinevitablyhadagreatimpactonthecompetitivestructureofpoliticalpartiesandgroupsandthevitalinterestsofcapitalforces,whichwerehidingbehindthemediaecologyinTaiwan.Allinall,themedialiteracyeducationinTaiwanfaced,faceandwillfaceupwiththestrongobstructionandchallenge.
KeyWords:MediaLiteracyEducation;Theory;Practice;Dilemma
從1993年臺灣媒體素養教育學者吳翠珍發表《解“毒”電視?解讀電視——談媒體教育中的電視識讀》一文開始,到今天臺灣學術界和民間團體開始著手推進媒體素養教育融入九年一貫制的教學規劃,臺灣媒體素養教育已經走過十余載的歷史。十多年來,臺灣媒體素養教育在教材出版、師資培訓、節目制作等方面已經取得了較大的成果。不過,臺灣媒體素養教育卻一直在困境中艱難前行。
筆者認為,當前臺灣媒體素養教育存在諸多困境:第一、理論上的困境。拿來主義的西式媒體素養教育理論在臺灣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環境中“水土不服”,并導致實踐中的迷失。第二、實踐中的困境。臺灣媒體素養教育的實踐包含兩個方面:提高受眾媒體素養和建構健康媒體環境。前者的困境主要在于缺乏完整系統的教育體系;后者在困境在于黨政軍退出媒體與媒體公共化的難題。二者的交集在于媒體近用權。
一、臺灣媒體素養教育的理論困境
臺灣媒體素養教育的理論淵源有二:其一、臺灣社會對媒體的批判而帶來的對媒體“第四權”和公民傳播權的反思;其二、英、美等西方國家有關媒體素養教育的理論。此二者,對臺灣媒體素養教育的實踐具有直接的理論指導意義。因此,當臺灣媒體素養教育的實踐出現困境的時候,我們需要對其理論做一番重新的審視。
Ⅰ.臺灣媒體素養教育的批判性思維
臺灣媒體素養教育,因其誕生在臺灣畸形媒體生態及其惡質內容的環境中,因而先天就帶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對于充滿低級趣味、凸現性腥的報紙,民眾怒斥為“暴紙”;對于煽動政治對立的電視,學界直呼“關掉電視救臺灣!”這種批判性的思維,是臺灣媒體素養教育理論的一個根本的基因。
這種根本基因對使得后來的臺灣媒體素養教育理論始終帶來強烈的批判性。在臺灣學界提出的媒體素養教育的五大內涵中(即:了解媒體訊息內容;思辨媒體再現;反思閱聽人的意義;分析媒體組織和影響和近用媒體)我們可以發現這種批判性思維的影子。為了實現學界和民間團體改造媒體環境的相關理念,2002年臺灣教育部門頒布的《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當中重點提出了“健康社區”(HealthyCommunity)理論。盡管該理論已經擺脫了純粹的“批判”思想,而使用“建構”的思維方式,但其理論的預設前提,顯然還是“打破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思想,其仍然是與批判性思想一脈相承的。
這種批判性的思想自然有其自身的淵源。不過,英國媒體教育學者Bazalgette(1997)的研究卻能給我們某種啟示。他在回顧英國媒體教育的發展時,就批評早期“免疫式”的媒體教育是“災難的開端”,因為“責難媒體”的媒體教育連帶地產生“否定媒體”的誤解。[1]
反觀臺灣,這種對媒體極端不信任的態度致使媒體教育與媒體批判劃上等號,“‘否定媒體’的媒體教育的概念局限性過大,以致于媒體教育核心價值無法突顯。檢視臺灣目前相關文獻與資料,的確反映出從學術論述到社會實踐的媒體教育大都落在以媒體教育來‘教育媒體’的困境?!盵2]
筆者以為,對媒體的認知與對媒體的反思無疑應成為媒體素養教育的重要內容,問題就在于,臺灣媒體素養教育的批判性思想,使得閱聽人與媒體組織完全隔離開來,使得民眾完全地與媒體對立起來,這就導致臺灣民眾難以全面地認識媒體素養教育的內涵,尤其是忽視了受眾自身接近和使用媒體表達自我的權利。
臺灣李承宇在其碩士論文《閱聽人思考的變革:媒體素養意函新探》中也指出,“現今的媒體素養的思考中,充斥著拒絕式的思考、對立式的思考、預防注射式的思考,以及只靠常識的批判思考;而這種種的思考方式都視媒體與閱聽人為兩個不相干的對立角色?!逼溲芯空J為,“這些思考方式不僅無法解決媒體問題,更有可能局限了閱聽人的媒體思考觀,甚至形成更多的媒體問題?!崩畛杏钫J為,應該“主張閱聽人、媒體與訊息三者應是不可分割的整體,閱聽人的思考媒體問題時,應該打破閱聽人與媒體間的界線,而從整體、系統的觀點看清媒體問題的結構面,以追求閱聽人與媒體雙贏?!盵3]這種觀點,或許才是臺灣媒體素養教育實踐中所需要的。
Ⅱ.尚未本土化的臺灣媒體素養教育理論
臺灣媒體素養教育理論,是拿來主義的舶來品。英、美等西方國家有關媒體素養教育的理論和實踐對臺灣有著重大影響。西方國家的媒體素養教育理論根源于西方民主政治體制及對公民傳播權的重視,因而其理論中始終蘊涵著一個自由、民主、權利的信息。
臺灣媒體素養理論也在某種程度上帶上了這些基因。臺灣大學張錦華認為,媒體素養的意義包含幾個重要層面:“第一個層面,是以自由主義思想做基礎,就是希望每個人希望追求一種自由自主的生活,他也不希望被廣告或是媒體這樣強勢的傳播影響。第二個理由,是基于公民共和主義的假設,公民共和主義是假設社會里面的公民會希望追求一個共同的善,對社會影響的目標,所以他們看到比方說新聞里面不好的內容,暴力色情的內容,他們會覺得不好,他們會希望新聞應該報道社會公義,這樣對社會才是好的。第三個很重要的理由,是基于多元文化主義的理念,也就是說每一個人會希望,弱勢族群的權益不會被媒體的刻板形象所破壞或減損。”[4]
從上述論斷中,我們可以看到,臺灣媒體素養理論亦宣揚著“自由”、“共和”與“多元”的價值觀。現在的問題就在于,這些論斷在臺灣畸形的媒體生態下有多大的生存空間。
事實上,盡管臺灣的政治體制與西方相類似,但臺灣的政治生態與西方的政治生態卻大相徑庭——臺灣的黨派政治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同時,臺灣的媒體環境與西方國家的媒體環境也不盡相同——臺灣缺乏公共媒體生存的空間。在這樣的邏輯前提下,臺灣的媒體素養教育理論卻大都從西方直接復制過來,這種尚未本土化的媒體素養教育理論便使得臺灣媒體素養教育的實踐面臨著諸多現實問題的挑戰。
陳世敏也指出,臺灣“傳播學在學術上發展到目前為止,在教學跟研究方面,都是移植美國新聞傳播的教學跟研究,缺乏本土的思維?!彼J為,“其實媒體和有關傳播學的學術問題,跟社會脈絡有非常大的關系。美國所發展出的大學以及新聞傳播學教育,有自己一套的社會文化背景存在?!薄翱墒桥_灣沿襲了美國傳播學的教學跟研究,缺乏本土的思維,沒有體驗到我們民眾的主體性問題?!盵5]當然,陳世敏教授在這里提出的“社會脈絡”和“社會文化背景”說得比較寬泛與模糊,筆者認為,這主要指的是媒體素養教育背后的臺灣政黨割據、資本盤踞的媒體環境。沒有從這一點實際情況來考慮,臺灣媒體素養教育的實施必然面對重重困境。
二、提升受眾媒體素養的困境
系統內的提升受眾媒體素養是媒體素養教育的最基礎的實踐。媒體素養教育的基本目標就在于提升受眾的媒體素養,使其成為“耳聰目明的閱聽人”。十多年來,盡管臺灣在提升受眾媒體素養方面,學術團體和民間組織從師資培訓到出版教材等諸多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進展,但目前在提升受眾媒體素養的教育實踐中仍存在眾多尷尬與困境。
Ⅰ.受眾媒體素養教育意識的缺陷
生活在臺灣畸形媒體生態及其惡質內容下的臺灣民眾,對于媒體大有深惡痛絕之感。他們認為媒體是社會的最大亂源,是媒體把臺灣社會弄得烏煙瘴氣。
然而,如前文所述,由于臺灣媒體素養教育一度有把媒體素養教育等同于媒體批判的思維傾向,因而受眾往往只從批判媒體這一單向度思考臺灣目前的媒體環境問題,卻尚未意識到提升自身的媒體識讀能力對建構媒體環境的重要性。此前,饒淑梅的研究結果已顯示,“學生已認同電視素養的重要性,但不認為自己需要學習電視素養的課程,顯示學生可能高估自已的電視素養程度。”[6]林愛翎在其論文也指出,“讓民主社會中的公民在現有的體制下使用與管理媒介,對媒介本質、管理媒介的物質基礎與結構、以及自身相對與媒體的自主性有所覺醒與認識。但這樣的概念尚未在臺灣成熟,尚在萌芽階段?!盵7]
筆者認為,這與臺灣媒體素養教育興起的背景不無關系。對畸形媒體生態帶來的媒體惡質內容是臺灣社會批判矛頭的一致指向。問題就是,一般的臺灣受眾只是形成了媒體批判的觀念,認為只要消除媒體中的不良內容即可,而并沒有反思自己的媒體接觸行為,也沒有上升到媒體素養的高度。
因而,即便學術界和民間團體積極推廣媒體素養的觀念,卻“只有少數學院里面或社會上的人,體會到媒體素養教育的重要性。卻無法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更不能得到媒體的認同?!盵8]這對于生活在一個畸形的媒體生態下的民眾而言,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Ⅱ.完整系統地教育規劃與設計的缺乏
青少年是臺灣媒體素養教育的重點人群,因其主要尚在學校學習,所以可以通過學校教育這一正規系統的方式來提升青少年的媒體素養。不過,筆者的研究發現,無論是中小學還是高校,其開展媒體素養教育的情況都不容樂觀。
盡管臺灣教育當局在《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中已提出相關構想,把媒體素養教育融入九年一貫制教學中,然而,幾年過去了,媒體素養教育仍遲遲未納入九年一貫制教學體系中,缺乏系統教育規劃的媒體素養教育,在臺灣學校實施面臨著一系列的難題。
首先,媒體素養教育始終游離于學校正規課程之外。因媒體素養教育尚未納入升學或其他考評系統中,那么該課程的重要性與課程安排必然受到其他主要課程的沖擊。大多數學校只能看自身是否有相關的教學資源來決定是否進行媒體素養教學,而大部分學校都尚未重視媒體素養教育,也未開設相關課程。
其次,也正是因為尚無具體教育政策的出臺,學校對媒體素養教育的師資也就并無太多關注。誠然,學校教育是進行媒體素養教育的主要途徑,但學校教育的核心又在于教師自身的媒介素養水平。但正如學者所觀察,“臺灣尚缺乏媒體教師的職前養成體制(pre-servicetraining),因此沒有“媒體教師”一職(mediaeducator)。過去仰賴學術界與第三部門(non-profitorganization)從在職訓練(on-jobtraining)中提供附加的媒體教育智能,不僅教師(trainer)人力不足,物力也匱乏?!盵9]臺灣對媒體素養教育師資的培訓主要由一些研究機構和社會團體所舉辦,參加培訓的教師往往是出于“有興趣”而參加研習,因此培訓的涉及面還有待于進一步拓寬。
同時,缺少一套(本)專門的媒介素養教育的教材,也成為制約臺灣媒介素養教育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媒介素養教材的缺乏,帶來了教學工作的諸多不便。盡管臺灣學界和民間團體已經出版了相關的媒介素養論著,它們尚可作為參考書和課外讀物,但并不適宜作為各學校媒介素養教育的通用教材。
Ⅲ.社會成人媒體素養教育的缺失
筆者在對1993年至2005年的臺灣有關媒體素養教育的碩博士論文進行統計分析時發現,在全部的54篇碩博士論文中,共有23篇是對媒體使用與媒體素養狀況的調查評估論文。不過,臺灣媒體素養教育調查和評估的對象卻主要圍繞校園而展開,而關注社會成人(除學校教師、行政人員外)的媒體素養狀況的調研評估非常欠缺,僅有1篇。這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社會成人媒體素養教育實踐的缺失。
資料來源:臺灣“國家”圖書館碩博士論文資訊網筆者制表2006年5月
筆者認為,鑒于青少年處在人生觀、價值觀形成時期,并且他們具備學校教育的客觀優勢條件,因而把提升青少年的媒體素養作為臺灣媒體素養教育的重點是勿庸置疑的。不過,應該要考慮的一點是,其他遠離學校的社會成年人的媒體素養需要關注嗎?答案是肯定的。一個很重要的論據就是,目前臺灣的媒體素養教育重視家庭教育,尤其在對兒童的教育方法上強調“親子共視”,即由孩子家長和孩子一道觀看電視,接觸媒體,使媒體素養教育延伸到家庭教育中。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成年人的媒體素養如何將直接影響到下一代的媒體素養水平。
同時,在目前臺灣這個選舉社會中,政客操縱媒體議題,資本力量推波助瀾,各種“民調”層出不窮,藍綠陣營媒體嚴重對立。在這樣一個背景中,調查社會成人的媒體素養狀況,探討如何提高臺灣社會中成年人的媒體素養,對于臺灣社會趨于理性地對待政治與媒體的教唆不無裨益。
Ⅳ.商業性媒體的缺席
陳世敏指出,“臺灣媒體素養教育的大問題是,缺乏業者的積極參與。”[10]的確,解鈴還需系鈴人,媒體素養學界所期望的媒體惡質內容的改善與提升還需業者的參與。然而,業者為何缺席呢?筆者認為,“缺乏業者的積極參與”的原因可以從下面兩個方面分析:
其一、媒體素養教育的直接目的是要提高受眾的媒體素養,使受眾能夠辨識媒體的各種訊息,反思自己的媒體接觸行為,從而成為一個主動積極、不易受媒體擺布的閱聽人。從這一點來看,業者會積極主動參與媒體素養教育中來嗎?商業性媒體希望自己的受眾變得聰明而理性嗎?似乎在邏輯上說不通。
這種情況不僅是臺灣,從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來看,傳播媒體工業在媒體素養教育推動的這些發展中角色并不明顯。事實上也曾有商業公司發起自己的媒體素養計劃或者贊助一些媒體教育者,但企業贊助的經費一直是媒體素養界主要的爭論問題之一。這些企業包括ABC、NBC、DiscoveryChannel與備受爭議提供學校教室新聞和廣告的商業頻道ChannelOne,這些商業媒體都贊助不少媒體素養計劃。媒體素養計劃對于這些企業來說多少都有些威脅到企業的利益,因為在企業的觀念里具備媒體素養這類明智的閱聽人的人意味著比電視周刊的讀者要不受歡迎。
其二、從臺灣媒體素養教育的發展來看,在過去臺灣很長的歷史中,一談到媒體素養時,似乎就是跟媒體站在一個對抗的位置,覺得民眾應該站起來,如何能罵媒體罵得好,這好像稱為素養的一部分。事實上,這種“歷史原因”造成了媒體素養教育與商業性媒體相互對立的局面。
不僅如此,根據筆者之前的論述,臺灣媒體素養不僅要提升受眾的媒體素養,更重要的是改造媒體、建構健康媒體的環境,即要改造當前商業媒體的媒體內容以及更層次的媒體生態。試問,商業性媒體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嗎?
商業媒體處于臺灣畸形媒體生態的環境中,極度飽和的市場客觀上對商業媒體施加了巨大的生存壓力,在一種脆弱的食物鏈的平衡中,私人資本主導的商業媒體并不愿意“大公無私”地為社會整體利益而“損己利人”。
在《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中,臺灣學者根據臺灣《廣播電視法》第四條“廣播、電視事業使用之電波頻率,為‘國家’所有”——認為,“該法條說明電波為全民所有,屬于公共財產,不管商營或公共媒體,皆須貫徹媒體為社會公器的角色?!币蚨?,“媒體業者作為促成媒體教育實踐的一環,應提供設備,資源與人才,積極參與媒體素養教育?!盵11]在筆者看來,媒體作為社會公器應為全民服務這是臺灣媒體素養學界在理論上始終強調的一點,而這正是目前臺灣媒體的癥結所在:媒體是牟取政黨利益的工具和商業利潤的工具,已非社會公器!要媒體業者積極參與媒體素養教育在目前來說恐怕只能是一個美好的理想。
、構建健康媒體環境的困境
臺灣關注媒體素養的學術機構和民間團體盡管各自的工作重點不一樣,但有一點共識就是:臺灣媒體素養教育實踐包含兩個基本點是——系統內的培養受眾的媒體素養和系統外的改造媒體環境。此二者在臺灣媒體素養教育中相輔相成,共同匯聚成臺灣媒體素養實踐的主要內容:媒體環境的惡劣使培養受眾的媒體素養成為必要,而欲真正提升受眾的媒體素養,媒體環境的改造亦勢在必行。
培養受眾的媒體素養和改造媒體環境在實踐中基本是齊頭并進的。但學界和民間團體對媒體素養教育認識越深刻,他們就愈發感覺系統外的改造媒體環境對媒體素養教育的重要性——在一個烏煙瘴氣的媒體環境中難以讓民眾真正看清媒體素養教育的真正面目。因此,媒體改造和建構健康媒體環境也就成為臺灣媒體素養教育中的應有之義。
臺灣社會所推動的“媒體改造”主要是要求黨政軍力量推出媒體,進而實行媒體公共化。然而,學術界和民間團體欲改造媒體環境進而構建健康媒體環境的理想卻是困難重重。
Ⅰ.黨政軍退出媒體的困境
臺灣學界和民間受西方政治理論的影響很深,認為媒體應替人民監督政府,作為人民和政府間的媒介,讓民意可以表達,政策可以透明,實踐所謂“主權在民”的民主理念。媒體作為第四權力,就必然要求黨政軍退出媒體。然而,學術團體和民間機構誠懇的呼聲——“黨政軍退出媒體”只是成為政黨保全政治利益以及相互博弈的一個工具罷了。
以民進黨執政前后為例。民進黨在成為執政黨前手中握有的媒體不多,因而在2000大選中將“黨政軍退出媒體”作為競選口號,以吸引選民。而陳水扁當選臺灣地區領導人后,民進黨的媒體更是大肆宣揚,指責國民黨旗下的媒體不支持“新政府”,呼吁媒體中立。尤其在電視媒體方面,民進黨人士異常積極地推動無線電視臺“公視化”,而其真正目的在于削弱甚至剔除國民黨在中視和華視的力量。
而民進黨自身對于退出媒體卻顯然表現出依依不舍之意。2001年秋,身為臺灣地區領導人的陳水扁在其新書《世紀首航》中聲稱尊重言論自由、維護新聞自由,希望臺灣媒體走“新中間路線”,但必須“固守國家安全”?!凹耐襟w不只是做報道痛苦的烏鴉,也要做報道歡喜事情的喜鵲?!辈贿^該“新路線”一出爐便遭到各界人士的質疑。有學者指出,“政治人物與媒體的關系一向愛恨交織,執政當局尤其如此。對于媒體報憂不報喜的批評自戒嚴時期以來,始終不絕于耳。這類批評之所以難昭公信的一個主要原因,在于政治人物在進行媒體批判時,從未真正放棄操弄媒體?!标愃狻敖鼇硪贿B串以出書方式披露政權移交過程中的黑幕等動作,基本上也不脫為政治目的在操弄媒體、制造輿情的性質?!盵12]
正如學界的分析,實際上,陳水扁當局所提出的“黨政軍退出媒體”和“媒體中間路線”等政策,只不過是唬弄輿論、打壓國民黨的一種手段,這些口號,一開始沒有、最終難以真正付諸實施。相反,陳水扁執政后,更是不顧各界反對,將李登輝的女婿賴國洲安插進入臺視,并擔任董事長一職。一批民進黨骨干也被安排到臺視的重要職位上。與此同時,對于與民進黨“不和拍”的原民進黨文宣部長、民視董事陳文茜,也在臺視中被“清理”。
在這事件中,陳水扁當局控制媒體的野心昭然若揭,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學界所提出的“黨政軍力量退出媒體”在臺灣這種媒體生態制約下,實行的難度非常之大。有臺灣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老三臺’改革的最大阻力永遠來自執政者。對執政者而言,媒體不只是非常方便的酬庸、利益輸送管道;最重要的,臺灣島內政治對立激化,朝野幾無互信,掌握媒體,就掌握了優勢,政治人、媒體人,沒有幾個相信會有執政黨心甘情愿把這個優勢交出去。陳水扁參選時,整天叫著‘媒體改革’,當選后,不但‘公共化’越喊越小,其他媒體更普遍感覺到民進黨政府壓制媒體、掌控媒體的嘴臉丑惡、手法赤裸,‘白色恐怖’氣氛,比國民黨有過之而無不及?!盵13]
Ⅱ.媒體公共化的困境
構建健康的媒體環境不僅要求黨政軍力量推出媒體,而且進而要求實行媒體公共化。即便黨政軍力量退出媒體,若是由資本力量替代前者的位置,臺灣媒體環境同樣無法逃離暴力、色情、低俗的陰影。因此臺灣媒體公共化的輿論甚囂塵上。
臺灣“媒體公共化”的進程以臺灣公共電視臺的建立為一個里程碑,而后學界和民間團體又提出臺視、華視的公共化。不過,從提出組建公共電視臺到1998年7月1日公共電視的開播,其間18年,誕生過三個版本的《公共電視法》草案:“學者版”(1991年6月)、“行政院版”(1992年9月)和“謝版”(1993年3月謝長廷等人提出)
筆者認為,從上述三個版本的誕生過程可以看出公共電視誕生背后復雜的政治博弈:“學者版”草案是建立在學界對公共電視的美好構想上,期望公共電視能脫離黨政力量的干預,真正獨立地為全體公民所制作優良的節目,突出公視的獨立、超然、理想的特征;不過,“行政院版”的出臺,猛然驚醒了尚處美好傳播理想中的夢中人?!靶姓喊妗睆娬{公視主管機關為新聞局、新聞局主導公視經費運用。這種干預“公共電視法”草案的舉動,說明公共電視無法在一個沒有政治力量的真空中建立,臺灣當局仍要對公共電視進行控制。而分析“謝版”草案,盡管其表面上趨向于學界的觀點,表現出一種反對政治力量控制的意思(如將公視的主管機關從“新聞局”改為“文建會”),然而,“謝版”背后的民進黨的真正意圖,顯然是希望借學界的力量繼續牽制國民黨,以使自身在媒體控制上不至于更處于弱勢地位。
從這樣看來,公共電視的誕生是在學界與黨派之間、黨派與黨派之間的博弈的結果。它誕生的過程就說明了其無法擺脫政治力量的控制與影響,無法做到臺灣社會所理想中的“公共”電視。因而,臺灣公共電視臺只能在踉踉蹌蹌中孤獨前行。
經費困難是公共電視生存的最大困難之一。一般認為,如果政治力量和商業力量進入媒體,必然使媒體受制于意識形態和利益團體,并不顧社會責任而追逐利潤。因此,在最初規劃公共電視的經費來源時,學界認為,公共電視的經費不能來自于黨派、也不能來自于廣告,即不播商業廣告,主要依靠政府撥款以及捐款等。在1998年公共電視開播時,公視基金會是得到政府捐助的十二億新臺幣,并自籌款三億元。依據公共電視法,政府捐贈的金額逐年減少百分之十,至第六年以后應為第一年政府編列預算金額的百分之五十。而屈指算來,今年(2006年)是公共電視開播的第9年,公共電視所能夠獲得地捐贈僅為4億新臺幣,這對于一個被學界和民眾曾寄于厚望的電視臺而言顯然是杯水車薪!
因為經費困難也給公共電視臺帶來多米諾骨牌效應。2000年,新聞部人員流失率達26.19%。到2001年,公視專職和聘用人員為500人,高層管理人員頻繁流動。一個頻道每天播出不到20個小時,自己制作的節目不到播出節目的一半,其中許多是轉播?!懊襟w素養”或稱“媒體識讀”被公共電視董事會列為重點節目,其本來的目的是要幫助民眾認識和鑒別媒體及內容有害還是有益,不過,臺灣輿論認為,“公視制作節目的部門卻做成了如何做小記者的兒童節目……難以吸引收視?!盵14]
有研究者指出,“公視背負著相當一些民眾和學者的理想,但公視卻要進行在臺灣極其艱難的媒體環境中,因此,在三、四年之后,公視在臺灣民眾中給人的留下的印象不深。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恐怕除了像《人間四月天》這樣的連續劇,或馬友友的音樂會外,難有其他具體的聯想和認知。”[15]如此看來,公共電視法草案中最初所建構的美好理想:公視的節目應是“有水準的節目”、“高尚的風格”、“重視藝術節目”、“經??紤]觀眾的‘需要’而非‘喜愛’”、“以加強電視之社教功能”在臺灣污濁的媒體環境的蹂躪下已是面目全非!
概而述之,正是在臺灣畸形的媒體生態及其惡質內容的大背景下,臺灣媒體素養教育界把媒體改造和建構健康媒體環境也作為媒體素養教育的一個重要任務。在學術界和民間團體所推動下的媒體素養教育是以“媒體改造”為外在訴求和外在表現行動,而以培育受眾的媒體素養教育為內在努力方向。因而,在很多人眼里,“臺灣在推動媒體素養教育時,是采用一種社會運動模式。”[16]而這種模式事實上展現了媒體素養教育與臺灣政治、資本因素之間的博弈(見圖2)。
事實上,不管是理論上的困境還是實踐中的困境,筆者認為,其矛盾的焦點歸根結底不在于臺灣媒體素養教育本身,而在于臺灣媒體生態之外的政治體制及其直接影響下的傳播制度。正是島內盤根錯節、愈演愈烈的黨派政治之間的權力爭斗以及過度自由化的商業媒體惡性競爭帶來了媒體素養教育的重重困境。無怪乎陳世敏教授嘆言,我們在對抗一個很大的巨人,一個很大的體系?!盵17]
總而言之,媒體素養教育是在一定的媒體生態環境的影響下而進行的,而媒體生態環境則受傳播制度的制約,即受政治、資本力量的控制,媒體素養教育無法超脫臺灣的傳播制度而在真空中進行。見下圖:
[注釋]
[1]吳翠珍.媒體素養與媒體教育的流變與思辨[A].翁秀琪.臺灣傳播學的想象(下)[M].臺北:巨流圖書公司出版,2004.P837.
[2]同①.
[3]李承宇.閱聽人思考的變革:媒體素養意函新探(摘要)[EB/OL].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2006-5-16.
[4]政大媒體素養研究室.2002秋季中日媒體素養研究與教育論壇記錄[EB/OL].www.mediaed.nccu.edu.tw/resource.htm,2006-3-26.
[5]政大媒體素養研究室.2004春季中日媒體素養研究與教育論壇記錄[EB/OL].www.mediaed.nccu.edu.tw/resource.htm,2006-3-26.
[6]饒淑梅.國民中學實施電視素養課程之研究(摘要)[EB/OL].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2006-4-17.
[7]林愛翎.媒體公民教育理論與實踐初探(摘要)[EB/OL].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2006-4-17.
[8]政大媒體素養研究室.2004秋季中日媒體素養教育論壇記錄[EB/OL].www.mediaed.nccu.edu.tw/resource.htm,2006-3-26.
[9]吳翠珍.媒體素養與媒體教育的流變與思辨[A].翁秀琪.臺灣傳播學的想象(下)[M].臺北:巨流圖書公司出版,2004.P836.
[10]政大媒體素養研究室.2004春季中日媒體素養研究與教育論壇記錄[EB/OL].www.mediaed.nccu.edu.tw/resource.htm,2006-3-26.
[11]臺灣“教育部”.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Z].臺北:“教育部”,2002.P18.
[12]林鶴玲.媒體如何擺脫政治糾葛?[J/OL].媒體觀察電子報..tw/,2001-10-31.
[13]唐湘龍的觀點.轉引自王文昌.透過電視看臺灣[M].香港:未來文化出版,2003.P163.
[14]王文昌.透過電視看臺灣[M].香港:未來文化出版,2003.P204.
[15]同14.
[16]政大媒體素養研究室.2004秋季中日媒體素養教育論壇記錄[EB/OL].www.mediaed.nccu.edu.tw/resource.htm,2006-3-26.
[17]政大媒體素養研究室.2004春季中日媒體素養研究與教育論壇記錄[EB/OL].www.mediaed.nccu.edu.tw/resource.htm,2006-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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