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媒體制度變遷論文

導語：我國媒體制度變遷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新制度社會學媒體制度制度變遷合法性機制

[摘要]：

本文認為目前我國學者對中國媒體制度變遷的研究主要使用了兩種理論范式：一種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范式，一種是新制度社會學理論范式。本文對這兩種范式進行了理論分析，并對已有的研究進行了綜述。在文章的最后，指出了這兩種范式的不足之處。

Abstract:MypointofviewisthattheretwotheoryparadigmusedabouttheChinesemediainstitutionalchange.Oneisthe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andtheotherisNeo-institutionalsociology.Mypaperanalyzesthetwokindsoftheoryandthepublishedpapers.Attheendofmypaper,Ipointoutthedeficiencyofthetheory.

Keywords: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Neo-institutionalsociologymediainstitutioninstitutionalchangelegitimacy

中國改革開放已近30年的歷史，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制度變遷的龐大規模與深刻程度都是當代世界舞臺上罕見的。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由計劃經濟轉向了市場經濟，由傳統社會走向了現代社會，由封閉社會轉向了開放社會。在改革大潮中，中國新聞媒介與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步伐一致，經歷了深刻但卻平穩的改革。媒體行業的性質由改革開放之前的黨和政府的喉舌演變為今天黨和政府的喉舌、第三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等幾種性質溶于一體的行業。

對于中國媒體體制改革的研究非常多，許多學者都對這個改革的過程進行了非常詳細的描述和記錄，并使用各種理論對這種變化進行了解釋。對于已有的文獻，從方法論來說，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兩種比較有說服力的范式，一種是新制度經濟學學派，一種是新制度社會學學派。這兩個學派其實都在回答這樣的問題：社會制度為什么會變遷？變遷的機制又是怎樣的呢？其中，新制度經濟學提出的是效率機制，即制度創新的基本原則是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如果制度創新的預期收入能夠大于預期成本，制度創新就會發生，如果制度創新的預期收入低于預期成本，制度就處于平衡狀態，也就是說更有生產效率的制度將替代舊有的效率不高的制度。新制度社會學學派提出了合法性機制，它們認為制度環境要求組織服從“合法性”機制。周雪光（周雪光，2003）指出合法性不單指法律制度的作用，而且包括了文化制度、觀念制度、社會期待等制度環境對組織行為的影響。合法性機制的基本思想是：社會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觀念制度成為人們廣為接受的社會事實，具有強大的約束力量，規范著人們的行為。[1]

一、新制度經濟學對媒體制度變遷的研究

傳統西方經濟學在分析經濟問題時，總是把經濟制度看作是既定的前提，假定市場經濟具有無摩擦交易、完備的信息和明確界定的產權等暗含特征。因此，制度在傳統經濟學分析中就被理所當然地忽視了。后起的新制度學派意識到這些暗含假設特征的嚴重缺陷，指出無摩擦交易、完備的信息和明確界定的產權在現實市場經濟中是不現實的。由此，新制度學派及其后繼者尋回了失落的制度，把制度正式納入經濟學分析，強調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從而孕育出五彩斑斕的制度變遷理論。

以諾斯（Douglass•North）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在功能主義的視角下提出，一套制度的產生和存續依賴于它所帶來的相對于其它制度而言更多的好處，也即這種制度能夠為相關個體帶來較之于其它制度而言更多的好處。制度的穩定是因為它帶來某種結構誘致的均衡。根據諾思的定義，“結構”一詞指制度框架，“變遷”一詞指制度創立、變更及隨著時間變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因此，所謂的制度變遷是指一種制度框架的創新和被打破。制度可以視為一種公共產品，它是由個人或組織生產出來的，這就是制度的供給。由于人們的有限理性和資源的稀缺性，制度的供給是有限的、稀缺的。隨著外界環境的變化或自身理性程度的提高，人們會不斷提出對新的制度的需求，以實現預期增加的收益。當制度的供給和需求基本均衡時，制度是穩定的；當現存制度不能使人們的需求滿足時，就會發生制度的變遷。制度變遷的成本與收益之比對于促進或推遲制度變遷起著關鍵作用，只有在預期收益大于預期成本的情形下，行為主體才會去推動直至最終實現制度的變遷，反之亦然，這就是制度變遷的原則。[2]

新制度經濟學進入中國以后，立即成為一門顯學，大量的學者使用這個學派的理論和制度分析的方法對中國的國有企業制度、鄉鎮和私營企業制度、農業經濟制度、資本市場制度、政府管理制度等的變遷過程進行研究。許多學者也使用這種方法對中國的傳媒改革進行了研究和分析。雖然這些學者使用的方法都是新制度經濟學，但是他們的結論并不一致。

對于為什么傳媒體制會出現改革，即改革的動力問題上。按照新制度經濟學原理，如果制度創新的預期收入超過預期成本，創新就會發生。陳懷林（陳懷林，2000）認為傳媒制度創新出現的概率取決于改革的成本與潛在收益的對比，二十多年來，中國大陸媒體走的是一條以謀求市場利潤為主要目的的漸進性路徑。中國的傳媒制度改革采用“成本最小化”的原則，從經營分配制度開始，然后是采編制度和宏觀管理制度依次跟進。改革的路徑是自下而上的“合謀”，改革的方式是連續的邊際調整。[3]

周勁基本認同陳懷林的觀點，（周勁，2005）認為中國傳媒體制變革有以下特點，1.制度變遷推進次序：憲政框架內的階段式演進，第一階段：政府主導、以經營分配環節為突破口的“財政成本拉動型”的企業化制度變遷；第二階段：由下而上，以新聞采編環節為突破口的“經濟效益推動型”的市場化制度變遷；第三階段：創新集團推動、以產業組織環節為突破口的“行政力量控制型”的產業化制度變遷；第四階段：上下合謀、以培育市場主體為突破口的“政治與資本合作型”的資本化制度變遷。2.制度變遷模式選擇：“供給主導型”的漸進式改革。3.制度變遷主體選擇：誘致性變革和強制性變革相結合。4.制度變遷路徑選擇：依照成本高低進行的連續邊際調整，上述中國傳媒四個階段的改革，完全是遵循“成本最小化”的原則，按舊體制中各個制度層面危機的高低，逐步遞進改革。而且，邊際性調整使每一次改革的深度都會達到而且也僅僅達到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的那一點。[4]

胡正榮等學者從制度變遷的路徑來研究中國的媒體制度變遷。（胡正榮，2005）認為中國傳媒體制變遷的路徑是以政府為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制度變遷是一個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重新調整的過程，這種調整包括較低層面的制度裝置（組織和機構），較高層面的制度安排的變化，還有更為重要的制度環境的改善與變化（包括憲法、法律結構等政治、社會和法律的基本規則）。[5]張銳（張銳，2004）也認為我國電視業的產業化轉型實際上是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是一個制度轉換、替代與交易的過程，也是一個新的制度安排代替舊的制度安排的過程。他認為中國的改革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革。從路徑選擇上有激進性變革和漸進性變革兩種，中國選擇的是漸進性變革。其次從制度變遷方式的角度考慮，由個人或自愿聯合團體所推進的制度變遷可以歸結為誘致性制度變遷，而由國家政府通過強制力量所推進實施的制度變遷可稱為強制性制度變遷。他認為中國電視制度變遷體現的是強制性變遷。第三，他認為我國電視業在制度變遷進程中的路徑選擇終究要集中到電視媒介產業的層面上，是一種產業經濟的行為，從電視業的跨媒介、跨地域的整合到內部組織結構的調整，再到產業政策的制定，各種改進的路徑都需要運用產業經濟學的理論要加以構建。[6]

陳戈和儲小平（陳戈，儲小平，2006）以報業為例認為中國媒體變革經過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政府主導的“財政壓力推動型”強制性變遷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報社主導、政府規制的“市場利益拉動型”誘致性變遷階段。[7]

柳旭波認為我國的傳媒經過了四個轉型期，分別是企業化制度變遷期，市場化制度變遷期，產業化制度變遷期，資本化制度變遷期。并對變遷的特征和路徑進行了分析。[8]

同樣是在新制度經濟學框架下進行研究，鄧炘炘得出了與大部分學者不同的結論，（鄧炘炘，2006）認為按照制度經濟學的觀點，中國的大眾傳媒屬于“政治性企業”，是政府規制的對象。從市場催化的角度來看，經濟權利的擴張是主要的動力機制。鄧炘炘認為中國廣播電視系統的改革只是現存行政主導的廣播體系的物理延展而非改制，是原有體制的內向延伸而不是“增量改革”。這使得廣播系統由原來的純行政或者純事業性質的系統運轉，變為“行政-事業-營利”型的三位一體。也就是說，改革沒有致力于規則變革，而基本上是增長導向、效率導向的，從而擱置建立社會主義市場體制所必需的市場參與程序和引入競爭機制的議題。由此帶來的行業規模的擴大也只是行業行政管控規模和范圍的擴大。作者認為，根據這一分析，可以認為目前廣播業在體制框架構建方面并沒有產生結構性的制度變革。而當下傳媒機構的經濟收益和成本損耗是通過分享其他經濟部類的改革發展收益而得以平衡和維持的。[9]

二、新制度社會學對媒體制度變遷的研究

新制度社會學學派試圖解釋的中心問題是“組織的趨同性問題”:在現代社會中,為什么各種組織的正式結構和組織內的規章制度越來越相似？與“組織的趨同性問題”相關聯的兩個問題是:為什么許多組織愿意花費很大代價去做一些看上去不相干的事情?為什么組織的正式結構與組織的實際運行往往是分離的?例如,通用汽車公司是營利性公司，為何鼓勵公司員工參加當地的公益活動,甚至為員工參加公益活動提供經費資助？又如,我們可以經?？吹竭@樣的現象,一個組織花費很大力氣制訂一套規章制度,但制訂完以后,卻束之高閣。新制度學派的研究基本上是圍繞上述問題進行的,并提出了一套具有操作性的解釋邏輯。新制度社會學，在很大程度上認為規則是給定的，并且主要關注規則擴散從而創建出一組同質性制度的方式，這種方式獨立于任何技術性驅力。[10]組織被視為是模仿性，規范性和強制性的壓力所形塑的結果。在這個理論脈絡中，組織被描述為是通過外部賦予合法性的機構?；蛘呤桥c環境要求相匹配的結構。在很大程度上，這些論點顯示了組織和它的環境之間的要求直接而緊密的聯系。規則變異被歸因于溝通、協調和控制的功能性需求的變異，或者歸功于社會合法性的變異。[11]

對于“組織的趨同性問題”,新制度學派提出的解釋邏輯名之為“合法性機制”(legitimacy)。周雪光（周雪光，2003）認為合法性機制是指,當社會的法律制度、社會規范、文化觀念或某種特定的組織形式成為“廣為接受”的社會事實之后,就成為規范人的行為的觀念力量,能夠誘使或迫使組織采納與這種共享觀念相符的組織結構和制度。[12]合法性機制強調的是,組織的結構和行為不僅僅是技術需要的產物,而且受到制度環境(特別是社會的共享觀念)的制約與規范。周雪光（周雪光，2003）把合法性機制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強意義，一個是弱意義。強意義上的合法性是指社會的文化思想觀念決定了社會制度的基本特征和演進方向。也就是說組織行為、組織形式都是制度所塑造的，組織或者個人沒有太大的自我選擇余地。它的基本觀點是人們不能在真空中思維，而是制度通過人在思維，制度通過制約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來進行思維。弱意義上的合法性主要是從組織趨同性的研究中提出來的，它是指制度通過影響資源分配或者激勵方式來影響人的行為，在這里，制度不是一開始就塑造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而是通過激勵的機制來影響組織或者個人的行為選擇。其中起作用的三個機制分別是：強迫性機制，模仿機制，社會規范機制。[13]

許多學者對中國廣電體制變革的研究中雖然沒有提到這個學派，甚至沒有涉及到“合法性機制”這個概念，但是他們的研究的思路與這個學派一脈相承。

李良榮使用強意義上的合法性來解釋中國媒體體制變革，李良榮（李良榮，1999）認為我國新聞改革的總狀況是：在維持新聞體制基本不變的前提下，由觀念的變革來拉動新聞媒介的改革。當然，新聞界的觀念變革亦不是無源之水，它伴隨著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的深刻變化而發生。[14]同時他認為人們提出的新聞改革的目標大致分為三種。一是要求改革我國的新聞體制；二是要求著重改革新聞觀念；三是把改革重點放在新聞業務上。不同的改革目標對新聞改革有不同期望，從而對十幾年來新聞改革的成績有不同的估價。持第一種目標的人認為我國十幾年來的新聞改革只能稱之為“改進”，真正的新聞改革還沒有起步。持第二種目標的人認為十幾年來的新聞改革有了不少成績，但起步太低，評價不能太高。持第三種觀點的人說成績巨大，怎么評價也不為過。[15]

屠忠俊（屠忠俊，1999）使用弱意義上合法性來解釋中國廣電體制變革，他指出的，大陸傳媒幾乎亦步亦趨的效仿、移植國有企業改革行為的方式，只是時間進程上有所滯后。[16]這中間所暗含的機制就包括了強迫性機制和模仿機制。因為政治，經濟體制都在講改革，國家也把改革開放作為國策提出來，廣電體制受到一種無言的強迫力，必須也進行改革。如何改革，就是模仿、移植國有企業的改革。

當然也有學者同時使用以上兩種理論來解釋中國廣電制度的變革。錢蔚(錢蔚，2002)認為中國的傳媒制度變遷主要由政治，市場與公共領域三方博弈形成。她認為政治與市場的互動影響著中國電視制度變遷，她把中國電視制度變遷的動力解釋為市場的發展，認為市場的發展是電視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政治順應了市場的要求，以自覺和務實的方式來對媒體進行控制。對于電視制度變遷的歷程，她認為制度的變遷首先源于觀念的變化，繼之以傳播內容的正本清源和傳播媒介功能的重新定位，然后才觸及到傳媒自身的生存狀態——產業經營的發展。產業經營的發展已成為電視制度變遷的核心，它又反過來影響了電視管理體制的變革，并為這種變革提供了內在動力。[17]

三、對上述兩種理論范式的分析

雖然上述的兩種理論范式都對中國傳媒制度的變革給出了強有力的解釋，但是在現實世界中，我們看到好多現象還是無法用這些理論來解釋，甚至有些現象對理論的有效性提出了質疑。以新制度經濟學為例，一個現象是它無法解釋的，就是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衛視聯播網為何無法建立的問題。業界和學界對衛視聯播網期盼已久。因為中央一套的廣告收入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新聞聯播的時段。而這個時段大部分衛視都在轉播新聞聯播，而通過衛視來看新聞聯播的人并不少于看中央一套的人，把衛視的這個時段的廣告集中起來拍賣的價格應該不低于中央一套的拍賣價格。但是這個想法雖然好，但是為什么無法實現呢？這是因為這兩種理論都有其缺陷。

克羅齊耶（Michel•Crozier）（克羅齊耶，2007：p136-139）認為新制度經濟學暗含著這樣的假設：一個組織對其所在的環境的技術或者經濟的既定要素的適應程度決定著組織的能力，這種能力體現為這個組織的績效水平。績效水平高的組織將能夠生存下來，績效水平低的將被淘汰。從中可以推斷，組織只有改變自身的結構，才能在一種變化的環境中生存下來。但是無論這樣一種推論模式多么引人入勝，它都是建立在兩個極不清晰的假設之上的。第一個假設是，市場作為環境實施懲罰的機制，只允許最有適應能力的組織生存。第二個假設認為，結構性調整對組織的績效水平具有決定作用。但是這兩個假設都經不起實際經驗的檢驗。一方面一個組織獲取成功的績效水平和一個組織能夠生存所必須的績效水平之間的差別會非常大；另一方面，經驗研究表明，組織的結構性安排對于組織的成功的影響是次要和間接的。[18]人類關系的結構性復合體，存在于組織的根基之處，它是組織生命的源泉，而不是組織的諸種限制性力量的一種被動的產物。也就是說組織能夠對技術、環境提出的諸種方案在一定范圍之內進行選擇，而不是被迫選擇績效最大化的那一種。同時組織本身具有對環境進行建構的能力。還是以上文衛視聯盟的例子作為分析的對象，那就是必須注視到這些衛視的結構，這些全國的衛視是分布于全國的各省市主管的電臺，它們之間的競爭關系、各臺和地方的隸屬關系，這個結構使得衛視聯盟這樣一個構想不具有可操作性，所以必須把結構納入到研究的視角中，才能產生真正有價值的想法和理論。

對于新制度學派社會學認為文化對于制度選擇起了關鍵作用的觀點，也有不同的觀點。首先它們沒有回答是誰的觀念，哪些觀念，這些觀念如何影響力媒體的制度變遷?；\統的講觀念導致了制度變遷，過于寬泛，不具有實際內涵。以人類學家為主的一些學者認為文化是由全部精神生活的元素以及情感、認知、智力、人際關系等部分所構成的，所以文化是個體在建立和體驗與他人關系以及與他人的交流過程中習得、運用、轉換的手段與能力。價值觀，標準和態度是文化的組成部分。[19]通過把文化作為一種能力或者手段的觀點，這些學者認為通過個體意義上的“文化”，個體來創建自己與他人以及與世界的關系。這樣文化作為一種能力與物質的、結構的、社會的限制總和相聯系，文化是和其他的一些因素包括物質的、結構的、社會的因素并列的一個重要因素，它只是解釋制度選擇的因素之一，只有把文化和這些其他因素結合在一起才能對制度選擇做出有說服力的解釋。

[注釋]

[1]周雪光《組織社會學十講》[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p74

[2]R•科斯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M]上海三聯出版社2004年p266-295

[3]陳懷林《試析中國媒體制度的漸進改革——以報業為案例》［J］臺灣《新聞學研究》第62期

[4]周勁：《轉型期中國傳媒制度變遷的經濟學分析——以報業改革為案例》［J］《現代傳播》2005年1期

[5]胡正榮、李繼東《我國媒介規制變遷的制度困境及其意識形態根源》［J］《新聞大學》2005春

[6]張銳《我國電視業制度變遷中的路徑選擇研究》［D］北京傳媒大學博士論文2004年

[7]陳戈、儲小平《現代中國報業制度變遷的一個理論解說》［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6年02期

[8]柳旭波《傳媒體制改革的制度經濟學分析》《新聞界》2006年2期

[9]鄧炘炘《動力與困窘：中國廣播體制改革研究》[M]中國經濟出版社2006年

[10]詹姆斯•馬奇馬丁•舒爾茨周雪光《規則的動態演變》[M]世紀出版社2005年p24

[11]詹姆斯•馬奇馬丁•舒爾茨周雪光《規則的動態演變》[M]世紀出版社2005年美]p189

[12]周雪光《組織社會學十講》[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13]周雪光《組織社會學十講》[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p71-90

[14]李良榮《十五年來新聞改革的回顧與展望》［J］《新聞大學》1999年春季號

[15]李良榮《十五年來新聞改革的回顧與展望》［J］《新聞大學》1999年春季號

[16]屠忠俊著《當代報業經營管理》[M]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9年.

[17]錢蔚《政治、市場與電視制度》[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18]米歇爾•克羅齊耶埃哈爾•費埃德伯格《行動者與系統》【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p136-139

[19]米歇爾•克羅齊耶埃哈爾•費埃德伯格《行動者與系統》【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p196-208

[參考文獻]

1、R•科斯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M]上海三聯出版社2004年

2、陳戈、儲小平《現代中國報業制度變遷的一個理論解說》［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6年02期

3、陳懷林《試析中國媒體制度的漸進改革——以報業為案例》［J］臺灣《新聞學研究》第62期

4、鄧炘炘《動力與困窘：中國廣播體制改革研究》[M]中國經濟出版社2006年

5、胡正榮、李繼東《我國媒介規制變遷的制度困境及其意識形態根源》［J］《新聞大學》2005春

6、李良榮〈中國傳媒業的性質定位和制度創新〉［J］《南方電視學刊》2004年第2期

7、李良榮《十五年來新聞改革的回顧與展望》［J］《新聞大學》1999年春季號

8、林暉《未完成的歷史——中國新聞改革前沿》[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

9、柳旭波《傳媒體制改革的制度經濟學分析》［J］《新聞界》2006年2期

10、米歇爾•克羅齊耶埃哈爾•費埃德伯格《行動者與系統》[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1、錢蔚《政治、市場與電視制度》[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12、屠忠俊著《當代報業經營管理》[M]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9年

13、詹姆斯•馬奇馬丁•舒爾茨周雪光《規則的動態演變》[M]世紀出版社2005年

14、張銳《我國電視業制度變遷中的路徑選擇研究》［D］北京傳媒大學博士論文2004年

15、周勁：《轉型期中國傳媒制度變遷的經濟學分析——以報業改革為案例》［J］《現代傳播》2005年1期

16、周雪光《組織社會學十講》[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