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新聞學對密爾思想內涵引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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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約翰?密爾的《論自由》，是19世紀歐洲言論自由理論的經典闡述。由于歷史原因，很多人對密爾的自由觀存在一定的誤讀和忽略。當下，結合中國新聞實踐，從理念認識和實踐操作兩個層面，密爾的自由思想有了切合解讀的語境。

論文關鍵詞：密爾；自由主義；積極的自由；中國新聞實踐

一、密爾自由主義基本觀點及時代語境

19世紀英國思想家約翰?密爾的自由觀是西方理性傳統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在代表作《論自由》中強調了思想自由和個體情趣的自由，其第二章題為《論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是其言論自由思想的集中體現，被譽為“英語世界里最經典的關于新聞自由的辯護詞”?！瓕τ谒枷胗懻摰淖杂?，他圍繞真理和真理的利益進行了辯護。首先，他認為這種自由是人們獲得真理的保證；其次，這種自由是我們確信真理并使真理保持活力的手段；再者，自由討論是使不完全的、片面的真理得以變得完全、全面的條件。此外，密爾在書中還強調了個性的自由發展。他在把人的行為劃分為涉己和涉他兩部分的基礎上，提出傷害原則作為處理個人與社會的權力界限的準則。他主張“任何人的行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須對社會負責。在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獨立性在權利上則是絕對的。對于本人自己，對于他自己的身和心，個人乃是最高主權者”。

每個思想家都是他們時代的孩子。密爾所處的時代，社會結構正在發生根本的轉變：英國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古代社會以縱向的政治統治權力和等級次序為特征的社會結構，正被現代社會水平方向的政治經濟生活所代替。政治上，隨著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建立，對于政治統治者暴虐的防御需要已不復存在。但它的問題也逐漸暴露了，密爾認為，當時世界上廣泛地存在著一種日益增長的傾向，即社會凌駕于個人的權力不適當地延伸。經濟上，生產的社會化和有序性使得個人的影響力迅速下降；另一方面，私人生活和個人獨立性開始在相互平等的自由貿易中變得重要起來。能否尊重彼此私域的權利，直接決定了以經濟生活為中心的新社會運轉的有效程度。因此，密爾深切地感到資產階級民主制社會的建立并不能“自動地”保護個人和少數人的自由，他迫切地感到需要明確地提出一個界定個人與社會的權利界限的準則。

由此，密爾在開篇即明確指出“這里所要討論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稱社會自由，也就是要探討社會所能合法施用于個人的權力的性質和限度?！薄彼麖母鼜V闊的社會生活領域探討個人自由，把以往僅限于個人與國家間關系的政治自由擴展到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之中。他格外強調人的個性的自由發展，對“多數的暴虐”和“習俗的勢力”有著高度的警惕和譴責。

相比之下，現代自由主義新聞思潮自傳人中國的那天起，就由中國特定的歷史文化處境與文化背景進行著本土化改造?！傲⑷恕迸c“立國”，“啟蒙”和“救亡”的雙重命題在五四以后的現代中國始終構成一對張力，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沖突也隨著形勢的變遷，跌宕起伏地拉鋸在現代報人的內心。如果說西方自由主義的主題是“面對國家的個人”和“面對教會的個人”，那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因其現代化和民族獨立的課題交織在一起，故除了“面對國家的個人”外，還有“面對強權的主權”，而顯然后者的任務更為緊迫和嚴峻。自由主義新聞思潮雖歷經風風雨雨，但始終未能成為時代主潮。

再加上日本學者中村正直在翻譯密爾的《論自由》時，由于種種原因，將“社會”譯成了“政府”，將“個人”譯成了“人民”，嚴重背離了密爾《論自由》的主題。而他的誤譯則直接影響到梁啟超，在梁啟超的文章中，密爾的“社會”與“個人”的對立問題，也變成了“政府”與“人民”對立的問題；而密爾的“限制社會暴虐”主題，則變成了“政府與人民之權限”的問題，㈣致使英國式的自由思想在近代中國一直缺乏正確理解的傳統。

隨后，由于長期的革命戰爭和冷戰時期意識形態上的對立，自由思想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被人們簡單地當作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加以拋棄了。這也影響了我們在道德上、法律上的實踐。

二、密爾的自由觀對當代有啟迪意義的兩個方面

當前一個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早已建立，我國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也正在深人進行。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十六屆四中全會又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自由發展的科學論述逐步變成現實。它完全符合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要求，是我們黨在新時期推進偉大事業的又一個重大理論創新。當前我國市民社會日漸成熟，個人權利、民主、自由成為公共領域的熱門話題，密爾的自由思想有了切合當下的語境，認真解讀這份寶貴的精神資源對于當代新聞實踐有重要的啟迪性意義。其中，密爾的積極自由思想和他對于自由討論的態度這兩個方面是容易為人所忽略的。

1．關于密爾的積極自由。

在新聞自由的理念認識層面，大多數人只看到密爾要求社會對個人實行最小干預這一消極方面，而忽略了密爾對于積極自由的論述。在下面兩個問題上，中國傳統思想容易形成認識誤區，應該厘清。

(1)自由是和社會聯系的，不是純粹個人的，因此贊成必要的政府限制，反對“霸道的自由媒體”。

密爾的自由主義是建立在功利主義的基礎上的，但他又對邊沁的功利主義做了修正和補充。按照邊沁對快樂的理解，最終通約成的簡單的快樂都是排他性的感官快樂，如何將這樣的快樂與共同體的福利聯系起來成了一個很大的難題。而密爾通過修正邊沁對快樂的理解，有效地避免了這一困境。密爾認為，快樂不僅有量的區別，而且還有質的不同。他認為僅僅從量上考察快樂的做法是荒謬的。人是具有高級官能的，不同快樂之間是不能通約的。精神的快樂遠遠高于肉體的快樂，所以，“做一個不滿足的人總比做一個滿足的豬要好些，做一個不滿足的蘇格拉底，總比做一個滿足的傻子要好些”。人本身的價值并不在于人與動物共有的感性肉體的快感，人有人的快樂。密爾承認人有天生共有的基本感情，即：純真的私人間相互關愛的感情和對公眾利益真誠關心的感情?！倍祟悜饎僖磺欣щy的力量就源于此，人類獲得一切高貴快樂的動力也源于此。

由此，自由的價值彰顯出來。因為個人最終的價值要體現在對社會利益的貢獻上，而社會利益的增長又源于全體精神的進步，精神進步的前提是個人生活在自由之中。只有擁有了自由，才會有人格的健全、生活的幸福，才會充分發揮自身的先天的感情，在關愛他人、關愛社會中達到自己最高、最大的快樂，并推動社會真正的進步。所以，社會幸福以個人幸福為基，個人幸福又以個人自由為基。密爾把個人自由和整個社會的進步和福祉聯系起來，從而賦予了自由以積極的意義。

正是在此基礎上，密爾從涉己和涉他的角度出發，明確了個人自由的限度。他進一步指出，當統治者與人民合一起來，統治者的利害和意志就是國族的利害和意志時，國族無需對自己的意志有所防御。日㈣在一個自由的國家里，政治權力不再是一種必要的惡，而是一種具有某種積極價值的工具，可以積極地發揮作用，擴大個人的自由機會，增強個人實現自由的能力。如果言論有礙于社會，則應對其加以限制。密爾的新聞思想其實已經包含社會責任理論的萌芽，對今天的新聞實踐有著重大意義。

我國長期以來的情況是人們在某種程度上往往錯誤地夸大了政府和個人自由的對立，也忽視了政治權力對于推進自由的積極作用。有種偏激的說法就認為，新聞媒體和政府是天生的敵對關系，只有跟政府對著干才是爭取言論自由的表現。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陣痛效應。就業、醫療、房價等多座大山壓得民眾喘不過氣來，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衍生了尖銳的社會矛盾，一些人將矛頭直指政府，導致政府的信譽度下降，甚至形成一種對公權力的“原罪”印象。一部分新聞工作者也容易在情感上站在公權力的對立面，不加分析地“大聲疾呼”。然而應該看到，當理性思維受到情感的過度影響時，理性也就不復存在了。言論自由不是新聞媒體的一己私利，不是隨意任性的自由，不能把一切不負責任的言論特別是一味的揭丑曝光簡單地視為言論自由。媒介不應拒絕政府合法、適度的干涉，在商業化的今天，新聞工作者尤其必須加強自律，謹守職業道德。媒體權力如果惡性膨脹，勢必侵犯公民的其他權利。媒介人員應該認識到新聞自由是和整個社會進步和共同體福祉相聯系的，只有在推動社會真正進步的過程中，言論自由才能實現自己的真正價值。

(2)自由也是“做……的自由”，個人積極行動不僅是權利，也是一種責任和義務。因此，鼓勵張揚個性，反對“自由而沉默的大眾”。密爾不僅強調自由與權利，同樣也強調責任與義務。“凡顯系一個人義務上當做的事而他不做時，就可要他對社會負責，這是正當的。須知一個人不僅會以其行動貽患于他人，也會因其不行動產生同樣的結果，在這兩種情況下要他為此損害而對他們負責交代，都是正當的?！?/p>

他不僅提醒人們警惕輿論對個性自由的壓抑，也從另一方面指出個人積極行動的必要性和義務。在密爾的理想中，新聞自由不僅包含一個公共的交流平臺，還包括那些積極發表意見、參與論戰的人，這些人不僅是為自己而戰，同時也是為社會利益而戰。密爾認為“至于說真理永遠戰勝迫害，其實是一個樂觀的偽誤”，只是因為在悠悠歲月中不斷有人把它重新發現，真理才得偶一次幸得逃過迫害。而提出這些當時所謂的“異議”，“這乃是一個人力所能及的對其同胞的重大服務”，對于公認意見有所爭議的人，“我們要感謝他們，要敞開心胸傾聽他們，還要為此而感到營晚，因為有人替我們做了否則我們自己也應當做(只要我們對自己信念的確定性或生命力還有所關心的話)而且做來還要費力得多的事。”

由于我國長期封建專制統治的流弊和個人權利意識的缺乏，我們往往只注意到自由對于反抗政治強權的作用，卻忽略了個性自由對于自我發展的必要性和對于社會整體進步的義務所在。我們應該看到，個人行為自主原則不僅具有工具的價值，其本身就是有價值的。密爾認為，首先它是個人幸福的根本成分，是個體的特殊性所要求的。其次精神和道德的力量只有在個人不斷的選擇中才能得到鍛煉，所以個人行為自主也是個體和人類的精神成熟和健康發展的條件。再者，個人行為自主也是社會進步和發展的相當主要的成分和永恒的源泉。

在我國目前的政治體制中，最大的困難不在于達到自由的手段，而在于人們一般對于這個目的本身漠不關心。這是最大的悲哀。如果人們普遍地沒有個性，沒有表達自我的迫切愿望，那么言論自由就必定只能成為少數人的奢侈品，決不可能被全社會公認為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如果政府鼓勵人們暢所欲言，人們說出的竟是同一個聲音，這樣的社會是多么可悲啊。社會的進步與發展需要有個體性和自由精神的張揚。

所以，防止社會多數運用權力強迫個人的行動，只是保衛自由的消極一面。從積極方面講，還要鼓勵私域中的個人按充分張揚個性而又健康的方式去生活，并提高整個社會對不同生活方式的寬容程度，從而使個人生活沖破狹隘的政治維度，在更為廣闊的生活空間內多元地展開，開拓出人類更為豐富的生活維度。只有這樣，才能一方面防止權力對自由的破壞，另一方面又保衛了個人的活力和創造性，培養出真正全面發展的人，而全面發展的人反過來又成為捍衛自由的戰士。在《論自由》的篇尾，密爾就針對政府是否有必要為了人們的好處而替他們辦事或叫他們辦事提出了反對理由。他的《代議制政府》就是這一主題的進一步闡發：親身參與政府實踐，是個人教育的主要階段。

在維護積極的自由、鼓勵個性方面，新聞媒介應該是身先士卒的楷模。作為公民教育的平臺，這所“沒有圍墻的學?！睉摲e極刊登一些開拓眼界、砥礪思想的材料。同時，它也應當成為公共論壇，承擔討論沖突的功能，鼓勵不同意見的交鋒。

2．激情、理性與寬容——密爾關于自由討論的態度。

在新聞自由的實踐操作層面，密爾在自由討論問題上提出了討論的態度和道德問題。這是容易為人所忽略的，也正是值得新聞界注意的。

密爾對于公眾討論應持有的態度，簡而言之，可用激情公正、寬容三個詞來概括。他說，要是反對者在題目上表現了任何強烈情感，攻擊有力而動聽，從而把對方逼得很緊，那不算是一種觸犯。日㈣相反，要是堅持一種意見，就必須把我們的情感投入其中。當我們真正執著于某種觀點時，我們肯定會憎恨那些持相反觀點的人。他寧愿要這種情緒，也不要冷漠的性情與意見。因為沒有某種情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信念。其次，討論應該遵循理性和公正的原則。下列一些錯誤做法是算得上觸犯的：“似是而非的進行論證、對事實或論據予以壓制、把案情的各項因素舉陳錯誤、或者把反對方面的意見表述錯誤”。還有一般所謂無節制的討論，“那是指謾罵、諷刺、人身攻擊以及諸如此類之事”。他并且特別強調應同等地建議雙方都停止使用它們，甚至應更多地反對得勢意見使用這些手法。最后是寬容。他在論證真理被壓抑時說到“為知識方面的這種平靜所付出的代價卻是犧牲掉人類心靈中的全部道德勇敢性?！边@一點源于他對思想討論自由原則的辯護。他并不要求我們必須接受別人的意見，他只要求我們試圖理解與容忍他們。公務員之家

這樣的討論態度正是目前我們新聞媒體所缺乏的。如果沒有寬容，理性批評和合理責難的條件就會被摧毀。我們可能不贊同、反感甚至嘲笑或輕視別人的意見，也可能帶著激情爭辯、攻擊、拒絕與責難，但我們不能壓制或者傾軋異己意見：因為壓制和傾軋將毀滅善惡，這等于是集體性的道德與理性自殺。新聞報道與評論中不乏飽含強烈愛憎、吸引眼球的語句，但大部分卻是狂歡式的喧囂以及對于“對立人物”(社會公認的)群情激憤的口誅筆伐。而難以見到的是對于嚴肅的公共議題的平等理性的討論，難以見到的是對于思想信念的發自內心的辯護和思想碰撞的鮮活激情的火花。真正富有激情的記者，其激情應該來自于對于信仰理想的忠實追隨，來自對于國家社會的“匹夫有責”，來自對于底層社會的“鐵肩道義”。這樣的激情才能不致使他盲目，不致使他偏激。密爾說對于無節制的討論，“人們只是在對待得勢意見時要限制他們的使用，至于使用他們去對待不得勢的意見，則不僅不見一般的不贊成，而且還會讓使用者博得所謂真摯的熱情和正義的憤怒等類的稱譽。”糾㈣須知，在這樣一種集體無意識中，歧視就獲得了可怕的正當性，比如對馬家爵“殺人魔頭”形象的塑造。這也是媒體所必須警惕的假借公眾輿論實行的“媒介審判”。美國近年來閉庭訴訟案數量的上升也無不出于這一顧慮。

三、結語

“人性不是一架機器，……它毋寧像一棵樹，需要生長并且從各方面發展起來，需要按照那使它成為活的東西的內在力量的趨向生長和發展起來?！被丌杳軤柼岢龅睦硐氲淖杂蔂顟B是值得整個人類共同向往和追求的，他對自由的那種熱情而執著的呼喚是伴隨著人類追求自由精神的步伐一路走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