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研究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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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傳播學研究起步迅速，但發展緩慢，從總體上講，我國傳播學尚處在引進介紹和引進式研究階段。論文主張全面而有重點地翻譯西方傳播學著作，多介紹一些批判學派的著作，重視出版人際傳播、組織傳播的譯著。認為現在是加強中觀研究的時候，應多出版一些結合中國傳播實際和研究成果，來介紹西方傳播學分支學科和重要理論的專題性著作。要使我國傳播學成果打入國際傳播學界，必須加強原創性研究。原創造性研究必須重視學術規范，講究研究方法，與國際接軌。中國古代傳播研究如能加以改進，就可以向傳播學貢獻新原理發現的成果。我國傳播學研究是一種追趕式研究，需要加強組織、協調。

[ABSTRACTS]TheresearchofcommunicationasasocialscienceinChinahasbeenquickeneditsstepbutdevelopedslowly.Asawhole,communicationinChinaisstillinitsstageofintroductionandbring-inresearch.Inthisthesis,theauthoradvocatesthatwesternworksofcommunicationbetranslatedcomprehensivelywithfocalpoints,suchasworksfromtheschoolofcriticism,aswellasworksof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andorganizecommunication.Theauthoralsoconsidersthatit''''snowthetimewestrengthentheresearchofcommunicationinthemediumangle.Moreworkswhichintroducesubdivisionsubjectsofcommunicationaswellasspecialworksintroduceimportanttheories,combiningtherealitiesofthecommunicationinChinaandachievementsofresearch,shouldbepublished.InordertolettheachievementsofcommunicationresearchinChinaknownbyinternationalcirclesofcommunication,originalandregionalstudyofcommunicationmustbereinforced,whileacademicstandardsandresearchmethodmustbepaidattentionto.IftheresearchofancientChinesecommunicationisimproved,wemaycontributetocommunicationtheachievementsofmorenewtheories.TheresearchofcommunicationinChinaisinitspursuingstage,thusitshouldbeorganizedwithgreaterefforts.

[關鍵詞]傳播學研究學術規范研究方法中觀研究原創性研究學術引進古代傳播研究

自1978年開始引進介紹傳播學，至今已21年了。在世紀末之際，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明確傳播學研究該向何處去，是很有必要的。

筆者在傳播學研究上建樹甚少，但很關心和留心觀察這項研究?，F在不揣冒昧，說些近乎外行的話，目的是拋磚引玉，促進討論，探討傳播學發展之良策。

一、我國傳播學研究的定位

這21年來，傳播學研究在我國很是紅火，取得的成績是肯定的。出版的傳播學書籍幾十本，發表的論文數以百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先后與各有關單位主持召開的全國傳播學研討會，到今年11月已有5次。30多所院校開設了傳播學課程。我國傳播學研究雖然取得了很多成績，但是存在問題也不少。我國翻譯的西方傳播學著作數量很少，且很不全面。我國學者最早的傳播學著作，要算戴元光等寫的《傳播理論與實務》，出版于1988年。已出的傳播學著作大都是在教材的基礎上豐富、整理出版的，其中《傳播學引論》（李彬著）、《傳播學導論》（董天策著）等若干著作架構合理，邏輯嚴密，論述流暢，對于普及傳播學知識很有意義。但超出教科書的研究專著比較罕見。傳播學研究有不少是在淺層次上重復，原創性研究不多。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對學術規范和研究方法歷來不夠重視，更談不上與國際接軌。現在幾乎還沒有看到，我國學者在傳播學研究中總結的原理和方法被國外權威刊物或著作所引用。所有這些說明，我國傳播學研究起步快，但發展緩慢。

對于這20多年來的傳播學研究，有人劃分為幾個階段。但我認為，我國的傳播學研究在總體上是追趕式研究，只能在個別領域上或許可以說是趕超型的研究。追趕式研究，是說我們的研究仍處在引進式介紹和引進式研究階段。作這種定位，比較能夠反映實際。這樣定位并不是低估成績，更不會妨礙傳播學研究的發展，而恰恰能有利于認識存在的問題，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

二、引進介紹應力求全面一些

1981年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提出了我們對待西方傳播學的“十六字方針”：“系統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創造?！焙髢删湓捊裉炜磥硭坪跽f大了點，但其意思大體還是可以肯定的。可是究其實際，我們到現在連“系統了解”也還沒有能夠做到。

傳播學基本上包括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兩大部分，如果加上包含前二者在內的組織傳播，也可說是三大部分。（有人說，還有一種“自我傳播”，但我認為，傳播學研究的傳播都是社會傳播，所謂“自我傳播”不應包括在內，它應屬于心理學范疇）?？墒情L期以來，我國傳播學界翻譯介紹和研究的均屬大眾傳播范圍，人際傳播、組織傳播的譯著一本都還沒見到。

從學派來講，我國介紹的大量是美國的經驗學派，歐洲批判學派是傳播學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學派，它的某些觀點更容易在中國引起共鳴。但是我們對它的譯介很少，幾乎一本譯著都還沒有出過。只有王怡紅、李彬等寫了一些介紹文章。缺少這一大塊，對于我們研究傳播與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研究傳播大眾文化，研究國際傳播等諸多重大課題，都會缺乏重要的理論支持和方法論的啟示。陳力丹在1995年曾撰文，主張“更多地借鑒歐洲傳播學派的方法、觀點”，他認為，“他們的理性思維，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傳媒出現的各種問題，都有較深刻的分析。在方法論上，他們更多地從整體上考察傳媒，更多地采用歷史的、文化的、哲學的、政治經濟學的和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注意傳播過程及其每個環節所起的作用。同時，并不排斥用經驗學派常用的一些具體方法。”①但陳力丹所倡導的迄今并無進展，我國傳播學界接觸批判學派仍然很少。幸得李瞻教授出面張羅，為大陸十幾個院校贈送了一些新聞傳播學的書籍，可從中得到一些幫助。

至于從國外浩如煙海的傳播學論文中挑選精品翻譯發表，同樣極為罕見。

我國傳播學研究者，可能多數外文都不很過關，看原著有困難，而且由于研究經費有限，購買外文原著也是難事，何況從為數眾多的外國著作中去精選，對于每個研究者個人來說，都是難度不小的事。所以組織挑選和翻譯若干外文傳播學原著，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1997年，潘忠黨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系副教授）發起了翻譯出版“媒介、文化、與社會譯叢”的計劃，該計劃認為，“我國目前市場上涉及這個學科（傳播學科）的書籍極少，僅有的少數也大多處于‘概述’和‘初級介紹’的水平，缺乏超出教科書的專著”，“要在我國學者近20年努力的基礎上，將傳播學的介紹與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必須翻譯介紹“一些學術專著和研究范例型的著作”。

這一計劃列出了24本專著，包括了文化/批判學派、社會行為學派等各學派的有代表性重點著作?，F將這24本書的作者、書名、出版年份轉列如下：

1、維·沃薩德：《傳播的生態：控制的文化形式》（1995）

2、班納迪克·安德森：《想象的社區：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擴散之回想》（1991）

3、奧利弗·巴瑞特·波德、克里斯·紐波德（合編）：《研究媒介的途徑》（1995）

4、丹尼爾·戴巖、艾利休·凱茨：《媒介事件：歷史的實況轉播》（1992）

5、約翰·費思克：《理解流行文化》（1989）

6、荷伯特·甘斯：《決定什么是新聞：對于CBS晚間新聞、NBC每夜新聞、新聞周刊和時代周刊的研究》（1980）

7、德·吉特林：《打開黃金時段》（1994）

拉斯茍大學媒介研究小組、：獲取資訊：新聞、真理、與權力》（1993）

德·戈?。骸睹浇榈恼谓洕鷮W》（1997）

10、賢托·阿巖伽、當那德·金德：《事關重要的新聞：電視與美國公眾輿論》（1987）

11、塔碼·李伯思、艾利休·凱茨：《意義的外銷：對于〈達拉斯〉的跨文化解讀》（1993）

12、索尼亞·莉文斯通：《理解電視：受眾解讀的心理學》（1990）

13、約翰·麥克馬內斯：《市場導向新聞學：公民應否警覺？》（1994）

14、保羅·瑪薩瑞斯：《視覺說服：形象在廣告中的作用》（1997）

15、約史華·瑪雅維茨：《失去的空間感：電子媒介對于社會行為的影響》（1985）

16、戴維·墨利：《電視、受眾和文化研究》（1992）

17、迪姆·歐蘇勒文等（合編）：《傳播與文化研究中的關鍵概念》（1994）

18、埃夫瑞特·羅杰斯：《創新的擴散》（1995）

19、麥克爾·剎德蓀：《廣告，艱難的說服及對于美國社會疑慮叢生之影響》（1986）

20、蓋·塔克曼：《制作新聞：對于現實構筑的研究》（1978）

21、約瑟輔·特若：《媒介產業：新聞與娛樂之生產》（1984）

22、特云·凡·戴克：《新聞作為話語》（1988）

23、威廉·雷蒙德：《文化社會學》（1981）

24、威廉·雷蒙德：《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語匯》（1981）

這個叢書還成立了由李金銓、朱立、陳世敏、李瞻、郭慶光、喻國明、張國良、李良榮組成的顧問委員會，提供咨詢、建議。上述著作原計劃分批翻譯出版，到2000年上半年出齊，后來由于某些原因，計劃擱淺，甚為可惜。但所選的書目無疑很有意義，即使不是每一本都很合適。望有能力承擔此書出版者，能夠挑起重擔。

上面所列書目學術性大都很強，對于研究者幫助很大，我們也需要翻譯出版一些教科書類型的專題著作，以利教學和普及。據了解，北京廣播學院已在作這方面的努力，已有5部書稿譯出。

三、中觀研究及與我國傳播實際相結合

傳播學研究在美國實際上是經歷著從微觀到宏觀的觀程。開始是研究演講和修辭的技巧，后來研究預測總統選舉中選民投票的意向和美國人對重大事件的意見，研究戰爭時期宣傳的效果，然后到威爾伯施拉姆，集前人研究成果之大成，出版了《傳播學概論》（《Men,Message,Media—ALookofHumanCommunication》）之力作，標志著傳播學的創立。當然，這種從微觀到宏觀的過程是反復進行的?，F在美國傳播學研究的無數課題，完成的和正在進行的，都是微觀的、具體的。《現代傳播》刊登了陸曄、瀟湘寫的《傳播學的多元視角與多維框架——’99年國際傳播學第49屆年會述評》，這次年會是1999年5月在美國舊金山灣舉行的，其主題是“傳播與對立：通過對話接受差異”。但另外還有300多場專題報告，涵蓋了17個方面，每個專題下面都有很多微觀的、具體的研究課題。②西方科學界都重視原創性研究，而原創性研究必然是從微觀入手。相信到一定時候，還會出現施拉姆式的大師，把前入的成果進行系統歸納，使傳播學的構架體系躍入一個新的層次。

我國傳播學研究的路程則不同，是從引進開始的，首先是從翻譯介紹施拉姆《傳播學概論》、德弗勒等人的《大眾傳播通論》等宏觀著作開始的。我國已經出版的很多傳播學著作也都是概論性宏觀著作（大多是以上兩本書的某一種的構架作些變化，或以上兩本書的構架綜合起來作些變化，來確定自己的篇章結構）。一些學人是在領會這些傳播學著作原理和粗通一些傳播研究方法以后，才去著手進行帶有原創性的研究的。所以，是一種從宏觀到微觀的過程。

鑒于我國進行出版的宏觀性著作已經不少，而微觀的原創性研究由于種種條件限制一時難以有大的發展，我在這里提出加強中觀研究。所謂中觀研究，就是要求以專著的形式，系統介紹西方傳播學關于某一學術領域（或某一分支學科，或某一基本理論等）的源流發展、基本內容（包括原理、規則、方法以及目前正在研究的問題，如果可能的話，還包括發展趨勢），并結合中國的傳播實際和研究成果進行分析。我認為，作為追趕式研究，這樣做是十分必要的。

本人以為，在未來幾年，如果能夠出版以下中觀研究的著作，對于傳播學研究的深化和傳播學知識的進一步普及，都會起很大作用。

（1）傳播學的一些分支學科：如人際傳播、組織傳播、理解傳播、說服傳播、非語言傳播、政治傳播、傳播心理學、傳播與社會變遷、國際傳播、文化傳播等。

（2）傳播的一些基本原理：批判理論、沉默螺旋理論、兩級傳播理論、媒介理論等。

（3）傳播的一些基本方法：議程設置、傳播控制等。

（4）傳播學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如經驗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傳播學許多常用的研究方法（如實地調查法、內容分析法、控制實驗法、個案研究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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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談的中觀研究領域，其實國內出的傳播學概論性著作都有所涉及，但是由于大家都淺嘗輒止，談的人再多，信息量和知識含量也沒有增加多少。所以，讓概論和教科書中的一章一節，成為一本書，該是時候了。誠然，有些中觀研究的課題，我國已經有人做過，如邵培仁教授等主編過政治傳播學、藝術傳播學等，堪稱很有意義的一次嘗試；陳力丹著的《輿論學—輿論導向研究》，倒是一個難得的收獲。四川社科院新聞所研究生宋昭勛寫了一本《非言語傳播學概論》，填補了一個空白。但我以為，一個課題出兩三本書，應算正常，有發展有比較，才會有佳作出現。

順便說一點，我倒不認為中觀研究課題后都得加一個“學”字，如“對外傳播學”、“體育新聞學”。我常納悶：這個“學”，是“學科”（FieldofStudies），還是“科學”（Science）？但無論作為學科，還是作為科學，總得有一些本學科特有的原理和特有的術語，如果暫時還做不到，就不忙加“學”字，等到以后有了再加不遲。之所以提及這個問題，是擔心學界的一種華而不實的學風會不會刮到新興的傳播學園地。

中觀研究貴在與我國傳播實際相結合。這個結合主要表現在兩點：首先，要盡可能緊密聯系中國的傳播實際，否則就不能稱之為研究，而是國外傳播學知識的專題介紹了。那種介紹，即使有些個人見解，也只能是微量的研究成分，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研究。當然，結合中國實際，不是要求西方傳播學都服從中國的習慣提法，而是實事求是地指出其或相同或相近之處，充分展示能為人們提供啟示的地方。其次，盡可能運用中國人熟悉的思維方式和表述方式，不能生吞活剝，讓著述充滿外國人的現成話或歐化的句子，使人讀了若明若暗，不得要領。

四、原創性研究與規范和方法

我國傳播研究者要想對傳播學作出真正的貢獻，還在于扎扎實實地進行原創性研究。所謂原創性研究，就是研究前人沒有研究過的課題（或者雖然研究過但沒有得出應有結論的課題），得出前人沒有得出過的結論。像喻國明關于測度新聞媒介傳播內容極其結構的傳通效果的指標體系的研究③，林之達關于作為傳播致效的中介的心理能的研究④，我認為都是具有原創性的。原創性研究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研究，它能做到有所發現，有所創造。那種主要是綜合、整合前人的成果，稍加一點自己的分析的研究，不能稱為原創性研究。傳播學中那些里程碑性的成果，無不是原創性研究的碩果。凡是提到那些成果，人們就會同時想起取得這項成果的著名學者。

我國傳播學界要搞好原創性研究，有兩點是必須加以重視的。

首先，原創性研究強調規范。一項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原創性，必須以學術規范來檢驗。學術規范也是個很大的話題，大到學術道德和秩序，小到引證規則都在其內，此處無法詳述。我覺得現在最突出的問題是，我們的一些研究往往在學術信息不足的情況下進行。一項研究開始，沒有文獻檢討或文獻回顧，沒有盡可能把前人所作的相關文獻加以分析，研計其得失，從而說明自己所作研究的意義和價值，讓人明確這項研究在學術史上的地位。而做不到這一點，就有可能進行一次重復研究，去發現前人已經發現的結論。

其次，原創性研究講究研究方法。不少論文，都象隨感錄，或者夾敘夾議的散文。有的運用思辯方法的論文，對自己的基本的研究對象不使用定義法加以明確，看得出其概念的含義在游蛇般地走動。有的例證選擇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十幾年來，實證研究在我國新聞傳播學界從無到有，逐步有所發展。但有些研究，沒有嚴格按照方法的要求操作，論文中沒有充分證明樣本的科學性，歷次獲得的資料也缺乏可比性，因此讀者對結論的可靠性信心不足。諸如此類的成果都稱不上嚴肅的科研成果。這種狀況不改變，我們的成果就很難打入國際傳播學界。在科學研究中，任何一個學者提出自認為有理由的觀點，如果沒有運用科學的方法進行充分的論證，那僅僅是提出了假說。一篇論文中對于諸多問題都是蜻蜓點水，未經充分論證，就成為“假說連篇”；倘若假說也是別人說過的話，連假說都算不上，那就更無新意了。⑤一句話，原創性研究必須是有板有眼的、扎扎實實的。

五、中國古代傳播研究及如何對傳播學作貢獻

澳洲傳播學者奧斯本（Dr.GraemeOsborne）說：“對一個沒有特殊傳播理論的國家來說，一個最有效的、有力的開端是認真研究本國的傳播史，尤其是本國傳播政策形成的過程，從中發掘本國傳播的目的、目標和原則?！爆F代系統的傳播理論雖然不產生于中國，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有豐富的傳播資源，從歷史到制度，從思想到技巧，有取之不竭的資料可供研究。二十多年來，海峽兩岸有不少學者從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傳播的研究，不計大量論文，已經出版的著作就有朱傳譽著《宋代新聞史》（196？）、張玉法著《先秦的傳播活動》（1983）、尹韻公著《中國明代新聞傳播史》（1990）、關紹箕著《中國傳播理論》（1997）、孫旭培主編《華夏傳播論》（1997）、李彬著《唐代文明與新聞傳播》（1999）等書。余也魯教授等主持的“五史六論”（五部傳播斷代史，六部傳播理論探索論文）的研究，正在進行中，有的已經成稿。

進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傳播研究，不但需要新聞傳播學者、文史學者參加，還需要吸引經濟、政治、語言、文化、人類等各學科的學者參加。

如何使中國古代傳播研究對世界傳播學做出貢獻,有三個環節必須抓?。?/p>

首先，必須在傳播原理、傳播規律方面發現、有所總結。這方面的東西一旦有了就能成為全人類的。要把傳統文化中的傳播理論升華再升華，不要僅僅停留在歷史的描述上，要把它們提煉成原理，有的爭取再提煉成術語。我在《華夏傳播論》一書的《政治傳播》中試圖總結決策圈與信息圈的關系對政治的影響（二者重合，政治就清明；二者分離，就會出現陰謀政治，政治就腐?。?；在《科學傳播》中試圖說明逆向傳播的道理（一個社會中，逆向傳播不能存在，只能作“借經立言”式的傳播，科學就不可能發展）⑥，就是這種努力。黃星明教授正在研究的“風草論“，我認為也比西方的‘魔彈論”貼切得多。（“風草”一說出自《論語》中的“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帮L行草偃”講的是德教化民的道理，是說君子的德教傳播，如風掠過，老百姓接受，會產生象草應風匍匐一樣的效果。那么，要想讓老百姓能順應你的意向，信息就得源源不斷地送過來，才能使他們一直處于接受的狀態。）

其次，要用正確的方法、規范的論證和表述方式，來論證和推演你根據大量史料得出來的論點。這一點很重要。比如上面所談到的信息圈與決策關系的政治傳播原理，逆向傳播的科技傳播原理，我也都是在長篇論述中提到而已。由于種種原因，事后也未能重新來做，殊為可惜。所以，我所提出的還只能算假說，而不是科學結論。我最近讀到古代傳播研究方面的一部書稿，文中許多地方迸發出真知灼見，有的的確能上升為原理，可都是匆匆帶過。如果以某一灼見作為理論假設，重新組織材料，進行充分論證，就可能出原理發現上的重要成果。

著名的“沉默的螺旋”理論，能給人們這方面的啟示。它是德國社會學家伊麗莎白內爾-紐曼教授基于這樣一個認識提出的：大多數個人會力圖避免由于單獨持有某些態度和信念而產生的孤立。因為害怕孤立，他便不太愿意把自己的觀點說出來。其實，這種認識幾乎是東西方“人人心中所有”(親身經歷過“”造勢的中國人對此尤有體會)，只是“人人筆下所無”。但內爾·紐曼教授抓住這一現象不放，并且推演出一系列的論點。比如，占支配地位的或日益得到支持的意見就會愈加得勢，另一方則越來越失去支持的聲音。這樣，一方表述而另一方沉默的傾向便開始了一個螺旋過程，這個過程不斷把一種意見確立為主要意見。又推出，如果這個過程有大眾媒介參與，螺旋往往形成得更快、也更明顯。還推出，各種受者的聲音又作為媒介的聲音的和聲進而影響更多的人。⑦所有這些論點，都被用正確的研究方法加以證實，從而完成由假設到科學論斷的飛躍。這位教授的“秘訣”在于：抓住它，展開它，用科學的方法證實它。

其三，要用英文改寫或翻譯既有原理發現，又符合國際通用的學術規范的學術成果，并在國傳播學刊物上發表。

六、做好組織協調工作

我國傳播研究，由于財力不足，在翻譯引進和實證研究方面都帶來一定的困難，但是我們人力資源占有優勢，我們有大量的新聞傳播學術人才可以依靠，還有不少人文、社會科學人才可以借用，一些從事國際研究、文化研究的機構和學人現在也在進行傳播研究，且成績斐然。某些研究如中國古代傳播研究方面，資料也相當豐富。此外隨著我國經濟的蓬勃發展，研究經費特別是各種研究基金都在增加。很明顯，有利條件在增多，不利條件在減少。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能有意識地加強組織、協調，就會使我國傳播學的研究發展得更快、更好。這種協調，最好是能成立中國傳播學研究會。如果一時辦不到，也可以通過兩年一度的全國傳播學研討會進行。因為我國傳播學研究，當前從主體上看，還是一種追趕式研究，合理使用人力、經費，就可以使重點課題得到保障，同時避免低水平重復。

學術研究的協調，不是“計劃經濟”式的指令，而主要是通過過信息交流、咨詢建議來實現。其實現方式主要是：

（1）擬出近期、中期可供翻譯介紹的國外重要傳播學著作（包括一些重要論文）目錄。為此，可以成立顧問委員會，由中外學者組成（要有一定數量的海外華人學者），請他們推薦?，F在，國外傳播學研究有日益龐雜之趨勢，在這種情況下，更需要這樣做。

（2）向某些研究者建議需要研究的課題，需要撰寫的中觀研究的書籍。

（3）向社科基金或其他基金提出關于需要招標資助的課題的建議。

（4）回答各地研究者關于哪些課題已有人研究之類的詢問。（或定期在有關刊物上公布正在進行研究的課題名稱、主持人姓名，以及尚未有人研究的項目）

（5）聯系社會捐助者，資助傳播學研究課題。

前面已經提到，組織協調并不意味著指令、指派。傳播學者可以在極其廣闊的范圍內，自由選擇題目進行研究。傳播學研究在中國還屬于“跑馬占地”的階段，沒開墾的土地還多得很。各人發揮自己特長，有的可以沿著西方傳播學研究的路子走，跟蹤國外研究成果同時自己也進行研究；國學基礎好的，可以去挖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傳播寶藏。外語條件好的，可以多做些翻譯介紹國外傳播學著述的工作?？傊荒軓娗笠宦?，更不能互相指責對方的研究沒有什么意義。誰的建樹，都是傳播學園地上的收獲。

注釋：

①陳力丹《對我國傳播學科建設的幾點意見》，《現代傳播》1995年第4期第27頁。

②陸曄、瀟湘《傳播學的多元視角與多維框架—’99年國際傳播學第49屆年會述評》，《現代傳播》1999年第4期第19頁。

③林之達《論傳播致效的中介——心理能》，打印稿。

④喻國明《從傳—受互動方格看亞運會報道》，《體壇縱橫》1986年第1期。

⑤孫旭培《學術規范與新聞學研究的深化》，《新聞大學》1999年春季號第14頁。

⑥孫旭培《華夏傳播論》，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⑦參見任湘怡、陳思吉力《科索沃的螺旋》，《現代傳播》1999年第4期第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