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場與社團組織的關系處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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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團組織NGO報道議程新聞場

摘要：新聞生產的社會學分析，除了最常見的政治、經濟等視角外，在社會結構轉型的現代社會體系中，尤其需要關注各種社會性組織的影響。因為，媒體對于新聞價值和不同的非政府組織可信度的判斷，會影響他們如何以及何時報道。在很多時候，這種判斷是有特定語境的，往往與非政府組織獨特的公共傳播策略有效性相關。但結構性的變量仍然是顯見的，比如媒體對半官方性質的NGO往往有較高的關注度，并且很少對這些組織提供的信息持質疑態度。

在現代社會，每一個組織、每一個群體甚至每個個人在爭奪利益或者權利時都會盡可能在輿論場占據先機。而輿論的引導和控制，又正依賴于信息傳播的全面、準確與公正與否。一旦信息占有不全面、不準確，那么輿論的生成也會發生偏差。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在現代社會，誰占有了媒體的主導權，誰就占有了話語權，誰也就擁有了合法性。這意味著，在當今這樣一個傳播依賴性的社會（communicationdependentsociety），任何組織的發展都不可能離開媒體。

對于對新聞場域的分析，除了要分析的政治、經濟、知識分子以及新聞場內部的權力之爭外，我們還需要分析各種企業、利益集團（如各種娛樂機構、體育團體甚至黑社會組織）以及現代社會新生的各種NGO組織（如消費者運動、紅十字會、宗教團體、婦女權益保護組織、青少年組織、環境保護運動、學生民主運動等環保組織、弱勢群體保護組織等等）的媒體公關力量。

毫無疑問，每一個組織的活動的宣傳，都需要設定一個議題，那么，各種社會團體是如何設定媒體策略，通過媒體建構一個社會議題，并將自己的“解讀框架”呈現于媒體之中，從而贏得議題主動權？而媒體又是如何選擇報道，是如何呈現各種社會活動的鏡像呢？下文我們將通過兩個有代表性的案例來分析。

一、NGO及其媒體運作策略

NGO是在有限政府、市場經濟、公民社會的三元社會結構框架中的一種社會組織形態。它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統下，不被視為政府部門的協會、社團、基金會、慈善信托、非營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營利為目的的非政府組織。傳統的通過政府體系統一實現公共事物管理的“統治”模式，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時代，顯出了種種無效和弊端，人們不斷對“統治”下的社會秩序作出反思，探討多元主體、社會自治的“治理”型秩序的呈現。NGO和公民社會理念在現代社會的復興，正是在治理秩序的背景下出現的，它體現了多元社會自治的治理觀念。所以NGO不僅是為了承接政府辦不了的事情，作政府的幫手、公益事業的補充、更多社會資源的籌集渠道等等，它是社會自治的獨立主體，體現了新型的治理理念。NGO作為公民社會的組織形態，是多元化的、決策分散的、在公民的參與和表達中形成的社會自組織形式。

NGO在全球范圍的興起始于20世紀80年代。隨著全球人口、貧困和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人們發現僅僅依靠傳統的政府和市場兩級還無法解決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作為一種回應，NGO迅速成長。非政府組織已被列為與“企業—市場體系”和“政府—國家體系”并列的第三體系，即“非政府組織體系”。正如全球非政府組織研究的權威學者萊斯特.M.薩拉蒙教授所說：“我們是置身于一場全球性的社團革命之中，歷史將證明這場革命對20世紀后期世界的重要性絲毫不亞于民族國家的興起對于19世紀后期的世界的重要性。”據調查，美國非政府組織總數超過200萬個，經費總數超過5000億，工作人員超過900萬人。如此龐大和活躍的非政府機構（NGO），是與美國“大社會，小政府”的制度結構相配套的。

NGO在中國有三種：一種是自上而下的產生的GONGO（政府組織的NGO），具有較長的歷史和“半官方”的特色，它們是政府主辦的或者由政府派出人員擔任主要職務的非政府組織，例如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這些GONGO經常是有正式注冊的組織，有著明確的行政等級，志愿者也主要依靠行政的動員方式來參與，帶有鮮明的政府性質；但同時也為志愿者的參與提供了正式和合法的渠道。另一種多由民間人士自發成立的草根NGO，它們多由民間人士自下而上發起，直接從事公益服務或者組織社區行動。這些草根NGO缺少正式的組織，人員經常流動，但是卻能相對自治，并且參與者有較強的志愿參精神。第三種是國際性的NGO，世界上最重要的NGO最有中國開展活動。因為中國政府對社團甚至整個非營利部門，依然采取控制型而不是發展型的監管策略，是以中國的社團并不發達，發展也很艱難。據悉，目前全國稍具知名度的民間自發公益類NGO大約在300家左右。

國內學者曾繁旭認為，不同類別的NGO往往有不同的媒體互動方式。以環境NGO為例：官方背景的環境NGO，比如中國環境科學學會，通常缺欠與媒體互動的有效方式，主要依靠行政化的媒體動員。草根環境NGO，如自然之友、綠家園和地球村，則得到媒體非常多的關注，在這幾個草根環境組織中，要么創辦人與媒體有著密切關聯，要么組織會員中吸納了一批對環境議題有強烈興趣的記者，所以一旦它們發起相關議題，往往有大量的媒體跟進報道，這主要還是一種個人網絡式（personalnetwork）的媒體動員。

一項對志愿組織的調查顯示，與政府機構聯系緊密程度比較高，即“政府接近度（governmentprocimity）”比較大的NGO組織，往往有更高的媒體交往能力。另外，“致力運動的（campaign-focused）”的組織（區別于那些主要同“人道/服務/建議”、“自助”以及“其他功能”有關的組織），被認為與各種媒體部門保有較多的交往，在硬新聞報道當中更有可能扮演“評論者”的角色。另外，擁有支薪雇員、最龐大的年度預算以及全國范圍內的運作的組織，更有可能制作正式的宣傳材料，從業新聞管理、吸收外界營銷知識以及追蹤媒介產品。

綠色和平是一個相當活躍的、國際上影響最大的環保NGO之一。自1971年在美國反對阿拉斯加州的核實驗基地以來，綠色和平組織以其激進、頑強、堅定而聞名于世。該媒體動員模式非常專業化。通常情況下，綠色和平會提前半年到一年進行項目設計，而這時媒體策略已經成為整個項目設計中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說，“怎樣設計項目才能得到更多的媒體關注”。在綠色和平一份完整的媒體策略計劃書上，往往會列明目標受眾、目標媒體、媒體框架方式、故事版本等多項內容。恰當的媒體策略運用，使得它在公民利益維護、利益集團博弈以及政策倡議等方面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也一直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

2004年6月，綠色和平獲知金光集團APP自2002年8月起與云南省政府簽訂了林漿紙一體化項目合作備忘錄，在文山、臨滄、思茅三地圈地2750萬畝用于種植桉樹純人工林，并且已經對原有樹木進行砍伐的消息（根據綠色和平的資料整理），于是綠色和平迅速組織工作人員到云南進行了為期半年的實地調查。2004年11月16日，綠色和平在北京召開新聞會，向公眾和媒體了標志著APP事件的開始。

在不同媒體的配合之間，綠色和平采用了“點面結合”的方法：由一兩個深度報道的媒體來充當“點”，讓其介入早期的調查和采訪。然后在“點”推出深度報道的同時，綠色和平召開記者招待會，向更多的媒體新聞稿，這是由“點”到“面”的過程?！包c”是重要的議題設定者，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議題的解讀框架。在APP事件之中，“點”是《南方周末》。2004年11月16日，綠色和平在北京召開第一次新聞會，向公眾和媒體《金光集團APP云南圈地毀林調查報告》以及新聞稿《綠色和平正式向中國政府檢舉金光集團APP在云南圈地毀林》，之后第二天，就與《南方周末》記者前往云南調查，獲取更多第一手的證據。到了12月16日，《南方周末》刊登了整版報道《金光集團博弈云南，亞洲最大紙漿公司圈地始末》，同一天，綠色和平在北京召開第二次新聞會，邀請幾十家媒體到場，APP砍伐的最新證據，包括DVD《見證》、現場圖片，以及新聞稿《APP拒絕六項承諾、綠色和平公布最新證據》。消息很快得到《北京青年報》、《中國日報》、《中國青年報》、東方衛視等11家媒體的專題報道。很快形成了由“點”到“面”的過程。

曾繁旭從設定目標受眾群（TargetAudience）、設定目標媒體（TargetMedia）、設定議題的解讀框架（Frame）、考慮不同媒體的故事版本、設定故事的鏈條（storyline），考慮分為幾個階段（stages）來講述整個故事（諸如什么是故事的主體、鋪墊與高潮；如何保持媒體對于事件的關注）等五個不同的方面認真分析了在在APP事件之中，綠色和平媒體攻略計劃。對我們了解一個典型的案例，這對于我們掌握NGO組織與媒體之間的互動關系是很有幫助的。

在美國，傳媒與公共輿論是相對保守的，媒體往往使用官方的消息源來源，對社會運動往往視而不見，輕描淡寫，甚至歪曲報道。但在權威國家中，情況并非如此。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趙鼎新認為，“在許多威權國家中，運動、媒體與公共輿論之間的關系往往親密，記者往往會以‘打擦邊球’的方式冒著風險擴大報道面。在這些威權國家中，政府會設置一些新聞禁區，但除去這些禁區后，主流媒體報道社會問題的深度和廣度并不一定比美國主流媒體狹窄。因為這些國家運用行政手段來控制媒體，一旦發生問題，這些問題就會被追究到國家頭上”，另外，“由于中國目前還缺少既能被社會中堅力量認同又能為國家提供合法性基礎的基本價值觀，所以媒體和公眾輿論在社會議題發起時往往傾向于激進”。在綠色和平組織揭露“金光集團云南毀林”這一事件中，綠色和平組織正是利用是中國媒體的這種訴求，從而引起媒體的廣泛關注。何況，他們扎實的調查，又為媒體提供大量的寫作材料（在APP議題的過程之中，綠色和平的信息補貼包括了提供調查報告、DVD、現場圖片、證據清單、法律文件、新聞通稿、采訪人名單和新聞線索等等。在每一會上綠色和平都會向記者提供一個“媒體包”，提供以上的各種資料。記者也可以到綠色和平的網站上下載這些資料），這些有效的手段，更是一舉贏得了媒體的青睞。

環保組織針對APP的追蹤還在進行，據悉，2008年8月4日至14日，環保部對金東紙業（江蘇）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核查情況進行網上公示，稱“該公司基本符合上市公司環保核查有關要求”。但8月12日，自然之友、地球村和綠色和平等6家環保組織聯名致函環保部，認為：“金東紙業及其關聯企業近年有多起環境違法違規記錄，請求環保部繼續加強綠色信貸等相關政策，建議環保部謹慎處理并考慮暫緩批準金東紙業上市環保核查。”9月2日，經過一番實地調查之后，環保組織再次致函環保部，“請求環保部責令金東紙業核查范圍內企業嚴肅整改并暫緩上市環保核查?！苯鸸獾姆磻埠苎杆伲诵侣剷?，金光連續公開聲明，對此事進行回應。金光發給媒體的最新一份公開聲明稱，APP（中國）邀請環保組織派遣代表前往金東紙業上市所包含的全部5家已投產的企業做實地考察和調研。

二、新左派運動的媒介鏡像

在上面的案例中，媒體與NGO組織是一個相當融洽的合作關系。但在現實中，并非總是如此，有時，媒體對社團組織提供的信息和發起的運動會不聞不問（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事件以及八國首腦會議等，有許多星巴克咖啡店的玻璃被眾多的“無政府主義者”砸得粉碎，但卻絲毫沒有得到媒體的關注。），更有甚者，兩者之間的關系還會相當緊張。美國著名的傳播學家托德•吉特林(Gitlin,Todd)在其名著《新左派運動的媒介鏡像》一書中就對媒體與社會組織之間這種依賴、利用、背叛的復雜關系進行了相當細致而精辟的分析。

吉特林是六十年代學生運動的參與者和見證者。他一度是“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核心成員，并參與組織了“曼哈頓游行計劃（1965年3月）”和華盛頓反戰大游行（1965年4月），因此吉特林在該書中對這兩次事件的描述可謂情有獨鐘，他稱“對自己的經歷進行剖析也是一種社會學意義上想象的快樂”。為了避免自己的回憶成為一種選擇性的遮蔽，吉特林在追溯這些往事的時候純粹依靠當時的書面材料。而這些書面資料的很大一部分，即主要來自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紐約時報》的新聞報道，成了吉特林分析大眾媒體與學生運動的切實關系的主要依據。

作者通過“事件敘述”和“語言分析”的方法，揭示了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是如何在大眾媒體的微妙干預之下，從最初“吸納新成員，尋求支持”到“試圖顛覆政治輿論，運動已經成為焦點”，直到最后“引火燒身，化為灰燼”。托德•吉特林用細致的研究和極具穿透力的思考，解讀了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學生運動和大眾媒介之間的恩怨情仇?！都~約時報》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對學生運動的報道如何抑揚褒貶；運動中公眾人物的聲譽如何與日俱增，又如何慢慢消散；暴力如何不斷升級；媒體的選擇如何影響1960年代這場學生運動和社會政治變遷等等，確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傳播學名著。

作者陳述說，“1968到1969年冬，我開始強烈地意識到，媒體的報道不但會扭曲真相，而且還會無中生有，捏造事實?！崩p繞作者的問題是：“為什么媒體要以如此方式來進行表達呢？為什么媒體的報道會干預這件事件而不是其他別的事情呢？”“媒介的框架究竟是什么？為什么會是這樣一種框架而非其他？對于不同時刻、不同地點和不同的媒介，處理該事件和其他事件的框架應當遵循何種模式？新聞管理機構是如何結此加以管制的？”通過研究，吉特林發現，專業的、組織的、直接的政治、經濟以及意識形態的合力共同構成了新聞事件，新聞的生產是一個權力系統，而霸權在新聞機構中被一些具有想象力的專業人員加以操作，并且是無意識的。吉特林還從技術的角度分析了霸權在新聞體制中的運作過程。

吉特林指出，在20世紀后期，政治運動開始依賴于大規模的傳播。他在正文中寫道，幾乎運動所有的參與者都通過媒體的報道來尋求“心理上的滿足”，在報紙和電視上得到短暫的興奮，可以幫助彌補他們在運動中的艱辛以及無法避免的失敗所造成的心理威力。因為“對于毫無報酬的政治工作而言，宣傳是對他們所懷熱情的一種補償。哈維•莫羅茨（HarveyMoletch）認為，運動對媒體的關心，不僅是因為媒體是實現組織目標的一種方式，而且通過媒體，運動可以昭示自我的存在?！?。

三、社團組織的議題設置策略

前文我們介紹了兩個典型的案例，第一個案例中，NGO組織的媒體運動相當成功，甚至可以說設定了媒體的報道議程。而在后一個案例中，媒體似乎左右著運動的進程。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差異？從中我們是否可以分析出媒體運作的某些規律或者某些潛規則？

菲利普•施萊辛格（PhilipSchlesinger）將消息來源視為一個競爭性場域。他寫道：“將消息來源設想為被搶占中的地盤是很有幫助的，就是在這個過程中，發生對媒介的接近使用權的競爭，但在這里，實質上的和形式上的有利條件并不是平等分配的。不過，最優先的群體僅憑最有利的地位并不能保障一種優先的解釋權。相反，如果他們獲得了這種保障，那是由于在一個有缺陷的場域內成功的策略運用?！逼鋵嵏鞣N社會組織與社會運動要征服媒體的心，最重要的必須分析中國新聞媒體的操作理性、從業者的職業追求以及現代傳媒的生產規律。雖然從社會組織以及社會運動的角度看，成功的媒體公關策略多有不同，但以下幾點應該是相通的：

一）歸類媒體

對于中國的NGO組織來說，認真分析媒體的地域、風格、屬性等都是極為重要的。因為媒體的新聞取向、受眾群、行政管制的寬松度不同，其選擇的報道題材也會有很大的差異。曾繁旭在文章中說，面對經濟類報紙的時候，綠色和平會更突出“不負責任企業”的框架，強調APP社會責任感的缺失，指出它行為的不合法，它企業運作上的經濟問題，以及它在國際市場的聲名掃地。面對傳統黨報，綠色和平則會選擇一個更為“政治正確”的版本，比如強調國家權威和法律受到APP的損害，強調APP在別的國家的遭遇，突出民族主義情緒等等。對于都市報來說，綠色和平希望能通過它們影響到普通消費者，以便動員消費者對于議題的參與，從而對APP形成市場壓力，以及造成“民意踴躍”的景觀。所以綠色和平會更傾向于使用“環境災難”與“環境正義”的框架，強調APP對于公共利益的傷害，強調APP對于云南生態系統的破壞以及對當地居民的剝奪。另外，民族情緒的調動也是有效的框架。都市報的新聞采寫方式，多偏重于煽情路線，“環境正義”與“民族主義”這類版本正符合它們的取向，而這些故事也對社會動員相當有效。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故事版本也“政治安全”。

二）信息補貼

透過前一案例，我們可以看到，綠色和平組織的媒體公關手段之一昌“信息補貼”。所謂的信息補貼，是指“為求獲得媒體的時間與空間，從而向媒體提供補償的手段”。據潘忠黨先生介紹，這一概念最早奧斯卡•甘地（Gandy,OscarH.）于1982年提出。奧斯卡•甘地通過對新聞制作過程的考察，試圖發現各種政治力量如何動用他們的組織和經濟資源，與新聞工作者互動，通過控制或提供信息而影響公眾議程。他指出，新聞媒介單位是贏利的企業，企業管理者必然注重經營的效益，以此作為組織管理和經營的“底線”。在新聞生產過程中，資源分布于各個環節，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新聞采寫過程中的費用。顯然，資金雄厚的單位更有可能編織出覆蓋廣泛的新聞網絡。但是，這不是甘地分析的重點，他的著重點在各種社會力量如何運用信息的提供影響公共政策的討論和制定。在他看來，新聞生產過程中消息源和新聞工作者的關系實際是一個價值交換的關系，一方要以低成本制作并擴散新聞，一方要以低成本擴散自己的影響。消息源擴散自己影響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幫助新聞單位降低新聞生產成本，具體做法包括運用各種公關措施，向新聞單位提供信息，或者提供新聞采寫的方便，這就是“信息補貼”策略。

三）情理兼顧

加姆遜（Gamson）指出，集體行動框架有三個組成部分：不義（injustice）(agency)和認同（identity）。其中“不義”指的是用道德憤慨的形式來表達特殊的政治意識，這不僅僅是針對不平等的感知和知識分子的判斷，而是基于認知心理學所指的承載著情緒的“熱認知（hotcognition）”；“”指的是一般認為經由集體行為去改變條件或政策更為可行，因此運動的組織者往往不僅發動議題，還引導人們相信行為的可行性結果；“認同”所強調的是“我們”與“他們”的對立過程，這里的“他們”指的是與我們的利益和價值不同的“他者”，事實上，任何組織行為總有一個對立的他者存在，否則組織的行為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在孫志剛事件引發的收容議題中，形塑意見的作用主要通過傳媒報道的新聞敘事來實現。該議題中關于收容遣送事件的報道都采用了類似的“受難敘事”。李艷紅分析說，敘事的作用在于，由于不是通過抽象的分析和判斷而獲得，它往往能夠通過情感化的方式來讓讀者獲得“熱認知”，在受難敘事之下，讀者很容易對導致“受難”的收容遣送制度或其執行者產生憤怒，并對受難者產生同情，進而獲得對現行制度存在問題和不足獲得熱認知。這種敘事在形塑社會意見方面具有純粹理性分析的評論文章所無可比擬的優勢。另一方面，各報通過諸種言論報道體裁所發表的大量有關言論在對社會意見的形塑過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作為一種直接觀點的表達，言論也是重要的意見形塑載體。不過，與新聞敘事的“熱認知”相比，言論更類似于激發讀者的理性認知成分，通過理性分析來傳達意見，形塑讀者對新聞事件的認知和看法。

四）輿論聯動

當代新聞傳播學研究發現，傳媒框架往往是傳媒和消息源能動互動的結果，消息來源在建構傳媒議程方面往往扮演著能動的角色。一個議題要獲得社會的廣泛關注，最重要的一條是能夠引發輿論聯動效應，即在社會大眾、媒體、知識分子中形成一個互動的輿論熱點。一方面，傳媒的能動性創造了新公共角色的可能，另一方面，“社會”作為“國家”之外的消息來源同樣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除了傳媒本身是否能夠持續保持能動性之外，消息來源能否提供多樣的、并非完全由政府/國家所定義的社會事實，能否提供多元的、民間的詮釋框架以及能否能動地參與到傳媒議程的建構當中等，對于新聞傳媒是否能夠履行新的公共角色也至關重要。

四、媒體的議題篩選規律

德國學者托瑪斯•邁爾（ThomasMeyer）在分析傳媒表達政治世界時會遵循兩套規律體系：其一是篩選規律，是由“信息因素”決定的，傳媒根據這些規律來選定現實中的某些事件和這類事件的某些性質，條件是它們認為這些是值得報道的，并且因此一般說來是有機會成為媒體所生產的現實圖景的成分的；其二是展示規律，根據這一規律來決定以什么形式在傳媒中展示某些報道或者其他信息，使它們有希望在愛人中引起盡可能大的興趣。我們認為，現代新聞媒介最喜好的報道模式就是沖突性框架，因為這種報道很容易激發起公眾的情感共鳴，媒體在干預事件提供自信力的同時又可以提供收視率和發行量，可謂經濟利益與社會效益的雙豐收。因此，社團新聞的策略就需要設置這樣的故事框架，諸如人情味（弱者的無奈和強者的愛心經由表達得的娓娓道來，偶爾還加上幾滴眼淚就是最好的人情味要素）、好的畫面（面臨死亡的恐懼、歇斯底里、世界末日的悲憫情緒、災難中求助的雙手與眼神等等）、曲折而離奇的故事（新聞最好像電影一樣，充滿懸念）、宣泄（現代社會壓力過于強大，而弱者對強者的壓制已經憤怒以久，但無處宣泄，如果新聞能展示強者的毀滅，則給公眾一個移情宣泄的機會）外加一點小資情調（優雅做作、窺視隱私等等，都是現代都市人最欣賞的趣味）。

而吉特林分析說，在政治運動過程中，對于何為“有新聞價值的（newsworthy）”事件，政治運動只是對照新聞含蓄的定義照本宣科地加以理解；或者模仿新聞工作者的準則來形成對何為“報道（story）”，何為“事件(event)”以及何為“反對(protest)”的認識。對于廣大公眾和文化制度而言，他們缺少可具選擇的信息來源，甚至根本沒有。于是，這種形象便對公共政策產生了影響。大眾媒介通過消除并努力將這種影響降低到最小程度來界定運動事件的公共意義。相對于運動的真正目的，媒體所傳播的形象顯得愈加模糊和晦澀，媒體關注的是“領導者（leaders）”和顯要的“官方人物(personalities)”。事實上，他們可以將領導人變成“公眾人物(celebrity)”，一種與眾不同的身份。于是，報道的形式便形成了一種系統性框架（systematicframing），而這種往往被擴大的系統性框架決定了政治運動的命運。在對新左派運動的報道中，吉特林總結出了媒體主要采取的六項框架，分別是：瑣碎化(trivialization)、極端化(polarization)、強調內部歧見(emphasisoninternaldissention)、邊際化(marginalization)、貶抑游行人數(disparagement)和貶抑運動的影響(disparagementofthemovement''''seffectiveness)。

中國傳媒業的實踐理性已經是多種話語并存，黨管媒體體制未變，因此媒體的喉舌角色依然是從業者的主要意識形態；不過，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士與道的文化碎片也對部分從業者產生影響；值得注意的是，新生的新聞專業主義理念也逐漸發展起來，盡管新聞專業文化尚未被理性化，也尚未形成一套明確的價值體系，成為專業的行為規范和社會控制模式，目前還僅僅是以零散、模糊和不確切的“專業主義的碎片呈現”的形式影響著中國的新聞實踐。

這種“專業主義的碎片”的主要包括：在看待新聞的角色上，它不再強調社會主義新聞傳統中對新聞在引導輿論（advocacy）和宣傳、解釋國家/政府方面（interpretive）的角色和職能，而是重視那些在西方新聞專業主義中得到重視的其他角色，如信息傳遞角色和新聞的對立（adversarial）角色。所謂對立角色，“指的是新聞媒介與政府和企業呈對立關系，具有批評與監督的功能”。在這些理念的影響下，當代中國的從業者開始重視新聞之反抗和挑戰權威以及輿論監督的角色，他們向往和欣賞西方專業媒體所體現的與政治權威之間的對抗性關系。

所有這些綜合的職業理念，并行于媒體組織之中。吉特林敏銳地發現，新聞從業者經過學習培訓，成長為成熟的新聞工作者，并不斷得到獎勵與提升。他們明確地形成了那種對于新聞界定的方式——事件是具有新聞價值的，任何時刻必須確保新聞的“客觀性”。當記者們從編輯和條文中領悟了新聞價值含義時，或者接受了官方的分析模式甚至采取相反的態度時，他們能按照慣例自動地對新聞內容加以編輯。當記者們決定報道什么或者如何予以報道時，他們很少對意識形態的假設深思熟慮，也很少會考慮報道將會產生體積政治影響。受制于這種單純的工作，記者們更傾向于為現實中的政治和經濟精英們提供服務。公務員之家

媒體對于新聞價值和不同的非政府組織可信度的判斷，會影響他們如何以及何時報道。在很多時候，這種判斷是有特定語境的，往往與非政府組織獨特的公共傳播策略有效性相關。但結構性的變量仍然是顯見的，比如媒體對半官方性質的NGO往往有較高的關注度，并且很少對這些組織提供的信息持質疑態度。比如在中國大陸，除了像《南方周末》外，媒體很少對希望工程和青基會的工作提出質疑。但對一些民間自發產生的NGO，媒體就沒有給予同樣的關注度，除非這些組織投媒體所好，能夠向媒體提供一些很好聽故事。畢竟，媒體在面對這類組織的時候，它們是處于一種相對強勢的地位。在中國這樣的社會，強勢對弱勢的關注，總是那么吝嗇而且又總免不了施舍的味道。

[注釋]

[1]NGO是英文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的縮寫，有時候也用NPO（Non-ProfitOrganization），一個強調與政府體系所不同的特性，一個強調非營利的特性。不過也有學者認為，非政府組織經常與非營利組織之間仍有一定的區別。非營利組織（non－profitorganization）是指在政府部門和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市場部門）之外的一切志愿團體、社會組織或民間協會。這些組織的集合就構成了非營利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