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語文教育教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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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是人類社會生活中最為重要的交際工具，同時也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中特有的文化現象。“語文”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在現代社會發展中，對于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文化認同、相互交融與溝通、化解誤解等都有著重要的作用。在語文符號學研究的學者看來，“語指口語，而文指書面語。二者在淺層和深層的關系上，可以用語言/文字和語言/文本來代稱。語言/文字是物質性的劃分；語言/文本則是精神性的劃分。”〔1〕由此可見，對于一個多民族國家而言，科學合理地開展不同語種的語文教育教學，無論是對一個民族、一個地區，還是對一個國家語言能力的儲備來說，其意義都是極其深遠的。

一、背景：“一帶一路”建設與當下國家發展導向

自國家主席2013年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以來，強調走出國門同相關各國一起聯手打造互利共贏的“利益共同體”和共同發展繁榮的“命運共同體”的倡議，引起了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隨后，中國在2015年3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一帶一路”建設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全面推進。所謂“一帶一路”，“一帶”指的是“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就是由中國向印度洋和太平洋展開的經濟建設帶；“一路”則是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對于“一帶一路”，學術界有這樣的共識：“無論是‘絲綢之路經濟帶’，還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都蘊含著以經濟合作為基礎和主軸，以人文交流為重要支撐，開放包容的合作理念?！薄?〕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明確指出：“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拓展對外貿易，培育貿易新業態新模式，推進貿易強國建設。”我們應當注意到，無論是交流，還是合作，文化建設必須要先行；語言文字作為文化的重要載體，實現語言文字共享，是國內外不同民族之間相互溝通、互利共贏的重要基礎。因此，中國的語文建設在“一帶一路”發展這樣的社會背景中理應做好“兵馬未到，糧草先行”的充分準備，只有這樣，我們在未來的“一帶一路”建設中才不會處于被動的地位。在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規劃路線中，沿線國家達六十四個（不包含中國在內），使用的國語及官方語言七十八種，除去同一種語言作為多個國家官方語言的情況外，實際使用的有五十六種官方語言和通用語言。在這五十六種語言中，目前國內高校尚未開設課程的語種有十一種，只有一所學校開設的語言課程也是十一個。此外，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使用的各種民族語言多達二千四百余種〔3〕。有鑒于此，在國家發展背景和豐富多樣的語言環境下多語種的語文教育教學，無疑是中國國家發展策略中亟待實施的一項重要內容。

二、對策：充分發揮語言資源優勢，規劃適合

“一帶一路”建設需要的中國多民族國家的語文教育教學環境語言資源，在定義上有廣狹義之分，按照中國學者陳章太先生的界定：“廣義的‘語言資源’是指語言本體及其社會、文化等價值，狹義的‘語言資源’是指語言信息處理用的語料庫和語言數據庫，以及語言詞典和聲電動畫片等語言資料?！薄?〕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新疆、陜西、甘肅、廣西以及青海、寧夏、重慶、四川、云南、河南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福建、江蘇、浙江、廣東、山東、海南等省、市、自治區，都涉及到眾多的少數民族語言及紛繁復雜的漢語方言。按照譜系分類法，中國的語言系屬應當歸入世界的五大語系中。這些語系分別為：漢藏語系、阿爾泰語系、南亞語系、印歐語系和南島語系?！啊粠б宦贰暮诵膮^國家共有跨境語言較多的主要是中亞的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4國，和東南亞的泰國、越南、緬甸、老撾4國，我國與這8個‘一帶一路’核心區國家共有大約40種跨境語言。”〔5〕此外，客家話、閩南話、粵語等漢語方言在境外的南亞國家中均有廣泛的分布。這些語言資源優勢，不僅為中國走向世界的過程克服了與境外各個國家相互交流的障礙，同時也為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互動提供了極其重要的語言基礎。如何發揮這些豐富的語言資源優勢，規劃適合“一帶一路”建設需要的中國多民族國家的語文教育環境，安全、高效、快速、穩妥、持久地與周邊國家開展經濟合作關系，我們認為，以下幾個方面是極為重要的關注點。第一，“漢字文化圈”的語言文字教育問題。所謂“漢字文化圈”，是指具有相同文化特質、文化結叢的文化群體所構成的人文地理區域，這一文化圈包括使用漢字或者曾經使用漢字并承襲漢字文化傳統的民族與國家〔6〕。其范圍主要涉及東南亞的大部分國家、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以及中印半島等周邊國家。從現行的文字符號看，國內通行使用的是漢語簡體字，而境外大多數國家漢語使用的是繁體字，為了實現文字接軌，我們的語言文字教育應當并行對各種字體符號的教學，以期推動解決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語言文字交流的障礙問題。事實上，隨著中國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越來越多的國家對漢語的接受程度也在增加。在泰國，“漢語熱”已經成為這個國家學習外語的一個重要常態，據有關研究者統計，泰國學習漢語的學生中“選擇‘喜歡中國文化’的人數比例達77.8%，其次是‘追隨潮流’，人數比例為11.1%，‘方便找工作’的人數比例為6.17%”〔7〕。在對漢語用途的認知方面，選擇“‘與中國人交流’的人數比例為58.9%，‘用于工作’的人數比例達到27.4%，‘用于旅游’的人數比例達到13.7%?！薄?〕此外，在近十年的時間里，學習漢語的中小學生人數在法國翻了四番，漢語已經成為法國初、中等教育里位列西班牙語、德語、意大利語之后的第四大第二外語。據統計，現在全球已經有六十多個國家將漢語教學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全球學漢語的人數從2004年的三千萬人驟升到現在的1億多人〔8〕。在這樣的“漢語熱”背景下，“漢字文化圈”的教育教學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第二，培養多語種人才，為“一帶一路”語言產業經濟提供人力資源支撐?！耙粠б宦贰苯ㄔO對中國這樣一個中長期以來就已經構成的多民族、多語種國家來說，多元文化的社會傳統為推動我國語言產業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許多有利的契機。所謂“語言產業”，指的是“以語言為內容、材料，或是以語言為加工、處理對象，生產出各種語言產品以滿足各種語言需求的產業形態?！薄?〕也就是說，隨著“一帶一路”經濟建設中各種產業的并進發展，人們對于各種語言培訓、語言文化出版和翻譯的配套需要將會使語言產業在整個經濟帶建設中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為此，充分發揮國內高等教育資源優勢，結合我國現有的語言資源進行拓展，把國內的語言產業經濟做強做大。事實上，早在元代，我們國家就為了教授阿拉伯語和波斯語而建立了回回國子學這樣一所專業性很強的職業學校；此后，明朝又建立了“四夷館”這樣一所培養多種語言翻譯人才的學校；清代繼續“四夷館”的辦學傳統，將之更名為“四譯館”；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譯館”與“會同館”合并后，另取名“會同四譯館”。明清時期的“四夷（譯）館”為當時的對外交流培養了許多翻譯人才，不僅有筆譯方面的人才，也有口譯方面的人才，為早期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了許多語言產業經濟的辦學提供了良好的經驗〔10〕。此外，在清朝時期，隨著蒙古族和漢族的雜居程度不斷加深，內地官學的教育模式——儒學在蒙古各蒙旗中傳入，“歸化城土默特成為蒙古各蒙旗中最早建立文廟和創辦儒學官學的地區”〔11〕，同時也成為了蒙漢兩種語言互學互譯和語言產業人才培養的重要教育機構。在西南地區，將漢藏語系中的壯侗語族、苗瑤語族、藏緬語族內使用的漢語方言與少數民族語言教育以及東南亞、南亞等國家的相同語種對接；在西北地區的阿爾泰語系中，將突厥語族與新疆等地的維吾爾語、哈薩克語、烏茲別克語、撒拉語、柯爾克孜語、西部裕固語等對接，將蒙古語族與蒙古語、達斡爾語、東鄉語、保安語、土族語、東部裕固語對接，將滿—通古斯語族與錫伯語、赫哲語、鄂溫克語、鄂倫春語等對接，等等，促使內陸地區和邊疆地區的開發融為一體，通過國內各類高等職業技術教育和中等職業技術教育上的優勢，以合作辦學的方式，把應用型的職業技術教育開辦到周邊國家，把我國語言產業經濟優勢發展為培養多語種人才的特色和亮點。例如：在東南亞國家的泰國、老撾，這里的主要民族使用的語言和我國的傣族、壯族、布依族和苗族完全相同，而這些國家的水力資源、礦產資源和林木資源十分豐富，應該把語言培訓和資源開發技術培訓結合起來，在互惠互利中使我國的技術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得到共贏和發展。

三、措施：建立健全中國多民族國家的語文建設平臺，在國家政策導向下完善

“一帶一路”語言文字服務體系語言文字，是人類在社會生活中用來交流思想以及人與人之間相互表達感情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但是，不同的民族有互不相同的語言，即使是同一民族，也因方言差異而彼此不能相互交流。有鑒于此，應該如何搭建相互溝通的平臺，結合現狀及國家需求，處理好中國語文建設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借助“一帶一路”建設的良好契機，在國家語言文字政策法規導向下完善服務體系？我們認為，一方面，中國各民族語言文字指導機構的建設和漢語言文字規范應當繼續加強，使之與邊疆文化安全建設緊密地結合起來，在未來的“一帶一路”發展中實現經濟與文化共贏。就目前的現狀而言，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很早就建立了由維吾爾語、藏語、朝鮮語、蒙古語、哈薩克語、壯語和彝語七種語言組成的中國民族語文翻譯局這樣一個國家層面的民族語文工作機構；在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西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云南省以及涼山彝族自治州和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等都設立有民族語文工作指導委員會，這無論是對邊疆語言文化安全，還是對國家正在實施的“一帶一路”建設，都是具有扎實群眾基礎的良好鋪墊。這樣的平臺就現有的三十多個仍然保持著本民族母語的跨境民族而言，仍然難以滿足當下“一帶一路”沿途相關民族對外交往、交流的實際需求。我們知道，中國的傣族使用的語言與泰國的主體民族完全相同；我國境內的景頗族與緬甸的克欽人是同一個民族，中國的苗族與東南亞的越南、老撾、泰國以及旅居歐美國家的二百多萬赫蒙人是同一個民族，中國的京族與越南國家的主體民族所使用的語言是同一種民族語言等等，而現有的平臺建設中，至今沒有在國家層面對這些民族的語言文字建設給予相應的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在中國的漢語方言中，旅居國外的華僑大多使用的是閩語方言、客家方言和粵語方言，這樣的語言文字工作建設平臺也需要得到進一步加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就中國境內各個民族的語言文字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明確主張，從最初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的“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到“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的建議要求，以及后來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以及《教育法》和《義務教育法》等，都在政策導向層面對全國的語言文字工作給予了明確的法律規定。語言文字政策是一個國家在保證其語言文字應用過程中，為適應主體性與多樣性相結合的要求并立足于國家主權的維護與鞏固而制定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規范政策。對于這類政策，中國學者王向豫認為：“一個國家的語言政策包括三方面內容：1.規定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官方語言；規定公民在教育、公共服務等領域使用自己語言的權利；規定在商業活動、傳媒和出版等領域使用特殊語言的權利。2.規定一種語言的權威詞典的編寫和出版。3.規定在教育領域學習和使用的語言。”〔12〕由此可見，制定這些語言文字政策，搭建相應的平臺，完善服務體系，無論是對中國現有的各個層次教育，還是“一帶一路”建設，都是十分必要的，這對于國家文化安全而言，也有著極其深遠的重要意義。

總之，語言作為人類及其重要的交際工具，文字又是人類文明的重要載體。我們應該加強語言文字工作的規范化建設，從語言文字的使用中推動文化認同，把中國的語言文字作為中華民族走向世界和讓世界了解中國的一個重要媒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和商務部共同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中明確指出，“一帶一路”建設的核心內容是“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在這“五通”中，中國語文建設是語言相通是基礎、是前提條件，也是我們當下為適應國家對外開放戰略中學校教育應當關注的一個重要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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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正彪 肖 莉 單位:三峽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