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及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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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于金融本源

人類社會早期的金融活動源于各種形式的信用，而這些信用活動通常本身就是商品生產與流通的一個環節，最典型的莫過于商業信用：信用活動與商品交易是同步進行的。由于交易的一方遇到資金方面的問題，交易的另一方通過提供信用的方式使得商品交易完成，價值與使用價值得以實現，商品從流通領域順利進入消費領域。由此可見，正是因為商品生產和流通的需要，產生了信用活動（當信用活動愈來愈貨幣化之后我們稱之為金融活動），此時，金融活動是完全嵌入實體經濟活動內部的，兩者相互依賴，互為前提，一者不存在，另一者也就消失了。這一命題，源自于馬克思的資本循環理論。根據其分析思路，資本循環的全部過程是：G-W…P…W′-G′，而金融活動是嵌入在G-W和W′-G′者兩個過程當中，為生產資本、商品資本、貨幣資本的相互順利轉化提供服務的，亦即為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不延遲、不受阻地順利完成提供助推力。在這一過程中，金融活動無論是采取典型的貨幣信用抑或原始的商品信用以及其他更高級更復雜的信用形式，其功能都大抵如此，這就是金融最基礎、最樸素的本源。離開了這一本源，金融活動不會產生，更不會由低級到高級演進。

二、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的辯證關系

隨著社會經濟活動由低級向高級演進，金融活動的內容與形式也發生變化，站在金融的角度觀察分析這種變遷，被理論界稱之為“金融發展”，這一概念源自于西方發展經濟學的一個流派分支，該分支的代表人物有戈德史密斯、格利、麥金農、愛德華•肖等。根據金融發展理論，金融發展水平變化表現有：金融相關率（金融活動總量與經濟活動總量之比）不斷提升、金融中介率（通過專業金融機構或市場融通資金的比率）不斷提升、金融資產規模迅速增長；金融資產持有方式向“機構化”轉變，金融工具隨之多樣化等等。事實上前述表現是隨著市場經濟深化發展過程中基于金融層面的“外化”，換言之，是經濟貨幣化、信用化的外在形式。以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商業信用“升級”為銀行信用為例，原來嵌入產業資本循環的信用資本運動形式顯性化為G-G′，并且這種顯性化的金融資本運動方式依附于專門金融機構———商業銀行之后可以取得獨立性，可以不依附于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獨立存在并快速獲得盈利。特別是從表象上看，金融資本還可以凌駕于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上，支配整個社會資本的運行，即金融資本的規模和數量決定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的規模和數量。于是，根據金融發展理論，得出如此的邏輯推論：金融發展水平決定經濟發展水平。從辯證的角度看，我們絲毫不否認，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由于貨幣資本的匱乏，受到阻滯的情況下，通過增加金融工具數量、擴大金融資產規模，豐富金融交易及其市場的結構層次，可以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關于這一點，馬克思的論著中早有過精辟的論述，馬克思認為，貨幣資本是社會再生產的“第一推動力”與“持續的動力”，但是，“第一推動力”和“持續的動力”是需要有條件的，那就是整個社會的金融活動與實體經濟運行要有較高的關聯度（曹彥生，汪海玲，2008）。在市場經濟早期，由于信用活動是嵌入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過程之中的，加之金融業尚未形成獨立的產業，所以，金融活動與實體經濟能夠天然地保持較高的擬合度，此時，整個社會經濟亦不會因為金融活動的“泡沫”而產生危機。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發展，社會分工的不斷細化，金融產品、金融中介、金融市場成為社會經濟結構中的一個獨立的體系———金融體系之后，金融資本一改以往需要等待產業資本循環結束后才分割利潤的方式，變為通過金融市場快速獲得高額回報（張林，張維康，2017）。以金融市場中二級市場為例，盡管就整體而言，二級市場的交易結果是“零和博弈”，但由于其交易規則能使參與交易的一方一夜之間暴富，因而對金融市場的交易主體特別是其中的“機構投資者”極具誘惑力。此時，金融活動“脫實趨虛”即脫離實體經濟趨向虛擬的金融經濟不僅可能，而且常常成為現實。當這種現實“普遍化”、“常態化”的時候，就是金融危機來臨的時刻。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機、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7年一直延續至今的美國金融危機，究其原因，無一不是金融活動“脫實趨虛”所引發的。剖析其根源，勿需做高深的理論探討與技術分析，僅用馬克思的資本循環原理就能一針見血地找到癥結。G-G′是金融資本或借貸資本的運動形式，在金融產品、金融中介、金融市場形成相對獨立的體系，并可以“閉合運行”的條件下（誠如一個時期以來我國各種理財產品大量涌現，銀行、證券公司、信托機構等利用貨幣市場大量“對倒”資金），G通過“捷徑”變為G’是可能的，但從長期看，這個運動形式要成立并具有可持續性，單靠金融資本自身是不行的，必須有完整的產業資本循環介入。G到G’的增值才能最終實現，否則，任何形式的金融交易都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盡管二級市場可以在短期內形成遠遠超過同期GDP的市值，但離開了實體經濟創造的真實財富的支撐，這些市值總有一天會煙消云散的。以上所述，就是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的辯證關系。

三、供給側改革與完善金融制度的著力點

在2017年金融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指出：金融工作要把握好的重要原則之一是要優化結構，完善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金融產品體系。要堅持質量優先，引導金融業發展同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促進融資便利化、降低實體經濟成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保障風險可控。這實際上已經為供給側改革背景下金融工作指出了明確的方向。促使金融回歸本源、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是金融自身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充分條件，也是防范金融風險積累的根本之計。金融回歸本源、服務實體經濟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設計未來一個時期金融改革乃至整個經濟改革的方方面面，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從金融制度建設的層面而言，以下幾個方面是值得關注的：建立健全適合中國國情的普惠金融體系。從金融的本源看，其實是一個為生產和流通服務的“普通產品”或“大路產品”，而非“奢侈品”。考察一下金融發展史，金融業的“老祖宗”其實就是“小爐匠”———金銀兌換商與保管商?！靶t匠”顯然不是提供“奢侈金融產品”的“土豪”。因此，金融的本源其實就有一定的普惠屬性。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金融部門形成完全獨立的系統之后，在金融資本逐利的驅使下，使得金融活動有了越來越明顯的“高端化”取向，金融“嫌貧愛富”特征日益明顯，為此，普惠漸漸變為社會弱勢群體的夢想。這顯然是市場經濟發展中的“二律背反”現象。為矯正這種傾向，世界各國都做了不懈的努力。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者，孟加拉國的尤努斯博士創辦“窮人銀行”獲得成功，就證明了在不違背市場法則的前提下，金融的普惠是可行的。事實上，尤努斯博士創辦“窮人銀行”絕非個例，大名鼎鼎的美洲銀行的前身也是靠主要服務于下層移民的“貧民銀行”起家的。建立普惠金融體系不是讓金融機構和金融體系“越俎代庖”取代扶貧體系與社會慈善救助體系，而是要支持市場主體當中基數最大的中小企業群體走上由小變大、由弱變強的良性循環發展道路。企業發展了，金融才能從根本上得到穩固，這就是建立健全普惠金融體系的必要性與迫切性。在我國，普惠金融提出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各方也在積極探索解決問題的途徑，從目前情況看，單靠金融機構的“社會責任感”以及銀監會、中央銀行等施壓，要求銀行等金融機構向小微企業傾斜金融服務、傾斜信貸投放只是權宜之計而非長久之計，還必需進一步完善頂層設計與配套制度建設，才能促使金融機構從被動介入普惠金融到積極主動參與普惠金融。諸如完善與普惠金融相關的風險監測評估體系、征信體系、風險損失補償體系、普惠金融政策支持體系等約束激勵機制，同時在實踐中還要嚴格區分社會救助、扶貧與普惠各自的服務范圍，才能使普惠金融進入良性發展的軌道。完善符合中國國情的政策金融體系。政策金融體系是整個社會金融體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它存在的意義就在于矯正商業金融單純逐利，脫離實體經濟的傾向，為此，各國都在努力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政策金融體系。我國在金融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以設立國開行、農發行、進出口銀行為標志，建立了相對獨立的政策性銀行體系，但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我國的政策性銀行體系不但沒有進一步“發揚光大”，反而呈現出相對萎縮的態勢。與日趨健全、日趨完善的商業金融體系形成鮮明的反差。這不能不說是我國金融體系建設的一大缺憾。美日等發達國家，金融發展水平要比我國高出很多，其商業性金融體系已經到了無所不包的地步，但依然沒有放棄政策金融體系的構建，依然具有比我國完善很多、實力雄厚很多的政策金融體系。這說明，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化發展，政策性金融體系不是走向消亡，而是要不斷健全。特別是美國經歷了2007年金融危機的沖擊之后，也在進一步反思政策金融體系的功能與作用，這更值得我們認真借鑒。因此，扭轉我國政策性金融體系相對萎縮的頹勢，健全與我國商業性金融體系相配套、相適應的政策金融體系也是當務之急。不斷探索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強有力的金融調控與金融監管體系。縱觀整個金融發展的歷程，是一個不斷自由化的過程，但從金融監管和金融調控的演變進程看，則是一個不斷強化的過程。這也構成了金融發展中的辯證關系。世界各國發展市場經濟的經驗莫不如此，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金融發展也印證了這一點。因此，金融自由化絕不等同于監管與調控可以放松。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正因為在當時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當中，泰國的金融監管體系與調控體系建設嚴重滯后，在索羅斯等投機集團投機資本面前顯得不堪一擊，因而泰國的金融體系與金融市場成為危機的引發源。美國號稱有世界上最完善的監管與調控體系，但也因為在一輪又一輪的嚴重脫離實體經濟“金融創新”產品的沖擊之下，漏洞百出，因而釀成了影響全球的金融危機。這些經驗教訓都是值得我們認真汲取的。201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釋放出來一個強烈信號就是要進一步強化對金融工作的調控與監管，特別是結合中國的國情提出要加強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這無疑是十分正確的。一個時期以來，我國的金融市場出現了數量龐大“通道產品”，具有嚴重的脫實傾向，不僅擾亂了金融秩序，而且潛伏了越來越多的風險，這些與我國現行分業監管體制中一行三會的模式存在監管交叉與監管真空、相互之間缺乏必要的協調與溝通不無聯系。2017年的金融工作會議決定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強化人民銀行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性風險防范職責，落實金融監管部門監管職責，這將是強化我國金融調控與金融監管的一項重要舉措?；谥袊膰?，要強化金融調控與金融監管需要處理好兩個關系：一是處理好金融體系市場化與引導社會資金更多附著、固化于實體經濟的關系。金融體系市場化包括調控手段市場化是一個不可遏制的趨勢，但金融體系的發展也好、改革也好，不能單純為了市場化而發展、而改革，還要看這些改革步驟與措施是否有利于更多的資金流向實體經濟，服務實體經濟、助推實體經濟。這其中，中央銀行任重而道遠，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強化中央銀行對社會資金流的引導控制，至關重要。其中，貸款這一調控工具在過去一個時期，在引導資金流向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這一調控手段不應被削弱，還應進一步強化。二是監管部門要處理好風險控制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在二者之間取得最佳平衡點。沒有風險的金融活動是不存在的，金融脫離實體經濟當然會出現風險，而且是很大的風險———系統性風險。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同樣存在風險，沒有哪家企業在市場經濟當中會是不倒翁，沒有那個項目是穩賺不賠的，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當然不可避免要受到這些風險因素的影響。我國現行的監管規則及其模式對風險的要求有一種越低越好的傾向，沒有風險是最佳的。這樣的游戲規則與理念同樣是不利于資金流向實體經濟的，因為對被監管者而言，無所作為、將資金封鎖在“自己門內”是風險最小的選擇，這樣一來，實體經濟發展也會處于不利的境地。一個時期以來，經常出現的“企業資金越短缺、銀行越抽貸”就是這種境況的真實寫照。為鼓勵更多的資金流向實體經濟，應當因地制宜、因時制宜，提倡適度的“風險容忍度”：只要風險在可控的范圍內，只要不引發系統風險，同時這些資金又是應用于實體經濟的，這種風險就應當“容忍”，而不應當被“終生追責”，只要實體經濟整體處在良性發展的軌道上，就不會出現大的、全局性的風險，金融自身的發展亦然。

參考文獻：

〔1〕曹彥生，汪海玲.對馬克思貨幣第一推動力和持續推動力理論的闡述與思考［J］.前沿，2008，（8）：53-55.

〔2〕張林，張維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增長的效率及影響因素研究［J］.宏觀質量研究，2017，（3）：47-60.

作者:王桂堂 單位:河南財經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