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國際化質量評價關鍵向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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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化決策咨詢的貢獻度

每所高校的國際化都自有特色，自成一體，但都屬于中國教育國際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應該服務于中國教育國際化的整體發展需要，其中既包括具體工作，也包括理論研究。目前，高校國際化現狀與發展研究，尤其是在世界視域下著眼于中國教育國際化全局進行的前瞻性、整體性研究相對缺乏，長此以往，必會導致中國高校國際化競爭力不足，也無法為中國高校未來的國際化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充沛動力。高校國際化水平的高低，理應包括高校在中國教育國際化理論建樹和決策咨詢方面的貢獻度，即提出了哪些務實有效的理論觀點，對政府國際化決策產生了哪些具體影響，對中國教育國際化產生了哪些實際推動，等等。高校的國際化研究應加強統籌，多學科參與，中外合作，不同高校合作，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智庫聯盟，彼此取長補短，優勢互補，在合力提升中國教育國際化決策咨詢能力的同時，全面提升中國教育國際化的水平和在世界教育體系內的話語權。

二、高校國際化資源的共享度與平衡度

高校內不同部門國際化發展的起點和基礎不同，進展程度不同，不同學科、專業之間國際化資源分布不平衡是常態。一般優勢專業的國際影響力和吸引力大，國際化程度相應會較高；發展較慢或相對處于劣勢的學科和專業的國際化資源一般相對匱乏，國際化發展較慢或內驅力不足。但從學校國際化發展的整體性規劃和總目標來看，只有“一園開百花”，全校國際化一盤棋和諧發展才是良性生態。為此，高校應在科學規劃學校國際化整體發展目標與方向的同時，科學協調本校已有國際化資源，如推動國際學生招生資源共享，合作建立一些雙學位、跨學科雙學位項目，實現國際學生跨學科跨專業培養、文理交融培養，為國際學生開設的全英文通識課程向中國學生開放，對外交流項目的設計和實施要從學校全局考慮，使每一個項目都發揮多維向度作用，活動范圍和效果的輻射面盡可能大而廣等等。目前，一些高校還相互合作，推動高校之間國際化資源的共享，但因為缺乏科學規劃，可持續性不強，未來需要加強制度建設，形成合作共享機制。高校國際化建設具有很強的博弈性，既包括中外博弈，也包括國內高校之間的博弈和高校不同單位之間的博弈。目前高校一般將國際化作為學院或部門績效評估的重要指標，各單位之間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競爭關系，對局部利益的關注有時會影響對學校國際化全局發展的主動思考和貢獻的積極性。為此，高校應基于國際化發展總規劃、總目標，根據不同學院、學科對國際化的實際需要，差別化制定國際化發展目標、實施策略和考核指標，做到學校全方位規劃，各單位分解具體指標，將國際化融入師生自身發展追求，從而實現以局部差別化發展達成學校國際化整體化發展，在差別化發展中實現平衡發展。

三、高校中外學生融合度

中國改革開放的目的，既是為了自己走出去，也是為了別人走進來。中國高等教育承擔著培養能持續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國際化人才的重任，而要培養出敢于承擔、樂于承擔、能夠承擔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使命的中外優秀學生，就必須使學生既具有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自覺，又具有國際視野和世界意識，能在世界風云變幻中牢牢扎根于民族之魂，成為真正的民族棟梁之才。未來的世界一定是多元文化的世界。目前，能夠直接到海外接受教育和從事文化交流的中國青年比例很小，而中國的世界化之路又迫切需要大量的具有國際視野和跨文化工作能力的人才。來華國際學生教育屬于典型的內向型和外向型兼具的教育資源：所謂內向型，即來華國際學生通過在中國的學習和生活實現自身的國際化，以中國為橋走進世界；所謂外向型，即中國學生可借力來華國際學生實現自身的國際化，以來華國際學生為橋走向世界。因此，加強對來華國際學生作為一種國際化資源的開發和利用，無疑是一種直接且有效的國際化人才培養途徑。來華國際學生為中國教育國際化提供了近在身邊的資源和環境，但因為對教育國際化的一些片面認知，在國際學生管理方面形成了將來華國際學生教育孤立于中國教育國際化整體之外的單向思維方式，使得來華國際學生教育還基本上被視為一種“特殊教育”，學習和生活環境都相對特殊：由專門的機構單獨組織教學，并住在專門的國際學生公寓；各種校園文化活動，也常常將國際學生排除在外，形成來華國際學生教育的“象牙塔模式”。這既不利于培養既理解中國、又能從感情上親近中華文化的國際學生，同時導致對來華國際學生作為一種國際化教育資源的開發不足；另一方面，這種做法也將中國學生隔絕于最方便其了解外國文化、養成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國際視野的“國際資源”，錯失了不出國門而知世界的良機，影響了中國青年學生的國際化視野，影響到他們向世界講中國故事的能力。鑒于此，高校應立足實際，努力拓展中外學生融合培養模式，一方面可提升國際學生融入中國的主動性，另一方面促使中國學生充分利用學校現有的國際文化資源，培養自身在世界文化大格局中更深入理解民族文化的習慣，確立自己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培養出未來能與世界不同國家的青年共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化人才。

四、海外孔子學院與國內高校國際化教育的銜接度

孔子學院不是單純的教育機構，而是中外人文交流和文化博弈的構成成分，這與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海外語言文化教育機構的性質是一樣的。將來，孔子學院應在國家文化發展戰略層面上重新定位，融入世界文化一體發展過程，在堅持以中文和中外文化交流為主干的基礎上，與時俱進，基于前瞻性的預判不斷調整具體發展計劃和步驟，做到未雨綢繆，運籌帷幄，有條不紊。目前，孔子學院的功能基本上還是“向外”，并未能成為中方合作高校的“內在”組成部分，孔子學院如何在更高層面、更多維度助力中方高校國際化發展，目前還缺乏有效整合。未來應從實踐和運行機制方面，推動形成孔子學院與中國的來華國際學生教育命運共同體，使孔子學院工作成為高校國際化發展的海外延伸和基地，使國內外國際學生教育形成共贏機制，在生源、師資、教材、課堂教學等方面實現國內外國際學生教育資源共享。實際上，孔子學院的工作主體目前仍是中文培訓，只是海外學生了解中國的基礎性教育，是為他們深入理解中國所做的準備性教育。在未來，孔子學院可以作為來華國際學生教育的重要端口和人才儲備庫，吸引更多的國際學生來華進一步學習中文，研究中國。借力孔子學院，中國高校可以更加科學地推動中外國際學生教育進一步整體化設計、協調性發展，形成“內外一體化”運作機制，使孔子學院成為所在地教育體系一部分的同時，也成為來華學習的一部分。這對優化目前中國的來華國際學生教育的結構、提升培養質量、推動中國的來華國際學生教育的轉型升級，也能產生積極有效的幫助。要實現這一目標，目前孔子學院與所在地的海外教育機構和中國對應的教育機構可以互信共商建立起務實有效的三方或多方合作機制，比如優選一些辦得好的孔子學院，有意識地按照學科建設模式，中外合作高校以語言教學為基礎建立一些雙學位、跨學科多學位項目，制定“中文+專業”培養方案，建成“3+1”“2+2”“1+4”等等靈活的人才培養模式等，這樣，一旦將來孔子學院成為所在國教育機構的一部分，借助已經先期建立的人才培養聯動機制，孔子學院的人才培養體系就可迅速與中國的人才培養體系對接。只有這樣，孔子學院才能真正成為中國教育國際化的海外延伸、中國走向世界的入?？?、中外人文交流的主動脈，同時也獲得無窮的生命力。實際上，只有形成這種聯動機制，才會不知不覺形成來華國際學生教育與孔子學院中文教育及所在地教育相依共生。［1］肺炎疫情過后，來華國際學生教育將會有一段緩慢發展期，孔子學院作為國內來華國際學生教育的端口，將為來華國際學生教育的恢復與更加繁榮注入生機和活力。

五、國際化人才培養與引進的有效度

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文化多元化共存，人才同屬一個地球村，空間距離已經構不成人才流動的障礙。而在人才的常態流動過程中，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常常決定著不同國家或地區人才政策的多元性，人才會因不同民族文化的差異而選擇不同文化滋養出的生長土壤和發展空間，其中既有物質因素，也有感情因素。高校作為人才培養的蓄水池，同時也是吸引人才的鳳凰臺，如何因地制宜培植好適宜人才成長的土壤，栽好引鳳筑巢的梧桐樹，已成為高校國際化建設的重要環節。肺炎疫情的暴發，事實上構成了世界人才爭奪戰的一個分水嶺。在疫情之前，人才流動通道不暢主要受制于主觀因素，個人意愿起主導作用；疫情暴發后，人才無法流動則主要出于客觀因素，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目前，疫情仍處于動態發展中，世界各國的安全性因疫情變化也時刻處于動態變化之中，而人才卻處于相對穩定的狀態，擬流動的人才多持觀望態度，安全指數成為決定人才流向的首要因素。目前，中國疫情防治得力，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抗“疫”取得重大戰略成果，中華民族表現出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戰斗力，使世界更加相信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對海外人才產生的向心力越來越大，形成了引進人才的良機。高校應主動作為，統籌規劃，一體協作，著眼長遠，保障有力，有效拓寬人才流動通道，“一人一策”，精準對焦人才需求，以誠意留人，以制度為人才發展提供保障，以國際化為契機和動機，推動高校國際化人才發展形成“育—引—育”良性生態循環，以“育才”為主，以“引才”助“育才”，將高校培育成枝繁葉茂、鳥語花香的“國際人才林場”，從而推動中國高校實現從“搶才”到“育才”的轉變，從人才消費向人才產出轉型。［2］疫情過后，世界人才競爭會進一步激化，在疫情非常態形勢下，中國高校在人才引進和服務體制機制上應進一步調整優化出更加科學、更加公正、更加可持續的人才制度，“以人才為中心”，以中國的發展實力為保障，不但要把高校建成一個世界人才的容器，而且還要成為人才的孵化器。

六、高校國際化運行機制的靈活度

國際化建設面對著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因而以不變應萬變是行不通的，高校國際化運行機制必須具有較強的機動性和靈活性，能以變應變。在肺炎疫情暴發后，高校國際化運行機制缺乏機動性與靈活性的問題實際上已經顯露出來。在防疫過程中，作為中國高校的一個特殊群體，國際學生的疫情防控遇到了一些特殊困難。相對于中國學生，這一群體在政策適用度方面比較特殊，一方面各校必須加大人力物力對留校的國際學生進行心理疏導和學業上的幫助，另一方面面臨著對一些因疫情急于回國的國際學生難以堅決阻止、對假期期間離校外出旅行訪友等等的國際學生動向又難以準確掌握等問題，短期班國際學生則可能在疫情發生后就脫離了原學校監管，實際上處于無序流動狀態，去向難明。國際學生群體因此成為高校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難中之難。疫情之初，國際學生招生、滯留校園的國際學生管理等方面暴露出來的問題和高校最初應對過程中表現出的無措，從一個方面表明高校國際化工作機制缺乏靈活性和機動性，在應對重大國際性突發事件方面，中國高校還缺乏系統有效的機制和制度準備。［3］肺炎疫情等突發事件所催顯出的中國高校國際學生管理機制上的困難，實際上也可以成為高校國際化機制完善與優化的良機。中國高校來華國際學生教育取得如今這種成就，極大地得益于管理機制體制，而這些應該與時俱進，適時進行必要的改革，以推動中國來華國際學生教育在新時代實現新的轉型和升級，其中一個重要轉向，就是要盡快推動中國高校國際學生教育向市場分流。目前，中國高校的國際學生教育基本分兩部分，即學歷教育和中文培訓，而且在很多高校后者還占主流，一些學校出于經濟利益考慮或國際化需求不斷加大這部分國際學生的比例。實際上，雖然這種做法短時間內會提升中國來華國際學生的數量，但卻會整體削弱培養質量，長此以往，甚至會導致中國來華國際學生教育質與量的本末倒置，阻滯中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水平，最終影響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國際影響力。為避免出現這種后果，就要著眼于未來，基于中國教育整體發展目標重新調整國際學生教育的布局和結構，與各種教育力量在協作的基礎上實現再分工，其中包括中國高校的國際學生教育退出中文培訓市場，將這部分教育職能分階段分步驟逐步還給市場，同時向社會上的語言培訓機構公開來華國際學生學歷教育中文水平標準和專業學習過程中的中文和文化教育方案，以便于培訓機構可以根據不同高校不同專業對國際學生的要求，自主選擇制定整體規劃和專門培養相結合的培訓方案，其中學歷教育國際學生數量占比較大的高校甚至可以與培訓機構建立合作機制，專門化針對本校的學歷教育需求進行培訓，形成校企聯動機制，實行點對點供需性培養。而將語言培訓與學歷教育分開也是國際上通用的做法。高校在向社會分流部分國際學生教育資源后，則應加強提升學歷教育國際學生的培養質量，如進一步提高中文水平標準，完善專業學習與中文暨中華文化、中國社會融入活動的結合，進一步推動中外學生的深度融合式培養。一旦新的國際學生教育機制形成良性循環，中國高校從招生入口就能獲得更優質的國際學生生源，學校的國際化水平也會順應得到提升，最終可以獲得更大的社會效率和經濟利益。目前，要實現高校國際學生教育向市場分流還存在著很多困難，既有思想認識上的困難，也有實際操作方面的困難。中國高校的漢語培訓體系已相對比較成熟，但相關的漢語培訓機構還基本上處于散兵游勇狀態，如在運營成本儲備、師資、住宿、課程銜接等方面，尤其是在國外的影響力方面，都還沒有做好準備，彼此之間缺乏聯動和合作，迄今沒有形成規?；?、集團化的培訓機構，也沒有出現能夠被國際學生和教育機構廣泛認可、行之有效的經驗模式。為此，中國高校要積極輸出教育經驗及人才，逐步與國內外相關力量合力培育出能夠順利接手高校漢語培訓工作的社會環境和運行體制，其中最重要的是盡早確定行業資質準入和評估標準，確保從始至終將國際學生培訓機構的運行納入規范的管理機制，納入中國社會的整體管理機制之內。

總之，中國高校國際化建設水平直接決定著中國教育的國際競爭力和人才培養質量，決定著中國的世界話語權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順利實施，必須不斷建立健全相應的規章制度，不斷完善指標考核體系，使中國高校的國際化建設水平與中國的綜合實力相稱，與中國的世界影響力相稱，最終推動中國高校躋身世界一流高校，并引領世界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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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孫宜學 單位:同濟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