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經典論文范文10篇

同志們：

現在，我受市黨的建設學會第三屆理事會的委托，向大會作工作報告，請予審議。

*市黨的建設學會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是*年*月召開的，根據上級有關指示精神和學會實際工作需要，學會理事會決定召開本次代表大會。這次會議的主要任務是：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大和*屆四中全會精神，總結回顧工作，討論今后一個階段的工作，對市黨的建設學會章程的部分條文進行修訂，選舉產生新的理事會機構，以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我市黨建研究工作，推進我市黨的建設事業。

一、對第三屆理事會成立以來工作的回顧

四年來，在市委和市委組織部領導下，在市社科聯的指導下，市黨的建設學會始終堅持以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認真學習貫徹十五大和*大精神，以研究黨建理論和實踐中的突出問題為重點，緊緊圍繞我市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開展黨建研究活動，加強學會自身建設，取得了一定成績。

1、以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主線，開展了豐富多彩的理論研究活動

一、藝術學科科研成果分類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1.藝術學學科本身發展的需要改革開放30多年，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文化藝術產品的需求也越來越強烈。有需要就有市場，也就有了產品的提供者。近年來，國內各大藝術院校紛紛適應市場需求，拓展學科領域，除了傳統的音樂、美術等學科，還出現了傳媒、設計、工業設計、文化產業、藝術管理等新興專業，這使得藝術類科研成果表現形式越來越多樣化、數量越來越多。特別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于2011年2月中旬通過了最新版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調整方案，將藝術學科從上個世紀形成的文學門類下的“一級學科”提升為“門類學科”，并下設藝術學理論、音樂與舞蹈學、戲劇與影視學、美術學、設計學五個一級學科，這對于藝術科學的建設與發展乃至對于當代文化藝術的大發展大繁榮，都具有重要意義。國家層面對藝術學新的認識、新的評價、新的定位，也會改變傳統的“藝乃小道”、僅只是“形下之器”等不重視藝術的觀念與行為，對于藝術的人文的、社會的、審美的價值給予更充分的認識與評價，這必將對藝術學的科研成果的推廣與應用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因此，為藝術類科研成果設置一個科學的分類標準也就顯得尤為重要。

2.實際管理工作的需要首先，上級主管部門對藝術類高校的管理需要。近年來，筆者經歷的幾件事情引起了對藝術學科科研成果類型與認定的思考。第一、中央財政支持地方高校發展項目；此項目一般支持以下幾個方面的建設：重點學科建設類、教學實驗平臺建設類、公共服務體系建設類、人才培養和創新團隊建設類等，在這幾類建設內容中，其所給表格一般都是按照理工類院校實驗室設備購置來加以設計，很多人文社科的科研成果根本無法填，更不必說藝術類科研成果了；第二、江蘇優勢學科建設項目；第三、國家、省重點學科建設；第四、教育部學科評估。還有諸如每年的社科統計、江蘇高校科技為地方經濟發展服務等表格。這些項目的申報，都要填寫大量的表格，而這些表格中往往非常重視科研成果及其轉化問題，但是由于這些表格的設計一般偏向于傳統的、特別是理工類學科的科研成果形式，藝術類科研成果幾乎很難填入、特別是要填成果轉化的時候，藝術類院校更是顯得捉襟見肘。因此，如果能為藝術類科研成果及其轉化提供一個相對比較科學且得到教育部、教育廳等主管部門認可的分類標準，那么對于這些部門今后在政策、表格的設置方面將提供一些有益的參考，也使得他們的管理更加有效。其次，藝術類高?？蒲泄芾聿块T管理的需要。筆者在一所綜合實力靠前的藝術院校從事科研管理工作多年，具體工作內容涉及到制訂、實施、修訂學?？茖W研究、科研機構建設、知識產權管理的制度、規程及措施，并組織實施和督促檢查；國家級、省部級、省廳級、校級等各類科研項目的申報、管理工作；各類科研成果的申報、鑒定、宣傳、統計等工作；職稱評定中的科研成果的審查與認定工作；組織各類重點學科的申報工作；博士、碩士學位點的申報工作。無論是起草制定科研管理、學科建設方面的規章制度文件，還是具體的各級各類項目、成果的申報，都涉及到科研成果的認定和轉化問題，比如在評碩士、博士生導師的時候，老師們提交上來的成果形式多樣，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認定標準，會給科研管理部門的工作帶來諸多不便。

二、具體分類

藝術類院校哪些智力作品可以認定為科研成果？怎樣的形式或者社會效益可以算作是藝術類科研成果的轉化？藝術學科科研成果形式及其轉化與傳統意義上的理工科類學科的成果及其轉化有何異同之處？上級主管部門對于藝術類科研成果的認定與轉化效益的衡量是否區別對待？這些問題，我們在平時的材料申報等工作中經常遇到，但是沒有引起大家的足夠重視，學界對相關問題的研究也幾乎處于空白。藝術類院校的科研成果形式除了與一般人文社科類院校相同的成果形式諸如學術論文、專著、編著、譯著、教材、校點選注、有價值的資料集、工具書，研究報告(包括調查咨詢報告)、軟件、光盤以及不宜公開出版的確有學術或應用價值的研究成果，還有其很多特殊形式的科研成果。比如，美術學科技法類老師的畫作；音樂與舞蹈學科老師的作曲作品、指揮一場高層次音樂會、編排一個頗具影響力的舞蹈；影視與戲劇學專業老師成功刻畫一個人物、傳媒專業老師制作的數字短片；設計學院老師設計的各種作品均可以列為科研產品。因為這些作品當中不僅僅是一些技法動作的簡單組合，其中也蘊含著豐富的理論與經驗知識。筆者根據實際的工作經驗和調研，初步將藝術類科研成果分為三類：

三、基礎理論類

年底了，又是各高校交論文的高峰期，很多學生都需要寫開題報告，這篇文章就講一講如何寫論文開題報告。關于論文開題報告的寫法有很多種，已下講的是比較常用的寫法及作者的一點經驗。希望不會令您失望。

一、如何選擇問題

我一直縈繞于懷的，是在寫博士論文開題報告的一年多時間里，導師薛瀾教授反復追問的一個問題：“你的puzzle是什么？”多少次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的問題就是，中國的半導體產業為什么發展不起來?！毖蠋焼栴}以其特有的儲蓄，笑而不答。我在心中既惱火又懊喪：這么簡單的道理，這么明顯的答案，到底哪兒不對了？！

奧妙就在于提出問題的“層次”。不同于政策研究報告，學術文章聚集理論層面、解決理論問題。理論是由一系列前設和術語構造的邏輯體系。特定領域的理論有其特定的概念、范疇和研究范式。只有在相同的概念、視角和范式下，理論才能夠對話；只有通過對話，理論才能夠發展。極少有碩博論文是創造新理論的，能這樣當然最好，但難度很大。我們多數是在既有理論的基礎上加以發展，因此，在提出問題時，要以“內行”看得懂的術語和明確的邏輯來表述。審視我最初提出的問題“中國半導體產業為什么發展不起來”，這僅僅是對現象的探詢，而非有待求證的理論命題。我的理論命題是：“中國產業政策過程是精英主導的共識過程嗎？”在這個命題中，“政策過程”、“精英政治”、“共識訴求”三個術語勾勒出研究的理論大體范圍和視角。

其次，選擇問題是一個“剝筍”的過程。理論問題總是深深地隱藏在紛繁復雜的現實背后，而發現理論問題，則需要運用理論思維的能力。理論思維的訓練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不過初學者也不必望而卻步，大體上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先劃定一個“興趣范圍”，如半導體產業、信息產業、農村醫療、高等教育體制等，廣泛瀏覽相關的媒體報道、政府文獻和學術文章，找到其中的“癥結”或“熱點”。第二步，總結以往的研究者大體從哪些理論視角來分析“癥結”或“熱點”、運用了哪些理論工具，如公共財政的視角、社會沖突范式等。第三步，考察問題的可研究性，也就是我們自己的研究空間和研究的可行性。例如，西方的理論是否無法解釋中國的問題？或者同一個問題能否用不同的理論來解釋？或者理論本身的前提假設、邏輯推演是否存在缺陷？通過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找到自己研究的立足點。不過還要注意我們研究在規定的一到兩年時間內，是否可能完成？資料獲取是否可行？等等。

最后，如何陳述問題？陳述問題實質上就是凝練核心觀點的過程。觀點應當來自對現實問題的思考和總結，而不是為了套理論而“削足適履”。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充滿動態的、豐富的景象，如何才能用恰當的術語、準確的邏輯表述出來呢？雄心勃勃的初學者往往提出宏偉的概念或框架，但我的建議是盡可能縮小研究范圍、明確研究對象，從而理清對象的內存邏輯，保證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規范的學

一、讀書的特色和要求

1.要有方案

研討生讀書方案應該包含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專業讀書方案。研討生專業培育方案管著研討生大的讀書方案，三年的讀書方案。研討生要安身專業，將來靠專業所學安居樂業。這是長時刻的、大的讀書方案。

第二個層次：研討方向讀書方案。研討生在第二個學期、至遲在第三個學期要趕快在導師指導下斷定自己的研討方向，在專業培育方案的根底上，依據自己的需求擬定研討方向的讀書方案。這是中期方案。

第三個層次：學位論文的科研讀書方案。在初步完結研討方向讀書方案，有了立異觀念的根底上，將研討方向細化為學位論文的選題，進而斷定自己學位論文的科研讀書方案。這是短期方案。研討生的讀書首要要有讀書方案，而且必須完結這個讀書方案。沒有或不完結讀書方案，三年的研討生學習根本上就是打爛仗。

一、學前兒童傳統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則

《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2]指出教育活動內容的選擇要體現既適合幼兒的現有水平，又有一定的挑戰性原則；既符合幼兒的現實需要，又有利于其長遠發展；既貼近幼兒的生活來選擇幼兒感興趣的事物和問題，又有助于拓展幼兒的經驗和視野。因此，在對幼兒進行傳統文化教育時要講究自然，防止生硬刻板。選擇的內容要適合幼兒的認知水平，能培養兒童良好生活習慣，培養兒童思維能力和動手能力的好素材。比如神話傳說、寓言故事、建筑、陶瓷等。要講究“因勢利導”，形成正確啟蒙，以正當、正確、正面的內容和方法教育蒙童，保證幼兒健康成長。要注重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相結合，加強親子教育，共塑兒童完美性格。

二、學前兒童傳統文化教育的基本方法

1.形象教學法

幼兒的思維方式，0-3歲是直觀行動思維，3-7歲是具體形象思維，7歲以上才逐步發展為抽象邏輯思維。面對幼兒直觀、具體、形象的思維特點，選用圖畫來開展教學活動是最有效的教學方法。形象教學法，就是利用圖示、圖文等以直觀的視覺效果進行教學的方法。

2.表演教學法

GarfieldE創立的科學引文索引和引文分析理論是科學計量學研究的基礎，引文分析反映了文獻引證和被引證的知識網絡，“被引頻次”是引文知識網絡最直觀的體現。雖然學界針對負面引用、錯誤引用、不良自引等行為提出“被引能否作為合理評價指標”的質疑［1］，但不可否認，被引頻次已經成為現今衡量論文學術影響力、期刊評價、學者評價最重要的指標之一。中國學術走向世界，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多次強調要大力開展對外文化交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和對外話語體系建設，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加強中國科研論文的國際影響力，對于提升中國科研話語權和文化軟實力具有重要作用，隨著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進一步實施，人文社科領域積極開展國際性問題研究、召開國際會議、擴大英文期刊國際傳播、加強國際學術合作和人才交流。增加人文社科期刊論文國際被引是擴大中國人文社科成果國際影響力的重要表現，但期刊論文被引具有復雜性，受到主客觀和偶然性因素的影響，因而，了解中國人文社科期刊論文被引的主要影響因素，有助于我國學者有針對性地選擇合作模式和學術期刊，提高中國人文社科成果的國際學術影響力。

1相關研究

1.1引用現象研究AvramescuA［2］利用科學信息擴散論將論文的引用周期分為5種類型:廣泛認可的引用曲線、基本認可的引用曲線、很少認可的引用曲線、“睡美人”型引文曲線和“曇花一現”型引文曲線。屈文建等［3］重新歸納為6類:將前3種統一為“經典引文曲線”、重新定義“指數下降引文曲線”、“睡美人”引文曲線2類、新增指數增長引文曲線、多峰引文曲線、波形引文曲線3類。高被引論文往往是領域突破性或創新性成果［4］，其價值和意義得到了科學界普遍認可和重視，分析高被引論文的特征因素、預測高被引論文方法拓寬了學界對高度引用現象的認識，科睿唯安的“引文桂冠獎”正是利用論文的高被引特征成功預測出多位諾貝爾獎得主?？茖W界也存在一些從未被引用的論文，但論文未被引并不意味著他們沒有學術價值，VanRAFJ［5］從這些零被引文獻中發現被“延遲承認”的“睡美人文獻”;國內學者杜健等［6］、LiJ［7］等對“睡美人文獻”的特征、潛力預測等開展系統化研究。論文引用規律和引用現象的研究進一步完善了人們對引文結構網絡的認知。1.2引用動因研究研究人員引用他人論文的原因是復雜多樣的，引用行為不僅僅是出于對科研成果的認同，還有很多非科學因素［8］，GarfieldE［9］最先提出引用的15種動機，HarwoodN［10］提出引用的11種動機，馬鳳等［11］歸納出6類引用動機，邱均平等［12］將引用動機分為內在引用動機(知識主張、價值感知)和外在引用動機(信息源便利性、引用輸出、引用重要性)兩類，內外動機相互影響信息行為。也有學者針對引用中對編委的阿諛奉承、為利益派別的不正當引用現象進行研究，研究結果表明負面引用并不能有效提高引用［13］。隨著引用研究的深入，一些學者嘗試用理論的角度來解釋引用動因。段慶鋒等［14］以規范理論和社會構建理論，提出引文是學術性和社會性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楊思洛［15］將前人對引用動因的理論解釋歸納為5類:“科學規范理論”、“社會結構理論”、“心理過程理論”、“自反引文理論”、“引文進化理論”;AksnesDW等［16］用“可見動態性”概念解釋引用行為，認為引用也存在“馬太效應”。1.3影響因素研究TahamtanI等［17］從高度相關的198篇文獻中總結出28個與論文被引有關的因素，整體上歸為3類:論文相關因素、期刊相關因素、作者相關因素。牟象禹等［18］、韓毅等［19］以中文圖情領域為例，分別實證分析了論文被引和未被引的主要影響因素。當前對論文被引影響因素研究可以分為4個方面:1)期刊相關因素［20－21］:如期刊規模和擴散力、開放獲取、影響影子等;2)作者相關因素:如研究團隊規模與作者合作網絡［22］、性別因素［23］、作者學術成就［24］、跨國的合作團隊［25］等;3)內容相關因素:如主題詞組合新穎性［26］、關鍵詞的數量與多樣性［27］、論文熱點持續能力［28］等;4)其他指標:如參考文獻［29］、論文的長度［30］、期刊出版商［31］等。分析方法不一而足，分析結果也各有異同，如DidegahF等［32］以WOS納米技術相關期刊論文集為數據，得出期刊影響因子是被引最有效的決定因素之一;而FinardiU［33］以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期刊論文集為例，得出影響因子與被引沒有顯著相關性。究其原因，論文被引受數據集來源、學科領域［34］、國內外平臺［35］而有所不同，被引頻次影響因素也存在差異性。1.4引用預測研究由于論文引用關系特性，被引需要一定的時間積累，為了更早發現具有高被引潛力的論文，了解相應領域的研究熱點和重大發現，學界利用機器學習、回歸模型對論文引用進行預測研究。FuLD等［36］以生物醫學文章為數據集，認為使用基于內容和文獻計量特征的機器學習模型來預測生物醫學文獻中的引用計數具有可行性。IbáezA等［37］以生物信息數據集測算了葉貝斯網絡、邏輯回歸、決策樹和k近鄰算法，并得出樸素葉貝斯和邏輯回歸模型4年范圍內被引預測成功率可達89.4%和91.5%;耿騫等［38］以圖情領域文章數據作為訓練集，測算邏輯回歸、樸素頁貝斯、支持向量集、GBDT、AdaBoost、XGBoost、隨機森林7種算法，得出GBDT、XGBoost、隨機森林具有較強的預測能力;ZhuXP等［39］采用神經網絡模型確定引文計數的最佳特征，提出了GPR、DNN、MLR、SVM等機器學習方法預測論文引文，發現作者特征群影響最大，SVM方法更適合引文預測。YanR［40］比較了線性回歸、K近鄰、SVR、CART模型的預測效果，CART預測效果最理想，最佳回歸預測模型在R平方中實現了0.740的平均預測性能。1.5研究不足之處國內外文獻研究發現:1)人文社科國際被引研究較少。受人文社科國際影響力重視程度、人文社科成果多樣化、國際論文數據復雜度等因素影響，目前對論文被引研究多集中國內數據庫或國外自然科學領域，鮮少對人文社科國際論文成果的被引因素展開深入研究。2)論文被引的影響因素存在差異性。被引頻次受學科領域、時間范圍、數據庫來源等方面影響，影響因素存在差異性，已有的研究多具有特定研究對象，不一定適合中國人文社科國際成果被引因素。因此，本文以WOS收錄中國人文社科領域論文為例，分析中國人文社科期刊國際論文被引與作者機構特征、期刊特征、文獻特征、其他計量特征指標的相關性，識別論文被引的主要影響因素，從而為提高我國人文社科期刊論文國際被引，加速人文社科成果國際化傳播提供數據參考。

2評價指標與研究方法

2.1數據處理。選定WOS社會科學、藝術與人文兩個研究大類中共含39個研究方向，加上應用科學中運籌學與管理學、信息科學與圖書館學2個研究方向，共計41個研究方向;限定來源數據庫為SSCI和A＆HCI，研究國別為CHINA，文獻類型為Article、Review、ProceedingsPaper。為了使論文得到充分引用，參考方紅玲［41］對SSCI收錄圖情類期刊和姜春林等［42］對文史哲等學科成果的引文評價時間，選用5年前(即2014年)收錄6564篇論文及引文信息為數據源，數據獲取時間為2019年5月5日。同時為了解論文的其他補充計量特征是否與論文被引具有相關性，于2019年5月10日利用Altmetrics獲取論文的補充計量特征數據共計2844條。2.2評價指標選取。結合上文中論文被引頻次影響因素研究，從作者機構指標、期刊指標、文獻指標、補充計量指標四大類進行論文被引評價指標的選取，并對所有數據類別進行定義，影響因素的特征編碼參見表1。1)作者機構特征指標:作者是論文寫作的主體，本文主要考察作者數量、作者國別、跨國合作模式和機構屬性等對論文被引是否具有顯著影響。2)期刊特征指標:期刊是論文的載體，主要考察論文在高影響因子、高分區或知名的出版社中是否有更好被引表現。3)文獻特征指標:文獻本身的相關特征，如參考文獻數量、OA資源、頁碼數量，文獻標題的長度、關鍵詞數量等是否對論文被引具有顯著影響。4)補充計量特征指標:利用論文DOI于Alt-metrics獲取對應記錄的其他補充計量指標，統計發現除Twitter提及數、Mendeley讀者數、Dimen-sion引用外，其他指標多為0，因此這里僅選用Altmetrics的三項補充計量指標數，以及論文元數據中180天使用次數和2013年至今使用次數。2.3研究方法。為驗證26個二級指標與論文被引的相關性，利用SPSS20.0分析軟件，采用非參數K－S單樣本方法對連續變量進行正態性檢驗，顯示14個連續變量顯著性水平均小于0.05，不符合正態分布。因此，相關性分析方法采用Spearman，根據相關性取值范圍，以0.2為區間，分為極低、較低、中度、高度、極高5種相關程度;對于分類變量組間比較采用非參數檢驗方法;利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進行論文被引多因素分析。

3研究結果分析

關鍵詞:研究范式/行政法學/政法法學/立法法學/社科法學

內容提要:文章借鑒蘇力教授關于法學研究范式的分類，用“政法法學”、“立法法學”和“社科法學”三個范式來描述中國當代行政法學的主要研究，并分析各自的趨勢。其中，“立法法學”是文章作者創造的一個詞匯。

學術研究需要不斷地回顧和反思。在中國行政法學會成立20周年這個具有符號意義的年份，回顧和反思中國當代行政法學似乎有了特別的意義?？墒?，面對數以千計的著作、數以萬計的論文和難以確切統計的學術研討，我們如何去梳理其中的脈絡呢？已經有多位學者從不同的方面，作過富有啟發性的評述。本文打算從行政法學研究范式的角度，檢討中國當代行政法學研究的路徑，并試圖對未來的發展作一點猜想。

自從科學史家庫恩提出“研究范式”（paradigm）的概念[1]，它被人文、社科學者廣泛借用來分析各自領域的研究狀況。例如，有學者認為，中國近代史研究出現了從“革命史”向“現代化史”的范式轉變。[2]雖然研究范式概念的確切含義和它作為分析工具的有效性至今仍飽受爭議，庫恩所開創的“研究范式”似乎已成為學術史研究的一種范式。2000年，中國法學界曾經發起一場關于法學研究范式的討論。[3]北京大學的蘇力教授以“政法法學”、“詮釋法學”和“社科法學”三種范式概括了中國當代法學的面貌。[4]此后，在行政法學界內，宋華琳博士曾經討論過中國行政法學的知識傳統和學術背景，主要評論以“平衡論”為代表的一種行政法學研究范式。[5]石佑啟和金自寧兩位博士也分別討論過行政法學范式的轉變。[6]但是，石佑啟博士著重談的似乎是公共行政改革背景下行政法的變遷，而不在于行政法學研究范式的轉變。金自寧博士討論了規范性研究在行政法學中的歷史定位，并主張“開放的行政法學”；這一問題和觀點與本文比較接近。但是，對中國當代行政法學研究范式的梳理，仍有待進行。

撇開關于概念的種種爭論，本文將在這樣的意義上理解和使用“研究范式”：當學術共同體中一定數量的研究形成比較固定的“套路”，即大體相同的問題領域、運用類似的方法和知識，就可以說有了一個研究范式。需要強調的是，本文關注行政法學研究中問題、方法和知識，而不在于立場和觀點；在這一意義上，它不同于學術流派。例如，對行政法理論基礎的問題，討論者在觀點上可能針鋒相對，各持一論，卻屬于一個大體相同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是對學術研究狀況的一個概括和分類，研究者可以蹈循不同的研究范式，也可能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式（尤其是面臨重大的學術創新）；在這一意義上它不同于人人必須遵循的學術規范。

本文準備借鑒蘇力教授的觀點，用政法法學、立法法學和社科法學三個范式來描述中國當代行政法學的主要研究。與蘇力教授明顯不同的是，我用“立法法學”代替他說的“詮釋法學”。這不表明行政法學研究不存在“詮釋法學”，而是因為它從未主導過行政法學。即使是我所借用的“政法法學”和“社科法學”，它們的面貌與蘇力對整個法學研究狀況的描述也有所差異。

摘要：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迫切需要高素質應用型人才。近年來，我們從行政管理專業人才的核心能力入手，創新育人機制，助推各主體持續互動，探索公共管理人才實踐能力培養，并取得了明顯成效。盡管這一做法還存在不足，但為地方高校同類專業探索學生實踐能力培養提供了借鑒。

關鍵詞：“三育”理念；行政管理專業；實踐能力培養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渴求高素質應用型人才。毫無疑問，地方高校應擔負起應用型人才培養的使命，這是適應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地方高校自身生存與發展的需要。為此，我們以地方本科高校行政管理專業為例，探討其實踐能力培養的方法與路徑。

一培養“應用型”人才，改革勢在必行

與學術型、綜合型大學相比，地方性高校更應突出“應用型”定位，立足于服務地方，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持。早在19世紀末，美國應用型大學以所在區域為依托，結合該區域的優勢資源，走特色辦學之路，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與海灣地區、康奈爾大學與當地農牧業經濟的發展等，都是大學與區域經濟和區域社會密切合作的典范。作為我國高等教育系統最龐大的組成部分，地方應用型高校在發展過程中應實行開放式辦學，強化和地方合作與交流，形成自己的辦學特色，走為地方服務和應用型人才培養之路，從而實現良性互動和共同發展。行政管理專業是一個應用性、實踐性很強的專業，以培養既有一定理論基礎，又有較強動手能力和操作能力，熟悉行政管理的組織結構和運作程序，能在各級各類行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及社會團體從事行業管理與服務的應用型、復合型人才為目標。然而，由于培養方與用人方少有對接，行政管理人才培養長期處于能力結構不明、培養主體單一、培養路徑不清、實踐能力欠缺的窘境，以至于培養出來的學生在短時期內難以適應各自的崗位，少數甚至不符合政府、企事業單位用人的基本要求。為了探究這一問題，課題組成員長期堅持密切合作、相互磋商，近年來，我們先后主持多項質量工程與教學改革項目，主要有：“地方高校行政管理專業應用型人才實踐能力培養研究”、“校政合作協同培養管理專業人才機制創新的探索與實踐”、“’三型’導向下行政管理專業分層分類人才培養創新研究”、“行政管理專業綜合試點改革”、“電子政務實驗模式研究”等等。與此同時，圍繞行政管理專業人才培養模式、課程體系設置、課堂教學方式以及實踐能力培養等領域，先后撰寫了多篇教學改革論文，如《順應時代要求，協力共推素質教育》、《高校協同創新的本質與路徑探析》、《市政設施管理行業人才需求狀況分析》、《地方高校行政管理專業學生實踐能力的調查與思考》、《地方高校行政管理本科人才培養探析》、《應用型人才導向下電子政務實踐教學的困境與思考》、《地方高校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探索——以雙文速記輸入法課程為例》等等。

二以“三育”為理念，探索實踐育人新路徑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哲學邏輯和邏輯哲學的研究在國際哲學界、邏輯學界蓬勃興起,國內邏輯學界也于上世紀80年代開始,介紹、引進國外哲學邏輯和邏輯哲學的研究成果,目前對哲學邏輯與邏輯哲學的研究,從總體上講,國內仍處于消化、吸收并嘗試進行創造性研究階段。哲學邏輯和邏輯哲學這是兩門密切相關的學科,二者都是現代哲學與現代邏輯相互滲透的產物,但它們是兩門不同的學科,有著不同的研究對象與范圍。然而,由于“哲學邏輯”至今是一個充滿歧義的詞,不同的學者對它有不同的理解,并在很不相同的意義上使用它,冠以“哲學邏輯”之名的書籍五花八門,因而,和邏輯哲學在詞義上發生了混亂。為了進一步推動哲學邏輯與邏輯哲學的研究,促進這兩門新興學科的確立與完善,因此,有必要對哲學邏輯的精確涵義及與邏輯哲學的關系作一番梳理與辨析。

一哲學邏輯詞義的歷史演變

最早[論\文\網LunWenNet\Com]明確使用“哲學邏輯”一詞的是英國著名數學家、哲學家、邏輯學家羅素。他在《我們關于外在世界的知識》一書(1929)中,指出:“數理邏輯,除了它的初創形式之外,就連最現代的形式也不直接具有哲學上的重要意義。在初創以后,它就屬于數學而不屬于哲學了。我將要扼要論述的,是數理邏輯的初創形式,只有這個部分才真正稱得上哲學邏輯。往后的發展,盡管沒有直接的哲學意義,但是對哲學研究有很大的間接用處。”①他還認為,哲學邏輯的真正對象乃是為各種命題和推理所共有的邏輯形式,哲學邏輯乃是對邏輯形式的研究。以往的哲學由于被語言表面的語法形式所蒙騙,未能認清其隱藏著的真正的邏輯形式,而犯了許多重大的哲學錯誤。

可見,羅素對“哲學邏輯”一詞的詞義只給予了初步界定,而未加闡釋。后來的英國著名學者斯特勞森賦予了“哲學邏輯”以明確的含義。1967年,斯特勞森編輯出版了一本題為《哲學邏輯》的文集,該文集收入了弗雷格、格拉斯等學者的相關論文,他為此書撰寫了一長篇序言,在序言中,斯特勞森闡述了他對哲學邏輯的觀點。他把整個邏輯領域區分為兩部分:“邏輯是關于命題的一般理論。它有形式的部分和哲學的部分?！狈謩e叫形式邏輯和哲學邏輯。在他看來,形式邏輯研究命題之間的可演繹關系或蘊涵關系,它要以系統的方式排列有關這種蘊涵關系的各種規律;而哲學邏輯則要研究形式邏輯產生的哲學背景和哲學預設,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哲學問題,例如:究竟什么是命題?說一個命題為真是什么意思?命題聯結詞的準確性質,特別是出現在條件命題中的蘊涵的準確性質是什么?意義概念應當怎樣加以分析?真理概念和分析性概念應當怎樣加以分析?指稱和述謂((Predica2tion)的區別與聯系是什么?哲學邏輯學家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必須回答有關語言和各種語言表達式的性質與功能等問題。因此,需要進一步研究這樣一些問題:實際的言語活動模式;意義理論;語言交際的特性與條件,等等。②

很明顯,在斯特勞森那里,“哲學邏輯”其實質不是邏輯,而是某種形式的哲學,是對與邏輯有關的哲學概念和哲學問題的仔細探究,它的成果和方法有直接或,間接的哲學意義。在斯特勞森觀點的影響下,英國哲學家大都在哲學意義上使用了“哲學邏輯”一詞。例如,格雷林在《哲學邏輯引論》一書中指出:“哲學邏輯是哲學,盡管它是提供邏輯學知識,對邏輯問題很敏感的哲學,但它是哲學。”他甚至認為,在“哲學邏輯”這一名詞中,“邏輯”這一字眼的作用會引人誤解,因為,哲學邏輯并不是關于邏輯的,也不是邏輯學。正是基于這些看法,格雷林的《哲學邏輯引論》所研究的主要是:命題;必然性、分析性與先驗性、存在、預設與摹狀詞、實在論與反實在論,③等等。與格雷林同為英國牛津大學講師的沃爾夫拉姆在1989年出版的《哲學邏輯導論》一書中,沃爾夫拉姆也闡述了他對哲學邏輯的看法。在他看來,哲學邏輯是關于論證、意義與真理的研究,它的主題與形式邏輯相關,但其研究對象不同,它不像形式邏輯那樣處理有效論證,它只檢驗已經建構好的邏輯系統中的基本概念。根據這種觀點,沃爾夫拉姆在書中主要研究了指稱與真值、必然真、分析與綜合、存在與同一、意義問題,等等。④在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籌劃,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主編的《哲學主要趨向》(1979)一書中,所沿用的都是這種意義上的哲學邏輯概念。

然而,數理邏輯誕生以來,數理邏輯成果被廣泛運用,大批應用邏輯分支如同雨后春筍般地涌現出來,很多哲學家與邏輯學家關注了這一情況,賦予了哲學邏輯以邏輯的含義。眾所周知,在邏輯發展史上,萊布尼茨最早提出了創立數理邏輯的理想,他為此付出了艱苦的努力,卻未能獲得成功。

一、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回顧與分析

海外華文文學主要指中國本土之外作家用漢語創作的文學作品(包括雙語寫作的華人作家用非漢語寫作又被翻譯成漢語的作品)。百年海外華文文學則指上世紀初以來發生在海外各國的漢語文學，目前分布于70多個國家，大致可分為東南亞、東北亞、北美、歐洲、大洋洲等不同“板塊”，近年來南美華文文學也有所興起。近30年來，包括大陸、臺灣、港澳在內的百年中國文學研究取得很大進展，而百年中國文學除在包括中國大陸、臺灣、香港等在內的本土取得成就外，也在海外有了豐富的延伸和重要的影響。一是中國作家旅居海外的創作;二是華僑、華人在東南亞、東亞、北美、歐洲、大洋洲等地創作形成的居住國華文文學，這種華文文學屬于居住國文學，但其以第一代移民和華僑身份創作的文學，與中國文學仍有極為密切的關系，尤其是香港、臺灣的公民身份政策和歐美等國的移民政策，使已加入外國國籍的華人與中國也仍有密切關系;三是各國漢學家對百年中國文學的研究成果(也可包括非華人用華文創作的作品，但數量很少)，這雖不是華僑、華人所寫，但反映出百年中華民族新文學的世界性影響，也構成對民族新文學的重要影響，尤其是其中用中文寫作的內容。這三種形態在不同層面上反映了中華文化傳統在世界的傳播，構成海外華文文學的主要內容，也與百年中國文學構成密切的互動關系，其在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外來、東方與西方、雅與俗等重大問題上的實踐及其經驗已產生世界性影響，并使得漢語文學成為世界性語種文學，推動著世界各語種文學多元共生秩序的形成。而其本身已成為中華民族重要的文化資源和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重要借鑒，也是世界文化格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海外華文文學在近百年中生存強韌、發展強勁，1980年代以來遍及的國家更多，創作更豐富，提出的課題更多樣，而其分布廣，個人性文學活動多，顯得散零、邊緣的文學現象中有更深層的內在聯系。面對這樣的文學存在，展開整體性研究顯得格外重要，即在20世紀世界文學和中國文學的背景上，打通不同板塊、國別的華文文學，探尋其內在聯系，展開海外華文文學的“經典化”研究，在百年海外華文文學史的寫作、海外華文文學的重要課題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有文學創作就會有相應的文學研究，但有較自覺的學術意識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則大致開始于上世紀70年代。新加坡的方修等對馬華文學(馬來西亞華文文學)史的研究及相關文學史著述的出版，臺灣旅美學者對美國華文文學的研究及相關研究著作的問世，可以視作東、西方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自覺展開。40年過去，海外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依舊構成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重要一翼。盡管其研究大多出于華文教育和華人社會生存的需要，注重本國華文文學的歷史和現實問題，但也不斷提出整體性的問題。

一是會從本國華文文學的現實境遇中產生出富有挑戰性的話題，這些話題往往事關海外華文文學發展的根本性問題，例如馬來西亞華文文學界提出的馬華文學“經典缺席”等問題，新加坡華文文學界提出的“雙重傳統”等問題，美國華文文學界提出的“流動”文學史觀等問題，其實都涉及了海外華文文學發展中的根本性問題。二是在海外現代文學理論資源的直接影響下，會產生出一些文學的前沿性問題，這些問題的探討深化了海外華文文學的整體性研究，例如東南亞華文文學學者所作的“越界”研究，北美華文文學學者側重的“離散”研究等，都有多維度、多層次的研究特色，深入到海外華文文學的特質、價值等層面，對海外華文文學的創作和研究都起了推動作用。臺灣、香港與海外華人華僑的關系在1950年代后顯得格外密切，從華僑華人史研究中逐步獨立出來的華文文學研究，其重點除了香港、臺灣移居海外的作家研究外，更多的是中華文化傳統在海外華文文學中的傳播等。香港在東西方冷戰意識形態對峙的年代扮演了在海外延續、傳播中華文化傳統的重要角色，而臺灣國民黨當局也以“文化中國”的正統代表來聚集人心。這種情況使得臺灣、香港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較多地從傳統在“離散”中的延續和豐富的角度關注海外華文文學的命運。尤其是香港，從上世紀50年代起，就自覺打開了“海外華文文學”的窗口，充分發揮了其溝通東西方華文文學的橋梁作用，很多刊物、出版社在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創辦27年、出版發行了300余期的《香港文學》是全世界刊出海外華文文學專欄和作品最多的刊物，涉及的國家、地區和作家也最多。中國大陸的研究是由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臺港文學研究擴展到八、九十年代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基本上是在“世界華文文學”的框架中進行。它的提出，與“大中國文學觀”、“文化中國”等觀念的倡導有密切關聯，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關系密切也就不言而喻，而海外華文文學強調的多重的、流動的文學史觀對中國現當代文學也產生了影響;由于其“跨文化性”和“世界性”，也被比較文學學科關注，甚至已成為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分支;同時它本身包含的“離散性”、“本土異質性”、“中心與邊緣”、“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民族與世界”、“東方與西方”、“現代與傳統”、“本土與外來”、“身份”批評等課題等也為文藝學所關注。這種研究“領域”的跨學科性如果得到深入溝通，海外華文文學的整體性研究也會得到深化。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就其成果而言，大致在以下幾個方面展開:一是海外國別、地區華文文學的研究，東南亞國家的華文文學史尤其較早得到研究，歐洲、北美等的國別、地區華文文學史研究則顯得薄弱。例如陳賢茂主編的4卷本《海外華文文學史》(1999年版)，東南亞華文文學占了近3/4的篇幅。之后，新加坡、菲律賓、泰國等國的華文文學史也得以出版，《海外華文文學教程》、《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等也都分國別展開華文文學史的敘述。這些國別華文文學史在國別華文文學研究上提供了很好的基礎，但尚未有歷史的整合，有的在歷史的敘述上有較多缺漏，或缺乏史料的提煉，在作家、作品的“入史”上較粗疏，缺乏“經典化”，歐洲、北美等的國別華文文學史研究空白較多。倒是其中一些取專門的研究視角的國別、地區華文文學研究在海外華文文學的“內部”和“外部”研究上都有深入。二是海外華文文學的專題研究，這些專題一般都關注了海外華文文學的特質，并展開了相關理論的探討，如2000年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作為世界性語種文學的華文文學之研究”，2003年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從華人文學到華人族裔文學的當代轉型”，2004年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身份理論與世界華人華文文學”等，海外華文文學的“語種性”、“雙重傳統”、“越界視野”、“多重身份”、“離散寫作”等問題得到探討。

形象學的探討有深入，“異”的形象尤為受到關注，但也受視野所囿，問題的探討與文學史結合不夠。三是從中國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關系的角度展開的研究，或是將海外華文文學置于世界華文文學的歷史格局中予以考察的研究，這些研究溝通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海外華文文學的雙向內在聯系，不過，這方面的探討還較為表層。近年來，《中國與海外:20世紀漢語文學史論》(2004)、《中國現代漢語文學史》(2007)、《漢語新文學通史》(2010)等著作相繼出版，則反映了學界在中華民族文學的背景上對海外華文文學資源的關注，并從“漢語文學”這一角度作了開掘的努力。但這種努力剛剛開始，無論是海外華文文學資源的開掘和提煉，還是相關文學史觀的調整和深化，或是中國文學和海外華文文學關系的把握等等，要解決的問題也很多。海外華文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關系的研究有深入，文化母題在異域環境中的嬗變尤為受到關注，楊匡漢的《中華文化母題和海外華文文學》對此作了很好的研究。四是海外華文文學的現狀及發展趨勢方面的研究，其中20世紀80年代后的“新移民”作家的創作尤為受到關注，新世紀以來的海外華文文學也得到相應研究，為海外華文文學的健康發展提供了建設性意見，但還是顯得較為零散，同時由于受到一些非文學因素的制約，一些重要作家、作品仍被遮蔽，影響了整體上對“新移民”創作的評價。五是關于海外華人學者的文學理論、批評建樹和海外漢學的相關研究，近年也有拓展，以往較被忽略的國家的漢學研究開始得到重視，當代海外華人學者文學批評理論由于對中國大陸的文學研究產生的“沖擊”而被關注，對其研究也隨之展開。這些研究大半正在進行中，也還不足以覆蓋海外華人學者的文學理論、批評建樹和海外漢學的相關重要內容，尤其是兩者的“連接”點，如海外華人學者文學批評理論和實踐對海外漢學的影響等尚未受到充分關注。海外華文詩學研究，即在海外華文文學的批評實踐中建立海外華文文學學科研究的詩學范疇和方法，雖已提出多年，但尚缺乏深入。所有這些研究基礎和發展方向其實都指向了海外華文文學的整體性研究。

二、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整體觀

展開海外華文文學的整體性研究，理解歷史總體性的方法論和具有文學的生命整體意識是重要的。歷史總體性的方法論其實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即人類社會最終走向自由，人自身最終實現解放，而社會發展的現實與總體趨勢有著辯證的聯系和互動，總體化的歷史進程有著極其豐富的差異性，甚至以差異性作為前提，從而呈現開放性的格局?！拔逅摹毙挛膶W運動開啟的現代意義上的“人的文學”表現出文學對于人的認識的深化和人性的全面解放的追求，反映了文學的歷史總體趨勢?，F代中華民族文學的種種現象都是這一文學總體歷史進程中不同(特定)階段的表現，都會在“人的文學”的歷史進程中自我揚棄，直至走向“人的文學”的終極完善;而同時，文學的現實階段和眾多領域，在其復雜多樣的存在中，克服著理論與實踐、創作與現實之間的割裂，努力突圍出文學的異化、物化，使文學最終走向真正合乎人性的境界。這成為現代中華民族文學不同時期、不同區域文學之間的根本性貫通，也是海外華文文學和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內在呼應。這里，強調“歷史總體性”并非遮蔽差異性，而要接納、揭示差異性是重要的。文學的生命整體意識則是指不同板塊、不同地區、不同層面的漢語文學尤其有著密不可分性，缺了任何一點點，民族新文學的血肉就少了一塊;對任何一種文學的傷害，都是對自己文學生命的致命傷害。而將各地區的漢語文學視為一個生命整體，就把握到了不同時期民族新文學的血脈走向，自然也能更好地審視海外華文文學。對包括東南亞、東亞、歐洲、北美、大洋洲、南美等地區各國在內的百年海外華文文學展開整體研究，其歷史整合就要打通“國界、洲別”，避免現有“海外華文文學史”羅列各國華文文學歷史，缺乏整體把握和有機聯系的情況。為此，除了文學史料要翔實，要對其進行很好的學術梳理和提煉，尤其要對目前還被忽視的一些海外華文文學重要資源進行深入開掘，既避免重要遺漏，又防止龐雜瑣碎外，還要在充分關注不同地區、國別海外文學的相異和不平衡性的基礎上把握百年海外華文文學的歷史一體性、文學整體性和豐富差異性，探討切合海外華文文學狀況的文學史框架。如何完成這種歷史的“整合”，有多個方面是需要關注的。百年海外華文文學史的體例既要體現百年海外華文文學的整體觀，揭示百年海外華文文學在20世紀人類進程和世界格局背景下的發生、發展過程及其基本線索、形態，又要充分關注不同地區、國度(尤其是東南亞地區和其他地區之間)由于歷史、政治、經濟、文化及對華政策不同影響下形成的華文文學豐富的差異性、不平衡性及其獨特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