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會學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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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 社會心理學;危機;認知主義;本土化

社會心理學的歷史通常劃分為三個時期，1908年到二戰為學科形成階段;二戰到60年代為學科發展階段;從60年代末期開始，社會心理學研究遭遇嚴重危機，反省和試圖消除這種危機構成70年代以后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旋律。危機意識促使社會心理學共同體從研究主題的選擇、主宰的方法偏好、理論模型的構造和研究的潛在假設等所有方面進行冷酷而全面的自我反思和檢討。西方社會心理學因此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開始全面的理智轉型?；蛘哒f，在過去的20年中，西方社會心理學已經超越危機時期的苦悶，從研究程序、研究技術和理論構造到研究主題的拓展，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等各個方面，都有突飛猛進的演化。

一、西方社會心理學的危機

1、當代西方社會心理學的危機是認知主義的危機

上世紀50年代后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及其主要成果，如人際知覺與歸因理論、認知一致性理論、認知不協調理論、社會比較理論等。走的都是認知主義路線。因此，50年代以后的西方社會心理學就是認知社會心理學，所謂當代社會心理學的危機更準確地說是社會心理學中認知主義的危機。

60年代中后期，受到波普爾的批判理性主義、庫恩的范式論、現象學、解釋學以及后現代哲學思潮的影響，社會心理學開始從某個個別的、具體的研究到核心認識論、方法論，對認知主義開始進行全面反省和深刻批判，認知主義在社會心理學中的主導地位開始動搖。80年代末后現代社會心理學、文化心理學的興起，以及建構主義為其哲學基礎的心理生態觀的出現，昭示隨著人們對社會心理學基本理論問題認識的不斷深化，當代西方社會心理學研究模式運用于重要的文化轉向。

2、認知主義的危機是自然科學研究模式運用于社會心理學的失敗

早期心理學以自然學科為自我發展的范式，在自然科學的統攝下，認知社會心理學長期以來將研究的重點放在“經驗事實的積累”上，社會心理學紛紛遵照實證主義研究的范式：首先在觀察基礎上形成假設，再通過設計精巧的實驗驗證這些假設，得出的結論被作為規律性知識構成社會心理學理論體系的組成部分。這樣做的直接結果一方面促進了社會心理學中的小型理論爆炸性的增長，一本普通的大學《社會心理學》教課書通常要涉及四五十個形形彼此相互獨立的理論;另一方面由于忽視基本理論研究，導致社會心理學學科體系內部缺乏嚴密的邏輯聯系，各種研究成果人言人殊，甚至相互矛盾……在諸多問題當中，使認知社會心理學遭受到了沉重的打擊。

二、西方社會心理學的文化轉向

當代社會心理學的危機經歷兩個發展階段。從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屬于危機的前期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一是幾乎所有的社會心理學家都被卷入危機，在其中扮演著各種不同的角色，代表不同的認識，發出不同的聲音;二是人們在有關批判的對象、目標、觀點、對危機的反應等任何方面都形不成一致的意見，學科研究完全陷入混亂。當代社會心理學的文化轉向正是這種反思的積淀。當代西方社會心理學的文化轉向具有兩個標志：

1、后現代社會心理學的紛爭

當代認知社會心理學的危機，映射著后現代文化思潮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危機”本身就是以后現代文化立場審視認知社會心理學的結果。

后現代社會心理學首先意味著對認知社會心理學的全面解構：社會心理學的研究目的不再是對人的心理的“治療”或“改造”，而是促成對人的心理學差異與心理局限的“理解”，促進人的心理的解放。心理學的研究不再熱衷于去“證明”一個理論的“真”或“假”，因為在后現代語境中，理論根本不可能在真正意義上得到“證明”。后現代社會心理學致力于從文化、歷史的角度對人的心理做出“解釋”。

這種新的研究模式強調以人與他人、他物（包括社會、文化）之間內在、本質的構成性為幾點：（1）要求以“現實的人”取代“抽象的人”作為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對象;（2）強調心理的文化意義，拒絕接受“文化特權”“西方優越”與“種族中心主義”，堅持以平等的原則接受一切文化與個體心理差異;（3）以人與人之間的“對話”――互動過程研究取代傳統心理學的認知中心;（4）重視理論的前構性;（5）主張用語義學、解釋學的方法作為社會心理學研究方法的重要補充。

后現代社會心理學到目前為止還處于理論探索階段，尚未形成比較成熟的理論體系，有關它對社會心理學研究和發展所產生或將會產生的影響也眾說紛紜。但后現代社會心理學的思想、觀念被越來越多的人解釋也標志著社會心理學研究正在發生重要的文化轉型。

2、“文化的”社會心理學興起

如果說作為當代社會心理學文化轉向的重要標志，后現代心理學還僅僅是表現為一種思想、觀念形態，文化社會心理學則已經形成相對完備的體系，能夠為文化轉向提供更加翔實的研究資料。

從社會心理學學科內部的發展邏輯來看，文化社會心理學是試圖消解認知主義危機的產物：從學科外部的影響來看，文化社會心理學是七八十年代印度、新西蘭、土耳其等非西方文化傳統的心理學界的本土化心理學研究及這一時期其他相關學科，包括科學哲學、語言哲學、臨床心理學、文化人類學等的研究成果向社會心理學研究滲透的結果。與“認知的”社會心理學相比，“文化的”社會心理學的興起意味著當代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一系列重大轉變。

“文化的”社會心理學認識到人的心理實質上是一種文化建構，在文化社會心理學中，文化與心理不再是兩個相互分離、獨立的要素，而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心理是文化投射，是文化對應物。

文化社會心理學完全是一種“文化的”視角，它顛倒了認知社會心理學的思維邏輯，將文化前置，將心理作為文化的延伸或對應物置于審視的地位。文化社會心理學要著重討論的是，人的心理如何形成以及在何種程度是文化的表現？站在“文化的”立場，過去人們普遍接受的“西方”心理學研究模式不能被接受的，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文化社會心理學將研究重點導向心理學的“本土化”問題和個體在特定社會文化背景中的“社會化”問題，強調對心理學的文化內涵的理解、分析。

三、社會心理學文化轉向的意義

西方心理學一直對文化存在著忽略，這種忽略很大程度上是與其個體主義傾向有關。個體主義把心理學的研究看成是個體心理的探討。在意識與行為的研究中不是從個體所處的文化歷史背景出發，而是從個體的角度，分析個體的內部動因和外在行為。這種社會心理學研究中的個體主義傾向排斥了文化因素的考慮，文化的研究由此為心理學家所忽略或拒絕。而文化的轉向無疑對克服西方社會心理學中個體主義傾向有著積極的意義。

同時，西方社會心理學的文化轉向可以促進心理學與社會文化的緊密聯系，而同本土文化緊密聯系的社會心理學更符合社會的需要，因此更具有實際效用。傳統的西方社會心理學由于把追求的目標定位在一般的、抽象的、普遍適用的心理科學模式上，不考慮特殊文化條件對心理學的需要和要求，因而脫離社會生活的實際，成為一種純學術追求。因此，緊密聯系本土文化的實際，考慮本土文化的特殊需要，研究本土特殊文化條件下的人的心理特征應該是全球心理學工作者共同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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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書之前，曾遂今就已經于1997年出版了引音樂學界紛紛關注的《音樂社會學概論》。而自《音樂社會學概論》面世以后，社會發生了變化。在音樂領域，市場經濟所導致的音樂商品化進程，消費社會所帶來的音樂消費新方式，大眾文化所引發的音樂審美新趣味，網絡技術所產生的音樂傳播新方式……這一切都要求人們要對當前的社會音樂進行實時的觀察與思考。在這樣的背景下，著者在《音樂社會學概論》一書的基礎上進行適當的刪減，并補充入最新的音樂社會學觀點和大量的富含闡釋意義的圖片，于2004年出版了《音樂社會學》一書。該書一經出版，便在國內音樂社會學界引起了較大反響，凡寫音樂社會學、音樂傳播學等相關學科的學術論文，幾乎都直接或間接從該書中引用相關理論；而包括中國傳媒大學、南京藝術學院等眾多藝術類、音樂類專業院校，則更是將其作為指定教材。

筆者重點就該書的體系完整性、理論創新性和形式生動性等方面談一些讀后感。

一、體系完整

作為中國音樂社會學的奠基之作，體系完整是首要條件。全書思維開闊、邏輯嚴密、敘事宏大。從古今中外的音樂社會觀描述到比較國外音樂社會學研究之異同，作者都在緒論以及第一章“音樂社會學的學科認識”中詳加闡述。

接著，作者從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學科職能、學科結構四個方面詳細地論述了他對中國音樂社會學的學科建設之思考，這些思考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緊緊圍繞“中國當前的社會音樂”這個主題展開。在筆者看來，與其他音樂學科如音樂史學相比較而言，音樂社會學是一門“當前”重于“過去”的學科。因此，曾遂今的這本專著，在內容與時代的結合度上的確是具有真切的“與時俱進”的品格的；而其中的學科建設論層次之分明，邏輯之嚴明，操作之簡易，更為當前中國音樂社會學的研究提供了切實可行的體系框架。

曾遂今采取了根據社會音樂活動要素來分解剖析的方法。這些主要的要素亦即章節的分類為：一、社會音樂活動的主體構成――人，這里包括“音樂聽眾”和“音樂職業”人員等兩大主體；二、社會音樂活動的客體構成――物，這里的物專指音樂，而在當前中國的市場經濟環境下，這里的音樂主要以“音樂商品”的形式呈現；三、社會音樂系統的內部運動機制構成――從社會音樂生產到音樂傳播再到音樂流行最后到音樂批評，系統觀始終貫穿于全書的體系構成。本書在體系上做到了宏觀與微觀結合，本土化與系統化的結合，為我國音樂社會學的研究在整個體系結構上形成了一個良好的基礎和規范。

二、理論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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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評價體系與學術規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藝術研究領域出現一些新的趨向，改革開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熱”和“文化熱”時期都曾經頗受關注的宏觀研究，漸漸失去了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則日益受到學界重視。其重要標志之一，就是一批針對個案的田野考察成果問世并且得到學界廣泛認同，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可以視為藝術學研究的社會學和人類學轉向。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介入藝術學研究領域，使得相當一部分學者開始嘗試著運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領域極受重視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藝術現象，這一方法層面的變化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二戰以來，文化批評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是令人矚目的學術熱點，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視角受到普遍質疑。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對中國藝術學研究的影響，也必然導致藝術學研究出現學術與文化視角的轉換。這個可能出現的最有理論價值的變化，我將在下一部分論述，這里首先想討論的是，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義不止于文化層面上研究視角的轉換，它還可能給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帶來另外兩個方面可能形成的變化乃至沖擊。

其一，是有可能導致目前的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研究重點和研究成果價值評價體系的根本改變。

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體系決定的研究者知識譜系的影響。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研究一直比較重視理論層面的探討。經由蘇俄引入的、從德國古典哲學這一思想路徑衍生發展產生的，以及作為其知識和思維方法背景的德國古典哲學本身，長期在包括藝術研究在內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占據特殊的主導位置，因而，和這一理論背景相吻合的藝術本體論研究，以概念和范疇為核心的抽象的理論探討與分析，長期以來都是藝術學研究領域最受關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經驗主義傳統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對具體對象的個案的、經驗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這樣的研究取向，不僅僅是出于對西方學術發展不同趨勢的選擇，同時也蘊含了中國傳統思維方法對當代藝術研究的影響，在中國學術傳統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整體性的、玄學研究路向，恰與德國古典哲學形成有趣的呼應——所謂“小學”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顯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樸學”也被后世的學術史家解讀成是由明入清的漢代知識分子對嚴酷現實的逃避，以及對清代統治者的消極抵抗。

改革開放以來，蘇俄引進的僵化理論教條漸漸喪失了獨斷地位。但是整個教育體系以及學術研究群體的知識體系的轉變并不能同時完成，因而學術研究基本趨勢的轉變，會表現出明顯的滯后現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開放之初理論界需要新的思想資源用以突破舊的蘇俄教條的禁錮，觀念和理論層面的創新顯得特別重要，因之出現一大批偏重于觀念與理論探討的研究文獻，也是時代的要求?？上碌乃囆g觀念與理論缺乏實證研究的支撐，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觀念與理論拓展的歷史任務，整個國家的藝術科學研究水平，并不會僅僅因為觀念與理論的更新而有明顯的提高。

以1999至今這三年里的戲劇學研究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統計，最近三年戲劇學研究文獻里，基礎理論與范疇、規律的研究不可思議地占據了相當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開發表的研究性論文里占到1/3左右。對戲劇基本特征、基礎理論和普遍規律的探討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學術界將如此大的精力用于這類純粹理論性的探討，卻不能算是正?，F象；其中更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從事這類基礎研究的學者，多數身處并不擁有掌握研究資料與信息方面優勢的中小城市或非專門研究單位。誠然，戲劇研究領域史的研究以及具體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開史的考證，這類研究也主要是對戲劇整體時代特征或藝術特征的討論，當然也包括一些群體研究或類型研究，其中“論”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關注。在戲劇史研究領域，元雜劇尤其是關漢卿研究較受重視，中國現代戲劇和外國戲劇研究領域，最主要的個案研究是對和莎士比亞的研究，對這兩位劇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幾乎是其它同一領域劇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總和，然而對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包括關漢卿研究在內，有關劇作主題、作品性質、人物形象和作品風格的辨析與討論占有最大的份量。有關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個人獨特見解的優秀論文論??，葰g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牽渲兄遼?0%以上的論文和論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現有文獻以外的材料，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樣的研究從“知識的增長”這一學術發展角度上看，貢獻幾乎等于零。通過提交給國際性學術會議的論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國內學者的論文選題與境外學者之間的巨大差異，清晰可見。

我不敢斷定戲劇學研究領域存在的這種現象可以毫無保留地推之于整個藝術學研究領域，但是我相信從整體上看，要說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仍然流行重視抽象、宏觀的理論研究，輕視經驗的、個案的實證研究的學風，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實確實如此，那么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方法在近代的興起，就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那就是個案的、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應該成為藝術學研究的主體。只有戲劇學乃至整個藝術學研究的重心轉向實證的、個案的研究，理論與觀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方法對田野方法的重視，完全可能使國內藝術學研究轉向更注重個案研究和經驗性研究，同時給予這一類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評價。這樣的轉變無疑將逐漸引導整個研究風氣的轉換。

其次，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的引入，對于強化國內藝術學研究的學術規范，將有可能產生直接影響。

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強調個案研究與研究者直接經驗的價值，但同時更強調研究過程的規范、成果表述的規范，其中也包括經驗描述的規范。這種規范不僅僅是學術積累的需要，也是使學術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學價值的需要。換言之，在某種意義上說，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是在通過規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學。這樣的研究取向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

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分為兩個重要群體，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學者以外，還有更大的一個群體身居文化部門所屬的藝術研究機構。以戲劇學研究為例，后一個群體的規模顯然要超過前一個群體，而且由于與戲劇創作演出的實際接觸較多，在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方面具有明顯優勢。然而無可諱言，這個被習稱為“前海學派”的學術群體長期以來偏重于戲劇藝術實踐，雖然相對而言具有比較注重經驗研究的優勢，也擁有許多第一手的珍貴的學術資源，重視藝術的當下性，但是由于不夠注重學術規范，因此很難得到學術界應有的承認。多年來，境外數以百計的人類學和社會學領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學者相繼來到國內，他們在與這個群體的接觸交流過程中獲益匪淺，文化部門所屬的許多學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過境外學者的轉述，才為外部世界和主流學術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緣于“前海學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規范化方面存在明顯的缺陷。換言之，經驗性的研究以及對經驗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過規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現出來，才擁有足夠的學術意義，才會得到主流學術界的認可，才可能充分顯現其學術價值。

因此，借鑒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鑒和汲取人類學和社會學家從事田野研究時遵循的學術規范，將會有效地彌補“前海學派”學者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弱項，使這個學術研究群體掌握的大量感性資料與經驗性材料，通過更多途徑進入當代主流學術界的視域，藉此改變藝術學的研究重心。因此，對于中國藝術學研究而言，進一步注重學術規范，使被稱之為“前海學派”的這個研究群體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將給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帶來深遠影響。

二研究視角的轉變

當然，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對中國當代藝術研究最具學術意義的影響，還是要首推它可能帶來的文化層面上的研究視角的改變。

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學研究大致始于20世紀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學研究一樣，它之受到西方學術的刺激與影響是無可諱言的。在這一影響過程中，西方學術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打下了鮮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視角，就是一個重要的方面。簡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學主要是在歐洲的文化傳統和解決歐洲社會遇到的問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且隨著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擴展，自覺不自覺地呈現出歐洲中心的世界觀，這種具有鮮明西方色彩的歐洲中心的人文科學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留下它的痕跡。在研究與品評中國本土藝術時，人們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習慣運用的藝術標準，比如說以西方音樂體系評價中國本土音樂，以西方戲劇理論解釋中國戲劇并且試圖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國本土戲劇，把油畫的教學體系搬用到中國畫的教學中，等等。這樣的現象存在于藝術學的多個領域，換言之，西方比較成熟的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的整體植入，確實在中國藝術學研究的現代轉型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這種整體植入的結果與中國本土藝術以及中國人的情感經驗之間的距離，始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癥結。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引進，卻給我們一條走出這一癥結的路徑。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單純的田野方法，而且還包含了至關重要的文化多元觀念。雖然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起源都帶有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但是二戰以后，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觀逐漸成為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主導思想，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兩個原來受到歐洲中心主義文化觀影響最深的研究領域，現在則相反成了對歐洲中心文化觀形成最猛烈沖擊的領域，成為最堅決地推動文化多元觀和消解歐洲中心論的學術領域。這一思想方法的變化對田野研究的影響非常之深遠，而這種非常之符合當代世界潮流的學術方法的引進，對于后發達國家尤其重要，因為越是后發達國家越是需要通過文化多元觀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視本土文化傳統的價值。因此，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領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爾根時代的學者那樣，抱著了解人類童年的文化優越感，把非西方社會視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早期階段，因而能夠更客觀地認識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傳統與現實的差異，在解釋它們的歷史與現實時，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互相尊重。而這樣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視角以外，多年來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還存在一個尚未得到學術界重視的研究視角，那就是一種過于貴族化的藝術觀仍然占據著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觀念不僅僅意味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藝術活動不能以同一種標準來衡量和評價，同時也暗含了另一種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們的個人興趣，以及他們所接受的教育作為衡量所有文化行為的唯一標準。

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們將他們的考察對象，從長期以來擁有文化特權的上流社會轉向更廣闊的草根階層時，還伴隨著思維模式的改變。事實使人們更清晰地意識到，不同地域的人們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價值觀念體系雖然會有很大的差異，卻各有其合理性；他們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過其自身的價值系統，才有可能獲得真正有意義的解釋。在藝術領域更是如此，藝術在本質上意味著人們用以情感交流與表達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階層的人們各自的情感交流與表達方式，在這一生活與文化圈內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對民間草根階層的藝術、趣味與審美活動的歧視和改造，強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貴族自以為是的藝術觀與審美趣味，正是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的禁忌。

在中國藝術學領域，這種文化貴族心態隨處可見，比如我們完全有理由對人們長期以來習焉不察的“采風”這樣的辭匯產生強烈的質疑。確實，如果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藝術學創作與研究對于那些地域色彩鮮明的民間藝術活動并不是毫不關心，那么很難否認，創作與研究者們經常是以“采風”的態度去關注和研究民間藝術活動的。人們慣于使用“采風”這樣的辭匯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兩個方面的信息。從歷史上看，“采風”的制度早在秦漢時代就已經基本形成，它隱含了官方與民間二元且以官方為主導的文化價值觀；從現實的情況看，“采風”意味著藝術家和藝術研究只關注民間藝術活動作為創作素材的價值。因此，“采風”的實質，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貴族的立場上對民間藝術活動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實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幾十年里，地域色彩鮮明的和非主流的藝術樣式和優秀藝術作品，經常被主流藝術用以為創作的材料，回顧近幾十年的藝術史，我們會發現許多有世界影響的優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處理本土民間藝術元素的產品。然而，在民間藝術活動被大量地用以為創作材料而遭到掠奪性開采的同時，它們本身卻仍然被視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視為必須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擁有藝術價值的對象。

以“采風”的心態從事本土與民間藝術研究的學者，自覺不自覺地忽視了對象自身的獨立存在以及內在文化價值。因此，研究者變成了專事獵奇的旅游者，對于民間藝術對象的關注只限于與“我們的”藝術活動的差異，而并不真正關心這樣的藝術對于生活于其中的創造了它們的人們究竟具有何種價值和意義。從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角度看，我們應該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種藝術樣式、多種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異的倫理道德和習俗對于它們的主體自身的價值與意義，致力于在這些獨特的藝術與生活的原生環境中，還原它們的內涵。這樣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風”式的官方和貴族文化心態，才能獲得對民間藝術真正具有文化價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亟需借鑒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摒棄西方中心與貴族趣味對民間話語空間的擠壓。

三一個實例：路頭戲

如果我們的藝術學研究能夠更多地注重對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方法的借鑒與引進，尤其是徹底改變歐洲中心主義與貴族主義文化觀，那么對諸多藝術現象的研究與評價，都有可能出現根本性的改變。在我的研究領域，有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說明研究視角的改變所產生的影響，那就是對臺州戲班大量演出的路頭戲（或曰提綱戲、幕表戲）的研究與評價。

近幾十年戲劇研究領域幾乎完全沒有對路頭戲的研究，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路頭戲卻可以說是中國戲劇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歷史，也許可以追溯到戲劇起源的年代。路頭戲之所以長期被戲劇研究人員們忽視，是由于它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為從上而下的“戲改”的主要對象之一。而對路頭戲的批判，其理論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對路頭戲的批判與其說出自藝術的原因，還不如說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簡單的演劇方法，然而它并沒有像同時代其它那些更為粗糙、原始與簡單的民間藝術那樣獲得尊重，它從一開始就被看成是創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對象，直到現在，在多數當代戲劇史家們的眼里，路頭戲之受到批判乃至遺棄，仍然被看成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然而，當我們通過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討路頭戲的存在以及它的意義，就會清楚地看到，像路頭戲這樣一種有著千百年悠久傳統的演劇方法，它之所以會受到眾口一辭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遺棄，正由于長期以來西化的和貴族的文化視角在藝術學領域占據著統治地位。

路頭戲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圍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戲改”工作的政府官員，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較高的、經常接觸甚至直接參與話劇創作與研究的知識分子，排除意識形態的因素，在某種意義上，“戲改”簡直可以說就是在用西方的、話劇的戲劇觀，居高臨下地改造中國本土戲劇。像路頭戲這種本土色彩濃厚的傳統演劇方法，與這些知識分子所接受的戲劇學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頭戲的演劇方法被后來的國辦或準國辦的戲劇表演團體遺棄，還有另一層因素，那就是長期以來衡量藝術的標準是由傳統詩學基礎上培養的文人決定的，雖然傳統文人最終接受了元雜劇和明清傳奇，卻始終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種“花部”戲劇劇種，同時也難于充分認同民間極富創造性的口傳文學的價值。文人趣味在中國戲劇領域占據統治地位的現象，并沒有因為1950年代的社會急劇變動而真正有所變化，反而因為劇團國家化而在制度層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學性和音樂性方面很難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頭戲，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們看到，如果說晚近一個世紀的藝術學研究受到歐化的和貴族的這兩種文化偏見的左右，那么路頭戲的遭遇具有作為樣本的罕見的深刻性，路頭戲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與遺棄，正是由于同時受到這兩個方面的夾擊。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書中所敘述的那樣，路頭戲至今仍然是臺州戲班最主要的演劇方式，但這種承繼了本土文化傳統的演劇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續至今，并不是因為路頭戲演出過程中大量的即興創造在戲劇學層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給定情境與表演者個人創造之間巧妙和平衡，以及潛藏在它的即興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員之間、演員與樂隊之間的互動與內在張力，而竟然是因為在本土的戲劇市場里，戲班最適合以這樣的演劇方式營業；并且，由于在晚近幾十年里路頭戲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識形態影響較為明顯的民間戲班，路頭戲的演劇方式也正在被棄用。

有關路頭戲的藝術魅力，我已經在書中做了初步的探討，將來還會做進一步的研究。這里我只想通過它的遭遇說明，擺脫歐洲中心的和文化貴族的偏見對于中國當前的藝術發展以及藝術學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徹底轉變研究視角，路頭戲的藝術價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評價；進而，也許還有更多的藝術現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視角加以重新審視，給予重新評價。

四需要注意的問題

田野研究只是一種方法，雖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特有的研究路徑，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個人的研究體會，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藝術學領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諸多需要注意的問題。

藝術學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標之一，就是考察藝術活動在特定文化環境中自然生成、發展的性狀。當然，對象的性狀總是會在與外界的不斷互動過程中經常變化，然而這樣的變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與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響而發生的變化，有質的區別。仍然以戲劇在晚近五十年的變化為例，雖然歷史上中國的本土戲劇始終在民眾審美趣味變化的背景下持續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變化，但是正由于這樣的變化是在戲劇創作表演的主體與觀眾的互動之中緩慢而自然地發生的，因此無論如何變化都不足以出現背離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結果；然而1950年代戲改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戲劇經歷了劇烈變化的這一改造過程中，觀眾甚至是劇團內部的創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沒有話語的權力。因此，中國戲劇的自然狀態之必然受到破壞，就是可想而知的。在這里我們看到一種外來的文化價值觀是如何被強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終會產生臬的結果。它不僅給我們留下了值得好好記取的教訓，同時還給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難。

這就是我們今天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面臨的特定境遇，就像一個多世紀以來在幾乎所有藝術領域那樣，本土藝術在外來的文化價值觀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這一文化現實，使得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須非常小心翼翼。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面對的研究對象不是無感覺的作品而是具體的人的行為，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在社會身份、知識背景與生活環境等多方面的差異、尤其是趣味的差異，很容易被處于弱勢地位的民間藝人理解為知識與藝術見解的優劣，研究者在從事田野工作時，很容易被研究對象視為強勢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對被研究者產生不可預計的影響，而這樣的影響，足以改變研究對象的原生態。

需要指出的是，在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入侵者，極易對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間藝術本體造成損害?，F代人類學家喜歡說“我們的身體就是人類學研究的工具”，強調田野考察過程中研究者應該融入研究對象，在與對象的互動中體察對象及其可能發生的變化，但是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這個特殊的領域，我認為研究者應該盡可能做一個客觀和外在的觀察者，盡可能克制影響對象的沖動，因為保持本土藝術的原生態的意義，可能比改變它要重要一百倍。當然，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影響是無可避免的，只不過清醒地意識到這種影響可能導致的負面效果，自覺地將自己的影響盡可能減少到最低限度，無疑是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必須遵守的職業操守。

其次，我希望強調藝術學的田野研究作為一項藝術學研究的價值，盡管我們可以借鑒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這樣的研究指向應該是藝術學的而不能僅僅是人類學或社會學的。更直接地說，用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從事藝術學研究，應該是研究的重點。

每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圍和研究目標，不同學科的關注重點并不相同，因此，當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方法被引進到藝術學研究領域時，人類學與社會學所關注的那些問題，也很容易同時被帶入藝術研究過程中；或者說，研究者的關注重點可能會發生偏移，也許那些從藝術學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問題反而被忽視了，這樣一來，研究很容易演變成對于藝術、藝術活動的人類學或社會學研究，而不再是藝術學研究。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當然仍有其價值與意義，然而它的價值與意義是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坦率地說，這類研究即使再有價值和意義，也不是藝術學研究。它不能代替藝術學研究，也不能幫助我們解決藝術領域最值得關心的問題。

我在從事臺州戲班的田野考察時經常提醒自己將藝術層面的問題作為主要對象，不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藝術學研究的訓練，因此只有藝術學問題才是我在專業領域范圍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藝術學領域的問題才是我所真正應該去關注和感興趣的。舉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許多有關宗教與民間祭祀、民間信仰方面的現象，我當然知道從人類學或者社會學角度對這些現象進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會相對地集中于這些現象與民間戲班的運作和表演、與當地觀眾的欣賞之間的關系，將這些現象與戲劇活動之間的聯系，小心地剝離出來，分析它們對戲班以及戲劇活動的藝術方面的影響力，尋找這些現象與近二十年臺州戲班的繁榮與發展之間的聯系。同樣，當我剖析和研究戲班的內部構成以及戲班內部的人際關系時，不僅把戲班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亞群體看待，同時更注重把它們看作一個關乎戲劇藝術的群體看待，這樣的研究當然明顯有別于一般意義上的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

篇4

論文摘要：本文運用文獻資料、專家訪談等方法，從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和框架結構四個方面來分析國內《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特點。結果表明:關于“《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是社會學的分支學科及研究對象是體育社會現象”的觀點已達成一致。

    本文以1990年徐隆瑞、梁向陽的《體育社會學》(下文簡稱1990版),1999年顧淵彥主編的《體育社會學》(下文簡稱1999版)、盧元鎮主編的《體育社會學》(下文簡稱2003版)為研究對象，從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和框架結構四個方面來探討其學科內容和體系;同時在比較國外相關研究及參閱國內同類文章的基礎上，進一步闡述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中的優勢和存在的不足。

1、研究方法

    1. 1文獻資料法:查閱(體育社會學》專著和教材近10部，并通過計算機檢索相關文章數篇，這為本文的進一步分析莫定了資料基礎。

    1.2專家訪談法: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領域中的10余名教授進行訪談，訪談包括《體育社會學》的學科發展及研究內容等。

2、研究結果與分析

    2. 1學科性質。關于(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我們來比較三個版本的觀點。1990版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一門新興的社會學分支學科”;2003版認為，“其學科性質是社會學下的一門應用社會學，具有綜合研究的性質，具體來說，體育社會學是介于體育科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它既是社會學的分支學科，又是體育科學中的一門基礎學科。"1999版的觀點是“體育社會學是在社會學的理論基礎上產生的?！本C上可看出，《體育社會學》是社會學的一門分支學科，這一說法得到一致的認可。

    就國內有關《體育社會學》學科性質的相關文章及資料顯示，主要存在以下幾種觀點:①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學科;②是體育科學的一門基礎學科;③既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又是體育科學的一門基礎學科。

    由上論述我們可以看出，關于《體育社會學》學科性質比較一致的看法認為它是社會學的分支學科。而關于它與體育科學的關系是分支，還是基礎，還存在一定的差異，著名學者盧元鎮先生認為《體育社會學》是體育科學的基礎學科。

    2. 2研究對象。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有不同的觀點。1990版認為“體育社會學是從社會學的理論出發，研究體育的社會性或社會過程的學科，或者說，體育社會學是研究體育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學科。”此處的社會過程和社會性不僅表現在體育活動系統內部，而且還體現在體育活動與其他社會活動及社會總體的關系上。1999版引用《中國體育社會學》中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一門把體育這種文化現象作為一個不斷變化的整體，具體可分為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2003版《體育社會學》中清晰地闡述:“體育社會現象，是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基本對象。”

 綜上可以看出，研究者對《體育社會學》研究對象的不同觀點，與其對學科性質的不同看法有密切關系。對不同學科性質的看法，決定了不同研究對象的觀點。

    2. 3研究內容。我們對3個版本《體育社會學》研究內容進行了比較分析。在1990版、2003版本中清楚的介紹了研究內容，其中有3個共性的方面，①體育的社會結構、特點及與社會的相互關系。其中包括整個體育結構及其組織形式的研究;體育與社會現象(包括經濟、政治、宗教、教育、文化等)之間的關系等。②體育社會學的理論和體育社會問題。這既包括創建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也包括解決體育中的具體社會問題。研究者通常是把兩者結合起來研究，促進理論和實踐的雙向和諧發展。③不同體育形態的研究(大眾體育、學校體育、競技體育)。據目前的資料來看，對大眾體育與競技體育的研究較多。大眾體育包括大眾體育的群體與組織、閑暇與體育、生活方式與體育、影響大眾參與體育活動的因素、各種群體的體育等等方面。

    由于近來關于社會化的定性研究已經為理解社會體育界和體育參與提供新的、很有洞察力的見解，所以對社會化問題的研究也很關鍵。體育運動與社會分層的研究，包含的內容也較多，如體育運動中的階層差異是什么、不同項目之間是否存在活動者的階層差別及其程度如何等。

    西方有關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內容，與我國有相似的地方，同時也存在一些時空及文化差異。隨著進一步廣泛的交流和發展，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內容將更加具有多元化、包容性和普適性。

    2. 4框架結構。3個版本《體育社會學》分別有13、 15,20章組成，呈逐漸增加的趨勢。我們對其章節的進行了比較分析，發現《體育社會學》有一些共同之處: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體育社會學學科發展及性質，體育與政治、經濟、文化的關系，體育與人的社會化，體育群體與體育組織。隨著10多年的社會及體育學科發展，《體育社會學》自身也不斷增加新的內容，社區體育、婦女體育、老年人體育、殘疾人體育及體育社會問題逐漸受到研究者關注，被納人到《體育社會學》體系中來。

    應該來說，《體育社會學》的框架結構是在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的基礎上受其指導而建構形成的。隨著時代的發展，學科自身也不斷的增加新質，特別是與社會密切相關的體育現象和問題領域。此外，《體育社會學》的框架結構也受特定社會環境、社會制度及不同文化土壤的影響和制約，這一切就決定了《體育社會學》目前的多元化發展。但從相關研究來看，我們仍可發現其中的類似內容，如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體育社會學學科發展及性質、體育的社會問題等方面。

3、結論與建議

    3. 1本文通過比較國內3版本(體育社會學》，一方面反映了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變化;另一方面找出有關學科發展中的相同及相異觀點。

    3. 2(體育社會學》屬于社會學的分支學科的學科性質受到了國內外的一致認可。它與體育科學的關系目前仍存在一些不一致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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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風險；科技風險；風險社會

全球性風險社會的到來使得任何一個國家及個人都無法逃避，而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的特殊國家來說，更是面臨著各種各樣復雜的風險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運用風險視角觀察當代中國的現實狀態，深思并反省中國社會的未來發展道路，不失為一種冷靜、理性與深刻的方式。

1 當代風險理論研究成果

1.1 國外的風險理論研究成果

風險在現代社會中已然成為了一個復雜而重大的基本問題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眾多學科從不同的角度在各自的領域對風險問題展開了研究，其中，以社會學領域的研究最為突出和成熟。西方風險社會理論在宏觀研究維度上是相當有影響力的，它同樣在對許多具體問題的理解中，被當做認識論前提，因此我們重點介紹它。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論有三類，下面我們分而述之。

1.1.1 風險社會理論

這一理論的代表人物是烏爾里希?貝克和安東尼?吉登斯。貝克是第一個從學理的高度把風險概念闡述清楚的西方學者。他于1986年出版的《風險社會》被公認為風險社會理論的開山之作，這也是世界范圍內第一次在專著中提出風險社會這個概念。隨后針對盧曼的《生態交往》一書，他又發表了《風險時代的生態政治學》。在1999年出版的《世界風險社會》著作中，他又預測了全球性風險社會的到來。此外，貝克的其他作品還有：《自由與資本主義》、《反思現代化》、《自反性現代化》、《風險社會理論修正》、《關于風險社會的對話》、《從工業社會到風險社會》、《風險社會再思考》、《再談風險社會：理論、政治與研究計劃》、《風險社會及其超越：社會理論的關鍵議題》、《9.11事件后的全球風險社會》等。

貝克毫無疑問是社會學關于風險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風險社會理論以反思現代化為視角，沿著風險分配的邏輯、個體化法則、科學和政治的衰微這三條路線展開。他不僅將現代性的膨脹及其副作用結果的風險歸結為現代社會的本質特征，而且提出要在“反思性科學化”所帶來的科學和政治的解放中找到問題解決的希望――建立“世界公民社會共同體”，從而體現了一個制度主義者的理想，真正開辟了社會學對風險的研究范式。

與貝克一樣，吉登斯也認為風險社會是現代性文明的結果，導源于全球化的發展和被科學技術所人為制造出來的風險。他主要作品包括《現代性與自我認同》、《現代性后果》、《失控的世界》、《超越左與右》等。

貝克和吉登斯都從宏觀制度結構因素分析中指出，隨著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而大量出現各種各樣的風險與全球化過程一道遍布于世界范圍，它們更具不確定性、難以預測、管理或避免。他們的偉大貢獻在于把 “風險社會”作為一個概念和理論被世界廣泛接受。

1.1.2 風險文化理論

這一流派從人類學、文化學的視角來解讀風險社會的涵義，體現了人類對風險認識的加深。以瑪麗?道格拉斯、威爾德韋斯和斯科特?拉什為代表。道格拉斯和威爾德韋斯在1982年所著的《風險與文化》一書中把風險分為了三類：社會政治風險、經濟風險和自然風險。他們宣稱，雖然事實上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副作用和負面效應所釀成的風險可能已經有所降低，但是我們對這第三類風險即自然風險的察覺和認知程度卻是大大增加了。

拉什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出了當代社會發展導致的不確定性風險。在《風險社會與風險文化》中，拉什認為：在“風險文化時代，人們的主要任務就是防止和排除諸如生物技術、空間技術等飛速發展后所造成的包括生態風險、核風險在內的各種可以危及人類毀滅人類的巨大風險”。

1.1.3 風險系統理論

尼古拉斯?盧曼，是西方社會學界關于風險研究的另一位集大成者。他的有關現代社會風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態溝通》、《技術、環境和社會風險：一個系統的視角》、《風險：一個社會學理論》和《現代性的觀察》等。

盧曼的風險復雜自系統理論完全從現代社會的結構和內在機制來闡釋風險的來龍去脈。他從系統――功能分化的角度闡述了風險得以產生且不可避免的原因，深入而又細致地運用社會系統理論來分析風險。較之于貝克和吉登斯，盧曼對風險的理解要寬泛得多，他認為貝克主要關心的是技術性的風險，是一系列災難性的后果，而在社會生活中還有其它風險，因此他把注意力轉向“決定風險運行的結構性因素”而不是風險運行本身。

盧曼與貝克關于風險理論的區別在于：在認識論基礎方面，貝克傾向于建構主義的現實主義，而盧曼傾向于強建構主義；在方法論上，貝克的是制度主義的方法論，而盧曼則是系統主義的方法論；在風險應對策略上，貝克強調的是反思性科學化和全球“亞政治”的策略，盧曼更為悲觀一些，但也強調了二階觀察的重要性。

1.2 國內的風險研究成果

雖然國內對風險問題的關注晚與西方，但是大致從2003年以后，這個問題驟然成為了國內學術界的一個熱點話題。總體來看，我國的研究還處于初始探索研究階段。到目前為止，國內對風險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等領域，其它領域的研究則相對較少。這些研究大致也可以分為三類，下面我們具體介紹。

1.2.1 西方風險理論的引入

國內對西方風險社會理論既有綜合性述評研究，也有專門針對某一風險社會理論家的相關研究，但是從國內出版的著作來看，基本上都是綜合性研究。薛曉源、周戰超與楊雪東是國內最早一批翻譯，評介及研究風險社會理論的學者，他們的作品主要有：薛曉源、周戰超主編的《全球化與風險社會》、薛曉源、李惠斌主編的《當代西方學術研究前沿報告（2005-2006）》、薛曉源、李惠斌主編的《當代西方學術研究前沿報告（2006-2007）》。此外，從哲學角度研究風險的有兩本專著：莊友剛的《跨越風險社會――風險社會的歷史唯物主義研究》與劉巖的《風險社會理論新探》。而李瑞昌從公共管理學角度出版了《風險、知識與公共決策》。這些成果將風險的界定、分類、特征、根源、以及風險與現代社會發展為重點，并且結合了實證分析及應用分析來探討問題，具有相當的理論價值。

1.2.2 西方風險社會理論的本土化研究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處于制度轉型和體制轉軌具有特殊國情的國家來說，如何借鑒西方風險社會理論的有益成分，把它與當前中國社會所遇到的各種各樣的風險問題結合起來，并就如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一道，也就成為了學者們思考的主題。為此，他們進行了多視角、多學科和多行業的探討，取得了一些階段性的成果。這樣的著作主要有：馮必揚的《來自競爭的風險――我國轉型期競爭與社會風險》和《不公平競爭與社會風險》、丁元竹等的《中國2010年風險與規避》、楊雪冬的《風險社會與秩序重建》、童星與張海波等的《中國轉型期的社會風險及識別――理論探討與經驗研究》、劉挺的《經濟全球化與社會風險》、李航的《我國轉型期弱勢群體社會風險管理探析》、劉先春的《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改革的挑戰與對策研究風險?機制?對策》、 曾家華的《風險與發展-沒有風險意識是最大的風險 》、北京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的《和諧社會-社會公正與風險管理》 和謝建設《風險社會視野下的農民工融入性教育》。

1.2.3 與風險相關的其他研究

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陳秋玲的《社會風險預警研究》、謝進川的《傳媒治理論-社會風險治理視角下的傳媒功能研究》、賈英健的《風險社會的人學研究》、蔡定劍的《公眾參與：風險社會的制度建設》、李福勝的《國家風險：分析?評估?監控》、何翔舟的《政府管理活動中的風險成本問題實證研究》和李維的《風險社會與主觀幸福――主觀幸福的社會心理學研究》。

國內學者在風險研究的學術論文數量上是相當可觀的，但絕大部分集中在經濟學與管理學領域內?？偟膩砜矗瑖鴥葘W者在對風險的研究中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新思想、新觀點，但是我們的研究才剛剛起步，難免與西方風險社會理論存在一定的差距。相比以貝克、吉登斯和盧曼為首的風險社會理論家來說，目前國內風險理論的研究還缺乏系統性、整體性和深刻性。

2 當代科技風險研究成果

2.1 國外的科技風險研究成果

現代技術對自然產生的負效應導致了以蕾切爾.卡遜為代表的生態批判主義這一新的科技批判思潮，在其1962年出版的著作《寂靜的春天》中，作者以技術宏觀負面效應的實證研究對科技風險產生的事后效應進行了批判，揭發了DDT等人工化學物質污染破壞土壤、森林以及河流等生態系，通過由食物鏈導致的生物濃縮也威脅到了人類的健康和生命這一事實。

從技術微觀負面效應的實證研究探討科技風險的學者還有：查爾斯.培羅的《當科技變成災難：與高風險系統并存》、劉易斯的《技術與風險》、威廉.M.埃文《危機四伏：預防技術災難》、沃茲尼亞克《切爾諾貝利核事故與教訓》等。比如培羅在《當科技變成災難》中分析了技術事故及災難的成因，論述了高風險技術的特征，批駁了動輒將事故歸咎于操作失誤、系統設計缺陷等傳統的錯誤認識，提出“正常事故”理論（NAT）。作者的基本觀點是技術系統的事故具有某種不可避免性，因而是“正?！钡?。

此外，科學家波拉克在《不確定的科學與不確定的世界》書中，坦率地說出科學的不確定性，以及諸多技術的風險性?？?德爾里卡的《雙刃劍――遺傳革命的前景與風險》揭示了現代傳遺傳學的正、負兩方面，以及它對我們每個人的潛在影響。C.J.范萊文與T.G.韋梅爾的《化學品風險評估》一書探討了工業化學品的來源和排放對環境及人類的影響所進行的風險評估和管理。生物地球化學家巴什金編著的《現代生物地球化學：環境風險評價》，系統介紹了生物地球化學循環的一般特征，并對導致人類和生態系統環境風險的有關機理進行了分析。斯圖亞特?艾倫的《媒介，風險與科學》從傳媒學的角度描繪了環境風險、艾滋病、由轉基因食品和BSE（瘋牛病）等帶來的食品恐慌，以及克隆人等問題，從而再現了科學和風險的一些關鍵議題。

2.2 國內的科技風險研究成果

在國內，科技風險還是一個新的探索性話題，從2004年開始個別專業研究團體開始介紹翻譯國外相關著作，在學術期刊雜志上也陸陸續續的出現了一些研究論文，在2008年和2009年，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舉辦了兩場有關科技風險的研討會。

北京大學科學傳播中心應該是國內最早涉足科技風險研究的專業團體，他們在2004年后推出了北大科學傳播叢書五冊。比如《在理解與信賴之間：公眾、科學與技術》就涉及了科技風險研究、風險預知、風險溝通以及科技風險引起公眾的理解與信任等問題。第二個專業團體是中國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的“科學技術與現代社會風險”課題組，他們致力于對現代風險和風險治理的總體性的研究。從2005年起，他們也先后出版了現代風險管理譯叢圖書五部，這些書中對核、遺傳、生殖和通訊等高新技術的風險給予了深刻的分析和評論。第三個機構是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他們在2010年聯合英國的多個研究中心出版了“社會風險治理經典譯叢”六本。這套叢書的特點就如主編張秀蘭所說是從治理而非管理的維度展開的，她認為治理是指一種公共管理活動，具有新公共管理的義涵。

2008年1月在北京舉辦的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30周年紀念大會舉行“科技風險與人類未來學術會議”。這次會議集中關注科技發展給人類帶來的風險問題，逐層分類討論了不同類型的風險。另一場會議則更多的從倫理學的角度探討了的工程技術中的利益與風險問題。2009年5月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在昆明舉辦了“利益、風險和工程倫理”學術研討會。這次會議主要圍繞工程技術的風險問題、工程利益分配問題、工程技術人員道德、工程倫理規范等問題展開了深入而廣泛的探討。還有一場是由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與英國肯特大學等聯合舉辦的社會變遷中的風險研究國際會議，其主要議題有三個：風險管理的變遷、社會科學對理解風險問題的貢獻和有關中英當前風險和社會管理的問題。

從國內目前收集到的科技風險方面的期刊論文來看，大致是從四個角度進行研究的，代表性的論文有：倫理學角度的有：崔偉奇的《科技倫理：在風險觀念的語境中》、楊雪聘的《科技風險的倫理思考》和莊友剛《風險社會中的科技倫理：問題與出路》等；專門討論技術風險的有：張成崗的《技術風險的現代性反思》、王前與朱勤的《STS視角的技術風險成因與預防對策》等；管理學角度的有：曾國屏的《科技風險與治理》、趙南元《科技風險與社會管理能力》和馬纓的《科技發展與科技風險管理》等；哲學角度的有：吳國盛的《生活方式、發展模式與科技風險》、趙萬里的《結構性風險與知識社會的建構》與《科學技術與社會風險》、蔣勁松的《風險社會中的科學與民主》、費多益的《科技風險的社會接納》與《風險技術的社會控制》等。

3 結束語

對風險與科技風險的關注與研究是當今時代一個緊迫而重要的問題。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大多數中國人對待風險與科技的態度是盲目樂觀、片面膚淺的，因此加強這些方面的研究并采取適當的方法進行傳播，對于增強國人的風險意識與感知，給予科技更多的人文關懷以及倫理價值觀的反思，具有非常重大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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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論文摘要：文章對教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及研究對象的幾種不同的認識做了分析，認為教育社會學必須著眼于當代人類科學文化廣闊的有機整體，克服狹隘思維模式，按大教育社會學、系統教育社會學的理念，全方位、多角度地去建構和發展自身學科體系。

教育社會學究竟是一門什么性質的學科？關于教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爭論主要在于:它屬于社會學的一門分支學科，還是屬于教育學的一門分支學科。教育社會學是研討教育與社會的基本關系的一門學科。有些學者根據教育學的觀點研究教育社會學;有些學者則利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在西方這兩大派別進行了相當長時間的辯論。

我們認為，這種關于教育社會學學科性質的爭論是歷史地造成的，具有人為的因素。分歧的產生在于所強調的側重面不同。把教育社會學作為教育學科的一門分支學科，或作為社會學的一門分支學科都是允許的，不能用一個來否定另一個。教育社會學是教育學、學前教育的專業基礎課程。本課程主要是運用社會學的原理與方法，研究教育現象和教育問題的社會學層面，探討教育與社會協調發展的條件及機制的一門社會科學，是社會學與教育學的中介學科。本課程的目的在于，使學生系統掌握教育社會學的基本知識、原理和方法，初步形成對教育現象或教育問題進行社會學研究與分析的能力，提高學生對教育適應社會的認識水平和實踐的能力，培養學生批判性思維能力，能用整體的、有機聯系的、辯證的與發展的觀點，科學地發現、分析和解釋各種教育現象，并培養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學習興趣和學術水平。

這樣一門學科究竟應該有怎樣的學科意識以及又如何從社會學的角度來審視學前教育中一些教育現象？

1、對教育社會學學科性質的認識

1.1 教育社會學是教育學的分支學科。美國的赫爾巴特主義者蘇則羅（Henry Suzzalo）認為教育社會學是對教育的基礎和實際加以系統的研究，闡明教育在社會中的重要意義，特別是將現代社會學的思想應用于教育問題的一門學科。

1.2 教育社會學是社會學的分支學科。史密斯、韋伯等認為教育社會學是社會學的一門分支學科，而非教育學的分支學科。

1.3 教育社會學是教育學與社會學的中介學科。教育社會學的這種學科性質由上述兩種學科性質推導而來。

因此，教育社會學必須著眼于當代人類科學文化廣闊的有機整體，克服狹隘思維模式，按大教育社會學、系統教育社會學的理念，全方位、多角度地去建構和發展自身學科體系，與相關學科建立起動態積極的開放式學科對話和交流機制。

2、對教育社會學研究對象的認識

2.1 從認識論的角度講，教育社會學以教育社會現象為其研究對象。教育社會現象具體包括兩方面的內涵：一是指與教育有關的社會現象。二是指有社會學因素的教育現象。

2.2 從目的論角度講，教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教育與社會互動的機制及協調發展的規律。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教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必然隨著社會的發展及人類的進步走向精細化、學科化； 也必然隨著社會的發展使現今未被充分重視的或重視不夠的社科領域開始在教育社會學中出現。

3、教育社會學對學前教育的啟示

3.1 從社會學的角度，把學前教育看作一種社會現象、一種社會過程、一種社會制度來研究。

3.2 運用社會學的觀點與方法對學前教育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行分析，有利于深化對學前教育與社會協調發展的規律的認識。

新世紀以來我國教育社會學發展日漸趨向于成熟，理論的深入和對實踐的關注并進。因為學前教育學是揭示學前教育規律的一門學科，它以教育學、心理學為基本理論基礎，是師范院校學前教育專業學生的必修課，在學前教育專業課程體系中具有奠基作用。開設本課程的目的在于使學生掌握學前教育的基本原理，了解學前教育與社會及兒童發展的關系，明確學前教育的任務、內容，熟悉學前教育的基本組織與指導方法，了解學前教育與家庭及小學的銜接與合作，使學生樹立正確的教育觀、兒童觀，培養學生熱愛兒童、熱愛學前教育工作的專業思想。

展望未來，我們相信教育社會學研究必將同時承擔起學術使命、道德使命和社會使命，在融合百家之說的基礎上立足于本土，在積極推進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的同時，使教育社會學的研究深深扎根于中國社會和教育實踐的沃土之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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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葉瀾. 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o教育學卷[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9月

篇7

刑事和解的文化之維

基層民主協商制度研究

論轉型鄉土社會的司法策略

論中國傳統司法的本質

法律評價社會面向的哲學思考

法律懲治道德越軌者之意義探究

社會公眾對法律人的信任問題探析

司法溝通的語境、修辭與轉換

調解考核制度的設計與功能悖論

A市B縣檢察院抗訴案件調查與反思

法治建設進程中的法律職業共同體

自貿區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座談會綜述

論反壟斷法在經濟法體系中的憲法性地位

公開民事裁判文書中個人信息的識別與保護

人民法院協調處理行政案件的實踐邏輯與反思

關于加強整治新建城區社會治安的調研報告

司法受眾之心理維度與信息公正之生成路徑

論基層法院司法公信力第三方評估機制的構建

正義理念在中國傳統儒學法文化的表達及其價值

糾紛解決的城鄉差異——基于“CGSS”數據的分析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法律社會學解讀

關于法律必須被信仰的問題——兼評伯爾曼《法律與宗教》

《走向權利的時代》的評析——以法律社會學為視角

司法如何保護婚姻——基于離婚案件二次現象的分析

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之羈押執行交付問題研究

轉型之惑與實踐之學——評李瑜青教授《法律社會學教程》一書

中國法社會學的理想圖景——讀郭星華《法社會學教程》

對象剖析與技術改革——傳播學視閾下的司法公開方法論

社會管理創新與法治保障的理論建構、制度設計與區域經驗

法律儒家化的限度、價值沖突與預設——評《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

司法近代轉向與現代國家尋找——評《帝國樞密法院:司法的近代轉向》

法社會學視野下的律師職業主義變革——評《律師、國家與市場》

沖突理論的脈絡及其當代法治啟示——基于沖突理論脈絡展開的考察

檢察人員分類管理制度改革的思考——結合N市檢察隊伍現狀進行分析

公正司法的供需對接——案件質量評估工作中公眾參與機制的構建

法社會學中國化研究的理論自覺——兼評高其才教授的《法社會學》

法治中國的“西體中用”之道——讀周大偉先生《法治的細節》一書有感

法官績效考核制度中結案考核及其悖論——以J市基層人民法院的司法實踐為例

法律與文化互動的三點思考——以傳統儒學與中國法治建設關系為切入點

司法公正的社會認同與人民法院形象塑造——關于人民法院社會形象的調查分析

司法公正公眾認同的心理解碼與策略修正——基于法院司法宣傳實踐的實證分析

論我國個人慈善捐贈行為影響因素與慈善立法的完善——基于社會調查的分析

轉型時期制度適用困境:原因、對策及反思——以對小城地溝油問題的討論為例

積極探索實踐護航自貿試驗——人民法院為自貿區建設提供司法保障座談會述評

由西向東、由理論邁向實踐——評湯唯《法社會學在中國——西方文化與本土資源》

傳統法律文化的當代意義——“當代法治發展與傳統法律文化價值”學術研討會會議綜述

人民陪審員制度價值訴求與實踐訴求分離和統合的實證研究——以河南A縣基層人民法院為例

篇8

法蘭克福學派是20世紀西方文論的重要流派之一與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法國結構主義的文本形式中心論不同，法蘭克福學派文論承襲了作為感性生存論的德意志審美精神，將 藝術 和審美看成擺脫 現代 社會生存困境的最佳途徑，其直接的理論來源是馬克思《1844年 經濟 學 哲學 手稿》和盧卡奇《 歷史 與階級意識》中異化與人的解放間題，并改造了弗洛伊德主義和存在主義等現代西方哲學，從而 發展 了一種和經典文論不同的文藝社會學?？梢哉f，法蘭克福學派的藝術與審美理論都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即藝術和審美如何成為解放意識、否定異化的革命性力量。在此意義上，可以把法蘭克福學派文論看成一種廣義的社會文化批判理論。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主要指向兩個方面:一是對蘇聯美學的批判性考察，二是對發達資本主義文化工業的批判，這兩個方面都對

   馬爾庫塞用形式主義美學理論批判美學，批判 藝術 是社會意識形態的觀點，這是不足取的。但我們也應該看到，馬爾庫塞所強調的藝術的主體性、藝術自律及審美形式等問題，確實是長時期內美學所忽視的。在

    童慶炳在寫于1983年的《文學與審美》一文中提出了一個今天看來習以為常而在當時起到開風氣之先作用的見解:“只有在文學理論的各個問題上深深引進‘審美’的觀念，我們的文學理論才可能打開新的局面”。1984年，童慶炳在自編教材《文學概論》(紅旗出版杜)中明確提出了“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審美反映”及“審美是文學的特質”的新見解。童慶炳在1992年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中則吸收了 現代 西方語言美學的新成就，提出了一個沿用至今的觀點—“文學是顯現在話語蘊藉中的審美意識形態”。

    由于“審美意識形態論”是在對蘇聯及歐美文論的借鑒基礎上，特別是 總結 了我國現當代文論的教訓后提出來的;在后來的闡釋中，又吸收了西方形式主義文論的理論要素，因而就體現出一種綜合視野:既避免了將文學作簡單的意識形態圖解的文學工具論的缺點，又防止文學研究陷入形式主義學派見木不見林的狹窄范圍。在今天看來，它仍然有著旺盛的生命力。面對學界對“審美意識形態論”的懷疑和指責(比如把“審美意識形態論”理解為“審美主義”).童慶炳仍然認為，審美意識形態論是文藝學的第一原理。

篇9

關鍵詞：民族關系；社會學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 C9505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6720539（2013）01008705

民族關系研究主要從縱向的歷時性和橫向的共時性研究進行，前者著重探討民族關系發展的一般性規律，總結歷史上民族關系的成敗得失，以服務于社會現實，這主要以民族關系史、民族理論研究體現；后者側重民族關系現狀研究，通過對民族社會交往、經濟往來、文化交流和互動現狀的研究，來為民族關系的現狀把脈，以揭示民族關系的現實狀況，并預測未來民族關系的走向和發展趨勢，這主要以社會學視角的民族關系研究為主。

從社會學角度研究民族關系是民族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范疇。進入新世紀，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圍的民族關系問題日益突出，我國的民族關系也出現一些問題。我國是一個有56 個民族組成的多民族國家， 民族關系的處理是否得當， 直接關系到一個民族的發展和國家興衰存亡。所以，探討和研究民族關系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主要在綜述中外學者在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 試圖展現國內學術界對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的理論、方法和調查概況，并對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做出展望。

一、國內外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理論

國外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理論、研究內容和方法起步早且都比較成熟。美國是個移民大國，存在復雜的族群關系，并有過多次種族和族群沖突，這使得美國的種族和族群問題研究在政府和社會的重視下得到了發展。芝加哥大學的帕克教授在20 世紀20 年代曾把族群之間的互動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 相遇、 競爭、適應和同化的過程，基于對美國城市族群關系的研究經驗，他認為族群之間長期互動的最終結果不可避免地將是族群同化。美國社會學家密爾頓?戈登（Milton?M?Gordon）在1964 年他的《美國人生活中的同化》中總結了美國族群關系的社會目標的歷史演變階段和每個階段的特點，他提出了美國族群關系發展的三個階段：即“盎格魯――撒克遜”、“熔爐”和“多元文化主義”階段。在此書中，他提出了七項測量民族融合的指標：文化融合、結構融合、通婚、認同、態度上的相互接受（沒有民族偏見）、行為上的互動（沒有民族歧視）、公民的相似性（沒有價值觀和權力的沖突），這些變量實際上是他歸納出來的具體衡量和測度族群關系的7 個專題或族群融合的7 個子類型。在此基礎上，他以美國社會為例論證了三個假設：（1）在主導民族與少數民族接觸中，文化融合可能首先發生；（2）即使其他幾個方面沒有出現融合的跡象，文化融合也可能發生；（3）如果結構融合與文化融合一起發生，或者說，前者緊接著后者發生，那么其他幾個方面的融合必然接踵而至[1]。而辛普森（Geoge Eaton Simpson）和英格爾（J. Milton Yinger）則利用美國的人口普查和各類抽樣調查資料，來系統分析美國各個民族在教育、職業、收入、通婚、宗教等各方面的現狀及宏觀發展態勢，以及美國政府關于種族、民族政策實施后的客觀效果，體現了美國人在研究取向上的實用主義態度和研究方法上的實證精神[2] 。1975 年，華盛頓大學社會學教授赫克托教授在他一本關于族群關系的書――《內部殖民主義》中對一個多民族國家內發達核心地區和欠發達邊緣地區之間的關系提出了兩種發展模式： 一個是“擴散模式”， 一個是“內部殖民主義”。他認為，“擴散模式”是一種理想的模式， 因為一旦不同地區、不同文化的族群最后融為一體， 實質性的差異就不存在了。在一個成功的擴散過程中， 原有的族群矛盾實際上已經徹底化解， 因為造成族群矛盾的政治、經濟差距不存在了，引起矛盾的物質載體就不存在了。當然這僅僅是理論假設， 現實中的族群關系遠比這理論上的假設復雜。“內部殖民主義”是指中央政權對國內一些地區采取了一種與殖民主義相似的統治形式， 國內發達族群控制的中央政府， 可以把國內少數族群居住的地區采取類似殖民地的治理方式， 把它當作殖民地來對待， 在國家政治體制中的核心地區與邊遠地區處于不平等地位， 核心地區對邊遠地區在政治上進行控制， 在經濟上掠奪[3]。國外這些理論研究內容和方法也深深影響和促進了我國近年來的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

民族關系研究一直是民族社會學研究的重要內容。改革開放后，國內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逐步也取得了一些成果。1996年賈春增主編的《民族社會學概論》 、2003年趙利生著 的《民族社會學》和2005年鄭杭生主編的《民族社會學概論》中都把民族關系作為民族社會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對民族社會關系的概念、主要表現形式及衡量民族社會關系的指標體系及當代民族社會關系的調試等作出了極有價值的論述，對民族關系具體研究都起了一定指導作用。

在西方社會學、人類學等新理論和方法的影響下，北京大學馬戎教授開拓了這一領域，他倡導建立“社會學的族群關系研究”，提倡一種現實性、動態性、關系性的研究。他在《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中國的民族社會學研究》[4]和《民族社會學――社會學的族群關系研究》[1]中，提供了一個系統的學科框架，并在借鑒西方民族社會學理論的基礎上，結合戈登和英格爾提出的變量體系和自己的實際研究，總結了8個測度民族關系的變量指標，即語言使用、宗教與生活習俗的差異、人口遷移、居住格局、交友情況、族群分層、族際通婚和民族意識。他指出，在實際應用中，根據各個地區的實際情況，這些因素從數量到內容都可以進行調整。他所提供的族群關系變量分析、微觀層次上的專題或個案研究、宏觀層次上的區域研究、族群關系的社會目標等，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而且社會學民族關系測量指標的提出和應用，使國內民族關系研究進入了量化和實證性分析的階段。

二、民族社會學中對民族關系的界定

民族關系研究是民族社會學的重要內容，國內學術界對民族關系的內涵作了一系列的界定。認為，民族關系當然是指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接觸和影響而言[5]。賈春增主編在《民族社會學概論》中提出，所謂民族關系通常是指不同民族群體之間，在群體交往即群體互動中，體現群體地位和利益的交往方式或聯系形式。民族關系的性質，從根本說來是由社會關系的性質所決定的。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民族關系是一種弱肉強食的不平等關系，只有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的民族關系才是真正互助合作的平等關系[6]。鄭杭生從社會學社會運行論的角度， 從廣義上將民族關系界定為民族社會關系， 具體包括民族經濟關系、民族政治關系和民族文化關系等。民族社會關系是建立在一定社會經濟基礎上， 并受社會政治制約的民族間的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和相互作用的關系[7]。2003年趙利生在其 《民族社會學》[8]中，從民族關系的平等原則、民族關系的動態分析、民族關系互動的空間和衡量民族關系的變量以及中國民族關系的發展趨勢對社會學研究中的民族關系影響等方面進行了動態分析，但也沒有具體、確定地給民族關系給出一個界定。馬戎在《民族社會學導論》中提出，民族社會學稱其為“族群關系的社會學研究”或“社會學的族群關系研究”更為合適，“民族社會學”主要是運用社會學（也借鑒其他學科如人類學、經濟學、人口學、政治學、歷史學、心理學等）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來分析、研究當代的族群現象和族群關系[9]。馬戎關于把民族社會學研究等同于社會學角度的民族關系研究，但又通過民族關系來擴展民族之間的理論、民族意識、民族關系的目標、民族之間的結構性差異、民族之間的語言使用、通婚等問題。

其實迄今為止，我國學術界尚未形成對民族關系的權威性定義，甚至像《辭?！?、《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等這樣一些權威性最高的大型工具書也忌涉“民族關系”這一概念界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族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等理論界對民族關系的內涵、表現形式以及與社會關系的聯系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些共識：民族關系是具有特定內涵的特殊的社會關系；民族關系是整個社會關系中一種特殊的、復合型的社會關系；民族關系“是一種社會關系”，“就是各民族之間的社會聯系，就是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群體關系”[10]。

三、民族關系的社會學專題調查研究

除了對民族關系社會學研究學科建設、理論探討外，近年來也進行了大量的民族關系的社會學專題調查研究。1990年，馬戎基于對我國少數民族地區主要城市的民族居住格局共性和特性進行分析和歸納，并與國外多民族城市作比較研究，他對拉薩市的民族關系作調查并寫出了《拉薩市區藏漢民族之間社會交往的條件》。此外，他對內蒙古赤峰市的蒙漢關系的研究都有新的理論與方法的運用，對于城市社區與農村社區的族際關系研究有著極好的借鑒作用。王俊敏在《青城民族――一個邊疆城市民族關系的歷史演變》[11]中，綜合運用民族社會學、都市人類學和歷史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采取社區史的敘述框架，通過對呼和浩特市（漢譯“青城”）蒙、漢、回、滿四族在人口遷移和居住格局、行政建制與權力分配、教育工作宗教場域的民族構成與交往、語言使用、民族通婚、民族意識等方面的經驗研究，以及對影響民族交往的條件和因素的系統分析，展示該市民族關系的歷史、現狀和趨勢、世態與心態，發現城市民族交往的特點和機制，總結民族政策在城市工作中的經驗和教訓，探討當代城市民族關系問題的實質和化解思路。古平、高丙中對新疆民族交融諸因素的量化分析、徐黎麗的《甘寧青地區民族關系發展趨勢》 ，均做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馬宗保在《多元一體格局中的回漢民族關系》[12]一書中，分別從回漢關系的歷史特點、民族居住格局、學校和工作單位中的民族關系、宗教活動、族際通婚等專題入手，運用民族社會學的有關理論和方法系統分析了我國回漢關系的基本特點和現狀。丁宏主編的《回族、東鄉族、撒拉族、保安族民族關系研究》對西北民族關系進行了調查研究。張海洋、良警宇主編的《散雜居民族調查：現狀與需求》對中國雜散居民族的現狀和需求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其中也包含了對民族關系現狀和問題的研究與探析。

近年來，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也成為許多高校博士和碩士的論文選題，推出了一大批從社會學視角出發的民族關系研究。中央民族大學社會學和人類學學院的碩士和博士圍繞著族群、族際互動做了一系列的調查和研究。如馬建福的《族際互動中的民族關系研究――以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為個案》、徐燕的《散雜居回漢民族關系調查與研究――以洛陽回族區為例》、馬勇的《寧夏回漢民族關系研究――以石嘴山市惠農區為例》、馬艷《回民族關系調查與研究――以烏魯木齊市沙依巴克區為例》、敏俊卿《甘南地區民族關系研究》、阿依努爾的《新疆維、哈民族關系研究――以克拉瑪依市為個案》、譚茜的《論康定城的漢藏民族關系――從居住格局和社會交往的視角》。此外，還有新疆大學王曄的《論城市化進程中喀什市的民族關系――從居住格局和社會交往的視角》、蘭州大學何生海的《張家川回漢民族關系研究――恭門鎮為例》。這些研究選題基本上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來研究、考量各地不同的民族關系的，理論上秉承了國外民族社會學和國內馬戎教授所提倡的新型民族社會學范式，在方法上主要應用了民族社會學衡量民族關系的若干變量的實證研究方法。這些成果的出現，促進了民族社會學在中國的極大發展，是新型民族社會學理論和方法在學術研究中的一種普及和影響的擴大。

除此之外，學術研究界在吸收族群關系研究的基礎上，分別立足于族際通婚、居住格局、語言使用等不同的變量來測量和研究民族關系，也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夏河縣拉卜楞鎮族際通婚狀況調查》[13]、《從族際通婚看當代屯堡人與當地少數民族的關系》[14]、梁茂春的《什么因素影響族際通婚？――社會學研究視角述評》[15]、《寧夏城市回族通婚現狀調查研究――以銀川、吳忠、靈武為例》[16]等就是把不同研究地區的族際通婚作為一個衡量民族關系的指標，來觀測當地的民族關系的具體狀況?！逗艉秃铺厥袇^的民族遷移與居住格局》[17]、《烏魯木齊市民族居住格局與民族關系》[18]也是通過民族遷移和不同民族居住格局變量來反映不同地區民族關系現狀?！对囌摮鞘猩贁得褡宓拿褡逡庾R與民族關系――以蘭州市為例》[19]以民族意識為指標討論民族意識和民族關系之間的關系。這些成果也都是在新型民族社會學范式的基礎上對相關問題進行的單獨和細化研究。這種研究，客觀上延伸和推進了民族關系的社會學視角的研究進程。

除了以上有關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成果外，還有一些成果散落在不同的書籍和論文中。例如，徐黎麗在《論民族關系與民族關系問題》[20]一書中對民族關系理論、民族關系相關問題做了系統的梳理，并列舉出作者在民族關系研究中的個案，這對當代民族關系研究有重要意義。而且，她在此書的附錄中對自1994 年以來關于民族關系研究的論了一個整理，其中不少論文是從社會學研究角度出發來探討民族關系的，許多有價值的被結集出版的研究中也出現了許多社會學角度的民族關系研究，如余振和達哇才仁主編的《中國的民族關系和民族發展》[21]就收集了19篇論文。作者們分別從歷史學、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視角，探討了我國當前的民族關系和民族發展問題。

四、結語

進入新世紀以來，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圍的民族問題日益突出，而且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我國的民族關系也出現了不同類型的新問題。首先，聚居區民族關系正在接受著嚴峻的挑戰和考驗，尤其是近幾年來我國的西部民族關系由于受到國內外各種因素的影響，有倒退的跡象，平等、團結、和諧的民族關系進入了一個不小的低潮期，除了受民族主義思潮高漲、國外敵對政治勢力的利用外，東西部發展不平衡、民族文化發展的危機等都是造成如此民族關系的國內自身產生的原因，而且隨著現代化的進一步推進，這種不平衡和危機會更加明顯；其次，在深化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 城鄉之間、西部民族地區與東、中部地區之間的人口流動已十分普遍， 這些變化在推動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邁上一個新臺階的同時， 也使雜散居民族關系（主要以城市民族關系形式）呈現不同于以往的狀況和問題；還有，和人口多的大民族相比較，人口極少民族和特有民族在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變遷在經濟和文化上更加弱勢，雖然國家制定和執行著扶持“小、少”民族的各項政策，但他們在各方面，尤其是文化方面的越來越弱勢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靶　⑸佟泵褡宓默F狀也促生了他們和其他民族的關系的不斷變化。而社會學視角中的民族關系研究一般使用定量研究方法測量各類民族關系的距離，并分析產生這種距離的原因，提出縮短這種距離的對策，為我國各種民族關系的協調、社會穩定和國家的統一作出了不小的理論和實踐貢獻，而學術研究界也不斷為我國各種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從理論和實踐方面不斷作出新的研究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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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論文摘要]科學知識社會學是一個對科學知識進行社會學分析與解釋的學術流派，它認為科學知識是由一定的社會情境決定的信念，是科學家商談的結果，往往表現為一種政治產品或財富產品，并且提出應當關注行動中的科學，而不是已經形成的科學。一些信奉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教育改革者主張，科學教育應當讓學生清楚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本性，從而消除對科學的迷信?？茖W知識社會學及其科學教育主張本身具有一定的爭議性。

上個世紀70年代末，英國社會學家布魯爾、巴恩斯等人在英國的愛丁堡大學成立一個“科學元勘小組”( Science Studies Unit )，這一小組突破禁區，從“社會一文化”這一維度對科學知識的產生、發展、傳播與評價等展開研究，試圖闡明科學知識本質上是社會建構的。這也標志著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簡稱SSK)興起，并在其后幾十年間迅速壯大。有學者這樣評說:“愛丁堡的SSK早已跨越大洋在美洲扎根，牢牢把握了學術陣地，如今的SSK反而變成了正統，近乎成為新的學術霸權，其思想擴散并滲透到一大批從事科學之哲學、歷史與社會研究的學者大腦之中，特別是其方法與后現代科學批判等運動相結合，在當今學術界影響巨大，爭論不斷，，.。由于愛丁堡學派持有一種激進而強硬的建構論主張，故又被稱為“強綱領”科學知識社會學?？茖W知識的本質與科學教育有著直接的關系，事實上，科學知識社會學正試圖對當代科學課程的教學施加影響。以下，對科學知識社會學主要內容作一個簡要介紹，并探討其影響下的西方科學教育觀。

一、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主要觀點

美國社會學家默頓在上個世紀30年代開創了科學社會學，默頓學派也因此代表了科學社會學的經典學派。經典科學社會學主要研究科學建制、科學規范以及科學共同體等問題，拒絕研究科學知識或科學的具體內容，科學知識因而成為黑箱?？茖W知識社會學就是要打開黑箱，揭示科學知識產生的真實過程。愛丁堡大學的布魯爾是科學知識社會學最重要的理論家，他于1974年出版的《知識與社會意象》一書，成為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奠基之作，他自己也因此而成為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元老級人物。另外還有許多重要的旗手，如巴恩斯、柯林斯、皮克林、塞蒂納等。近年來，法國社會學家拉圖爾在這一領域發表了大量的著述，其學術地位如日中天，有人認為他在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地位已相當于庫恩在科學哲學中的地位。以下對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主要觀點作一簡要介紹。

第一，科學知識是由具體社會情境決定的信念?？茖W知識社會學從相對主義認識論立場出發，認為自然界在科學知識的生產中只起很小的作用，或者根本沒有起作用?？茖W知識不是對實在的描述，也不存在客觀勝與確定性基礎，而是基于社會意象而形成的，是受具體的社會情境決定的信念，是人們編織的故事。即使有最純粹的事實描述，也避免不了信念對知覺的干擾，理論與文化因素仍然滲人其中。信念都是相對的，不可能超脫社會與文化的影響，而社會環境又隨時間與地點而不斷變化，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社會群體、不同的種族對事物會有不同的信念，因而，沒有任何一種關于自然的信念是唯一的真理。社會價值無法與科學研究相分離，科學知識與社會文化難分難解地糾纏在一起。正因為自然信念具有多樣性，要實現普遍的科學方法是不可能的，只是一種理想而已。正如布魯爾所說，“作為一種關于我們實際上認為我們的知識是什么的描述，經驗主義的理論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它雖然提供了某些磚瓦，但是它對我們用這些磚瓦來建造的、不斷變化的大廈的設計方案卻無話可說。

第二，科學知識的生產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網中進行的，科學知識是科學家相互商談的結果。在傳統的科學社會學，亦即默頓學派那里，同行承認是科學界的最高獎賞。而在拉圖爾等科學知識社會學家看來，科學家其實更關注的是信譽的積累，并通過信譽來獲取更多的研究資源，以維持其科研工作的正常運轉?！麄儼芽茖W描述成一個市場，科學家將信譽‘投資’于那些他們相信會進一步獲得可靠證據的問題之上，這種投資反過來又會幫助他們得到更多的對他們工作的支持，還可以逐步提高他們在科學事業上的造詣川’，。這樣一來，科學就處于一定的信譽循環之中，并融入一張巨大的社會關系網?？茖W知識社會學的一位重要的旗手塞蒂納在《制造知識:建構主義與科學的與境性》一書中也闡明這樣一種觀點:利益的融合與利益的分裂支配著資源關系，通過資源關系維持了可變的“超科學”領域，形成了某種以權力游戲為中心的社會關系網。實驗室中的知識生產就是在這種社會關系網中進行的。所以科學知識的背后掩飾著權力與利益、商談與決定，而這種掩飾常常會使用文學的、修辭的手法。

第三，科學知識是一種權力敘事，往往表現為一種政治產品或財富產品?？茖W知識社會學認為:“科學通過把發現和權力聯系起來的辦法取得合法性，這種聯系決定(不僅僅是影響)了什么才算是可靠的知識。科學知識社會學家也常常研究科學史上的科學爭論案例，而這種研究往往得出科學家的爭論實際上代表著不同的政治利益與立場。夏平與斯哈夫撰寫的《利維坦與空氣泵》一書，對發生在英國皇家學會的科學家波義耳與哲學家霍布斯之間的一場爭論進行了社會學分析。他們得出的結論是:“近代科學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組織嚴密、高度封閉、對自身特權高度警惕和對缺乏資格的門外漢持敵意的團體。更進一步說，自我任命的科學貴族在組織上是和當時西方社會的統治精英聯系在一起的，其方法與觀點反映了當時的政治需要。反過來，科學的權威、地位與認識論上的壟斷是由它所服務的國家權力與社會組織來保證。如此看來，科學只不過是一種偽裝的政治學而已。同時，科學知識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財富的產品—種靠金錢運轉的游戲，而財富與權力又是息息相關的。波義耳擁有空氣泵這種當時昂貴的科學儀器，這無疑加固了他的認識權威地位。關于這一點，利奧塔在《后現代狀況:關于知識的報告》一書中寫道:“那些為了舉證而優化人體性能的儀器需要額外的消耗。因此，如果沒有金錢就沒有證據，就沒有對陳述的檢驗，就沒有真理。科學語言游戲將變成富人的游戲。最富的人最有可能有理。財富、效能和真理之間出現了一個方程式。這樣，科學就與政治、經濟的權力聯系在一起，為某種意識形態所利用。

第四，科學是一連串的行動，是制造結論的過程?？茖W知識社會學聲稱，不要聽信任何言說，而是要觀察科學家實際是怎么工作的。巴黎學派的拉圖爾在《科學在行動:怎樣在社會中跟隨科學家與工程師》一書中對科學家與技術專家的實際行為進行了社會學分析，揭示了科學家如何通過論文引證、引用與圖形來結成聯盟，對付各種攻擊;如何融入并掌握一張巨大的關系網，使用游說的技巧，以謀求獲取資助等。拉圖爾把已經被接受為事實的科學知識、科學儀器等稱為黑箱，他提出了一條這樣的研究規則:“我們將在事實和機器的形成過程和制造過程中進人它們;我們將使自己不再背負任何知識之構成的前觀念(preconceptions);我們將密切注視黑箱的閉合過程，并小心翼翼地把對這一閉合的兩種對立解釋區分開來，一種是在黑箱閉合以后做出的，一種是在試圖使它閉合的過程中做出的”。也就是說，研究行動中的科學，即要在事實被變成黑箱前抵達它們。研究行動中的科學，也意味著打開黑箱，探視它究竟是如何構成的。黑箱里面裝著的可能并非只有理性與秩序，各種機巧、計謀和混亂也可能充塞其中。

二、基于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科學教育主張

科學知識社會學不僅是一場壯觀的學術運動，也是一種時尚的看待科學的方式，它有著非常廣泛的影響。基于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科學教育觀的興起，表明這種影響已經滲透到教育領域。由于科學知識社會學本身是一套充滿爭議性的話語，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智力上混亂的領域，故它對科學教育的滲透與介人不可避免地會引起人們的警覺與不安。

信奉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科學教育評論家認為，當代科學教育應當遵循這樣一種改革思路，“給學生表達具有較少英雄和理想色彩的科學研究圖景。一旦了解科學就像我們文化信念中的其它部分一樣，只不過是一種社會建構，一旦讓他們認識到科學實驗的結果是社會談判的產物，社會建構主義者相信，學生將會逐漸地減少對科學發現的崇拜，更好地成為一個在復雜技術社會中生存的居民”。美國國家數學教師聯合會曾經歸納了一些滲透在各種科學教育改革話語中的流行觀念，這些觀念很顯然深受社會建構論思想的影響。

布魯爾在《知識與社會意象》一書就斷言，“關于數學的社會學是完全可能存在的”，并用了很大的篇幅來探討這一議題。數學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一門純科學課程，但是科學知識社會學正在試圖挑戰傳統的數學教育觀。數學教育往往與種族，性別、權力等糾纏在一起，數學的真理被聲稱依賴于文化。還有諸如“種族數學”、“同性戀數學”、“統計學課堂上的女性研究”等，都在試圖越出傳統的數學界線，打破既有的數學教學模式。

有趣的是，一些女性主義者在論述科學教育時，堅持認為當今的科學課程中隱藏著性別的密碼，并鄭重地提出這樣的建議:“在物理學的課本中，光和聲的理論應當排在力學之前講授，原因是女性學生發現波現象比起該死和陳舊的堅固體來說，更符合她們的本性”而對于流體力學則發表這樣看法:“我們看見了有關比例、距離公式和線性加速度的數學問題中的線性時間與女性身體顯著的生理循環時間之間的對立”，正因如此，女性學生很難理解流體力學的基本概念。女性主義者對科學課程的分析與考察，很顯然是從社會性別的維度出發的，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拋棄了客觀主義的認知維度。沿著這種思路發展，甚至得出了這樣可笑的結論—牛頓的賡性定律代表了牛頓對遠方母親的眷戀與思念。無疑，女性主義科學教育家所持的是一種激進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立場。

毋庸置疑，科學知識社會學提供了一個理解科學的獨特視角，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科學研究細節的認識與了解，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人們對科學的迷信。但科學知識社會學同時也消解了科學的客觀性基礎，認為知識就是基于社會意象而形成的。于是，理性主義與客觀主義關于科學的話語變成一種謊言，邏輯與證據不再是決定科學有效性和科學家進行理論選擇的決定性因素;科學家作為認識論的權威只不過是一種假象，科學家就是在實驗室制造知識，并通過各種修辭手段將其說成是真理的人，而其中充滿復雜的權力與利益關系，所以科學必須是“卑微的”。這種對科學的相對主義解釋自然會招來許多批判。愛丁堡學派的“強綱領主張”被人斥責為荒謬、災難，科學哲學家勞丹甚至稱其為“偽科學”，美國科學社會學家科爾則用“巫毒社會學”來形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