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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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外投資后發優勢及其主要表現

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發展中國家的對外投資正在興起，投資規模不斷擴大，中國近幾年的海外投資有了長足發展，自2000年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超過500億美元，在對外投資中，要發揮后發優勢，自先要認識后發優勢。根據企業跨國發展所需的條件，我國對外投資的后發優勢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資源的后發優勢。發展中國家由于工業化進程慢，大多具有較為豐富的自然資源。這種資源的后發優勢表現在，它可以為投資國外的企業提業鏈上游或下游的支持，減少企業經營成本，也可帶動本國的出口。如我國生絲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3/4左右，本國企業投資于國外絲綢紡織行業，即可帶動我國生絲的出口，又可減少國外企業的生產成本，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另外，發展中國家往往因為擁有獨特的自然資源，在民族產品的海外生產上頗具優勢，投資國外的企業可利用母國資源，東道國的技術、設備、人才和研究開發能力，生產特色產品來打開國外市場，如中國的陶瓷和宣紙等民族產品。

2．技術的后發優勢。在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落差中，蘊藏著潛在的后發優勢。大多數先進的科學技術在發達國家是花費了巨大的投資和長期的研發而創造出來的，作為人類社會勞動和智慧的結晶，這些先進科學技術知識具有很大的溢出效用。發展中國家學習利用這些先進技術可以極大地節約研發時間和費用。因高新技術從一國擴展到另一國家具有時滯性，投資發達國家的某些高新技術產業，獲取先進技術或管理技能，加快了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技術模仿、技術積累和技術創新過程，為企業創建自己品牌，打開市場提供了條件。如海爾集團先后在美國，法國等國建立了分公司，其技術創新原則之一就是技術獲取的國際化，要求企業自身具備全球的戰略眼光，全面動態地了解世界在這一課題上的現狀和發展趨勢，利用國際上關于這一課題的最先進科研成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進行技術創新。

3、市場的后發優勢。對外投資市場的后發優勢主要體現在對發達國家成熟市場的學習和利用方面。它主要包括三個方面:首先，發達國家一般是市場經濟發展較為完善的國家。這些國家政局相對穩定，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市場潛力較大，金融市場發達，形成了較為成熟的法律法規體系。我國企業投資于這樣的環境中發展，有利于公平競爭和發揮自身優勢。再者，促進傳統產業的改造和升級。我國相當一部分產業已出現了生產能力過剩，其中有些產品是適應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國際市場需要的。通過對外投資，在全球范圍內更新配置這些生產能力，無疑將有利于國內結構調整，以及這部分企業資產效益的充分發揮。最后，我國國內市場雖然容量巨大，但相對于一些高新技術產品，國內需求不足，必須以全球市場為目標，才能進行大規模生產和經營。因此，通過對外投資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將加速我國企業的技術進步。

4、管理制度的后發優勢。管理制度的后發優勢，是指發展中國家通過對外投資可以更直接的學習、效仿和借鑒發達國家的先進制度和管理經驗。一種先進的管理制度的形成，往往要經過反復、動蕩、較大的付出、以及一定的時間、空間檢驗才能完成。當今幾乎所有大型的跨國公司都來自于發達國家。它們對外投資經營起步早，規模大，經驗豐富，管理制度完善。通過我國企業的對外投資，有利于近距離學習東道國在規章制度和經營管理方面的經驗。通過管理制度的移植、模仿和創新，發展中國家企業可以節約發展的創新成本和時間成本，以相對較小的社會成本和代價取得相對較大的發展收益。

二、發揮對外投資后發優勢所面臨的障礙

后發優勢具有潛在性，雖然它為很多發展中國家所具有，但由潛在性轉換為現實性只在部分國家獲得了成功，主要是因為這些優勢的實現是受一定條件約束的。認識和分析這些約束條件可以使我國企業在對外投資方面少走彎路，減少風險，對外投資獲得更快、更有效率的發展。中國企業在發揮對外投資后發優勢方面面臨著很多障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意識約束。改革開放近30年來，我國雖然經濟得到了高速發展，綜合經濟實力不斷壯大，但對外投資規模較小，2007年對外直接投資只有920億美元。對外投資步伐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企業缺乏“走出去”的意識。由于國外投資具有較大的風險和投資周期較長，一些中小企業，特別是對經濟有重大推動作用的民營企業，更多的是在國內市場做強做大，缺少培養國際化經營人才以及，參與國際競爭，投資國外的意識。

2、資金約束。資金往往是海外投資企業的瓶頸，我國在這方面較多的是限制，而相應的鼓勵和幫助措施顯得不夠。按我國現行規定，對于資源開發性企業和資金投入較多的企業可以向國家銀行申請優惠貸款，但這些措施遠遠無法適應我國對外投資發展的需求。同時根據我國《境外投資外匯管理辦法》及其實施細則，用于境外投資的外匯僅限于境外投資者自有外匯，向外籌措資金需要經過批準，同時境內企業也不得為其擅自擔保。即使近年出臺了一些鼓勵政策，例如在對人民幣中長期貸款和外匯貸款方面，境外加工貿易企業可以申請中央外貿發展基金予以貼息，但事實上政策落實難度較大。這些都限制了境外企業的融資能力和規模。

3、技術約束。技術優勢方面，學習型的對外投資是對國外先進技術和科學的管理制度進行模仿、創造。但是過多的依賴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制度，可能會產生不愿創新的惰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軌跡并非是同一發展軌道上的前后兩個階段，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技術發展有其獨特性。向發達國家學習有時并不能成為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突破技術約束的有效途徑，尤其是對于發展中國家中的“低收入國”來說，消除技術差距的困難可能很大。因此，對我國的對外投資企業而言，在技術創新能力不足的情況下，走學習型創新道路，建立發展自主技術能力是尋求突破技術約束的最有效的途徑。只有建立發展自主技術能力才能更有效地使用引進技術，并在此基礎上加以改進，創造出具有適用于自身技術特征的新技術，從而減少對發達國家的技術依賴。

4、制度約束。企業進行跨國經營運作時既需要良好的外部環境(主要指宏觀政策制度)，也需要健全的內部組織管理制度，只有具有有效的組織結構和良好的企業文化，企業跨國經營才能順利進行并持續運作。我國很多企業不太重視管理制度的完善，同時，由于技術模仿比較容易，制度模仿比較困難，我國企業大多會從比較容易的技術模仿開始做起，把比較難的制度模仿放在后面。從技術模仿開始做起，比較容易在短期內取得資本積累、結構變遷、技術創新，但這樣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制度可能會成為設置長期發展的一個障礙。

5、市場環境約束。國際投資可能遭遇的風險比國內投資大得多，東道國的投資環境與投資者熟悉的本國投資環境有很大差異，其變化程度也有更大的不確定性。文化方面的不同，法律法規的差異，重大歷史事件的出現、國際經濟秩序的調整等，有時為投資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有時又極大地妨礙甚至中斷了投資發展的進程。

三、發揮我國對外投資后發優勢的戰略舉措

我國企業應當充分認識到自身的后發優勢，克服觀念、要素稟賦和東道國環境的約束,充分釋放對外投資的后發優勢,在全球化條件下推動本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具體來說，主要應從兩方面采取措施。

（一）政府層面。政府應充分發揮宏觀調控能力，鼓勵企業走出去，同時加強財政、金融、法律、信息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有利于企業打破意識約束，資金約束，東道國環境等方面的約束。

首先，政府應制定一些稅收、金融方面的優惠措施鼓勵企業對外投資，尤其應當鼓勵和指導對我國經濟發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民營企業進入國際市場。

再者，積極培養和發展為企業對外投資服務的金融體系，強化企業對外投資的金融服務和政策支持，賦予條件適合的跨國企業以必要的國內外的融資權。同時，要積極推進金融國際化，擴大我國銀行在國際金融市場份額，加快境外業務的發展，為企業的對外投資提供融資便利。

最后，成立各類對外投資信息服務中心，建立既與金融、法律、會計等中介服務機構內向聯系又與國際著名投資咨詢公司外向聯系的信息系統，收集國際市場和投資環境信息，為企業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務;同時建立對外直接投資的人才培養和培訓體系，為跨國公司提供國際化經營人才。

（二）企業層面。對外投資后發優勢的發揮，關鍵是要投資國外的企業能充認識到自身所具有的優勢，合理充分的利用這些優勢參與國際競爭，開拓國外市場。

首先，企業必須由技術學習向技術創新轉變，打破技術方面的約束。企業在技術學習和技術進步的過程中,前期以技術模仿和積累為主，而后期隨著自身技術水平的成熟，以及后發優勢的邊際效率降低,企業應實現技術的自我創新，直接進入技術的前沿領域與發達國家競爭。海爾集團就是采用這種技術發展模式，得到了世界的認可。

再者，我國企業應在發展初期效仿或借鑒東道國優秀跨國公司的治理結構、組織方式、管理方法和文化建設等，并結合自身特點進行適應性改進。單純追求技術的模仿，很可能最終會因為企業內部治理結構不合適，管理混亂等不能長遠的發展。

最后，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一個得天獨厚的優勢，是上百年來分散在全球各地的5700多萬華人和由他們編織的己經形成相當規模的海外華人網絡。他們對國外市場環境相當熟悉，同時對具有中國民族文化特色的產品情有獨鐘，例如中國服裝、食品、中藥、特殊民族用品等，利用他們來打開國外市場，是海外企業打破東道國市場環境約束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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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吳鈞.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后發優勢探析[J].淮陰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5月.第2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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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石油企業；投資；風險；防范措施

0 前言

從1993年以來，中國石油企業開始開拓海外市場，對外直接投資。而從中國加入WTO以來，經濟日益全球化，中國石油企業更是加快了其對外直接投資的速度。而由于各方面條件的限制，比如第三世界國家戰亂頻繁，國際石油緊缺，文化差異巨大等原因，中國石油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各種各樣的風險。本文分析了這些風險的類型原因從而給出具體的防范措施，以促進中國石油企業的繁榮。

1 中國石油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1.1直接投資定義

對外直接投資，英文稱FDI，即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是現在主流的投資方式。它的核心思想是投資者直接控制國外投資企業，一般是投資者為了控制公司股份直接在國外建立或者收購企業。相對于國際間接投資，判斷一個投資是否是國際直接投資的最直接的方法是看投資者是否能夠控制一個外國企業。而這種界定的標準在各個國家都是不同的，每個國家規定的占有的股份值不同，但是10%的股份值界定被廣泛接受。

1.2為何要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1.2.1國內石油需求日益加大

從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速度加快，而對于石油的需求也必然加大。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原油逐漸緊缺，國內原油產量減少，開采難度加大。而作為一個工業化國家，大型重工業是國民經濟的命脈，特別是對石油需求大的石化工業和汽車工業，這樣的經濟組成結構在短時間內難以得到優化或者改善，同時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不僅僅是城市需要大量的石油，農村石油需求也大大增加。因此在往后的幾十年里，我國對石油的需求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1.2.2國際原油價格一路上漲

經統計，進入2000年以后，國際原油價格持續上身。平均每年上漲38.9%左右，而從2000年到2006年間，國際輕質原油價格上升了2.77倍。而持續上漲的原油價格大幅度消耗了我國外匯支出。

1.2.3石油國際競爭激烈

國際石油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尤其是大部分資源都被幾大石油巨頭壟斷，殼牌更是世界五百強第一。而歐洲和美洲等石油資源比較豐富的地區都被這些企業占據，這幾年歐美輿論被“中國”所引導，中國企業想要開拓歐美市場更是難上加難。想要改變這樣的現狀，中國石油企業必須加強對國內市場的控制，其次也要積極謀求占據海外市場，開發海外資源。只有走出去，才能真正與世界石油巨頭競爭。

1.3中國石油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我國石油投資始于1993年，發展到今天，投資市場日益廣闊，投資手段也日益多樣化，行業前景日益成熟。目前，我國石油的海外直接投資形成了由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龍頭企業為主的格局，其主要投資地區為俄羅斯等中亞地區，南美洲國家，中東非洲地區，因為這些地區工業水平較低，石油儲存豐富，可以較多的用于出口。

1.3.1海外投資效益不明顯

盡管發展至今，中國石油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歷史已有20余年，發展速度快，但是與國際著名石油公司，比如殼牌，斯倫貝謝等相比，凈利潤大大落后。經營效率低下，成本較高。海外投資的收益很難填取巨大的成本消耗。

1.3.2投資受政局影響較大

由于中國石油海外直接投資的戰略部署問題，主要集中在不發達地區以及第三世界國家，而這些國家在經濟落后的同時也往往伴隨著政局動蕩，這對中國石油海外直接投資的影響非常大。碰到戰爭發生時，很多大型項目不得不終止，損失嚴重。比如說受利比亞局勢的影響，中國石油企業在石油豐富的利比亞70%～80%的投資都處于虧損狀態。

1.3.3海外投資程序仍不完善

由于目前的海外投資主要以和國外石油巨頭或者石油公司合作為主，而海外投資程序的不完善導致有些項目審批過慢（目前需要30個工作日左右）或者不能通過審批，這樣中國石油企業往往需要支付外國石油公司巨額的違約費用。這大大損耗了我國石油企業的利益。

2 中國石油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所面臨的風險

2.1政治風險

由于國際局勢動蕩，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有可能變化得非?？?，今天還是盟友的兩個國家也許明天就是敵人。而這些政府行為將對石油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造成巨大的影響。且這類風險不是憑一己之力可以控制的，只能規避而不能控制。比如說，戰爭對石油基地建立非常不利，碰上戰亂，很多大型工程只能終止。其次還有政策方面風險等，比如投資所在國政府突然出臺一個政策要求保護國內資源或增加外來企業的稅收等等，這些都對石油投資不利。尤其是對于中國石油企業來說，投資地區大部分在非洲，獨聯體國家，中東等，這些地方雖然石油資源多，但是戰爭內亂的幾率也較高，宗教種族沖突嚴重，大大地影響了石油企業的海外投資。

2.2經濟風險

經濟風險也是影響中國石油企業海外投資的一個重要因素，經濟風險往往伴隨著政治風險出現，受國際大環境影響，有些國家貨幣匯率改變的相當之大，比如說伊朗，這幾年來匯率一直處于巨大的波動當中，這給石油企業的外匯儲存帶來了很大的風險。而國際石油價格波動也會給石油企業帶來很大的風險，地緣政治，戰爭，宗教沖突和國際匯率的變動等因素都會影響到原油價格。當石油價格一直保持在高位時，石油投資收益較大，而如果出現長時間下跌，那么原來在高位時所作的投資將處于虧損狀態，石油企業將承受巨大的經濟損失。目前，我國石油海外投資主要部署在一些高風險不穩定的國家，而在這些地方實行的投資具有很大的融資困難，金融機構對融資的要求很苛刻，因此石油企業所得的利潤率也相應較小。同樣，經濟風險也是難以控制的因素，主要是規避。

2.3技術風險

技術風險主要是勘探開發過程中出現錯估的情形。很多石油豐富的地區地理自然環境都非常惡劣，容易出現地址斷層，油氣泄露，溫度壓力異常，或儲存量遠遠低于預期等情形。而在石油開采過程中，打出枯井是非常普遍的狀況。不同于政治風險和經濟風險，技術風險雖然客觀存在并不可改變，但是卻是容易規避，可以預測的。石油工業不僅僅需要密集的資本，同時也需要高技術，如果技術落后的話很有可能在勘探過程中出現錯估，打出枯井或者是石油儲存量太小。一旦出現這種狀況，將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

2.4法律風險

法律風險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立法不夠完善，另外一個是執法不夠透徹。很多被投資國都是相對落后的國家，缺乏相關的法律法規約束外國投資者以及保障外國投資者的權益。如果出現爭執，人治往往大于法治，因此，局面在很多情況下會對投資者不利。這種情況很多時候表現為不同國家之間的法律沖突。比如說被投資國與投資國之間法律沖突，或者是違背了國際慣例等。而中國石油企業均是國有企業，在國內長期享受優惠政策，因此可能對國外環境不熟悉，盲目投資最終導致虧損。因此投資之前應主動研究唄投資國的各項法律法規，找出不同。

法律風險的另外一個表現就是執法不嚴。在法律法規不健全的國家，往往都是由人說了算，國家機構行事效率低下，企業往往需要花費大量的金錢在打通關系上面，且執法效率低下可能會使企業錯過了最佳投資時機。在很多經濟落后的國家，執法意識薄弱，法律等同于虛設，并且很多時候都會歧視亞洲企業。而由于我國本身法律也不夠完善，所以企業的維權意識相對較薄弱，在沖突出現時不能及時為自己爭取利益。

2.5文化風險

文化風險雖然是投資過程中的隱形風險但是一旦忽視將會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我國有一套自己獨特的文化，而這些文化往往和被投資國存在較大的差異，包括宗教習俗，地理環境，人文環境，理念認識等等。而且很多國家都有自己的宗教禁忌，一旦觸發了這些禁忌將會引起較大的糾紛，對企業經營不利。由于中國文化自成一體，和國外差異較大，而中國石油企業走出中國國門的時間較短，對國外環境不甚熟悉，所以在文化習俗方面面臨較大風險。為解決這個問題，中國企業應當及時調整自己經營策略。

3 各類風險防范措施

在我國石油企業走出國門過程中，不僅僅要追求投資覆蓋面廣，也要增加利潤率。因此，學會合理規避各類風險顯得非常必要。因為這些風險一旦影響到了投資項目的進行，將使企業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不利于中國企業的成長以及和國外石油巨頭的競爭。在規避風險的具體措施上，應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少走彎路。

3.1政治風險的防范

3.1.1“石油外交”

由于油氣資源屬于戰略性物資，各國都在爭取也在盡力保護本國能源，而世界幾大石油巨頭之間競爭異常激烈，所以中國石油企業面臨的政治風險在各類風險中是最重要的，一旦局勢稍有改變，投資很容易受到影響。1971年我國和美國之間建立了外交關系，被稱為“乒乓外交”，現階段我們可以借鑒這個思想開展“石油外交”。比如說政府出面簽訂雙方投資保護協議，促進兩國之間投資往來。這樣的協議為我國石油企業海外直接投資創造了有利的環境。今后我國可以加大與這些石油資源豐富國家的合作。

3.1.2與被投資國家直接合作

我國石油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時，一般是采用購買外企股票以達到控制公司的目的。這樣做有很大的風險性，而為了規避政治風險，可以采用直接與被投資國政府合作的方式，各出一定的成本，共同投資，共同承擔收益或者是虧損。這是目前為止來說最有效也最簡潔的一個規避政治風險的辦法。由于這樣的共同投資項目涉及到被投資國的利益，所以一般來說項目進行中不會受到大的干預。

3.2經濟風險的防范

3.2.1利用金融貨幣制度規避匯率風險

由于油氣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所以說國際貨幣匯率的變動對于投資來說影響非常大，一旦受到地緣政治等影響，貨幣短期匯率巨變，極有可能會使投資入不敷出。這些風險是不可改變的因素，而為了規避風險，我國石油企業要做的是充分利用金融市場貨幣制度，比如說將短期投資轉變為長期投資貸款，并多使用匯率較為穩定的貨幣，這樣一旦短時間內受各種因素影響貨幣匯率變動較大，也可以保證投資不受到大的沖擊。

3.2.2利用投保制度規避風險

投資之前，石油企業要做好貨幣匯率急劇下跌或者因戰爭等原因被沒收的可能性。中國石油企業開拓海外市場才剛剛起步，所以我們要充分借鑒外國公司經驗。投保制度在發達國家中非常流行，即一旦發生上述情形，這些保險機構將針對上述情形進行合理的補償。所以我國應該效仿西方國家，設立類似的保險機構以為中國石油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降低風險。

3.3技術風險的防范

我國油氣產業起步晚，相比于西方國家技術依舊不夠成熟，因此所承受的技術風險也大得多。技術風險主要來自于錯估油氣產量以及發生一些地質災害終止投資項目。為了規避技術風險，石油企業要定期檢查企業各項設備，及時淘汰落后設備并購買先進設備。同時實現長期利益，要鼓勵技術人員積極創新改造設備。在缺乏核心技術的情形下，可以采用與世界幾大石油巨頭合作的形式，我們出資金，他們出技術。此外，在進行項目評估時，應加強實地考察，風險評估的力度，聘請專業人員進行項目可行性研究。

3.4法律風險的防范

在對外投資過程中由于本國對外投資法規不健全，或者是對被投資國法律不熟悉都可能使企業蒙受巨大的法律風險。因此首先我們要完善本國對外投資法律程序，簡化審核程序，加快審核效率。其次是企業應該重視法律人才隊伍的培養與儲備，包括律師，會計師等等，如果企業缺少這樣的隊伍，那么也可以和著名的咨詢機構合作，為企業服務。在項目開始前對被投資國各項法律法規進行全面深入的了解，對可能存在的法律風險和法律漏洞做出評估，項目實施過程中遵守被投資國各項規定。

3.5文化風險的防范

文化風險主要出現在我國和被投資國地理環境，人文環境，宗教習俗等方面出現巨大矛盾時，如果不注意規避文化風險，可能會造成巨大損失，更有甚者，會使兩國友好關系受到影響。我國石油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要做到了解并尊重他國文化。在項目進行前應做好文化差異性評估，針對海外技術和施工人員進行關于不同文化的主題培訓，使員工能夠更快的適應國外的文化風味，培養文化敏感性。對于宗教氛圍濃厚的國家，事先就要做好功課了解這個國家的宗教禁忌并記住不要違反禁忌。遇到有沖突有矛盾的情形首先想到的應該是如何溝通。

4 總結

本文主要探討了中國石油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所承受的風險類型及針對每種風險的防范措施。為了使中國石油企業走得更快更遠，政府應該為企業提供政策上的支持。而中國石油企業也要有長遠目光，遵循西方國家已有的經驗，與國際化接軌。建立各類風險防范措施能夠減少投資過程中蒙受的損失，提高國際競爭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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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曉群等.世界油價變動：影響與對策，閨際經濟合作，2002，2

[3]劉明.妥善處理中國全業海外并購中的政治因素[J].國際經貿，2008，（7）：12

篇3

Abstract： China is implementing the "going-out" strategy. Although Chinese FDI is growing fast， there still have a lot of problems to solve. We'd better learn experience from advanced countries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development. As one of the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Japan's experience in FDI is worth learning.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Japanese FDI，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FDI， and then put forwards some instructive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DI.

關鍵詞： 日本；中國；對外直接投資

Key words： Japan；China；FDI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19-0011-03

0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隨之加快，但是由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起步晚、規模小，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借鑒先進國家的經驗，對未來進行大規模的全球戰略布局進行科學、有效的指導。

與我國隔海相望的日本，既是經濟強國，又是對外直接投資大國。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在發展與壯大中探索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日本式”對外直接投資道路，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同時，日本對外直接投資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我國學者曾對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動機、產業選擇等方面進行了研究，普遍認為當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情況與8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有相似之處。由此，本文借鑒以往學者的研究成果，歸納和提煉出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以期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良性發展提出管窺之見。

1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歷程回顧

隨著日本經濟的階段性發展與世界經濟格局的變遷，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背景、規模、動機、行業和區域選擇以及投資載體都發生了階段性地演化。綜合其發展過程，可以將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歷程大致劃分為起步、發展、擴張、調整四個階段。半個多世紀的歷程中，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動機由獲取資源和低勞動力成本指向，升級為開拓和鞏固海外市場、建立國際性生產流通網絡和獲取專利與信息；投資主體由中小企業為主到大型跨國集團與中小企業結合、互補；投資方式由“綠地投資”到獨資、合資、合作、并購等多種形式廣泛發展；投資的行業和區域則受到國內外經濟發展形勢、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和投資東道國在世界經濟發展格局中比較優勢的變化而不斷調整。

2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

2.1 以“邊際產業擴張論”為理論基礎 日本和歐美國家關于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認識是大不相同的。西方國際投資理論普遍認為壟斷優勢和市場不完全是對外直接投資產生的主要原因，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從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企業，必須具備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

20世紀70年代，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教授結合日本國情，在比較優勢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日本式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即“邊際產業擴張論”，其核心是“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母國（投資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即邊際產業）依次進行”。他認為比較優勢是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并指出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成功，一是充分利用了國際分工，大大提高了資源配置的效益，從而把劣勢變成了優勢；二是在國內集中發展那些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使本國產業結構更趨合理。

“邊際產業擴張論”對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起到了積極的指導和推動作用，能夠解釋一定時期內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一些特點，但是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與局限。隨著日本經濟實力及產業結構的變化，日本出現了與美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模式趨同的趨勢。

2.2 投資動機不斷調整 日本的資源稟賦、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決定了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與歐美國家的差別。歐美跨國企業在資本和技術上具有明顯的優勢，之所以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一是為了繞過關稅壁壘占領東道國市場，二是由于技術等資產不能像其他商品那樣通過銷售獲得全部收益，而直接投資可以保證企業對國外經營及技術運用的控制，因而獲得所有權帶來的最大優勢[1]。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最初的動機則是獲取資源、降低成本。

戰后至今，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經歷了以保障國內原燃料資源供應為目的的資源型投資、利用東道國廉價勞動力為目的的成本型投資，發展到目前以開拓與鞏固海外市場、建立國際性生產流通網絡、獲取專利與信息為目的的綜合型投資。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在行業間在與區域間存在規律性的差異。在行業間差異表現為，農林水產業為資源型，建筑業、商業與服務業為市場型，制造業則為復合（市場+生產+成本）型。在地域間的差異表現為，對北美和歐洲直接投資動機主要在于市場、技術、信息以及規避貿易摩擦；對于亞洲這樣的發展中地區，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動機已經明顯表現出了從追求低勞動力成本的成本型向追求開拓東道國的市場、建立國際性生產與流通網絡這樣的市場主導的復合型（市場+生產）轉換。

2.3 投資載體靈活變化 20世紀80年代以前，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以中小企業為投資主體，以合資為主要投資方式，80年代中期以后才出現了規模較大的跨國公司，并購逐漸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用邊際擴張理論來解釋，就是中小企業競爭力較弱，更容易成為“邊際部門”，為了獲利不得不向海外轉移；同時中小企業的技術水平更符合東道國的生產要素結構和水平，容易被東道國所接受。由于中小企業經濟實力有限，也為了規避風險，因此投資多采用合資的方式進行。

而歐美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是由大型跨國公司完成的。用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來解釋就是，大型跨國公司規模大、實力強，擁有更多的壟斷資源，即所有權優勢；同時，大型跨國公司把所有權優勢內部化的能力強，因此大型跨國公司是對外直接投資的主力軍。由于歐美大型跨國公司投資是以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為基礎的，為了維持壟斷優勢、防止泄密，其必然傾向于采取獨資方式。

2.4 投資行業與地域指向明確 在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上，日本以非制造業為重心。1971-2011年，日本對非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比例大部分超過歷年總投資的50%，1986年達到最高值，超過總投資金額的82%；在三次產業間的投資，呈現出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轉變的結構，但2005年以后的投資又將投資重點回歸到二產，跟世界金融市場形勢不穩定有關；具體的行業選擇，對金融保險業的累計投資額最大。

在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域選擇上，日本以發達地區為重點。70年代初期以前，日本對外直接在地域分布上波動較大，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對發達地區的投資比重呈上升趨勢，在1990年比重最高，超過總投資額的80%，之后對發達地區的投資比重在波動中緩慢下降；具體而言，對北美洲的累計投資金額最高。

2.5 受匯率影響巨大 雖然貨幣匯率的變動對不同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存在差異，但整體上看日元匯率的變動的確是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變化的重要影響因素。從匯率與對外直接投資變化關系圖（圖2）中可以看出，1971-1973②年和1985-1988年兩個階段日元大幅升值后，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在后幾年內迅速增加。周展、陳作章（2009）通過實證模型驗證了1971-2007年間日元匯率的波動與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日元升值對勞動成本指向性投資影響最大，市場指向性投資次之，對資源指向性投資也有一定影響，對污染產業移轉性投資很微弱[2]。

3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歷程對中國的啟示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在世界政治、經濟活動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內不少學者認為目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背景與日本80年代十分相似，主要體現在：

第一，兩國在對外貿易中都面臨日益尖銳的貿易摩擦；第二，兩國貨幣都面臨巨大的升值壓力。但是將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日本同期加以比較后發現，從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上看我國投資規模低于日本同期水平[3]。目前，中國企業的海外發展尚處于初級階段，對外投資規模有限，成長空間巨大。由此，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在投資動機、投資行業和地域選擇等諸多方面的經驗值得我國借鑒，給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帶來了一些啟發。

3.1 政府引導至關重要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經驗表明，海外投資初期要獲得成功往往與政府完善的促進體系密不可分[4]。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仍處于起步階段，大部分企業海外經營管理經驗不足、對投資風險認識不足、對全球經濟動向把握不足，視野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我國政府有必要對進行海外投資的企業在投資動機、行業與地域選擇方面進行科學的、具有預判性的引導，避免投資行為的盲目性和偶然性，提升我國企業的整體競爭力。

3.2 行業與地域需要科學選擇 從全球范圍來看，我國的技術與資本并不具有絕對優勢，因此在行業與地域選擇上，可以借鑒日本經驗，認清目前哪些是我國的“邊際產業”，這些“邊際產業”對哪些地區具有比較優勢，在對東道國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充分了解的情況下，對不同的行業和地區采取不同的投資策略，最終實現科學、高效投資。

3.3 對外直接投資以科技領先作為動力來源 當前世界經濟競爭的本質是科技的競爭。科技的進步使日本不斷產生新的“邊際產業”，獲得比較優勢，由此可見，科技領先對日本企業向海外的擴張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目前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中的狀況是，生產世界級的產品，卻少有世界領先的核心技術和世界級的品牌，因此在對外直接投資中難以獲得較高的壟斷利潤，未來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急需技術領先作為助力。

3.4 將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緊密結合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關系密切。戰后日本的經歷了三次產業升級，每一次產業結構的蛻變都是伴隨著階段性的產業外移，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結構的日趨合理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借鑒日本經驗，我們可以將對外直接投資當作推動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一個契機，向海外轉移邊際產業的同時不斷培育新的優勢產業，實現產業結構的循環提升。

注釋：

①The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積極致力于促進日本與海外之間的貿易與投資、加強企業之間的商務合作為目的的工作，其中尤其以加強東亞地區的商務合作為重點.

②日本銀行日元兌美元匯率數據中無法查到1971、1972年匯率.

參考文獻：

[1]馬海.日本與歐美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之比較[J].日本問題研究，2004（1）：9-11.

[2]周展，陳作章.日元匯率波動對日本對外投資影響的實證分析——基于日本19個行業1971—2007年的面板數據[J].日本問題研究，2009（00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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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對外直接投資理論 回顧 啟示

一、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興起和發展

1、威爾斯（Louis T.Wells，1983）的“小規模技術理論”

1983年，威爾斯在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的代表作《第三世界跨國企業》對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優勢來源進行了系統全面的分析，并研究了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和前景。其主要觀點有以下三個方面。

（1）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競爭優勢的來源。威爾斯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優勢主要體現在發展中國家的跨國企業在比本國更不發達的國家進行投資的時候具有獨特的優勢。因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制成品市場規模比較小，如果本地企業從發達國家進口技術，可能會導致企業規模過大而與當地市場規模不匹配。在產品市場比較小的情況下，使用的技術也應該適合于小規模制造，才能增加利潤，而發展中國家掌握的技術就符合這一要求。另外，發展中國家在國外投資的企業的主要競爭對手一方面是本地企業，另一方面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本地企業想要模仿投資國的技術，可能要支付比較高昂的成本，而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并不愿意將資源浪費在小規模生產和小規模市場上，所以，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者就具備了技術上的優勢。

競爭優勢還體現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因為惡劣的國際收支狀況會限制進口而鼓勵本國企業制造，因而進一步促進了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發展。

（2）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為了夸大企業的競爭優勢，發展中國家首先會選擇商品出口。在出口受到威脅時才會考慮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通過對外的投資活動保護產品的國外市場、尋求更低的生產成本和更廉價的原材料。另外，因為投資國與東道國比較接近的地理位置、經濟文化環境，使產品和技術更容易被接受與認可。

（3）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前景。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和發達國家相比，具備的競爭優勢比較小，從而容易失敗，一旦發展中國家小規模技術優勢被取代就很難尋求其他的優勢來源。但是，只要較發達的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能繼續保持比本國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國家優勢與經驗，這些具備新的競爭優勢的企業會不斷涌現，對原有的企業進行替代。另外，只要出口繼續受到威脅，通過建立海外子公司使優勢內部化也會促使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不斷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2、拉奧的技術地方化理論

英國經濟學家拉奧在《新跨國公司――第三世界企業的發展》中指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如果不只是簡單的模仿技術，而是能夠根據自身實際對外國技術做出大規模的調整，這種技術地方化的過程可以使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具有競爭優勢。他比較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競爭優勢的來源，發現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來自于：容易本地化的技術和知識；和同類型國家產品市場的相似性；小規模技術效應；專門針對發展中國家研發的產品與跨國公司的產品的差異化。

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通過對外國技術的消化、改進、創新，使其更適應當地生產的需要，在這一創新過程中給企業帶來了新的競爭優勢，促進了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3、技術變遷產業升級理論

由坎特威爾（J.A.Cantwell，1991）和托蘭惕諾（Paz Estrella E.Tolentino，1993）共同提出的技術變遷產業升級理論，也被稱作“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

該理論重點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變遷和技術積累進行考察，并認為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技術能力的積累，向周邊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進行成功的投資，并最終升級為向發達國家的上行投資。托蘭惕諾分析了發展中國家FDI的地理擴散的規律，認為分成三個步驟：第一步，向臨近國家或者文化接近、有聯系的國家投資；第二步，開始向非臨近的發展中國家投資，投資形式為比較簡單的制造業和服務業；第三步，在最高級的產業階段，跨國企業將自身優勢運用于復雜、高端的制造業和服務業投資，開始向距離遙遠的國家和發達國家進行投資。

4、小澤輝智的“一體化國際投資發展論”

日本學者小澤輝智（Ozawa）提出了“一體化國際投資發展論”，認為從國家層面來講，發展中國家FDI會經過4個連續的階段：第一階段為吸引外國投資階段；第二階段為輸入FDI到輸出FDI的轉型階段；第三階段為從勞動力導向的FDI向技術導向、貿易支持型FDI過渡；第四階段是資本密集型輸入的FDI和資本導向型輸出的FDI交叉發生階段。

小澤輝智強調發展中國家的FDI結構升級應以增強比較優勢為基準、以出口導向戰略為條件，把國家的工業化戰略與開展對外投資的比較優勢結合起來。他把經濟發展、比較優勢的動態化與對外投資作為相互作用的三種因素進行分析，認為經濟發展會改變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推動企業的跨國增長，海外經營也會反過來提升產業競爭力，讓相關企業成長為國際領先的優勢企業。

5、Uppsala國際化模型是基于約翰遜（Johanson J.）、保羅（Wiedersheim-Paul F.）、（Vahlne J.E.）等人的國際化演進模型

Uppsala國際化模型將國際化過程分為五個階段，這五個階段依次代表國際化程度逐漸提高：沒有出口；有偶然的出口；通過獨立的代表處或人有規律地出口；企業在海外建立自己的銷售子公司；企業在海外建立生產實體。Uppsala模型對于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而言，其借鑒意義在于該理論強調了對外直接投資之前通過進出口貿易的學習過程，這一過程對企業積累最為關鍵的海外市場的知識、銷售技巧至關重要。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評述

1、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合理性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從自身角度探尋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原因、發展規律等，對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國經營提供了很好的理論支持和實踐指導。

（1）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分析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按照傳統的理論，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企業在資金、技術和管理上并不具備明顯的優勢，因此其大部分企業并沒有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則站在發展中國家的視角，客觀地分析了發展中國家具備的競爭優勢，擁有的技術和其他要素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相比沒有絕對優勢，但是對于一些欠發達國家或者經濟發展水平比本國低的國家，這種并不先進的技術卻具有絕對優勢。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時候，如果選擇經濟發展水平接近或較低的國家，他的技術相對于大型跨國公司更容易被當地市場接受，遇到的競爭者也會比較少，那么就具備明顯的競爭優勢。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對發達國家技術的學習，創新與轉化，鍛造并提升企業的競爭優勢。

（2）指出了發展中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路徑。因為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中擁有的是比較優勢，所以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步驟和路徑也與發達國家不同。美國的跨國公司是在完全擁有壟斷優勢之后才開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活動，而發展中國家是在國內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之后才開始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還是利用現有的條件開展投資，因此，發展中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應該緊密結合本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企業發展狀況，在不同的階段采取不同的對外投資策略。隨著國內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與競爭優勢的增強，不斷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提升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并利用海外投資推動國內產業的升級和發展成為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主要路徑之一。

（3）解釋了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間的關系。傳統的國家貿易理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之間是一種替代關系：當商品出口遇到困難的時候，企業才會利用內部化的優勢降低成本，擴大產品市場。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則從貿易和投資之間的關系解釋了對外直接投資。和發達國家不同的是，發展中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之間形成了一定的互補關系：通過開展對外投資，將本國所具備的技術優勢轉移到其他國家，并且進一步的普及和推廣，可以促進東道國的潛在比較優勢的進一步發揮和提升；通過投資擴大比較成本差異，對貿易又形成了新的推進作用。相關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如何協調貿易與投資，“引進來”與“走出去”的關系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指導。

2、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不足

（1）對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來源論述片面。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都把對于比本國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國家先進的技術作為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這顯得比較單一和片面。雖然發展中國家在技術上與發達國家相比有一定差距，但并非所有的技術都不具備競爭優勢。以目前的發展形勢看，有一些發展中國家掌握的核心技術完全可以達到甚至超過發達國家的水平。另外，技術地方化理論把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優勢的來源歸結于對發達國家的技術的模仿與改進，忽略了發展中國家技術自主創新的能力，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2）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區位僅限定在比本國經濟水平的低的國家。按照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發展中國家只可能對經濟發展水平低于本國的欠發達國家或者經濟發展水平比較接近的國家進行投資。近年來，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在不斷擴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流向發達國家而并非發展中國家，并且，這些企業當中有很多都是中小企業。原認為發展中國家只有在跨國企業的最高發展階段才會向發達國家進行投資的理論，就很難全面解釋這種現象。

（3）對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很難解釋。對于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而言，解釋中小企業在FDI中獲得的高收益始終是一大難點。對現實經濟的經驗現象與經典的規模經濟理論存在矛盾，中小企業的高效率在過去未得到充分的重視，規模經濟既不能解釋各類經濟體的經濟發展的過程，也不能解釋結果。規模經濟只能部分解釋企業個體層面的擴張，但宏觀層面的經濟增長不能被廠商規模經濟解釋。

三、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對中國的啟示

1、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必須注重培養競爭優勢

中國企業在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必須注重核心競爭力的培養。首先，要利用和發揮比較優勢，先從具備優勢的行業和產業開始發展，在發展中注重技術的研發和創新，同時把引進技術與自主創新有效的結合以較低的成本實現技術的升級。其次，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產業的發展水平，反過來促進國內比較優勢的提升。另外，優勢的獲得除了企業本身，還需要政府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2、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以發展中國家為主

以我國目前的技術，資金和管理水平，大部分企業都不具備對發達國家進行投資的實力?，F階段就應該利用我國的比較優勢對和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接近的周邊國家和其他欠發達國家展開投資。這種模式風險較小、收益相對較高，為繼續擴大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促進我國跨國公司的成長打下基礎。

3、注意協調對外投資和貿易的關系

對外投資和貿易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不是替代而是互補關系，是可以互相促進的。我國當前外貿出口受到國家經濟的波動與國內成本上漲的雙重壓力，很多企業面臨危機，甚至倒閉。在解決這一問題時，可以有效利用相關的理論作為指導，從而促進投資和貿易的共同發展。對于遇到出口問題的企業，除了技術改造和政策扶持，還可以根據其技術與市場狀況開展一部分產業轉移，通過合理的參與國際分工為本國創造新的國際貿易機會，對外投資，對國內的產業結構進行有效優化與提升，使得外貿中的比較優勢就進一步增強。

4、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加快產業升級

我國目前的主導產業是制造業，而我國的制造業主要集中于低技術，低附加值的消費制造業，產業結構比較低?，F階段我國要優化產業結構、改變經濟增長方式，重要途徑就是通過鼓勵對外直接投資，將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大規模的向周邊國家進行轉移，一方面緩解在國內遇到的發展壓力，另一方面可以推進國內的產業升級，提升我國的產業優勢。

除了鼓勵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對外投資，技術與資金密集型的企業的對外投資也是必要的。在投資過程中加快對先進技術的學習，消化與吸收的能力，增強我國的競爭優勢，進一步的促進產業升級和結構優化。

【參考文獻】

[1] 郁曉耕、魏浩：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綜述[J]．經濟經緯，2006（5）.

[2] 高世楫：技術和組織創新與新經濟――從經濟增長方式和社會經濟范式看新經濟[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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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產業結構 對外直接投資

1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分布現狀

1.1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涉及的行業領域幾乎囊括了三大產業的各個領域

從工業品制造加工、農業種植、資源開發、交通運輸到旅游餐飲、咨詢服務、科技開發，以至綜合貿易、金融業和房地產業等，皆有企業涉足。在工業項目中，又廣泛涉及紡織、輕工、機械、電子、冶金、化工等多種行業領域。投資涉及的產業范圍雖廣，但從總的經營情況來看，還處于布局零散、個別占領的狀態。

1.2 對外直接投資高度集中于資源開發業和初級加工制造業

按照投資額計算，在中國全部海外投資中，資源開發投資占29.4%，工農業生產投資占51.6%，兩項合計占81%，其他投資僅占19%。

1.3 對技術密集型項目的投資近年有所增加，新建了若干高科技企業

如中信公司在香港合資開設的亞洲衛星公司，賽格在香港建立了生產精密集成電路板的工廠(投資總額達3.12億美元)，以及以聯想、四通集團為代表的技術型跨國集團等。但從總體上講，中國目前在海外投資企業中高技術企業的比率還很低，對外投資的低技術格局仍未改變。

1.4 從業范圍出現了“交叉進入”的多樣化發展趨勢

中國企業在進行境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在堅持以一業為主的同時，逐步向多種經營轉變，從生產一種產品到生產多種產品，從一個行業向多種行業穩步拓展，從而呈現出不同行業的企業之間交叉投資的多樣化發展趨勢。外貿公司不斷擴大境外加工制造業的投資比重，工業企業向貿易業和其他行業領域擴展，以勞務輸出、承包工程為主的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公司，正逐步向紡織、輕工和電子等行業延伸。這種交叉投資的多角化方式，符合跨國企業的一般發展趨勢。

2 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基準

2.1 邊際產業基準

20世紀70年代，日本小島清教授提出了比較優勢論，也即邊際產業論。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是因為比較優勢的驅動，并可以改善國內產業結構。中國目前的國情與日本20世紀60~70年代的經濟國情有相似之處，即存在著借助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對正在進行的國內產業結構的優化發揮推動作用的客觀要求。因此，小島清教授的比較優勢論值得我們在對外投資產業選擇上加以吸收與借鑒。根據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論，一國應將本國已處于或即將處于劣勢地位的產業轉移至該產業正處于優勢地位或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國家，這樣雙方都可以獲取比較利益。中國在紡織、食品、輕工等行業擁有過剩的加工能力和技術。這些勞動密集型行業在國內市場上已經飽和，屬于“邊際產業”，把這些產業轉移到在國際分工中處于更低階梯的國家，將有助于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顯然，這一基準適用于優勢型對外直接投資。

2.2 產業相對優勢基準

產業相對優勢的構成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產業發展的歷史，產業技術的積累和創新，以及資源供給的便利性或產業的市場優勢等。利用產業相對優勢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投資國與東道國雙方都可以獲得比較利益，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發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應選擇對國內相關產業具有較強關聯效應的產業部門。對前向關聯度高的產業來說，若選擇初級產品的國際生產，就能為本國相關的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生產增加資源供給，有效利用國外資源促進本國產業成長。而對于后向關聯度高的產業來說，若選擇最終產品的國際生產，則能帶動中間產品乃至初級產品的生產擴張，有效利用國際市場促進國內多種相關產品的生產。另外，在考慮產業關聯度時，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應避免對國內粗放經濟形成某種擴張效應，而要以促進國內產業結構高級化為戰略目標。

2.3 對國內相關產業的輻射效應基準

衡量對外直接投資輻射效應大小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產業內垂直貿易量，即某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所能形成的與母國相關生產環節的交易份額，它主要由產業內各生產階段的關聯度或連鎖度所決定。一般而言，產業內垂直貿易量與產業關聯的深度和廣度成正相關關系。因此，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方向應選擇對國內相關產業具有較強關聯效應的產業部門。這一基準既適用于優勢型對外直接投資，也適用于學習型對外直接投資。

2.4 產業結構高度同質化基準

產業結構高度同質化基準要求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方向與國內產業結構高度化發展趨勢相藕合。中國正處于經濟結構調整的轉型時期，經濟發展已由傳統的低層次、粗放型擴張方式向以集約化、高度化為主要特征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也必須體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內在要求，重視對中國產業結構高度化發展具有直接助長作用的投資方向。產業結構高度同質化標準適用于學習型對外直接投資。

2.5 產品的生命周期理論

維農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提出的初衷主要是為了解釋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某種產品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生產者選擇的區位也不同。但理論研究進一步表明，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選擇與產品生命周期也有較強的對應關系。通過考察產品生命周期，就能大致確定本國境外投資的重點產業。在產品創新階段，由于開發新產品的產業部門壟斷了生產技術，其新產品在市場上缺乏競爭者，生產新產品的產業部門就會選擇在本國生產，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要求不迫切。在產品成熟階段，國內生產超過國內需求，這時可能出現一些防御性的對外直接投資。在產品處于標準化階段后，該產業部門的生產能力就會嚴重過剩，其產品出口也會面臨其他國家的激烈競爭，這時該產業部門就需要大力發展對外直接投資，轉移富裕的生產能力。由此可見，某種產品的生命周期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該產業部門的對外投資的發展水平。

3 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

3.1 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重點的選擇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

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國際經驗表明，不管是美、日等發達國家還是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與地區，其產業選擇大都經歷了從資源開發型———制造業———第三產業為主的發展過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分布狀況表明，資源開發業一直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國際經驗表明，雖然資源開發業是對外直接投資初期的重點投資行業，但隨著一國(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其所占比重呈明顯的下降趨勢。中國現階段面臨著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轉型的任務，而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能更有效地實現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目標。因此，中國當前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應從以資源開發業為主轉向以制造業為主，加大制造業對外投資的力度。

3.2 在發展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應遵循邊際產業基準

日本是這方面的典范。20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的主導產業漸次從勞動密集型的紡織行業轉向資本密集型的鋼鐵、石化、造船行業，進而向技術密集型的汽車、精密機械及電子信息等產業發展。通過這一過程，日本不斷把邊際產業向國外轉移，為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創造了條件。

中國在紡織、食品和輕工等行業擁有過剩的生產能力，這些勞動密集型行業在國內市場上已經飽和，屬于“邊際產業”。按照邊際產業基準，借鑒日本的經驗，把這些行業轉移到擁有比較優勢或潛在比較優勢的國家，在當地進行生產銷售，是這些“夕陽產業”的出路所在。要通過產業與技術的梯度轉移，在國內集中發展比較優勢較大的產業，加速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

3.3 注重發揮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相對優勢

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相對優勢主要體現在成熟的標準化技術和適應較小市場需求或適應當地投入要素的技術。迄今為止，中國已建立了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工業制成品在中國出口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雖然中國的工業制造業發展水平同發達國家相比尚有較大差距，但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在紡織、食品、冶煉、化工、醫藥、電子等產業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較優勢。此外，中國還擁有大量成熟的適用技術，如輕型交通設備的制造技術、小規模生產技術以及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技術，這些技術和相應的產品已趨于標準化，并且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階梯度較小，易于為它們所接受。

總之，對中國現階段的優勢型對外直接投資而言，我們認為投資重點應放在生產能力過剩、擁有成熟的適用技術或小規模生產技術的制造業上。

3.4 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方向應與國內產業結構高度化的發展趨勢相一致

無論是美國、日本還是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與地區，當前它們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重點大都落在了第三產業上。例如，1999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55.2%集中于服務業，1998年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61.9%投資于第三產業。同時，它們對高技術產業的對外投資也呈上升趨勢。這表明當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其產業選擇與國內支柱產業的選擇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吻合。當然，中國目前的對外直接投資還處于起步階段，國內產業結構的層次還比較低，因此不可能盲目地要求第三產業和高技術產業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但是，這些產業代表了中國未來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重點的發展方向，在推動國內產業結構升級方面大有可為。特別是高新技術行業，其海外投資能夠及時追蹤、獲取國外最新技術成果，分享國際技術資源，帶動國內產業的發展。因此，對學習型對外直接投資而言，投資的重心應落在技術密集型產業，特別是那些高新技術含量大、產品附加值高的行業上。這符合對外直接投資的輻射效應基準和產業結構高度同質化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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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際直接投資的實踐，投資的產業遵循著這樣一個規律：由第一產業逐步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轉換，從低附加值產業向高附加值產業轉換。最早的投資大多是為了獲得廉價的自然資源、勞動力和中間產品等，其投資產業往往是采掘業和一般制造業。隨著技術進步、企業經營能力的提高和國際經濟合作的加強，投資轉向技術含量較高的制造業以謀取更高利潤。全球戰略的制定，又使投資方向轉移到快速增長的第三產業上。這一投資的階段性規律實際上也說明了產業結構變化的方向。中國正處于產業結構變化的躍升期，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也要遵循產業遞進規律，在繼續擴大資源開發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直接投資的基礎上，爭取在較短的時間里跨越對外直接投資的各個階段，最終在附加值較高的產業領域參與國際競爭。

需要指出的是，產業遞進僅為一般規律，并不要求所有企業都按照這一規律決定投資方向。只要企業有充分的比較優勢，同樣可以在較高級的產業領域投資。一些企業為了獲得先進技術，在發達國家設立研發機構，同樣是可行的。

二、發揮產業組合比較優勢

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還取決于產業內優勢企業的組合狀況。鑒于中國企業的規模普遍偏小，融資成本相對較高，收集相關信息成本相對增加，投資項目難以實現規模效益，因此，組建企業集團，發揮集團優勢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是一個方向?，F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優勢本質上是一種“組合優勢”，是該產業內各廠商經濟優勢的集合。但是產業的各種優勢卻又往往分散在不同的企業中。只有當化單個企業的分散優勢為產業整體優勢成為可能時，才能不斷擴大中國國際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經濟空間。

集團的組建形式可以多種多樣，可以在產業內實行企業間的聯合，也可以實行跨行業的企業間聯合，只要組建的企業集團能通過內部化提高經營效益，對外投資項目的成功率將大為增加。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經濟上的國家疆界逐步模糊，不同國家企業在生產的各個環節上都存在合作的可能。國內合資企業的普遍成功說明國內企業可以同國外企業合作，參與國際經濟一體化進程。因此，對外直接投資時不僅強調產業內部化，還要奉行產業內部化與全球化并舉戰略。

三、把握區位比較優勢

通過企業組合的方式能夠體現產業的一定優勢，但對外直接投資需要的是相對于一定區位的投資優勢，即母國某產業相對于東道國同類產業所具有的比較優勢。區位比較優勢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經濟依據，也是使投資國與東道國雙方獲益的內在經濟根源。當投資者結合本身產業特點合理選擇和利用東道國區位要素時，就會強化對外直接投資主體比較優勢或產業比較優勢，使對外直接投資迅速發展。反之，如果投資者對區位選擇不當，不僅不能強化對外直接投資比較優勢，還可能造成對外直接投資虧損或失敗，使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受阻。因此，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區位選擇與投資產業及投資者比較優勢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產業選擇”是將其“區位選擇”包含在其中的，選擇了不同的“區位”，也就意味著選擇了不同的“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要符合東道國的投資環境和其經濟基礎水平。各國對來自國外的跨國公司投資產業領域都有明確的規定，哪些產業屬于鼓勵投資領域，哪些產業屬于可以投資領域，又有哪些產業屬于禁止投資或有限制投資領域。進入東道國之前必須了解這個國家的有關吸收投資的政策和法律。另外，對投資目標市場的經濟發展水平，包括市場潛力、市場容量和效益等都要有充分地了解和掌握。進入目標市場的產業所占有的市場不但存在未滿足的需要，而且有一定的發展潛力，這應是企業選擇產業的首要條件。市場有發展潛力，企業才能在滿足消費者潛在和未來的需求中得到長期發展。該市場有一定的購買力，能取得一定的銷售額和利潤，這是企業選擇產業的重要條件。因為市場上僅存在未滿足的需求，不等于有現實的購買力，形成足夠的銷售額。如果沒有購買力或購買力很低，就形成不了現實的市場。企業不能從市場的銷售中獲得必要的利潤，就沒有進入該市場的價值。

進一步看，我們前面所說的產業“組合優勢”，也必須以投資的區位特征作為優勢的“組合”基準。按照區位經濟特征組合產業優勢，是擴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空間的有效途徑。

四、高新技術產業跟隨

高新技術產業是中國企業跨國發展一個極其重要的戰略領域。中國雖然在總體產業技術水平上落后于經濟發達國家，但在某些高科技研究開發領域卻具有一定比較優勢，這些高新技術產業覆蓋了新材料、生物與醫藥技術、機械制造、新能源、現代農業、生態與環保、電子信息等領域。同時中國通過利用電子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等對能源、化工、機械、冶金、輕紡、食品等傳統行業進行滲透與改造，大批高新技術的推廣與應用使傳統產業迅速升級。目前階段，由于一些科技成果國內產業化條件尚比較缺乏，因此，可以考慮先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或與外國合作進行產業化，促進高新技術成果商品化，提高中國在這些產業的國際競爭能力，并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發展。一直以來，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嚴重偏少。在目前發達國家已完成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條件下，我們的企業應該在其市場的不同部分、技術的不同層次、產品的不同類型方面進行滲透型投資，利用其技術和技術人員進行生產，縮短技術獲取的時間，并及時向國內相關產業傳輸，加快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

五、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同質性要求

產業結構高度化同質性基準強調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方向與國內產業結構高度化發展趨勢相偶合。我們同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僅表現在科學技術上，而且也表現在產業結構上。發達國家的支柱產業已經或正在向以計算機、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轉化。而我國卻處于完成傳統工業化和實現現代工業化兩個階段的重疊進行時期。因此，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不僅要考慮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實際，更應該充分結合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從而提升國家的經濟實力。

我國經濟正處于結構躍遷的轉型時期，經濟發展已由傳統的低層次、粗放型平面擴張方式轉變為以集約化、高度化為主要特征的經濟增長階段。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也必須體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內在要求，即在建立國際生產體系的過程中，應當避免形成對國內粗放經濟的某種擴張效應，這可以說是我國國內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在國際生產體系建立過程中的直接延伸。推動國內產業結構的高度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升宏觀經濟運行質量，應當是我國現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核心問題。

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同于國外“資本過剩型”的直接投資，而是為了通過技術傳遞和市場擴展來推動國內產業結構的提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重心應為技術密集型產業，特別是那些高新技術含量大、產品附加值高的產業類型。在國際投資領域，廣泛拓展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場所，有利于從根本上改變對外投資的非選擇性所帶來的效率損失。對于“非資本過剩型跨國投資”來說，其投資的“機會成本”通常比“資本過剩型跨國投資”要高，即這部分資本在國內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所產生的效益，是其轉向海外投資的“代價”。尤其是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潛在投資機會日益增加，這種機會成本還會有所上升。彌補這種機會成本的主要途徑，便是在國際投資領域尋找技術密集型的產業投資方向。另外，選擇直接投資于技術密集型產業，也有利于為國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讓出一定的經濟空間，從而促使本國經濟的穩定協調、可持續發展。

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是一項系統工程，是各項基準的綜合運用，而并不是某一單項基準所能決定的。作為選擇基準，上述基準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約束在性質上是不完全相同的，“產業組合比較優勢”和“區位比較優勢”是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一般的和基本的約束，這就是說，從一般的意義上說，只要具備這種優勢，便具備發展跨國投資的前提條件。然而，這絕不意味著產業選擇已處于最優狀態，相反它可能遠離最優狀態，甚至是一種對國內產業成長并無實際意義的投資選擇。因此“產業選擇”還必須加進“產業內垂直貿易量”的約束條件。符合這一約束條件的國際投資，將通過貿易機制向國內相關產業傳遞增長動力，為國內產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國際市場條件，“結構高度化同質性”基準也給出了“產業組合比較優勢”和“區位比較優勢”的基本形成方式，即這種優勢的組合和定位并不是一個單純的自然過程，不是現有優勢的隨意組合，或者說，這種優勢也是選擇的結果。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則是這一選擇的基本指標，即組合而成的區位比較優勢，應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改進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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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

截至2007年底，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總額1，179.1億美元。相對于發展中國家，由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平均發展速度超過了許多發展中國家，存量處于比較高的水平。而與發達國家的對外投資相比，中國對外投資的流量處于較低水平，中國開展海外直接投資的實力還比較薄弱，海外投資企業數量、每年海外投資的金額與海外直接投資的累計總額都還比較小。而且，中國的海外投資大多數為中小型項目。在《財富》雜志公布的2008年全球企業500強中，僅有35家中國企業，且排名大多數位于下游。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戰略研究

1.以資源開發型產業作為突破口

我國現在還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起步階段，并且大多數發達國家都經歷了從資源開發業—制造業—第三產業為主的發展過程。同時，由于國際投資環境日益改善，資源開采業對外投資的環境極為優越。對于一些行業，如采礦業、林業、石油開采業，世界上一些國家資源的供大于求，我國企業應該因地制宜的到國外去投資，開采、加工和運回國外的資源以滿足國內需要。

2.以制造業和貿易替代為海外投資重點

對我國現階段的優勢型對外直接投資而言，投資重點應放在生產能力過剩、擁有成熟的適用技術或小規模生產技術的制造業上。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在紡織、食品、冶煉、化工、醫藥、電子等產業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較優勢。此外，我國還擁有大量成熟的適用技術，如家用電器、電子、輕型交通設備的制造技術、小規模生產技術，這些技術易于為他們所接受。

3.以第三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為未來的重點發展方向

根據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應與國內產業結構高級化相一致的標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應該是技術密集型產業。通過并購當地高新技術企業或與當地擁有高新技術的企業合資合作，可以直接獲取一般技術貿易和引進外資所無法獲得的先進技術，然后將技術傳播回國內運用，從而加快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進程。例如。聯想集團收購IBM的PC事業部。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戰略

1.以發展中國家作為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區位選擇

我國地處亞洲，良好的合作關系以及相似的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需求偏好等使得進入障礙較??；中國的紡織、服裝、家電、機械等技術成熟且競爭激烈的邊際產業具有較強的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較快，市場容量大，投資機會較多；還可以利用東道國享有的優惠貿易條件，把產品銷往第三國。

2.有選擇地增加對發達國家的投資

美國、加拿大、西歐、澳大利亞及日本等發達國家是目前世界上對跨國投資者最具吸引力的地區。因為其擁有優良的投資環境：經濟發展水平高，科技發達，基礎設施完善，社會穩定，投資法律法規健全，金融市場發達，各類人才豐富，是對外直接投資的理想場所。對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可以獲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把掌握的高新技術反饋回國內。

3.積極謹慎地發展對獨聯體和東歐國家的投資

這些國家正處在經濟改革過程中，急需外國在那里進行直接投資。這些國家擁有僅次于發達國家的工業基礎、民眾的教育和工人的技術水平，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廣闊的市場，但是其產品出口能力較差，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而中國產品物美價廉，比歐美產品更適合于該地區的市場需求。

四、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選擇戰略

1.重點發展具有壟斷優勢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其直接的效果是創造經營的中間產品的內部市場，避免外部市場交易的風險；使資金的轉移、稅賦的合理避逃有了通暢的渠道；同時降低了談判、詢價等交易成本；保證本企業的技術、技能等不外泄，以持續獲得利益。對資源尋求型的投資還可以保證母公司所需資源的穩定來源。

2.大力發展具有經營特色的中小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目前世界上的跨國公司大部分卻是以中小型企業為主，主要原因就是中小企業由于其擁有獨具特色的生產經營優勢。我國許多中小型企業都具備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勞動力成本低，產業轉移產品的原材料等要素價格也比較低廉；產權關系明晰的基礎上形成了簡明高效率的組織結構優勢；擁有符合當地市場需要的實用技術。

3.促進企業集群的對外直接投資

根據邁克爾•波特的競爭力理論，一個國家的成功是來自縱橫交錯的產業集群。國內有大量的企業集群地，如寧波的服裝、北京中關村的電子產業等。充分利用“產業集群”的競爭優勢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選擇的重要戰略。從跨國公司成長的角度看，

企業集群可以作為一跨國公司成長發展過程中內部化優勢的一種替代。

五、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選擇戰略

1.根據跨國公司的投資目的制定投資方式的選擇戰略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主要是尋求國外的自然資源和學習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自然尋求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應以合資為主，有利于沖破對于自然資源開發的控制以及建立長期的合作關系；學習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應以并購、合資為主。這種進入方式能夠直接獲得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利用東道國的人才資源培養自己的人才，掌握先進技術，充分提高中國企業的跨國經營能力。

2.根據中國的行業特性制定投資方式的選擇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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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經濟事實，那么這些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是什么?它們的競爭優勢何在?他們的投資原因是什么?它們的行為有何特點?這些都有待于經濟學家提供相應的答案。為了尋求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依據，國際經濟學界從上述四個方面進行了多角度、多側面地探索，創立了一些新的理論學說。但能形成較系統、較成熟的理論的卻不多。這些理論成就遠遠遜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方面的成就。這些理論雖然在西方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中不屬于主流理論，但其影響越來越大。研究這些不同理論流派的思想，可以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提供有益的借鑒。

一、以對外直接投資目的為切入點

長期戰略理論

長期戰略理論是魯伯等人根據對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調查而總結提出的。他們的調查涉及80多個跨國公司，描述了三種不同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發現對外直接投資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廠商的長期戰賂考慮。

他們認為，第一種外國直接投資是以出口導向的投資(10％的產品用于出口)。該種投資旨在使一個跨國公司容易接近新的投入來源地，即原材料、零部件以及最終產品的來源地。第二種是市場拓展投資，產品主要在東道國內銷售，其經濟方面的興趣在于當地市場的規模及長期的潛力，以及當地的生產成本。最后一種是政府倡導的投資，該投資主要是東道國各種補貼所引致的。

在上述學者看來，不同種類的對外直接投資是由不同的因素決定的。例如，較之注重于東道國市場的投資，以出口導向的投資通常需要較短的回收期或較高的收益率。但是，如果把各種外國直接投資一并考慮，魯伯認為，預期的投資利潤率(而不是當前的利潤率)對投資水平有著根本的影響。該研究還認為，最為重要的決定因素是長期的戰賂考慮，其中包括長期利潤率、市場規模和潛力以及生產成本，投資刺激對以出口導向的投資選址有一些影響，并會增加市場拓展和政府倡導型對外直接投資向發展中國家的流量。

魯伯等人的研究是實證性的。他們把不同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歸因于不同的因素，這有助于我們對問題的理解。長期戰略理論對于我國的指導意義在于：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應著眼于企業的未來長期發展戰略，短期的利潤率不應占有絕對重要的位置；同時，在投資的選址上，也應把企業未來的發展考慮在內。

二、以對外直接投資可能性為切入點

1．小規模技術理論

威爾斯在1977年發表的“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國際化”一文中提出小規模技術理論，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界跨國公司》專著中對該理論作了較系統的闡述。威爾斯認為，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技術相對落后，在對外直接投資中難以依賴絕對的競爭優勢，這種優勢在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起著重要作用。威爾斯主要從三個方面分析了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相對優勢：

(1)小規模制造。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國內市場遠遠小于發達國家企業在當地建廠所需達到規模經濟的起點值。水平較高的發展中國家使用已被發達國家拋棄的過時技術往往能滿足這種需求。為了適應小規模市場的需要常常采用勞動密集型的技術，而這種技術又適合于當地勞動力豐裕，資本短缺的實情。因此，由于發展中國家國內市場規模的原因，其他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就有了生存空間，并且有了抗衡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武器。

(2)當地采購和特殊產品。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較多地吸收和利用東道國的技術、設備、人才及研究開發能力，這既可能是出于成本的考慮，又可能是因為兩國經濟發展水平相近，以及當地有能力提供跨國公司所需的有關設備。這種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截然相反的做法往往贏得了東道國的真誠合作。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有一部分是為了滿足東道國與投資來源國有血緣聯系的種族社區需要的。

(3)接近市場。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與發達國家的企業有一個顯著的不同之處，即它們不是依靠商標優勢或營銷網絡優勢，而是通過低價格的方式銷售產品。發展中國家形成低成本優勢的原因有三條：一是雇員工資較低，二是基本建設費用較低，三是廣告費用較低。上述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所具有的競爭優勢表明它們有能力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但沒有解釋它們為什么會這么做。威爾斯根據有關資料，分析了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走出國門的幾點動因：(a)保護出口市場。(b)突破配額限制。(c)尋求低成本。(d)種族紐帶。(e)分散資產。(f)其他動因。除上述原因外，本國、東道國政府或國際機構的倡議和幫助，企業主為親朋好友尋找職業，在海外培訓人才等都是發展中國家企業向外擴張的動因。

威爾斯的小規模技術理論被西方理論界認為是該領域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小規模技術理論的最大特點，就是摒棄了那種只能依賴壟斷的技術優勢打入國際市場的傳統觀點，將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競爭優勢的產生與這些國家自身的市場特征有機結合起來，從而為經濟落后國家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理論依據。由于世界市場是多元化、多層次的，即使對于那些技術不夠先進、經營范圍和生產規模不夠龐大的小企業而言，參與對外直接投資仍有很強的經濟動力和較大的市場空間。當然，該理論也有某些局限性和片面性。它將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僅僅局限于小規模生產技術的繼承和使用，可能會導致這些國家在國際生產體系中的位置永遠處于邊緣地帶和產品生命周期的最后階段。同時，該理論很難解釋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高新技術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也無法解釋當今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日趨增長的現象。

2.技術地方化理論

英國經濟學家拉奧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國公司：第三世界企業的發展》一書，提出用技術地方化理論來解釋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拉奧深入研究了印度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和投資動機，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技術特征盡管表現為規模小、使用標準化技術和勞動密集型技術，但這種技術的形成卻包含著企業內在的創新活動。在拉奧看來，導致發展中國家能夠形成和發展自己獨特優勢的主要有以下四個因素：

(1)發展中國家技術知識的當地化是在不同于發達國家的環境中進行的，這種新的環境往往與一國的要素價格及其質量相聯系。

(2)發展中國家通過對進口的技術和產品進行某些改造，使他們的產品能更好地滿足當地或鄰國市場的需求，這種創新活動必然形成競爭優勢。

(3)發展中國家企業競爭優勢不僅來自于其生產過程、產品與當地的供給條件和需求條件緊密結合，而且來自創新

活動中所產生的技術在小規模生產條件下具有更高的經濟效益。

(4)從產品特征看，發展中國家企業往往能開發出與名牌產品不同的消費品，特別是當東道國市場較大、消費者的品位和購買能力有很大差別時，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產品仍有一定的競爭能力。

拉奧的技術地方化理論不僅分析了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國際競爭優勢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強調了形成競爭優勢所特有的企業創新活動。在拉奧看來，企業的技術吸收過程是一種不可逆的創新活動，這種創新活動受當地的生產供給、需求條件和企業特有的學習活動的直接影響。與威爾斯相比，拉奧更強調企業技術引進的再生過程，即欠發達國家的對外國技術的改進、消化和吸收不是一種被動的模仿和復制，而是技術的改進和創新。正是這種創新活動給企業帶來了新的競爭優勢。雖然拉奧的技術當地化理論對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描述是粗線條的，但它把對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跨國經營研究的注意力引向微觀層次，以證明落后國家企業以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生產和經營活動的可能性。

技術地方化理論以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為研究對象，為發展中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新的理論支持。該理論的重要意義在于，它不僅指出了發展中國家技術及其產品對于當地市場的適應性，而且強調技術創新對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的重要作用。此外，該理論還強調根據東道國市場特征不同開發出不同產品，以便形成獨特的競爭優勢，這對我們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是有啟迪意義的。

三、以對外直接投資原因為切入點

1．競爭優勢發展論

競爭優勢發展論是由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著名企業戰略專家邁克爾?波特于1990年提出的。根據他的觀點，競爭優勢是動態變化的，一國要想在全球競爭中打勝對手，國內需要激烈的競爭。激烈的競爭，一方面促使企業向海外發展直接投資，另一方面又為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獲勝創造了條件。由此可見，國家競爭優勢的獲取是與激烈的市場競爭緊密相連的，激烈的競爭是國家競爭優勢不斷提高的動因。波特認為激烈的國內競爭導致對外投資的發生，在激烈的競爭中獲得競爭優勢并確保對外直接投資的成功的觀點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它指出了國際投資應“先內后外”的發展順序。

根據波特的觀點，一個國家競爭優勢的力量、組成以及可持續發展會顯示在該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中，或顯示在相對于該國主要競爭對手而言的增長中。因此，波特的競爭優勢發展論與鄧寧的投資階段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每一個國家都有對外直接投資的時期和能力，只不過是國家的經濟總體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對外投資的程度。同時，波特的觀點還隱含著另外一層含義，就是一個國家的對外投資行為有可能是自發的，也有可能是被動的，也就是說，自發的外來直接投資刺激了本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由此，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國際直接投資日益增加了。

2．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

近年來，國際經濟學者為了克服以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西方學者提出了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該理論的核心觀點是：任何形式的對外直接投資都是在投資直接誘發要素和間接誘發要素的組合作用下而發生的。

所謂直接誘發要素，主要是指各類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資本、資源、技術、管理及信息知識等。直接誘發要素既可存在于投資國，也可存在于東道國。如果投資國擁有技術上的相對優勢，可以誘發其對外直接投資，將該要素轉移出去。反之，如果投資國沒有直接誘發要素的優勢，而東道國卻有這種要素的優勢，那么投資國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方式來利用東道國的這種要素。

所謂間接誘發要素是指除直接誘發要素以外的其他誘發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主要包括三個方面：(a)投資國政府誘發和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如鼓勵性投資政策和法規、政府與東道國的協議和合作關系等。(b)東道國誘發和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如東道國政局穩定及吸引外資政策優惠；基礎設施完善；涉外法規健全等。(c)全球性誘發和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如經濟生活國際化以及經濟一體化、區域化、集團化的發展；科技革命的發展及影響；國際金融市場利率和匯率波動等。

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試圖從新的角度闡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和條件，其創新之處在于強調間接誘發要素包括經濟政策、法規、投資環境以及宏觀經濟對國際直接投資起著重要作用，而以往諸多理論都僅從直接誘發要素單方面來解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生，從而導致某些片面性和局限性。事實上，一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往往是建立在直接誘發要素和間接誘發要素的共同作用之上的，兩類因素作用大小與投資者自身情況及其投資目的有關。誠然，在一般情況下。直接誘發要素是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誘發因素，因為對外直接投資本身就是資本、技術、管理和信息等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但是，單純的直接誘發要素不可能全面地解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和條件。尤其是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而言，在資本、技術等直接誘發要素方面往往并不處于優勢地位，其對外直接投資在很大程度上是間接誘發要素作用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為發展中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新的理論支持。但這一理論只是對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分析，并沒有對對外直接投資發展過程及發展規律進行分析。

四、以對外直接投資階段為切入點

1．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

這一理論是由英國里丁大學的坎特韋爾和托蘭惕諾共同提出的。坎特韋爾和托蘭惕諾主要從技術累積論出發，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從而把這一過程動態化和階段化了。他們提出了兩個基本命題：(1)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的升級，說明了發展中國家企業技術自身的穩定提高和擴大，這種技術能力的提高是一個不斷積累的結果。(2)發展中國家企業技術能力的提高是與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直接相關的?，F有的技術能力水平是影響其國際生產活動的決定因素，同時也影響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形式和增長速度。

在上述兩個命題的基礎上，該理論的基本結論是：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變化的，并且是可以預測的。根據坎持韋爾等人的研究，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資遵循下面的發展順序：首先是在周邊國家進行直接投資，充分利用種族聯系；隨著海外投資經驗的積累，種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從周邊國家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擴展直接投資；最后，在經驗積累的基礎之上，為獲取更先進的復雜制造業技術開始向發達國家投資。由此可見，坎特韋爾等人的階段發展模式是以地域擴展為基礎，以技術累積為內在動力的。隨著技術累積固有的能量的擴展，FDI逐步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從資源依賴型到技術依賴型投資。

對外直接投資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是以技術積累為內在動力，以地域擴展為基礎的。隨著技術積累固有的能量的

擴展，對外直接投資逐步從資源依賴型向技術依賴型發展，而且對外投資的產業也逐步升級，其構成與地區分布的變化密切相關。該理論由于比較全面地解釋了20世紀80年代以后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的現象，而受到了西方經濟理論界的高度評價。

2．投資發展周期理論

這一理論是由英國經濟學家鄧寧在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來的，旨在從動態的角度解釋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行為，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其國際生產折衷理論。鄧寧實證分析了67個國家1967～1978年間直接投資流量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聯系，結果發現：一個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該國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換句話說，一個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力和能力大小，直接取決于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高低。因為處于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企業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都有較大差別，從而對直接投資流量產生重大影響。

鄧寧根據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大小劃分了四個經濟發展階段，處于不同階段的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地位也不同。

(1)處于第一階段的是人均GNP低于400美元的最貧窮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幾乎沒有對外直接投資。同時，引進外資規模也很小。因此該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為負值。

(2)處于第二階段的是人均GNP在400～2000美元之間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只能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隨著本國投資環境的改善，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越來越多。這一階段對外直接投資凈額仍為負值，且負數值有增加的趨勢。

(3)處于第三階段的是人均GNP在2000～4750美元之間的國家，這些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迅速增長，其發展速度可能超過引進國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速度，但對外直接投資凈額仍為負值，不過數額日益減少。

(4)處于第四階段的是人均GNP在4750美元以上的國家，這些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明顯大于引進外資額，且差額不斷擴大。因此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為正值，并呈現逐步擴大的趨勢。

投資發展周期理論以人均GNP為尺度，來衡量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力和能力，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國際投資活動中帶有規律性的發展趨勢，即經濟實力最雄厚、生產力最發達的國家，往往是資本輸出最多、對外直接投資最活躍的國家。但是，該理論僅用人均GNP單一指標來劃分經濟發展階段和對外直接投資水平，難免帶有片面性和局限性，難免與現代國際投資實踐相悖。

3．一體化國際投資發展論

一體化國際投資發展論是日本學者小澤輝智提出的。作為日本學派的主要代表，小澤輝智在對FDI進行分析時，竭力把跨國公司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與開放的經濟發展理論結合在一起，試圖用一種一體化的理論解釋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發展中國家如何建立自己的跨國公司去促進經濟轉型，以及這一過程的實現機制。在小澤輝智的分析框架中，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具有科層等級結構，這種科層等級對各國經濟都十分重要，它為欠發達國家提供趕超的機會；而對發達國家來說則創造了一個轉移知識與技術的機會。小澤輝智以日本經濟為例，提出了FDI模式選擇的問題，他認為FDI模式選擇應能使國家現有和潛在的比較優勢激發出來，并達到最大程度，因而發展中國家的FDI模式必須與工業化戰略結合起來。他始終把經濟發展、比較優勢和FDI作為相互作用的三種因素結合于一體分析。不斷使本國比較優勢增強，從而保持經濟競爭力的動機，是發展中國家從純吸引外資進入的國家演變為向海外投資的國家的基本原因。小澤輝智把這一過程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階段；第二階段為輸入FDI到輸出FDI的轉型階段；第三階段是從勞動力導向的FDI向技術導向、貿易支持型FDI過渡；第四階段是資本密集型輸入的FDI和資源導向型輸出的FDI交叉發生階段。

在小澤輝智對動態的比較優勢增強的FDI范式中，FDI的發生及模式選擇完全遵照動態的比較優勢。這個理論最大的優點在于它不僅強調了發展中國家FDI模式選擇的必要性，且還提出了選擇的原則和實現模式的條件：以增強比較優勢為基準，以出口導向戰略為條件。

與鄧寧不同，小澤輝智更多地強調國與國之間經濟發展階段的對應性及各國動態比較優勢的互補性，并作為FDI流動的原因，主要分析國家層次和產業層次上的變量對FDI流動及各國投資地位的影響，并沒有更多地關注FDI發生的微觀基礎。然而一個現實的FDI發展模式，必須考慮到處于后發階段國家在FDI選擇時所面臨的結構，在考慮“后發優勢”的同時，“后發劣勢”也不可忽略。

4．國際直接投資的兩階段理論

國內有關學者認為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總是經過“經驗獲得階段”和“利潤攝取階段”。前者是試探、熟悉或學習階段，企業希望在一定的時期內，獲得有關信息，積累經驗。對于后一階段，企業希望其時間無限延續，以獲取最大利潤。

兩個階段的時間長短與企業自身的狀況緊密相關。不同發展水平的企業在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時處于兩種不同的狀態，即或者處于優勢狀態或者處于劣勢狀態。優勢狀態是指企業的總體營銷能力高于東道國企業的一般水平，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企業只需熟悉東道國市場運作的方式，因此第一階段會相對較短，而后可以通過適當規模的追加投資充分發揮優勢，在競爭中獲得超額利潤。劣勢狀態是指企業的總體營銷能力低于東道國企業的一般水平，處于該種狀態的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不僅要熟悉東道國市場運作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學習與積累經驗，提高自己的總體營銷能力，從而形成一種追趕國際先進企業的態勢，以保證在競爭中不會輕易“出局”。雖然這種學習階段可能較長，還有可能要“交學費”，即僅獲微利甚至利潤為負，但是，在總體營銷水平較高的國家進行經常經營，與先進的技術資源更為接近，能夠更多地按照國際慣例進行生產經營活動，參與更高水平的國際市場競爭，因此，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提高競爭力的作用要大大超過進出口或國際技術轉讓。在東道國市場上因處于不利地位而帶來的損失可以通過提高競爭能力在母國(或第三國)更好地經營來彌補。這種對外直接投資對發展中國家企業的長遠發展是有益的，是為了提高其長期的國際競爭力，即使在短期內必須付出一定代價，發展中國家企業也應該積極對發達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

除上述理論外，近年來還有一些國際經濟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就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某一個方面進行論述，進而形成一些理論，如風險分散理論、企業管理理論、規模經濟理論、市場控制理論、國家利益優先取得論、提高公司形象論等。這些理論的基本特征是各自強調某種因素對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分析的手法較為單一，缺乏理論分析應有的系統性和完整性，因而也就無法充分解釋紛繁復雜的國際直接投資實踐活動。

總而言之，隨著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舞臺上扮演著越來越活躍的角色，許多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將目光轉向這些新興的跨國公司，也取得了許多成就。盡管這些成果不免帶有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理論的痕跡，而且也不夠成熟和完善，但畢竟邁出了可貴的一步。這些豐富多彩的理論對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的實踐有一定的指導作用。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劇，發展中國家參與跨國投資的程度也越來越高，跨國直接投資理論隨著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也將會越來越完善。建立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理論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學家責無旁貸的任務。

篇9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三大經濟圈；動機

中圖分類號：F833.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09)02-0045-05　收稿日期：2008-09-26

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地區是我國經濟發展最為迅速的地區，其GDP、外貿、FDI均位于全國前列。在GDP、外貿、FDI處于全國前列的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地區，不管是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還是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而言，均在全國保持領先地位。但與GDP、外貿、FDI相比，OFDI來源地的多元化趨勢卻非常明顯?！吨袊鴮ν庵苯油顿Y統計公報》統計資料顯示，從投資流量上看，三大地區的對外投資流量占全國比重從2003年的21.5％下降到2006年的10.06％。這說明，OFDI的地理集中程度在下降，在總量不太大的情況下，各省市的OFDl分布相對比較平均，這與GDP、外貿、FDI等相對集中的情況形成對比。從投資存量上看，這三大地區的比重有所上升，2003年占全國比重為9.82％，2006年占全國比重為14.48％。長三角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和流量是增加的趨勢，除2006年度投資流量所占比重有所下降外，其他年份都是增加的；而且存量一直保持增加的趨勢。珠三角地區對外投資流量也一直呈增加趨勢，特別是2006年度比2005年度增加約2倍，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占全國比重維持在5％以上。環渤海地區的對外直接在2003年出現一個高峰，其后年度出現巨幅下降；2006年流量僅占全國流量的2.02％；而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維持在3％的水平上。

一、理論分析與模型假定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雖然起步不久，但發展非常迅速。國內相關學者對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也進行了一些較為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了一些富有啟發意義的結論。項本武(2006)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實證研究表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是出口創造型的，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是進口替代型的。趙春明等(2005)指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更多的是通過獲取海外市場和資源；通過向外轉移國內剩余生產能力，從而促進本國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升級、對外貿易的發展來實現的，更多地體現為對經濟增長的長期影響。對于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動因，章海源、王海燕等(2006)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表明，我國企業積極開展海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在于拓展海外市場，擴大市場份額，獲取高新技術，增強企業競爭力以及企業戰略發展的需求；成本優勢、商品質量優勢和我國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更優越的營銷策略是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優勢；但同時我國企業對外投資也存在規模劣勢、市場秩序不規范、人才缺乏、投資環境風險、政府支持政策不到位和匯率風險等問題。

上述實證研究表明，我國對外投資的目標可能并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化的，我們需要鑒別目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考慮到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地區在中國的經濟地位，我們選擇這三個地區共九個省市的對外直接投資數據進行實證分析。

在中國全方位開放的大背景下，全球FDI大量涌入我國，與國內企業爭奪市場份額。面對日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國的企業必須走出國門，參與全球市場份額的爭奪。所以，我們假定，隨著進入我國的實際FDI增加，國內企業出于“策略型”競爭的目的，將增加對外直接投資。(Bhagwati，1987；Smith，1987；Compa等，1998；Ellingsen等，1999)本文在計量模型中將考慮FDI的滯后1期。因為，根據理論的假定，國內企業只有感受到實質威脅時，才會實施OFDI，但這個過程中存在FDI形成實際生產能力和國內企業做出OFDI決策并付諸實施的時滯。

假定1：中國的OFDI的發展是“策略型”動機的結果。中國的改革開放使我國三大經圈吸引了大量FDI，這些FDI形成生產能力對國內企業產生巨大壓力，尤其是對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九省市。出于策略型投資的考慮，這些地區的OFDI會隨著流入這些地區的實際FDI的增加而增加。

根據鄧寧(1981)的研究，一國經濟發展與其對外直接投資存在正相關的關系，即伴隨著一國經濟的成長，對外直接投資額將隨之增加。至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迅猛發展，2006年，我國GDP總量為206417億元人民幣，以1:7.5的匯率折算得27522億美元：人均GDP為超過2000美元大關。尤其是我國的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地區的人均GDP更高。據統計，北京2006年的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上海突破7000美元，天津突破5000美元，浙江突破4000美元，江蘇和廣東接近4000美元。按照鄧寧的理論，我國剛剛進入對外直接投資的第三階段，而長三角地區、環渤海地區和珠三角地區的大部分省份已經進入第四階段。

假定2：根據鄧寧對于經濟發展階段與OFDI關系的研究，隨著中國特別是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地區的高速發展，為這些地區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經濟保障。即經濟發展為這些地區儲備了大量資金，從而促進這些地區的OFDI的發展。

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即便是到發達國家進行投資，也可能存在威爾斯(1983)的小規模技術優勢或拉奧(1983)的技術地方化優勢，這些發展中國家企業所具備的壟斷優勢仍然可以使其在發達國家站穩腳跟。如何衡量壟斷優勢是一個難題，我們需要找到替代變量來解決它。本模型選擇兩個替代變量：專利申請和發明申請。專利包括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以一部專利法同時保護三種不同的客體，是我國專利法的特點之一。在許多國家，實用新型與外觀設計雖然也受到知識產權法律的保護，但不是在專利法的保護范圍內。在我國，“發明”是指對產品、方法或者其改進所提出的新技術方案；“實用新，型”是指對產品的形狀、構造或其結合所提出的適于實用的新技術方案；“外觀設計”是指對產品的形狀、圖案、或其結合以及產品的色彩與形狀、圖案或其結合所提出的適于工業上應用的新設計。由其定義可以發現，實用新型的技術含量較發明專利為低，而外觀設計的技術含量又較實用新型為低。所以，考慮企業是否擁有壟斷優勢或壟斷優勢有多強，發明專利擁有量是一個較好的指標。而考慮到威爾斯的小規模技術優勢或者拉奧的技術地方化優勢，則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恰好就是這些優勢的具體反映。另外，之所以選擇申請量而不是授權量，主要是考慮到專利申請特別是發明專利，從申請到授權一

般會經歷一到兩年的時間。而專利申請可以真實反映一國企業的“瞬時”競爭力。

假定3：利用專利申請和發明申請數量代表企業的壟斷優勢，當該地區企業的專利申請或發明申請增加，則表示其企業所有權壟斷優勢提高，從而導致該地區企業對外投資額的增加。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對外經濟聯系日益緊密，進出口貿易額迅速增加，截至2007年12月末，我國外匯儲備達到1.53萬億美元。高額的外貿順差造成了我國和主要貿易國之間的貿易摩擦。美國、歐盟等主要貿易伙伴國對中國頻繁實施反傾銷、反規避、反補貼、特殊保障條款，對中國企業的出口貿易產生重大影響，而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地區更是遭受貿易壁壘的重災區。一些企業在這些貿易壁壘的重負下，不得不尋求其他的出路；而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實現產業轉移，通過他國海關出口，可以降低貿易壁壘的負面影響(鐘根元等，2005)。本文計量模型中我們選擇了兩個指標：出口額和進出口貿易總額，出口額越大，對進口國競爭企業造成沖擊越大，進口國會向政府施壓，要求對出口國的企業實施貿易壁壘。而出口國的進出口貿易額越大，即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上升，很可能引起進口國政府的警覺，從而設置相關貿易壁壘。

假定4：出口越多，越有可能造成進口國與出口國的貿易摩擦。出于規避進口國貿易壁壘的目的，企業更有可能對外直接投資。

二、數據及模型設定

本文利用2003-2006年度三個地區共9省市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對外直接投資變量用ofdi表示，數據來源于各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專利申請變量用patent表示，專利發明申請變量用invent表示，數據來源于各年度《中國統計年鑒》；國民生產總值變量用gdp表示，數據來源于各年度《中國統計年鑒》；出口變量用export表示，進口變量用import表示。上述兩個變量的數據均來源于各年度《中國統計年鑒》；外商直接投資的滯后1期變量用fdi_l表示，該變量的數據來源于各年度《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統計年鑒》。為保證實證分析的可靠性和便于解釋，所有變量均取對數值。

根據本文的理論假定，模型設定如下：

本文利用四個方程分別考慮專利申請、發明申請、GDP、出口額、進出口總額以及外商直接投資額對于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各變量的預期符號如表1所示。

三、實證分析與結果討論

在研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問題時，使用面板數據模型估計可以控制無法直接觀測到的如獲取自然資源動機等變量對OFDI的影響。顯然，簡單地使用橫截面回歸往往會造成結果的不可靠。在本文中假設獲取自然資源的動機在各省市之間不隨時間變化或變動很小，這樣我們使用面板數據模型可以解決遺漏重要變量的問題，并得到較為可靠的估計結果。

利用STATA軟件計算上面四個模型，每個模型都進行了固定效用估計和隨機效用估計，并在表2最后一行給出Hausman檢驗的結果。Hausman檢驗的結果顯示，4個模型均不能拒絕固定效用與解釋變量不相關的假設，故本文采用隨機效用模型的結果來解釋。隨機效應模型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

(一)無論是專利還是純粹的發明專利申請，都對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產生顯著的正影響 模型(1)、(2)顯示，專利申請每增加1個百分點，可以促進三大經濟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平均約增加1.5個百分點；模型(3)、(4)顯示，發明專利申請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可以促進三大經濟區對外直接投資平均增加約1.3個百分點。這些結果都表明，技術進步會產生企業壟斷所有權優勢，進而促進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也就是說，“壟斷優勢論”至少能夠部分解釋中國最發達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在近30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通過學習和自主創新，中國的一些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得到極大增強。僅2006年，三大經濟區的專利申請就達335585項，占全國比重為58.5％，其中發明專利申請84437項，占全國比重為40.1％，這些都反映出三大經濟區內企業的技術實力不斷在提高。本文的實證結果表明，專利申請和發明申請對于三大經濟區的對外直接投資的貢獻存在細微的差別，即專利申請對OFDI的貢獻超過發明申請約0.2個百分點。這個數據表明，三大經濟區對外直接投資存在威爾斯的小規模技術優勢或者拉奧的技術地方化優勢。綜上所述，發達國家的壟斷優勢論和發展中國家威爾斯的小規模技術優勢和拉奧的技術地方化優勢在解釋中國三大經濟區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是互補的。

(二)四個模型中，三大經濟圈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均能促進其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 其中模型(3)和模型(4)通過顯著性檢驗，模型的回歸結果表明：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可以促進其對外直接投資增加約1個百分點，這符合鄧寧的關于經濟發展階段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理論。之所以經濟增長會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可能有兩個原因：其一，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地區在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迅速成長，企業效率和生產經營效率不斷提高，同時也積累了大量的資金，這些資金也需要在逐漸開放的國際資本市場中追逐更高的利潤。其二，一般而言，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伴隨著技術的進步，三大經濟圈的企業相對國內其他地區的企業而言，其技術水平要高，技術基礎要雄厚得多。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憑借其不斷積累的技術優勢在國際市場上站穩腳跟，能夠擴大市場，并可能獲取高于國內的利潤。

(三)模型結果顯示，出口貿易額與進出口貿易額對三大經濟圈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系數，統計檢驗并不顯著 盡管在4個隨機效應模型中，有三個系數為正值。我們并不能在統計上下結論說出口貿易額與進出口貿易額的增加會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在本文中，出口貿易額與進出口貿易額是作為貿易摩擦的替代變量出現的，那么這個實證結果就表明，在我國三大經濟圈，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規避貿易摩擦風險的動機并不強烈。之所以統計上不顯著，可能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由于容易產生貿易摩擦的產品多為技術含量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這些產品的優勢主要體現在中國的勞動力成本的低廉：而對外直接投資一般需要企業具有所有權優勢，而這些正是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行業所欠缺的，雖然可以轉移到勞動力更為低廉的國家從事生產，但這些欠發達國家可能因為政治不穩定或制度不連續等因素導致區位優勢無法發揮。其二，國家相關的鼓勵對外投資的政策或措施不到位。到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關于制造業資本輸出優惠政策以及關于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建設的系統規定，而這些優惠政策對于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國外規避貿易壁壘是非常必要的。

(四)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對三大區域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系數，統計檢驗也不顯著 所有的模

型中，FDI_I的系數均沒有通過統計顯著性檢驗。模型實證結果顯示“策略型”投資的動機并不存在。以2005年為例，《中國統計年鑒》資料顯示，我國共吸引外商直接投資603.2億美元，而三大區域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地區。我國FDI來源地主要有兩大板塊：香港、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等優良避稅地屬于第一板塊；另一板塊來自美國、日本、澳大利亞、日本和歐洲地區。前一塊板塊里面，來自香港地區的外資達到179.5億美元，來自英屬維爾京群島的外資達到90.2億美元，來自開曼群島的外資達到19.5億美元，這三地的總和占我國當年吸引外資比重的48％，這些地區的FDI很可能是內資回流利用優惠政策的。而來自第二板塊發達國家的FDI共182.4億美元，占當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總量的30％；而這一板塊的FDI多數投資到我國不具備競爭優勢的高技術密集型部門，這些部門發展比較滯后，競爭力也相對較低。因此。雖然每年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額巨大，但其不會對我國三大經濟圈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產生大的影響。

四、結論與啟示

篇10

一、我國對外投資現狀和問題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較為落后，并存在投資主體單一、區位與產業結構失衡等問題。

1、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與趨勢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始于改革開放之后，1982年之后各年對外投資輸出流量如表1所示。從表中可以看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82年至1991年的起步階段，在這一時期，我國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規模都處于10億美元以內；第二階段是1992年至2004年的平穩發展階段，這一時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平均規模為27億美元；2005年以后是快速發展階段，其中2005年對外直接投資同比增長123%，2006年1－9月份，對外投資流量為140.6億美元，同比增長175.7%。

但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體規模較小，落后于經濟發展水平。2005年全球外國投資流出流量為7787億美元，存量為106718億美元，中國只占1.574%和0.536%。2005年底美國、日本、丹麥、巴西、俄羅斯和新加坡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20182、3075、996、644、819、1009億美元，我國僅為572億美元，不但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也落后于其他發展中大國。

2、對外直接投資境內主體分析

近三年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境內主體呈如下特點：理企業所占比重依然較大。2003年中央企業占對外投資流量和存量的比重為73.5%、90%以上，2004年為82.3%、83.7%，2005年為83.2%、81.8%。

（2）國有企業所占比重不斷下降，有限責任公司和私營企業比重增加。2005年，有限責任公司所占比重為32%，而國有企業則下降至29%，有限責任公司首次超過國有企業躍居投資主體首位。

（3）地方對外投資主要集中在廣東、上海、北京、山東、浙江等東部沿海地區。2005年，以上5地對外投資流量和存量分別占地方總量的63.4%、75.4%。相反，中西部各省對外投資所占比重很小。

（4）私營企業投資數額較小，且大多集中在福建和浙江兩省。2003、2004年，私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都只占當年流量的1.5%。至2005年底，七成的私營企業投資主體來自浙江、福建兩省。

總的來看，近幾年投資主體單一問題依然較為嚴重，其中私營企業、中小型企業以及中西部地區對外投資比重偏小等問題尤為突出。

3、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結構分析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失衡十分嚴重。2005年底，香港、美國、俄羅斯、日本、德國、越南、澳大利亞等地集中了我國境外企業數量的45.6%。從2005年底對外投資存量來看，亞洲和拉丁美洲地區的投資存量占90%以上，其中亞洲地區為406億美元，占71%。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流向發達或較為發達國家和地區：一是流向周邊地區，如香港、韓國、馬來西亞等地；二是流向美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這種失衡的區位格局的不利之處是：一、境外企業生產經營成本較高，經濟效益不理想。發達國家要素成本高昂，市場競爭激烈，我國在發達國家的境外企業并不具有壟斷優勢與內部化優勢，相反處于相當不利的地位。這種局面的必然結果就是投資效益低下。據統計，我國在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境外企業近半數不盈利。二、忽視發展中國家市場，放棄自身優勢。相對于大多發展中國家而言，我國在適用技術、成熟技術、勞動密集的生產技術方面具有優勢。忽視向發展中國家投資，實質上就是放棄發揮自身優勢，也不利于國內產業的升級。

4、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結構分析

2005年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中，商務服務業、制造業、批發零售業、采礦業、交通運輸和倉儲業的比重依次為40.3%、18.6%、18.4%、13.7%、4.7%。到2005年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主要分布在如下行業：商務服務業占28.9%，批發和零售業占20%，采礦業占18.1%，交通運輸和倉儲業占12.4%，制造業占10.1%，房地產業占2.6%，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主要是電信和其他信息傳輸服務業的投資）占2.3%，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占2.3%，建筑業占2.1%。

以上數據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行業分布失衡問題：一、境外商務服務型企業投資比重過高，生產型企業投資比重偏低。一般而言，生產型境外企業更有利于參與國際分工、利用國外資源推動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對國內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也更為明顯。我國生產型企業投資比重偏低使得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發展、技術與產業結構升級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二、產業層次偏低。我國對外投資較大的項目集中在初級產品制造加工業和采礦業（包括石油開采業），這對我國企業走出國門學習先進生產技術與管理經驗不利。三、傳統產業和成熟的制造業對外投資不足。我國制造業和許多傳統產業，在國內市場上早已成熟，其獨特生產技術適合于發展中國家的環境，甚至在發達國家也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但目前這樣的產業開展對外投資的現象并不多見。四、高新技術產業對外投資比例較低。盡管從區位分布來看，我國對外投資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或較為發達國家，但是我國高新技術產業投資比重很小，并沒有起到技術學習的預期作用。

二、基于發展中大國特征的對外直接投資多元化戰略

一個國家采取什么樣的對外直接投資戰略，取決于其動機和優勢的共同作用。動機和優勢是研究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的邏輯起點，而它們又取決于一國國內經濟特征。

作為一個發展迅速的發展中大國，“差異化”、“多元化”是我國經濟的基本特征：首先，人文社會背景差別很大。各地人文風貌和社會結構各異，與外部聯系也各不相同。東部沿海地區與東南亞、歐洲甚至美洲都有廣泛的社會聯系，西部沿邊地區與周邊國家存在種族聯系。其次，資源稟賦多元化。東、中、西部地區在人力資源、自然資源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例如，東部地區各類人力資源較為豐富，而中西部地區人才匱乏且流失嚴重。再次，經濟、技術多元結構。經濟、技術多元結構表現在多方面：既存在城鄉差異，又存在東中西部的地區經濟差異；既有技術先進的高新技術產業，又有大量技術成熟的傳統產業和民族產業；既有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又有一些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一些產業生產能力過剩，而另一些產業市場潛力巨大。

經濟差異化、多元化使得有關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難以用來解釋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體戰略。壟斷優勢理論、市場內部化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只適用于解釋擁有競爭優勢的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與產業選擇，而邊際產業轉移理論、小規模技術理論、技術地方化理論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只適用于解釋經濟技術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與產業選擇。這些理論都不能從整體上解釋我國的對外投資行為，因為我國兼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特征。相對于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言，我國生產技術較為先進，但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我國又是一個較為落后的國家；在世界生產體系內，我國大部分產業生產技術較為落后，但也有為數眾多的企業擁有先進的生產技術。

多元化的經濟特征導致了我國對外投資多元化需求和動機?？偟膩砜?，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如下5種類型的動機：（1）自然資源動機。以人均量計算，中國自然資源非常貧乏，其中以石油、鐵礦、鋁、銅、木材和魚類資源尤為明顯，加之我國經濟高速發展，資源消耗巨大，我國對海外資源需求巨大。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逐漸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在資源豐富的國家進行資源的開采利用。（2）學習動機。通過學習型對外直接投資來了解與掌握他國先進生產工藝、技術和管理技能是推動國內產業結構升級重要手段之一。日本、亞洲“四小龍”曾在此方面取得很大成功，我國華為、海爾等企業在國外的研發投資也是基于此類動機。

據調查，我國77%的企業將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作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動機。（3）市場動機。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鞏固、擴大原有市場以及開拓新的國際市場的重要手段。例如，中國中化集團總公司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逐步開拓了石油、化工、投資、金融、旅游、咨詢等領域的國際市場（該公司原為對外貿易公司）。（4）規避貿易壁壘動機。隨著我國出口的迅猛發展，許多國家（主要是歐美等國）紛紛寄起反傾銷、技術性貿易和保障措施等多種形式的貿易壁壘的大旗，對我國相關行業出口造成了極大的沖擊。這種情況下，國內許多相關企業不得不尋找能夠替代貿易的投資形式，即通過在國外建立分公司的形式規避對華貿易壁壘。（5）轉移過剩生產能力動機。我國在許多制造業方面技術成熟、設備先進，但國內市場日趨飽和，生產能力過剩。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將國內過剩的生產力轉移到國外進行生產，同時也促進了國內產業結構升級。

多元化經濟特征也使我國擁有多元化優勢。因而，我國對外投資多元化動機和優勢也決定了我國必須采取多元化的對外投資戰略（見圖1）。總的來看，多元化戰略包括三個部分：（1）多元化主體。不同所有制、規模以及區域的投資主體具有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優勢，它們都應參與對外直接投資活動。（2）多元化產業選擇。我國許多傳統制造業技術成熟、生產規模大，需要規避貿易壁壘、轉移過剩生產能力；傳統民族產業擁有獨特的產品和生產技術，需要向外開拓市場；資源開采業需要獲得更多的自然資源；高新技術產業則更需要學習國外先進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這些不同的產業都應當參與對外直接投資活動。（3）多元化區位選擇。我國企業的不同優勢和動機是相對于不同地區而言的，因而應選擇不同的對外投資區域。例如，高新技術產業只有選擇到發達國家和地區投資才能學習到先進技術；傳統制造業的優勢是相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言的。多元化主體、多元化產業和區位選擇有時是相互聯系的。

三、實現我國多元化對外直接投資總體戰略的對策建議

1、完善對外直接投資整體法律體系，增強管理與服務職能。首先，應加強對外直接投資法制化建設。2000年之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政策體系發生了重大改變，放寬了審批權限、簡化了審批環節，但大多是以國務院各部門的政策形式出現，目前應制定一部綱領性、權威性的法案，從整體上協調我國對外投資政策體系。其次，發改委和商務部之間存在對外直接投資管理權限界定不清、平行管理的問題，應進一步明確兩者的職責劃分。再次，努力構建與完善境外投資擔保與監管制度。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增多，企業在境外所面臨風險問題將越來越嚴重，我們應積極準備，盡早建立對外投資擔保制度、完善現有監管體系，降低企業海外經營風險，促進國內外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并及時關注企業在境外的生產經營發展狀況。最后，進一步完善政府信息服務職能。信息是影響企業開展對外投資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我國還沒有系統、權威的對外投資信息提供機構，應盡快建立起一套為企業海外投資服務的信息體系，為企業走出去創造有利的條件。實際上，以上政策與制度問題對民營企業和中小型企業更加不利，所以，法制化建設為不同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公平的平臺。

信息體系，為企業走出去創造有利的條件。實際上，以上政策與制度問題對民營企業和中小型企業更加不利，所以，法制化建設為不同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公平的平臺。

2、積極鼓勵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雖然近幾年我國在對外投資主體多元化方面有所進步，但是中小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意識不強且面臨較多的政策與信息限制。世界市場是多元的，中小型企業在對外投資市場上也擁有相對優勢。今后應在政策和信息服務上積極鼓勵中小企業走出國門，進一步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