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勞動經濟學的案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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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要:農業勞動力務農機會成本呈上升趨勢，促使大量農業勞動力向城鎮流動，成為當今中國社會的一個突出特征。勞動力城鄉流動會影響農戶的土地利用決策行為，繼而影響土地利用變化過程。為理解這一過程對于農地利用變化的影響，文章首先綜述了城鄉勞動力流動理論研究的歷史脈絡，并總結了國內外勞動力流動對農地利用影響的研究進展。提出了尚需研究的若干學術問題，即在方法上需要建立勞動力流動-農戶土地利用決策模型，重視農戶尺度研究，注重區域差異。

關　鍵　詞:土地利用;城鄉勞動力流動;農地利用

Abstract:Farm labormigration is an inevitable phenomenon during the period from agriculturalsociety to industrial society. Currently， with the increasing ofpeasantworker’swage and impro-ving of policies about peasantworker flow， farm labor opportunity cost is increasing in China，whichwill affect labor rural-to-urban migration and eventually affect the farm land-use change.This paper reviewsmajor lines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farm labormigration. Sev-eral contributions pointout that research perspective ismoremicrocosmic， non-economic drivingfactors of labormigration arewidely considered and impacts ofdifferential inpiduals and settingson farm labormoving outare taken into accoun.t Meanwhile， it reviews research advances in im-pacts of farm labormigration on farm land use. Due to complexity of influencing mechanisms，there are no generalization results about this issue ye.t Hence， itneeds further study the effects offarm labormigration on farm land use.

Key words:land use; labor rural-to-urbanmigration; farm land use

在當前經濟轉型的時期，中國土地資源正經受著沉重的壓力。主要表現為糧食生產、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生態保護三者之間對土地需求的激烈沖突。這些沖突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仍將是土地利用變化的主要驅動力[1]。同時，與一些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過程一樣[2-4]，中國正經歷著農業勞動力的快速轉移過程[5];且近年來，隨著農民工工資的上漲和政府對農民工流動政策的改變，農業勞動力務農機會成本在不斷上升[6]，使得農業勞動力流動規模進一步擴大;另外，中國的人口紅利正在消失，低端勞動力正由相對過剩向相對短缺轉變[7]。雖然學術界對中國勞動力短缺機制的認識存在分歧[8-10]，但勞動力的短缺無疑會使農業勞動力務農機會成本進一步上升。

作為農業的主要生產要素，大量勞動力的析出會直接造成農地利用的變化，例如勞動力的短缺造成某種土地利用不再具有經濟優勢而退耕或轉為他用。另一方面，農業勞動力務農機會成本的上升，導致農業生產成本增加，也會間接影響農地利用，例如農戶或農場因此調整資金和勞動力的配置，使農地利用的集約度或生產率發生變化。而這些變化，通過改變土地生產率進而影響到糧食安全，也會通過退耕或集約度的升降影響到土地利用對于生態的壓力。

總之，有必要將勞動力流動與農地利用結合起來開展研究，以把握中國土地利用變化乃至人地關系的發展趨勢。而本文的目的是梳理勞動力流動對農地利用影響的研究脈絡，為研究這一問題提供理論支持。為此，本文首先總結了勞動力流動的相關理論，旨在認識城鄉勞動力流動或農地利用變化的驅動機制;在此基礎上綜述勞動力流出對于農業發展和農地利用影響相關研究的進展。

1　勞動力流動理論的研究脈絡

1·1　早期勞動力流動的經驗假說英國統計學家Ravenstein被認為是最早比較系統地研究勞動力遷移現象的學者[11]，并提出了人口遷移法則[12-13]。他的人口遷移法則也可以解釋城鄉勞動力流動。如根據他的理論，農村男勞動力比女勞動力更容易流動。

后來，Lee在Ravenstein的基礎上，提出了解釋人口空間流動的“推-拉理論”[14]。雖然Lee的理論是基于區域人口提出，但可以直接解釋城鄉勞動力流動。根據Lee的理論，城鄉勞動力流動受兩種不同力的影響，一是促進勞動力流動的力即推力，另一個是阻礙勞動力流動的力即阻力。影響勞動力流動的因素有流入地的因素、析出地的因素、流動過程中的障礙和個體特征。在以上四類影響因素的作用下，對城鄉勞動力流動行為的解釋為:①每一個既定區域都存在吸引和排斥勞動力流動的因素，如果流出地排斥的因素較多，凈流出人口多，如果流入地和析出地之間的條件差別不大，農業勞動力流動率低;②特定地區勞動力流動數量與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和對人口需求的行業有關，后者決定能否克服流動過程中的困難;③勞動力流動過程具有人口選擇特性，一般來說高素質和年輕勞動力更容易流動。Lee的理論和假設直觀、簡單，具有很強的說服力。但是，他的研究是建立在經驗觀察基礎上，缺乏科學推斷和假設檢驗，且在政策應用方面存在局限性[15]。

1·2　新古典勞動力流動理論

從時間上看，上述勞動力流動理論的提出是在二戰以前。二戰以后的勞動力流動理論，特別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城鄉勞動力理論得到快速發展。勞動力流動理論突破以前的概念法則，走向模型化。其中，以新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力流動模型最為著名，代表性的勞動力流動模型有劉易斯的城鄉勞動力流動模型、Todaro的模型等。

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于1954年提出了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流動模型[16]。他認為發展中國家一般存在著二元經濟結構:一個是維持生計部門(主要指傳統農業部門)，另一個是現代資本主義部門(主要指城市工業部門)，兩個部門之間存在收入差別;且在維持生計部門中存在著大量的“過剩勞動力”，這部分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為零或負數。在這種情況下，他認為勞動力供給是無限的，資本積累是經濟發展和勞動力轉移的唯一推動力。資本主義部門將剩余用于投資，并且以固定工資吸引維持生計部門的勞動力，隨著投資的增加，維持生計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就會源源不斷地流向資本主義部門，直到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完為止。

劉易斯勞動力流動模型分析了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結構下的勞動力流動機制，是發展經濟學理論上的重大貢獻。但是，該模型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如:①忽略了農業在工業發展中的作用，沒有考慮到農業生產率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17];②不能解釋在城市中存在大量勞動力失業時農村勞動力仍向城市流動的現象[15];③沒有考慮城鄉勞動力流動對城市就業競爭和農村勞動力構成的影響;④認為資本積累是城市和工業擴張的唯一動力，忽略技術進步的作用;⑤認為人口增長落后于資本積累，不應成為經濟發展的阻力。

針對上述缺陷，Ranis和Fei對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進行了改進和完善[18]。他們在接受勞動力無限供給假設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農業生產率和人口增長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認為只有在農業生產率提高和勞動力轉移速度超過人口增長速度的情況下，才可能進入劉易斯模型的第二階段。他們提出了勞動力轉移的三個階段，一是劉易斯模型中農業勞動力邊際生產率為零的無限供給、工資率固定不變階段;二是農業勞動力邊際生產率為正，劉易斯模型中固定工資率開始提升的階段，即出現“第一轉折點”;三是農業勞動力邊際生產率和工資率相當的階段，農業和工業開始競爭勞動力的階段，即出現“第二轉折點”。修正后的模型被稱為Lewis-Ranis-Fei二元經濟模型，簡稱LRF模型。

LRF模型雖然考慮了劉易斯所忽略的技術進步、農業發展和人口增長等因素對勞動力轉移的影響，但也存在不完善之處。主要表現為:仍假設城市工業部門不存在失業問題，這與現實不相符;農業工資是常數的假設不符合發展中國家農業工資變動的情況[19];認為城市工資水平由農業勞動力收入水平決定，現實情況卻表明發展中國家城市工資是上升的[20-21]。

另外， Jorgenson在1961年也建立了一

個二元經濟模型[22]，同樣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部門分為現代部門和農業部門。與LRF模型不同的是， Jorgenson的模型放棄了勞動力無限供給和農業、工業工資不變的假設。其模型建立的假設條件為:①農業沒有資本積累，土地數量不變，農業產值的增加依賴勞動力投入;②工業產值是資本和勞動力的函數;③在技術進步的推動下，兩個部門的產出隨時間的推移而上升。根據Jorgenson模型，糧食供給超過人口增長時出現農業剩余，農業剩余是勞動力轉移的充分和必要條件。隨著農業剩余的增加，農業勞動力開始向工業部門轉移，促進工業發展。勞動力轉移的規模與農業剩余的多少有關。與LRF模型相比， Jorgenson模型將人口因素內部化，重視農業發展和技術進步，充分考慮了城鄉勞動力轉移的農業內部因素。

上述二元經濟模型認為城鄉實際收入差距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動力。但是不能解釋在城市存在大量失業的前提下，農村勞動力仍源源不斷地向城市轉移的現象。美國經濟學家Todaro放棄了二元模型的假設，認為發展中國家農村勞動力流動取決于城鄉預期收入的差異;流動過程存在兩個階段，而非一個階段，即技術素質較低的農村勞動力首先在“城市傳統”部門就業，然后再在現代經濟部門就業，并提出了依據這一判斷的勞動力流動模型[15]。該模型的主要觀點為:①城鄉預期收入差異是城鄉勞動力流動的動力，而不是城鄉的實際收入差別，城鄉預期收入取決于城鄉實際工資差別和農村勞動力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概率;②城鄉預期收入差別越大，人口流動得就越多;在任一時期，遷入者在城市現代部門找到工作的概率與現代部門新創造的就業機會成正比，與城市失業人數成反比;③流動人口在城市待得時間越長，他獲得工作的機會就越大，預期收入也越高。Todaro模型很好地解釋了城鄉勞動力流動和城市失業現象，能較好地說明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19]。

無論是二元經濟模型還是Todaro模型都立足于城鄉和部門等宏觀視角去解釋勞動力流動機制，都假設流動者是理性的決策者，會依據城鄉的收入差(實際或預期)考慮是否流動。城鄉收入差導致勞動力流動的結論已被其他學者的實證研究所證實，也是宏觀層面解釋勞動力流動的主要依據。但是，忽略了影響勞動力流動的其它關鍵的非經濟因素，如教育程度、年齡、性別等個體差異[23]。

1·3　新經濟學勞動力流動理論

1980年代以來，很多學者開始質疑城鄉收入差距是勞動力流動的唯一動力，他們認為新古典經濟學勞動力理論對農業生產的特殊性關注很少。如否定了勞動力流動是相關眾人決策的事實，沒有考慮家庭規模、人口構成、習俗、人際關系等因素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24-26];沒有考慮風險和其它限制因素(資本、保險、勞動力等市場的不完善)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27-28]。另外，農村勞動力外出行為不是隨機過程，外出人群與教育、家庭特征、經驗、年齡、性別等有關，用計量經濟學的最小二乘法估計不能滿足計量經濟學的經典假設[23]。

可見，勞動力流動理論的基本假設和方法都需要進一步拓展。以Stark為代表的新經濟學勞動力流動理論(New Economics ofLaborMigration)試圖彌補上述缺陷[29]。

新經濟學勞動力理論認為勞動力流動是相關的眾人決策過程，而非個人決策，強調家庭是決策的主體，認為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其它不確定因素都會影響勞動力流動的決策過程。在新經濟學流動理論的框架下，學者就勞動力流動決策機制進行了一定的實證研究。

該理論主要觀點有:①認為農業勞動力外出是一種規避風險的行為。農業是發展中國家大多數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但農業收入容易受到自然災害和較高的市場價格波動等風險因素的影響。為規避風險，家庭會依據其成員的比較優勢，讓部分勞動力外出，盡可能地降低風險程度[30]。②該理論認為資金約束也是勞動力流動的動力之一。在很多發展中國家，農村信貸和保險市場失靈，農民融資困難。因此，家庭派部分勞動力外出，外出收入或匯款可以彌補農業生產中的資金短缺問題。③“相對貧困”也是勞動力流動的原因之一[31]。Stark等假設人們將自己的收入或生活水平與周圍的人群進行比較，所處地位較好的人群會產生滿足感，所處地位不好的人會產生擺脫貧困的愿望，這種相對貧困會導致流動發生;而且，匯款在遷出地導致的物價上漲進而引起的相對貧困也能促進人口外出[32]。④以Sjaastad和Becker為代表人物的人力資本流動理論強調了個體差異在勞動力流動中的決定作用[30， 33]。

該理論認為勞動力流動是人力資本的函數，受過教育、具有特殊專長和年輕的勞動力最早流動，勞動力素質不僅影響收入高低，也影響就業機會的大小。根據人力資本理論，持續的勞動力流動導致農村勞動力流失，擴大城鄉發展差距，導致進一步勞動力流動。⑤累計效應理論。該觀點將流動作為內生變量，考慮流動本身對勞動力流動的作用。累計效應理論由一系列流派或觀點構成，主要包括流動網絡理論、文化流動理論、社會標簽理論等[34]。

新經濟學勞動力理論將勞動力流動的解釋因素由經濟因素擴展到非經濟因素。更強調家庭內部成員的比較優勢和環境差異。該理論將研究內容進一步細化，更注重從農戶層面分析勞動力流動機制及其影響。但從農戶層面看，農戶差異的復雜性使得研究過程更復雜，導致研究結論的解釋存在空間范圍上的局限性。

2　勞動力流動的土地利用效應研究就農業勞動力流動對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影響而言，學者們更多地研究勞動力流動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也產生了大量的文獻[35-36]。直接研究勞動力流動對農地利用影響的文獻相對比較少，且已有研究多側重解釋勞動力流動對遷出地農業發展的影響，土地利用被視為這種影響的表現之一。因此，有必要先討論勞動力流動與農業之間的關系。

2·1　勞動力流動對農業發展影響的研究自馬爾薩斯開始，人口變化與農業增長之間的關系就成為倍受關注的學術問題，也產生了一些解釋性假說。有影響的假說有:馬爾薩斯的土地面積持續擴張假說、Boserup的需求誘發型集約化假說、Geetz的集約度彈性假說、土地利用粗放化假說等[1]。其中“土地利用粗放化假說”直接針對勞動力持續流出的情況，認為當人口不再是農業的壓力或者競爭性行業吸收了大量農業勞動力的時候，勞動力價格上升，農業就會萎縮。土地利用上，表現為要么集約度下降即粗放化經營，要么面積收縮，即退出生產(邊際化)。

這里應該根據勞動力的供需分成兩種情況: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條件下，勞動力外出對農業的影響不顯著;在勞動力有限供給時，勞動力流動就會對農業發展產生影響。

實證研究表明，即使在勞動力稀缺時，不同國家或不同地區，勞動力流動對農業發展的影響也存在明顯差異[37]?？偨Y已有研究，對這一問題大致形成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勞動力流動對農業發展有促進作用[38-39]。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勞動力外出的收入可以彌補農業發展的資金不足問題，有利于農業發展。如Lucas在南非的研究結果表明，從長期看勞動力流動對流出區的農業生產起促進作用[40];Taylor等在墨西哥的研究證實，匯款可以減輕農業生產的限制因素[41];Mendola分析了孟加拉的農業勞動力流動對農民選擇高產種子的影響，認為具有高收入的勞動力流動行為(如國際間流動)，能促使農民更好地利用農業先進技術[42];Grau等駁斥了農村勞動力外出對山區農業利用有負面效應的觀點，認為勞動力外出和山區可持續發展能相互促進[38]。另一種觀點認為勞動力流動對農業有負面影響，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勞動力流動導致農村勞動力資源流失，影響農業生產，農村因依賴匯款而喪失糧食自給，勞動力流失影響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等[43-45]。

2·2　勞動力流動對土地利用的影響研究根據新古典經濟學的定義，農民是理性的(舒爾茨)，且部分參與投入和產出市場

[46]。

也就是說隨著勞動力要素的變化，農民會改變其農業生產和土地利用方式?？梢詮暮暧^和微觀兩個視角來綜述勞動力流動對農地利用影響的研究。

從宏觀視角看，引入勞動力和糧食市場，農戶的生產決策就會獨立于消費決策，農戶對勞動力務農機會成本上升的反應就可以預見[47]。如果用社會價格表示①，勞動力務農機會成本上升意味著勞動力的社會價格上升;相反，土地和資本的社會價格相對在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逐漸成為影響農戶決策行為的關鍵因素[46]。而勞動力流動也直接影響土地利用變化，包括面積變化(或稱用途轉移)和集約度變化[48]。有關勞動力流動對農地利用影響的宏觀研究可以歸納為以下幾方面:(1)農戶將用資金替代勞動力，即土地利用的勞動力集約度下降;同時，以役畜為主的傳統的土地利用方式逐漸被擯棄。應該說，現實中有很多案例支持這一推斷。如Hatirlia等在土耳其的研究表明，農村勞動力外流導致農業勞動投入和畜力投入減少[49]; Peters和Al-wang等人在馬拉維的實證研究，發現勞動力外流會使農民對土地的管理粗放化，特別是規模比較小的農戶[50-51];Clay等在盧旺達的研究發現，由于不斷增長的非農就業與作物生產的競爭，導致在作物生產上的勞動力和肥料等投入不斷降低[52];Alan de Brauw[53]、Rozelle等[54]、梁流濤等[55]在亞洲部分國家的實證研究也發現，隨勞動力外流，農戶的勞動投入在減少，土地利用粗放化。另外，如果將資本投入分為增產性投入和省工性投入，那么隨著勞動力務農機會成本的上升，土地省工性投入會快速增加。陳瑜琦等[56]通過分析1980—2006年間中國糧食作物的資本投入構成，發現省工性投入(機械)的比重明顯增加，而增產性資本投入(種子、化肥和農藥等)的比重在減小。

(2)勞動力外流會導致土地被撂荒，特別是那些低投入、低產出的農地將會首先被拋荒[57]。土地拋荒有兩種形式，一是勞動力外流導致農民放棄土地種植，即真正意義上的拋荒。有許多實證研究結果支持這一推斷。根據在歐洲[58]、地中海國家[59]、日本[60]、中國臺灣[61]等地區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勞動力外出會導致耕地撂荒。在中國很多研究結論也說明勞動力外出會導致土地撂荒[62-65]。另一種是勞動力外流致使土地復種指數下降，而引起的季節性拋荒。中國南方大范圍的雙季稻改單季稻[66]可視為這種拋荒。

從微觀視角(農戶尺度)看，流動勞動力及其對農地利用的影響具有農戶尺度上的個體差異。但基于微觀尺度的直接實證研究相對較少，只能通過對已有的研究進行推論，得出相關研究的結論。其中Low在非洲諸國的研究最具代表性[45]。Low用新家庭經濟學的勞動力比較優勢理論，解釋了南部非洲各國1970年代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的停滯和衰退現象。

認為城市現代部門吸收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是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雖然Low的重點是解釋勞動力流動對農業的影響，但他的模型的一個直接推論就是農業勞動力的外流鼓勵了勞動粗放的耕作方式，加上婦女、兒童及老年人等留守勞動力又不能把全部精力用于農業生產，致使那些耗勞動力多、產出低且不穩定的土地(一般是偏遠的坡地)被粗放經營或拋荒。但是，值得注意的是:(1)農戶并不是將全部土地撂荒，以婦女、兒童及老年人為主的多數農戶仍有一定的農業生產。在這種情況下，就土地利用變化而言，需要關注的是留守勞動力是否從事農業生產?如果從事農業生產，對土地利用，特別是土地利用類型產生怎樣的影響?根據農業生產理論和農業家庭理論，當勞動力成為稀缺資源時，農戶會根據各種農作物的單位勞動產出最大化進行作物選擇[6]，繼而影響土地利用類型。但這個結論未得到其它實證研究的支持，還需要進一步驗證。黃季琨、陳瑜琦、鄭有貴等在不同地區研究了勞動力流動對農作物種植的影響，但都未進一步分析農戶是否根據勞動生產率進行作物選擇[67-69]。

(2)就中國當前的現實而言，Low對南部非洲的研究值得關注。這是因為:首先， 1970年代，隨城市化、現代部門的快速發展，在土地充足、有大量國際援助和農業新技術應用的條件下，南部非洲各國的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出現停滯。當時，對農業停滯的一般解釋是政策、制度上對小農經濟的忽視。因此，政府采取多種措施，鼓勵小農發展。但結果農業生產仍然下降，甚至在有些生產條件好的地方也下降。其次，南非當時的情況與中國近年的發展很相似。一方面，中國正經歷城市化、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另一方面，中國農業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大范圍的耕地撂荒[63]、復種指數下降[70]、農業種植結構轉變(農業種植結構轉變存在區域差異，在西北和東部發達地區經濟作物播種面積增加[6， 70]，在中部地區小麥播種面積增加[68])等現象。為確保糧食安全，中國政府也采取了許多和南非當時一樣的措施，如減免農業稅、施行農業補貼等。而政府旨在確保糧食安全的鼓勵農業發展政策是否會出現類似南非諸國的情況，是很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

3　結論和討論

縱觀勞動力流動理論的發展歷程，研究視角由宏觀向微觀(城鄉-部門-群體-家庭)發展;流動動力由經濟決定因素擴展到非經濟因素;更強調個體和環境的差異性，甚至有學者主張應在真實的環境研究真實的人[71]?！岸洕蹦Ｐ图捌浣洕l展階段論觀點，有助于人們把握城鄉勞動力流動的總體趨勢;而新經濟理論則有助于理解勞動力流動的地理差異性;新家庭經濟學及其家庭勞動力比較優勢理論，通過勞動力務農機會成本和家庭勞動力分工假說把城市現代部門與傳統農業部門的發展聯系起來，有助于理解勞動力流動對于農業和農地利用的影響。

勞動力流動對農地利用的影響是一個很復雜的過程，國內外已有的研究都未能獲得系統性的結論。從宏觀層面看，有許多研究支持勞動力流動導致土地勞動力集約度下降、粗放化經營、部分土地被撂荒等觀點，但宏觀研究往往忽略了農戶之間的差異和勞動力本身的素質對研究結論的影響。從農戶層面看，往往是機會成本高的勞動力外流引起土地利用變化，這種變化在區域尺度上也能得出上述宏觀層面的結論。但是，農戶尺度的研究因農戶之間及其內部差異的復雜性，使得勞動力對土地利用類型的影響還需進一步研究;同時，研究結論的解釋存在空間范圍上的局限性。因此，關于這一命題還需進一步研究。特別是當前中國土地需求沖突激烈，大量勞動力外出的情況下，更需要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尚需研究的若干學術問題為:(1)需要加強從農戶層面對勞動力流動土地利用效應的實證研究，尤其要重視這種效應的區域差異性。即研究勞動力流動對糧食主產區農戶土地利用決策行為的影響以及對國家糧食安全的政策啟示;勞動力流動對生態脆弱區、山區的農戶土地利用決策行為的影響，并分析這種影響對生態安全的政策啟示。

(2)在深入分析農戶對勞動力流動響應機制的基礎上，建立勞動力流動-農戶土地利用決策模型。并利用模型進行農業勞動力流動的土地利用效應的情景分析。

(3)勞動力流動對土地規模經營的政策啟示。一般來說，勞動力流動促使機械替代勞動力，加速土地規模經營，但據我們在中國糧食主產區(河南)和生態環境脆弱山區(寧夏南部山區)的實地調查，發現勞動力流動并沒有導致大范圍規模經營趨勢。部分地區以“服務集中”的形式出現。農業規模經營的區域差異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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