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遺活態傳承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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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3-0122-04

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是少數民族智慧的結晶，在其歷史文化發展過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來，關于我國少數民族非遺的研究成果頗為豐富，民族學、教育學、文化學等多學科的滲透與交叉性的研究居多。筆者檢索了“中國知識資源總庫”中3個主要數據庫2005—2013年的相關文獻，其中，以篇名“少數民族非遺”共檢索出文獻135篇，分別在“中國學術期刊全文數據庫”檢索出120篇，在“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檢索出12篇，在“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檢索出3篇。通過對這些文獻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圍繞在研究中理論界比較關注的幾個問題進行綜述和簡要評析，力圖呈現理論界對該命題的研究狀況及研究特點。

一、關于少數民族非遺的概念界定

關于少數民族非遺的概念，對其進行界定的學者不多。韓小兵將目前有關“少數民族非遺”的幾種主要學理解釋歸納概括為以下三類：一是“綜合文化體系”說，主要指產生并流傳于我國55個少數民族中的，與各少數民族生活密切相關、世代相傳的綜合性文化體系；二是“表現手法特征”說，特指由少數民族創造的，以聲音、形象和技藝為表現手法，依靠特定民族、特定人的展示而存在的“活”的遺產；三是“公約定義套用”說，是“非遺”的下位概念，是指被各少數民族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1]。

上述三種說法中，“公約定義套用”說較為常用，即少數民族非遺是非遺的分支，在內涵與范圍兩方面與非遺的內在意蘊相同，而在其特征等方面更注重表現少數民族的特色與風格，是借助特定物質載體和表現形式所表現的該少數民族的歷史文化信息利益。

二、關于少數民族非遺的特征與價值

（一）少數民族非遺的特征研究

對于少數民族非遺的總體特征，覃志鵬指出，少數民族非遺在文化變遷與傳承中顯露自己特有的時代特征，具有現實生活性、民間地域性、以人為主要載體、生態性與瀕危性等特征，這些特征要素互相關聯，有機地存活于民族群體之中，體現了豐富久遠的文化蘊涵[2]。韓小兵指出，少數民族非遺具有活態遺產性、民間傳承性、環境依存性、口傳身授性等非遺的一般特征，同時具有源生主體歸屬上的特殊性，即歸屬于相應的少數民族，而且與漢族非遺存在表象與特質差異，即在表現形態上更具有多樣性，普遍具有異于主流文化的構成要素，具有更強的瀕危性[3]。還有很多學者針對特定地域的少數民族非遺特征進行了研究，除具有共性以外，大多具有獨特的地域特征。

（二）少數民族非遺的價值研究

對于少數民族非遺的價值，張世均從總體上指出，少數民族非遺在為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建立和諧社會、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方面發揮著重要的社會價值；在豐富中華民族文化的內容、體現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多樣性與民族的審美、藝術價值方面發揮著重要的文化價值；在科學認識與研究方面發揮著重要的科學價值；在民族旅游資源利用和旅游產業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經濟價值[4]。郭劍英，余曉萍從地域的角度指出，四川西部少數民族地區非遺的價值體現在多個方面，主要有社會價值、文化價值、科學價值、旅游價值[5]。

三、關于少數民族非遺的保護與傳承

少數民族非遺的保護是學者們關注的熱點問題。綜合來看，主要集中于保護現狀和保護措施兩方面的研究。

（一）保護現狀研究

近幾年來，我國政府搶救和保護少數民族非遺方面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績，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面臨一些困境。汪立珍認為，20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末，我國少數民族非遺挖掘保護工作隱藏著不足與缺憾：一是挖掘保護工作沒有一個系統持續的計劃，斷裂現象十分嚴重；二是挖掘保護的方法、手段單一 [6]。烏丙安指出，相對說來偏重于文化表現形式類遺產的保護，對民間傳統的文化空間類遺產的有效保護有所忽略[7]。陳莉指出，雖然我們已開始著手對少數民族非遺進行保護，但還是有許多被改造成文化消費品，失去文化遺產的內在精神，進而在保護中走向消亡[8]。覃志鵬指出，我國少數民族非遺的保護實踐存在著許多問題：保護意識淡薄；不但保護主體缺乏統一性和協調性，而且不時出現單純的保護文化碎片現象；競爭力在比較中呈現不斷弱化的趨勢；相關法制建設相對滯后[2]。

（二）保護措施研究

關于少數民族非遺保護措施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五個研究視角：

一是從總體上提出保護舉措。祁慶富指出，存續“活態傳承”是衡量非遺保護方式合理性的基本準則[9]。烏丙安認為，民俗文化空間是非遺保護的重中之重[7]。覃志鵬提出了樹立保護意識、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逐步實現產業化等重要舉措[2]。羅正副提出了對無文字民族非遺保護的思路和方案[10]。趙艷喜提出了非遺的整體性保護理念，即涵蓋非遺本體、相關環境和人這三項要素，從歷時性和共時性（時間向度和空間維度）對非遺進行的綜合、立體、系統性保護[11]。張曉萍、李鑫基于文化空間理論的視角提出，傳承與發展非遺的有效途徑是符合時代特征的“動態保護”[12]。吳興幟從文化生態區的理念出發，探尋了非遺保護與傳承的道路，為非物質文化能夠繼續活態的、原真性的存續提供一種方法論視角[13]。韓成艷認為，非遺的保護必須落實在特定社區[14]。

二是從立法方面提出保護舉措。祁慶富指出，立法是搶救與保護口頭與非遺的根本措施[9]。黎明認為只有通過法律手段調整涉及少數民族非遺的社會關系，依法確立與制定少數民族文化遺產保護的正確方向和措施，才能真正地起到有效的保護作用[15]。王培新指出，我國少數民族非遺的法律保護應遵循拯救第一、分層次保護的原則[16]。高燕對少數民族非遺的自治立法進行了研究，指出自治立法應當堅持傳統文化保護與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相平衡的立法價值取向，注重動態保護與靜態保護的結合，根據自治層級和民族地區實際，科學合理選擇立法模式，并加強與相關法律法規的協調、銜接[17]。周超指出，社區參與是非遺國際法保護的基本理念。還有一些學者針對特定地域少數民族非遺的法律保護提出了一些思路[18]。

三是從保護主體的視角提出針對傳承人的保護舉措。如今，依靠傳承人進行非遺保護，是行之有效的辦法之一。尹凌、余風指出，非遺傳承人是完成非遺保護這一使命的重要文化因子，并針對目前傳承人保護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從保護傳承人到培養繼承人這一創新思路[19]。鄭土有指出，在非遺保護過程中，在對核心傳承人進行重點保護的同時，還應該重視“群體”傳承人的培養，而“群體”傳承人培養的核心是兒童，在這方面日本的做法值得借鑒[20]。郎玉屏指出，傳承人是少數民族非遺有效傳承的首要因素，要增強少數民族青少年民族認同，使其愿意并欣然傳承本民族的文化[21]。陳靜梅、文永輝基于貴州的田野調查，提出了傳承人的分類保護舉措[22]。

四是從教育傳承視角提出保護舉措。汪立珍認為，把少數民族非遺納入教育體系是保護、開發、傳承少數民族非遺的重要手段與途徑，并從教育思想、教學方式、教學內容等方面提出要特別注意的問題[6]。吳正彪指出，少數民族非遺要得到科學的傳承與保護，民、漢雙語教育是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23]。普麗春也指出，學校教育是少數民族非遺保護和傳承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并提出了一些具體觀點[24]。張麗萍認為，少數民族地區高校參與非遺教育傳承，既是非遺傳承的需要，也是高校職能體現的需要，并提出了幾條高校加強教育傳承的具體措施[25]。

五是從其他角度提出保護舉措。一是數字化保護舉措。蔡群，任榮喜、邱望標認為，采用數字化多媒體技術，如通過對文化遺產相關的文字、圖像、聲音、視頻及三維數據信息進行數字化保存、組織和存儲來實現對遺產的保護，可以實現對貴州非遺的快速有效地保護[26]。二是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保護舉措。葉建芳認為，保護民族地區非遺是民族博物館的主要職責與功能，應通過各種方式搶救、保護、創新和發展民族非遺[27]。李樹林提出，民族地區圖書館應責無旁貸承擔起保護非遺的使命，發揮自身優勢，應用現代科技手段，普查采集、保存利用、傳播展示非遺，實現人類民族文化遺產資源的共享。胡蕓、顧永貴就如何做好民族民間非遺檔案管理工作進行了討論[28]。

四、關于少數民族非遺的開發利用

少數民族非遺的開發利用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話題。有贊成的，也有反對的。

（一）總體思路研究

陳廷亮認為，對少數民族的非遺資源的開發利用，只要堅持“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十六字方針，適度合理進行開發利用，不但能使少數民族非遺產生經濟效益，而且對其本身的活態保護與傳承也大有裨益。并選擇湘西、湖北少數民族非遺為例，強調指出，少數民族非遺的產業開發沒有也不能是一個統一的模式，應該根據不同類別的非遺制定不同的開發模式[29]。

（二）旅游開發研究

對于旅游開發與非遺保護的關系研究，很多人認為旅游開發破壞了少數民族“非遺”的生態環境，也有人認為適度的旅游開發可以促進少數民族“非遺”的保護。肖曾艷認為，旅游開發可以促進遺產保護，遺產保護好后反過來可以提升旅游開發層次，從而形成旅游開發和遺產保護的良性互動[30]。周麗潔指出，非遺的保護已不再是靜態的搶救與整理，并以湘西地區為個案說明以旅游為媒介，在尊重旅游者、旅游目的地民族成員意愿的原則下，文化重構是保護非遺行之有效的路徑[31]。陳煒、楊曼華在剖析旅游開發與非遺保護關系的基礎上，結合當前西部地區非遺旅游開發的實踐，指出對非遺旅游開發進行適宜性評價是應時之需，符合各利益相關體的需要[32]。

對于非遺的旅游開發應采取保護性開發模式，這一點學者們都達成了共識。張博、程圩指出，實現文化旅游視野下的非遺的保護與開發，必須了解非遺的特性，并基于其特征分析，提出了非遺的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原則[33]。黃繼元指出，云南非遺旅游開發中存在過度開發、碎片式開發、孤立式開發等一系列問，必須采取“完善建立管理機制和政策法規監督體系”、“加強理論研究和科學規劃”、“重視人這一核心載體的保護和提高”等一系列對策[34]。王汝輝以四川省理縣桃坪羌寨為例，對非遺在民族村寨旅游開發中的特殊性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可持續利用的對策[35]。韓富貴在研究非遺保護傳承和旅游資源開發的契合點基礎上，探索性地提出了基于旅游資源開發的非遺生產性保護模式，即“專題展演”模式、“沿途文化生態保護區”模式、“主題公園”模式、“旅游紀念品開發生產”模式[36]。

（三）其他開發利用途徑研究

在非遺其他開發利用途徑的研究中，李昕認為，西部地區豐富的非遺是文化產業發展重要的文化資本，探索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的途徑是極其重要[37]。王松華認為，在少數民族非遺保護利用過程中，通過產業化的手段尋求非遺在新的環境下傳承與傳播的市場空間，并借市場化的機會擴大規模與集聚資金，實現非遺存續與發展的良性循環[38]。譚志國以土家族為個案，針對非遺本身所具有的可位移性和可展示性的先決條件，提出了會展項目保護與開發這一新模式[39]。

五、關于少數民族非遺的個案研究

近年來，也有很多學者分別選擇一些個案進行了研究，一類集中在具體某個少數民族的非遺研究，一類集中在具體某一類型非遺的研究。在第一類研究中，學者們主要結合各個民族自身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非遺特點、類型進行研究，并在探討其保護現狀的基礎上，提出針對性的保護對策。在第二類研究中，主要采用歷時性與共時性相結合的動態分析路徑，將非遺進行民間工藝、民間美術、民間舞蹈、民間音樂、文化空間、民間文學等門類劃分，選擇其中的某一項具體個案，結合相關的田野調查，探討該項非遺傳承保護的現狀、影響因素及變遷原因，并提出一些具體的保護和發展舉措。

六、研究述評

從以上研究綜述可以看出，關于少數民族非遺的研究已經成為學界們關注的熱門問題之一，而且其研究現狀主要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1.從觀點上來看，少數民族非遺是非遺的分支，在內涵與范圍兩方面與非遺的內在意蘊相同，但更注重表現少數民族的特色與風格。不論是哪一類少數民族非遺，都是有著生命力的活態文化，其保護不是要把它封閉在一個既往的歷史時空點上，也并非是一種書齋里的歷史研究或者僅僅給博物館提供某種展品，而是文化建設系統工程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要在既不改變其按內在規律自然衍變的生長過程，又不影響其未來發展方向的前提下，盡可能尋找開發式保護途徑，而且要逐步構建起完善的保護體系。

2.從研究方法來看，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是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并存。少數民族非遺的保護和傳承是一個理論和實踐意義都很強的論題，大多數學者能充分契合這一特點，既能廣泛運用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和旅游學的相關理論開展研究，而且非常注重田野調查，并將理論運用于實踐的指導。

3.從研究對象來看，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既有從宏觀視角，以整個少數民族非遺的保護與傳承為研究對象；也有從微觀視角選擇具體某一個少數民族或是某一具體類型的少數民族非遺進行個案研究。

總之，目前我國關于少數民族非遺保護與開發的理論研究雖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與實踐工作相比，相對概念化和程式化的研究還顯得有些滯后，真正有創見的、富有開拓性的研究成果甚少。今后，我們應該密切關注實踐，通過跨學科的互動與對話，拓寬視野，努力提煉出富有創新性的理論和方法，使關于少數民族非遺的研究走向縱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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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馬寧.羌族非遺的現狀及保護對策——以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為例[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3）.

Research review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DENG Xiao-yan1，2

（1 South-Central Nationaliy University ，Wuhan 430074，China；2 Hubei Economy college，Wuhan 430205，China）

篇2

加大對“非遺”的保護力度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絕活”展示現場，記者發現，他們除了在畫瓷、畫坯、雕塑外，還有的在現場展示陶瓷畫筆的制作工序。非遺傳承人盛松柏說，制作陶瓷畫筆是景德鎮陶瓷傳統手工藝中的一項，制作工藝復雜，包括疊毛、洗毛、泡水、去毛、齊鋒等多個工藝流程，由于制作畫筆辛苦，現在年輕人都不愿學，我市將這項傳統技藝加以保護、傳承，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活動中，市領導還為我市新增的第三批市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代表和10 家市級非遺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頒發了證書或進行了授牌。

據了解，近年來，我市對非遺的保護力度加大，不少文化遺產項目都得到了保護，非遺保護工作取得顯著進展：完成了第一次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國家、省、市、縣四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體系，我市現有國家級非遺保護項目2項，省級14項，市級51項；加強了傳承人的申報，我市現有國家級非遺傳承人4人，另外經市文廣局推薦，省文化廳報送文化部待批的國家級傳承人有11人，被評為省級代表性傳承人的有41 人，市級有224人；今年年初，景德鎮市古窯瓷廠、景德鎮佳洋陶瓷有限公司被文化部評為國家級非遺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4月，我市又評出10家市級非遺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并從中推薦了部分參評省級非遺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

“非遺”保護注重參與和傳承

2 0 0 5年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后，“文化遺產保護”這一概念逐步替代之前的“文物保護”概念。相比較而言，文化遺產保護更注重公眾參與性和世代傳承性這兩個理念。公眾參與性，表明文化遺產保護不是政府的專利，也不是文物行政部門的專利，每一個人都有保護、監督和利用文化遺產的權利。

多年前，為了集中保護、傳承、展示景德鎮的傳統手工制瓷技藝，我市創建了古窯瓷廠，使古窯瓷廠完整地保護了一座清代柴窯和12座原料、成型、彩繪的古代作坊，老藝人和他們的徒弟們在這里以傳統手工技藝從事瓷器生產。2006年，古窯瓷廠申報的“景德鎮手工制瓷技藝”被批準公布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王炎生、陳圣發、余云山、曹永開被批準公布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還有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基地和省、市級代表性傳承人。

篇3

從新博物館學的視野出發，非遺博物館建筑應該是一個承載了傳承及弘揚該項非遺文化使命的文化機構的載體，其建筑功能應在滿足傳統博物館功能的基礎上進一步滿足該文化機構的具體運行功能，同時在新博物館學理念的指引下，將以傳承為主要目標的非遺博物館建筑新功能內涵進行進一步拓展。

1文化空間與非遺博物館建筑

“文化空間”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遺使用的一個專有名詞，是用人類學標準界定的非遺代表作的重要概念，其“既有物化形式（地點、建筑、場所、實物、器物等），也有人類的周期性的行為、聚會、演示等”。博物館語境中的非遺除物質載體之外還包括“口頭傳說和表述”以及語言、記憶、音樂、口頭吟唱等。非遺博物館建筑本身應該是能傳承該項非遺除物質載體之外的文化空間（culturalspace），或者能充分體現和激勵該項非遺文化空間的發展，使得博物館以更平等的姿態投向以往被忽略的文化群體和資源，從官方保護發展到公眾自發投入的文化認同，實現非遺的可持續發展。

2以傳承為主要目標的博物館建筑新功能內涵

“非物質遺產是一種代代相傳的活態文化”，這就要求針對它的保護不能離開“人”的活動因素孤立存在。傳統博物館學注重以物為核心的“物質遺證（materialevidence）”，而“新博物館學”理念倡導關懷地方社群，注重多元文化交流互動的特點，逐漸修正了傳統博物館奉行不逾的“典藏—研究—展示—教育”的功能，這與非遺保護“活態文化”傳承發展的需要相匹配。非遺博物館既需要保存有形遺產，承載起博物館的“教育、休閑、娛樂甚至大眾的精神依歸等社會職能”，在新博物館學的理念支撐下更需要向以人為中心轉變，將真正傳承該項非遺的人、團體和社區作為博物館的主要服務對象，進一步拓展出新功能，成為傳承人使用、收集、保管、教育研究、展陳、觀眾參與互動及多元文化交流的復合化空間，使得博物館建筑與城市、社區、公眾發生關聯，為非遺的傳承創新創造發展空間。非遺博物館不再是一個只針對觀眾設計、以文物為中心的“文化化石”，而是將非遺保護工作的自還給了這些文化原生地的傳承人，回歸到社區基層，回歸自然和社會。從新博物館學的視野出發，非遺博物館建筑承載著傳承和發展該項非遺的文化空間的使命，由以物為中心向以傳承人為中心轉變，在滿足傳統博物館功能的基礎上，發展出多元功能的復合化空間，構建出一種以傳承為主要內涵的博物館體系。

二廣州市粵劇藝術博物館建筑設計中的新功能內涵思考

2009年，有著“南國紅豆”之稱的粵劇藝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收錄于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目錄中，這也是廣東省至目前為止唯一的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保護和傳承處于瀕危狀態的粵劇藝術文化，廣州市決定于粵劇起源發祥的廣州市荔灣區擇址籌劃立項建立粵劇藝術博物館。

1粵博館建筑設計的空間特征

當把“粵博館建筑本身應該是能傳承粵劇的文化空間，或者能充分體現和激勵粵劇文化空間的發展”作為建筑設計中空間營造的核心目的時，我們開始思考：究竟怎樣的具體空間形式和空間氛圍最適合作為傳承粵劇的文化空間形式。當我們開始沿著時間線回溯承載著粵劇誕生及歷史發展記憶的種種空間形式：紅船、江畔、村口、戲棚、園林、劇院等等多種空間母題的可能性開始出現；當我們以空間視野回顧粵博館選址——荔灣涌沿岸周邊的歷史空間形態時，發現一個關鍵詞從粵劇發展歷程的時間線中躍然而出——“嶺南傳統園林”。19世紀前后，伴隨廣州經濟的繁茂，在荔灣涌沿岸曾涌現過大量的行商園林，傳承了源自中原的文人審美、又雜糅了來自西方的裝飾異趣，形成別具一格的嶺南傳統園林風格。而當時粵劇藝術正處于從江畔的民間社戲這種臨時演出空間逐步進入劇院一類的專業演出空間的過渡階段。在劇院成為粵劇演出主流之前，行商園林正好充當了粵劇高端演出的最佳載體。在老城里的行商園林中，唱一折子粵劇剛好重現了當年廣州行商私家生活的活色生香。如廣州歷史上著名的海山仙館是荔灣區的大型水景歷史名園，在“廣逾百畝”的大湖面上，“離大殿十數步外湖中水面有戲臺一座”，曾經的粵韻余音就曾在嶺南園林中回響?？梢哉f以一座荔灣涌泮的嶺南傳統園林作為在廣州老城區傳承粵劇藝術的文化空間的外化形式，應該是非常恰當的選擇。

2粵博館建筑設計的功能架構

在最初的設計任務書中，粵博館的功能架構被定義為：展覽、演出和培訓的2+1模式。2+1模式已經將粵博館的功能與粵劇的特性相結合，能夠充分體現粵劇藝術的特性。但從新博物館學的角度再思考粵博館的功能，2+1模式還不能完全實現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記錄、研究、教育、公共參與等功能。基于此，建筑方案將粵博館的功能架構進一步豐富，定位為：“展覽、演出、教育、研究、公共參與、世俗生活”六大板塊。功能架構的核心目標為傳承與發展。

（1）展覽粵博館中的展覽功能

所面臨的挑戰在于粵劇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缺乏文物級的實物展示物，較多的展示品都是年代較近的演出道具，歷史展品多為復制品和文字圖片材料等。若以傳統博物館眼光衡量，會有展覽內容單薄之感。若從新博物館學角度，“應從更為廣泛的角度收集藏品，圍繞社區與其文化、自然環境的相互關系組織起來。其收藏除實物外，還包括視聽材料、文件、物質場所、傳統儀式、口述史和社會關系等”。為適應粵劇的非遺特性，展館建筑空間考慮將粵博館中傳統園林的整體氛圍延續至展廳之中，多設園林滲透和室內布景，有在園中觀展的意境，豐富觀展體驗。展覽方式多采用文物展陳、數字化多媒體互動、實地體驗互動等形式，參觀者不是被動接受，而是以多元互動的形式主動參與體驗粵劇之美，展覽功能成為公共參與體驗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與傳統園林多感官體驗的精神一脈相承。

（2）演出粵博館建筑方案

為粵劇藝術提供多樣的演出平臺：250人規模和50人規模的大小兩個室內劇場提供專業的粵劇演出空間；在幾組私伙別院中提供的小戲臺還原了傳統戲曲藝術與茶樓酒家結合的堂會場景；面向荔灣涌兩岸公共空間的濠泮戲臺以粵劇演出作為紐帶將園內園外空間融為一體；向市民開放的屋頂花園和沿涌一帶環境都是民間私伙局表演的理想空間；獨立小院的別院聲歌為研究教育功能提供演出場所，別具一格；而演出功能的核心在于中心園林主景——廣福臺。廣福臺是向現存最早粵劇戲臺——佛山祖廟萬福臺致敬的景點，其建筑裝飾為全園最繁盛之處，是一座真山水中的粵劇大舞臺，可謂粵博館全園點睛之筆。在其中演一出粵劇，可供全園觀賞，結合晚沙湖湖景，再現了“紅船晚沙看瓊花”的往昔看戲氛圍，重現了嶺南園林藝術和粵劇藝術的歷史關聯。

（3）研究和教育在非遺傳承工作方面

粵博館同時是一個專業的研究平臺和教育基地。粵博館主館中設置了相應的研究空間和學術交流場所，同時粵博館本身提供粵劇研究的資料庫和數據庫的網絡交互功能，為粵劇藝術的學術研究與交流提供了一個良好平臺，實現研究的開放和開放的研究?；洸^建筑方案在主展館中設置了兼具臨展與教育復合功能的多功能空間，可根據具體需求靈活支配，而相應的粵劇教育工作同時將作為粵劇文化展覽的組成部分；專設的別院聲歌小院交通獨立，專屬為研究教學服務，粵劇專業人士可在不受游覽干擾的傳統園林空間中進行藝術創造與交流。博物館主要為粵劇劇場體驗、數字多媒體展映、社區公益等活動提供傳承場所，成為廣大市民、社區開展傳統文化普及教育及保護的“社會課堂”。

（4）公共參與粵博館建筑不僅為專業傳承人提供研究與教育平臺

同時希望通過建筑的開放性設計為民間傳承人提供足夠的自發性活動空間，如濠泮戲臺和一涌兩岸的公共空間、對市民開放的天臺花園都是民間團體自組私伙局的良好場所；粵博館專門搭建一條市民穿越通廊，在不改變市民步行習慣的基礎上與市民共享園中美景；多功能廳以半開放的形式與市民通廊相連，可同時承接社區文化活動；主館中的50人規模小劇場以懷舊劇院的形式再現20世紀初廣州劇院的氛圍?；洸^通過互動體驗式展覽功能和多樣的演出空間推廣粵劇藝術，重新喚起市民對粵劇藝術的喜愛，為粵劇發展積累更多的民間傳承人?；洸^以公共參與作為主要功能之一，力在營造一個開放性的文化交流平臺，為粵劇在時展中營造一個親民的藝術形象，發揮沒有圍墻的“社區博物館”功能。它不僅是社區歷史、環境、現狀的收藏、研究與展示中心，更是一個開展構建社區的共同記憶、加強群體認同、激發社區可持續發展的創造性活力、社區公益性活動的中心。

（5）世俗生活粵博館結合園林共設有六組別院

一是呼應傳統園林園中別院的布局形式，二是為粵博館提供六組在閉館時段可獨立經營的私局別院。晚間粵博館閉館之后，六組別院提供高端私房茶膳，粵劇藝術則以堂會形式傳承于其間。六組別院中靠近南入口的茶樓別院是常年全天經營，把老廣州引以為傲的飲食文化帶入粵博館中，在提供博物館餐飲休息功能的同時還原往昔品茶聽戲的傳統世俗氛圍。六組別院的經營可保證粵博館的日常運營，實現經濟自循環，具有經濟可持續性。在博物館中引入經營功能是對傳統博物館功能的突破，是方案的爭議點。但在粵博館中再現堂會演出和茶樓聽戲的傳統生活場景，正體現了粵劇藝術與嶺南世俗生活密不可分的關聯，體現了非物質遺產的“活態文化”特點，為粵劇藝術的傳承和發展營造了具有真實性的文化空間。

三、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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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新模式；創意性保護；文化創意產業

“非遺”是指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簡稱“非物質文化遺產”），是相對于有形遺產即可傳承的物質遺產而言的概念。是指各族人民世代傳承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和文化空間。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一環就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好非物資文化遺產對我們的文化傳承有重要作用。文化創意產業是以文化元素的創意與創新為基礎，再經過現代技術的加工形成的創意與文化相結合的產品，從而形成了一定規模的且較為有潛力的產業。

1 從搶救帶生產：“非遺”保護的實踐歷程

非物質文化遺產，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所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體系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口頭和傳統表現形式，表演藝術，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傳統手工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03年出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我國在2004年加入這個《公約》。該《公約》內容是文化遺產的保護對象不再只是歷史文物與歷史遺跡了，還增加了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我國在2005年出臺《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這使我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的目標以及基準原則得到了明確，且使有中國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制度逐漸形成，2006年，我國設立“文化遺產日”。這些措施使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實踐工作熱火朝天地開展起來。

我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方針是“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經歷了三種保護模式，分別是搶救性保護、整體性保護、生產性保護。

1.1 搶救性保護

我國最主要的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模式是搶救性保護。國家的財政投入會偏向那些瀕臨滅絕的項目，為了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生態性得到保護，我國推行了文物保護的方式。經濟全球化日漸發展，工業畫、城市化的步伐也越來越快，這使得我國部分非物質文化遺產面臨消失的危機。在這個大背景下，我國實行了對“非遺”的搶救性保護措施。這幾年，我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普查力度逐漸加大，建立了國家、省、市、縣四級“非遺”名錄體系，制訂了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傳承人的認定制度，同時“非遺”博物館也開始興起。

1.2 整體性保護

說到最專業、最科學的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模式，那就不能不提整體性保護這一模式了。隨著人們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意識越來越強，人們慢慢認識到“非遺”不存在于空中，而是在其本身發源起來的土地上，“非遺”一旦離開它自己的發源地和發展環境，那么想再對“非遺”進行保護就難上加難了。在這樣的背景下，整體性保護應運而生。在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保護的時候要遵循它自身的發展規律，把文化生態保護區作為載體，之前都是對“非遺”進行單獨保護，現在還需要對它賴以生存的環境進行保護。經過這些年的實踐證明，這種保護模式是非?？茖W并且有效的。

1.3 生產性保護

我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的積極探索是生產性保護這一模式。在對生產性保護模式進行實踐的過程中，整個工作的核心是保護“非遺”的真實性與傳承性，在保證可以傳承“非遺”的這個大前提下，借用流通、銷售等渠道，把“非遺”包裝成文化產品的形式進行保護。在傳統技藝、傳統美術等領域實施的都是生產性保護這一模式。國家文化部在2011年公布了41個國家級的“非遺”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這對于展示我國對“非遺”的生產性保護的成果是非常有幫助的。

2 從遺產到資源：“非遺”開發的理論支點

我國一直在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到底采用什么樣的保護模式比較好，結合人類的實踐和對事物的認識不斷地對其進行分析與探討。就生產性保護這個概念而言，理論界仍然有一些人對“非遺”的開發與利用沒有清楚的認識，不明白對“非遺”進行產業化開發的理論依據。所以就不得不提一下人文資源這一個概念了，所謂的人文資源就是指人類在經過文化創造之后留下來的、可以供人類繼續發展的文化基礎。人類從古代傳下來的文化遺產，如果只是靜態不動的或者是存在于博物館中的，與人類沒有聯系、沒有互動，就只能成為遺產，只有當這些遺產與現實生活掛鉤，并且可以聯系社會實際，這才能稱之為資源?？梢赃@么說，人文資源與文化遺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畫等號，當它故步自封，不與外界聯系時，就變成了過去社會的遺留物，就是所謂的文化遺產；當社會生活與之聯系起來時，在具備了可以被文化產業開發利用的價值時，就轉變成了資源，我們稱之為“文化資源”。

從遺傳轉變為文化資源，這使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產業開發得到了較為科學的理論根據。人們漸漸意識到“非遺資源”不只是有歷史價值、審美價值等，還具備潛在的巨大經濟價值。民間社會中早已開始了對“非遺”的開發與利用，在一定程度上為他們賺取了錢財。并且，“非遺”具備一般資源所沒有的優勢，那就是“非遺”的不可復制性、唯一性以及稀缺性，它最大限度地體現了文化之間的差異性，所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經濟價值的潛力是十分巨大的，因此地方在發展特色文化產業時得到了極大的支持。

3 創意性保護：“非遺”與文化創意產業的完美結合

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類別非常多，可以大致分為以下十個類別：民間文學、傳統音樂、傳統舞蹈、傳統戲劇、曲藝、傳統體育游戲與雜技、傳統美術、傳統技藝、傳統醫藥、民俗。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開發與利用，我國主要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各個地方基于對民俗與節日的開發，大力發展旅游業；二是對傳統美術及傳統技藝的保護。是否與當今的社會生活相聯系，是區別文化遺產與文化資源的最好辦法，然而僅限于上述兩個方面的開發與利用并不能說明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了最大化的開發。特別是如今剛剛發展起來的文化創意產業，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文化創意產業上的發展活力十足，可以說文化創意產業的崛起給“非遺”帶來了第二春，讓它獲得了一個非常好的發展機遇。文化創意產業，即源于個體創意、技能及才能，通過知識產權的生成與利用，有能力創造就業機會的產業，涉及的面非常廣，有廣告、工藝、設計、休閑軟件游戲等。文化創意產業與傳統的文化產業相比，其核心要素是人的創造力，即人們對創新的認識，對創造力的理解以及創新一個新事物的能力。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創意，不能抄襲，必須是原創的、有價值的。踐證明，非物質文化遺產和文化創意產業結合起來對彼此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二者相輔相成，為彼此創造出更美好的明天。

首先是“非遺”?！胺沁z”走進社會和大眾生活的有效途徑，主要在于通過文化創意產業。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難點主要用于“非遺”很難走進人們的生活，對于人們來說其可有可無，導致活態傳承不能很好地進行。然而“非遺”的文化魅力被河南平頂山的少林寺展現在人們面前。文化創意產業的出現讓“非遺”走向大眾生活，不再無路可走，打開了通向現代世界、新世界的一扇大門。

其次是文化創意產業?！胺沁z”使得文化創意產業的創意資源與素材得到了豐富。在我國河南流傳的董永與七仙女的故事在我國家喻戶曉，同時也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員。被國內的影視公司加以改編拍成電視劇后，引起了巨大反響，與此同時也給該影視公司帶來了巨大的利潤。這是文化創意產業與傳統文化資源相碰撞產生的結果，也是兩者相結合、開發利用彼此資源的成功典型案例。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文化創意產業可以獲得豐富的資源，這是值得我們驕傲與自豪的。

筆者認為，在搶救性保護、整體性保護、生產性保護這三個保護模式之外，還存在著另外一種保護模式，即創意性保護。在文化創意產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相結合的這一基礎上，可以通過創意把“非遺”融入如今的社會生活。創意性保護的宗旨是以創意為手段，激活“非遺”的生命力，這是整個“非遺”保護發展歷程中產生的新產物。創意性保護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類型：一是改良型，即適應大眾的審美習慣及趨勢；二是創造型，令“非遺”與科學技術相結合，在原創創意的這個大前提下，創造全新的文化產品；三是融入型，即經過設計等途徑，把“非遺”的關鍵特點與現今社會中的產品結合起來，如服裝設計等。

4 結語

需要我們注意的是，歸根結底，產業追求的是利潤，是如何使效益最大化，如果“非遺”過度的商業化，這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而言是非常不利的；應該建立文化創意產業時代對“非遺”保護的監測評估體系，同時設立“文化預警”機制，即在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開發與利用之前，相關的部門要先采取一定的保護措施，以防出現過度或者破男緣目發，這在一定范圍內可以使“非遺”受到較小的破壞，對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非物質文化遺產既是歷史發展的見證，又是珍貴的、具有重要價值的文化資源。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是國家和民族的需要，也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對文化創意產業時代“非遺”保護的新模式作出了一定探討與分析，但還需要更多的人來探索這個新模式，希望能夠給相關從業人員一定的幫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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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田阡.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路徑研究[J].社會科學戰線，2015（04）.

[3] 陳思琦.非遺文化衍生產品開發策略研究[J].四川省干部函授學院學報，2015（02）.

篇5

提高全民對文化遺產的保護與認知

我國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至今仍然有很多國家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但在國內，從時期，國人提出“德先生、賽先生” （民主、科學）口號，到“”時期提出“打倒孔家店”之后，國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出現了一些不準確甚至偏頗的地方，導致國人對傳統文化的認知態度始終達不到其他一些國家對自己傳統文化（比如意大利對羅馬文化、希臘對希臘文化）的那種重視程度。

國際上對傳統文化的認知一直都很重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要在全人類的范圍內，不僅把文化繼承下來，而且還要傳承下去，并發揚光大。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對傳統文化的認知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尤其是近10年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已經提升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體現，是民族靈魂所在，是維系一個國家和民族自強必須的內在原動力。盡管如此，在傳統GDP至上的理念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對傳統文化不正確理解的錯誤仍然存在，認為傳統文化應該讓位于現代文化和經濟發展，這種認知我們應該堅決的抵制。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 守望我們的精神家園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對人類歷史優秀文化思想的積淀與總結，文化遺產日的設立，說明我們對于文化遺產和非遺保護越來越重視，是對非遺保護工作的一個總結和提高。這個總結和提高恰恰反映在精神守望的層面上。文化遺產日是個標志性的日子，它的提出，使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有了質的飛躍，可以使我們重新認識歷史，推動現在的發展，這樣，人們對于精神方面的認識和理解就會比過去要深刻。

可以說“文化遺產日”既是一項紀念活動，又是學習日、宣傳日、工作日、行動日。通過生動活潑、豐富多彩的“文化遺產日”紀念、慶?；顒樱_到普及文化遺產知識的目的，增加大眾文化遺產保護的自主意識。對于廣大文化工作者來說，“文化遺產日”是一次實際的職能教育，是深入學習理解國家文化遺產保護政策精神的過程。大家通過分析文化遺產保護的現狀，查找存在的問題，認識到文化遺產保護形勢嚴峻，進一步增強了保護文化遺產的光榮感、責任感和使命感。對于各級領導和廣大群眾而言，它是實際有效的宣傳過程，是在更大范圍對文化遺產保護法規的普及，是對全社會參與保護文化遺產的一次思想動員。通過每年的“文化遺產日”活動的開展，各級領導更加自覺地把文化遺產保護納入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的總體規劃中，文化主管部門更加自覺地強化文化遺產的保護責任，廣大群眾受到了生動實際的文化遺產保護的思想教育，有力地推動和促進了全社會文化遺產保護工作。

激活創造性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

作為非遺大省的貴州，近年來在國內非遺保護工作中，也突顯出標桿和引領作用。從內在的機制體制創新，到外在展現的求新求變，從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的規劃建設，到非遺助推對外文化交流，皆突顯出貴州省對待非遺的態度和重視程度，在打造品牌方面，可謂風生水起，漸入佳境。

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一個新的文化遺產概念逐漸被人們認識。在文化遺產當中，尤其要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因為這是個活態的東西，更體現了人類社會的文明。比如貴州的侗族琵琶歌、八音坐唱、蘆笙舞、苗族絕技、滾山珠等已經入選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它本身包含了童趣、民俗，整體含蓄、注重以童涉真（真誠），寓意對美滿的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的追求，其中蘊涵了大量的歷史故事、歷史知識等等，既是喜慶、愉悅的標志，又代表了貴州特別是中國南方高原地區人們的特性。這是貴州文化的一顆珍珠，對于我們的后代是一種精神上的財富?，F在我們繼承它，傳承它，這是可喜的。但是也有遺憾，我們還有些世世代代傳下來的民族民間記憶的文化形式沒有被社會所關注，完全處于自生自滅的原始狀態，這些民族民間記憶的文化形式似乎只是停留在一種制作工藝層面上，沒有形成一種更高層面的非物質文化，不能得以延續。“守望精神家園”就是要把歷史上的文化精髓保留住，同時還要讓它真正活起來。如果歷史文化與今天的生活不能夠融合起來，那么歷史文化就會被孤立起來，和今天就沒什么關系了。只有融合才能繼承，只有了解歷史，才能知道今天發展的來龍去脈，也只有活態的東西才能傳承下去。所以，“守望”精神太重要了。

篇6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大運河（江蘇段）；價值分析；旅游開發

Abstract： In the Grand Canal heritage resources system，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irreplaceable important position.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Grand Canal and further research about cultural connotation on it，will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Application for World Inheritance．There are three types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ype of "the original habitat"display，the type of museum，the type of stage performance.

Key words：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he Grand Canal （Jiangsu section）；value analysis；tourism development

中圖分類號：C913.3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1）-10-42（4）

1引言

大運河“申遺”工作已成為國人關注的焦點，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以及沿線各城市的積極響應。目前，大運河“申遺”正按計劃緊鑼密鼓地推進，爭取在2014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對大運河遺產以及申遺工作，學術界和有關部門開展了多方面的調查和研究。北京大學的俞孔堅、李迪華等從遺產廊道這一文化遺產保護方法入手，結合京杭大運河河道現狀，提出了具體的保護措施?！叭顑x三城市遺產保護基金會”通過“京杭大運河沿線歷史城鎮調研”，全面調查了運河沿線歷史城鎮現存遺產。清華大學毛峰等開始建立京杭大運河的GIS數字化信息和管理系統。國家文物局主辦了多次文化遺產保護論壇，探討運河遺產的保護問題。全國政協以及運河沿線的政府、高校組織了多次大運河調研活動，積累了豐富的資料。

上述研究，多數把重點放在大運河物質文化遺產上，如河道、水利工程、古建筑、古遺址等，而系統探討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及其價值的研究成果還較為少見。

近幾年，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旅游開發引起了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分類、保護與利用等問題引起學者們的探討[1]；有學者歸納了“非遺”的開發模式：原生地靜態開發模式、原生地活態開發模式、原生地綜合開發模式、異地“集錦式”開發模式[2]。本研究試圖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以江蘇段大運河為例，探討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及其旅游開發方式。

2大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界定與分類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巴黎2003年通過）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界定是：“被各社區團體、有時為個人視其為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及相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薄蛾P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2005]18號）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如民俗活動、表演藝術、傳統知識和技能, 以及與之相關的器具、實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間。

關于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范圍，學術界目前尚無定論?？蓺w納為“廣義論”與“狹義論”兩種說法，有學者認為，運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所包含的內涵十分豐富，完全可以擴大范圍到與運河有間接關系的東西；也有的學者認為，大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應該直接和運河有關，不能范圍過寬。

大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和大運河相關的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和文化空間。上述“廣義論”和“狹義論”爭論的焦點在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大運河的關系。何謂“和大運河相關”？如何界定這種“相關”？筆者認為，“和運河相關”可以界定為：該種非物質文化遺產是由大運河生產、生活方式孕育而產生的，或者其內容反映大運河生產、生活方式的，或者其形成、傳播依賴于運河環境的，都可以界定為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當然，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和運河的關系很難厘清，需要各方面的專家通力合作，進行大量艱難細致的工作。

根據上述界定，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第一，歷史上，由大運河特定環境所孕育產生的傳統音樂、傳統戲劇、民間舞蹈、傳統技藝、民俗、民間信仰等。傳統音樂如運河船工號子、傳統戲劇如丁丁腔、民間信仰如金龍四大王崇拜、民俗如皂河正月初九龍王廟會等，均由大運河特定環境孕育產生，是典型的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

運河船工號子，是運河上船工為了進入勞動狀態、統一勞動步調、提高勞動情緒而形成的專用歌曲。它是隨著京杭大運河帆船航運的興起而興起的，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各地均有不同的船工號子，如清江船工號子曲調或激越或悠長，具有濃郁的淮安地方特色。

徐州特有的戲劇丁丁腔，根據《江蘇戲劇志》的記載，明末清初地處大運河、微山湖一帶的銅山利國、季堡、厲灣等經常停泊由南方往京城漕運糧食的船只，船上有很多會唱南方小調的人。當地農民耳濡目染漸漸地學會哼唱，久而久之形成丁丁腔這一戲劇形式。

金龍四大王崇拜，是明清時期伴隨著京杭運河的全線貫通和漕運的興盛而產生的一種新的民間信仰。[3]運河的漕糧運輸，國運所系，維持京杭運河河道的暢通無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運河和黃河等河流交織在一起，水患不斷，因此，封建社會時期，特別是明清以來，從官府到民間，金龍四大王作為漕河之神被隆重祭祀，各地建有數十座金龍四大王廟，形成了金龍四大王崇拜的民間信仰。

皂河正月初九龍王廟會是數百年來皂河及其周邊地區群眾自發參與的一項民間祭祀民俗活動，廟會的起源和運河有密切的關系。龍王廟坐落于宿遷西北二十公里處的古鎮皂河，緊鄰大運河，歷史上是黃河和運河泛濫的災區。清康熙年間，通過多年的努力，開通了中運河，水患大大減輕。當地百姓為了祈求神靈護佑，消除水患，每年定期祭祀水神，后來加入商貿活動和文化交流的內容，逐漸形成廟會。

第二，歷史在，以運河事物、運河生產、生活為表現內容的民間文學、傳說、古詩詞等。

和運河有關的傳說或民間文學，有的反映了民眾對治河功勛人物的懷念，例如宿遷大王廟供的靳輔的傳說、淮安吳棠和慈禧清河縣治水的傳說，就反映了老百姓對治河杰出人物、漕運總督靳輔、吳棠的懷念；有的反映了治河的艱難，贊頌了勞動人民不屈不撓的精神，寄托了治理水患的美好期冀，例如淮安水漫泗州城的傳說、河督高斌陪斬的傳說、揚州高郵八景傳說中的耿廟神燈、常州坡的傳說等。

歷代帝王和文人墨客留下了許多有關大運河的詩詞和文章，也屬于運河文化遺產。帝王所作的詩詞如宿遷的“過宿遷”（康熙皇帝）、“閱河”（康熙皇帝）、“渡永濟橋作歌”（乾隆皇帝）、“安瀾龍王廟”（乾隆皇帝）。文人墨客的有關運河的詩詞往往流傳更廣，王安石的《泊船瓜洲》、張繼的《楓橋夜泊》、李白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徐凝的《憶揚州》等可謂家喻戶曉。

第三，歷史上形成的涉及運河發展建設、水工設施的地名；具有悠久歷史，并有著一定知名度的與運河相關度較高的政區地名。

前者包括大運河沿線帶有閘、壩、堤、工、口、渡、橋、塘、河等字眼的地名，知名的如瓜洲渡、西津渡、楓橋、清名橋、古末口、山塘、清江浦等；后者如鎮江的曲阿、丹徒、京口，宿遷的宿遷、皂河、泗洪等政區地名。

第四，由運河商貿、文化交流而形成、發展或傳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運河文化就是運河的流動性及所帶來的交流，通過各種交通活動所積淀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4]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可能不是直接由運河生產、生活方式孕育產生，但其存在、發展或傳播卻有賴于運河環境。運河商貿、文化交流活動促進了該種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展和傳播，并可能為之注入了新的文化內涵。從較為廣泛的意義上看，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也屬于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范疇。

常州自古以來就一直以制作篦箕和木梳而聞名，沿運河而建的“篦箕巷”，自古就是繁華之地。從運河上經過的商船到這里都要上岸買些梳篦回家，一些官員乘船途經這里，也都要買些梳篦上京進貢皇帝，常州梳篦因運河在更廣泛的地域范圍內得到傳播，并注入了新的文化內涵。

非物質文化遺產雖與漕運功能的維護本身沒有直接聯系，但因運河發生發展的歷史而得以形成。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大運河遺產本體構成的要素，是運河遺產保護主體。[5]

3申遺視野下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

3.1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大運河文化身份的基本依據之一

大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大運河千年歷史的見證和運河文化的重要載體，蘊涵著運河兩岸民眾特有的精神價值、思維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識，體現著他們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可以說，運河“非遺”是大運河文化身份的基本依據之一。

3.2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大運河遺產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人類在開鑿、利用大運河的歷史過程中創造的文化遺產，可以分為五大類，包括大運河水利遺產、大運河聚落遺產、大運河其他物質文化遺產、大運河生態與景觀環境、大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缺失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大運河遺產體系將是不完整的。挖掘、保護和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大運河保護和申遺過程中一項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3.3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大運河活態遺產特征的體現

大運河是一種活態遺產（living heritage），她是一種延續千年、至今仍在使用的生產、生活方式，運河滋養了兩岸世世代代的勞動人民，勤勞的運河人民創造了豐富多彩的“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及相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這就是大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從某種意義上說，大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大運河文化遺產的核心和精華所在，是大運河作為活態遺產的最好明證。

3.4非物質文化遺產對運河申遺起積極促進作用

在大運河“申遺”過程中，僅僅重視運河物質文化遺產（如水利工程、歷史建筑等）是不夠的。羅哲文先生認為，大運河可以嘗試將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和自然景觀三位一體進行申遺。雖然有專家對此持有不同意見，但毫無疑問，“非遺”可以豐富運河申遺的內容，給予運河申遺有力支撐。

隨著生活、生產方式的變遷，運河文化生態發生了巨大變化，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和傳承面臨著嚴峻的形勢。一些依靠口授和行為傳承的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正在不斷消失，許多傳統技藝瀕臨消亡，“非遺”開發過度商業化甚至庸俗化的現象時有發生，大運河“非遺”保護與合理利用是擺在研究者和有關部門面前的一項重要課題。

4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旅游開發方式

4.1“原生境”展示式旅游開發

“原生境”原指未經人類活動擾動的生物物種繁衍、演化的自然環境。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生境”展示式旅游開發方式，就是指把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置于其孕育和演化的環境之中，游客僅作為外來的“旁觀者”或“參與者”對其進行研究和欣賞。運河風情游就是這樣一種旅游產品。[6]適合采用“原生境”展示式旅游開發方式的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其生存、演化的環境應該保存完好或基本完好。例如，運河兩岸仍在舉行的廟會、仍然流傳的運河民間習俗等。

以宿遷皂河龍王廟會為例，每年正月初九，周邊百姓都集聚皂河龍王廟，祭拜龍王神，文化展示和祭祀活動同步進行，花船、花車、舞龍、舞獅，人山人海，盛況空前，被列為蘇北地區36處香火盛會之首，數百年來從未間斷，可稱得上中國民俗史上的一大奇觀。這種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要采用原地保護、原地展示的方式進行旅游開發，游客作為“客人”和廟會的參與者，感受運河民俗文化的魅力。

“原生境”展示式旅游開發是對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沖擊最小的一種旅游開發方式，而且有利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生存和演化的原生環境。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都與運河沿線當地的生產、生活方式、自然環境相關，維持非物質文化遺產所在地區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原生狀態，有利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原生境”展示式旅游開發方式并不意味著把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環境封存起來，使其停留在某一發展階段，而是要認可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所處環境的演化與變遷。

4.2博物館式旅游開發

對于已經失去生存環境和條件，同時又適宜采用博物館展示方式保存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應該采用博物館式旅游開發方式。筆者建議在運河沿線選擇合適地點建設大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集中展示大運河非物質遺產的全貌，同時建設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專項博物館，如大運河文學博物館，收集并集中展示和運河有關的古詩詞、民間文學等文學作品；大運河傳統技藝博物館，展示大運河相關傳統技藝的制作工具、制作過程、工藝產品；大運河民俗博物館，展示大運河沿線相關民俗的起源、發展與演變；大運河飲食博物館，介紹并吸引游客體驗大運河沿線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運河飲食；大運河傳統音樂博物館，用現代化的技術手段，諸如錄音、錄像、數碼化存儲等方式保留運河傳統音樂，等等。

大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系列博物館的建設，可以動員各方面的力量，做好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調查、研究、評估、認定工作，保存大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歷史信息，為大運河申遺創造條件。

4.3舞臺表演式旅游開發

適合舞臺表演式旅游開發方式的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傳統音樂、傳統戲劇、民間舞蹈、傳統技藝等，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較強的舞臺表現力，對游客具有很強的吸引力。例如淮安市楚州區涇口鎮的涇口高蹺，起源于當地先民修造漁船的勞動實踐，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分為文蹺和武蹺兩種。文蹺善于列隊行進，展示各種奇人怪獸的表演，武蹺則長于武打格斗、翻騰跳躍，給人以奇、秀、險的藝術享受。

隨著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遷，某些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面臨失傳、絕跡的境地。通過舞臺藝術創作，可以使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技藝獲得展示的空間，同時吸引、培養新一代傳承人和愛好者。

除了上述三種方式，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旅游利用方式還有很多，例如研發特色旅游紀念品、編寫導游詞、創造游客參與的旅游活動等，把運河非物質文化遺產貫穿于旅游的食、住、行、游、購、娛的全過程。采用何種旅游開發方式，取決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具體類型、表現形式和存在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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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筮\河文化遺產的分層保護與發展[J]．淮陰工學院學報，2008，17（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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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沁陽市河蚌舞的基本現狀和結構分析

（一）河蚌舞的現狀

景明村河蚌舞為傳統民間文藝作品，以口身相傳方式再加上有石碑為論據，現在已有295年的歷史（乾隆二十二年）。然而在經歷衰敗時期后的沁陽市河蚌舞發展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

（1）傳承無力。受現代傳媒的沖擊，受眾很小。觀眾以中老年人為主。年輕人對之關注甚少，老齡表演者傳承給下一代較為困難。

（2）組織松散。蚌舞以藝術隊的形式存在，在盛行地區，幾乎每村均有藝術隊。隊內組織松散，只有春節時才會聚集，進行演出。

（3）經濟困難。演出經費有限，在市場經濟盛行的當下出演者所獲的經濟收益微薄。情節陳舊，服裝以傳統審美為主，服裝道具破舊。表演地點有限。

（4）藝術失傳。在藝術領域，沒有關于蚌舞技藝的理論記載，全部依靠口傳身授。未形成系統的保護機制，政府的關注度小。

（二）河蚌舞的內容與特色

河蚌舞這一民間藝術散落在全國各地，是一種歷史悠久的漢族傳統舞蹈，是民俗活動中不可缺少的表演項目。而河南省沁陽市的河蚌舞。沁陽河蚌舞相較于其他地區的獨特處之一就在于它有較為完整的情節，并且情節曲折，表演者較多：一個漁翁四個河蚌，表現的是漁翁捕捉河蚌時的活動情景，舞蹈由蚌姑娘和老漁翁表演，具體的情節有：群蚌出游、二蚌相嬉、漁翁尋蚌、蚌戲漁翁、準備捉蚌、見蚌撒網、蚌驚網空、撒網得蚌、蚌夾翁手、蚌開翁跌、蚌精得意、漁翁無奈、群蚌回家。蚌精背著蚌殼翻、滾、跌、打吸收了戲曲身段和跌打滾翻等技藝，加強了舞蹈的表現力。此外，以沁陽河蚌舞獨有的伴樂，來烘托律動感十足的演出氣氛，使觀賞過程十分愉悅。。樂器分為軟樂器和硬樂器，軟樂器有嗩吶、二胡、笙、手風琴，硬樂器有鑼、鼓、大镲、小镲、小唐鑼。

二、沁陽市河蚌舞生產性保護傳承模式探究

（一）挖掘和整理是生產性保護的基礎。

從文本上，對河蚌舞傳統藝術進行挖掘和整理，是進行生產性保護路徑的的基礎。從表演者、表演特點等方面著手挖掘、取證、整理河蚌舞的發展歷史和藝術價值。

（二）傳承與創新是生產性保護路徑的保障。

創新是對河蚌舞的優化提升，在尊重蚌舞傳統的故事性基礎上進行情節和動作等藝術形式的創新，增減角色數量和增加情節，融入戲曲元素，要吸納其他地區蚌舞的特色，增添故事情節，使之更具有觀賞性。對道具，服裝等進行重新的設計和配置，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改進，符合現代審美。并且創新型地引入現代管理機制，這也是生產性保護的基礎，為了充分調動起當地居民對保護蚌舞的熱情，應該對蚌舞的表演者進行經濟獎勵，提高排練參演的積極性，并引入現代管理機制，多勞多得原則。這也是符合當下社會實際的，客觀的。

（三）商業化運作模式建構是生產性保護的路徑。

文化產品的生產、銷售。視頻光盤、相關書籍、蚌舞特色樂器等一系列文化產品打包輸出。推出相應的副產品。如：文化公仔，迷你道具，成套玩具。還可售賣其中河南蚌舞的獨特樂器，形成以蚌舞為源頭的產業鏈。創作關于河蚌舞起源的動漫題材電影，將河蚌舞推向影視業。并且可以對蚌舞文化產品進行制作與銷售。可對蚌舞起源，歷史，演變，以及蚌舞的藝術特點，藝術教學，各地不同蚌舞特色整理，動作的象征意義等編寫成相關書籍或制作相關的視頻資料，進行出售，從而獲益。吸引當地農民跨區域參與河蚌養殖，雇傭一批當地具有表演河蚌舞的民間藝人，拍攝宣傳片。形成以河蚌舞為依托的，區域間合作為基礎，具有典型地方民間特色的養殖業。以“河蚌舞”表演為契機，區域間合作舉辦“河蚌舞文化節”，打造“河蚌美食節”，讓河蚌系列美食餐飲文化與河蚌舞表演文化緊密結合。營造視覺，聽覺以及味覺體驗。

（四）創新傳播手段是生產性保護的必要條件。

篇8

1.民間文化與非物質文化遺產

民間文化自古以來就是伴隨社會民眾日常生活、生產勞作在民間自發形成的通俗文化，主要由民俗文化、民間文學、民間藝術三方面構成，并以民間傳說、民間美術、民間手工技藝、民間表演藝術、民間音樂、戲曲、民間舞蹈等多元形態呈現。廣義上，它包括反映某一地域自然環境和人文特征的各種文化藝術形式。民間文化具有獨特的審美特征，具有自發性、傳承性、通俗化、程式化及實用性和娛樂性等特征。民間文化的傳承，一方面依托于“有形”的文化遺產，如文物、古跡等。另一方面是以人為本的活態文化遺產，即我們常說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更強調以人為核心的技藝、精神、經驗的傳承與文化流變。

近年來，非物質文化遺產日益受到關注和重視，它以豐富的形態呈現出傳統文化的精髓，并世代相傳，具有典型的民間文化特征，不僅包含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還涵蓋與其相關的實物和場所。雖然它不等同于民間文化，但對于民間文化內容與形式卻有著更生動的詮釋，民間文化形態因此而更加豐富。無論是考慮民族精神的發揚，還是傳統技藝的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民間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都體現出其重要的研究價值。

2.蘇州非遺資源現狀分析

蘇州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作為吳文化的發祥地，該地區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蘇州對于非遺保護工作非常重視。一般而言，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主要包括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和相關責任保護單位三個方面。目前，蘇州的非遺項目在各級名錄中擁有世界級6項，國家級32項，省級79項，市級159項；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國家級39人，省級95人，市級334人。此外，還有多個縣區級非遺項目及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其中有影響面廣的，如昆曲、古琴、端午習俗、蘇繡、蘇州香山幫傳統營造技藝、蘇作明式家具、吳歌、寶卷、廟會等；也有不同轄區地方特色的文化項目，如桃花塢木版年畫，?f直水鄉婦女服飾，常熟的虞山琴派、紅木雕刻、花邊制作技藝，昆山的昆曲、周莊水鄉婚俗、錦溪宣卷，張家港的河陽山歌、河陽寶卷，太倉的江南絲竹、滾燈、七夕節等，不勝枚舉。通過對蘇州地區非遺資源進行簡單梳理，可以發現該地區非遺文化涉及傳統手工技藝、民俗活動、民間文學、民間美術、民間音樂、民間舞蹈、傳統戲劇、傳統醫藥等多個領域，內容錯綜復雜，主要呈現出以下特征：首先，一些項目起源或發祥于某一市鎮、村落，最終對整個地區產生深遠影響，區域內的文化傳播與相互交融共同構建了具有“蘇州風貌”的民間文化。精致的江南水鄉建筑，被稱為“百戲之祖”的昆曲、精細雅致的“蘇繡”，輕快優雅的江南絲竹，委婉動聽的吳歌……勾勒出人們對蘇州的基本印象。其次，本地區的所轄區縣、鄉鎮幾乎都有來自于民間的文化項目，由于地理位置、歷史、地方習俗的差異性，讓該類項目更具鮮明的地方特色。再者，非物質文化遺產是百姓生活方式的活態呈現，也是時代精神的歷史印記，因此，該區域的非物質文化資源反映在百姓生產勞作、文化娛樂、教育、信仰的各個方面。人們生活方式隨著社會發展而改變，導致民間文化資源以非遺項目的形式大批進入博物館、文化館、美術館被“保護”起來，但是仍有一部分至今還活躍在百姓生活中，只是尚待發掘。

綜上所述，可以了解到蘇州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分布之廣、門類之多及根植民間的深度，決定了民間文化的豐富性，體系相當龐雜。民間文化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會自發形成相應的傳承體系保證其更好地發展，這也是一個吐故納新、不斷變革的過程，而這一體系的正常運行是與農耕社會相適應的。如今，科技發展，現代化進程加快，社會進入到信息化時代，傳統文化傳播方式已經沒有優勢，隨著人們傳統意識觀念逐漸淡化，民間文化及其傳承體系面臨巨大沖擊，各地日益興起的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注與保護，折射出民間文化資源的瀕危境遇。雖然，不乏一些關心傳統文化的有識之士提出建立資料信息庫、文化保護機構等方式進行搶救性保護，也頗具成效，但還無法徹底解決民間文化傳承與現代社會之間的矛盾。從保護民間文化的生命力來看，更需要一個內在的、自發的、動態的發展環境解決根本問題。

二、由人文教育看地方傳統文化融入高職藝術教育的意義

民間文化是原生態的，有著自發性、傳承性、程式化等特征。而實用性、娛樂性及教化功能則是它傳承與發展的價值所在，更能體現出“以人為本”。如果要尋找與其對等的、動態的發展路徑，筆者認為“高職教育”是比較適合的，地方傳統文化融入高職藝術人才培養正體現出人文教育的意義和目的。對于高職藝術設計人才來說，不僅需要掌握嫻熟的工藝技能與操作技巧，還需要具備良好的人文修養和創新能力，這也是人文教育的靈魂所在。

我國現行教育制度很多受到歐美國家的影響，這種強調“理性”與“實證”為基本理念的教育對于學生實際操作能力培養確實發揮了積極作用，然而，另一方面很容易將教育活動停留在“解決技術”的層面，對實用、效率的追求導致對目的過度關心而忽視對過程的思考與批判，這一點違背了人文教育的初衷。人文教育的基本理念是強調個性凸顯、潛能發揮和自我創造，這樣的教育歷程是以“人”為主體，現有教育體制與人文教育在觀念上的沖突造成了人文教育更容易從民間汲取力量。藝術設計教育非常重視創造力培養，因此，將來自民間的地方傳統文化注入高職藝術設計教育不僅是對教學資源的豐富，更是人文教育的潛移默化。

人文教育對“實證主義”的批判，并不代表只停留于思辨的層面，韋政通先生在《人文主義的力量》一書里提出人文教育“體驗重于思辨”的主張，目的在于強調人文教育的意義。人文教育不應是知識的灌輸和理論思辨的訓練，更重要的在于通過體驗培養通識與文化涵養，不斷激發人的內在潛能。而“體驗”依賴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所處的人文環境。高職教育強調學生實踐與創新能力的培養，而此類教育實踐正是以“體驗”方式進行的，既包括對人文知識的吸收，對文化的情感體驗，又包含我們一直強調的動手實踐和實驗創新的體驗。體驗是實在而生動的具體經驗，不僅是藝術教育實踐的重要方法與途徑，由體驗產生的反思，對經驗的抽象化與概念化反過來又是對文化的一種歸納、繼承與創新?？梢?，深入發掘民間文化資源，將地方傳統文化融入高職藝術教育，對二者發展都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立足于高職藝術人才培養的蘇州地方文化資源開發

1.蘇州民間文化保護與高職藝術教育本土化

目前，蘇州地區擁有高校22所，其中17所為高職院校，大部分都開設有藝術設計類專業，高職藝術教育在地方高等教育中占有重要一席。扎根于蘇州底蘊深厚的文化土壤，對于本地區高職教育實踐和人才培養而言非常重要，區域民間文化的介入為其提供了更豐富的教學資源、人才培養方法和實踐平臺。高職藝術設計人才培養不是狹隘地借用民間文化資源進行簡單的知識傳授，如前所述，它體現出人文教育的典型特征，因此不可孤立存在。從區域文化保護層面來看，高職藝術設計教育還承載了相應的社會責任。就高職藝術設計教育現狀來看，非物質文化遺產等民間文化資源逐漸被一些高校引入課程教學與研究，蘇州地區已有部分高校開始嘗試將地方文化引入高職藝術設計人才培養研究與實踐。以蘇州工藝美術職業技術學院為例，作為一所專業性很強的藝術類高職院校，該校依托教育基地、研究所、校企合作等平臺，集中對桃花塢木刻年畫、蘇繡等本地非物質遺產進行發掘、傳承與研發，并以“跨界”形式進行課程開發與教學研究，成效顯著?？梢?，高職藝術設計教育的本土化有助于區域民間文化保護中面臨的一些問題。然而，個別院校成功經驗并不代表真正意義上的高職藝術教育本土化，要做到有效的“民間文化保護”，需要更多院校參與進來。在蘇州地區其他高職院校中，很多藝術設計類專業設置顯得較為功利，造成專業缺乏應有的個性特征和地方特色而缺乏生命力和競爭力。因此，地方民間文化、人文環境對高職院校藝術設計專業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從文化保護與傳承角度看，高職教育相對于其他類型教育具有一定優勢：其一，高職院校藝術設計人才培養有利于解決本地民間文化資源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民間文化，尤其是民間工藝之類的非物質文化基本以“言傳身教”方式進行傳承，傳播面較窄，有一定局限性，導致地區的非遺項目覆蓋不全等問題。如吳中區光福鎮的沖山佛像木雕制作技藝有著數百年的發展歷史，家族式的傳承方式使其產業相對集中，具有很強的地域特色，也有較高的知名度，但是還未列入非遺保護項目，大概取決于人們對該項非物質文化的認知程度，更多人或許還停留在“知其名，不知其形”的層面。因此，將這類具有地域特色而瀕臨失傳的技藝作為教育教學資源引入高職藝術教育豐富了地區非物質文化的傳播途徑。另外，“現代學徒制”人才培養模式一直是高職院校關注的熱門話題，正是對傳統技藝師承關系的繼承與發展。其二，本地區非遺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的年齡結構趨向老齡化。年長的傳承人相對技藝成熟、風格老練，在制作工藝上有著豐富的閱歷和實踐經驗，對非物質文化保護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隨著年歲增長，他們對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下降，導致一些傳統項目制作與現代社會審美需求產生脫節；同時，民間傳統技藝的學習是一個漫長而艱苦的歷程，信息化社會帶來的快節奏生活方式使很多年輕人對從事這樣的行業顯得不太積極，導致很多非物質文化項目面臨后繼無人的窘境。針對這一問題，通過聯合職業院校，儲備專業人才，促進非物質文化項目傳承人培養則是一條行之有效的途徑。以“蘇繡”為例，該項目自2006年入選首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以來，被譽為“中國刺繡之鄉”的鎮湖街道聯合蘇州工藝美術職業技術學院展開合作辦學，開設五年制“蘇繡設計與制作”大專班，定向培養高端刺繡人才。經過校企多年合作，一方面為鎮湖刺繡輸送了大批專業儲備人才，另一方面促成刺繡藝術品位不斷提升，為“蘇繡”這一民間手工藝的發展與繁榮起到積極作用。最后，民間文化的傳承需要通過創新推動其發展。民間文化尤其是非物質文化的傳承是活態化的，勢必會隨著社會發展而有所變化和創新，這種傳承不是對原有形式一成不變的沿襲，具有一定時代特征，通過吐故納新與不斷變革將文化精華保留下來，并為其注入更豐富的內容。現在很多藝術院校的藝術設計專業是由工藝美術專業發展而來的，至少受到了傳統工藝美術的影響，這種“前世”與“今生”的關系正是對傳統文化中傳承與創新關系的印證。“設計”本身就有創新之涵義，因此，以高職藝術設計教育為平臺的創新人才培養將推動民間傳統文化傳承與發展，使其更具生命力，無疑這也是對民間傳統文化最有力的保護。

2.民間文化傳承與發展下的高職藝術創新人才培養

既然傳統延續與發展離不開創新，作為民間文化發展和藝術創新活動主體的“人”就顯得非常重要，藝術創新人才培養則成為民間文化傳承與發展的關鍵。由于高職教育在人才培養上的特殊性，使我們要從不同方面研究藝術創新人才培養。首先，創新人才培養需要創新型的師資隊伍。藝術設計是時效性很強的學科，設計理念、設計風格都會順應時展而變化，民間文化要通過設計教育發揮其生命力，需要教師在知識儲備、教學手段、教學方法上有所突破，教師掌握的知識與技能和具備的觀念要不斷更新。其次，明確人才培養目標，構建合理的課程體系。當今高職藝術設計教育是培養具有較高藝術素養和專業技能的應用型人才，那么，在人才培養方案制訂和課程構架上都要重視創新能力培養，學生從中獲取的知識、技能及形成的素養都是創新能力的源泉。將民間文化吸收到課程體系中，不僅可以充實課程內容、優化課程結構，還可以在課程改革、教學實踐創新上給出更多啟示。最后，藝術創新人才培養需要有良好的人文環境作為保障。民間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揚，對營造良好社會文化環境有著重要的意義，這種文化滲透進校園和課堂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校園文化創新，通過課堂教學、學術交流、課外實踐、社團活動等多元化方式感染學生，有益于促成其創新能力和良好職業綜合素養形成。

3.蘇州地區民間文化向高職課程資源轉化的思考

民間文化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從藝術設計專業人才培養來看，文化資源向課程資源的轉化是最直接和有效的途徑之一。高職藝術課程資源對民間文化的吸收是有選擇性和針對性的。例如，一直以來，民間工藝美術、民間手工技藝等項目與藝術設計教育有著較深的淵源，和設計人才培養內在聯系更加緊密，該類資源的轉化形式相對靈活；然而，這并不否認其他民間文化資源的開發與應用價值。從人才培養及課程開發角度出發，只是在課程比重及轉化形式上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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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遺音樂的教育功能

1.非遺音樂具有德育功能

充分挖掘非遺音樂的良好育人因素，對培養學生正確的人生觀，樹立遠大理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我國的古琴藝術為例，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不只在于古琴這種樂器本身，也不限于古琴曲目和彈奏技術，更重要的在于以古琴為聚合點而構建的傳統美學特質及哲學意味，并且這種美學特質和哲學意味貫穿于中華雅文化的發展當中。由于鐘子期和俞伯牙的故事是以古琴為依托的，所以不僅深邃感人，而且歷久彌新。可以說，知音意識和獲得知音的愉悅成為雅士階層不可分割的一種人生內容。于是音樂境界與生命境界、樂品與詩品都互相溝通。而遵循“大音希聲”的哲學原理，古琴藝術又將儒家的中正平和、道家的清靜淡遠融匯于樂曲之中。每一項真正符合標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都不可能以一個物質符號（比如古琴樂器本身）獨立存在。相對于物質符號而言，非物質文化遺產中那些無形的環境、抽象宇宙觀、生命觀更具價值。

2.非遺音樂具有智育功能

非遺音樂的美育功能不只是一般地提高人的審美能力和陶冶情操，它對人的智力開發，特別對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鍛煉表達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等方面都有幫助。文學家雨果有這樣的名言“：開啟人類智慧的寶庫有三把鑰匙，一把是數字，一把是字母，一把是音符?！泵绹囆g教育家加德納認為，智力概念僅僅和科學推理、邏輯思維掛上鉤是不全面的，應該把有關生物科學以及各種文化在認知發展及運用方面的研究成果引進智力概念。在《智能的結構》一書中，他提出了人類的七種智能，包括語言智能、音樂智能、空間智能、身體動覺智能、邏輯—數學智能、交往智能、人格智能。其中前四項智能都與非遺音樂教育有著直接的聯系。如：福州的茶亭十番音樂主要應用于迎神賽會和百姓婚喪嫁娶以及家宴等民俗活動中，其曲牌大多取材于人與自然和社會的關系，體現一定的意境，有的還表現了古老的傳說故事。通過茶亭十番音樂的學習不僅有利于觀察能力的培養，而且通過觀察比較，學生可以認識和了解民間音樂中的美學規律，更重要的是了解非遺音樂代表作背后蘊藏的傳統文化精髓。

3.非遺音樂具有美育功能

美育作為素質教育的一種形式，是全面發展教育中的重要組成內容，它是以塑造完美人格為最終目標，以藝術和現實美為教育手段，在人的全面發展的教育中擔當著培養人高尚情操的祟高職責。美育在陶冶情操、培養情趣、豐富情感、完善人格和對人的身心和諧健康的發展方面，具有其他教育形式所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缺乏美育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教育，缺乏審美能力的人是不完全的人。前蘇聯著名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說：“進行音樂教育的目的，不是培養音樂家，而是培養和諧的人?！彼J為“：感情的純潔是形成高尚道德的基礎，而這種感情正是音樂和歌曲培養出來的?！笨梢哉f，非遺音樂是影響青年心靈的一種無可替代的手段，能使人的心靈得到陶冶、凈化，并升華為高尚的道德。心理學家認為，感情是形成思想和概念的基礎，是導致行為的直接原因，因而，感情的積蓄能產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并外化為行動，且蓄之越久，發之越烈。由此可見，非遺音樂對人心靈不僅有巨大的美化作用，而且，它能很好地激發人對美好前景的不懈追求的熱情。

二、加強非遺音樂教育的對策

1.把學校打造成為主陣地

非遺音樂教育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其最為有效的途徑無非就是學校教育，用自己的文化塑造我們的學生就是塑造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非遺音樂本身的豐富性、親和性和融合性，給當下關注學校開發利用課程資源的新課改提供了強大的動力源。我們完全可以結合校本課程、綜合實踐活動課、學生社團等，完成非遺音樂在學校教育中漂亮的轉身，在寓教于俗和寓教于樂中使其自然地成為傳承歷史文化最閃亮的鏈條之一。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同于文物，它的最大特點就是必須依托人本身而存在，通過語言、動作和特定的空間來傳播和延續。如果從事民間藝術和技藝的藝人日益減少，非物質遺產就很有可能就此失傳，因此，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過程中，“人”這個載體就顯得尤其重要。中小學教育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這種傳統文化普及的重要陣地。目前一些有條件的中小學校把“非遺傳承從娃娃抓起的工作”開展得如火如荼：河南省漯河市源匯區從2007年1月起，邀請民間音樂人士走進中小學課堂，為學生們免費傳授技藝；在陜西省延川縣，非遺音樂已列入小學教學大綱，每周至少安排一節課程，成為為期三年的“延川中小學音樂教育計劃”的一部分。我們應清楚地認識到，民間音樂大師教授給孩子們的可能僅僅是技藝，同學們與音樂藝術心理距離的拉近還得依靠教育工作者的循循善誘。非遺音樂傳承是群體性的，是要求很多人去做的。如果沒有長期的、持續的熏染，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影像”對于以學習、考試、升級為重的中小學生來說，易成“過往煙云”。

2.完善相關教材的建設

著名教育家葉圣陶先生早在幾十年前指出，“教材無非是個例子”，也就是說教材即教學內容，它是教學得以展開的必要前提，是教師指導學生學習的一切教學材料。目前，我國民族民間音樂教育所使用的教材無非是《民族民間音樂概論》之類，其絕大多數按照民間歌曲、民間歌舞、曲藝音樂、戲曲音樂、民族器樂這五大類來編寫。由于這些教材都是在我國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公布之前編寫的，因此只涉及到了其中一部分音樂遺產，都不夠全面，而且很多音樂遺產根本沒有提及，如藏族拉伊、梁平癲子鑼鼓、當涂民歌等。學生在這樣的教材指導下，不僅會造成其音樂視野狹窄、音樂知識匱乏的后果，更為重要的是在心理上，學生無法樹立起保護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意識。因此，我們應盡快組織專業人員將優秀的、體現民族精神與民間特色的、符合學生身心發展規律和認識規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編入教材，納入教學計劃，至少有固定的課程安排，也可穿插在音樂、美術、勞技等課中進行。教材以本土文化介紹為主，圖文并茂，并充分利用現代影像、網絡技術，吸引學生注意力，給學生留下深刻印象。

篇10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遺產保護；文化傳承

從國家文化安全的高度來認識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既是歷史發展的見證，又是珍貴的、具有重要價值的文化資源。充分認識當前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所面臨的形勢，充分認識到保護和利用好非物質文化遺產，對繁榮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豐富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明確保護的目的，保護是為了更好地傳承，要理清保護與利用的關系，不片面追求經濟價值， 不在沒有采取有效保護措施的情況下盲目開發，只有這樣，才能達到保護的目的，才不會造成開發一個破壞一個的惡果。

一、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保護的重要性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人類傳統文化的寶貴記憶，是人類的精神家園，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具有獨特的意義，因此它值得我們珍惜、呵護。首先，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人類幾千年來勞動和智慧的結晶；其次，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世界文化多樣性的具體體現；再次，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證了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最后，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促進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情感聯系，是民族交流和相互了解的重要渠道。

二、如何有效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并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并發揚下去

（一）建立健全法制法規，加強執法力度

政府可以通過知識產權這一渠道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納入到法律的保護范圍內，不斷完善當前法律法規，健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政策。立法者可以根據我國非物質文化遣產和知識產權屬性的基本結構特征將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法規不斷完善和規范。明確劃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知識產權主體、客體及內容，并將它們法律化和規范化，這樣才方便對它們的管理和開發。對即將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項目要嚴格要求申請程序，并將之規范化、法定化，明確擁有主體的權利和義務。對于某些特殊的菲物凄文化遺產，政府可以通過強制性手段進行保護。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使用權，包括法定許可制度、一般許可制度、特殊許可制度二類，并且對使用者應當承擔的相應的義務微出明確規定，只制定法律法規而不實行是遠遠不夠的，執法者要行動起來，運用法律武器束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不斷增強執法機關的執法力度和執法水平。各級行政部門應當各盡其職，熟悉相關法律法規積極展開保護行動，讓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在行政部門的保護圈內得到很好靜傳承和發揚。重要的是，執法人員在工作中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二）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積極行動

盡管現在國家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知識產權進行歸屬人管理，但是廣大人民群眾也同樣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和保護者。廣大人民群眾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搶救產生極大的影響力，沒有入民群眾的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就不能得到最好的保護。政府要通過宣傳、教育等途徑來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意識，讓全民參與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行動中，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營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世界各種人民世代相承的，是群眾生活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非物質文化遺產根植于民族土壤中，是不斷發展和變化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

（三）認真做好“文化遺產日”宣傳活動

加強宣傳，營造保護氛圍。充分利用電視、廣播、報紙、互聯網等媒體上開設專欄，不定期刊登、在人口密集處發放宣傳單、舉辦展演、展覽、培訓班等介紹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知識，進一步加大宣傳力度，擴大知曉面，廣泛宣傳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種類及保護重要性，增強全社會的保護意識，動員社會力量和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相關“搜遺”活動，有效的提高了人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保護意識。

三、深入研究，加大傳承，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關鍵

非物質文化遺產“活態、傳承”的特征，決定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關鍵是傳承和發展，而傳承和發展的前提，是要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在研究中保護，在保護中傳承。近年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法規，加強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但在研究方面卻相對薄弱和滯后，使保護缺少科學和理性的觀照，給保護工作帶來了不足和失誤。各級政府要加大研究方面的投入，成立研究機構，整合大專院校、科研機構、非遺保護單位、社會民間團體的專家學者資源，為他們搭建一個平臺，以便他們積極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理論研究，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有序傳承和科學保護提供有力的決策參考和專業指導。同時要大力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搜集整理工作，挖掘其深厚的文化底蘊，組織力量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科學認定、鑒別、分類，以利于對一些重要的保護項目進行深入研究，延伸和深化保護工作。

四、結束語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保護，需要我們列入常規并長期堅持保護。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們應當繼續堅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方針，從保護、傳承、培訓、宣傳幾個方面開展工作，將繼續精心組織，廣泛開展群眾文藝活動、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普查搜集工作，抓理論調研，做好民族民間藝術資源普查工作、抓輔導培訓，更好的做實做細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進一步豐富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促進人們全面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