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獸醫學的定義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中獸醫學的定義，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doi：10.3969／j．issn．1008－0546．2012．04．010

這是一節校際之間的交流課，執教者是許老師，觀察和評課的是耿老師和潘老師。上的是人教版九年級上冊《質量守恒定律》。對于《質量守恒定律》，我們會經?？吹筋愃七@樣的教材分析：它是在學生已基本具備對宏觀的化學反應的基本認識及建立對分子、原子、元素等概念的基本了解后的知識進一步拓展，也就是解決了化學反應的實質及反應物與生成物之間的質量的關系，同時，質量守恒定律，在本單元也起到了知識銜接的橋梁作用，它為化學方程式的書寫及化學定量計算鋪平了道路；應該說，這節課的內容對于本章教材及整個化學的學習都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那么，我們對此課的理解是否只能限于此呢？新課程標準中，將知識與技能、過程和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列為化學課程的三維目標，以提高學生科學素養為宗旨，在學生學習知識與技能的同時，尋找科學探究的過程與方法，引導學生用化學知識和方法認識世界，并結合化學教材提供的豐富素材，使學生形成積極、健康、科學的情感態度和價值觀。仔細研究初中化學教材尤其是新課標下的人教版、滬教版等教材，都很好地體現出新課程標準的要求。如果教師在化學教學過程中能有意識地挖掘化學教材中的哲學思想素材，理解好這些哲學思想素材，不僅有利于學生辯證地看待自然世界，形成科學的世界觀，也有助于學生更好地運用化學知識和解決化學問題。從探究《質量守恒定律》的哲學思想出發，我們對該課進行了深入研究分析，發現《質量守恒定律》確實包含了深刻的哲學思想。

【片段1】引入：早期的哲學家們曾提出物質不滅的理論，他們認為世間萬物的變化只是原子的組合發生變化，物質只是由一種形式轉變為另一種形式。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的導言中最后一段話表述了這樣一種哲學信仰：“物質雖然在某個時候一定以鐵的必然性毀滅，……，而在另外的某個地方和某個時候一定又以同樣的鐵的必然性把它重新產生出來?！?/p>

哲學的思想是博大而精深的，上面介紹的這些思想正是我們今天要學習的科學道理，這一科學道理是什么呢?學完本節課，同學們就會明白了。

【片段2】為節約時間，教師采用了分組同步實驗，一半同學做硫酸銅與鐵反應，另一半做磷的燃燒實驗。學生測量出反應前后的質量，比較，發現反應前后質量一樣。交流后得出結論。

【片段3】老師安排另外兩個實驗，碳酸鈉與鹽酸反應，鎂的燃燒。依然采用分組同步實驗。一半同學做碳酸鈉與鹽酸的反應實驗，另一半做鎂條燃燒實驗。學生在完成鎂的燃燒實驗時，相當部分學生對白煙忽略了。實驗后，有些殘留物掉在桌子上，學生很細心的用夾子夾住放在石棉網上。發現天平的左邊托盤下沉，老師問怎么解釋，學生說：有誤差。

另外一個組的實驗是碳酸鈣與鹽酸的反應。學生發現反應后的質量明顯減小了。與此同時，有學生發現杯中“有氣泡”。老師問：你們的實驗是成功還是失敗?；卮鹫f：失敗。為什么？說：跟質量守恒定律矛盾了。

【對話】

許老師：課堂一開始，我用多媒體展示了一段哲學小資料。向學生傳遞了物質不滅這樣一種樸素的哲學思想，這時全班悄無聲息，我感覺到同學們被偉大的哲學思想所感染了！當我提出問題，我們今天要學習的知識就能幫助我們去正確理解這一哲學思想時，立刻引起了全班的高度興趣，也成為本節課要解決的主題。

耿老師：這就對了，什么是真正的興趣？杜威認為“學生真正的興趣，應該不是來自于外來的刺激，這只是膚淺的誘惑，并不能真正持久。真正的興趣，應該來自知識本身的吸引力。”吸引學生的，并不是你出示的那段資料，而是資料后面的哲學意蘊。

許老師：學生實驗時，我巡視到“鎂的燃燒”這一組時，明明“一股白煙上青天”，學生卻視而不見。可能還缺少一種對細節的關注。

潘老師：我們需要一些引導與培養，實在來不及就課前想辦法鋪墊吧。

許老師：實驗后，有些殘留物掉在桌子上，學生還是很細心的用夾子夾住放在石棉網上。發現天平左邊托盤下沉，右邊的砝碼學生沒有移走，只要驗證等還是不等，所以，不移走砝碼倒是要方便些。但是我問怎么解釋時，學生說：有誤差。

觀察“碳酸鈣與鹽酸反應”時，學生發現反應后的質量明顯減小了。與此同時，有學生發現杯中“有氣泡”?？上В麄儧]有獨立的往下尋找原因。我問：你們的實驗是成功還是失敗。學生回答說失敗。為什么？說：跟質量守恒定律矛盾了。我說，會不會是定律本身有問題呢？學生笑而不答?？磥恚麄兪菦]有自信去懷疑“真理”。不懷疑定律本身，那就要去尋找問題呀，這方面學生比較被動。他們等著老師的解釋。

耿老師：這里有一個很好的教育契機！依照建構主義理論來看，我們對世界會有一個自己的看法，叫心智模型；然后與別人交流分享，這樣的叫概念模型；最后達成符合客觀的叫科學模型。他們是循環的，科學模型建立后要經歷考驗，經過放棄、修正、堅持的思考歷程后，才會成為人的穩定的心智模型。并再次主導人的思維。

猜想表達的就是心智模型，是他對他的經驗的積累的表達；然后，交流形成概念模型；實驗，第一次做實驗，分析后得出結論，這是科學模型。然后，經歷考驗，在實踐中的運用，才會轉化為可以支配我們思維的一種自覺遵守的規律或者信仰――更高層次的心智模型。教材是這樣編寫的（我以為），教者也是這樣設計的。所以，后面的實驗，提供了這樣的“磨練”。當實驗的數據不支持“質量守恒定律”的時候，你的態度是什么？你是懷疑質量守恒定律本身嗎？（這個科學模型真的正確嗎？）還是你認為我們的實驗錯誤了或者有漏洞？質量少了？怎么會少了？跑了？如果明明我們的數據不支持質量守恒定律，我們在不思考我們數據的問題的前提下就毫不懷疑或者懶得懷疑質量守恒定律，或者出于考試的需要我們無用懷疑，那這個時候的科學模型就退化為“功利模型”了――一種為考試需要而存在的模型，等到考試完了，分數到手了，它就壽終正寢了，不會再去支配我們的思維。因為，沒有經受檢驗，也就沒有“融化為我們血液或意識的一部分”。

潘老師：在課前創造一種氣氛，來喚醒學生的質疑精神，增強學生的證據意識，讓用數據來說話成為一種課堂的主流生活；要喚醒化學嗅覺，如“跑了氣體是有質量的”，“反應物生成物是什么狀態”，還要考慮細節，測量的細微等等。這些科學素養或者習慣的喚醒，將決定課堂的進程，也將影響課堂的品質。

篇2

[關鍵詞] 腸道病毒71型；手足口病；白細胞介素—6；腫瘤壞死因子—α

[中圖分類號] R725.1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2）24—0159—02

手足口病是由多種腸道病毒引起的傳染病，近年來，腸道病毒71型是我國重癥手足口病的主要病原。EV71感染除了引起手足口病以外，還能夠引起無菌性腦膜炎、腦干腦炎和脊髓灰質炎樣的麻痹等多種與神經系統相關的疾病。手足口病的少數高?；純海坏┌l展為重癥，短期內能迅速發展為肺水腫、循環衰竭，各種救治措施無效，常常在短期內死亡。免疫活性細胞產生的炎性細胞因子如白細胞介素—6（IL—6）、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等在機體抗感染、凝血、發熱、休克、惡病質等多種病理生理過程中的作用已越來越明顯，抗病毒及免疫調節作用也引起醫學界的廣泛關注。本研究對腸道病毒71型（EV71）感染的手足口病重癥患兒進行了血清中IL—6、TNF—α水平的測定，分析其水平的變化及探討其內在的臨床意義。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病例選自2011年6～12月在我科病房住院并確診的腸道病毒71型（EV71）感染的重癥手足口病患兒30例，其中男19例、女11例；年齡11個月～5歲，平均（2.5±0.6）歲。診斷符合2010版《手足口病診療指南》重癥手足口病的診斷標準，大便EV71病毒檢測全部陽性。正常對照組共15例，男9例、女6例；年齡9個月～6歲，平均（2.9±0.5）歲，選自入托查體及健康查體患兒。

1.2 方法

所有研究對象均于入院次日空腹抽取靜脈血2 mL離心后置—20℃冰箱內保存待測，血清標本留取時間不超過24 h。IL—6、TNF—α測定采用德國西門子ADVIA Centaur全自動化學發光分析儀，采用化學發光免疫分析法。試劑由德國西門子公司提供，操作嚴格按照說明書進行。

1.3 統計學處理

資料的錄入及分析均采用SAS9.0統計軟件，主要統計分析方法包括一般統計描述、成組比較的t檢驗，均采用雙側檢驗，顯著性水準α=0.05。

2 結果

重癥手足口病患兒血清中IL—6、TNF—α水平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1）。見表1。

3 討論

腸道病毒71型感染重癥多發生于學齡前兒童，尤以3歲以下年齡組發病率最高。通常情況下，EV71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在臨床癥狀等方面與柯薩奇病毒引起的手足口病難以區別，但EV71感染的手足口病很容易引起無菌性腦膜炎、腦干腦炎和脊髓灰質炎樣的麻痹等多種嚴重的神經系統癥狀。腸道病毒71型感染的少數高危患兒，一旦發展為重癥，短期內能迅速發展為肺水腫、循環衰竭，各種救治措施無效，常常在短期內死亡，使醫務人員措手不及，有時家長難以理解，甚至發生醫療糾紛，處于尷尬的境地。在腸道病毒71型感染的重癥患兒中，肺水腫是最為嚴重的并發癥，死亡率高，既往一直認為腦干損傷是發生肺水腫的重要原因[1，2]，但在關于手足口病肺水腫機制的研究中發現，有腦干損傷的實驗猴中并未出現肺水腫[3]，因此可能存在其他機制導致EV71相關肺水腫。目前已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炎性細胞因子白細胞介素—6（IL—6）、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的亢進與肺水腫的發生有關[4—6]。

IL—6作為細胞因子家族中的主要核心成員，可由多種細胞產生。IL—6所具有的多生物學功能，在抗感染、腫瘤、免疫性疾病及免疫調節等諸多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通常情況下正常人血清中含有微量IL—6，在炎癥、感染和某些腫瘤等情況下血清中IL—6的含量會有不同程度上升。在異常情況下，IL—6的升高可能會對機體產生不利影響，造成組織損害和加重病情發展。Kossmann等發現腦損傷患者血清和腦脊液中的IL—6水應性升高。有研究證實中樞星形膠質細胞、下丘腦和垂體前葉自分泌IL—6，在IL—1或TNF—α刺激下分泌能力明顯增強[4]。腸道病毒71型感染的重癥患兒發病過程中的高熱與IL—6對下丘腦體溫中樞的調節作用有關，IL—6極有可能同時參與患兒的腦損傷和局部炎癥。一直被認為受血腦屏障保護的“中樞特異免疫器官”也因細胞因子的進入而受累[4]。Lin等[6]研究發現，神經源性肺水腫（NPE）病例組血IL—6水平明顯增高，>70 pg/mL的靈敏度、特異度、陽性預測值和陰性預測值均達到100%。本研究中腸道病毒71型感染的重癥患兒血清IL—6水平增高與以上文獻相符，同時提示IL—6參與了重癥手足口病的病理生理過程。

TNF—α是一種由單核巨噬細胞分泌的具有多種生物活性的多肽調節因子，其生物學活性表現根據發揮作用的濃度高低而有所不同。正常情況下，它在機體內的濃度較低，具有調節免疫應答，抗感染、抗腫瘤、促進細胞增殖分化等多種生理功能，對機體具有保護作用。而高濃度的TNF—α不僅無助于抗感染，而且還是重要的炎癥遞質，可介導炎癥反應的許多病理生理過程，引起局部炎癥反應，使機體器官甚至多系統受損。目前實驗證明由TNF—α介導的炎性損傷過程可能是NPE發生的機制之一。TNF—α升高的原因可能是因為腸道病毒71型感染的重癥患兒中樞神經系統受累后交感興奮，全身血管收縮，組織缺血缺氧，使單核—巨噬細胞被激活，釋放大量TNF—α。TNF—α介導NPE發生的機制主要是導致肺毛細血管通透性增加；同時還可直接促進花生四烯酸代謝產物和氧自由基的釋放。本研究表明腸道病毒71型感染的重癥患兒血清TNF—α明顯升高，其參與重癥手足口病的病理過程，與其誘生的IL—6協同參與整個腦組織的損傷，構成炎性細胞網絡破壞血腦屏障，由神經細胞自分泌的和血循環中的TNF—α共同引起重癥手足口病的一系列臨床癥狀。

綜上所述，腸道病毒71型感染的重癥患兒血清中IL—6、TNF—α水平的增高，表明其參與了重癥手足口病的病理過程，為臨床上早期使用靜脈注射丙種球蛋白抗免疫治療可明顯改善本病的臨床療效及預后提供了理論依據。IL—6、TNF—α的測定已廣泛應用于臨床，大量的研究已證明IL—6、TNF—α參與了許多疾病的病理生理過程，在疾病的發生、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為臨床診斷、療效觀察、預后判斷提供重要依據。因此，臨床上應針對IL—6、TNF—α的過度產生和釋放，加強研究相應細胞因子拮抗劑及免疫調節劑，以抑制上述細胞因子對機體組織的損傷和及早控制病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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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庫恩之后，科學研究的視角發生轉換:“我們都關心獲得知識的動態過程，更甚關心科學成品的邏輯結構”，“要分析科學知識的發展就必須考慮科學的實際活動方式”[1]。同時，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影響日盛，其“語言游戲”說強調，任何活動都植根于特定的語言游戲或生活形式，從而受制于社會的、歷史的和文化的情境。以此為背景，一場重估科學知識的形態的運動展開了，“作為實踐的科學”觀念開始取代“作為表象的科學”觀念：科學是一種介入性的實踐活動而不是對世界的表象。因此科學研究理應把科學活動本身作為對象，而對科學活動的考察本質上是經驗性的社會學研究。這種新的社會學不對科學做內在論考察，不局限于科學的獨特的理性品質、認識邏輯、觀念史。它也作為“科學知識社會學”（SSK）而區別于墨頓學派的科學社會學。墨頓學派的科學社會學預設了不受社會污染的純粹的知識過程和知識內容，把科學技術的內容排除在社會學研究之外，僅把社會因素作為促進或阻礙知識過程的外部因素；而科學知識社會學取消了知識的內容和情境之間的區分，把社會因素作為知識的構成性因素，對知識的構造活動進行了廣泛的經驗研究，產生了大量富有啟發的成果。

但是，科學研究最近二十年的發展表明，“或者社會科學精致得足以解釋科學的內容但是整個社會的創制卻陷入一片漆黑，或者宏觀社會學恢復作用但是科學的細節消失在視界之外。”[2]以布盧爾和巴恩斯為代表的愛丁堡學派的利益分析保留了宏觀社會學和政治批判的旨趣，但是其對階級利益等宏觀社會變量的訴求并不能說明知識的微觀構造。而柯林斯的爭議分析、林奇的民族方法論等微觀研究盡管在揭示知識的微觀構造方面成果斐然，卻缺乏宏觀社會學的關注，不能宏觀地說明科學與社會的關系，而這樣的所謂社會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內在論研究”[2]。拉圖爾采用的人類學考察方法似乎為打通宏、微觀研究提供了途徑。這種人類學考察把經驗的案例研究作為科學研究的基礎，強調對知識的生產現場、知識的生產過程進行實時實地的考察，不僅追蹤科學事實在實驗室中的微觀構造，而且還追蹤科學家在所謂實驗室外部的活動。拉圖爾采取的人類學方法首先要求通過參與式觀察取得科學活動的第一手資料；其次，運用“轉熟為生”的策略，懸置以往的有關科學的成見，保持對觀察對象的距離，單單從當下的科學活動本身出發構造對科學的理解；再次，這種人類學的方法還要求研究者對這種人類學構造保有反思性；最后，至關重要地是，要求追蹤正在創制之中的科學技術而不是既成的知識和技術制品，這一點成為他考察科學的第一原則：“我們研究行動中的科學而非既成的科學和技術；我們或者在事實和機器被黑箱化之前到達，或者追蹤重新開啟黑箱的[科學]爭議?！盵3]我們不妨追隨拉圖爾，去考察科學活動本身，追蹤工作中的科學家和正在制作中的科學事實，看這種考察能獲得什么樣的結果。

二、構造自然：實驗室生活

實驗室是科學知識的典型的生產場所。拉圖爾首先把實驗室生活作為研究對象，考察實驗室日常的知識生產活動，是“實驗室研究”的開創者之一。不過，“實驗室”并不局限于通常的有圍墻的具體的實驗室，其擴展意義為“知識的生產場所”，強調對實際的科學活動進行實時實地的考察。相比之下，以往的科學研究都是事后考察，即在接受已確立的科學事實的前提下去重構科學的發現史、觀念史。實驗室研究也不同于對實驗的研究，因為實驗研究往往以提煉科學獨有的方法為目的，而實驗室研究則以科學事實的實際制作過程為目標，基本上是一種社會學考察。實驗室研究采用了人類學的田野研究方法，這種方法適合于新視角下對科學活動本身的考察。拉圖爾從1975年進入薩爾克（Salk）研究所，做了近兩年的實地考察。

現在讓我們跟隨人類學家進入薩爾克研究所的實驗室。實驗室包括各種復雜的實驗儀器，實驗材料，實驗室人員，科學文本。實驗儀器構成一組組“銘寫裝置”（inscriptiondevices），銘寫裝置把實驗材料轉化成可以直接用作科學爭論之證據的銘寫符號（inscriptions）(數字、圖表、圖像等可以呈現在文本中的符號)。典型的科學活動是，把實驗材料聯接或放入銘寫裝置，經過一系列規范的操作生成銘寫符號，再根據這些銘寫符號完成科學論文，提出科學命題或主張，參與科學爭論，再依據爭論的情況繼續做實驗，強化或修改命題或主張，直至特定的科學命題或主張變成事實。在上述觀察中，首要的是實驗室的物質環境?！斑@個實驗室的特別之處在于儀器——我們稱之為‘銘寫裝置’的特殊配置。這種物質安排的至關重要性在于，作為實驗室成員的談論‘對象’的任何現象并不能脫離這種物質安排而存在。比如，沒有生物測定，就不能說一種物質存在。生物測定不是簡單的獲得某種被獨立給予的實體的方式；生物測定構成了物質的構造。...不僅如此，現象完全由實驗室的物質環境所構成。人工實在——實驗室成員用客觀實體來描述——事實上為銘寫裝置所構造。借用Bachelard的‘現象技術’（phenomenotechnique）這個術語，這樣一種實在經由物質技術的構造而呈現出現象的外觀?！盵4]這表明，科學不單單是思維現象、語言現象或者對世界的理論解釋，它本質上是一種物質過程，是對不確定世界的物質性介入，而正是這種介入構造出科學對象。玻爾認為對量子現象的描述不能脫離對實驗環境的描述。實際上，這對十七世紀以來的實驗室科學是普遍適用的。

拉圖爾記錄了科學家在日常的科學活動中的言談并加以分析，對科學事實的微觀構造過程做了考察?？茖W家的日常言談表明，科學“證據”的接受很難說是邏輯上必然的推論，而是做出判斷的問題，同行間的協商問題。比如說某種肽的靜脈注射是否具有心理行為效應的問題是一個實踐問題，取決于注入量，取決于科學家把什么注入量作為標準。拉圖爾還發現，科學家對特定科學主張的評估往往不限于所謂純粹的科學內容，而是包括研究興趣上的側重、職業實踐的迫切需要、學科未來的發展方向、時間上的限制，乃至對科學從業人員的權威甚或人格的評價，如此等等。這些考慮直接影響到特定科學主張的接受和否定?！霸u估的豐富性使得這種構想——思維過程或推理程序同這些討論發生于其中的實際物質環境相隔絕——變得不可能?！盵4]。拉圖爾從言談分析中得出結論：科學事實“完全是一種社會的構造”[4]。“社會的”在這里并具有其在墨頓或布魯爾那里的含義，只是表明區別于純粹邏輯推理過程的微觀構造過程。

拉圖爾還從人類學角度進行了歷史案例研究，描述了促甲狀腺素釋放因子（TRF（H））化學序列的確定過程，給我們呈現出科學事實的典型的構造過程。[①]1962年，“大腦控制促甲狀腺素的分泌”已成為神經內分泌學界的公認事實。吉爾曼（Guillemin）認定這種控制作用源自下丘腦的一種新因子，他將之命名為促甲狀腺因子（TRF），并認定它是一種肽，決定用化學分析方法確定其氨基酸序列。其時下丘腦因子的生理學研究頗有成果，卻沒有分析出下丘腦因子化學序列的先例；TRF的存在只是一種假定，很可能是其他已知因子在起著作用。因此，該決定并非唯一可能的研究路徑，沒有它神經內分泌學照樣會繼續發展。盡管如此，吉爾曼1963年提出了確定新釋放因子存在的14條嚴格標準，從而徹底地重塑了釋放因子的研究領域。以前有關新釋放因子存在的研究和主張都被取消了?？梢哉f，在這套研究標準存在以前TRF并不存在。這些標準要求更精密而昂貴的實驗設備和技術。日本、英國的競爭者因此出局。1966年以前，研究工作主要是改進TRF的提純方法。把一種餾分認定為TRF的根據僅僅是它能在生物測定中穩定地產生出與基線峰值有顯著差異的曲線。到1966年，已能獲得相當純的所謂TRF。但是，此前所有的酶實驗都未能破壞TRF的生物活性，吉爾曼因此主張“TRF或許不是一種肽”。沙利（Schally）的團隊采用了與吉爾曼大致相同的研究路線，盡管他們認為這種新物質是一種激素即TRH。沙利在1966年發現TRF含有His、Pro、Glu三種氨基酸，不過只占TRF總質量的30%。盡管存在著其他解釋，由于沙利認可吉爾曼的權威，因此無視三種氨基酸的存在而得出結論：“TRF不是肽”。而這意味著研究方向將發生發生重大改變。其時，與TRF的生理學研究相比，TRF的化學分析無甚進展。美國全國衛生研究所準備召開一個針對該領域的評審會議，這將直接影響該領域的資金分配，進而決定著TRF化學分析的存亡。吉爾曼的團隊將會議拖延到1969年1月，在該會議上公布了他們獨自做出的發現：His、Pro、Glu三種氨基酸占TRF總質量的80%；TRF是肽。分析工作進入最后階段。確定TRF序列并不直接分析天然的TRF，而是用上述三種氨基酸合成各種可能的序列，同天然TRF做比較，看兩者在銘寫裝置上產生的銘寫符號是否足夠相似。沙利的團隊使用薄層色譜儀來進行這項工作，并于1969年9月提出，TRF化學序列是Pyro-Glu-His-NH2.。吉爾曼的團隊認為兩種物質在薄層色譜儀上所產生的譜線的微小差異不可忽略，因此否定了沙利的結論。他們認為只有原子水平的質譜儀才能最終確定TRF的結構。1969年9月質譜儀終于產生出合成Pyro-Glu-His-NH2與天然TRF的幾乎完全相似的光譜。爭議停止了。此時，本體論轉換發生了：“TRF是Pyro-Glu-His-NH2”。吉爾曼和沙利都因TRF序列的“發現”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

上述過程表明TRF序列的確定不是單線的邏輯發現過程，而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和多種可能性的構造過程，而實驗設備對不確定世界的介入在整個構造過程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科學事實的“發現”不過是曲折的充滿爭議的構造過程的結果。只有在構造過程結束之后，科學事實的構造才變成“發現”，變成獨立于構造過程的外在事實，構造過程本身以及實驗室的物質環境被掩蓋了。當我們深入知識的實際生產過程，知識的品質立刻發生變化：與其說知識是靜態的表象，毋寧說知識是一個動態的構造過程；知識的力量不是表現為對外部世界的描摹，而是表現為對世界的型塑。就知識的靜態含義而言，它不過是對型塑過程及其結果的記錄，知識更多的是一種“know-how”而非“know-that”的知識。不妨給知識下個新的定義：何為知識，知識就是型塑世界的過程或能力。知識的力量的表現之一就是對“自然”的構造。TRF的構造史已經表明科學事實或者說“自然”是構造的結果，先在的“自然”并不能說明科學事實的生產?！坝捎跔幷摰慕鉀Q是自然表象的原因而非其結果，因此我們決不能用這個結果——自然——來說明爭論如何以及為什么被解決了?！盵3]

三、型塑社會：實驗室的擴張

上述考察的焦點是科學事實的微觀構造，問題是發端于“實驗室研究”的考察知識活動現場的人類學方法能擴展到“科學、技術與社會”（SST）水平上的宏觀研究嗎？我們把“實驗室”定義為“知識的生產場所”，而實際上知識生產活動并不局限于通常的圍墻內的實驗室，隨著知識活動的實際展開，“實驗室”的構造也隨之擴展。拉圖爾認為“實驗室‘內部’與‘外部’的區別、‘微觀’水平和‘宏觀’水平的區別恰恰是實驗室的建造要破除和取消的”[5]?！白粉櫣ぷ髦械目茖W家和行動中的科學”的原則自然會導向宏觀層次的科學研究，導向對實驗室的擴展構造、實驗室在社會中的定位及其型塑社會的力量的考察。在這種追蹤中，總會發現有一部分科學家在所謂實驗室“外部”活動，同科學界、政府、生產部門、用戶、傳媒、公眾保持著聯系。一旦這些聯系中斷，實驗室內部的研究工作將陷入停頓。這表明，對實驗室內部和外部做出截然區分是成問題的。這種區分把實驗室想像為隔絕于社會的知識生產地，從中產生出純粹的自然知識，這種知識隨后毫無代價地擴散到實驗室之外。這種成見掩蓋了實驗室的構造及其在社會中的定位，進而使實驗室的力量神秘化。且來看個案例。[②]

19世紀末法國的農場發生炭疽疫情。巴斯德把瘟疫界定為細菌傳染病，而此前細菌學與炭疽病毫不相干。他在發生疫情的農場研究疫情，把獸醫學的用語轉譯成細菌學的術語，比如說把“疫情潛伏期”轉譯成“桿菌的孢子”，從而把細菌學同疫情聯系起來。其后，他排除了農場的其他復雜因素而把培養成的細菌病原體帶回巴黎高等師范學院的實驗室，他在這里可以任意地控制條件對桿菌做各種試驗。他向外界宣稱：“若想解決炭疽病疑難請到我的實驗室來?！苯涍^無數次試錯，巴斯德偶然地發現了降低桿菌毒性的實驗室條件，制出了炭疽病疫苗。這種疫苗在實驗室中的小規?；钆嶒炛蝎@得成功，如其所愿地引起了農場主、獸醫、衛生學家等利益團體的注意。但是這并不能讓這些群體完全相信巴斯德的實驗室能控制疫情，因為疫苗在錯綜復雜的農場中的成功并不能得到保證。因此，巴斯德需要在某個農場中演示其疫苗的有效性。實際上，有許多非控制的因素會導致失敗。因此巴斯德需要把關鍵的實驗室條件擴展到農場。巴斯德成功地與這些代表達成妥協，把農場變成了準實驗室，巴斯德的“預言”實現了，在外界看來，實驗獲得了“奇跡般的”成功。巴斯德實驗室的疫苗被廣泛地用于法國農場。由此，巴斯德實驗室成為相關利益群體的強制通行點，巴斯德名垂史冊，法國農業的面貌為之一新，獸醫職業和衛生學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巴斯德的細菌理論與實踐深刻地影響了法國的社會關系。當巴斯德和衛生學者提出細菌——傳染病的傳染源——的概念時，他們并沒有把社會看作是由窮人和富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組成的，而是由傳染病患者、健康的但是危險的細菌攜帶者、有免疫力的人、接種疫苗的人這樣的群體組成的。他們給這些群體的界定加入了非人的行動者：細菌——共同的敵人。共同的利益被制造出來，一種新的社會連帶類型產生了。以前因為階級對立而被視作階級壓制工具的衛生法令得以實施。

巴斯德的實驗室重塑了各類社會行動者，轉譯了他們的利益和社會關系，成了型塑社會的力量。我們可以從巴斯德的工作中提煉出許多有意義的結論。首先，“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學活動的結果?！霸谖覀兊默F代社會中，大多數真正新的力量來自科學，而不是來自古典的政治過程?！盵5]“既然[科學]爭議的解決是社會獲得穩定狀態的原因，我們不能用社會來解釋[科學]爭議如何和為什么被解決了。”[3]布魯爾的社會實在論用社會說明知識，其根源在于他仍局限于表象主義的窠臼，認為知識是以社會為中介的對客觀實在的表述。而我們通過對知識活動的考察已經發現，知識的生產過程就是實在的構造過程?！懊枋觯╝ccount）和實在不存在先天的（apriori）區別；...描述就是實在?！盵6]其次，我們發現了科學力量的源泉——實驗室。當巴斯德把病原體帶回巴黎的實驗室時，一個關鍵的轉換發生了：研究場所由有著無數不可控因素的大規模的農場變成條件可控制的實驗室，巴斯德可以在該實驗室中任意地對病原體做各種試驗。同時，實驗室成果的應用并不是簡單的傳播，而是把農場轉變成準實驗室?！凹热豢茖W的事實在實驗室里被制作出來，為了使它們擴散開來，你需要建構它們能在其中維持其脆弱效力的昂貴的網絡。如果這意味著把社會轉變成一個巨大的實驗室，那就這樣做吧。”[5]似乎可以說，科學通過把社會轉變成巨大的準實驗室而型塑社會。再次，我們發現，實驗室本身的構造也包含了農場主、農業協會、獸醫、衛生學家乃至普通公眾這些社會行動者。巴斯德始終在努力把這些行動者的利益同他的實驗室聯系起來，竭力讓他的實驗室成為這些行動者的強制通行點?？梢韵胂?，假如他的實驗室未能成功地維持這些行動者的興趣，或者他未能同他們達成把農場變成準實驗室的妥協，那么炭疽病疫苗的實驗室制作就不會成功?？梢?，知識的成功構造以成功轉譯相關社會行動者的利益并贏得其支持為前提，實驗室不是封閉的實驗室，實驗室的構造必須納入社會行動者。

四、科學自然社會的同時構造：走向行動者-網絡理論

前述對科學活動的人類學考察已經揭示，“自然”和“社會”都是在科學活動中得以塑造，都是科學爭議趨于穩定的結果。傳統的社會學分析框架不再有效了，因為這種分析框架有著預定的社會范疇和嚴格的社會/自然區分。以往的科學研究預設了“自然實在”或“社會實在”這兩極。要么用自然來說明知識和社會；要么用社會來說明知識和自然；要么用“自然”和“社會”的雜交來說明知識。以拉圖爾為代表的巴黎學派所倡導的新的社會學研究框架試圖顛倒說明方向，不再用預定的自然或社會來說明科學活動，而是考察科學活動如何重構著自然和社會。他們主張，如果不研究科學和技術作為其一部分的社會情境同時發生的重構，科學知識和技術系統的發展就無法被理解。只有同時追蹤創制中的科學和型塑中的社會才能把握知識活動的本質?！白匀坏摹焙汀吧鐣摹币匦再|上不加區分的參與了知識的構造，同時作為結果被重塑。巴黎學派據此發展出所謂的“轉譯社會學”（sociologyoftranslation），又名“行動者-網絡理論”。那么科學、自然和社會是如何構成無縫之網的呢？我們來看卡龍所做的著名的案例研究。[③]

1973年，EDF(ElectricitedeErance)籌劃開發新型電車（VEL:electricvehicle），該計劃不僅規定了新型汽車純粹技術上的特征，而且界定了這種汽車在其中運營的社會場域。首先，EDF界定了新社會運動中的城市消費者。這場新社會運動把矛頭指向內燃汽車。內燃機是工業時代的產物，產生空氣污染和噪音等副產品；私車還是社會地位的標志，此乃受批判的工業社會的消費模式。新型電車能擁有更優的性能/價格比，進而成為普通消費品。它還能改善城市公交。EDF在提出計劃時已經考慮了開發電化學電池的技術可能性：首先，公交系統能裝配改進過的鉛蓄電池；其次，蓄電池和燃料電池能使電力汽車的時速達到90公里進而開拓更廣闊的私車市場。EDF不僅界定了后工業社會取代工業社會的社會史和技術史，而且也對制造商做了界定。在EDF的項目規劃里，雷諾汽車公司只負責裝配底盤并制造車身。而雷諾汽車公司一直雄心勃勃地想成為歐洲最大的汽車制造商。EDF還尋求政府各部門提供支持：制定有利于電車的法規，為對電車感興趣的市政當局提供資助。還要求公交公司同研究中心和科學家們合作。EDF的電車計劃還不可避免地包括了蓄電池、燃料電池、電極、電子、催化劑和電解液等非人類實體，與人類實體同等重要。蓄電池開發的失敗同消費者的不合作一樣對于電車的存亡是決定性的。電車的構成實際上包括了電子、消費者、政府部門、雷諾汽車、鉛蓄電池、后工業社會等社會的和非社會的要素。該項目在最初幾年里并未受到挑戰，雷諾汽車公司似乎默認了這場新社會運動的不可阻擋性。但雷諾汽車在1976年對自己的利益做了新的定位，對開發高性能電池的可能性、消費者的需求做了新界定，挑戰EDF的安排。在1973年時，VEL存在，而到1976年就瓦解了。

EDF實際上在建構一個世界，卡龍稱之為“行動者-世界”或“行動者-網絡”。所謂的技術對象VEL隸屬于EDF正在建構的行動者-世界，可以說，VEL本身的構造就是這個特定的行動者-世界的構造?！靶袆诱?世界”的概念使得理解社會和技術對象如何同時被型塑成為可能。我們現在對行動者-世界做一說明。首先，行動者-世界的構成是異質的，既包括社會行動者，又包括非社會行動者。消費者、政府部門、制造商、蓄電池、電子等社會和非社會行動者共同構成了VEL，決定了它的技術內容。在卡龍看來，“不描述型塑技術對象的異質的和規模更大的行動者-世界就不可能描述技術對象?！盵7]“社會的”不再意味著“外部的”，科學技術的內容滲透著社會因素，區分科學的內部與外部不再有意義。其次，行動者-世界是通過轉譯過程而被建構的。行動者-世界并非外部世界中的預定的行動者的簡單組合。這些行動者的利益、身份、角色、功能和位置都在新的行動者世界中加以重新界定。比如說，雷諾汽車公司在EDF構造的世界里不得不服從新社會運動而降格為制造底盤和車身的廠商。在轉譯過程中，“社會的”和“非社會的”要素都發生改變。不過轉譯的成功與否取決于轉譯者的轉譯能力和被轉譯者的抵抗力。在上述案例中，雷諾汽車公司不甘于它在EDF所構造的世界中的位置，它努力建構自己的行動者-世界，進而瓦解了EDF的行動者世界，VEL也隨之死亡了。技術對象的堅固性對應于行動者-世界的堅固性。再次，轉譯過程表明，科學技術的力量已體現在建構過程之中，因為科學技術的建構過程就是型塑社會和自然的過程，科學技術的成功建構就是社會和自然成功型塑。同時，行動者-世界囊括了眾多社會的和自然的要素，這些要素構成科學的力量源，足以解釋科學在社會生活中的巨大力量。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社會的準實驗室化”，科學的力量不再神秘。要言之，在科學活動的行動者-網絡中已區分不出純粹的“科學的”、“技術的”、“自然的”和“社會的”內容，因為科學活動本身已經把它們結成無縫之網，“自然”和“社會”在這張無縫之網中被共同建構。

五、結語

對知識的生產現場進行人類學考察，同時追蹤創制中的科學和型塑中的社會，結果發現，知識生產把各種社會的和非社會的因素納入其中，知識的生產過程就是型塑自然和社會的過程，知識不是對世界的表象而是型塑世界的過程和能力；科學在建構一張科學、技術、自然與社會構成的無縫之網，也在這張網中被建構。在這種考察中發展出了行動者-網絡理論?？茖W的浪潮把人類卷入知識社會，知識社會是高風險的社會，其風險很大程度上源自對知識的生產過程及力量機制的無知和失控。科學的人類學和行動者-網絡理論為考察知識的生產過程以及知識與社會的復雜關聯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論平臺，尋求在降低知識社會的風險方面發揮作用。我們需要做的是，對知識社會中的知識活動進行更廣泛和深入的經驗性研究。

注釋：

[1]庫恩：《必要的張力·發現的邏輯還是研究的心理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265，p.267。

[2]B.Latour，OneMoreTurnAftertheSocialTurn...，inM.Biagioli(Eds.)，TheScienceStudiesReader，NewYorkandLondon：Routledge，1999，p.276-289。

[3]B.Latour，ScienceinAction，MiltonKeynes：OpenUniversityPress，1987，p.258，p.99，p.144。

[4]B.LatourandS·Woolger，LaboratoryLife：TheConstructionofScientificFacts，Princet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6，p.64，p.159，p.144。

[5]B.Latour，GiveMeaLaboratoryandIWillRaiseTheWorld，inKnorr-CetinaandMulkay(eds.)，ScienceObserved：PerspectivesontheSocialstudyofScience,LondonandBeverlyHills：SagePublicationsLtd.,1983，p.141-170。

[6]S.Woolgar，CritiqueandCriticism：TwoReadingsofEthnomethodology，SocialStudiesofScience，vol.11，1981，p.504-14。

[7]M.Callon.，TheSociologyofanActor-Network：TheCaseofTheElectricVehicle，InMechelCallon，JohnLawandArieRip(eds)，MappingTheDynamicsofScienceandTechnology，London:TheMacmilianPressLTD，1986，p.23。

[①]此案例參見《實驗室生活》（LaboratoryLife）第三章“一個事實的構造：TRF(H)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