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研究意義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雙減政策研究意義，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經濟高速增長正在以生態惡化為代價，環境的隱性債務日漸膨脹。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在全球國際氣候立法研究第三次報告會上表示，中國對國際社會承諾的“2020年碳強度下降40%到45%”的目標不會改變，并且不附加任何條件。為此，在2011年10月底，國家發改委《關于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的通知》，確定北京、天津、上海、重慶、湖北、廣東及深圳市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

近期，試點城市之一的深圳碳交易市場將于6月18日正式啟動，首批確定的重點碳排放交易企業包括635家工業企業，還有200多棟大型公共建筑。而其他試點省市碳排放交易試點預計在今年下半年陸續正式交易，試點中的上千家企業必須計量并公開企業碳排放量。

全球碳交易市場遭遇寒冬

碳資產，原本并非商品，也沒有顯著的開發價值。然而，1997年《京都議定書》的簽訂改變了這一切。將溫室氣體排放權作為商品，用市場促進減排。因議定書規定了發達國家排放總量，而發展中國家則區分于發達國家不需要承擔減排義務，擁有大量的減排空間。由此發達國家以資金或提供技術的方法購買發展中國家的碳減排量，進而形成國際間的碳交易市場。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并且近些年在節能減排方面投入巨大形成了大量的減排量，成為名副其實的 “賣炭翁”。

不過，目前“賣炭翁”的碳可不好賣。記者在國際碳排放交易商Climate Bridge公司市場總監邱雙平處了解到，清潔發展機制實現了中國和國際買家的合作，通過項目所實現的“經核證的減排量”（核證減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簡稱為CERs，是經過聯合國核證后的減排量），用于發達國家減少本國溫室氣體排放的承諾。

“但國際碳價低迷，對由CDM（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產生的CERs的市場需求造成了沖擊，導致了碳信用額度嚴重過剩。在國際碳交易市場上，CERs的價格已經從兩年前的每噸12歐元暴跌到了現在的0.25歐元。” 邱雙平說。

邱雙平不隱瞞地說：“現在所有的全球CDM項目已經全部停滯。一是，由于歐洲市場開工不足，開工不足必然導致碳排量減少。二是，各歐洲企業之前都獲得了較多的碳排放配額，現在仍有盈余。三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規定了發達國家在2008年到2012年第一承諾期內，需將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少5.2%?，F在一期承諾結束，各國政府在接下來的大幅度減排目標的設定上存在極大分歧，這里存在諸多的政治原因。所有這一切都導致碳交易市場的停滯?！?/p>

當記者問及Climate Bridge公司都有哪些CDM項目被迫叫停時，邱雙平表示這個不方便透露。雖然CDM項目停滯，但投資興建的水能、風能、生物能等項目仍然繼續發揮作用。那么中國目前有多少個CDM項目呢？

CDM項目開發及政策研究專家、浙江大學副研究員丁海兵幫記者梳理了一下。截至2013年5月7日，聯合國簽發的CDM項目產生的二氧化碳減排量約13.08億噸（當量），這些減排量來自全球發展中國家的6755個項目。其中，來自中國的1227個CDM項目貢獻了超過60%簽發量。而國家發改委批準的CDM項目高達4904項，其中到達聯合國，成功注冊3563項，獲得簽發的1227個CDM項目，僅約占中國總量的25%。

也就是說，由于國際碳市場持續低迷，買家很少介入后續的減排量購買，已經通過聯合國簽發的1227個項目，無法完成交割，簽訂的合同無法履行。

而且，國家發改委批準的CDM項目高達4904項。這些項目有一定的價值，因為它們經過發改委的嚴格審查。在未來的國內碳排放交易市場中，這些項目是否能進場進行交易？這些需要國內碳交易政策進行創新，妥善安排機制，合理設計交易規則。

但同時，丁海兵也對未來的碳交易市場回暖表示期待，他說：“十報告明確提出，要開展碳排放權以及排污權交易試點，意味著我國產權市場上將興起排污權的交易等活動。各地已經在積極籌建省市級的排污權儲備交易中心，摸索COD（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的排污交易，可以預見，將來強制二氧化碳排放權交易也將擺上議事日程?！?/p>

中國碳交易試點破冰之難

“ ‘計量’‘公開’，雖未有法律條款明文規定，但確實帶有強制性措施的味道了。而7個試點所承擔的控制碳排放總量（即排放強度）本身就是一大挑戰。這就意味著能耗水平的‘封頂’，通常情況的經濟結構是，能耗與產能產值幾乎是成正比的。也就意味著經濟總量或增量的‘封頂’。這與GDP帶動就業、提升地方經濟實力顯然是有抵觸的。”丁海兵表示。

丁海兵針對這7個試點給了記者一個形象比喻：“企業取得一定時期內‘合法’排放溫室氣體的總量。這個‘合法’總量即為配額，再將這些配額分到各個重點企業、單位。這就好像‘地方糧票’，也為構建全國統一的碳市場預留了政策空間，最終實現全國通用。”

這期間不乏很多具有前瞻性的企業。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北京飛廣州航班，3小時消耗18噸煤油，排放57噸二氧化碳。國航通過北京環境交易所交易平臺為這57噸二氧化碳買單。該款項將用于支持黑龍江省風力發電項目的開發和建設。

北京環境交易所碳交易中心主任王陽說：“如果說之前的碳交易都只是出于企業自愿減排意愿。那么現在7個試點政策的出臺，我們也可以把它歸結到強制減排項目里，中國現在的7個試點，就相當于以前的英國，規定了強制減排量。但由于國際市場碳排放額大量囤積，造成有價無市的局面。國際買家在國內購買的大量項目無法持續。近期雖然碳交易量為零，但借此，生態建設可以從一個時髦概念落實到具象的市場行為，在節能產業及低碳建設上產生實質意義?！?/p>

丁海兵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在此次公布碳交易試點名單之前，很多省市已經在成立自己的碳排放權交易所或者能源環境交易所。但已經成立的交易所，多數以企業自愿碳排放交易、或操作CDM項目為主，罕有實質性的碳市場操作。圍繞碳交易的嘗試，還難以走出準備階段，但已經不可避免地在中國升溫?！?/p>

把森林的生態服務賣出去

碳交易目前最常見的業務有風能、水能、生物能等。 而“碳匯交易”也是碳交易項目的一種。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涉及的業務范圍卻完全不同。“碳匯”一詞最早出現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是指從大氣中清除二氧化碳的過程、活動或機制。而森林碳匯，是其中的重要一項。通過植樹造林和森林保護等措施吸收固定二氧化碳，其成本要遠低于工業減排。

華東林業產權交易所成為全國林業碳匯交易試點平臺以后，阿里巴巴、歌山建設等10家知名企業以18元/噸的單價購買了總量為14.8萬噸的林業碳匯指標，成為國內第一筆規范的林業碳匯交易。通過購買林業碳匯，中和企業的碳足跡（碳足跡指一個人或者團體的“碳耗用量”?！疤肌?，就是石油、煤炭、木材等由碳元素構成的自然資源?！疤肌焙挠玫枚?，導致地球暖化的元兇“二氧化碳”也制造得多，碳足跡就大，反之碳足跡就?。?。但目前企業買多少碳匯，要不要買，都還屬于一種自愿行為。

記者從中國綠色碳匯基金會網站的主頁上看到許多個人捐款購買林業碳匯的記錄，在該網站的“我要捐款”欄目下則實時播出捐款人的信息。目前，個人捐款購買林業碳匯不屬于碳匯交易的范疇，它更多地體現了個人的社會責任感，而不是經濟行為本身。

中國綠色碳匯基金會何宇說：“林業碳匯交易其實就是把森林的生態服務賣出去。林業具有多種效益，兼具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雙重功能。林木每生長1立方米蓄積量，大約可以吸收1.83噸二氧化碳，釋放1.62噸氧氣。”

篇2

關鍵詞：產業結構；國際收支；狀態空間模型；匯率政策

作者簡介：徐仲昆（1974-），男，河南省鄭州市人，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金融理論與政策研究。

中圖分類號：F062.9；F831.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096（2014）01-0084-06收稿日期：2012-12-26

國際收支能反映一國宏觀經濟的發展態勢，能揭示本國經濟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及經濟發展方式，據此可以判斷一國經濟結構是否合理，內外經濟是否均衡。自1982年中國開始對國際收支進行系統性記錄以來，截至2011年，共出現以經常賬戶和資本與金融賬戶同時出現順差為代表的國際收支失衡19次，特別是1996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后，兩大基本賬戶17年連續出現順差，形成持續性的國際收支失衡。受結售匯制度制約，由兩大賬戶順差所累積的外匯通過基礎貨幣投放渠道，對國內宏觀經濟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產生極大沖擊，造成人民幣升值壓力不斷加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受到制約，并導致宏觀調控在“保增長”與“治通脹”兩大目標間不斷進行調整。圍繞中國為何會出現持續性國際收支失衡這一問題，國內外不同學者進行過大量探討，并在國際收支失衡的形成原因上形成共識，認為中國經濟結構出現失衡是引發國際收支持續失衡的根源。遺憾的是截至目前，學術界對于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具體內涵，以及經濟結構失衡如何導致國際收支失衡等問題上，還存在著較大分歧。因此，厘清經濟結構失衡的具體表現，明確何種類型的結構失衡發揮著基礎性制約作用，對于中國運用經濟結構調整手段來根除國際收支的持續性失衡，實現內外經濟的均衡發展目標，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相關文獻研究綜述

目前，從結構失衡角度來研究中國國際收支失衡形成的國內外相關文獻，其研究的內容主要涉及兩個方面：

第一、從宏觀經濟結構的整體失衡研究國際收支失衡的形成與調節。Devereux等（2007）發現，中國宏觀經濟存在整體性的結構失衡，這種失衡會造成匯率政策、財政政策失效，最終加劇內外經濟失衡，認為中國應通過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不斷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繼而促進國際收支實現平衡；Glick等（2009）研究發現，中國宏觀經濟運行表現出整體結構性失衡，已造成國際收支平衡更加難以實現，同時還導致人民銀行在穩定匯率、抑制通脹、保持經濟增長等方面出現“三難選擇”，Xu（2009）認為應通過宏觀經濟整體結構的調整，來逐步擺脫對出口需求的過度依賴，以有效緩解國際收支失衡的加??；Feldstein（2011）認為中國政府部門對宏觀經濟的過度干預抑制了市場作用的發揮，是引發中國經濟整體出現結構性失衡的主要原因，Smith（2011）進一步指出這種整體性失衡會抑制國內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動，最終導致宏觀調控部門難以對國際收支失衡進行及時有效調節，Guillaumont（2010）和Cheng（2012）認為只有充分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提高匯率彈性，擴大國內有效需求，促進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才能改善經濟整體結構，對國際收支失衡起到較好的調節作用；石永拴（2012）等人運用GDP核算的生產法、支出法和收入法，李沂（2012）等人運用FAVAR模型研究發現，中國宏觀經濟整體出現的結構性失衡與國際收支失衡之間存在顯著的內在聯系，指出要從根本上實現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就必須對宏觀經濟的整體結構進行必要調整。

第二、基于經濟結構失衡的具體表現形式探討改善國際收支失衡的主要途徑。馬君潞（2008）認為，國內收入分配結構、貿易及非貿易結構不合理，都會導致國內有效需求不足，最終會對國際收支失衡起到引領作用，郭樹清（2007）指出要想徹底消除持續性的國際收支失衡，就需要在收入分配結構方面進行必要的改革，祝丹濤（2008）提出應通過實施有針對性的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效率和比例，通過國內消費與投資結構的改善，遏制兩大賬戶順差的加劇；Das（2009）運用巴拉薩―薩繆爾森（Balassa-Samuelson Hypothesis）模型，探討了中國國內貿易部門與非貿易部門的結構性失衡對國際收支的影響，認為通過人民幣匯率的持續緩慢升值，可以促進貿易部門與非貿易部門內部結構的逐步調整與優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國際收支失衡的改善；余永定（2010）認為，國際收支失衡是外貿及投資結構、國內需求結構、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的表現，巴曙松（2010）與傅勇（2011）認為，只有加速經濟市場化進程，利用要素和資源價格的改革，才能抑制國內經濟結構不合理的加劇，最終促進國際收支實現平衡；易綱（2011）、Mayer（2012）認為，應通過本國需求結構的調整，逐步改變出口依賴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才能有效緩解國際收支兩大賬戶失衡的加深。

從現有文獻中不難發現，包括外貿結構、收入分配結構、消費與投資結構在內的各種類型的結構形式，都是從需求層面來反映經濟的整體結構。雖然國內需求結構的不合理能夠對國際收支失衡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但從長期來看，供給結構調整與變動對國際收支持續性失衡所產生的沖擊才具有根本性質，特別是作為供給結構核心組成部分的產業結構，其變動會直接影響收入分配結構，并通過收入分配結構引發國內消費與投資、外貿結構的徹底改變，最終決定著國際收支能否實現平衡。遺憾的是至今為止，從產業結構視角對國際收支進行研究的文獻還未曾看到。鑒于此，本文從中國三大產業整體結構的變動出發，通過構建理論分析模型，探討產業結構失衡與國際收支失衡之間存在的內在聯系，通過實證模型研究中國三大產業的結構性變動、非結構性變動對國際收支兩大賬戶的具體沖擊和影響，以期獲得更有價值的研究結論，為利用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國際收支實現基本平衡提供有益參考。

二、產業結構失衡引致國際收支失衡的機理產業結構失衡引致國際收支失衡的基本原理，可以利用修正的巴拉薩-薩繆爾森假說來解釋。根據修正的巴拉薩-薩繆爾森假說，一國國民經濟可劃分為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兩類，其中貿易部門主要指制造業或工業，非貿易部門是指服務業。由于受勞動生產率的制約，非貿易部門收入增速無法趕上貿易部門，國內收入分配結構將會出現失衡，繼而會引起外貿結構、投資消費結構失衡，最終造成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必須依靠擴大外需來保持增速。在此條件下，經常賬戶順差將會出現，若本國經濟總量在世界經濟中所占比重較大，在本幣升值預期不斷增強的前提下，國際資本流入將不斷提高，資本與金融賬戶順差也將會出現，最終造成國際收支出現持續性失衡。

基于修正的巴拉薩-薩繆爾森假說，可以構建理論模型來對中國國際收支失衡的形成過程展開分析。考慮到中國外貿出口主要來自第二產業的加工制造業，為簡化分析可做以下假定：一是中國第一與第三產業對出口創匯的貢獻微弱，可忽略不計；二是中國經濟是由貿易部門與非貿易部門組成，貿易部門可代表第二產業，非貿易部門可代表第一與第三產業；三是勞動、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是貿易與非貿易部門的投入要素。根據上述假設，建立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

方程組（1）中，Y代表產出水平，A、K、L分別代表全要素生產率、資本和勞動投入。其中，A為外生變量，K與L為內生變量，下標tr與ntr分別用來代表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上標a與b為常數，并且有0

三、產業結構變動對國際收支的影響

（一）中國產業結構變動趨勢分析

為了摸清中國產業結構變動的總體趨勢，厘清三大產業之間內部結構是否合理，可選擇美國、日本、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加拿大、西班牙、澳大利亞等9個主要市場經濟國家，以及巴西、印度、俄羅斯、墨西哥等四個有代表性的新興發展中國家，數據來源于聯合國經濟統計數據庫。利用這些國家三大產業的整體變動趨勢同中國相關數據進行對比，可以發現：

第一、中國第三產業發展滯后，正處于市場化的早期。1970年～2010年，世界主要國家第三產業在GDP中所占比重顯著提高，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1970年美國、英國、墨西哥、意大利、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亞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均超過50%，其他國家第三產業占比也都超過35%，目前這些國家第三產業所占比重普遍超過60%。 1970年中國第三產業占比僅為24.47%，至2010年底，中國第三產業占比為43.10%，比印度還低11個百分點。從總體來看，中國第三產業在GDP中所占比重還低于中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

第二、中國第二產業在GDP中所占比重偏高，處于較為明顯的失衡狀態。1970年～2010年，世界主要國家第二產業占GDP比重呈現加速下降趨勢，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正不斷降低。1970年，除德國和日本以外，世界主要國家第二產業占比都低于40%，而中國第二產業占比為40.23%，高于世界整體水平。2010年，中國第二產業占比接近47%，同期其他國家第二產業占比均在25%以下。顯然，中國第二產業在GDP中所占比重過高，處于較為明顯的失衡狀態。

第三、中國第一產業在GDP中所占比重不斷降低，整體結構正在不斷優化。1970年～2010年，世界主要國家第一產業在GDP中所占比重逐漸降低，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達最小。1970年，中國第一產業占比為35.3%，同期，除印度以外，其他國家第一產業占比都低于20%。在隨后的40多年中，中國第一產業占比得到顯著降低，至2010年這一比值已接近10%，與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大致相當。但同期，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第一產業占比已下降到5%，與這些國家相比，中國第一產業所占比重依然偏高。

從中國與其他國家三大產業占比變化來看，中國三大產業的整體發展還處于較低水平，呈現出以第二產業為主導，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的特征，客觀上加劇了經濟的內外失衡。

（二）產業結構變動對國際收支影響的實證分析

1. 狀態空間模型的構建

產業結構變動主要是通過制約資本流入和改變出口規模，最終對國際收支產生影響，但這種影響具有間接性的特點。為此，可借助狀態空間模型展開分析，以確定產業的結構性變動、非結構性變動對國際收支的影響權重。狀態空間模型的構建如下：

2.實證檢驗與分析

分別以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占GDP比重作為狀態變量，以外國直接投資增速與出口增速作為解釋變量，相關變量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人民銀行、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國商務部網站。將1982～2011年各變量的年度數據代入模型，就可得到三大產業的結構性變動、非結構性變動的影響權重值。從數據的檢驗來看，統計結果均不支持原假設H0而支持備擇假設H1，說明無論是結構性變動還是非結構性變動，都會對國際收支產生顯著影響，并且結構性變動、非結構性變動對國際收支的影響具有非對稱性。模型的具體數值和顯著性結果如表1所示。

四、主要結論及啟示

本文利用理論模型和實證模型，基于國際比較研究了中國三大產業變動對國際收支的影響，并得出以下基本結論：

第一、中國三大產業的整體發展水平還相對落后。盡管中國第一產業正得到不斷優化，但是，第二產業處于較為明顯的失衡狀態，第三產業還處于市場化的早期階段；第二產業在GDP中所占比重過高，第一與第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對中國國際收支失衡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第二、在產業結構的變動中，三大產業的結構性變動與非結構性變動對國際收支的影響不盡相同。表現在：三大產業的結構性變動對經常賬戶、資本與金融賬戶產生的影響效果總體要高于非結構性變動；三大產業的結構性變動對經常賬戶產生的影響要顯著高于非結構性變動；三大產業的非結構性變動對資本與金融賬戶產生的影響要高于結構性變動。

第三、在中國的產業結構變動中，第二產業的結構性變動與非結構性變動對經常賬戶、資本與金融賬戶所產生的影響相對高于第一與第三產業。

上述結論表明，適度降低第二產業在GDP中所占比重，適時提高第一、第三產業占比，有利于通過三大產業整體結構的優化，來緩解經常賬戶順差加劇，改善資本凈流入增速，進而促進國際收支實現基本平衡。此外，在產業結構變動中，為能有效抑制非結構性變動對國際資本流動產生的不利影響，必須要對匯率政策和資本管制政策進行必要變動，以最大限度發揮結構調整對國際收支失衡的調節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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