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的主要表現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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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作者簡介:周景博,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氣候變化經濟學、環境經濟系統分析。
基金項目:中澳水環境領域適應氣候變化能力建設項目(編號:ACEDPP0037)。
(1.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北京100872;2.環境保護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北京,100029)
摘要 氣候變化已成為不爭的事實。減緩和適應是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兩類主要措施,在氣候變化減緩行動難以很快奏效的情形下,采取具有針對性的適應戰略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更為緊迫的選擇。一個有效的適應行動機制需要全社會的廣泛參與,而公眾和決策層對氣候變化的認知是適應行動機制的形成基礎。本文以銀川閱海濕地適應氣候變化能力建設為研究案例,從政府部門和社會公眾兩個層次進行討論,比較其對氣候變化的認知程度及其對適應措施的評價和需求,以期對適應氣候變化策略的認知基礎研究提供依據。研究結果表明,無論社會公眾和決策層,適應氣候變化的意識基礎均已基本形成,但公眾的認知基礎要弱于決策層,并且在認知的準確程度上低于決策層;公眾和決策層對氣候變化適應政策的實施都做出了正面的評價,但決策層的評價普遍顯著高于公眾;對于適應政策的需求,公眾的政策需求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務方面,而決策層的適應策略是多方位的,也包括通過限制個人行為來獲得公共利益。
關鍵詞 氣候變化;適應;認知;政策評價;案例研究
中圖分類號 F205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7-0057-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7.010
氣候變化已成為不爭的事實。減緩和適應是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兩類主要措施,在氣候變化減緩行動難以很快奏效的情形下,采取具有針對性的適應戰略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更為緊迫的選擇[1-2]。全球氣候變化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在其2007年的氣候變化第四次評估報告中進一步指出,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與變化是無可避免的,將超出目前的應對能力,因此,社會必須采取措施來適應這些影響和變化[3-4]。
認知是有效適應氣候變化的前提??茖W有效的適應戰略需要社區、地方、區域、部門、國家等各個層面的廣泛參與和共同行動。參與和行動的基礎是對氣候變化的感知和認知,只有決策者、政策執行者和普通公眾都認識到氣候變化的存在及其所帶來的風險,才有可能將氣候變化融入政策、規劃、項目和日?;顒又校谷鐣⑴c到應對氣候變化的整個進程之中[5-6]。適應策略的制定受決策者對氣候變化認知的影響,同樣,適應策略的執行效果和績效評價也會受到公眾對氣候變化認知的影響,因此,作為決策重要參與者的政府部門工作人員和社會公眾對氣候變化的認知對氣候變化適應能力建設均具有重要的影響。
自1990年代以來,公眾已經開始意識到全球氣候變化。已有的大量氣候變化意識調查的主要對象也是公眾,這些調查主要關注公眾對氣候變化及其發展趨勢的認知,以及怎樣調整行為來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7-10]。決策層次對氣候變化的認知研究還相對缺乏,更缺少決策層與公眾氣候變化認知的比較分析。
本文以銀川閱海濕地適應氣候變化能力建設為研究案例,從政府部門和公眾兩個層次討論和比較其對氣候變化的認知程度及其對適應措施的評價,以期對適應氣候變化策略的認知基礎研究提供依據。選擇地方案例的主要原因是,氣候變化是全球環境問題,但其對各地區的影響有顯著差異,地區適應策略也有明顯不同,對氣候變化的認知和適應均具有顯著的區域特征,區域性的適應研究有更好的針對性。
1 研究背景
銀川閱海濕地位于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金鳳區北部,由湖泊、沼澤、草甸組成,總面積2 013 hm2,其中水域面積1 200 hm2。閱海濕地是銀川市面積最大、原始地貌保存最完整的一塊自然濕地,是銀川西部的重要生態屏障,也是我國溫帶干旱荒漠地區水生野生動植物保存物種最多、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地區之一。
閱海濕地正面臨氣候變化的挑戰。全球氣候變化在寧夏地區已有明顯表現,近50年來,寧夏氣溫總趨勢在波動中上升,年平均氣溫以0.37 ℃/10年的線性速率遞增,年降水量在波動中則有逐漸減少的趨勢。氣候變化對閱海濕地所在的水文水資源系統也帶來了一定負面影響,在流域層面,近年來黃河流域氣溫明顯升高,降水有所減少,河源區徑流量銳減,斷流天數增多;在地區層面,氣候變化已經引起了寧夏水資源分布的變化,秋季降水明顯下降,暴雨日數增加,降水資源的時空分布更加不均。
閱海濕地地處中國西北內陸干旱半干旱地區,相比濕潤地區的濕地生態系統,其脆弱性更顯著;同時,閱海濕地大部分位于城市市區內,相比離城市較遠的湖泊濕地更容易受到城市發展建設等人為因素的干擾,更難以維持原生態。此外,盡管寧夏銀川近年來經濟社會發展快速穩定,但仍屬中國經濟欠發達地區,濕地保護的資金、設施、人員、管理等能力相對薄弱,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比發達地區面臨更大的挑戰。如何減輕這些不利影響和適應氣候變化是閱海濕地面臨的重要挑戰。
2 調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方法,分別針對銀川政府部門工作人員和公眾進行調查,了解地方政府部門和公眾對目前正在發生的氣候變化及其對閱海濕地影響的認知、適應措施和對適應的需求情況。政府部門調查和公眾調查在調查內容上的相同點是都包括對氣候變化的感知和認知基礎以及對適應氣候變化的信息需求的調查,但在適應策略方面的調查中,政府部門調查側重于政策制定和實施,而公眾調查側重于政策需求。
政府部門調查在2010年6月-2010年7月進行,采取自填式問卷調查方式對寧夏自治區環保廳、銀川市氣象局、水利局、旅游局、建設局、發改委及濕地管理辦公室、環境宣傳教育(信息)中心、寧夏環境科學設計研究院、寧夏環境監測中心、寧夏大學、銀川市水產技術推廣服務中心等政府部門、相關研究單位和閱海開發經營單位等對適應策略的制定有重要影響的利益相關部門管理階層的工作人員進行了調查。樣本數量為45人。主要調查內容包括:①對氣候變化的感知和認知,包括什么是氣候變化、氣候變化的起因、氣候變化對中國和本地(銀川以及閱海濕地)的影響、中國政府的減排政策;②已采取的閱海濕地適應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與實施效果;③對適應氣候變化能力建設的認識與理解,包括對部門責任分擔、政策實施主要影響因素、適應能力提升的關鍵方面以及氣候變化相關信息的需求等。
公眾調查在2010年7月進行,采用偶遇抽樣的方式進行現場面訪,調查樣本86個,其中96.3%的被訪者居住在銀川市(包括銀川郊區),男性被訪者占57.3%,女性被訪者占42.7%,年齡范圍為20-60歲,其中20-40歲之間的年輕人較多,職業分布廣泛。主要調查內容包括:①對氣候變化的感知和認知,包括什么是氣候變化、氣候變化的起因、氣候變化對中國和本地(銀川以及閱海濕地)的影響、中國政府的減排政策;②公眾對閱海濕地公園及銀川水環境適應氣候變化措施的評價和需求;③對適應氣候變化的信息需求。
3 結果與分析
3.1 對氣候變化的感知和認知
適應氣候變化首先需要感知和認知氣候變化的存在,并且對其嚴重性有足夠的認識。社會公眾與政府工作人員對氣候變化的感知和認知情況如表 1所示,并采用方差分析法比較了二者的感知和認知差異。調查結果表明,無論是公眾還是政府工作人員,多數被調查者都認為氣候變化的確已經發生,并主要意味著極端氣候事件增加,且造成氣候變化的最主要原因是人類自身的生產活動。社會公眾和政府工作人員對氣候變化的感知和認知也存在差異:政府工作人員對極端氣候事件的關注度顯著高于公眾;在氣候變化對中國影響程度的嚴重性上,公眾對嚴重性的認識要顯著低于政府公眾人員;在中國政府是否已經承諾要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問題上,公眾的信息掌握程度也要顯著低于政府工作人員。可見,無論在公眾還是決策層,適應氣候變化的感知和認知基礎都已基本形成,但對氣候變化的表現形式和嚴重程度以及中國應對方案和政策行動的認知,公眾的意識基礎還弱于政府工作人員。
公眾和政府工作人員對區域氣候變化的感知情況如表 2所示。除了溫升、降水和干旱情況外,其他方面二者的感知沒有顯著差異。公眾和政府工作人員多數都認為區域氣候變化越來越沒有規律,這從對氣候變化具體表現回答的分散性也可見一斑:除了多數人都認為平均氣溫上升外,針對降水、干旱、暴雨、低溫等其他具體的氣候變化表現問題,被訪者的回答都很分散,無法歸結出區域氣候變化的規律性。根據當地歷史氣象資料,有兩個氣候變化的客觀證據,一是當地氣溫的總變化趨勢在波動中上升,一是年降水量在波動中減少(直接導致干旱有加重的趨勢)。公眾和政府工作人員的感知差異恰好表現在平均溫升和年降水量這兩個指標上,不過,公眾對兩指標的正確感知程度都要顯著低于政府工作人員。
總的來看,在適應的環境意識基礎――對氣候變化的感知和認知方面,公眾和決策層都有共識,這是制定適應
表1 公眾和政府工作人員對氣候變化的感知和認知
Tab.1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of climate change of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staff
注:*、**、***分別表示統計檢驗顯著水平為10%、5%、1%。
政策和實施適應措施的良好基礎,但也可以看到,公眾對氣候變化的正確感知和認知程度還顯著低于決策層。
3.2 適應措施的實施效果評價
面對氣候變化以及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對閱海濕地的擾動,寧夏自治區、銀川市政府制定了多項措施來適應氣候變化、保護閱海濕地水環境,例如出臺了《銀川市湖泊濕地保護辦法》、《銀川市濕地保護與利用規劃(2006-2010)》等法規和規劃性措施;積極采取工程型措施,打通艾依河水系,連通閱海,從而大大增加了閱海濕地的面積,提高了濕地水量,增強了閱海自凈能力,改善了生態環境,提高了閱海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對于連通閱海工程的實施效果,公眾和政府工作人員的評價見表3??梢钥吹?,公眾和政府工作人員都普遍認為,閱海連通工程的開展對于改善城市環境和城市景觀、增加城市休閑空間發揮了重要作用,并且并未造成交通不便和生態環境破壞,即總體看對閱海連通這一適應性工程措施是持肯定態度的,且意見基本一致。最大的差異是對改善城市小氣候的作用上,公眾持否定態度的超過半數,而政府工作人員持肯
表2 公眾和政府工作人員對區域氣候變化的感知和認知
Tab.2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of local climate change of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staff
注:Y是;N否。*、**、***分別表示統計檢驗顯著水平為10%、5%、1%。
表3 公眾和政府工作人員對適應措施的實施效果評價
Tab.3 Adaptation measures evaluation of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staff
注:Y是;N否。*、**、***分別表示統計檢驗顯著水平為10%、5%、1%。
定態度的超過半數;其他評價方面,決策層與公眾的主要差異也表現在決策層對自己制定措施的實施效果的認可度更高。
3.3 適應措施的需求
公眾和政府工作人員對適應措施的進一步需求的調查結果如表 4所示。可以看到,公眾認為最重要的3項適應措施是改善水質、生態環境和增加水量,都是涉及改善濕地公共服務的措施,位列最后的3項是限制垂釣者、游船和游客數量,都是與自身娛樂息息相關的措施。政府工作人員認為最重要的3項適應措施有兩項與公眾相同,不同的是多了增加娛樂設施、而改善生態環境則被置于很靠后的位置。
表4 公眾和政府工作人員對適應措施的需求
Tab.4 Adaptation policy needs of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staff
注:Y是;N否。*、**、***分別表示統計檢驗顯著水平為10%、5%、1%。
公眾和政府工作人員在增加水量、改善生態環境、增加娛樂設施和限制垂釣者數量幾項適應措施的需求上表現出顯著差異。調查中的訪談可以解釋這些差異。閱海連通顯著增大了濕地水面面積,公眾對此持非常支持和滿意態度,因此對于是否增加水量,公眾的進一步需求就表現得比較低;生態環境的改善是長期的過程,公眾看到水量增大卻沒有看到生態環境的同幅度改善,因此對生態環境改善的政策需求要顯著高于政府工作人員。從決策層看,垂釣(主要是魚餌的高蛋白富營養性)對閱海水質的影響相當大,但對公眾而言,垂釣是銀川市民一項非常普及的休閑活動,所以兩個群體在這一點上也表現出支持程度的差異。增加娛樂設施嚴格說不是一項適應措施,而是閱海濕地保護與開發之間的一個平衡,有意思的是,調查結果表明公眾對這種開發的支持度并不高,從調查中的訪談我們了解到,市民對閱海濕地的需求主要是景觀休閑和垂釣,并沒有更多的水上游樂的需求,因為水上游樂往往意味著更多的花銷。
4 結論與啟示
適應與減緩皆為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但對地方而言,面對減緩結果的不確定性,主動的適應更為重要。隨著全球氣候變化研究戰略的調整,適應研究日益得到更為廣泛的關注。適應涉及社會各層面,必須建立全社會廣泛參與的適應行動機制,要求從政府決策部門到公眾,都認知氣候變化,對適應氣候變化有需求,并且能夠對適應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有正確的評價,這樣才能推進適應機制的建立,提高適應能力。對氣候變化的認知決定如何適應氣候變化。在以政府工作人員為代表的決策層面,認知與否和認知程度決定了其是否會制定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以及保證這些政策措施的貫徹落實效果;就普通公眾而言,認知與否和認知程度決定了其是否理解適應措施的制定和如何評價這些政策措施的實施效果。
銀川閱海濕地案例主要集中于普通公眾和政府工作人員對氣候變化及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的實施效果評價和政策需求,調查結果表明:
(1)公眾和決策層對氣候變化都已有感知和認知,適應的意識基礎已經基本形成,但公眾的基礎要弱于決策層,并且在感受氣候客觀變化的準確程度上低于決策層。一方面,這種情況體現了決策層的信息優勢,有利于決策層積極、主動地制定適應政策,引導公眾的適應行為;但另一方面也體現了普通公眾從公共部門獲得氣候變化相關信息的渠道亟待完善,這種客觀實際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公眾正確理解和評價氣候變化適應政策的內容和實施效果。
(2)公眾和決策層對氣候變化適應政策的實施都做出了正面的評價,但決策層的評價普遍顯著高于公眾。同樣地,這里面有信息獲得程度差異的影響,決策層對城市環境、小氣候、景觀的改善與否、改善程度往往有定量的評價基礎,環境部門、科研部門的定期觀測和不定期的項目研究都提供各方面的數據來輔助決策層的評價,但公眾則缺少這些信息來源,即使環境信息公開,但也不是每個公眾都會去有目的地跟蹤了解,所以多數公眾主要還是用主觀感受替代客觀事實來評價,而生態環境的變化僅通過主觀感受來評價會有很大偏差。另一方面,公眾和決策層的評價差異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公眾對政策實施效果的滿意度并不如決策層自認的那樣高,畢竟,政策實施效果也是在評價決策層的工作質量,這樣的自我評價總是有高估的傾向。
(3)對于適應政策行動的需求,公眾與決策層既有共識,也表現出一定的差異。公眾與決策層都希望增加水量、改善水質,以便更多地利用環境所提供的舒適,所以都不太贊成限制游船和游客數量。公眾的政策需求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務方面,可以看到,公眾普遍已具備基本的環境意識,并且意識到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因此傾向于由政府提供更多的環境服務。同時也可以看到,公眾更希望獲得“免費的”環境服務,只有不到20%的公眾認為應當限制垂釣,說明盡管公眾認為個人的活動因為公共利益可以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并不愿意被限制太多。決策層的政策需求既包括提供公共服務,也包括通過限制個人行為來獲得公共利益,但顯然后者不太受公眾的歡迎。
從閱海濕地案例可以獲得的啟示是,要建立全社會廣泛參與的適應行動機制,一方面必須要加強氣候變化相關知識的宣傳普及和信息溝通工作,提高公眾對氣候變化的認知程度和認知能力,特別是要提供如何有效適應氣候變化的個人行為選擇,這樣,當需要通過限制個人行為來提高適應能力時,可以獲得更多的公眾理解。決策層在制定適應戰略時,一方面要更主動地去了解公眾的環境訴求,了解公眾對氣候變化的感受和適應方式,使適應戰略能夠更有效地滿足公眾的環境需求,也有助于公眾對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實施效果做出更為客觀的評價;另一方面,政府也應更主要地從提供公共服務的角度出發,做政府分內的和擅長的事??傊?,認知和溝通是適應行動機制的基礎,建立共識和有效溝通是適應行動機制成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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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on of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and Its Policy Evaluation
ZHOU Jing-bo1 FENG Xiang-zhao2
(1.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2. Policy Research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of the MEP, Beijing 100029,China)
篇2
園林設計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響,既包括自然的因素,也包括人文的因素。在這些因素中,氣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正如美國風景園林教育家約翰•西蒙茲(JohnO.Simonds)在他的著作《景觀設計學》中寫道“如果規劃的中心目的是為人或人們創造一個滿足其需要的環境,那就必須首先考慮氣候[1]”。氣候因素常常與地理因素混合在一起,例如氣溫、濕度、日照、風向和降雨,以及氣候因素所造成的植被、水文、地貌方面的特征,甚至氣候因素所造成的生產、生活方式的特征。氣候對于園林設計的影響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氣候影響著景觀(地理概念的景觀)的自然與人文特征,而這些特征對于園林的風格與形式又產生影響;另一方面,園林設計不斷適應氣候,通過改善微氣候來解決氣候的舒適性問題,使氣候與園林設計緊密結合。從古到今,包含在地理因素之中的氣候因素影響著園林設計的形式,這種影響在許多國家的園林中均有所體現。在濕潤炎熱的兩河流域,古巴比倫人在庭院的連廊上修建屋頂花園,以遮蔽陽光和暴雨。在炎熱干燥的阿拉伯地區,庭園多圍以高樹為人庇蔭,用細小的噴泉或水渠增加空氣的濕度,而涼亭四面圍合的隔柵,既可以產生豐富的陰影變化,又可以在遮蔽陽光的同時保持通風。法國氣候溫和晴朗,才會使勒•諾特爾式園林的明麗效果在晴空之下更加突出。英國陰雨連綿,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自然風景式園林由田園牧歌風格轉變為以懷舊風格為特征。在日本,京都潮濕的氣候使得苔蘚成為禪宗園林重要的特色和標志。在中國,氣候因素對于園林設計同樣有所影響。在中國古典園林中,經常將山設在西北,以減少西北風之侵害,在背山面水之處設置景點,以獲得良好的陽光。氣候差異在中國南北方園林中也有所體現,北方園林建筑色彩艷麗,用以彌補冬季園林色彩單一的不足;南方園林建筑則色彩素樸,掩映于紅花綠葉之中。氣候對園林設計的影響遍及各個國家的各個園林形式之中。由于以往氣候只是緩慢地發生著變化,基本表現為一種穩定的狀態,因此使得園林設計應對氣候所形成的特征呈現出穩定的面貌。氣候(climate)這個詞來源于希臘語“Klima”,指的是地球相對于太陽的傾角。希臘人認識到氣候主要是太陽角度(緯度)的函數,他們將地球劃分為熱帶、溫帶和寒帶。氣候的概念一般是指一地多年天氣的綜合表現,包括該地區多年的天氣平均狀態和極端狀態。因此,氣候是由兩種參量來表征的:一種是表示氣候平均狀態的“恒量”,另一種是表示氣候在極端狀態之間波動幅度的“變量”。對于不同地區而言,由于各地所處的緯度位置不同,所接受的太陽輻射的多少不同,受海陸影響的程度和大氣環流系統的配置不同,各地的氣候就有各自不同的特點。一定區域的氣候,取決于若干種氣候要素的變化特征以及它們的組合情況。就四季的劃分來看,中國氣候的大陸特征遠比西歐顯著,中國的四季都比歐洲前移一個半月左右。雖然氣候一直在發生著變化,但是工業革命之后氣候變化的過程正在加速,氣候變化正在由一個過程演變成一場危機。導致氣候變化的原因很可能(90%)是人為溫室氣體濃度增加所造成,這是目前所公認的。人類活動破壞了自然界的碳循環,使得蓄積在土壤和生物中的“碳”在短短的百年內大量進入大氣圈,從而導致了現在的全球變暖和氣候異常。據估計,自工業革命以來,大氣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加了30%。氣候變化主要表現在全球變暖、降雨變化、海平面上升和極端天氣事件的頻發。氣候變化對自然環境和人類環境的其他影響正在出現,例如植被的變化、物種滅絕、糧食減產等。更為嚴重的是,氣候變化的影響是難以逆轉的。因此,氣候變化將會改變我們所生活的環境。氣候變化將會影響植被的生物周期甚至威脅它們的生存;全球變暖將會加劇城市的缺水問題,對城市水景和綠地系統產生影響;降雨變化和海平面上升則會導致水文和濱水區域景觀的變化;氣候變化還將對人的生活方式帶來影響。
1.1氣候變化對園林設計形式的影響
氣候劇變導致的環境變化,特別是重要園林元素的變化,會使原有的園林設計形式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例如,過去多水的地區現在由于缺水而不得不放棄設計大面積的水體;瞬時暴雨的增加使得園林需要解決洪澇災害所造成的影響;溫帶地區植物的季相變化隨著氣溫升高而消失,以及氣候變化所導致的園林所需特色植物的消失。
1.2氣候變化對園林設計內涵的影響
在以往,園林設計主要是與美學、文化、藝術相關聯,在氣候變化條件下,生態、環境在園林設計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而且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各種問題也將納入園林設計的內涵。面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新環境,園林設計需要考慮如何適應它;面對氣候變化給城市和生態環境帶來的災難,園林設計需要考慮如何防止和縮減這些災難造成的損失EDAW的詹姆士•賽普斯(JamesSipes)和安妮•羅琳斯(AnneRollings)分析了卡特琳娜颶風的災難性后果、對人口的變化影響和重建的原則,并為重建提供了一個可持續性的分析模型。這與以往園林設計師的工作相比有了明顯的差異。另外,過去園林設計對氣候的作用只局限于對微氣候的調節和改善,但現在園林設計將需要應對氣候變化這個既是地方性又是全球性的問題。
1.3氣候變化對園林設計理念的影響
隨著人類在技術方面的不斷發展,人們似乎越來越具有和自然抗衡的能力。氣候變化危機使人們重新認識到大自然的力量。天人合一,設計結合自然,這些理念將得到重新評價。很多違背場地條件、忽視自然影響和氣候變化、破壞環境的景觀模式也將被限制和摒棄。園林設計將更加注重保護原生自然資源、減少開發對自然狀況的影響和恢復場地的自然機能。
2.園林設計應對氣候變化
園林設計具有積極的生態效益。這些生態效益包括降低溫度、增加空氣濕度和吸收二氧化碳等,能夠起到改善和調節微氣候的作用。面對氣候變化,這些生態功能將繼續發揮重要的作用,但除此之外,園林設計還需要針對氣候變化的特點,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發揮特殊的作用。目前國際上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大體分為兩個主要的方面:減緩和適應。減緩是指針對形成氣候變化的機制采取措施,從而使氣候變化得到抑制,或使其可能性縮減到最小。適應主要是針對氣候變化所造成的后果,氣候變化的影響已經開始呈現,而且由于氣候變化的慣性,即使導致氣候變化的因素立刻停止,氣候在短時間內也將會持續變化并可能有加強的趨勢,所以適應氣候變化也是當務之急。園林設計行業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在這兩個方面都有體現。首先,園林設計要減緩氣候變化。目前減緩氣候變化的首要任務是減少空氣中二氧化碳的量,包括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還有回收和儲存二氧化碳。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園林設計可以發揮間接的作用。例如園林設計要素,包括植物、屋頂花園、綠墻、地形和水體等的巧妙設計可以起到改善建筑熱效能的作用,從而減少建筑保暖和制冷所需要排放的二氧化碳的量。其次,在園林選材方面,選擇可回收的材料和低碳消耗的材料也將會有益于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在回收和儲存二氧化碳方面,園林設計則可以發揮直接的作用。研究表明,海洋、土壤和森林都具有良好的碳儲存潛力,甚至超出大氣的儲存能力。土壤的碳儲存量是大氣的3.3倍,陸地生物庫的4.5倍。另外明尼蘇達大學的研究發現多種多年生草類混合種植地土壤的碳和氮儲量比相同種類單一種植地的平均值要高出5-6倍。而且,暖季型草和豆類植物的加入可以使土壤的碳收集增加193%和522%。戰勝氣候花園(ClimateVictoryGarden)就是利用這些研究成果,將不同根系種類、根系深度和生長速度的植物搭配在一起,從而將園林綠化的固碳功效最大化的一種設計。以固碳為導向的園林設計將會對減緩氣候變化起到一定的作用。另外,園林設計要適應氣候變化所造成的后果。針對氣候變化造成的地方水文變化,園林設計能夠采取相應的適應措施。例如在荷蘭,受到海平面上升和極端降雨增多的影響,許多城市面臨洪澇的威脅。為了避免災難,蓄容更多的雨水,城市中設置更多的水體或者蓄水設施,河道被拓寬或者增加輔助河道。在澳大利亞,氣溫升高和降雨量減少使干旱成為最大的問題。面對愈演愈烈的炎熱干燥氣候,為了維護城市水文環境,水敏性城市設計(WaterSensitivUrbanDesign,WSUD)理念在園林設計中開始實行,雨水經過收集、過濾、凈化和儲存并最終得到再利用,如園林灌溉。圣保羅根據氣候變化合理地改變了雨水管理方式,從而創造一系列雨水花園??傊?,由于氣候的復雜性,目前對于氣候變化的研究仍然無法準確預測氣候變化將來的趨勢和程度及其后果。但是,無法確定并不等于無從適應。防氣候(Climate-proof)設計就是一種保證城市和園林設計免受一定氣候影響的設計。如何應對不穩定的氣候已經被融入設計過程中,從而使得設計成果具有一定的氣候適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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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暖使我國年平均氣溫上升、積溫增加、生長期延長,從而導致種植區成片北移。當年平均溫度增加1℃時,大于或等于10℃積溫的持續日數全國平均可延長約15d。氣候變暖還將使我國作物種植制度發生較大的變化。據計算,到2050年,氣候變暖將使目前大部分兩熟制地區被不同組合的三熟制取代,三熟制的北界將北移500km之多,從長江流域移至黃河流域;而兩熟制地區將北移至目前一熟制地區的中部,一熟制地區的面積將減少23.1%。
2氣候變暖對作物品種布局的影響
隨著氣候變暖,華北目前推廣的冬小麥品種(強冬性)將因冬季無法經歷足夠的寒冷期以滿足春化作用對低溫的要求而不得不被其他類型的冬小麥品種(如半冬性)所取代;比較耐高溫的水稻品種將在南方占主導地位,而且還將逐漸向北方稻區發展;東北地區玉米的早熟品種將逐漸被中、晚熟品種取代。如果不考慮水分的影響,那么在未來熱量資源較為豐富的情況下,若仍維持目前的品種和生產狀況,不但不能充分利用這種豐富的熱量資源,而且還會導致不同程度的減產。
3氣候變暖對作物產量的影響
氣候變暖對我國農作物產量的影響,在有些地區是正效應,而在另—些地區是負效應。利用3種大氣環流模式預測的氣候情景,推測出我國主要作物水稻、小麥和玉米產量可能變化趨勢。
3.1水稻產量的變化。在不考慮水分的影響下,早稻、晚稻、單季稻均呈現不同幅度的減產,其中早稻減產幅度較小,晚稻和單季稻減產幅度較大。另從空間分布看,單季稻由北向南減產幅度逐漸增加,在華北中北部產量下降最大(約為17%),黃河中下游和西北地區產量下降較少(10~15%),江淮地區和四川盆地產量下降最少(6~10%);早稻則是長江以南的南方中部稻區產量下降最少(在2%以下),而其周邊地區特另提西部地區,產量下降較多(一般在2~5%,部分在6%以上);南方稻區長江以南地區的西北部,晚稻產量下降較多(10~15%),其東南部產量下降較少(7~10%)
3.2小麥產量的變化。氣候變暖對春小麥產量的影響大于冬小麥;對灌溉小麥的影響小于雨養小麥,也就是說灌溉能減小氣候變化對小麥產量的不利影響。但是對水資源比較缺乏咖C方麥區而言,灌溉并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適當改變種植方式,選育抗旱、耐高溫的品種等也許是更為合理有效的對策。氣候變暖將使春玉米減產2~7%,夏玉米減產5~7%,灌溉玉米減產2~6%,無灌溉玉米減產6~7%。也就是說,氣候變化將使我國的玉米總產量平均減產3~6%,灌溉條件下減產的幅度比無灌溉的要小。總體來說,氣候變化對我國玉米生產的影響是弊大于利。產量減少的主要原因是生育期縮短和生育期高溫的不利影響。
4氣候變暖對農業用水的影響
4.1江河徑流發生流量變化。氣候變暖后,我國7個流域的年徑流量的變化有3種結果:一種是全國主要江河年徑流量都減少;一種是北方徑流量減少,南方徑流量增加;一種是北方徑流量增加,南方徑流量減少。進—步的模擬研究表明,長江及其以南地區氣候變化導致的年徑流量變幅較小,為-8~8%;淮河及其以北地區氣候變化導致的年徑流量變幅最大,其中淮河減少15%,海灤河流域的京津唐地區減少16%,遼河增幅最大,為17%,黃河上游增幅次之,為15%,松花江增幅最小12%。徑流量減幅可達降水減幅的4倍以上。這些將直接影響農業生產。
4.2水資源的供需狀況的變化。4種全球大氣環流模式結果表明,氣候變化產生的缺水量小于人口增長及經濟發展引起的缺水量;但中等早年及特枯水年,氣候變化產生的缺水量將大大加劇海灤河流域、京津唐地區、黃河流域及淮河流域的缺水,并對社會經濟產生嚴重影響。特別是對農業經濟影響重大。研究表明,氣候變暖對農業灌溉用水的影響,遠遠大于對工業用水和生活用水的影響,尤其是在降水趨于減少或蒸發的增加大于降水增加的地區。
4.3水質的變化。氣候變暖后,—些地區由于蒸發量加大,河水流量趨于減少,可能會加重河流原有的污染程度,特別是在枯水季節。同時,河水溫度的上升,也會促進河流里污染物沉積、廢棄物分解,從而使水質下降。當然,年平均流量明顯增力n的河流,水質可能會有所好轉。
4.4旱澇災害。全球氣候變暖可能增加全球水文循環,使全球平均降水量趨于增加,但降水變率可能隨著平均降水量的增加而發生變化,蒸發量也會因全球平均溫度增加而增大,這可能意味著未來旱澇等災害的出現頻率會增加。這表明在對氣候變化的響應上,極端降水事件表現得更加明顯。華北地區近43年來年平均干濕指數的主要演變特征是以旱為主,而且存在非常強的干旱化趨勢,其旱澇變化有64~72個月的周期;華北干旱主要以夏、秋旱為主,而且多兩季連續干旱,自1999年起的連續干旱是近半個世紀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
篇4
林業資源與氣候變化
全球氣候發生變化的背景下,尤其是近30年來的全球明顯變暖,區域氣候特征也在發生著重要的變化。研究表明[9],天水地區近50年(1961-2006年)來氣溫表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降水量表現出下降趨勢。而最近30年氣候變化也是類似的特征[7],其中20世紀的70-80年代主要氣象要素變化不是很明顯。但90年代以來,氣候驟變,干暖氣候演變趨勢明顯加快,平均氣溫較70-80年代值偏高。最高和最低氣溫增高趨勢也極為明顯。降水量20世紀70~80年代變化不是很大;而90年代以來,降水量明顯偏少,較上一時段平均值偏少13%~20%[7]。總之,近30年氣候變化表現為總體上的暖干趨勢,以20世紀90年代為轉折發生突出變化。小隴山林業資源變化顯著[7]:林地總面積1985-1994年呈增加趨勢,平均年增量0.091萬hm2;1994年以后顯著減少,至2000年年平均減少林地面積0.297萬hm2。林業用地面積1994年61.93萬hm2,較1985年增加1.15萬hm2;1994年后亦呈顯著減少趨勢,到2000年減少林業用地1.77萬hm2。這可能與90年代的氣溫升高,降水減少有密切關系。在本研究中,主成分分析獲得的氣候變化對林業資源變化的貢獻率Vi為56%。氣候變化的影響機制是,氣溫升高,植物蒸騰量增加,而降水減少,使得降水成為林業生長的限制因素,林業面積也會發生一定的減少,反映了氣候變化對林業資源的影響[7]。總體上,小隴山林業資源面積呈減少趨勢。總面積、林業用地面積在20世紀90年代均呈減少趨勢,特別是1994年以來顯著減少。已有研究對天水市除了小隴山之外的國有林區森林資源變化分析[10],天水市轄區內國有林區有林地面積、林分結構質量等資源變化與小隴山林區基本一致。因此,20世紀90年代以來,森林資源的顯著減少與全球氣候變暖造成區內氣候向暖干趨勢演變關系極大。綜上分析表明,氣候變化與林業資源變化之間有很大的關系,反映了較長時間尺度上,氣候變化是林業資源變化的主導作用。
林業資源與人類活動和政策變化
本研究中,人工種植對林業資源變化的貢獻率Vi為18%,亂砍濫伐的貢獻率Vi為33%,二者共構成了15%的貢獻率,即人類活動破壞造成了森林資源減少較為明顯。政策變化作用的貢獻率Vi為7%??傮w上,近期實施的天保工程對林業資源和森林生態環境、區域環境起到了經濟的作用,減緩了氣候變化背景下林業資源過度開發的趨勢。人類活動是氣候變化基礎上,對林業資源產生重要作用的另一因素。
篇5
關鍵詞:氣候變化;應對政策;公眾認知;中美比較
0、引言
近年來極端惡劣天氣頻發,給人類的生產生活帶來了極其嚴重的破壞,造成數以億計的經濟損失??茖W研究認為,氣候變化的趨勢主要是氣候變暖。近100多年來全球平均地表溫度升高了0.3℃~O.6℃,海平面平均升高了10~25厘米。而導致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溫室氣體排放增加,化石燃料的燃燒、大規模的工業污染、森林砍伐以及土地用途改變等種種人類活動造成了大氣中溫室氣體的積聚。這些氣候變化現象及其引發的后果越來越引起人類社會的關注和各國政府的普遍重視,關于氣候變化的研究也已經不僅僅局限于科學家們在科學層面上的探討,同時也引發了人們對于氣候變化帶來的有關政治、經濟以及倫理問題的關注與思考。富國是否對解決氣候變化問題負有特殊的義務,發達國家是否對很大比例的歷史排放負有責任,排放所產生的成本是否已經不成比例地降臨在窮國?世界各國應如何公平地承擔應對氣候變化的責任和義務正成為熱議的話題和爭論的焦點。
中國和美國是全球氣體排放量最多的兩個國家,根據目前的國際談判情況,兩國都面臨著巨大的碳減排壓力。中國進行碳減排的重點在于轉變高耗能的生產方式,美國進行碳減排的重點則在于轉變高消耗的生活方式。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中,中國和美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態度如何,采取的政策與措施是否積極有力,對于國際社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同時,兩國政府的態度與應對措施對國內民眾關于氣候變化的認知也有著極大地影響,民眾對氣候變化的認知直接影響著他們的應對行動選擇,直接影響到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政策的落實與實施效果。因此,比較中美兩個碳減排大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分析兩國公眾對于氣候變暖的認知情況,發現存在的問題,有利于為兩國制定合理的減排政策提供依據,有利于促使兩國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中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
1、中美兩國應對氣候變化國策的比較分析
盡管氣候變化問題存在諸多爭議,但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各國應該積極采取措施應對氣候變化。各個國家根據自身利益以及氣候變暖的現狀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制定了若干國策。美國與中國是世界上兩個碳排放大國,這兩個國家碳排放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影響著整個世界碳排放的趨勢,而兩國推行的應對氣候變化政策也有所不同。
1.1 搖擺、消極的美國氣候變化國策
美國是一個多元化的法律與政策實體。政策制定的主體有聯邦政府與州政府。聯邦政府在制定氣候國策時表現出了搖擺不定,在減排與經濟發展兩方面的比較中選擇經濟發展優先于應對氣候變暖的戰略。具體表現為:①早年美國在推進全球氣候問題的對策研究上相當積極,1992年美國成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的成員國,并且成為第四個批準該框架公約的國家。②1997年7月25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了伯瑞德一海格爾決議,標志著美國進入氣候變化政策的消極時期。該協議的中心思想是美國將拒絕簽署任何與《公約》有關的協議。2001年3月28日,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京都協議書》。自1997-年2005年,美國聯邦政府鮮有法律或政策的行動,美國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總體上處于最消極時期。③2005年,俄羅斯加入《京都議定書》,美國感受到了來自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國際壓力。同年的卡特麗娜颶風等嚴重自然災害也使得美國開始重新審視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嚴重影響。2007年美國聯邦政府推出《氣候安全法》,其目標是2005年的排放量作為2012年的總量的控制目標并逐年減少。④奧巴馬政府就職后,應對氣候變化成為奧巴馬政府內外政策中僅次于推動美國經濟盡快復蘇的優先議程。2009年6月26日,美國眾議院通過《美國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表明美國的氣候政策邁出了積極一步。
1.2 持續、積極的中國氣候變化國策
近年來,由于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中國碳排放總量已經超過美國,成為碳排放總量第一的國家。中國碳排放國策是世界矚目的焦點。中國在氣候變化中承擔著重要的責任,國際上普遍認為中國的減排對于全球控制氣候變化的進程具有決定性作用。中國在減排國策的制定上一直持積極的態度。①1993年1月5日中國批準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公約》推動了中國各職能部門間政策協調的發展。自《公約》于1994年生效后,中國政府以認真負責的態度,積極履行在《公約》下做出的承諾。2002年8月,中國核準了《京都議定書》(以下簡稱《議定書》)?!蹲h定書》生效后,中國又建立了清潔發展機制(CDM)領導和管理體制。中國專家積極參加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工作,為相關報告的編寫作出了貢獻。②中國認真履行本國在《氣候公約》和《議定書》下的義務,于2004年提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初始國家信息通報》,并于2007年6月《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和《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科技專項行動》。在《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中,中國提出了到2010年應對氣候變化的總體目標,即: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政策措施取得明顯成效,到2010年比2005年降低20%的能源密集度。③2008年6月9日,中國央行公布的國內排放貿易計劃,包括從溫室氣體排放到水污染的每一項,加快國家對“綠色”推動增長的初步輪廓?!笆濉币巹澗V要提出“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場”顯示,中國“十二五”時期將著力發揮碳排放權交易體系在節能減排中的作用。中國政府面對氣候變化,在國際上積極參與支持國際合作,在國內組織籌建應對氣候變化的組織機構,并主動采取政治、經濟手段等一系列的措施和行動應對氣候變暖。2中美兩國公眾應對氣候變化認知差異性比較分析
2007年,由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美國促進委員會(AAAS)以及非營利組織組成的工作組撰寫的報告《氣候素養:氣候科學的必要原則》中正式提出“氣候素養”這一概念,即指個人或者社會團體對氣候的理解,該理解包括人類活動對氣候的影響和氣候對人類生活和社會發展的影響。一個具有氣候素養的人應當具備以下條件:理解地球氣候系統的主要規律原則;知道如何科學的評估哪些關于氣候的信息是正確的;有目的的了解并與其他人交流有關氣候和氣候變化的問題;對于有可能影響氣候的問題,能夠做出有效和
負責的決定。國民氣候素養的形成一方面依賴于教育的實施,另一方面決定于政府推行的政策、態度及大眾媒體的導向。
如上節所述,中美兩國在氣候變化國策方面有較大的差距,那么這種差距在兩國民眾的氣候素養上是否有所體現呢?對于這一問題,我們通過一些調查數據來進行分析和判斷。美國的調查數據來自于喬治梅森大學與耶魯大學的聯合小組(以下簡稱“聯合小組”)和皮尤研究中心的問卷調查,中國的數據來自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學的問卷調查。“聯合小組”于2011年4月23日至2011年5月12日在美國做了關于氣候素養狀況調查。調查涉及1010人,樣本的總有效率為95%。美國皮尤研究中心于2009年9月30日至2009年10月4日開展相關的問卷調查,調查涉及1500人,樣本的總有效率為95%。南京信息工程大學于2011年3月18日至2011年4月20日對網民、大學生以及縣域居民開展了調查。對于網民與大學生采取網上問卷調查的方式,對于縣域居民采取實地問卷調查的方式。參與調查的網民為3599人,問卷總有效率為96.97%;參與調查的大學生為6750人,問卷調查的總有效率為98.15%;參與調查的縣域居民為1513人,收回有效問卷763份。
2.1 中美兩國公眾對于氣候變暖的認同度極其相似
有關氣候變暖的問題最早出現在文獻中是19世紀末。對于氣候變暖的問題,科學界爭論不斷,兩國公眾是如何認識這個問題的呢?調查結果見表1。中美兩國公眾對氣候變暖持肯定態度的人數比例驚人的相似。中國公眾贊同氣候變暖的比例為65%,美國公眾贊同氣候變暖的比例為64%。持否定觀點的民眾比例差距較大,中國公眾認為氣候沒有變暖的比例為8%,而美國公眾持否定觀點的比例為18%。
2.2 科學結論對美國公眾關于氣候變暖的認知影響更大
2.2.1 科學家的結論對美國公眾認知的影響程度高于對中國公眾認知的影響程度
應對環境問題是一項系統工程,由于全球環境問題的復雜性和相互依賴性,使得決策者在應對這些問題的時候不得不向相關領域的科學家尋求建議。調查結果見表2。美國公眾非常相信科學家確認全球變暖的比例為21%,中國公眾非常相信的比例為10%,美國公眾相信程度要遠遠高于中國公眾。由此可知,美國公眾關于氣候變暖的確切認知主要來自于科學家的結論。原因是:一方面美國政府較早以前就非常重視有關氣候變化的科學研究,也得到了很多權威性的結論。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為了推行其保守的氣候政策,采取有目的系統性行動操縱氣候變化科學研究及結果,而不是采取行政手段,使得美國公眾得到了更多的來自科學研究的信息。
2.2.2 歐美嚴寒對美國公眾關于氣候變暖的認知有所影響
自2009年末到2010年初,歐美各國先后出現暴雪、暴雨等極端天氣,這是繼2009年11月中下旬出現嚴寒天氣之后,西歐部分地區和美國東部又出現降溫天氣。這種極端天氣現象的出現對于氣候變暖的觀念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挑戰。調查結果見表3。美國公眾對氣候變暖持非常懷疑態度的要高于中國公眾10個百分點??梢娗猩砀惺軙绊懭藗儗τ跉夂蜃兣恼J知。但我們還要看到,盡管經歷了嚴寒,仍有23%的美國公眾對氣候變暖一點都不懷疑,這個比例高于中國公眾13個百分點。說明美國公眾對于科學結論的信任程度非常高。
2.3 中國公眾對于碳減排政策的支持比例遠高于美國公眾
有關對碳排放政策的支持情況調查,結果見表4。美國公眾支持實施碳減排政策的比例為50%,反對的比例為38%,不知道或者中立的占12%。而中國公眾支持碳減排政策的比例為76%,遠高于美國公眾。選擇反對的比例為3%,遠低于美國公眾。調查的結果表明中國碳減排政策得到了更多的公眾的支持,政策制定的空間比較大,而美國政策制定受到的阻力則會比較大。因此可以看出,美國碳減排政策的出臺將會是個漫長且困難重重的過程。同時也可以看出奧巴馬政府雖然重視氣候變化問題,但是要想通過參議院達到2020年削減以1990年為基礎的碳排放量4%的目標是非常困難的。
2.4 中美兩國公眾對于氣候變暖的原因認知存在較大分歧
在問及全球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時,中美兩國公眾認知存在較大差異,見表5和表6。我國公眾中有27%的受訪者認為是由于自然環境的因素造成的,73%的人認為是由于人為活動帶來的,其中36%的受訪者選擇了溫室氣體排放,有24%的人選擇大氣污染物增多,13%的人選擇了城市化。美國公眾中47%的受訪者認為是人為因素造成的,這個比例遠遠小于我國。而有35%的人認為是由于自然因素造成的。
2.5 中國公眾對于重要的氣候政策更為了解
為了考察公眾對國家氣候政策了解程度,我們設計了“您知道應對氣候變化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內涵嗎?”這一題目對我國公眾進行測試。“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是我國在國際社會進行氣候談判時中國維護本國利益的一個基準點,是我國國際談判的基礎。相對應的,美國在碳減排方面最重要的原則是“總量控制與交易”。我們用“您知道什么是‘總量控制與交易’嗎?”這一題目測試美國公眾的政策了解程度,結果見表7。美國公眾對于非常重要的氣候政策“總量控制與交易”表示不知道的比例達到55%,而中國公眾中對于“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表示不太了解或根本不了解的人僅為17%。有46%的中國公眾對于這個原則表示知道很多。由此可見,中國公眾在對國家氣候國策的了解程度要遠高于美國公眾。
3、結論與建議
篇6
【關鍵詞】氣候變化 城市生態系統 影響
當前,全球氣候變化正在經歷一次以變暖為主要特征的顯著變化。2013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五份評估報告稱,自20世紀以來,地球的氣溫已經上升了0.89℃,全球海平面上升19厘米。受氣候變化的影響,許多生物種及生態系統已經發生顯著變化,未來這些變化還將繼續,預計到2100年,全球海平面還將上升0.28-0.98m,數以億計的人將會受到沿海洪水的影響[1]。城市生態系統是最脆弱但又與人類生產生活最密切相關的一個生態系統,城市中的物質和能量流通量大、運轉快、高度開放;而且城市生態系統的食物鏈簡單,營養關系倒置,自動調節能力弱,更容易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本文綜合以往相關研究,將從人體健康、社會經濟和城市生態服務三個方面歸納總結一下氣候變化對城市生態系統的影響。
1.氣候變化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1.1死亡率和發病率增加。全球氣候變化對人類健康主要的直接影響是極端高溫產生的熱效應,它將在更大范圍內變得更加頻繁、更加廣泛。氣候變暖、熱浪沖擊頻繁導致死亡率及某些疾病特別是心臟病、呼吸系統疾病的發病率增加[2]。2016年在摩洛哥馬拉喀什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有科學家預言在本世紀末,全球氣溫將上升3-4℃,澳大利亞的“危險高溫”天氣數將從2016年的每年5天上升為2070年的每年45天。從2003年開始歐洲遭受熱浪侵襲,每年夏天都至少引起70000人的死亡,造成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隨著全球氣候變暖,高溫和熱浪發生的頻度均有所增加,有研究發現,死亡率和溫度增加有關。人們對氣候變暖與死亡率變化趨勢的做了多方面研究,最后提出了“界限溫度”的概念,指出當地居民對氣候舒適的“感覺上限”。當氣溫升高超過超過“界限溫度”時,死亡率會顯著增加。
1.2傳染病增加。20世紀90年代以后,有關氣候變化與人體健康的研究轉到與傳染病年際變化相關的自然氣候變化影響上。氣候變化的直接結果就是造成極端高溫、極端降雨或干旱等和氣候相關的自然災害直接導致死亡、傷害和疾病,間接影響表現為熱帶的邊界會擴大到亞熱帶,溫帶部分地區會變成亞熱帶。Gould等[3]認為由于熱帶是細菌性傳染病、寄生蟲病、病毒性傳染病最主要的發源地,而隨著溫帶地區的變暖,造成這些疾病的擴散。如瘧疾只分布在冬季最低氣溫16℃以上的區域,而由于氣候變暖,瘧疾將向拉丁美洲、非洲、亞洲以及中東等高緯度地區擴散;氣候變化導致一些傳染病媒介向高海拔擴散現象,登革熱以前只在海拔 1000 m 以下的地區發生,而現在哥倫比亞海拔超過 2000 m 的地區發現了登革熱和黃熱病的媒介昆蟲。李國棟等人從瘧疾、登革熱、霍亂、流行性乙型腦炎、流感、SARS、腸道傳染病、鼠疫、吸血蟲病等詳細介紹了氣候變化對各類傳染病的影響[4]。據PIM瘧疾傳播模型估計,如全球平均溫度升高3℃,媒介按蚊蟲的分布區域擴大,將導致世界人口受瘧疾影響的比例將可能由現在45%增加至60%,每年新增5000-8000萬瘧疾病例。據測算,全球的登革熱病例在過去的50年里增加了30倍,鄭學禮等[5]指出氣溫是影響登革熱傳播的重要因素,當氣溫升高時,病毒在蚊蟲體內的潛伏期縮短,蚊蟲叮咬人群的頻率加快,傳播登革熱病毒的蚊蟲分布區域也可能擴大。
1.3極端氣候事件。干旱、水災、暴風雨等極端天氣事件的增加可能使死亡率、傷殘率和傳染病的發病率上升,并增加社會的心里壓力,極端氣候事件也會直接間接的影響人類的健康。2016年6月,據中國網報道,全國14個省(市、區)遭遇暴雨,共573個縣遭受洪澇災害,受災人口近900萬人,農作物受災面積超過800多萬畝,直接經濟損失138億元。洪災的直接影響是造成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中期影響就是導致傳染病的增加,危害人體健康;長期影響是由于洪澇災害造成的經濟困難和生命財產損失而導致的精神壓抑。干旱也會通過影響糧食生產而影響人類健康,其影響主要包括營養不良和水資源短缺而造成的一些傳染性疾病的增加,許多研究表明,在水資源短缺時,未經過衛生處理的水常常用于煮飯,使得疾病的風險增加,因此流行性疾病的爆發很可能在干旱期發生。全球氣候變暖使暴風雨、颶風、干旱、洪災等極端天氣事件發生更加頻繁,整體來說極端氣候事件發生頻率增加,除了直接造成死亡率、傷殘率上升外,還可間接使傳染病發病率增加,影響生態系統穩定,公共衛生基礎設施破壞,增加社會心理壓力。
2氣候變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2.1氣候變化對交通運輸的影響
近幾十年來,災害性天氣氣候事件發生的頻率和強度顯著增加,所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越來越嚴重,給生態、環境、經濟和社會都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交通行業是受氣候變化影響最為敏感的行業之一。影響的途徑主要是由于氣候變化導致極端天氣的增加。這些極端的天氣包括高溫、熱浪、干旱、海平面上升,強降雨、暴雪、冰凍、強熱帶風暴、雷暴以及沙塵暴等。極端的天氣導致洪水、滑坡、泥石流、雪崩等對公路、鐵路、航海和航空的正常運行造成極大的影響,對交通運輸的設備、地面設施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壞。2008年初,歷史罕見的低溫雨雪冰凍極端災害天氣給交通運輸造成巨大影響,部分地區交通運輸全面癱瘓,最多時21條國道近 4 萬公里路段通行不暢,上萬車輛和人員被困。再次,強熱帶風暴是氣候變化嚴重影響交通運輸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氣候變化對交通運輸的影響同時還體現在道路的勘察設計、施工和投入運行等各個階段。例如,陸路交通x線時要考慮到沿線的雪情、泥石流、滑坡及塌方等風險;在高原凍土地區,鐵路建設要考慮到氣候變化對高原凍土層消融的影響;在水路運輸方面,臺風會影響航速、航向、使船舶產生漂移;地面風、低云、降雨、雷暴等都會對航空運輸有十分嚴重的影響。氣候變化問題已經成為影響人類社會發展和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重大戰略課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迫切要求交通運輸實施綠色、低碳的發展戰略,明確氣候變化對我國交通運輸的深遠影響,有效采取相應的工程、生物等防治措施,減少因氣候變化造成的交通運輸經濟損失及人身傷亡事故。(下轉275頁)
(上接281)2.2氣候變化對能源的影響
氣候變化對能源的影響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是能源需求,另一方面是能源供給。氣候變化對能源需求影響主要考慮隨著氣候變化,為達到人類生存舒適而所需要借助的能源,例如隨著全球氣候變暖,導致冬季更為舒適而夏季更為炎熱,進而導致電力取暖需求降低,而制夏季冷需求增加。氣候變化對能源供給的影響,主要研究由于氣候變化所造成的能源資源稟賦以及上產能力的改變,普通化石能源是有限的,并且會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所以現在更多的是傾向于開發可再生能源,但是可再生能源受氣候影響波動會比較大。Pasicko等研究了氣候變化對克羅地亞太陽能、風能和水能的影響,得出結論:氣候變化對克羅地亞沿海及瀕臨區域可再生能源的影響最大,其中第一階段風速預計增加20%,將使風力發電增產一倍,對光伏發電的影響為中性,2050年以后水電生產預計將減產10%。
2.3氣候變化對人居環境的影響
人居環境,即人們生活所需要的環境條件,在城市生態系統中,氣候變化主要從三方面對人居環境產生影響。首先是氣候變化會對最基本的生產生生活物資造成一定的影響,例如極端氣候會導致糧食蔬菜的產量減產。其次,氣候變化會對能源輸送系統、建筑物、城市設施及工農業、旅游業及醫療服務等方面產生影響,氣候變化導致水資源及其他能源短缺、垃圾處理復雜及交通癱瘓等環境問題,嚴重影響人居環境的舒適健康。最后,嚴重的氣候變化不僅會造成很多生活上的不便,更有可能危害人體健康,使得人們不得不進行人口遷移,適應新的生活環境。
3 結論
氣候變化引起的全球氣候變暖、極端氣候事件,對城市生產生活產生巨大影響,甚至給人類生命財產安全及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災難性后果。城市是一個社會―經濟―自然高度復合的人工生態系統,城城市生態系統的食物鏈簡單,營養關系倒置,自動調節能力弱,更容易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本文從極端高溫、極端氣候事件、傳染病三方面綜述了氣候變化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從交通運輸、能源、人居環境三方面綜述了氣候變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同時由于氣候變化使得能源供需也發生變化,從而不得不改變能源供需策略,及時作出各種節能減排措施以應對能源變化對社會經濟造成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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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馬玉霞,王式功.全球氣候變暖對人類健康的影響[J].環境研究與監測,2005,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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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國棟,張俊華,焦耿軍,趙自勝.氣候變化對傳染病爆發流行的影響研究進展[J].生態學報,2013,21:6762-6773.
篇7
一、引言
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東北部, 地處北緯36?21′~37?12′、東經99?38′~ 100? 45′。流域總面積約29661km2,是我國最大的內陸封閉湖, 湖面面積近4473km2。由于其處于我國東部季風區、西北干旱區和西南高寒區的交匯地帶,是維系青藏高原東北部生態安全的重要水體。屬于生態系統典型脆弱地區和全球氣候變化的敏感地區,是典型的高原半干旱高寒氣候,具有常年干寒、少雨、多風、太陽輻射強、氣溫日差較大的特點。多年平均降水量為268.6~415.8mm,全年降水主要集中在夏、秋兩季。受全球變暖和高原季風趨強的共同影響,1961~2010年青海湖流域氣候變化表現出氣溫升高、降水增多的暖濕化趨勢,這一變化趨勢在進入21世紀后顯得尤為突出。其中,年平均氣溫在以0.40℃/10a的速率遞增,50年間上升了1.8℃;年降水量增幅為8.1mm/10a,夏季降水量增加尤為顯著。
目前,眾多學者對青海湖流域近40a或47a來降水和溫度的變化和土壤水變化進行了研究, 認識到年降水量呈略微增加趨勢且年際變化較大, 平均氣溫呈明顯上升趨勢, 1980s為暖濕期, 1990s為暖干期, 春季降水和冬季溫度有增加趨勢。也有學者研究了青海湖流域氣候變化及其對湖水位的影響、氣候變化對荒漠化的影響、氣候變化特點及水文生態響應等。但是, 流域內年降水量增加和流域地區氣溫和降水變化有何關系,流域內的降水增加來自哪個方向這一非常重要的問題是缺少研究。因此,本文針對這一問題,通過流域地區近50年年氣溫資料分析氣候變化特征和周期變化研究。
二、資料與研究方法
本文選取青海湖流域地區西寧、貴德、興海、都蘭、德令哈、門源、祁連共7個氣象觀測站1961~2010年50年的氣溫資料, 采用逐年平均值,5年滑動曲線分析、氣候傾向率分析、Mexhat小波分析,對青海湖地區氣候變化趨勢及周期變化進行研究。
三、結果與討論
(一)青海湖流域地區近50年氣溫變化趨勢
根據西寧、貴德、興海、都蘭、德令哈、門源、祁連7縣1961~2010年平均氣溫繪制出近50年氣溫變化曲線(圖1)。近50年氣溫變化曲線表明,青海湖流域各地區50年氣溫變化(圖1)均呈波動上升趨勢,根據線性擬合,流域西寧、貴德、興海、都蘭、德令哈、門源、祁連的年平均氣溫分別以0.01℃/a、0.02℃/a、0.03℃/a、0.03℃/a、0.05℃/a、0.04℃/a、0.03℃/a 的速率增加。其中以德令哈和門源兩地區增幅最為明顯,與全國平均氣溫增長率0.03℃/a相比,青海湖流域東部增幅最小其它地區增幅接近或明顯高于全國水平,這可能與青藏高原對全球變化反應敏感有關。由多項式擬合結果可知,流域各地區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趨勢線在平均值以下,年平均氣溫多為負距平,為溫度較低階段,80年代后期氣溫開始轉暖。這與有關專家的研究認為1987年是西北地區西中部氣候轉向暖濕型的突變年是一致的。
(二)青海湖流域地區近50年氣溫變化周期
氣溫變化存在一定的時間尺度和周期性。圖2為青海湖流域地區1961-2010年年平均氣溫距平的Morlet小波變換圖和小波方差圖,圖2(a)中虛線為負等值線,代表氣溫偏低,實線為正等值線,代表氣溫偏高。由圖2(a)可知,研究區氣溫在5a以下尺度上周期震蕩劇烈,表現為無明顯的規律。隨著時間尺度的增加,周期震蕩趨于平緩,規律比較清晰。在靠近7a的尺度上,經歷了低―高的7個循環交替。在29a尺度上,經歷了低―高的1個交替,且到2010年氣溫增高等值線仍未閉合,表明氣溫增高的趨勢有可能還將繼續。從圖2(b)中可以得出,2個小波方差峰值為7和 29年尺度。說明青海湖地區的氣溫變化以7a的周期為最強,是第1主周期,第2主周期為29a。
四、結論
本文以氣候要素氣溫主要研究對象, 對青海湖地區近50年的氣候變化趨勢特征和周期變化進行了分析,得到的基本結論如下:
(一)青海湖流域年平均氣溫均呈波動上升趨勢,其中流域西部的德令哈和北部的門源兩地區增幅最為明顯,分別以0.05℃/a、0.04℃/a的速率增加, 青海湖流域東部增幅最小其它地區增幅接近或明顯高于全國氣溫平均增幅。
篇8
[關鍵詞]氣候變化 水文水資源 適應性對策
中圖分類號:P4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6)06-0280-01
引言
氣候變化已經成為當今社會公眾和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問題,最突出的一個問題就是氣溫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IPC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四次評估報告的相關數據給出了全球氣候變化的具體量化數值。1906-2005年全球地表溫度平均上升0.74°C,溫度上升的數值幾乎是過去100年溫度升高數值的2倍之多。相關數據表明,1961年到2003年海平面平均上漲1.8mm,但是近年來海平面的上升趨勢明顯加快,1991年到2003年平均每年的增高量高達3.1mm。同時,由于全球變暖而導致的水文地質災害的出現率也顯著增長。1991-2000年受到水文地質災害的人員數量平均每年達到2億之多,是戰爭傷亡人數的7倍,由水文地質災害造成的經濟財產的損失程度也是以往幾十年平均水平的數十倍。氣候變化關系到整個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具有全球性的顯著特點。氣候變化改變了全球的水循環,對水資源進行了重分配,造成了一些列的水資源問題,因此,必須將研究氣候變化對水文水資源的影響視為治理全球環境的首要課題。
1 氣候變化對水文水資源影響的研究現狀
世界氣象組織(WH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聯合國環境計劃署(UNEP)等國際組織率先于20世紀70年代末開展了針對氣候變化的相關研究。雖然氣候變暖會影響生態和人類的健康已經得到了全球范圍內的認可,但是,針對治理方面各國之間如何做到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涉及到了國際政治經濟、能源環境等諸多問題,因而依舊存在很大的分歧。關于氣候變化對水資源影響的研究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才逐步引起國際水文界的關注。20世紀90年代以來,氣候變化對水文水資源的影響得到了國際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相關研究也逐步增多。國內于20世紀80年代起開始開展了氣候變化對水文水資源影響的研究。
2 氣候變化對我國水文水資源的影響
2.1 對降水量的影響
通過20世紀全球陸地面上的降水觀測資料可以發現,雖然全球陸地總降水量基本保持不變,但是各個區域內的降水量將不再保持原有的平衡。北半球中高緯度的陸地降水量顯著增加,30°N-80°N降水量的平均增幅高達7-12%,而低緯度地帶的降水量卻明顯減少,10°N-30°N的降水量減少了3%,南美沙漠地帶和非洲北部的降水量減少幅度更大。分析我國近年來的降水量可以發現,我國近100年的年降水量呈現不太明顯的年際和年代振蕩趨勢。相關部門的統計數據表明,我國東北部、華北中南部、山東半島、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等地區的降水量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1950-2000年黃河、海河、遼河以及淮河流域平均年降水量減少量為50-120mm。而東北北部、西北地區、西南西部以及長江下游等地區降水均出現增長趨勢。
2.2 對海平面高度的影響
在全球變暖的趨勢下,海水熱膨脹,冰川不斷消融,使得我國沿海海平面呈現整體上升趨勢。1961-2003年全球每年平均海平面上升速度約為1.8mm/年,1993-2003年卻高達3.1mm/年。上述數據表明,近年來海平面上升的趨勢明顯加快。由海平面上升導致的海岸線內移、潮位升高等現象至極導致了沿海地區淡水的鹽化和土地鹽漬化。同時,海平面上漲使得海浪強度也呈現明顯增強的趨勢。
2.3 對冰川、徑流和水質的影響
地球上有94.47%的水是咸水,而淡水資源還有68.7%是以極地冰川的形式存在的。氣候變暖使得冰川急劇退縮,冰川徑流發生變化,引起海平面上漲。自1550-1770年小冰期時代以來,退縮成為了冰川最主要的變化趨勢。全球范圍內冰川面積迅速消減,以阿爾卑斯1850-1975年冰川面積為例,其縮減比例高達35%,到2000年,縮減比例達到50%。
3 針對氣候變化對水資源影響的適應性對策
在全球氣候變化的大趨勢下,研究水資源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對策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而且也是極其有必要的。世界范圍內對水資源的規劃當中普遍忽略了對氣候變化動態影響的考慮。為了保證水資源可持續發展,我們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強對水資源的管理。第一,節約利用水資源。目前我國北方的大部分地區已然存在用水嚴重浪費的現狀。培養節水意識,不僅可以有效保護水資源的質和量,還可以減少廢水、污水的排放量,對于建設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第二,以人水和諧為指導原則,積極防治水旱災害。全球范圍內水文循環過程的加快使得極端降水和干旱出現的頻率顯著變大,因此,我們應該堅持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原則,加強人與水的協調,完善洪旱治理和減災的規劃,加強對突發水災的應急預案處理。第三,完善相關政策法規。建立健全相應的水資源管理體制,加強對水資源的管理和保護,建立可持續發展型的水資源管理機制,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條例都可以有效避免水資源的浪費。
4 結束語
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對水文水資源的影響,我們應該積極采取相關措施,做到對水資源的合理的開發和利用,并且應該不斷探索新的更有效的對策來實現水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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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印度 政策 氣候變化
印度是世界上溫室氣體排放量位列第二的發展中國家,如果歐盟不作為整體進行排序,印度的排放量則是世界第三位。根據預測,發展中國家排放量占全球排放總量的比重將從2001年的44%上升到2025年的53%。而印度在全球排放總量中所占的比重也將從4%上升到6%,年均增長率2.9%。面對當前全球氣候變化的嚴峻現實和印度溫室氣體排放水平的激增,印度政府不得不在審慎判斷形勢的基礎上做出適當回應。
一、氣候變化對印度的影響
(一)氣候變化的直觀表現
氣候變化對印度的直接影響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印度地表溫度明顯上升。根據印度最新的地區氣候模擬系統(RCM)預測,印度年均地表氣溫到本世紀末將升高3―5攝氏度(在A2預設條件下)或2.5-4攝氏度(在B2預設條件下),尤其在印度北方地區變暖趨勢更為明顯;而且高溫和低溫極值范圍顯著擴大,這種現象在西海岸和中西部地區將更為突出。二是季風變化明顯影響降水分布。印度西海岸、西北地區和安得拉邦北部的季風季節降水量較100年前增加了10%-12%,而東北地區、中央邦的東部、古吉拉特邦和喀拉拉邦部分地區在季風季節的降水量則同比減少了6%-8%。三是極端氣候現象逐漸增多,尤其是季風季節降水量的過度集中形成暴雨,常常引發嚴重的洪災。沿海熱帶風暴的發生頻率也在逐年增加,并且主要集中在西孟加拉邦和古吉拉特邦。近20年來,印度更加頻繁地遭受熱浪(極端高溫、高濕天氣)襲擊,以印度北部地區受到的影響最為嚴重。四是海平面上升。印度專家稱2004-2008年間,印度海平面高度累計上升了9毫米,上升速度幾乎達到每年2.5毫米,而且近年來海平面上升速度還在不斷加快。五是冰川的快速消融,威脅印度的淡水儲備資源。1999年,國際冰雪委員會(ICSI)喜馬拉雅冰川工作組在報告中指出:“喜馬拉雅冰川消融的速度快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以目前的速度繼續下去,這些冰川將在2035年徹底消失?!?/p>
(二)氣候變化的深層次影響
氣候變化使印度水資源面臨危機。印度科學家利用氣候模型對2041年到2060年的氣候進行了預測。結果顯示,印度境內的河流徑流量、土壤濕度和蒸散量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氣候變化的影響。在氣溫升高、降水分布發生改變、地表蒸散量提高的情況下,盡管境內一些主要河流流域的降水量有所增加,但有些河流的徑流量反而下降。
氣候變化使農業出現減產。印度農業研究所(IARI)的研究結果顯示,溫度每升高1攝氏度,印度糧食產量就會減少400萬-500萬噸。氣候變化問題專家克萊恩通過研究發現,如果對于氣候變化的預測在2080年變為現實,那么全球農業生產力將比現在降低3%-16%,而印度農業生產力將會降低29%-38%。氣溫和紫外線的變化也會影響農作物單產量,例如拉賈斯坦邦的高溫天氣常使水稻、小麥、高粱等糧食作物產量明顯下降,2007年襲擊印度北方的熱浪曾經使旁遮普邦的棉花大幅減產。
氣候變化對公眾健康的不利影響已經開始顯現。到目前為止,世界十大最致命的熱浪襲擊事件中有兩起發生在印度。1998年和2003年的這兩次高溫災害共致4441人喪生。氣候變化還影響了熱帶疾病的擴散趨勢、傳播范圍及其對公眾健康的威脅。攜帶熱帶病毒的昆蟲隨著氣溫升高,逐漸開始向高海拔山區和高緯度地區擴散,造成瘧疾等傳染病在更廣泛的地區肆虐。有研究顯示,如果氣溫升高3.8攝氏度,相對濕度提高7%,那么蚊蟲就可以全年在印度9個邦傳染熱帶疾病。
氣候變化導致自然災害頻發。根據聯合國1994年災害報告,印度是世界上災害發生密度最高的十個國家之一。印度沿海各邦,特別是東海岸的古吉拉特邦極易遭受風災;12%的國土易發生水災;28%的土地容易受旱。氣候變化使這些地區遭受自然災害侵襲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加。例如,降水強度和降水量增加可能誘發更多洪水災害,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于2001年指出,南亞地區極端降水的強度可能會提高,而印度洋海水升溫則可能導致馬哈拉施特拉邦、卡納塔克邦、安得拉邦、奧里薩邦、古吉拉特邦和拉賈斯坦邦發生更多的旱災。
二、印度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
目前,印度政府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政策尚未系統化,相關的政策規定散見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的某些法案和法規中,如《印度環境法》、《印度能源法》、《氣候變化國家行動計劃》等。這些法規和指導意見在把遏制和扭轉氣候變暖趨勢作為目標的同時,更加重視保障印度的社會公平、扶貧問題和經濟發展權利。在印度政府看來,唯有通過國民經濟高速發展和民眾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才能增強國家和民眾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因此,印度氣候變化政策是在經濟和環境壓力共同作用下的妥協產物??偟恼f來,印度對待氣候變化問題時傾向于從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出發,強調責任的差異性和多樣性,反對以犧牲自身發展利益為代價達成有關國際協議。在此筆者歸納總結出印度關于氣候變化的十項基本政策,內容如下:
(一)印度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下承擔相應的國家義務
氣候變化的根本原因不是發展中國家目前的排放水平所致,而是發達工業化國家的排放積累形成的歷史問題。因此,聯合國氣候公約規定發達國家必須大幅降低排放水平。依照“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京都議定書》給附件B國家制定了不同的減排目標,即綜合減排目標是較其1990年水平降低5%。而且,針對發展中國家的這個減排目標本身沒有約束性。印度認為其應當承擔的義務應該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溫室氣體減排問題,印度以發達國家作為參照和上限,只能保證其人均排放量不超過發達國家的水平;二是氣候變化的適應問題上,不能只把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的關注重點放在削減排放上,如何適應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同樣也是其確保印度國民福裕的主要義務。
(二)制定減排目標的基礎是遵循公平正義原則
盡管聯合國氣候公約強調了公平與正義,但是這還沒有對以后的談判和磋商結果產生重要影響。該原則涉及氣候權利的劃分和區別責任的承擔。但是印度政府認為,《京都議定書》簽訂后的國際磋商與談判偏離了公平正義的主線,僅僅是在糾纏短期減排目標、實施方案、指導原則和運行機制上。毫無疑問,制定減排目標具有相當的緊迫性和現實性,但是這個目標必須建立
在公平分擔的基礎上。而且印度政府還認為,國際社會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中必須跳出數字游戲的局限,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針對發達國家的約束性中期減排目標作為長期規劃的考量因素,這才能使公平正義原則得到真正的體現。
(三)不接受任何約束性減排目標
印度決不接受歐盟、日本和美國提出的發展中國家應承擔20%-30%約束性減排任務的要求。印度深信約束性減排目標將會傷害其經濟增長,削弱國家的扶貧能力。拒絕約束性減排目標并不意味著印度不做任何形式的減排努力,印度會根據自身國情和發展規劃確立適當的減排方案。印度環境部長在2009年9月明確表示,印度準備給自己設定一個非約束性的減排目標。事實上,印度目前對外公布的氣候變化國家行動計劃的確沒有任何法律約束力。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在西方發達國家施加的巨大壓力以及中國宣布40%-45%的減排目標的雙重影響下,印度已經宣布到2020年將排放強度在2005年基礎上降低20%-25%,但是該聲明實質上并沒有撼動其非約束性排放目標的立場底線。印度將不惜一切代價保住這條底線。
(四)發達國家必須忠實并切實地履行氣候公約規定的相關責任
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印度向來對發達國家承擔的書面義務和實際履行的責任都感到非常不滿。其理由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京都議定書》簽訂后許多發達國家不僅沒有兌現減排承諾,而且排放量不降反升,例如美國在1992。2007年間的溫室氣體排放增加了20%(美國未加入《京都議定書》),日本增加了11%,加拿大在1990-2004年間排放增加了27%,澳大利亞增加了25%。因此,印度在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之前同中國、巴西和南非起草了一份聯合聲明草案,呼吁發達國家在2020年之前把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基礎上至少減少40%。二是發達國家至今未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支持和技術轉讓。在印度看來,溫室氣體減排、氣候變化的適應措施、資金支持和技術轉讓是應對氣候變化努力的四個有機組成部分,而且彼此不可分離。所以,缺乏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支持和技術轉讓的任何解決辦法都是片面而失衡的。印度對支持的提供方式也有進一步要求,即資金支持和技術轉讓應當是單純和額外的,既不能被當作援助加以對待,也不能采取市場機制的手段來實現。如果沒有滿足上述條件,印度便不會認可發達國家忠實并切實地履行了公約責任,自然印度也不存在做出更大讓步的空間。
(五)制定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續性的發展戰略,避免貧窮者和弱勢群體成為氣候變化的受害者
貧困是導致部分民眾對氣候變化異常敏感的根本原因。由于他們缺乏必要的經濟和技術資源來應對氣候變化的影響,所以極端氣候現象、相關自然災害已經對其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例如,近年來在印度高溫事件中喪生的大多數都是窮人和老人。氣候變化造成的影響一方面將包括窮人、農業人口、低種姓人群在內的社會弱勢群體進一步推向社會邊緣,另一方面也加重了印度政府的扶貧壓力,拖累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因此在氣候變化的背景下,印度新的發展戰略必須充分考慮社會底層民眾,將提高其生活水平和適應氣候變化能力作為主要目標之一。
(六)加快利用可大規模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技術
不管是通過發展替代能源,還是減少使用化石燃料時的碳排放,技術都將成為降低排放的一種主要途徑。盡管先進技術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性已經獲得公認,但基于可行性、經濟性和專利限制等方面的考慮,這些主要來自發達工業化國家的先進技術還無法在印度得到普遍應用。不過,印度政府于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致力于替代能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技術的研究。在中央政府非常規能源部的組織下,印度風能、小水電、生物質能和熱電以及光伏技術的應用已經取得了顯著進展,甚至在風力發電方面超越了中國,裝機容量達8696兆瓦,居世界第四位。風電裝機容量到2012年將新增6000兆瓦,占印度全國裝機總容量的6%。按照印度政府的計劃,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到2013年將達到1000兆瓦。
(七)研發具備生態可持續性的高效率、低成本技術,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在向發達國家引進低碳技術遭遇種種障礙的情況下,印度政府格外重視本國的技術研發能力。這些技術不片面追求高精尖,重在實用、高效和低成本。在印度能源效率部和科技部的綜合協調下,諸如印度技術研究所、印度科學研究所在內的各研究機構、實驗室和大學紛紛建立和開展低碳技術的研發項目。節能照明設備、用于灌溉和發電的低速風輪機、電動汽車、摩托車和三輪車用四沖程發動機、生物燃料、垃圾發電、煤層氣以及煤變油的多級加氫等各項技術,都能達到高效、低成本實現溫室氣體減排目的,所以也成為印度科研部門當前的研究重點。
(八)建立新型市場機制,促進可持續發展
世界資源研究所最近的報告稱,按照目前的勢頭發展,到2030年印度的能源需求將翻番。如果在提高能效方面進行適當的投資,如100億美元,每年將可以節約1835億度電,印度經濟因此將獲益無窮。基于這樣的預測。印度的節能產業將形成巨大的市場潛力和商機,建立相應的市場機制以指導和規范投資成為必要。此外,《京都議定書》確立的清潔發展機制(CDM)實際上也是一種市場化運作形式,允許發達國家以向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投資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方式來沖銷其排放配額。自從1996年碳市場建立以來,全世界碳市場的交易規模和市值迅速膨脹,到2007年已經達到64億美元。雖然印度反對以市場化機制實現資金援助和技術轉讓,但這并不妨礙其采取務實的做法。截至目前,印度在爭取到的全世界32.83%的CDM項目的同時,其碳市場的發展速度也快得驚人,增速甚至超過了IT行業,不僅吸引了6.5萬億盧比的投資,而且到2012年便可創造20億美元的收入。
(九)調動市民社會、地方政府、公私經濟在內的所有力量參與實施國家氣候變化政策
首先,印度政府采取措施引導社會進行低碳消費。如從2010年開始強制實施能效評級,先期對部分家電和照明設備的能耗進行標示認證,并在半年后將幾乎所有電氣設備納入評級管理。印度能效局(BEE)此舉的目的在于提醒、指導和調動包括消費者、企業、商業機構在內的全社會選擇更有利于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綠色設備,提高國家氣候變化政策的實施效果。其次,印度還通過立法方式強制某些機構和企業采取節能措施。例如2001年《節能法》規定,中央政府和邦政府須在某些情況下宣告某些機構和企業為高耗能單位,并可要求其委任專人負責節能管理、公布能耗信息及采取節能措施、遵守能耗標準等。此外,政府還有權禁止生產、銷售、購買和進口不符合節能標準的設備。再次,印度政府通過信息技術、教育、培訓的方式提升全社會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意識。印度于1982年建立了公開的環境信息系統,向決策者、議員、工程技術人員、研究人員和普通公眾提供與氣候變化相關的各種信息資源。各個政府部門則組織相關的培訓和教育項目,如農業部負責向農民傳授合理處理人畜糞便以及如何借助簡易設備(如太陽灶)來利用清潔能
源的知識,以有效降低農業生產生活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
(十)在聯合國氣候公約(UNFCCC)機制下保障發展中國家的權利。促進科技研發、資金支持、技術轉讓領域的國際合作
印度在氣候變化領域開展國際合作有兩個基本出發點:一是抵制發達國家向其強加約束性的減排要求,保護自身的可持續發展權利。聯合國氣候公約認為,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必須首先承認“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印度通過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合作,增進交流和理解,強化上述共識,集體應對和處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矛盾和對立。2009年11月28日,中國、印度、巴西、南非與77國集團代表在哥本哈根氣候峰會前夕達成一致協議,反對由發達國家提出的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約束性減排目標。二是積極敦促發達國家承擔資金支持和技術轉讓的公約義務。2002年第八次成員國會議的《德里宣言》再次重申了資金支持和技術轉讓對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性。當然,CDM為技術轉讓和資金支持提供了市場化運作模式,但這與印度的期望值還有很遠的距離。通過項目合作與能力建設來實現直接的、不附加條件的技術轉讓和資金支持,才是印度與發達國家開展氣候領域合作的根本目的。
三、印度的氣候變化國家行動計劃
為推動應對氣候變化措施的落實,并確保經濟發展的促進措施能給氣候變化帶來正面影響,印度總理委員會于2007年制定了《氣候變化國家行動計劃》。該計劃是印度氣候變化政策中一份具有指導意義的綱領性文件,其重要性在于從國家層面將應對氣候變化與促進經濟發展兩項任務結合起來,以相容共生的態度處理發展與氣候變化之間的矛盾。不過,這項計劃具有明顯的片面性,主要反映在計劃本身只將重點放在可再生能源開發和環境保護上,而對減排目標這樣的實質性內容卻只字不提。
(一)選擇低碳化道路
《氣候變化國家行動計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印度政府希望就氣候變化問題采取更加積極的姿態。該計劃確定的八項國家使命分別涉及太陽能利用、提高能效、可持續的人居環境、水資源、可持續的喜馬拉雅生態系統、綠色印度、可持續的農業以及有關氣候變化的戰略知識。完成這些使命可以看做是印度整個氣候變化政策所設定的中期目標,其實現不僅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而且從本質上講還不是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最終答案。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國家使命大致可劃分為積極應對措施和消極適應措施兩大類。前者包括太陽能、能源效率和可持續人居等三項,是國家行動計劃中反映印度選擇低碳化道路的主要內容,簡述如下。
1.太陽能利用:太陽能不單是作為可再生能源利用的一個子項,更被賦予了一定的擴展性,即促進并整合其他可再生能源技術的綜合利用,例如生物質能和風能。印度打算通過熱能發電和光伏發電兩種方式利用太陽能,并在第十一個和第十二個五年計劃期間逐漸形成規模,在城市、工業和商業設施的覆蓋率達到60%-80%。這項雄心勃勃的使命意在使印度用20-25年時間把太陽能發展成有相當競爭力的能源產業,商業效益要足以抗衡化石燃料的影響。
2.提高工業能效:工業是印度最大的能源用戶,占總消耗量的42%,同時它還是溫室氣體排放的第二大來源,占總排放的31%。2001年頒行的《節能法》為改進能效提供了法律依據,該法規定對九種高耗能產業實行定期考核,敦促其遵守相關能耗標準。政府也通過調整補貼的辦法來引導部分企業主動實施節能改造,如化肥行業等。此外,通過改用液化天然氣、技術升級換代的辦法也可提高能效。估計到2031年,工業生產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將因此減少6.05億噸。
3.建立可持續的人居環境:交通運輸、商業以及住宅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也相當驚人,成為印度第三大溫室氣體排放來源。因此,這項國家使命將通過在居家和商業機構推廣節能、處理固體廢物和鼓勵城市公共交通等方法來確保人居環境的可持續性,降低碳排放。一方面,政府要著力進行節能公共宣傳;另一方面,還要積極開發包括節能建筑、材料、設備、照明在內的各種產品。如果按照印度《節能建筑規范》的要求,建筑能效將可提高50%。對于城市固體垃圾,印度政府將進一步提高其回收利用率,這樣也能達到降低碳排放的效果。鼓勵城市公共交通是解決現代城市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而導致出行量提高的最好途徑。此外,印度政府還打算采取擴大生物柴油、壓縮天然氣使用范圍、報廢老舊車輛、推行更嚴格的車輛排放標準等綜合措施。
4.其他措施:毫無疑問,上述三項國家使命將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控制和逆轉氣候變化趨勢產生積極的影響。但它們涵蓋的范圍和所起的作用仍不夠全面,因為作為溫室氣體排放首要來源的電力行業必須被納入國家行動計劃。目前,印度發電行業所用能源中有66%是化石燃料,而且這其中又有55%是有效利用率極低的煤炭。在這種局面未來50年內可能都無法改觀的情況下,利用高新技術和替代能源改造電力行業顯然更切合實際。這些措施包括:推廣能提高煤炭燃燒效率的超臨界技術和煤氣化聯合循環技術;建設以天然氣為燃料的電廠;為核電項目開發快中子增殖和釷為燃料的熱核反應堆;降低輸變電損耗率;發展水電;開發其他可再生能源。
(二)提高氣候變化適應能力
適應性措施、策略和政策可以幫助減輕無法逆轉的氣候變化帶來的許多影響。據相關統計數據,印度目前用于提高氣候變化適應能力的開支超過GDP的2.6%,主要用于農業、水資源、衛生保健、海岸基礎設施和極端氣候現象等領域。國家行動計劃在選擇低碳化發展道路的同時,也對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該計劃確定了五項國家使命,分別為水資源利用、可持續的喜馬拉雅生態系統、綠色印度、可持續的農業以及有關氣候變化的戰略知識,均與提高印度國家和民眾適應氣候變化能力直接相關。具體而言,提高水資源管理能力能夠幫助印度抵御強降水和干旱造成的影響;維持喜馬拉雅生態系統、防止冰川過快融化、保護生物多樣性能為印度提供穩定的淡水資源和生物資源;提高森林覆蓋率、保護雨林的生物多樣性,逐漸改變人們把森林作為燃料來源的習慣;加大對旱地農業、風險管理、信息共享和生物技術的關注力度,提高農業生產對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保障糧食安全和經濟發展;加強氣候變化領域的科學研究和知識積累,建立和完善印度氣候數據信息庫,開發氣候模型,以便準確預測氣候變化趨勢和極端氣候現象。
印度政府為了提高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還針對極端氣候加強了災害應急管理措施。例如,在第十一個五年計劃中把災害應急管理的重點放在防災、減災和備災工作上。采取三項具體措施確保防災、減災和備災工作的實際效果,即在基礎設施建設的設計中提高抗災設計等級、加強災害應急通訊網絡的建設、強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災害應急管理中的責任分工。原本主要由政府承擔的災害應急管理職責現在已經分配給企業、媒體、非政府組織和民眾自治組織等社會力量。政府把災害教育提到戰略高度,大大提高了民眾的意識和抗災能力。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還通過法制和能力建設來推進災
害應急管理水平的提升。
四、中國與印度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開展雙邊合作的探討
中國與印度具備氣候合作的良好基礎。中國與印度同為發展中大國,而且代表了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一致利益。這決定了中國與印度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的根本立場是相同的。正如印度學者蘇迪爾?切拉?拉揚博士所說,印度完全支持77國集團和中國的立場:《京都議定書》附件一的國家應履行它們在《京都議定書》和《巴厘島行動計劃》中的承諾,提出進一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目標,同時向非附件一的國家提供技術和財務援助,幫助它們降低碳排放量。不僅如此,中印兩國在氣候變化中也面臨著許多共同的問題,包括國內經濟高速發展對能源需求旺盛、能源結構不合理、高度依賴石油進口以及煤炭等低品質能源所占比重偏高等。這種同命運、共患難的局面為兩國合作尋求解決辦法提供了前提和強大的動力。
中國與印度目前開展的氣候合作總體上積極而健康,而且取得了實際的成果,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中印在氣候公約框架內為匯聚發展中國家的力量做出了表率。中國、印度、巴西和南非四個主要發展中國家在哥本哈根峰會上共同提交了一份草案,反對發達國家提出的約束性減排目標。這種同呼吸、共進退的統一戰線是保護發展中國家利益的最好武器,同時也能幫助發達國家清醒地認識到在氣候問題上不存在發達國家主導的單邊格局。二是兩國在2009年10月就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合作達成了廣泛協議,包括溫室氣體減排、技術轉讓、提高能效和可再生資源利用等。
篇10
關鍵詞: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國內工作;啟示;建議
中圖分類號 P95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4)05-0014-05
氣候變化造成的損失與危害(Loss and Damage)已經威脅到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氣候變化每年奪去近40萬人的生命,全球變暖的經濟影響也已經造成每年超過1.2萬億美元的損失,相當于全球GDP的1.6%[1]。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多邊治理框架下,應對氣候變化的減緩與適應進程進展緩慢,因此氣候變化導致的損失與危害急需更加直接的解決方案[2]。小島嶼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遭受海平面上升、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等造成的損失與危害十分嚴重,為維護國家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以小島嶼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正推動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公約)下建立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的國際機制,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共鳴[3]。我國部分區域對氣候變化高度敏感,加之近年來極端天氣氣候事件頻發,氣候變化帶給我國的損失與危害也逐年加劇,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損失與危害問題已經成為關系國內民生的重大問題。因此,研究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國際機制的背景與內涵,尤其是梳理出這種國際機制對于國內相關工作的啟示,對于推動國內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工作具有借鑒意義。
1 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國際機制的背景與涵義
1.1 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國際機制的由來
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國際機制是在《公約》下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議題談判中逐步形成和演變而來。2007年,巴厘行動計劃要求締約方考慮特別脆弱的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相關損失與危害的方法與策略[4]。2008年在波茲南會議(COP14)上,小島國聯盟首次提出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的多窗口機制[5]。2010年第十六屆締約方大會(COP16)的《坎昆協議》中決定建立一項旨在考慮特別脆弱的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相關的損失與危害方法的工作計劃[6]。2011年第十七屆締約方大會(COP17)的《德班協議》中提出締約方之間開展討論以加深對損失與危害問題的認識[7]。2012年,由于IPCC《管理極端事件和災害風險推進氣候變化適應》特別報告的推動[8],以及發展中國家利用發達國家急于關閉巴厘路線圖授權的有利機遇,小島嶼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在損失危害問題上提高要價、尋求突破,使損失與危害問題突然升溫,在多哈舉行的第十八屆締約方大會(COP18)上,成為影響大會能否成功的關鍵議題之一。最終,《多哈協議》決定在第締約方大會(COP19)上建立應對損失與危害的機構安排[9]。
1.2 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國際機制的涵義
學術界尚未對損失與危害問題形成統一的定義,但基本認同氣候變化的損失與危害是人類通過減緩或適應未能避免的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10],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由于政治決策與行動遲緩、資金技術缺乏等限制導致減緩或適應行動不能完全消除氣候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存在“殘余的損失與危害”;二是某些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是當前人類無法采取適應行動的,如海洋酸化;三是按照應對氣候變化行動“成本-效益”的原則,采取行動的成本大于收益而放棄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形成的損失與危害。由于當前人類應對氣候變化實踐的現狀決定了氣候變化的損失與危害已不可避免,因此建立專門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的機制就成為必然選擇。目前,最具代表性的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的國際機制――多窗口國際機制主要通過保險、恢復與賠償、風險管理應對損失與危害:保險部分支持小島國聯盟、最不發達國家和其他特別脆弱的發展中國家,通過創新性的保險工具,幫助管理、傳播、對沖、減少和轉移與氣候變化相關災害的經濟風險?;謴团c賠償部分用于應對漸變事件的不利影響,比如海平面上升、溫升、海洋酸化。由發達國家出資建立“國際保險基金”補償小島國聯盟、最不發達國家和其他特別脆弱的發展中國家因漸變事件造成的損失與危害。風險管理部分通過發展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工具,加強減少風險措施的實施,增加技術和資金支持來減少與氣候變化極端事件和漸變事件相關的風險[5]。
2 國內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相關工作的現狀
目前,我國沒有建立針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的應對機制。但現有的自然災害應對機制為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提供了基礎,主要有三種:一是國家財政轉移支付,二是社會捐助制度,三是自然災害保險。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是以各級政府之間所存在的財政能力差異為基礎,以實現各地公共服務水平均等化為主旨而實行的一種財政資金轉移或財政平衡制度。向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物品與服務,不僅是現代國家在民理念的重要體現,而且是國家政權及其財政合法性的基礎和來源。因此,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具有穩定器的功能,是處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間關系、實現各地財力均衡和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制度安排。自1994年以來,我國財政轉移支付中的專項補助主要用于特大自然災害的救濟費用。如汶川地震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1 000億元,財政部、民政部下撥災后重建補助資金300億元。同時,通過地方政府對口支援建設的形式,實質上形成地方財政的轉移支付[11]。
社會捐助是慈善的一種最常見的表現方式,是我國遭受重大自然災害恢復重建過程中的重要資金和物資來源機制,汶川地震災區接受的社會直接捐助超過100億元。目前,我國的社會捐助制度尚在發展過程中,經常性的社會捐助制度正在建設。
逐步由一種零散被動的行動演變為經?;⒁幏痘椭贫然幕顒?,創新型的社會捐助制度
正在建設。目前已經建立運行的是經常性社會捐助公示制度。但與先進國家對比,仍存在捐
贈與需求之間信息不對稱,社會捐贈的市場化程度較低,捐助來源單一,缺乏相應的激勵機
制等問題。在進一步發揮民間組織在社會捐助中的作用,明確社會的稅收優惠政策以及社會
捐助違法行動的法律責任,提高捐贈款、捐物管理和使用的透明度等方面仍待提高
[12]。
自然災害保險是運用市場機制,增強社會和個人對自然災害承受能力的良好做法。在市場機制發展較好的國家普遍應用于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自然災害損失與危害的風險轉移。
減輕政府救濟和居民自救壓力。我國習慣運用行政手段進行災害管理和救助,但政府在重大
自然災害補償中的比例不高,大約在3.5%左右,居民自我負擔比例約為90%以上。同時,
盡管社會存在對自然災害保險的強烈需求,但國內保險市場的自然災害保險產品極度匱乏。
一般保險公司不提供巨災保險,財產險均將洪水等自然災害作為免責條款,被保險人無法從
保險公司獲得相應賠償。如汶川地震后獲得保險業的賠付只占全部經濟損失的0.21%。因此,
進一步加強和推廣自然災害保險,建立全國性的自然災害市場化應對機制對應對氣候變化的
損失與危害具有重要意義。目前,在宜興、蘇州等地區正在開展農業自然災害保險的試點,
嘗試適應農業自然災害不平衡發生的規律,具有自我調節、自我平衡的功能,在補償災害損
失、恢復生產、保障災民生活、保持農業可持續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并且為全國自然災害
保險機制的建立積累經驗[13]。
3 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國際機制對國內相關工作的啟示及建議
3.1 構建我國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損害框架系統
我國氣候災害涉及面很廣,受災程度較深,僅依靠個人、家庭和企業難以應對氣候變化的損失與危害,若借鑒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國際機制,建立我國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的系統將可能極大的推動我國應對氣候變化工作。借鑒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國際機制的框架,將氣候災害損失與危害通過商業模式、政府分擔和社會力量援助等形式,損失與危害實行分級、分層分擔,有助于受災人群和地區的快速重建。我國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的機制尚未成形,建議從三個方面進一步探索:一是適度調整政府過度承擔的災后重建模式,將財政轉移支付由災后應急的、臨時的和隨機的模式轉向災前系統的、穩定的、長期的災害防治機制;二是探索制度化、規范化的災害捐助制度,加強捐助過程的公開、透明、高效和公平,引導社會資源有效的參與到自然災害的重建和恢復過程;三是逐步建立和擴大自然災害的保險制度,通過公共和私營資金的合作,減少自然災害對經濟社會運行的沖擊,最大化的減少氣候變化導致的損失與危害。最終,形成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相關的政府財政轉移支付、救災捐贈體系和農業災害保險等的整合機制。
3.2 充分利用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機制中的保險工具
保險工具是應對極端氣候事件損失與危害機制的核心作用點,在損失與危害國際機制設計中充分突出保險作用的創新性模式,給國內保險相關領域潛力開發帶來啟示。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國際機制中的保險部分包括無法采用符合成本/效益原則的行動來應對的中等或很高氣候變化風險,分為兩條線:對中等頻度和低影響程度的氣候風險,氣候保險援助機制通過公共或私人保險,以及其他社會保障體系支持脆弱的地區。比如,對農業的宏觀保險、國家的風險基金。對低頻度高影響程度的氣候風險,提供金融安全網來應對[14]。國內氣候保險、特別是農業災害險已經初具規模,在近年氣候災害的應對過程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仍面臨機制創新不足、市場機制作用發揮不充分、參與程度有限等問題。國內應該通過借鑒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國際機制中創新的保險機制,如加勒比海地區颶風災害基金、慕尼黑氣候保險計劃等[15],發展具有我國特色的氣候災害風險分擔機制,充分發揮我國氣候保險在應對災害、維護農民生計、社會穩定方面的獨特作用。建議針對氣候災害的特點,重點發展巨災類保險產品的研究與開發。在現有農業災害險、財產險的基礎上,發展氣象災害保險/再保險,建立完善的保險產品體系系統設置,適度增加政府的引導和財政支持力度,不斷擴大氣候災害保險的覆蓋度和受益度。
3.3 加強國內重點區域和領域的氣候變化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可有效減少氣候變化帶來的損失與危害,啟示國內重點區域和領域需要加強風險管理以更高效地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氣候變化變化損失與危害國際機制中風險管理模塊主要通過發展風險評估和管理工具,加強減少風險措施的實施,增加技術和資金支持來減少風險。如英國應對海平面上升和洪水風險的泰伍士河大壩、荷蘭綜合管理洪水災害風險和淡水供給的三角州地區治理機制、歐盟的城市地區綜合應對熱浪、洪水和水資源短缺風險的組合行動等,均有效減少氣候變化對區域和領域的風險[16]。國內農業、水資源、林業等領域,城市、海岸帶等區域面臨較高的氣候變化風險,通過風險減少措施,特別是增加技術和資金投入,加強對重點區域和領域氣候變化風險的管理。建議加強重點區域氣候災害風險管理,對城市、海岸帶等氣候災害高風險區域加強管理,通過建立完善的風險預估、災前預警、災中救助和災后恢復等機制,有效降低重點區域的氣候災害風險,維護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安全。
3.4 開展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機制的科學基礎研究
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機制存在科學不確定性,國內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工作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相關科學基礎也急需加強。首先,由于《公約》下氣候變化的定義是狹義的,特指工業革命以來由于直接或間接人類活動排放溫室氣體改變地球的大氣組成導致的氣候變化,不包含氣候的自然變率?,F有科學認識無法準確的區分氣候自然變率和人類活動導致氣候變化在遭受的損失與危害中的貢獻[17]。其次,與氣候變化相關的損失與危害的空間范圍巨大,涉及的類型和種類多樣,幾乎全球所有國家都面臨與氣候變化相關的損失與危害,廣義上包括人員傷亡、經濟損失、生態破壞、環境污染、文化和社會傳統等[18]。國內開展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工作也需要加強損失與危害的定義和范圍等基礎理論研究。第三,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機制需要堅實的數據基礎。同樣,國內也需要建立具有共識的氣候變化損失與損害的科學評估方法,還需要收集、獲得全國范圍內準確的損失與危害的數據開展評估。建議系統開展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應對機制的研究,探索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的歸因,深入分析損失與危害問題的內涵,加強損失與危害評估理論、方法和數據獲取等方面的研究,增強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問題的科學基礎。
3.5 警惕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機制帶來的出資壓力
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的機制仍在設計與談判過程中,由于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和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長,存在為損失與危害補償方面出資的壓力。雖然,《公約》第4.3條中關于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的責任認定是非常明確的,發達國家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17]。但近年來,美歐等發達國家竭力逃避和轉嫁自身責任,強調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所有國家在氣候變化面前都是脆弱的,在國家驅動的原則下,損失與危害是各國自己的問題,應該由各國對自身的損失與危害負責[19]。同時,發達國家向新興的發展中大國施壓,讓與發達國家“具有同等能力”的發展中國家在損失與危害補償方面出資,承擔出資義務[20]。小島國聯盟在損失與危害機制中提出“污染者付費”原則,也不符合《公約》由發達國家承擔歷史責任的宗旨,有向發展中國家轉嫁責任的風險。建議應對氣候變化損失與危害談判工作需要早做準備,明確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的定位,不能承擔與發達國家“具有同等能力”的責任,并制定損失與危害機制談判中“污染者付費”責任的應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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