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經濟的解決措施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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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泡沫經濟；原因；影響；啟示
一、日本泡沫經濟的產生、發展和破滅
對于泡沫經濟的理解，國內外專家達成兩點共識：第一， 市場中有很多因素，比如資本價格的變化，服務業的繁榮等等，以及人們投機的心理，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泡沫的出現成為可能。第二，人們經濟生活與泡沫經濟的出現息息相關。市場的異常興奮，都體現在人們的不理智，這種不理智讓泡沫越吹越大，隨之而來的是人們欲望的不斷膨脹，最后造成的結果是泡沫越大，破滅后損失越慘重。
1.日本泡沫經濟的產生
第一，股價上漲。日元升值造成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對日本實體經濟的沖擊，日本經濟遭受微創，股市應該走低，但股市卻反常性的走高。日本經濟陷入嚴重的困境。政府試圖調用指令，提高股市的價格，黃金貸款已用于購買，銀行系統遭受嚴重損失，但銀行掩蓋這些損失。
第二，地價上漲。地價走高導致股價走高，股價走高反過來更促進地價的瘋漲，資產價格和實體經濟相互借彼此增長，形成一個巨大的泡沫。
2.日本泡沫經濟的發展
1987年，日本的泡沫經濟表現在以下2個方面：
第一是股市泡沫。1989年，僅東京證交所上市公司的市值總額就超過了當年的GDP，日經平均指數更是從13114點上升到38915點，增加了兩倍多，可見股市泡沫之嚴重。
第二是房地產泡沫。在1990年，世界經濟范圍內有名的新聞便是僅東京都的地價總額便相當于美國全國的地價總額，這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
3.日本泡沫經濟的崩潰
泡沫經濟的崩潰主要表現在以下4個方面：
第一，地價和股價泡沫崩潰。
1991年第二季度起，直到2005年1月，土地價格下跌了一半左右。股價從1989年的最高點跌了約39000日元到2002年的最低點，約8000日元，同比下降約80%。1991年第二季度開始的土地價格下落，成為泡沫崩潰的起點。1992年，地價漲幅從去年的14.1%下降到10.4%。1999年以后，土地價格下跌，部分進一步擴大。2004年的8.4%，是土地價格下降的最大跌幅。
第二，不良債權大量產生。
土地和股票價格暴跌，銀行產生大量不良貸款。日本的銀行和金融機構不透明，導致銀行不良貸款各種事故。 1993年3月，政府公布的各類銀行不良貸款8萬億日元。一些研究機構估計為46萬億日元至56萬億日元。1998年，日本放寬貸款條件，債權人，不良貸款統計。1996年，政府宣布，銀行不良貸款余額為35億日元（包括低迷的債務，損失索賠，利息減免索賠）。
有些研究人員估計，不良貸款超過了100萬億日元。增加的不良貸款，迫使銀行利潤和資本進行處理，銀行的盈利不足以彌補索賠損失所造成的銀行本質上是陷入虧損，缺乏股權資本，信貸能力下降。
第三，銀行等金融機構大批倒閉。
銀行的不良貸款不斷增加，日本民眾和企業對銀行信任不斷下降，甚至使金融體系產生動搖。由于銀行股票大幅下跌，陷入流動性危機，銀行間拆借資金困難，致使銀行大量破產。
后來，政府債券信貸銀行，長期信用銀行和其他各大銀行，各大保險公司關閉了一個又一個，以日本的經濟和社會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只胚\行在一些地方，在穩定的情況下，存款限額保險制度停止執行政府擔保，并承擔破產的銀行和破產家庭儲蓄和被保險人的保險公司全額支付。幾年后，銀行破產潮消退，動搖了居民和銀行存款的限制保險制度不能被重新引入，一再推遲。
二、日本泡沫經濟的原因分析
1.大量過剩資本的沖擊是引發泡沫的根本原因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泡沫經濟便是一對矛盾的激化，即大量過剩資本與相對稀缺的投資機會，這便必然導致資產價格的猛漲。20世紀70年代年代中后期，日本開始進入低速增長期，資金供應并沒有減少，但有利的投資機會減少，這就導致金融證券、房地產投資等行業使用了這部分資金。而且，20世紀80年代后，強勁的出口優勢，貿易盈余的不斷擴大，也造成了國內資金額的進一步增加。
2.日元升值后反蕭條政策力度過大
1986年一個顯著的日元升值后，日本出現了整體性經濟衰退。日本政府采取放寬的貨幣政策。 1986年2月至1988年3月調節貼現率四次，同比下降2.6%，低層次的折價率一直持續到1990年5月。 1987年10月“黑色星期一”股價暴跌，日本經濟繼續強勢上漲，貨幣政策應擰緊松動，但為了防止股票價格和經濟衰退，緊縮措施。
3.金融本體開放化過程中導致風險管理薄弱
20世紀80年代，金融本體開放化和非金融機構的快速融資擴金融衍生品業務快速發展。足夠的資金，積極融資，財務機制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風險管理不嚴，關注抵押品價值，蔑視審查職能的金融資產，投資過熱等因素推動股市和房地產價格上升顯著。
4.景氣超出政府預期，投資者過度樂觀導致過度投資
日本經濟在石油危機之后，減少了對石油資源的依賴，非制造業的快速增長配合日元升值，大量高收益機會被創造出來。1988年之后，經濟保持高速增長，連續第四年超過政府的預測，新的奇跡見證了日本的經濟。這一長期的繁榮繼續超出很多人的預期，企業家誤認為經濟將長期延續。日本公司的股票被低估了，成為了公眾對于股票早期下落的普遍認識。由于各種因素，支持企業技術發展，提高競爭力，價格將恢復上漲。企業家預期高，導致過度投資。
三、中國經濟與日本經濟的相似之處
1.九十年代初中國經濟出現泡沫而后崩潰
1992年中國沿海房地產某些領域出現泡沫。深圳、三亞、北海等城市發展的土地價格，寫字樓房價很短時間出現暴漲。三亞，北海和其他投機資本聚集地，房地產價格上漲速度在短短幾個月內，超過了東京市中心最快的房地產價格上漲速度。1993年7月，國家采取了控制措施，沿岸一些地區的房地產泡沫迅速崩潰，各大金融機構在危機時幾近破產，一系列事件導致整個金融體系和宏觀經濟近乎崩潰。
到目前為止，三亞、北海仍然崩潰的泡沫遺留下來的未完成的建筑和未經處理的不良資產仍隨處可見。這一次爆發的房地產泡沫及其崩潰，直到現在，也對中國經濟造成了嚴重后果，使中國經濟出現了巨大倒退。
2.九十年代后半期經濟下滑，通貨緊縮
1993年上半年，宏觀調控部門采取軟著陸措施控制經濟過熱。自改革開放以來，盡管價格和需求相互影響，通縮螺旋下落時有發生，但如此嚴重的情況確實從未有過
3.貨幣調控寧緊不松，加重通貨緊縮
從1999年到2003年，通貨緊縮，綜合經濟衰退。同期，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速下降至15.2%，年平均增長，1980年比1997年低9.4個百分點，貸款的增長速度降低到12%，宏觀經濟之間已經沒有可能過熱和通貨膨脹，貨幣寬松政策，增加貨幣和貸款增長的量不會造成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能起到緩解和消除通貨緊縮的作用。
四、日本泡沫經濟對中國的啟示
1.于經濟上升期嚴防資產泡沫暴漲
從日本泡沫經濟崩潰的嚴重后果，可以看到泡沫經濟的危險。我們應當采取措施，預防泡沫經濟的出現，如果泡沫出現的話，我們應當想盡一切辦法使泡沫破碎。但這將造成對金融體系和宏觀經濟的嚴重打擊，如果擔心遭受打擊，并采取溫和的措施，以維持泡沫，卻會使經濟泡沫越來越大，甚至造成更大的災難。所以如何權衡利弊，把握尺度才是關鍵。
2.不宜謹慎過度防范泡沫造成經濟下滑
泡沫經濟崩潰后，日本經濟進入了長期的低迷，這讓本來在狂熱之中的日本人重回理性，但也使得日本人變得謹小慎微，日本銀行和其他宏觀調控部門害怕重蹈泡沫經濟的覆轍，因此采取了嚴格的金融監管，并長期不敢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這便使得日本經濟在泡沫經濟后長期一蹶不振，反而阻礙了應該得到發展和恢復的經濟，因此中國政府應當采取嚴格的監管，但同時，一定要防止出現過猶不及的做法，過度抑制市場，又會打消投資者的積極性。
3.擴大投資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應當徹底停止，防止復出
日本政府實行了多年擴大投資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不斷擴大投資，促進經濟發展，其造成的結果是，造成了金融業的困境和總體經濟的衰退。1997年，日本政府采納民眾以及學術界的整體意見，將擴大投資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緩慢退出歷史舞臺，這在日本全國達成了空前的一致，大部分人并不存在懷疑，因為大家深受泡沫經濟其害。
4.市場化改革力度應適當
日本政府在泡沫經濟后面對巨大的壓力，為了解決經濟衰退的深層問題，采取了快刀斬亂麻的方式，釜底抽薪，裁減公司人員，改革會計制度，采取從深層次出發解決問題的思路。
中國的情況雖然和日本的情況十分相似，但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的，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在推進市場醫療化，教育產業化的同時，也暴露了很多的問題，譬如居民收入增長過慢，難以承受消費需求下滑等難題。這與日本當年的情況還是有很大區別的。中國的市場化現在并不十分發達，與中國一段時間實施過計劃經濟有部分關連，市場化的理念和深入程度都不及日本，應該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和進程，更加注重公眾利益和承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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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關于經濟的泡沫化現象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準確的定義。我認為,所謂泡沫經濟就是資產價格(具體指股票與不動產價格)嚴重偏離實體經濟(生產、流通、雇用、增長率等)暴漲,然后暴跌這一過程。日本的泡沫經濟是在1985年的“廣場協議”之后,由于日本銀行實行過度緩和的超低金利政策開始產生的。一般來說,泡沫經濟的產生需要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1.作為初期條件,整個宏觀經濟必須首先處于一種非常好的狀態,經濟狀況不好,絕對不會產生泡沫經濟。
2.人們對于將來普遍抱有極其樂觀的、玖瑰色的憧憬和期待,并過度相信經濟景氣會永久持續下去,整個社會為此陶醉,人們特別是決策者聽不進謹慎相反的意見,對于風險處于一種麻木的狀態。
3.泡沫經濟的膨脹必須有大量的資金供給做支持。此時固然會有大量的海外投機“游資”涌入,但更多情況是中央銀行采取過度緩和的金融政策和民間金融機構過度的信用供給。
4.在以上三個條件具備的基礎上,還需要有起導火索作用的某種契機,這種契機可能是經濟環境的變化、政府的某種政策及導向、投機游資的涌入等等。當以上四個條件具備了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或者市場經濟體制下,泡沫經濟就會產生。泡沫經濟并不是一種稀有的經濟現象,它的產生遵循一定的法則。如果政策得當在某種程度上完全可以阻止。日本的股價(日經225指數),在1985年至1989年4年間上漲了3倍。
地價遲后一年,到1990年9月也上漲了3倍,期間GDP只增漲了1.27倍。20年代后期的美國,90年代前期的北歐(芬蘭、丹麥)以及80年代中期的東南亞各國幾乎都是在大約4～5年的時間里資產價格上漲3倍左右之后,開始崩潰?？梢娰Y產價格如果年增長率25%,5年間上漲3倍,那么這種繁榮就走到了盡頭,泡沫就要開始消滅。資產價格的暴漲不可能永久持續下去,一定期間保有資產的收益是資產的利用收益(企業收益、不動產租金)與資產的預期收益之和。如果人們對資產價格預期上漲,資產價格的高漲就會持續,但是如果由于某種契機,這種預期是負的,那么暴漲的資產價格就會下跌。一旦人們從泡沫經濟的陶醉中醒來,在投機資金作用下,暴漲的資產價格便會迅速下跌,泡沫經濟開始破滅。
如果賣方是用自己所有的資產,買方用自己所擁有的現金進行交易,這種情況實際上是一種零游戲,也就是說一方投機的收益是另一方投機的損失,兩者的純損益是零。如果兩者在經濟中的作用是同方向的,那么這種泡沫交易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就是中性的。但是如果這種交易有信用參與,也就是用銀行借貸資金來進行交易,那么泡沫經濟的產生和崩潰就不只是打擊損害微觀主體(企業、銀行、個人),而且會對宏觀經濟產生惡劣影響。
二、資產價格泡沫化影響宏觀經濟的三個途徑
1.分配效應泡沫經濟產生前后,實物資產、金融資產的保有結構,在個別經濟主體、經濟部門門之間會發生相當大的變化。即使某些經濟主體、經濟部門的支出行動沒有變化,其保有資產分布比重也會變化,從而對宏觀經濟產生影響。
2.財富、資本成本效應如果企業生產成本的大部分是股票狀態,股票又由眾多人持有,同時土地也是由眾多的個人所有,那么如果股價、地價暴漲,這些擁有者的資產(財富)的評估額就會大幅度提高。比如日本在1985～1989年的5年間,股票的評估價額幾乎與GDP相當,土地的評估額也直線上升,為GDP的2.5倍,二者合計即資產的評估收益為GDP的3.5倍。這當然要產生財富的支出效應,由于資產的評估額無限上漲,泡沫越吹越大。家庭支出、企業支出增加,財政稅收增加,同時,財政支出也增加,有效需求得到了過度的刺激,經濟一片繁榮。這使得金融部門對將來的預期更加樂觀,積極借貸融通資金,從而使得實物經濟與金融二者相互作用象螺旋一樣沖向頂峰,加速了泡沫經濟的形成。由于這種支出增加是建立在虛擬的資產收益上,從而極大地扭曲了資源的有效配置。比如泡沫經濟時期的日本,高級轎車、寶石、美術品、名牌服裝、高爾夫俱樂部等高檔奢侈品的消費過度增大。還有股價暴漲使得股票發行成本降低,從而誘發企業過度投資,造成巨大消費。這種浪費不僅限于物,還造成人的資源浪費,泡沫經濟時期,銀行、證券業以高薪雇傭了大量的優秀大學畢業生,而現在泡沫經濟破滅,經濟衰退,這些人材大部分又被解雇,浪費的同時成為社會不安定的原因。而且更為嚴重的是泡沫經濟腐化人們的心靈,坐在桌子前打打電話,發發傳真,就能獲得巨額財富使人們喪失了流血流汗辛勤工作的精神。泡沫經濟并滋生金錢萬能,有錢能使鬼推磨等低俗的“拜金主義”,破壞社會風氣。在日本社會從內部腐爛潰崩之前,泡沫經濟破滅了,我認為這是一件幸事。
3.債權債務結構的變化效應通常,在資產交易中,購買資產的錢并不完全是買方的自有資金,其他大部分是銀行或通過發生債券等方式的借款。在日本,長期以來銀行一直認為以不動產作抵押擔保的貸款是安全的,特別是戰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地價一直上漲,從而使人們迷信日本的地價永遠不會下跌這一神話。下面我們來看一下泡沫經濟破滅前后的債權債務關系。泡沫經濟時期,資產出售者以較高的價格出售資產,獲得貨幣或者貨幣金融資產,資產購入者主要是以銀行的借款取得資產。泡沫經濟破滅,資產價格暴跌,對于銀行來說,其資產負債表上的資產與負債同時增加。但是,由于擔保不動產的價格下跌,借入者無法獲得收益償還借款,結果是銀行的不良債權增大,銀行為了化解不良債權不得不收縮信用,從而導致經濟萎縮,這一過程就是美國經濟學家費雪在1933年闡述的債務緊縮理論。日本經濟,在1985年到現在15年的時間里所經歷的過程正是費雪所論述的。
日本,從1985年開始到1989年,銀行貸款的增加額為128萬億日元,其中62萬億是貸向不動產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進入90年代,銀行的貸款,相當一部分已成為不良債權?，F時點日本的銀行不良債權(最近不良債權的定義是推遲償還本息3個月的債權),有人說是30萬億(占GDP的6%),有人說是70萬億(占GDP的12%)。如果扣除以出售方式收回的那部分,純粹損失掉的不良債權額不會很大,但是我想至少應該占GDP的2～3%(日本GDP總值為500萬億日元)。到目前為止,日本的不良債權處理并沒有結束,不良債權的處理不只是帳薄上沖銷,還要變賣抵押擔保物,現在日本總算同時開始了不良債權的名義處理(帳薄沖銷)和實際處理(抵押物拍賣)過程。
三、泡沫經濟的事后處理
處理的基本原則應該是,從事投機活動失敗者的損失必須讓其自己填補,為什么?因為投機活動中的利得裝進了投機得勝方的腰包。但是,現實的問題是投機者的資金是由銀行提供的,投機失敗投機者無法償還貸款,所以銀行的經營者必須承擔責任,損失應該由銀行的股東承擔。但是,商業銀行在把存款人的儲蓄貸給企業發揮金融中介機能的同時,還承擔著國民經濟體系的支付結算功能。銀行是結算體系的核心、高效的支付系統支持高效的貨幣經濟,這一系統哪怕是一分鐘的中斷,現在的經濟體系就無法維持。因此,償付能力大于零的銀行如果出現一時的流動性不足,中央銀行等金融機構應提供幫助。還有小額存款者的存款在一定程度上應該得到保護。為此,制定并遵守正確評價有問題銀行的會計基準極為重要,同時銀行監督者還必須迅速對有疑問的銀行的資產、負債額作出盡可能正確的評價。如果某家銀行已無清償能力,或者自有資本比率已接近零,那么就應迅速將其關閉,讓其退出市場。這種處置越快越好,損失應由銀行的所有者及大額債權人承擔,這是自己責任原則。讓有問題銀行退出市場,宏觀上看有助于提高金融部門的效率。
銀行破產,會給善良的存款人和借款人造成不便和經濟損失,特別是在某一地域處于重要地位的銀行更是如此,如北海道拓殖銀行,去年秋天破產,當時給許多客戶帶來困難。但是,對此應迅速采取緊急對策,而不能以此為理由讓問題銀行繼續存在下去。泡沫經濟破滅以后,銀行體系的清理、修復、再建,不應是片面、漸進和局部的,而應該盡可能早地采取果斷的措施一鼓作氣處理完畢,這樣可以減少處理泡沫經濟的成本。采取片面、漸進處理方式的日本就是一個失敗的例子,而美國與瑞典在其泡沫經濟破滅后,采取一鼓作氣、果斷的處理方式,損失較小,取得了成功。片面、漸進、局部式處理方式成本高的理由是:1.處理時間長,不良資產中能夠收回的那部分變得越來越小,呆壞資產的比重增加,同時已經沒有效益的銀行繼續存在,浪費繼續,損失增加。2.破產一個處理一個,破產一個處理一個,而實際上每次都要動用國民的錢,這樣會使國民喪失對政府貨幣當局的信任,并加大將來可能會更加不穩定的預期,從而導致經濟活動萎縮。3.處理時,必須對泡沫經濟的責任做出說明,并嚴厲追究泡沫經濟的實際責任者,損失,誰造成的誰償還,對違反法律、法規的行為必須加以刑罰,否則,公平的原則被破壞,市場的正義就不成立了。
四、金融改革與泡沫經濟
金融管制是以30年代的大蕭條為契機,從美國開始的,當時日本、英國等也都仿效美國實行金融管制,這種趨勢大約持續了近半個世紀。但是進入70年代后期,美國又率先開始了放松金融管制,推行金融自由化,并持續到今天,這種趨勢恐怕21世紀也不會有大的改變。金融自由化的理由:1.信息通信技術革命。2.經濟的全球化。3.財富積累增加,資產負債運營多樣化的要求。但是,放松金融管制,特別是金融業間的自由化,是各國產生泡沫經濟的一個重要原因,關于這一點就不詳加論述了,只舉一個例子。八十年代,美國的S&L(儲蓄信托公司),開始涉足風險巨大的不動產領域,由于沒有經驗遭到了巨大失敗。瑞典也出現過,商業銀行經營以前沒有從事過的(因管制不能從事)商業不動產貸款而遭到失敗的情況。
在放松金融管制時,應該想到可能會產生的風險以及金融機構可能遭受的失敗,并制定采取相應的對策。但是,在經濟繁榮的初期階段,辨別這一繁榮是否健全,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預防措施是要摘除泡沫經濟的萌芽,但實際上如果判斷失誤就可能把本屬正常的景氣扼殺于搖籃中。對于這個問題,經濟學家有二個建議。如果市場機能相當充分,泡沫經濟產生的可能性就小,完全的市場不會產生泡沫經濟。為此,第一個建議是主張市場透明、信息公開、會計標準化、自己責任原則。日本的早期糾正自有資本比率的措施就是基于上述考慮。但是現實中理想的模式是不存在的,在市場參加者之間,信息的質和量存在差異,資金量也不同,所以如果條件具備,任何國家都有可能產生泡沫經濟。為此,經濟學家提出第二個建議,即必須充分考慮有關防止泡沫經濟產生的對策,其具體方案因國而異。以日本為例,關于不動產金融,作為融資擔保的土地的擔保價值,應比時價低估50%～60%,即采取所謂“擔保系數”規制。關于證券金融,應將自有資本比率同股價上漲率相聯系,采取累進方式。同時,有關土地買賣、股票買賣的收益稅制,要以不誘發泡沫投機為原則,在稅收政策上多動腦筋。產生泡沫經濟后,如果只簡單地采取緊縮金融、收縮財政的一般政策手段,會對泡沫經濟以外的正常的經濟活動(生產、流通、貿易)造成惡劣的影響,這種作法實際上是一種不對著火的房子噴水,而是掘堤淹城的愚蠢舉動。
篇3
關鍵詞：泡沫經濟 貨幣政策 金融改革
引言
一國快速增長的經濟會帶來一國強勢的貨幣。一國貨幣的升值，一方面會給這個國家帶來機遇，而另一方面也會帶來沖擊和挑戰，如果政策不當甚至會造成經濟衰退的惡果。當前的中國和80年代的日本有很多相似之處：來自國際的貨幣升值壓力，同樣的對美巨大的貿易順差、巨額的美元外匯儲備及資產價格的大幅波動。日本泡沫經濟的破裂最終使日本走向了經濟衰退，而未來中國的經濟會有什么結果呢？本文試圖通過日本泡沫經濟的慘痛教訓對中國經濟發展提出一點建議。
一、日本泡沫經濟的產生和破滅
（一）日元升值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日本本國政府大力發展經濟的政策和美國的支持下，日本的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到1968年，其國民生產總值已位居世界第二位，成為繼美國之后的第二大資本主義經濟強國。到1985年時，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家，海外資產凈額規模達到1298億美元。另外，在1980年以后，美國經濟出現巨額的財政赤字和經常項目赤字，也使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債務國。美國錯誤的認為美國巨大的貿易逆差是由于日元被低估導致的，為改善貿易狀況美國迫使日元升值。自1971年開始日本放棄對美元的固定匯率，日元兌美元開始大幅度升值。1985年9月，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五國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在紐約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議題是美元被高估，并就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促使美元貶值達成一致意見，即“廣場協議”。在此之后，日元進入快速升值階段。到1986年底，美元兌日元為1：160，在1995年更是達到日元匯率的最高值，一美元僅能兌換八十日元。日元升值后，日本經濟和出口增長速度減慢，進口增長速度加快，其他經濟指標增長率也出現減緩。但由于日元升值出現的經濟蕭條持續時間很短，在1987年GDP增速回升為3.8%，并于1988年達到6.8%的峰值。從1986年11月到1991年4月，日本經濟迎來了戰后第二個最長的景氣，被稱為“平成景氣”。日元升值對日本經濟的影響只持續了一年多時間，“平成景氣”的出現使日本政府出現了誤判，出臺了許多不合理的政策措施，從而為泡沫經濟的加劇埋下了伏筆。
（二）日本央行貨幣政策的失誤和泡沫經濟的形成
在“廣場協議”框架下，日元持續升值，日本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出口銳減。傳統凱恩斯需求理論認為，一國為保持經濟增長，政府就要干預市場，擴大總需求。日本政府依據這種理論模式，在1986年提出了擴大內需的政策，特別是貨幣金融政策。日本在廣場協議之后連續五次下調法定貼現率，由1985年的5%下降到1987年3月的2.5%，同時貨幣供給大幅度增加。法定貼現率的下調，實際是受到美國方面的制約。在1987年2月召開的議題為穩定美元匯率的羅浮宮會議上，日本接受了美國財政部長提出的“國際政策協調”建議，即日本與聯邦德國維持本國與美國形成的利率差，使得美國的利率始終高于本國利率，以保證美國匯率的穩定，但這種貨幣政策是以犧牲內部均衡來達到外部均衡的經濟政策，事實上是日本政府缺乏貨幣政策獨立性的表現。在1987年日本經濟已經復蘇的基礎上，盲目的擴大貨幣供給和保持低利率政策，無疑會推動資產價格大幅上揚，形成泡沫經濟。在這種寬松的貨幣政策下，過剩的資金流向了股市和房地產領域。在1987年到1990年期間，低利率和充足的貨幣供給刺激了泡沫經濟的投資活動。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方面日本的土地價格急速上揚，土地資產價值超過國內生產總值。另一方面，日元升值后，雖然日本實體經濟出現短暫下滑，但股市沒有下落，而是持續加速，從1985年12月到1987年10月期間，日經平均股價從13113日元漲到26000日元。1987年年末，日本股市市價總額上漲到占全球總額的42%，超過美國股市成為世界第一。1989年12月平均股價又漲到將近39000日元。1985年末的股價總額為196萬億日元，相當于當年GDP的60%，到1989年末股價總額為630萬億日元，相當于當年GDP的1.5倍。股價和地價相互推動，螺旋式上漲。在企業經濟利潤和經濟增長預期上升的前提下，居民消費、企業投資、房地產投資熱情高漲，形成巨大泡沫。
二、對中國貨幣政策的建議
篇4
關鍵詞：房地產經濟；現狀；發展
一、 我國房地產經濟發展現狀分析
1. 房地產市場繁榮，促進了經濟增長
房地產經濟的快速發展，盡管問題很突出，但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的貢獻也是顯而易見的，房產業作為基礎產業，直接帶動了與之相關行業的快速發展，建筑、裝修、鋼鐵、建材、家電、金融等行業都因此受益，而這些行業的發展又會影響更多其他行業的投資熱情，如此一來如滾雪球般推動了國民經濟發展，GDP也可以保持較高的增長速率。另一方面，房地產經濟的發展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住房問題，因為房子建得多了，人們購房機會自然增加了；同時，房地產經濟在配合城市化進程方面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對于改善人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方面發揮的作用也不可否認。
2. 房價漲幅過快過頻，工薪階層買不起房
房價的過快增長，以致一般工薪階層沒有能力買房，這成為房地產經濟爭議最大、怨言最多的地方。據介紹，目前我國的房價收入比已經高居世界之首，北京五環內房價對于中產階級家庭收入的比例達到24，這相當于美國房價收入比的4倍；中小城市房價收入比低一些，但也達到15～20之間。
一方面是很多人買不起房，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商品房閑置，而保障性住房供不應求。國際慣例房屋空置率在5%～10%較為合理，在10%～20%比較危險，在20%以上嚴重積壓，但中國房屋空置率平均水平約在30%，個別城市甚至超過了50%。
3. 銀行信貸非理性化，助長地產盲目投資
房地產經濟的發展需要大量資金，而資金來源主要靠銀行貸款，尤其是房地產商投資前期的融資渠道。通常房地產商從銀行借貸，把房子賣出去，收回成本和利益后再償還銀行。銀行業過去主要投資在生產性項目上，如今更多的是投資在消費性項目上，這是經營理念上的轉變，然而我國信用制度、抵押制度及抵押保險制度相當不完善，因而這方面信貸的過快增長蘊含著極大的風險。一旦房地產經濟出現問題，將對我國整個金融業造成巨大沖擊，這是無法輕視的問題。
4. 政府調控效果微，經濟泡沫風險大
為了抑制房地產市場投資過熱，近幾年國家先后出臺了一系列調控政策，如國務院2010年出臺“新國十條”提高了炒房門檻，2011年公布“新國八條”進一步抑制房價，但房價上漲趨勢并沒有得到根本抑制。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有政府規劃脫離市場、調整脫離實際、土地審批制度不健全等原因。由于出售土地和地價上漲的最終受益者是地方政府，土地審批權也在政府，房地產經濟對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和GDP的貢獻也很大，所以真正抑制房價可能對地方政府并沒有什么好處。結果不顧實際需要盲目規劃和開展所謂的“筑巢引鳳”的建設。調整本應按照市場規律辦事，但實際情況是不尊重投資取向，利用地產批租權強行改變投資方向。
經濟過熱引起泡沫越吹越大，遲早是要破裂的。按國際觀點住宅總值與GDP總量比值不能超過200%，但在我國二線城市都已超過360%，有些城市達到400%，東京房地產泡沫危機時也不過是310%，中國經濟的特殊性可見一斑。
二、 保持房地產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思路和對策
1.健全房地產市場法律法規體系，加大房地產體制改革的力度
我國房地產市場發展時間較短，各地情況差別千差萬別，總體而言房地產市場較不成熟、規范和穩定，相關法律法規雖已出臺一些，但談不上完善，如有些條款實際操作性差，地方政府沒有根據本地情況細化等，因此需要健全房地產市場法律法規體系，提高可操作性和盡快規范房地產市場。另外，應加大房地產體制改革力度，目前房地產市場被定位為純經濟領域，房地產的社會功能受到忽視，因而無法解決公共政策缺失的問題，應當賦予社會功能，構建完善的政策體系，并對觸及核心的土地制度進行改革，解決好房地產業的基礎問題。
2. 綜合土地經濟行政手段調控，完善金融體系結構與信貸政策
房地產市場體制不健全和市場結構不合理是導致房價上漲過快的主要原因，要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調控應綜合土地、經濟、行政手段。土地管理審批制度存在較多問題，亂占耕地、強征用地事件較多，所以規范土地管理應從完善土地審批制度做起，還應建立土地儲備制度和國有土地市場化供應機制，實現土地供需平衡、價格合理。經濟手段應利用好稅收和信貸政策，完善金融體系結構。利用存款準備金和利率制度，控制市場資金流動量，使房地產降溫；利用稅收政策抑制房產投機行為，如通過增值稅、資本所得稅、不動產稅進行調節平衡。房地產金融結構體系應進行調整，增加消費貸款比重，以降低金融風險；建立住房抵押貸款二級市場，通過抵押貸款證卷化，使房地產市場與資本市場納入更加聯系緊密的金融體系中，在分散銀行貸款風險同時也提高了房地產金融的市場化程度和效率。通過政策、征費、限購等行政手段加大對房地產市場的管理力度，控制通過炒房推高樓價的行為。
3.尋求泡沫經濟的突破口，供需關系平衡擺脫危機
泡沫經濟一旦破裂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破壞性將是巨大的，美國次級房貸危機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至今仍在影響著世界經濟，所以面臨地產泡沫經濟困境不能置之不理或坐以待斃，應積極尋求走出困境的突破口?？刹扇〉拇胧┯校?/p>
一是建立全國房地產市場信息監控體系，加強對房地產交易價格的監控；
二是建立全國統一的房地產市場運行預警機制，加強對房地產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預防泡沫危機。
同時，還應著力解決供需平衡問題，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力度。保障性住房只應滿足廣大中低收入階層的需要，因此要嚴防不符合要求的人獲得后借機高價轉租牟利。
三、 結語
總理近期已多次強調，通過房地產調控來擴大內需、調整經濟結構以促進可持續性發展，可見國家對房地產經濟的重視程度。但房地產經濟中深層次的問題非常復雜，危機的解決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共謀出路，才能讓市場回歸理性和正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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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虛擬經濟、泡沫經濟
一、虛擬經濟:形成機理、發展與規模
虛擬經濟是與實體經濟相對應的概念。所謂實體經濟是指物質資料生產、銷售以及直接為此提供勞務所形成的經濟活動,其主要構成部分包括農業、工業、交通運輸業、商業、建筑業、郵電業等產業部門。虛擬經濟則不同,它是指與虛擬資本循環運動有關的經濟活動,也即虛擬資本的持有和交易活動。因此,討論虛擬經濟可以從虛擬資本入手。
所謂虛擬資本,是指與實際資本相分離的,本身無價值卻能帶來“剩余價值”、并具有獨立的價值增值運動規律的各種資本憑證。虛擬資本的形成是與貨幣的產生分不開的。貨幣開始是為突破物物交換的缺陷而產生的一種交換媒介,但貨幣發展到由紙幣取代金屬貨幣,成為一種價值符號以后,在交換媒介功能之外,又增加了價值儲藏功能,從而使貨幣轉化為資本成為可能。在信用關系出現后,資金借貸雙方聯系日益密切,資金需求者愿意向資金供給者支付利息,貨幣產生了“收益”,從而轉化為了虛擬資本(借貸資本)。借貸資本的大規模發展產生了銀行信用,為企業的發展提供融資便利。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企業的規模日益擴大,必然尋求新的融資渠道,于是股票和債券應運而生,它們是最明顯的虛擬資本。在當今全球經濟發展過程中,虛擬資本呈現出越來越豐富的趨勢,資本的虛擬化程度越來越高。繼股票、債券之后,又出現了證券化資產和金融衍生產品。證券化資產是因資產證券化而發展起來的。銀行將住房抵押貸款、汽車抵押貸款、信用貸款等各種信貸資產經過重新包裝后實行證券化,或者在一些低信用等級的證券中加入較高信用等級的證券,并用其作為抵押發行新的證券,從而提高資產的流動性。這樣等于是在本身就是虛擬資本的信貸資產及初級證券的基礎上,又產生的虛擬資本,大大提高了資本的虛擬化程度。金融衍生產品是虛擬化程度最高的金融產品,金融期貨、期權合約的買賣者并不真的擁有合同中規定數額的證券或貨幣,也不必在交易清算時真的買入或者賣出這些證券或貨幣。特別是指數期貨和期權交易,實際上是就指數的漲落打賭,無任何實際對應物,是最徹底的虛擬資本。
與虛擬資本的發展相適應,從歷史和邏輯的角度來考察,虛擬經濟的發展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1、閑置貨幣資本化。這是虛擬經濟的最初階段。例如,當某人持有暫時不用的閑置貨幣,而另一人卻急需生產經營資金時,前者便可將其閑置貨幣讓渡給后者去使用,后者則承諾對借入資金按期還本付息。在這種貨幣的直接借貸行為中,由于貸方并未從事現實的生產經營,而是僅僅憑借代表借貸行為成立的借據或憑證獲取利息收益,因此,這種借據或借貸憑證便成為虛擬資本的雛形,貸方據以獲取利息收益的活動也就是一種虛擬的經濟活動。
2、借貸行為中介化。這一階段的標志就是銀行的產生。在這一時期,貨幣資金借貸主要不再是個人之間的直接借貸,而是表現為以銀行為中介的間接借貸。此時,對廣大的存款人而言,其持有的能夠帶來利息的存款憑證就是虛擬資本。因此,借貸行為的中介化實際上意味著虛擬經濟活動的社會化,這種社會化由于能夠擴大社會的資金借貸規模,提高社會范圍內資金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因而,對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3、證券交易的市場化。隨著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的大量發行,客觀上要求形成一種便于有價證券實現流動性的機制或場所,于是,證券市場應運而生。虛擬資本交易的市場化可以引導資金向預期收益較好的產業流動,從而有利于優化社會資金的配置結構,提高社會資金的使用效率。
4、虛擬經濟國際化。進入20世紀后,較大規模的跨國證券投資開始出現,虛擬資本的發展由此進入新的階段。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布雷頓森林協議和關貿總協定推動下最終形成的規模巨大的國際金融市場,更加便利了虛擬資本的跨國交易,從而使虛擬資本交易日益呈現為一種國際性的經濟活動。虛擬經濟活動的國際化可以促進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優化配置,并使資本的使用效率進一步提高。
5、金融工具創新化。20
世紀60年代以后,虛擬經濟進一步發展。一方面,國際性的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等規模進一步擴大,另一方面,包括各種金融期貨、期權等在內的金融創新工具層出不窮。金融工具的創新化使得虛擬資本的交易規模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使虛擬經濟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而日益呈現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活動領域。
80年代以來,各主要工業國家的金融資產迅速膨脹,交易規模迭創新高,使得虛擬經濟的運行愈發脫離實體經濟而擴張。據報道,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平均年增長率僅為3%左右,國際貿易平均年增長率為5%左右,但國際資本流動卻增加了25%,全球股票的總價值增加了250%。1997年全世界虛擬經濟的總量已達140萬億美元,約為世界各國國內生產總值總和(28.2萬億美元)的4倍。全世界虛擬資本每天的平均流動量已高達1.5億美元以上,約為世界日平均實際貿易額的50倍?？梢灶A計,隨著電子商務和電子貨幣的發展,虛擬經濟的規模還會膨脹。
二、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
從歷史的發展過程來看,實體經濟是虛擬經濟的歷史基礎和現實基礎。在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中,實體經濟是第一位的,虛擬經濟是第二位的。虛擬經濟是隨著實體經濟的發展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但同時也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極大地促進了實體經濟的發展。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麥金農,1973;格利和肖,1960)不僅可以提高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實體經濟的運行效率;而且資本證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提供的套期保值等服務,還為實體經濟提供了穩定的經營環境,降低實體經濟的經營成本和因價格或匯率波動引致的不確定性經營風險,使實體經濟能夠穩定增長。另一方面,虛擬經濟自身產值的增加本身即促進了gdp的增長,虛擬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直接促進了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具體而言,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有助于提高社會資本的配置效率。金融市場的基本功能是實現資本在不同實體經濟部門之間的優化配置。通過發行并交易虛擬資本,發現虛擬資本所代表的權益價格,是實現增量資本在實體經濟各部門之間優化配置的主要誘導工具。同時,金融市場還為存量資本優化配置提供了有效途徑,通過資產重組等產權交易,可以實現存量資本在不同實體經濟部門之間的再次優化配置,盤活因投資決策失誤或市場需求結構轉變而閑置的存量資本,提高社會資本的利用效率。
2、有助于分散企業經營風險。其一,資本市場的發展和企業制度的創新,使企業的投資主體多元化、社會化,同時也使企業產權的所有權、經營權和受益權相對分離,企業所有權的轉讓與處置對企業的經營活動影響弱化,企業經營的穩定性增強。其二,資產證券化、abs(資產擔保證券)、期權交易等金融創新層出不窮,對企業資金安排、投資選擇、規避經營風險等具有重要影響,如通過期貨市場套期保值和外匯掉期業務,可使企業有效規避市場價格波動和匯率變動帶來的經營風險,降低企業生產成本等。
3、虛擬經濟規模的擴張,在增加gdp規模的同時,也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在虛擬經濟日益發揮出對實體經濟巨大的促進作用的同時,虛擬經濟自身亦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與1980年相比,1996年西方主要工業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金融資產總額均成倍增長,特別是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金融資產的增長迅猛,并帶動了相關服務業的發展,成為各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之一。
但是,虛擬經濟在帶來巨大收益的同時,也隱藏著極大的風險。這是因為:虛擬經濟要正常運轉,需與實體經濟的規模相適應。然而,虛擬經濟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卻越來越表現出相對獨立性。在證券市場中,人們對于證券市場未來價格的預期往往并不是基于公司的財務狀況,而是基于一種心理預期和想象空間。這種投機者的“市場接力棒理論”(金德爾伯格,《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生動地描述了投機者普遍存在的“博傻心理”,即投機者見到大家都看好某一金融資產,自己也加入這一行列,期望自己的“接力棒”下傳,由于大家有相同的預期,在相反的預期未形成主流之前,市場接力棒就不乏接手者,從而帶來市場的火爆,使市場價格脫離客觀價值,形成泡沫。前面所提及的虛擬化程度較高的證券化資產和金融衍生產品,更是在虛擬資本基礎上的再次虛擬化,幾乎與實體經濟沒有聯系,易形成泡沫是顯而易見的。此外,投資中也可能存在著泡沫成分。企業為解決
資金不足問題,可以向銀行貸款,也可以發行股票和債券。但一旦企業經營不善,或遇到經濟全面衰退,企業破產倒閉,實際資本創造的“價值”得不到實現,企業先期的銀行貸款和股票債券等虛擬資本較之實際資本來說,就成了空中樓閣。實際上也是一種泡沫。
經濟中出現泡沫并不意味著泡沫經濟的出現,經濟泡沫對經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并且可以通過市場供求機制而自動恢復均衡,只有當虛擬經濟中的泡沫成分不斷加重,資產價格普遍大幅度地偏離或完全脫離由實體經濟因素決定的資產價格時,才會導致泡沫經濟。泡沫經濟會扭曲資源配置,降低資源配置的效率;泡沫經濟所造成的虛假繁榮現象,會扭曲消費行為,惡化國際收支,破壞經濟均衡;泡沫經濟所造成的混亂的信用關系,會影響金融系統的運行,最終導致金融危機,并引發整個社會的經濟危機。譬如1978-1981年發生在墨西哥的泡沫經濟,在1981年股市崩潰之后,引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持續的通貨膨脹,導致大批企業和個人破產,失業率上升,社會貧富差距增大,整個墨西哥經濟一片蕭條;80年代日本房地產和股市泡沫的迸裂同樣使經濟實力雄厚的日本經濟陷入長期衰退之中,至今難以自拔,所謂的“日本神話”由此破滅。
泡沫經濟的產生有主觀和客觀兩方面的原因。從主觀上看,主要是由金融投機引起的。人們在“博傻”心理支配下,金融資產價格越高越買,越買價格越高,導致金融市場超常規膨脹,引發泡沫經濟。從客觀上看,實體經濟的內在失衡是導致泡沫經濟的根本原因,由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可見一斑。發展中國家在實體經濟實力不強、結構性問題突出的情況下,金融市場過度開放,會導致虛擬經濟過度膨脹,引發泡沫經濟。七十年代以后,東南亞等地區國家經濟快速增長,成為新興工業化國家。受金融深化理論的誤導,上述各國相繼開放金融市場,企圖通過金融完全自由化,依靠虛擬經濟的快速發展刺激實體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但由于實體經濟的發展水平偏低,且存在諸多結構性問題,虛擬經濟過快發展超過了實體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最終引發了泡沫經濟并導致了一系列金融危機。以泰國為例,泰國工業基礎設施落后、建設資金匱乏、出口以資源型產品而非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為主,雖然泰國政府力主投資并著重發展重化工業和高科技產業,但受教育和科技水平限制,嚴重制約了泰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在實體經濟存在比較嚴重的結構性問題和金融監管水平不高的情況下,泰國政府卻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外匯管理上推行了一系列激進的改革措施,加速了金融自由化和對外開放步伐,使虛擬經濟發展速度大大超過了該國實體經濟發展速度,特別是短期外資大量流入,且被投入到房地產和股市炒作而非實體經濟領域,使泰國經濟的泡沫化現象日趨嚴重,并成為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導火索。
三、我國經濟中的泡沫風險
我國長期以來實行計劃經濟,商品價格由國家決定,基本不受市場影響,而且金融交易近乎為零,基本不存在泡沫現象。但進入90年代以來,深滬股市的建立和房地產市場的開放,使“泡沫”的威力大大發揮出來。
我國股票二級市場上的泡沫是眾所周知的。我國股市上有很多股票的市盈率都達到50倍以上,大大高于美國的水平(nasdaq的平均市盈率雖已經高達90倍,但美國工業類股票的平均pe(市盈率)僅為25倍,運輸業股份的pe平均為12倍,銀行業平均為13倍,公用事業股為20倍)。今年st板塊的幾番上漲,也有利地說明了我國股市的投機性強,不可避免地會引發泡沫。
在股市泡沫嚴重膨脹的同時,也出現了房地產泡沫。股市泡沫較之房地產泡沫,猶如小巫見大巫,這是由于體制漏洞而導致的瘋狂炒作的結果。而且,股市炒作的參與者絕大多數是居民個人,而房地產的炒作主要是由有實力的企業進行的,資金量大,泡沫膨脹更加厲害。時至今日,房地產泡沫導致的后果依然是觸目驚心的。
股市泡沫和房地產泡沫都是泡沫的表現形式。在我國,除了這兩種泡沫以外,還存在更嚴重的泡沫形式,即由于實體經濟結構存在問題,國有企業大面積虧損而造成的泡沫。這種泡沫集中反映在銀行的不良貸款上。目前,我國企業融資以間接融資為主,銀行作為中介為企業提供資金融通。只有企業經濟效益好,銀行、存款人和企業之間的資金循環才能正常進行。企業效益不佳則會給銀行帶來風險。若企業進行破產清算,清算價值無法還清貸款,銀行會出現壞帳,若拖欠貸款,則會形成呆帳。企業風險只是單個風險,但當它通過不良貸款轉
嫁給銀行以后,就成為金融系統風險。我國企業由于體制原因、經營管理不善所導致的銀行大量不良資產的存在,使我國經濟潛藏了危機。
四、結論和建議
以麥金農、格利和肖為代表的眾多經濟學家認為,金融活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隨著金融深化而不斷增加,因此主張通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促進經濟增長。但經濟發展的事實表明,這一主張是片面的。西方發達國家自80年代以來已相繼實現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程度不斷提高,金融資產總量迅速膨脹,目前均已大幅度超過本國的gdp,但在金融資產規模迅速擴張的同時,gdp并沒有隨之快速增長,其增長速度反而有所下降,而且,在歐洲還引發了90年代的貨幣危機,在日本則產生了嚴重的泡沫經濟現象。許多發展中國家如泰國、馬來西亞等在80年代中后期推行金融自由化之后,金融深化程度迅速提高、虛擬經濟膨脹速度超過發達國家,經濟的泡沫化現象日益嚴重,并引發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機。
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確實能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但盲目的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卻會帶來極大的風險。因此,在我國這樣一個內部經濟存在一系列問題的發展中國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進程應當慎重,我國對金融市場的開放應是逐步的。我們應當下大力氣進行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以及金融體系的完善,以適應加入wto后的國際環境。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 在加快資本市場規范化建設的同時,應著力加快資本市場的發展。這不僅包括擴大證券品種的規模,也不僅包括增加新的證券品種,而且包括拓展和開辟新的市場,擴大居民投資渠道和企業獲得資本性資金的渠道。其中,存量股份制、債權轉為社會股權、將建設國債建立在運用資本經營方式運作國有資產的基礎上等,都是應當重視的具體措施。
2、 積極推進創業投資,加快高科技產業化步伐。知識經濟是將知識轉化為經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創業投資的功能極為重要。在資本市場的配合下,積極推進我國新興產業的發展,調整國家的經濟結構。
3、 積極創造條件,促進實物經濟的貨幣化和資產證券化。實物的貨幣化和資產證券化,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實物的非貨幣化,有著諸多弊端;資產的非證券化,嚴重限制著資產的準確定價和資產存量的盤活。
4、 加強金融監管,防范金融風險。加強金融監管,關鍵的問題是,運用何種機制和規范。在雙重體制并存的條件下,運用計劃經濟機制,雖一時抑制了某些現象,但不利于金融市場的成長,結果可能造成更大的風險。為此,應特別重視運用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則,強化金融監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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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月曉，河北大學經濟學院世界經濟專業在讀碩士研究生。
摘要：20世紀80年代末，由于日本國內的房地產投機盛行、遲鈍的貨幣政策、適得其反的土地稅收政策，以及金融自由化等因素，使得日本出現嚴重的房地產泡沫，并最終泡沫崩潰。近年來，我國房地產市場價格加速上漲；對我國房地產是否存在泡沫問題，以及房地產市場如何調控，經濟學家給出不同的觀點。研究日本房地產泡沫問題，對于正確認識我國房地產現狀、制定科學的調控政策具有重大的意義。
關鍵詞：房地產泡沫；廣場協議；貨幣政策
1985年到1988年，東京商業用地價格暴漲了近兩倍，東京中央區的地價漲了近3倍；1989年，日本的地價市值相當于美國地價總市值的4倍；1990年，僅東京都的地價就相當于美國全國的總地價。1990年秋，東京房地產泡沫開始破滅，并迅速在日本全境蔓延。1991年，東京、大阪等大城市的房地產價格下降了近20%；不動產企業大量破產。地價持續下跌，1990年到1991年，日本全國地價下跌了近46%；到2005年止跌時，平均市街地價價格指數僅約為1991年3月峰值的24%。
1.日本房地產泡沫誘因
（1）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國際化推動了房地產市場泡沫
20世紀80年代，日本開始開放金融市場。1983年初，日本開始漸進實現利率自由化；1985年底，實現了大額存款利率自由化。與此同時，日本政府逐漸放開對金融市場監管，企業的資金籌集方式開始多樣化，比如，發行企業債券。因而，日本的諸多銀行逐漸失去了一些固定的企業客戶，銀行利潤下降，經營陷入困境。為了提高銀行利潤，日本的諸多銀行開始將貸款目光轉向風險較高的房地產公司。20世紀80年代以后，日本加速國際化進程，這就牽制了日本的貨幣政策，日本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受到限制。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之后，日元進入升值通道，導致出口萎縮。為了穩定經濟增長，日本政府選擇實施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降低利率，增加貨幣供給；進一步擴大房地產市場泡沫，使得日本經濟離實體經濟越來越遠。
（2）投機因素對房地產市場的推波助瀾
日本屬于島國，其國內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稀缺，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日本國內流行著“房價只漲不會跌的神話”。20世紀70年代以來，大量的房地產企業開始了土地投機，引發了土地投機熱潮。同時，為追求業務規模和收益的銀行業，也開始將大量的貸款資金投向不動產和以不動產為擔保提供個人住房貸款的非銀行性金融機構。1983年，全國銀行業對不動產貸款比重僅為6.4%，到1989年，該比重達到11.5%，增長了近一倍。
（3）遲鈍的貨幣政策為房地產投機準備了條件
在“廣場協議”的影響下，日元升值預期明顯，國際投機性資本大量融入日本，日本加重升值預期。日元的升值對日本國內出口性企業帶來了很大沖擊，為解決這個問題，日本政府采取了超級寬松的貨幣政策。1986年1月起，日本央行連續5次降低貼現率，1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從5.0%下降至1987年2月的2.5%。在超低利率的作用下，日本銀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向市場投入大量流動性資金。進而，這些流動性資金涌入房地產市場，推動了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國內高昂的房價使得擁有自己的住房變成普通日本國民遙不可及的事情。1989年5月，日本銀行開始改變貨幣政策方向，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再貼現率從2.5%提高到3.25%；到1990年8月，再貼現率上升至6%。同時，日本政府制定出臺了《房地產融資總量控制》、《土地稅制大綱》、《土地基本法》等緊縮政策，1990年秋，日本房地產開始暴跌。
（4）適得其反的土地稅收政策
針對日本國內存在的房地產泡沫問題，日本政府從1987年開始有意識地通過土地稅收政策來抑制土地價格上漲。1987年，日本政府開始設立“土地交易監視區域制度”，即土地交易需獲許可證，交易價格需要備案；之后出臺了《休養地法》，即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房地產行業。1988年，首先修理置換更新特別優惠措施，即廢除了居民用財產置換更新的特別優惠措施；其次調整轉讓所得稅，即對保有期在兩年以內的土地轉讓收益征收96%的稅收；最后出臺《土地基本法》，即明確了對土地要適宜地采取合理的稅制措施。1991年，日本政府出臺了農地征稅改革，即廢止農地征稅優惠。這些土地稅收政策主要立足于限制土地交易和減少土地供給，在房地產泡沫時期，這些政策無異于加劇了房地產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民間資本更大規模地進入房地產市場，進一步加劇了房地產市場泡沫。
房地產泡沫崩潰對日本的經濟和社會造成了嚴重的沖擊。首先，大量不動產公司、金融機構倒閉破產，由此帶來了巨額的不良資產；其次，大量過剩的房地產投資，使得企業過度負債，進而造成企業投資不振；再次，在泡沫經濟時期購買不動產的國民生活陷入窘迫；最后，“銀行不倒”、“地價只漲不跌”等神話破滅，國民和企業對經濟的信心指數下降。
2.日本房地產泡沫時期與目前中國房地產市場比較
目前，中國隨處可見的空置房和爛尾樓現象表明，中國存在房地產泡沫。然而，經濟學家們，有的認為存在巨大泡沫（如林毅夫、易憲容、茅于軾等），有的認為不存在泡沫，有的認為即使存在泡沫，它也不會破滅。中國目前的房地產狀況，很容易引起我們與20世紀90年代日本房地產泡沫進行比較思考。
（1）貨幣升值比較
在1985年“廣場協議”的影響下，日元進入持續升值時期。1985年9月，日元匯率在$1：￥250E上下浮動，“廣場協議”生效后不足三個月的時間，日元快速升值到$1：￥200E，升值幅度達20%；1987年，日元匯率為$1：￥120E，升值幅度超過100%。同日本一樣，中國也面對歐美各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壓力。自2003年至今，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從$1：￥8.0，上升到目前的$1：￥6.13，升值幅度達到23%。人民幣的升值對我國的出口企業造成重大的沖擊，同時，投資渠道的限制使得國內大量的閑置資金流入股市和房市?？梢?，兩個國家都因為貨幣升值，使得資金流向房市；不同的是，人民幣的升值速度遠遠慢于日元的升值速度。
（2）城市化進程比較
城鎮化是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城鎮化有助于提高內需，促進經濟增長。1970年，日本城鎮化率達到72.2%，1985年，日本城鎮化率達到76.7%，可見，此時日本的城鎮化已接近尾聲。而對于中國，正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進程中，城鎮化水平正以每年1%到2%的速度在增加。目前，我國的城鎮化率接近50%，未來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城鎮化進程將會有大量的土地被用于城市化建設，促進地價和房價的上漲。可見，對于城市化問題，中日兩國存在明顯的不同。
（3）房市價格預期比較
日本國內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稀缺，加上長期的低利率市場，人們堅信“房價只漲不跌”神話。對于我國，國民的投資渠道較少，銀行利率較低，個人在海外投資限制很多，那么只剩下股市和樓市了；然而，國內的股市就像賭博，房產投資就成為了貨真價實的金條。另外，我國正處于加速城鎮化進程階段，人們認為，土地價格只會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需求而越來越高；如果現在不買房，將來就會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梢?，對房價的升值預期刺激了人們對商品房的需求，增加了人們對房地產市場的投入。
（4）政府調控能力比較
目前中國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宏觀調控能力強于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上文可以看出，日本政府針對日本房地產泡沫出臺的一系列土地稅收政策，不僅遲緩，而且作用力適得其反。而中國政府對于房地產市場發展過熱給予了高度關注。2009年12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四項措施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2010年，國務院了《國務院關于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通知》，同時對北京、深圳、廣州、上海等一線城市實行“限購令”。2011年，公布新“國八條”，提高二套房首付比例和貸款利率，同時，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和供給。2013年，新“國五條”出臺，即對二手房交易所得征收所得稅。可見，中國政府對遏制房地產過熱勢在必行。
3.日本房地產泡沫啟示
諸多現象顯示，我國國內確實存在房地產泡沫問題，然而，是否會出現類似日本的房地產泡沫及其破滅，尚難得出結論。然而，對日本泡沫經濟的學習思考，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啟示。
（1）把握貨幣政策時機，果斷推出相關政策。吸取日本政府遲鈍貨幣政策教訓，我國政府應把握貨幣政策時機，果斷推出相關政策。當房地產泡沫較小時，利用貨幣政策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進行適度調控，減少投機行為，擠壓泡沫；當泡沫較大時，由于房地產市場占用了大量的資金，貨幣政策應合理控制力度和頻度，避免帶來巨大的負面效應。在實施過程中，應將貨幣政策與政府強制措施配合使用，當泡沫過大時，政府需對某些企業采取強制控制措施。
（2）貨幣升值并不一定催生泡沫經濟。對于日本房地產泡沫產生原因問題，很多專家認為是廣場協議帶來了房地產泡沫。即在日元升值的預期下，外幣大量涌入日本，導致了包括房地產在內的資產價格迅速上升。1990年秋，日元升值預期減弱，外資撤離導致房地產大跌，即泡沫的破滅。然而，廣場協議不止是針對日本，受廣場協議影響的德國，1985年到1988年，本幣也升值了70%左右，然而，德國國內并沒有出現泡沫經濟。盡管如此，我國政府應當保持人民幣的長期穩定，防止大量國際流動性資金流入我國的房地產市場。
（3）預防并遏制房地產市場過度投機。房地產市場的核心要素是土地，然而，土地是稀缺資源，且供給缺乏彈性。如果市場上充斥了對土地投機性的需求，就會增加土地需求，進一步拉大土地需求與供給之間的差距，進而帶來土地價格飛漲，使其價格嚴重脫離價值而產生泡沫，導致整個房地產市場的泡沫?？梢?，投機是房地產泡沫的直接推手。我國政府在推行城鎮化的過程中，必須預防并遏制房地產市場過度投機。比如，嚴格限制二套房購買，對已有不動產征收高額的稅收等。
（4）豐富投資品種，正確引導資本流向，使得資本流動可以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扭轉房價只漲不跌預期。導致人們對房地產市場只漲不跌預期的直接原因是，國內缺乏高收益的投資品種。我國政府對外匯嚴格管制，人們不能自由地將手里的資金匯往國外，同時，國內銀行利率低，得不到豐厚的回報；且國內金融市場的投資品種極不豐富。于是，大量的閑置資金流入房地產市場。因而，我國政府要豐富投資品種。比如，股市與國際化接軌，引導人們價值投資；引導資金向實體經濟投資等。（作者單位：河北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1]奧村洋彥.日本“泡沫經濟”與金融改革（中譯本）[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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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房地產經濟；我國國民經濟；關鍵性作用
當前，房地產行業是推動我國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行業，房地產行業與其他行業聯系較為密切，可以拉動我國的內需，提高我國的消費水平，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高速有效的發展。但是，現在我國的房地產行業還存在較大的問題，房地產行業發展還需要進行合理控制，只有這樣才可以滿足不斷擴大的民眾需求。本文探討了房地產行業對于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影響的作用，提出促進我國房地產行業的發展的相關措施。
1.房地產行業對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作用
1.1房地產行業是我國國經濟的支柱產業
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方向總體的變化情況，通過房地產行業就可以較為準確地反映出來。因為，房地產行業敏感度較高并且與其他行業關聯度較高。在此之外，房地產行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最重要的就是可以有效地拉動就業，擴大內需，促進其他行業的不斷發展。這樣的帶動作用主要體現在：第一，房地產經濟的不斷發展可以促進我國內需的擴大。第二，房地產經濟發展可以有效吸納其他相關行業的資金，由此帶動有關行業的發展，進而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快速健康的發展，實現我國整體的健康發展，促進我國經濟的轉型。第三，房地產行業直接影響我國國民的生活質量以及消費水平，決定著我國居民的幸福感指數。因此，從上述表現來看，房地產行業已經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房地產行業發揮著其他行業無法代替的作用。
1.2房地產行業促進我國市場經濟的成熟
房地產經濟與我國的市場經濟聯系非常密切，處于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狀態。房地產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市場經濟的成熟，同時市場經濟的不斷成熟也在推動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目前，我國對于房地產行業的相關調查顯示，我國的房地產經濟的不斷發展已經成為促進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關鍵性力量。房地產經濟的發展，促進建筑行業、冶金行業、電器行業、鋼鐵行業快速發展，為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指明一條新的發展之路。但是我們也要認識到，房地產經濟不斷發展的同時，也造成巨大的風險。因為房地產經濟一旦出現大的變動就會造成國民經濟的波動，并且房地產經濟一旦出現不合理的增長的現象，就會造成泡沫經濟，影響國民經濟穩定。因此，我們必須對國民經濟發展進行合理的控制，利用相關經濟、法律、行政手段來防止房地產行業帶來的風險，這樣才可以更好地實現房地產行業的健康、可持續的發展，保障房地產行業與市場經濟相會之間有序，平穩的發展。
1.3房地產經濟可以改善人民生活，推動就業
房地產經濟的作用十分廣泛。首先，房地產經濟可以增加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推動我國現在生產力水平，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增加我國公民的經濟收入。目前，我國現在就業狀況較差，嚴重阻礙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而房地產經濟可以有效增加我國現在就業人口，促進我國現在民眾充分就業，同時房地產經濟也可以帶動其他行業的房展，從而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解決現在我國就業難的狀況。此外，由于我國現在房地產行業獨特的作用，還帶動許多學科的學習熱情，比如建筑工程和金融。因此，房地產行業可以進一步促進改善人民生活，推動中國社會居民的充分就業。
2.今后房地產經濟發展的措施
2.1合理控制房價
目前我國房地產行業的泡沫經濟導致現在房地產經濟出現崩盤。但是，現在政府要通過利用現在政府的合理宏觀的政策，將房價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保證我國的房地產經濟不會出現泡沫型增長，造成國民經濟的負面增長。尤其中央政府政策調控部門要充分認識到房地產行業發展可能帶來的風險并且運用政府宏觀調控手段進行合理的化解風險。此外，我們還要建立健全對房地產行業的監督機制，不斷加強管理。同時要建立合理評估制度，更好地規范房地產行業的行為，促進房地產行業更好地發展。
2.2建立房地產動態監測系統
房地產行業的動態監測系統要考慮多方面的因素。首先，要結合房地產行業自身發展特點，做好預算。其次，還要考慮與房地產相關聯的產業，制定相關的動態監測系統。最后，我們要建立完善的動態監測的系統，要重點研究房地產行業開發投資、土地交易的關鍵性的環節，防止出現錢權交易的行為。此外，我們還要關注房產交易的活動，保證房地產行業的發展。
2.3其他相關政策
首先，我們必須優化房地產產業結構，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實現更好地發展。其次，要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通過法律手段規范現在房地產行業的投資行為以及生產和消費的方式，保證房地產行業的良性發展。最后，我國要調整房產結構，建設保障性住房以及廉租房，同時要提高經濟適用房的比例，促進我國房地產產業的發展。結語房地產經濟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對于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持續發展重要的作用，促進我們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完善，改善現在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我國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因此，我們也要認識到房地產行業發生較大的波動的時候會使我們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較大波動。我國要針對房地產經濟進行控制，對房價進行控制，對我國現在的房價市場進行動態監測，進一步優化房地產產業結構，完善相關法律制度進行完善，規范現在房地產行業。更好地促進我國現在房地產行業的發展，實現更好地發展，促進我國國民經濟不斷地發展。
作者:白紅力 單位:承德興隆礦業有限責任公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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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96年我國的全部獨立核算工業企業，包括國有、集體、股份、外資、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總數一共有五十萬六千四百多家，其中大型企業有7057家，占總數的1。3％，中型企業有16870家，占總數的3。3％，小型企業有482518家，占總數的95。3％。我國國有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同其它所有制類型企業的規模結構相比較，具有明顯的趨向大中型化的特征。1996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共有86982家，僅占全國工業企業總數的17％，其中大型企業有4946家，占我國全部大型工業企業總數的70％，中型企業有10817家，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總數的64％，小型企業有71219家，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總數的14％。由此可見，國有企業的大中型企業，同其他所有制類型的企業比較，具有明顯的規模優勢，構成了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主體，是我國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的主導力量。
從工業產值方面進行考察，1996年，我國國有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總產值為27289億元，占全國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總產值的43％，其中國有大型企業的總產值為17282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27。5％，占我國全部大型企業總產值的69％，國有中型企業的總產值為5227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8。3％，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總產值的54％，國有小型企業的總產值為4779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7。6％，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總產值的16。7％。1996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所創造的增加值為8742億元，占我國全部工業企業創造增加值的48％，其中國有大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工業增加值的33％，占全部大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76％，國有中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57。8％，國有小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17。6％。我國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重要地位，不僅體現為在我國工業產值所占的比重，而且更為明顯地體現在創造的增加值方面，包括職工工資、社會福利、資本積累和上繳利稅等，國有工業企業創造的增加值比重，明顯超過其創造的產值比重，不僅體現了國有企業對全社會的巨大貢獻，而且也體現了具有良好的經濟社會效益。相比之下，我國集體工業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96年占全國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30％和28％，股份制經濟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5。2％和％5。2％，外商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19。49％和8。5％，港澳臺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8。57％和7。32％，除股份制企業的創造增加值比重，與產值比重大體持平之外，集體、外商和港澳臺企業的創造的增加值比重，均明顯低于其產值所占的比重。①
根據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的統計數據，我們可以對不同所有制類型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進行比較分析。1995年，國有大型工業企業的數量，占全國大型企業的比重為73％，三資大型企業所占比重為11％，集體大型企業所占的比重為8。2％，其中鄉鎮大型企業所占比重為3。3％；國有中型工業企業的數量，占全國中型企業的比重為66％，三資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7。8％，集體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21％，其中鄉鎮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8。5％；國有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61％和69％，中型企業分別占20％和16％，小型企業分別占18％和14％；三資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27％和32％，中型企業分別占9。6％和8。7％，小型企業分別占63％和58％；集體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6。2和6。3％，中型企業分別占13。6％和12。7％，小型企業分別占80％和81％；鄉鎮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4。6％和4。8％，中型企業分別占10。4％和9。9％，小型企業分別占85％和85％。從上述數據中可看出，國有企業的生產集中程度和規模經濟水平，遠遠高于其它所有制類型的企業，體現了國有企業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規律。集體企業的規模經濟水平較低，主要因大批鄉鎮企業的平均生產規模較小，城鎮集體企業的平均規模高于鄉鎮集體企業，三資企業的平均規模則介于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之間。②
二、“二元”分化趨勢及負面影響
盡管我國的國有企業的大中型企業，構成了國民經濟的主體和中堅力量，但是，其規模經濟水平和生產集中程度，同西方工業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著很大差距。英、美等國國實現工業化過程中，一般呈現企業規模大型化和生產集中化的趨勢，但是，近年來，我國出現了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趨向小型化，生產集中程度趨向分散化的態勢。這種趨勢的形成有許多的經濟原因，其中包括鄉鎮、私人、三資企業的迅猛增長，國有企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不斷下降。特別令人擔憂的是，從93年以來，隨著國有企業所占的經濟比重不斷萎縮，工業規模結構小型化和生產分散化的趨勢加劇，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均面臨嚴重困難，其它各類企業的虧損面也呈擴大趨勢，私人、鄉鎮、三資企業集中進入的產業，多屬于所需投資較少和企業規模較小的領域，特別是生產過剩的輕紡、家電制造行業，從而加劇了重復建設和產業結構的不合理，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必然產生嚴重的社會負效應，包括企業經營困難和虧損狀況不斷惡化，職工下崗大幅度增長影響社會穩定，銀行債權和政府稅源遭受重大損失，等等。因此，對于企業的規模結構與所有制結構的變遷，及其對社會經濟效益的種種影響，我們有必要深入研究來龍去脈以及治理對策。
解放前，我國的私人企業的資本積累速度很慢，難以充分利用規模經濟加速工業化進程。期間，我國利用公有制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優勢，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大規模工業企業，大大提高了許多行業的生產集中程度，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八十年代，我國推行了改革搞活和結構調整政策，鄉鎮、個體和外資企業迅速增長，工業的規模結構開始呈現小型化趨勢。我國大中型企業在工業產值中的比重，從1971年的51％，逐漸下降到1986年的42％。有人認為上述趨勢不符合西方工業化的一般規律，應該采取組建大企業集團等措施加以糾正。實際上，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待上述規模結構小型化的趨勢。我國的工業化過程明顯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工業化早期，私人企業的特點是規模小而生產分散，經歷了數百年的漫長工業化歷程，企業規模和生產集中才達到很高的程度。我國通過計劃經濟建立了一大批大型企業，有利于利用規模經濟加快工業化的進程，但是，社會資源利用過于集中于少數大企業，不利于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發展經濟，因此，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存在某些合理性，有利于調整輕、重工業的比例關系。八十年代，我國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趨向小型化的同時，各類企業的規模經濟水平仍不斷擴大，特別是大中型企業的數量也迅速增長，從1981至1987年，大中型企業的數量增長了1。96倍，全部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數量增長了1。29倍；化工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26倍，機械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2。34倍，建材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46倍，紡織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16倍。
八十年代我國工業結構規模的小型化，并未對國有企業的發展造成太大影響，無論從固定資產、銷售收入或實現利稅來看，國有工業仍然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從1980至1988年間，國有工業企業的固定資產增長了134％，企業平均固定資產規模增長了102％，國有企業的銷售收入增長了172％，企業平均銷售規模增長了133％，國有企業創造的利稅總額增長了95％，企業創造的平均利稅規模增長了69％。八十年代，政府對鄉鎮、三資企業實行了優惠政策，包括“三減兩免”的稅收優惠和定價、投資等方面的自，鄉鎮、三資企業的競爭能力相對較強，其增長速度也明顯高于國有企業，因此，許多人認為國有企業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這種觀點實際上是不全面的。國有企業的基數遠遠超過鄉鎮和外資企業，因此增長速度略低于其它類型企業是自然的，正如中國國有企業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西方企業，人們往往將其歸于基數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80年代，國有企業不僅產值和利稅增長較快，而且虧損也保持在較低水平上，虧損額同利潤額的比例長期低于10％。1991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56％，國有企業職工人均創造的利稅額，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158％，國有企業職工人均上交利稅費總額，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220％。由于企業承擔稅收負擔的微小差別，就能對激烈的市場競爭狀況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國有企業在稅負非常不平等的條件下，其銷售收入和實現利潤仍能大幅度增長，技術水平和全員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不僅為職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會保障，而且從未發生過職工下崗和停發工資現象，企業的虧損面和虧損率保持很低的水平，這說明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實際上很好，僅僅因不平等競爭發展速度相對緩慢，絕不應理解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③
八十年代，我國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趨勢，并未對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造成很大影響，是因為盡管規模結構出現了“二元”分化，仍然較好協調了各類企業之間的關系。由于我國的經濟改革采取了漸進方式，逐步擴大市場調節的范圍的同時，仍然保持了重大比例的計劃調節，因此，國民經濟始終保持了均衡的順利發展，從未出現重大的經濟比例失調現象，從宏觀上保證了各類企業的良好經濟效益。我國堅持了公有制企業的主體地位，政府容易協調國有、集體企業之間的關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預緩解彼此矛盾，國有、集體企業職工的分配比較平等，職工收入增長保證了旺盛的市場需求，彩電、冰箱等消費品行業雖超高速增長，89年宏觀緊縮之前從未出現過滯銷。八十年代，我國還實行了“有保護的漸進式對外開放”，引進外資時規定外銷比例出讓市場很少，87年三資企業占工業產值的比重不到2％，適度競爭沒有沖擊國內的民族工業企業，反而通過示范效應激發了國有企業的活力。當然，我國整體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趨勢，對國有企業的效益也產生了一定負面影響，主要是鄉鎮中小型企業的數量增長過快，僅鄉辦企業就從77年的13萬家，迅猛增長到87年的24萬家，遠遠超過了國有企業數量的增長速度。鄉鎮企業集中進入盈利高的制造行業，導致了這些行業出現了市場過度競爭。例如，87年以前紡織行業的經濟效益很好，86年行業資金利稅率為22％，超過了20。4％的工業平均利稅率，但是，到了1988年下降為19％，略低于20。5的工業平均資金利稅率，90年代在生產過剩和產品積壓的情況下，各地仍在不斷創辦新的紡織企業，盡管許多中小企業利用淘汰的落后設備，仍能利用稅收優惠和地方保護主義生存，最終導致了紡織行業全行業的嚴重虧損。
九十年代以來，我國工業的規模結構的變化趨勢，具有更為明顯的“二元”分化特征。從整體工業來看，企業的規模結構更為趨向小型化，生產集中程度更為趨向分散化。這一時期我國整體工業規模結構的變遷，同工業企業所有制結構變化有密切關系。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來，我國的改革開放步伐大大加快，個體私營經濟和外商獨資獲得了高速發展，迅速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1991年個體私營工業企業所占比重為4。8％，1995年迅猛增長到了15％，外商及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的比重，也從為91年的不足5％增長為95年的13。2％，國有企業所占的工業比重則從1991年的56％，下降為1995年的32％，集體企業所占的工業比重變化不大，僅從91年的33％增長為95年的35％。1995年，個體私營工業企業的數量為568萬家，占全部工業企業數量的78％，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的數量分別占19％和1。2％，但是，國有企業的的平均產值規模，相當于個體私營企業的132倍，相當于集體企業的12倍，集體企業的平均產值規模，相當于個體私營企業的11倍。八十年代，我國的工業企業的所有制結構的特點，是國有、集體等公有制企業占絕對優勢，個體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的比重微不足道，從92年以來，國有企業的工業比重迅速下降，而個體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則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業產值的三分之一左右，個體私有企業的平均規模大大小于國有企業，從而加劇了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的小型化趨勢。④
90年代，隨著工業規模結構“二元”分化的加劇，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出現了大幅度下降，特別令人擔憂的是，90年代國有企業面臨經營困難的性質，同80年代相比也有了較大改變。80年代初，由于“”和“洋躍進”造成的困難，國有企業的虧損面曾經高達20％，但是，通過改革搞活和結構調整，82年下降到了12％，85年下降為9％，88年為10％，特別是國有企業的虧損率比較低，即虧損總額占利潤總額的比重較低，82年虧損率僅為7％，85年為4％，88年為8％。1988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為891億元，達到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水平，而虧損額僅為81億元。90年代以來，隨著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的“二元”分化，以及國有企業所占工業產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導致了國家宏觀調控能力的下降，許多行業生產過剩和重復建設的狀況加劇，對國有企業的效益產生了明顯的負面影響，其它各類工業企業也出現了效益滑坡。1995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實現利潤665億元，比較上一年下降了167億元，下降幅度達到20％，國有工業企業的虧損總額為639億元，，比較上一年上升了157億元，上升幅度達到32％。1996，國有工業企業的實現利潤總額為412億元，比較上一年下降了253億元，下降幅度達到38％，國有工業企業的虧損總額為790億元，比較上一年增加了151億元，上升幅度達到23％，甚至出現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盈不抵虧，利潤與虧損相抵凈虧損378億元，國有工業企業的利稅總額，也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額達到137億元。當前國有企業面臨的緊迫問題，已不是80年代的相對活力不足，而是大規模破產的嚴峻生存威脅。1996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比較1988年下降了64％，虧損總額卻比88年上升了9。7倍，虧損面比88年上升了358％，虧損率比88年上升了12。8倍。更為令人擔心的是，盡管我國采取了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企業改制，強調企業以提高經濟效益為核心，但是，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下降的趨勢，近年來尚未出現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繼續呈現不斷惡化的跡象。1998年，在國內景氣和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國有工業企業的經濟效益，進一步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1至4月份，預算內國有工業的實現利潤為負112億元，比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33％，虧損總額為339億元，比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40％，更為令人擔憂的是，國有工業企業的上繳稅金也首次出現下降，比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1。6％。盡管從國有企業創造的凈產值率和利稅率來看，國有企業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營、鄉鎮和三資企業，但是，倘若國有企業的嚴重虧損狀況持續下去，在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環境中，不可避免將面臨大規模破產的生存威脅。⑤
為何80年代工業規模結構的“二元”分化，沒有對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造成很大影響，而90年代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卻出現大幅度滑坡呢？關鍵問題是“二元”結構的實質內容，90年代同80年代相比出現了較大的變化。80年代，我國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和分散化，主要是城鄉集體工業企業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鄉集體企業仍然屬于公有制企業，能夠利用公有產權的規模優勢和政府扶植，同時必須接受政府的監督和政策指導，因此，政府比較容易通過產業政策和計劃調節，協調“二元”結構利益矛盾和分工關系，例如，80年代初城市紡織工業同鄉鎮紡織工業，出現了爭奪原材料和銷售市場的矛盾，后來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和計劃調節，較好協調了兩者之間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證了80年代我國紡織工業獲得良好效益。80年代，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以經營責任制的創新為主，重新明確界定國有與企業的責、權、利關系，重點放在調動社會各方面特別是職工的積極性，有效促進了生產力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業產權改革則通過長期試點逐漸積累經驗，避免因產權關系急劇變遷引起經營秩序混亂。八十年代，我國對外開放非常注意保護民族工業，引進外資大多采取合資、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監督管理數量較少的合資企業，因此，合資企業不僅沒有對民族工業造成沖擊，而且還通過示范效應傳播了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80年代我國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結合較好，我國工業企業的“二元”規模結構，沒有影響國民經濟的有比例協調發展，輕紡、冶金、機械、電子等行業均順利發展，國有、集體和中外合資企業均呈現高速增長，各個社會階層的收入和購買力也不斷提高。92年以來，我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熱潮中，沒有正確總結80年代改革的成功經驗，出現了忽視市場調節盲目性弊病的傾向，甚至出現了泡沫經濟的投機過熱現象，導致了國民經濟比例關系的失調，消耗和浪費了大量社會資源，必然引起企業經濟效益惡化的連鎖反應。80年代初輕紡消費品工業落后的情況下，工業規模的小型化有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后來輕紡工業經過高速發展市場接近飽和，需要進行產業調整和加強經濟基礎領域，促進經濟協調發展以彌補泡沫經濟損失，矯正泡沫經濟過熱造成的嚴重經濟失衡，但是，國有經濟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消弱了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能力，難以采取有力措施矯正比例關系失調。從92年至95年的短短三年中，個體私營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增長了3倍，外商和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增長了5倍，政府難以對私營和外商企業進行有效監管，也難以協調各類企業之間的分工和利益關系，私營、外商企業不愿進入投資大的基礎產業，大量進入80年代末市場接近飽和的加工行業，特別是紡織、輕工、家電等消費品制造行業，大大加劇了重復投資和生產過剩現象，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市場均陷入疲軟，工業規模結構和經濟效益也不斷惡化，企業破產和職工下崗現象日趨嚴重，社會各個階層的收入差距也顯著擴大。許多人認為私營、外資企業的產權明晰而且效率高，國有企業的產權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這種觀點是不全面的，盡管國有企業的效益水平確實比以前顯著惡化，但是，其單位產值創造的增加值和利稅總額，仍然大大高于私營、鄉鎮和外資企業，如根據95年工業普查的統計，國有企業單位產值創造的全部稅金，超過集體工業企業150％，超過私營工業企業330％，超過外商及港澳臺資工業企業160％。
九十年代以來，個體私營和外資企業的比重迅速上升，國有企業的工業比重卻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業規模結構小型化和生產分散化，倘若國有企業因嚴重虧損出現大規模破產，我國工業規模結構的“二元”分化將極大加劇。如上所述，國有企業構成了我國大中型企業的主體，占全國大中型企業占60％至70％，包括小企業的國有企業平均產值規模，相當于個體私營企業的一百多倍，不僅技術裝備和管理水平更為先進，對職工、財政和社會的貢獻也更大。近年來，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辦法扭轉國有企業困境，紛紛廉價出售和拍賣困難國有企業，甚至從出售小型企業發展到中型企業，但是，這種辦法并未扭轉國有企業的嚴重困境，反而導致了國有企業效益的進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業規模結構“二元”分化加劇，個體私營和港澳臺資企業的規模較小，不愿意進入投資大的基礎工業領域，特別是建設周期長的社會基礎設施，集中進入生產嚴重過剩的加工工業，加劇了重復建設和產業結構不合理，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具有巨大規模，能夠不惜代價甚至忍受長期虧損，全面爭奪我國關鍵產業的市場控制權，采取先合資后控股的辦法收購國有企業，這樣國有企業受到來自兩方面的夾擊，無論是中低檔消費品和高科技產品，國有企業擁有的市場份額都急劇萎縮，加上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營和外資企業的稅負遠遠低于國有企業，上述因素造成了國有企業效益進一步惡化，反過來加劇了“二元”分化和經濟惡性循環。80年代我國改革符合“三個有利于”的原則，促進了社會各階層收入的不斷增長，但近年來，卻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三個不利于”現象，大批工廠設備閑置和職工紛紛下崗，97年城鎮居民中有40％出現收入下降，社會財產和收入差距出現了顯著擴大。隨著企業規模和所有制結構的“二元”分化，私營、外資企業的比重會進一步上升，私營、外資企業普遍采取各種途徑逃避稅收，大批地下經營的私營企業根本不交納稅收，政府進行稅收監管的難度大、成本高，從而可能造成政府財政稅收滑坡或增長緩慢，重蹈俄羅斯改革失敗觸發財政危機的覆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數據，俄羅斯的國有企業推行大規模私有化后，97年有50％的私有化企業陷入虧損，有25％的私有化企業實際已經破產，80％以上的私有化企業有嚴重逃稅的行為，還有相當多地下經營的私營企業從來不納稅，97年企業上繳稅收不到財政預算一半，俄政府因稅源萎縮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甚至軍隊發工資也需依靠舉借高利息外債，正成為醞釀一場新的金融風暴的發源地。當前，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國有企業面臨的嚴峻形勢，以及即將產生的一系列社會經濟負面影響，包括導致產業結構和企業規模結構的惡化，加劇宏觀經濟波動和政府調控困難，社會收入和財產分配趨向兩極分化，國家稅收減少和銀行貸款壞帳增長，等等。
三、協調“二元”結構關系有效改善經濟效益
近年來，我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國有企業改革，包括“抓大放小”、企業改制、破產兼產、產權重組等等，在推動企業走向市場方面取得了積極效果，但是，從整體上來看國有企業的嚴重困難并未緩解，而且效益滑坡趨勢還有繼續惡化的跡象。國有企業實行“抓大放小”的戰略，集中力量抓好一批關系經濟命脈的大中型企業，同時對數量眾多的小型企業放開經營，實行多種形式的改革如改制、重組、出售、承包等等?！白ゴ蠓判 备母镆呀泴嵤┝硕嗄辏龠M了許多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一定程度上增強了競爭活力，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無論國有大中型企業或小型企業，經濟效益依然持續下降，98年實現利潤甚至出現了大幅度滑坡。許多人認為對國有小企業放開經營，就能像鄉鎮、三資企業一樣具有競爭活力，實際上鄉鎮、三資企業的相對競爭活力，也來自國有企業為保證經濟協調發展所作的貢獻，包括服從了政府的計劃調節和產業政策，上繳大量財政稅收和承擔各種社會義務等等，當前我國面臨著收入差距擴大和社會需求萎縮，“二元”結構加劇了比例失調和生產過剩，這種情況下不應簡單強調依靠市場調節，放開經營和推向市場并不能搞活國有企業，反而可能導致企業效益和社會失業進一步惡化。長期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形成了復雜的分工合作關系，大型企業需要依靠眾多中小企業進行配套生產，國有企業之間的經濟聯系遠遠超過其它類型企業，這樣有利于協調利益關系和降低交易成本，單純抓少數大企業不利于整體上搞活國有企業，倘若國有小企業因銷路不暢而被迫轉產或出售，經濟擴張時期大中型企業會失去合作伙伴，因無法組織配套生產喪失市場或被迫重新建廠。一些地方出現了大中型企業被政府管的“過死”，而小型企業卻過于“放任自流”的傾向。八十年代大多數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一直良好，這說明國有企業的數量多并非是困難原因，政府的適當監督和計劃協調有利于企業經營，關鍵是明確界定政府與企業之間的責權利關系，協調不同規模國有企業的分工關系和利益矛盾，并且隨著市場變化和企業經驗積累逐漸調整，防止政府對企業的“過多干預”或“放任自流”。
許多國有大中型企業通過實行股份制改造，廣泛籌集社會資金加快技術改造，促進轉換經營機制和提高經濟效益，特別是擴大了企業利用規模經濟的水平，但是，這種改革形式要求企業具有良好效益，否則難以吸收廣泛來源的社會資金，許多地方紛紛對困難企業進行“包裝上市”，這種辦法欺騙了股民必然影響社會穩定。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也進行了多年，取得了一些成效如降低資產負債率，但是，這種改革形式的適用范圍也有局限性，如吸收多元化投資一般僅適合效益良好的企業，不少地方反映未能明顯改善國有企業困難，一些企業甚至還要求退出改革試點。許多國有小型企業推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取得了籌集資金和調動職工積極性的效果，但是，不少地方具體操作辦法往往很不規范，甚至以剝奪勞動權利來威脅強迫職工入股，有些企業通過籌集資金暫時緩解了經營困難，但是，后來因經營不善或市場疲軟再次陷入困境，不少職工的長期積蓄也因此遭受了損失。近年來各地雖然采取了上述多種改革形式，仍然未能有效制止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惡化，于是各地紛紛出現了嚴重的“破產逃債”現象，甚至廉價拍賣或直接贈送盈利的國有企業。企業破產雖然有“優勝劣汰”的積極作用，但是，也會產生相當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市場疲軟時會引起強烈的反應，加劇社會失業困難和市場需求萎縮，甚至引起連鎖破產風潮和銀行信用危機。更為令人擔心的是，盡管我國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強調企業以提高經濟效益為核心，但是，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下降的趨勢，近年來尚未出現根本性的改善，反而連年出現了進一步滑坡，1996年國有企業的實現利潤為412億元，不僅比95年下降了38％，而且比88年也下降了68％，虧損額為790億元，不僅比95年上升了38％，而且比88年也上升了9。7倍，出現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盈不抵虧。1996年國有企業的虧損面和虧損率，分別比較1988年上升了3。5倍和12。8倍。98年1至4月，國有企業效益滑坡幅度更為令人驚訝，實現利潤本身竟變成了負112億元，比較97年同期下降了433％，虧損額為399億元，比較97年同期增長了40％，均出現了建國以來最嚴峻的困難形勢。實際上，國有企業的困難并不是所有制原因造成的，近年來企業經營困難也不限于國有企業，如95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60％效益出現滑坡，其中21％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50％以上，98年上半年受宏觀經濟和東南亞危機的影響，滬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經營業績都普遍明顯下滑，許多地方的鄉鎮企業也都面臨嚴重的經營困難，但是，由于統計不嚴格和浮夸掩蓋了問題嚴重性，沿海某些地區的私營企業和鄉鎮企業，受亞洲金融危機導致出口市場萎縮的沖擊，甚至出現了60％至80％的大面積虧損，但因擔心債主追債或維護商譽不敢聲張。倘若我們繼續將國有企業困難歸罪于所有制原因，認為放開經營或企業改制就能夠解決問題，很可能因判斷失誤耽誤采取政策措施，及時化解國有企業和其它類型企業的經營困難，導致企業效益加速惡化和經濟陷入惡性循環，甚至重蹈俄羅斯改革失敗爆發金融危機的覆轍。
倘若我們未能及時采取新的有效治理對策，國有企業的嚴重困難繼續持續下去，各地繼續推行“破產逃債”和“廉價出售”作法，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將進一步下降，導致生產過剩和市場萎縮不斷繼續惡化，企業虧損和社會失業的狀況將更趨嚴重，甚至形成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分化，必然引起一系列強烈的連鎖負面效應：
1）社會收入和財產分配趨向兩極分化，導致社會購買力下降和市場需求萎縮，97年城鎮居民中有40％出現收入下降，消費品和生產資料市場均出現生產過剩，全國的產品庫存積壓高達三萬億元，各類企業虧損和職工下崗狀況更趨嚴重，職工下崗人數比上一年增長了40％，許多地方私營、三資企業也大面積虧損。
2）我國銀行的主要貸款對象是國有企業，隨著國有企業效益滑坡導致銀行壞帳猛增，貸款總額中大約20％成為了呆賬，銀行為避免壞帳被迫縮小貸款規模，進一步加重了企業資金困難和虧損狀況，一旦銀行因壞帳積累出現了信用危機，廣大人民和各類企業的存款都會遭受損失，股票市場也會因經濟形勢惡化出現崩潰，甚至導致國民經濟陷入嚴重衰退之中。
3）我國國有企業單位產值上繳的財政稅收，相當于私營、外資企業的兩、三倍，國有企業的嚴重困難長期持續下去，國家財政的比重甚至稅收的絕對規模，都有可能因稅源減少出現大幅度下降，98年1至4月我國的工商稅收下降了2％，國有企業效益長期滑坡將會觸發財政危機，政府、軍隊和科教人員將失去工資保證，甚至導致事業單位的大批職工被迫下崗。
4）倘若我們不采取有效措施重振國有企業，私營、外資企業崛起形成的“二元”規模結構，將會導致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分化，類似于我國解放前和許多不發達國家的情形，私營企業的規模水平遠低于國有企業，更加難以同西方大跨國公司的進行競爭，外國資本控制國內盈利高的正規產業部門，私人資本集中于盈利低的非正規產業部門，分散在市場夾縫中小規模生產低檔的產品，社會財富集中于跨國公司和少數富人，兩極分化導致人民貧困和社會購買力低下。社會經濟“二元”分化趨勢發展下去，還會誘發政治多元化和社會動蕩，新興資產階級力量薄弱難以維護國家，西方跨國公司也曾屢屢干涉別國內政，國內外敵對勢力可能趁機制造國家分裂，從而形成對國家和的威脅。
倘若我們不能及時地扭轉國有企業的嚴重困境，制止國有企業紛紛破產或被廉價出售，防止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分化趨勢，很可能給廣大人民造成巨大社會災難，甚至重演我國解放前和拉美國家的悲劇。我國解放前工業發展緩慢，外國大公司控制了主要工業行業，民族私營企業規模小難以抵抗外國競爭，許多次在外國競爭打擊下幾乎全軍覆滅，如抗戰勝利后美國向我國大舉傾銷過剩商品，上海、天津、北平的民族私營企業有60％破產。拉美國家推行貿易和投資自由化過程中，外資企業打垮了民族工業并壟斷了當地市場，西方誘迫推行的非國有化變成了非民族化，外資企業采取不適用技術雇傭人數很少，出現了少量外企高級雇員構成的富裕階層，以及廣大人民構成的社會貧困階層，貧富懸殊不僅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問題，而且嚴重阻礙了經濟的長期持續發展，外資控制了當地的主要產業和銀行體系，本國政府甚至喪失了制訂經濟政策的。
當前，我國國有企業面臨的嚴重困難形勢，并不僅僅是所有制或微觀經營的原因。93年以來我國出現了較大的宏觀經濟波動，經歷了泡沫經濟、通貨膨脹以及長期的緊縮環境。93年盲目的開發區熱和房地產熱消耗了大量資源，僅僅房地產和鋼材滯銷就積壓了數千億元的資金，投機漲價還誤導了大量的盲目重復建設，由于國有企業的資產總值不過數萬億元，流動資產所占的比重就更少，因此，泡沫經濟的損失仿佛“人體失血幾分之一”，必然引起一系列惡性循環的連鎖反應，包括企業嚴重虧損和三角債拖欠危機。美國29年股票泡沫破滅之后，引起了企業破產風潮和社會失業危機，我國由于國有企業以社會責任為重，不輕易廣泛采取解雇、破產的辦法，大大緩解了泡沫經濟后遺癥的連鎖反應，也為其它類型的企業提供了生存和發展的機會。西方國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蕭條的教訓，治理泡沫經濟的后遺癥一般采取經濟擴張政策，適當降低稅賦、放松銀根和擴大財政開支。我國93年治理整頓取得了很大成績，有效制止了盲目的開發區熱，防止了泡沫經濟繼續膨脹的危害，但是，此后沒有采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產部門，以補充其泡沫經濟期間的資源損失。我國國有企業以維護社會穩定大局為重，大大延緩和推遲了泡沫經濟的連鎖反應，但是，由于長期實行了財政金融“雙緊”政策，緊縮銀行信貸和壓縮基建投資規模，企業銷售不旺、資金周轉困難，提高稅賦消弱了企業的“造血”機制，當前國有企業已無力繼續支撐下去了，被迫大規模破產倒閉和大批解雇職工，各地普遍采取破產逃債和廉價拍賣國企的辦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強烈的連鎖負面效應，如銀行和眾多企業因無法收回債務受到重創，必然導致社會市場需求進一步急劇萎縮，企業虧損和銀行壞帳狀況也會加速惡化，企業收入和社會財產分配向少數私人傾斜，職工工資和國家稅收的份額將會大幅度下降，加重社會貧富懸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問題，進一步加快經濟惡性循環的過程。倘若上述趨勢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緩的泡沫經濟連鎖反應可能重新出現爆發，社會失業甚至可能出現急劇蔓延的態勢。
當前，我國國民經濟因多年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以及亞洲金融風暴的強烈沖擊，正處于市場疲軟和失業增加的特殊困難時期。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對改革思路進行調整，暫緩推行易于引起宏觀經濟惡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資產利益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減員增效、破產清算、出售拍賣等等，否則可能導致市場需求萎縮和社會失業增加，加劇國有資產流失和“二元”結構分化，甚至形成經濟惡性循環的連鎖反應。國有企業改革應該繼承八十年代的成功經驗，以直接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經營責任制創新為主，產權制度等生產關系的改革則應采取穩妥方式，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具體需要長期漸進進行，防止急于下放資產處置權加劇國有資產的流失，避免產權結構的過快多元化導致經營秩序混亂，糾正監督松弛造成“權力失控”和“責任虛置”。俄羅斯的產權改革未能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益，反而造成了嚴重的經營混亂和“責任虛置”問題，98年俄私有化企業的虧損面竟然高達70%，我們應充分吸取俄羅斯企業產權改革失敗的教訓。
我們還應重新辯證地認識市場經濟的利弊，市場經濟有自發調節供求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有容易導致經濟比例失調的弊端，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業破產和大規模社會失業，西方國家實行市場經濟的數百年來，一般每隔十年就爆發一次嚴重的經濟衰退，我國改革也難以避免市場調節的弊端，如93年泡沫投機造成物資、土地價格猛漲，僅僅房地產和鋼材滯銷就占壓資金數千億元，投機漲價還誤導企業進行了大量的盲目投資。有些經濟學家認為92年出現的“經濟泡沫”問題不大，這種觀點低估了泡沫經濟造成的巨大損失，八十年代國有企業的全部虧損額為五百多億元，而92-93年泡沫經濟兩年中就造成了數千億元的損失，比較國有企業十年的全部虧損還要高出十倍以上，這正是為什么國有企業80年代一直效益良好，而近年來卻陷入嚴重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許多善于經營的著名國有和民營企業紛紛陷入困境，都可追溯到92-93年盲目的大舉投資和兼并擴張。由此可見，我們絕不可以低估市場經濟盲目調節的弊端，其造成的損失完全可能遠遠超過計劃經濟的失誤，西方數百年來頻繁爆發的經濟危機和戰爭就是明證。西方國家因泡沫經濟破滅出現的經濟蕭條，必然導致資源浪費和破壞社會生產力，如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后僅僅一年中，韓國有70％的私人小企業陷入破產，大量閑置的企業售價猛跌為原來的幾分之一。我國93年因泡沫經濟過熱被迫進行調整后，國有企業具有的各種社會穩定功能，大大延緩了泡沫經濟后遺癥的連鎖反應，但是，倘若我們忽視國有企業的社會穩定功能，強迫其推行以資產利益為核心的改革措施，加劇社會經濟結構“二元”分化的趨勢，延緩的泡沫經濟后遺癥連鎖反應可能重新爆發，甚至引起企業銀行連鎖破產和社會失業危機。近年來，盡管我國采取了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如破產兼并、減員增效、出售拍賣等等，但是，企業虧損和銀行壞帳狀況仍不斷惡化，大批企業職工下崗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這說明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市場經濟弊端的嚴重性，探索克服泡沫經濟后遺癥的有效宏觀調控對策。
解決當前我國面臨的各種緊迫經濟矛盾，不能單純依靠市場機制進行自發調節，原因是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市場普遍存在過剩，企業和銀行采取單純追求盈利的行為，將會導致國民經濟陷入惡性循環。美國29年泡沫經濟破滅之后，私有企業面對嚴重的生產過剩，采取了削減工人和工資成本的辦法，商業銀行則縮小信貸規模以避免壞債危機，壟斷資本趁機對中小企業實行破產兼并，結果導致了社會市場需求急劇萎縮，企業開工不足和虧損狀況也更趨嚴重，出現了嚴重的企業銀行連鎖破產風潮，大大加深和延長了經濟衰退。當前，我國需要采取強有力的政府干預政策，擴大社會基礎建設增加社會有效需求，矯正市場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嚴重比例失調，利用大量過剩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以及大量的企業閑置設備和人力資源，用于水利、交通、能源、環保等方面建設，盡快促進國民經濟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我國貫徹擴大基建投資啟動經濟的戰略，國有大中型企業必須發揮主力軍作用，因為，國有企業才能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采取有利于矯正經濟失衡的“反周期”行為。無論從工業產值、投資和實現利稅來看，國有大中型企業都有舉足輕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機械等國民經濟的關鍵行業，能夠通過廣泛的產業間聯系產生強大輻射作用，帶動整個國民經濟擺脫經濟疲軟的困境。盡管社會基礎建設獲得的投資收益較低，私營、鄉鎮和外商企業一般不愿意進入，但是，政府通過計劃調節和國有企業的積極配合，能夠重新啟動大量閑置的人力、物力資源，幫助矯正國民經濟的嚴重比例失調，通過產業間聯系和乘數效應刺激工業生產，企業開工不足和職工下崗狀況將明顯緩解，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市場需求將大幅度增長，不同類型企業的經濟效益都將顯著提高，政府稅收和銀行壞帳狀況也會明顯改善。我國今后設計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應該堅持政府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注重協調國民經濟的重大比例關系，才能防止國民經濟遭受周期性衰退的困擾。關于政府調節和國有企業的作用，我們不應該受西方國際經濟組織的誤導。西方國際經濟組織從維護壟斷資本利益出發，大肆宣傳“科斯產權理論”以貶低國有企業，誘迫前和發展中國家推行私有化，導致這些國家民族工業陷入了嚴重困境，但是，事實上西方三十年代大蕭條中，政府曾對瀕臨破產的私有企業實行國有化，保護了社會生產力并且緩解了經濟蕭條，二戰后西方國家迫于冷戰的壓力，推行了政府干預和國有化的政策，出現了經濟平穩發展的“黃金時代”，相對緩解了經濟周期波動和社會貧富差距。八十年代以來，西方右翼推行的放棄政府干預和私有化政策，導致了工業衰退和嚴重的社會失業，政府稅收減少和社會保障制度瀕臨瓦解，我們切不可盲目相信西方壟斷媒介的宣傳，追隨壟斷資本誘迫推行的災難性“私有化潮流”。
我國還應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阻止社會經濟“二元”分化的趨勢，包括扶植國有、集體中小企業的發展，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形成良好協作的關系，加強政府對城鄉集體企業的監督和指導，防止許多行業的生產過剩和過度競爭狀況，協調國有、集體企業的分工合作關系，對私營、外資企業采取鼓勵與限制相結合的政策，等等。國有大中型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力軍，但是，必須有眾多國有中小企業進行配合，否則大中型企業難以集中力量，發展專業化生產和提高規模經濟水平，被迫重新走“大而全”的發展道路。當前我國進行大規模投資加強社會基礎建設，需要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之間密切分工合作，對于國有中小企業不應采取“放任自流”的辦法，必須堅決剎住各地廉價出售國有中小企業的風潮，許多國有中小企業是地方經濟的支柱，采取廉價賣光國有中小企業的錯誤作法，地方政府將失去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經濟基礎。對于陷入嚴重困難的國有大中小型企業，也不應簡單采取破產清算或出售拍賣政策，而應提供特殊的破產整頓保護政策，包括減免稅收和暫停支付債務負擔，恢復行之有效的扭虧增盈承包優惠政策，以促使企業恢復經營秩序和償債能力，幫助有效地挽救而不是淘汰困難的企業，防止政府稅源和銀行債權的重大損失，保護社會生產力和廣大職工的利益。采取依靠非公有制的中小企業發展經濟的主張，難以搞活國民經濟和解決社會失業，因為，這些企業集中在過度競爭的非關鍵性行業，難以產生啟動國民經濟的廣泛輻射作用，在農村地區的廉價勞動力全部吸納完畢前，不會舍棄自身利益雇傭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
我國的城鎮、農村集體工業企業，不應該將暫時的經營困難歸于公有產權，也不應搞“放任自流”或私有化，而應該繼承八十年展的成功經驗，繼續利用公有產權的規模優勢，加強職工監督和參與管理的民力，接受政府的政策指導并承擔社會義務，促進社區的全面發展和居民的共同富裕。鄉鎮集體企業應協調同國有企業的分工合作關系，接受政府的計劃調節和產業政策指導，避免出現爭奪原材料和銷售市場的尖銳矛盾，集中力量發展各自具有相對優勢的項目，糾正許多行業的重復建設和過度競爭狀況。我國應該鼓勵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第三產業，包括餐飲、服務、小型商業等等，還應鼓勵私營經濟生產拾遺補缺的小商品，但是，限制進入生產過剩的消費品行業，以免加重國有、集體工業企業的經營困難，還應限制其進入市場潛力大的高盈利行業，以保證國家財政和社會事業的經費來源，以及財政稅收的比重不會下降；特別應嚴格禁止其生產假冒偽劣產品，以及逃避交納稅收或違反勞動法的行為，還應限制其進入容易產生負外部效應的行業，如破壞礦產資源或造成環境污染的行業。我國應對利用外商投資政策進行適當調整，繼承以前“有保護漸進開放”的成功經驗，吸取92年盲目競爭引近外資的教訓。我們應該避免急于求成或粗心大意，糾正引進外資多多益善的慣性思維，辯證地全面衡量外商投資的利弊得失。我們既要考慮到外商投資的正面效應，如引進資金技術和促進產值增長，也要考慮到外商投資的負面效應，如對國內市場和民族工業的沖擊程度，相應的稅收、就業和增長潛力等損失?？鐕緸榱吮３旨夹g優勢和高額利潤，往往自己保留高附加值的生產過程，僅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進行原件組裝，并且通過轉移價格等各種手段逃避稅收，因此，為我國經濟創造的增加值和稅收較少，難以通過產業間聯系廣泛地促進經濟增長，一旦通過擠占國內市場沖垮了國有企業，我國將喪失長遠的經濟發展利益，甚至還會觸發社會失業和財政金融的危機。我們應該吸取東南亞過度依賴外資的教訓，正視跨國公司控制國內市場的戰略企圖。我們應該根據不同行業和產品的情況，設計相應的利用外商投資的控制配額限制，利用外資的具體形式和股權比例限制，以及國內銷售和出口的比例額度，既要適度利用引進資金和競爭的正效應，也要限制對國內市場和民族工業的沖擊。例如，對于產品成熟但市場接近飽和的行業，較多限制外商投資的數額和股權比例，保證國內企業充分收回長期投資的效益，防止出現生產過剩和過度競爭的狀況；對于擁有廣泛產業聯系的戰略性行業，應該確保國有大中型企業的主導地位，以最大限度地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就業，引進外資應以合資形式和國內控股為主，規定重要產品的零部件的國產化水平，適度利用引進競爭的激勵和示范作用，嚴格防止跨國公司沖擊和控制國內市場；對于國內暫時無法生產的高科技產品，為鼓勵外商投資容許成立獨資企業，但應考慮限制獨資企業的數量和投資額，以為國內企業保留充分的開拓市場空間。
總而言之，我們在鼓勵各種類型所有制企業發展的同時，仍必須堅持公有制企業的主導地位，糾正某些地方一方面強調發展私營、外資企業，一方面輕視公有制企業甚至搞私有化的錯誤傾向，正如同志論述我國現階段的改革任務時，強調不能只講“初級階段”而忘記了“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因為，國有、集體企業具有重要的社會經濟功能，是貫徹政府制定的宏觀調控和產業政策，保證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實現廣大人民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
注釋：
①數據引自《中國統計年鑒》1997年。
②數據引自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資料。
③數據引自國家統計局編《統計摘要》1992年。
篇9
[關鍵詞] 人民幣升值 房地產價格 動態分析
人民幣升值以來，我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的產生，特別是進入2008年后房地產市場陷入低迷，前幾年聚集起來的房地產泡沫進入破滅期。本文將立足人民幣升值和房地產市場現狀采用2005年7月～2008年9月的最新數據實證分析人民幣升值預期對房地產泡沫的影響。
在中國走向對外開放的背景下，投資者將有一個全球的投資組合視野，使國內資產價格產生相對于匯率變動的貼水和升水，一國貨幣的匯率變動將成為其國內資產價格變動的重要影響因素。本文認為房地產泡沫的產生受人民幣匯率變動和熱錢因素的影響，若以ER、HP、HM分別表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房屋銷售價格指數和熱錢（用外匯儲備代替）。人民幣升值預期和房地產泡沫之間的VAR關系模型可以表示為：
αi為方程的系數，μ是白噪聲誤差項，t表示時間，i表示滯后階數。
作ADF平穩性單位根檢驗可知，變量本身并不是平穩的，在經過一階差分以后變成平穩時間序列。變量同階平穩通過ADF單位根檢驗，說明變量之間存在著協整關系，可以進行協整檢驗。根據AIC和SC值進行判斷決定用滯后一階，即選用VAR（1）模型。本文基于VAR方法的協整系統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
注：*表示在5%的水平上拒絕原假設。
協整檢驗結果表明，實際有效匯率、房屋價格指數和外匯儲備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協整方程為：
HP=-0.048339ER+0.003009HM+4.803418+μ
（-1.661745）（2.742939） (46.86884)
則白噪聲誤差項μ=HP+0.048339ER-0.003009HM-4.803418
對白噪聲誤差項μ進行根檢驗，則
說明殘差本身是平穩的，所以存在協整，遠期是均衡的。建立VAR動態模型：
HP=5.30207-0.000286ER(t-1)+0.856916HP(t-1)-
0.001546HM(t-1)
實際有效匯率、熱錢對房地產價格有一個負的影響，即實際有效匯率的增長會導致房地產價格的下降，這似乎與人們的直覺相悖，然而由于人們對人民幣升值空間存在一個理性區間，當人民幣升值到一定程度時，人們對人民幣升值預期減少，中國房地產預期收益度相應上升，人們開始拋售，房地產價格應聲下跌。以上分析是一種長期均衡，更加深入的分析需要通過誤差修正模型來進行。在VAR系統的基礎上，相應的誤差修正模型（VEC）為：
HP=-0.022919ECMt-1-0.139649ECM t-2+0.341095HP t-1+0.02837HM t-1+0.027381ER t-1-0.001003
誤差修正模型系數項為負，說明房地產價格對長期趨勢的偏離不能在短期內得到糾正，另上一期的房地產價格對當期房地產價格在短期內的影響也很顯著。
根據房地產價格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外匯儲備的沖擊的響應，在第一期給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一個正沖擊后，房地產價格先上升后下降，在第五期達到低點后上升，在第九期達到最高點，總體而言人民幣升值對房地產價格的增長是正的影響。第一期給外匯儲備一個正的沖擊后，房地產價格隨即開始逐漸增加，在第四期達到最高后回落。這表明房地產價格受到熱錢沖擊后隨即產生影響，而且這個影響有逐漸上升的趨勢。
泡沫對一國金融安全的威脅來源于泡沫膨脹期間不斷積累的金融風險，泡沫破裂后金融危機的爆發不過是已有風險的釋放。本文在此背景下得到如下結論:
1.在泡沫和金融不安全傳遞過程中，制度變遷提供了制度環境，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起著助推作用，預期發揮著動力作用，而經濟主體的行為變異則最終促成泡沫經濟和金融不安全相互傳遞的實現。
2.保持外匯儲備的適當規模，保證儲備資產的多元化以減少在本幣升值過程中對沖美元貶值的損失；對在利益驅使下通過各種渠道滲入我國進行套利、套匯的國際游資進行防范與控制，完善國際游資投機目標市場的監管，減少投機獲利區間，利用稅收措施抑制國際游資的大進大出。
3提高宏觀調控預期性和有效性，真正提高宏觀調控的質量。從根本上轉變宏觀調控方式和宏觀調控指導思想。對宏觀調控措施更多地采用適時適度微調，靈活多次“點剎”，把握好調控節奏和力度，提高宏觀調控的技巧性以有效解決經濟運行中的矛盾和問題。
4.從全球視野的角度，全面調整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戰略定位和工具選擇；強化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防止單邊調整帶來的巨大宏觀經濟風險，積極通過雙邊和多邊體系進行匯率協調和資本監管協調；在金融交易展開相應的國際價格形成機制的干預。
參考文獻：
篇10
[關鍵詞]利率市場化；金融運行；利率水平；通貨膨脹；泡沫經濟；銀行體系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貨幣市場和債券市場已經基本實現了利率市場化，存貸款利率也基本實現了“貸款管下限、存款管上限”的階段性目標。[1]但是，在利率市場化的過程中，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宏觀經濟政策和微觀經濟要素。雖然利率市場化有助于央行貨幣政策的實施、使金融資源有效配置、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等，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可能帶來一些不良反應。
1利率水平升高蘊藏風險
依據市場經驗，利率市場化一般導致利率水平上升。利率水平升高將導致企業籌資、融資的機會成本增加，從而降低企業投資，阻礙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同時，政府發行國債的成本增加，財政赤字增加，進而不僅導致政府轉移支付、社會保障投入減少，也不利于經濟總體發展。另外，由于資本自由流動而存在的套利現象，超高利率吸引外匯過度流入，引起本國貨幣通貨膨脹。
在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過程匯總，利率一旦升幅較大時，人民幣貸款社會融資規模就會下降，在2004―2006年體現得尤為明顯。顯然，利率市場化導致利率波動幅度增大以后，對企業的融資和投資造成了影響。而如今，利率市場化雖然日趨成熟，但是央行的每一次加息決定，仍然會引發中國市場的動蕩。
如今中國大多時候仍然采用宏觀調控的辦法，通過降息等手段刺激經濟，但是這樣往往沒有針對性，甚至會由于大企業的壟斷和銀行苛刻的擔保條件，更加不利于中小企業的發展和私人投資的借貸。中國可以適當實行幫助中小企業進行小額貸款的政策，以解決利率市場化后企業融資困難的問題。
2經濟泡沫蘊藏風險
根據日本、韓國、英國等國家利率市場化的進程，我們可以大量發現在利率市場化后，資金通過貸款等方式，投入股市、房市，可能會引起股價和房價的迅速上升，最終導致“泡沫經濟”的出現。[2]而這并不是無稽之談。
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于日本的利率市場化導致存款利率總體水平上升，同時各個銀行為了競爭，相繼減少貸款利率，銀行利潤空間減少。各大銀行為了增加經營收益，商業銀行將貸款業務的重點轉向了所謂的“高風險”貸款企業。自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快速升值。為了減緩日元升值對出口的壓力，恢復產出水平，日本銀行實施了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大量資金涌入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直至1989年，日本銀行認識到泡沫經濟的嚴重性，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連續上調利率，結果刺破了經濟泡沫，導致了股價和地價下跌，經濟出現停滯，金融業也陷入困境，銀行體系難以正常發揮融資功能。
如今中國的銀行貸款投向也有向證券市場流入的趨勢，不少人表示開始從銀行中借錢進入股票、證券等金融衍生品市場。雖然，中國由于傳統儲蓄思想的影響，儲蓄率一直高居不下，銀行的不良資產率也在年年下降。但是，政府仍然應該借鑒日本發生的泡沫經濟的悲劇。中國政府應該加強市場監管，嚴格銀行的審查制度。銀行也應該充分發揮銀行業自律組織的作用，防止通過不正當手段開展競爭，維護正常的、健康的金融市場秩序。
3銀行體系的不穩定蘊藏風險
就中國目前情況而言，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市場中基本占據壟斷地位，利率市場化很有可能導致眾商業銀行都不愿意降低利率，中小銀行由于惡性競爭退出市場。這種狀況不利于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同時，利率市場化將使商業銀行傳統經營模式受到沖擊，并給商業銀行帶來經營風險――利率風險。由于多數中小銀行風險管理水平不高，如果國家沒有一定的利率保障制度措施，他們將會面臨破產危機。
美國在利率市場化的改革過程中就對銀行業造成了很大的沖擊：銀行業甚至不得不尋求金融創新和行業整合：1980年美國銀行機構總數為14229家，隨后銀行機構數目急劇下降，銀行業集中度不斷上升，2009年年末商業銀行機構總數僅剩6840家。但是，在美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措施后，使美國的銀行業擺脫危機，更加蓬勃發展。
如今，我們要充分借鑒美國的經驗。比如我國可以參照美國官方可控利率市場基準利率各市場利率的間接調控模式；還應以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存款保險制度為參考，繼續完善我國存款保險制度；還應進行金融創新，改善貨幣市場、債券市場、資本市場的結構層次分明、增加金融產品種類等。同時，在制度方面，利率市場化對金融制度的影響是聯動的，相關的匯率制度、資本管制等一系列規制都需要同步改革。
4價格制定權蘊藏著金融腐敗的風險
在利率管制的情況下，銀行只有通過風險評估，決定貸款或者不貸款的權利；但在利率市場化的情況下銀行增加了價格制定的權利。不少專家擔憂在利率市場化后，會出現“人情利率”或者“政策漏洞”，銀行將不遵從定價規則定價，正常的市場競爭機制并不能發揮它應有的效果。這蘊藏著金融腐敗的風險。
拉丁美洲在改革的過程中也出現過類似問題，拉美大部分國家在利率市場化后，其正常的競爭機制未能發揮主要作用，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為一些大集團所擁有，成為它們的資金供應商，后期甚至出現了貸款黑市等金融腐敗的場所，最終導致政府無法直接管控金融市場，最終使得利率市場化在拉丁美洲眾多國家以失敗告終。
中國需要完善利率監督、檢測體系，形成以人民銀行總行、當地分行和各級城市支行的分級銀行管理體系；也應該著手建立利率定期報送制度，各級金融機構應定時上報貸款利率、存款利率、外幣利率等重要數據。同時，我們更要建立利率市場監督機制，提高市場利率化水平的透明度，杜絕“人情利率”的發生。各級相關金融機構也要做好自我監督機制。
綜上所述，在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中，出現了一些可能產生不良影響的風險，其中包括：利率水平升高導致中小企業和私人投資減少；高通貨膨脹率導致民生問題；經濟泡沫導致經濟危機；銀行體系不穩定導致融資困難；價格制定權蘊藏著金融腐敗的風險。面對這些問題，本文通過世界其他國家、地區在處理這些不良硬性的方法，結合中國自身國情，提出建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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