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概念范文
時間：2023-12-28 17:38:28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概念，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20世紀60年代以來，現代醫學由“生物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模式”甚至“生態模式”轉換，中國的醫學教育面臨多重挑戰，醫學人文教育逐漸成了醫學院校的必修課程。醫學人文教育可促使醫學生對醫學的人性化傾向保持警惕、對醫療保健制度存在的問題進行反思，并將使他們終生受益。本文從科學共同體的角度，結合知識圖譜來分析我國近十幾年醫學人文教育的研究成果，并對未來研究進行展望。
2資料與方法
2.1數據收集
數據來源于中國知網，時間跨度為1994-2011年，按主題詞“醫學人文”進行檢索，共檢索到770篇文獻，文獻年代分布，見圖1。從檢索結果看，按學科劃分絕大多數屬于“醫學教育與醫學邊緣學科”，共有546篇，占總數的70%;刊登論文最多的期刊是《醫學與哲學》（人文版）（124篇）和《中國醫學倫理學》（77篇）；關鍵詞最多的是“醫學生”、“醫學”、“人文精神”、“醫學人文教育”；就作者單位而論，南京醫科大學所發表的論文最多。
2.2 研究方法
知識圖譜（MappingKnowledgeDomain)是一種新近興起的，將科學計量學、機器學習、計算機圖形學等綜合起來的科學研究方法。它把科學文獻之間的關系建立在統計學基礎之上，然后以可視化的圖形直觀地反映出來，對于發現和解釋科學文獻中潛在和隱藏的規律或學科演化路徑發揮了重要作用。論文引文次數和下載次數比較分析。一般說來，引文次數最多的論文以及下載次數最多的論文二者并不盡相同。由“科學共同體”引申出“研究主題”?？茖W共同體反映了一個學科領域內共同的信念、方法和概念。“科學共同體”采用的是分析共作者的方法，而“研究主題”分析的是關鍵詞，主要思路是“符號意義”的關聯。在一定程度上,“科學共同體”和“研究主題”本質上是相統一的。根據科學共同體理論，具有相同研究興趣的作者會集中到一起，聚集成一個知識群，然后根據這些作者的研究內容，確定知識群的研究主題。
3.研究結果
3.1論文引用次數和下載次數比較分析
引用次數最多的論文是“國外醫學人文教育課程計劃的特點及啟示”，發表于《中國醫學倫理學》雜志2002年第12期，引用次數為81次，平均每年引用次數為9次。而引用次數排名在前幾名的，一般年引用次數在5?8次之間。下載次數最多的論文是“醫學科學精神與醫學人文精神交融一實現現代醫學模式的轉換”，發表于《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下載次數為707次。然后是“現代醫學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統一的思考”和“關于醫學人文精神的追問”?！皣忉t學人文教育課程計劃的特點及啟示”下載次數為404，排第8位。“國外醫學人文教育課程計劃的特點及啟示”是引用次數和下載次數都比較多的論文。這說明醫學人文研究已經引起了國內相關學者的注意并且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但是我國的醫學人文教育還處于起步階段，在課程設置等方面還需要參閱國外發達國家醫學院校的經驗。
3.2科學共同體的知識圖譜
從與醫學人文相關的論文中，選取引用次數為7的論文，共有112篇，作者203位。通過Pajack軟件繪制出知識圖譜，并通過人工調整，得出作者共引分析圖譜，見圖2。共分為4個知識群：醫學人文研究、醫學人文教育、醫學生的人文素養以及其他。
科學共同體一：醫學人文研究。醫學人文研究是醫學人文教育的核心和基礎，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是醫學人文精神的觀念層；二是醫學人文關懷的主體實踐層⑴。醫學人文是對人的生命質量、價值和人類未來的健康與幸福的關注，是對人類身心健康與自然、社會與人之間的和諧互動可持續發展的關注W。醫學中的人文回歸形成了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主要研究人員有杜治政、張大慶、趙明杰、劉虹、趙美娟、陳維進、王德彥、刁宗廣等。
科學共同體二：醫學人文教育。在醫學人文的研究基礎上，我國醫學院校引入了醫學人文教育。分為兩類：一是分析和借鑒國外醫學人文課程的設置。20世紀60年代，醫學人文教育在西方國家興起；20世紀70年代，部分美國醫學院校將人文教育引人到醫學教育中來；20世紀80年代，把醫學看作是一門既有自然科學屬性又具有人文社會科學屬性的綜合性學科體系已成為人們的共識。這些發達國家的課程設置以及其他經驗可供借鑒m。同時，北美大部分高校已將敘事醫學納人醫學院的核心課程，踐行“醫學乃人學”的理念w。二是我國的醫學人文教育。醫學人文教育首先是從國外開始的，后來逐漸引入到中國醫學院校，最先引人的是醫學倫理學和醫學心理學。但許多醫學院校由于歷史和環境的原因，某些方面還不盡人意。醫學人文教育主要研究者有殷小平、聶素濱、余仙菊、唐文、郭永松、王茜、孟國祥、何亞平等。
科學共同體三：醫學生的人文素養。醫學生的人文素養并不單指醫學中的人文精神，而是一個更為廣泛的話題，包括文學、歷史、哲學和美學等方面的修養，可能與醫學相關，也可能與醫學不相關，是一種通用的可以適用于理工科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主要研究人員有崔新萍、袁毓玲、楊耀防、王志杰等。
其他包括醫務工作者的倫理、社區衛生服務與加強倫理教育以及導向型學習中的醫學人文知識。主要研究人員有印愛平、李孟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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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共精神；含義；特征
1 公共精神的內涵剖析
公共精神是一個模糊的、需要進行界定但又難以明確界定的概念，盡管不少學者都對其進行了相關得了闡述，但卻各不相同。譚莉莉曾指出，公共精神是孕育于公民社會之中的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和政治價值層面的以公民和社會為依歸的價值取向，它包含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負責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價值命題。岳珂、姜峰則認為，公共精神就是存在于公民社會當中的一種關心公共事務，并愿意致力于公共生活的改善和公共秩序的建構，以營造適于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倫理道德規范、政治價值和社會制度的思想和行為品格。這些論述概況了公共精神的基本內涵，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材料。筆者認為，公共精神是社會公共生活的產物，是世界公共性的重要體現，是社會成員對公共領域利益關系的理性認識，對共同生活準則的主觀認可，由此形成以社會和他人利益為歸依的價值取向，從而在維護公共利益和關愛社會、關心他人的公共行為中表現出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公共精神是一種高尚的倫理精神，是公共生活對公民提出的一種最基本、最重要的美德要求。它要求公民在公共理性指引下，主動認可和遵守公共生活準則，正確理解公共領域的利益關系，積極參與社會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務管理，自覺維護公共利益、關心社會和他人，不斷追求公共善。公共精神的內涵至少包括以下幾層含義：
1.1 公共意識是公共精神的重要內容
公共意識是公民對自己在公共生活中的權利、責任和義務的自覺認識，對公共領域內利益關系的理性認識，對公共生活中的準則、公共價值的主觀認可?，F代社會的公共意識大多表現為一種整體意識或整體觀念，公民具有公共意識意味著他們沒有把自己孤立和封閉起來，而是把自己與社會共同體聯系起來，共同尋找和發現彼此間的共同聯系、帶有普遍性的共識和共同的價值，以及由此確定的共同的準則――公共準則（主要包括利益準則、價值準則、道德準則和行為準則等），并共同遵守這些公共準則，維護共同的信念和價值。公民具有公共意識，同時還意味著公民個體追求一種對私人狹隘性和短暫性的超越，從一個更廣闊的空間和整體中理解自身，從更廣闊的社群利益來理解自我利益，從而把自身與整體聯系起來，把個人事務與公共事務聯系起來，把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聯系起來，把個人發展、價值實現與國家繁榮、社會進步聯系起來，在與他人的交往、協商中踐行公共準則，從而使公共利益和個人的正當利益都得到維護。
1.2 公共理性是公共精神的內在支撐
公共理性是公眾的理性，是個人對公共生活的理性，是人們在理性精神指引下對自身個體存在和社會公共性的把握和實現。這種理性之所以是公共的，是因為它是“有關公共的”、“通過公共的”和“為了公共的”。公共理性是公民的一種理性能力與道德能力，它要求社會成員在涉及到整個社會共同體或整個政治共同體的存在與發展的、關乎所有公民的公共論題時，必須從公共利益出發，在實質性法的正義的基礎上，依據公認的推理原則和證據原則，綜合考慮各種共同的因素，通過公共的協商與對話，經過輿論的批判與觀點的碰撞，從而達成積極的共識，最大限度地維護社會普遍的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公民具有公共理性，意味著公民不盲從、不盲信、不唯書、不唯上，能夠勇敢運用自己的理性，正確把握自己同社會、自然和他人的共生關系，正確理解公民角色的公共性本質和自己擔負的公共責任。公民在這種公共理性驅動和引導下參與公共生活，總結公共生活經驗，就會產生穩定的公共情懷，形成公共理念，確立公共信念，最終形成以公共價值為歸依的公共生活態度和行為取向，從而形成崇高的公共精神。
1.3 公共關懷是公共精神的外在表現
公民的公共精神表現為一種公共關懷。它是公民對公共利益、公共事務、公共生活、公共價值等表現出來的一種自覺的關心和關注。公共關懷不僅僅只限于人際之間，更廣泛地存在于個人與社會、人類與自然之間；這種關懷不是某個人的主觀好惡，而是主體承擔的一種公共責任；這種關懷不僅是一種高尚的人格情操，更重要的是現實行動，是基于世界的共生性、公共性而客觀要求的人的實踐活動。公民的公共關懷體現在：遵守國家法律，積極與政府合作；對公共價值和公共利益表現出積極的認同和欣賞，習慣于站在公共利益和價值的立場上審視和評價事物，自覺關懷與維護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環境、公共環源等公共利益；自覺遵守公共準則，積極參與社會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務管理，在公共生活中理解、尊重、包容他人并與他人平等相處、合作共事。
1.4 公共善是公共精神的價值歸依
公共善是優良公共生活的基本條件，是人們在公共生活中行動的價值吁求。公民作為公共生活的重要參與者，必然要以公共善作為價值歸依。公共善是社會生活共同體的善，是一種體現集體意志的公共倫理觀。它是連接公民道德權利和道德義務之間關系的倫理紐帶。它一方面使公民的共同體生活保持公正性，同時，它又使共同體的每個成員都能和諧地共同生活、共同發展。它要求承認所有公民的公共權利，公民都能平等參與和共同決定社會公共事務。公共善不僅僅是抽象的道德原則和道德觀念，它在現實生活中有兩種具體的表現形式：一種是可以物化的公共利益，包括公共設施、公共資源、公共環境、公共衛生、公共安全等；另一種是非物化的各種美德，比如寬容、感恩、公正、誠信、善良、勇敢等。公民的公共精神既然是公共善的組成部分，自然要以公共善為價值歸依。
2 公共精神的特征
2.1 公共性
公共性是公共精神的根本屬性。一方面，公共精神是世界公共性的體現，是公共生活的產物，它反映了人類與自然界之間的共生關系，它以公共價值為歸依，引導人們追求公共善；另一方面，公共精神要發揮作用必須建立在人們的普遍共識之上，需要公共物品作為物質基礎，需要公共財政提供財政支持，需要公共權力給予權力保障，需要公共輿論提供良好的輿論環境，同時，公共精神又體現在社會成員對公共利益的維護、對公共環境的保護、對公共資源的合理利用等公共行為中。
2.2 向善性
公共精神從善的美好愿望出發，引導社會成員在追求個體善的同時更加注重社會的整體善、公共善，并且要求把追求公共善作為實現個人利益的重要前提，通過對公共善的認同和追求來實現自我利益。公共精神并不排斥個人利益，正確理解的個人利益是公共精神能夠發揮作用的重要前提，但公共精神要求每個公民走出只關注自身利益的樊籬，從更廣闊的社群利益來正確理解自我利益，把道德關懷的目光投向社會公眾、投向他人，從而轉變成一種公共關懷；同時它又以其特有的示范性、感召力輻射更廣大的人群，影響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公共生活、關愛他人，共同建設健康、文明、和諧的公共生活。
2.3 益智性
公共領域是個人展示個性和實現自身價值的唯一場所，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要由私人生活走向公共生活。而要融入公共生活就要具備公共生活的基本精神――公共精神，它要求社會成員能夠自覺維護公共利益，自覺遵守公共生活準則，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管理。因此，社會成員就需要不斷學習相關的知識和守則、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技能、積累相關的經驗，可以說，一個人公共精神的養成過程實際上也正是一個人智力成長的過程，同時，這一過程又深化了社會成員對公共生活準則的科學認識，深化了他們對社會的認識，加深了他們對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理解，豐富了他們的成長經歷，啟發了他們的智慧。
2.4 適用性
公共精神作為社會公共生活的產物，適用于公共生活的所有參與者，主要包括政府、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政府的公共精神體現在以公共福祉的最大化為最終歸依，從社會公眾的需求出發，制訂公共政策必須認真回應公共利益需要和民眾的愿望，不斷提高公共行政的效率和能力，不斷提升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質量；公務員的公共精神則體現在明確自身的公職要求，恪盡職守、廉潔奉公，自覺抵制社會上的各種誘惑，自覺克服、作風漂浮、貪圖安逸、奢侈浪費等不良現象，全心全意為公眾謀福利，不斷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普通公民的公共精神則體現在能夠正確認識和處理個人與國家、集體的關系，自覺遵守社會公德和公共秩序，積極參與社會公共事務，自覺維護公共利益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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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社會資本；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實現途徑
[中圖分類號]FO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2—736×（2013）03—0001—05
當前中國各行各業都在呼喚正能量：恪盡職守的好司機吳斌、舍身救學生的女教師張麗莉、勇救女童的“托舉哥”周沖、不欠工錢的信義兄弟……種種感動人物，我們不吝贊譽，一個個的“最美”稱號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為的就是尋求那桿道德秤桿的價值方向。而另外一個極端則是“救人者溺亡，被救者冷漠”、“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等事件的層出不窮，社會開始出現嚴重的信任危機，人與人之間難以突破以血緣為基礎而互相信任的高度社會化，給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造成了很不健康的社會環境?！艾F代性轉型帶來了中國‘轉型社會’這一獨特社會形態，其主題是以現代核心價值觀（自由、理性、個人權利）為支撐，以市場經濟、民主和民族國家為基本制度的現代文明秩序的確立。也正是這一主題內在決定了個人與制度相互構建和協同推進的時代必然。但是，現實中的制度構建與人的發展出現了‘斷裂’，導致了制度‘內卷化’?！?。因此，我國轉型時期社會資本的形成，就是要把以往被政治狂熱破壞的傳統中的精華重新恢復過來，繼承傳統文化的精神實質，同時吸收思想中的人本精華，以創新的視野豐富和發展思想理論，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提供可持續發展的健康環境。
一、對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理解
自由，一般來說，有絕對自由和相對自由之分。前者是指一種個人只顧自己意志或利益而行使其權力的權利?；舨己浪拐J為：“從理論上說，這樣的自由是生活在相互交往條件下的眾人不可能實現的”。。后者主要是就在一個有制度規約的社會里（即使原始社會也是有所規約的）而言。孟德斯鳩認為，自由僅僅是“一個人能夠做他應該做的事情，而不被強迫去做他不應該做的事情”?！榜R克思認為：“任何時代的社會自由都以限制為基礎。它是一種全體社會成員都能享有的自由，也是一種從那些不傷害他人的活動中進行選擇的自由?！?。并且自由的實現程度“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
本文所指的自由是相對自由，是一種積極的自由。從社會資本理論的角度來說，這種自由是在一定的社會資本基礎上的自由，是作為社會的人在行使其社會屬性時所表現出的不被強制的行為。哈耶克曾說過：“個人自由曾意味著：在一種限制個人自由、使所有人的同等自由得到實現的法律下的自由”。。簡而言之就是：“個人自由是隨意強制的廣泛不存在”。。在論述自由的同時，哈耶克提出了在這種自由的基礎上形成的自發秩序的理念。他認為：“自由社會是一個自發形成的社會秩序，它在文化進化的過程中產生，因為能更好地利用人類知識而勝其他社會形式一籌，并且給予這個前提得以長久維持生命力。”。在這里面有一個詞語叫做“文化進化過程”，我們將其理解為一種社會制度的變遷過程，因為“社會資本是文化、非正式制度的延續”。這種自由社會為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健康的環境。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形態，尤其是在自然經濟關系狀態下的個人所有制中，它們的生產目的不是為了創造價值，而是為了保證各個所有者、家庭以及整個共同體的生存。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是驚人的，應該說絕大部分的人的生存問題是解決了，但“重建的個人所有制”不是對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個人所有制的簡單復歸，而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重建，是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基礎上徹底消滅舊式分工和階級產生的基礎，使每一個勞動者在自由個性的基礎上聯合起來，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和產品，從事自主的生產活動，從而實現勞動者個人自由、全面的發展。因此，從自然經濟關系狀態到個人所有制的重建，其實是對自由的一種提升而非簡單復歸，即人能夠自由地和充分地發揮及發展自己的體力、智力和創造能力，是在人的全面發展的基礎上的一種“個性自由”。
那么什么是全面呢？本文認為，全面無非是在擁有生存權的基礎上能夠自由地選擇發展權所必須的服務，至于這種全面發展的水平或者程度，就取決于經濟發展水平。自由是人的全面發展的最高要求，而全面發展則是自由發展的前提。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一個有機整體，人的發展水平的提高是依賴于自由與全面的整體提升。兩者不是一個概念，但卻是一個分不開的概念。而隨著社會形態不斷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水平越來越依賴于人的社會性的發展，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再僅僅是因所有制而產生的物與物之間代表的關系，而更多的是因其社會性而產生的信任與合作。這種信任與合作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基礎之上的，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聯合體，是以“自由個性”為目的、以個人平等、自愿結成的聯合體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和產品為基礎的社會，即“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階段”，這里的第三階段指的就是在高度信任與合作基礎上產生的一個和諧的社會形態。
二、當前我國人的發展面臨的困境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通過初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較好地解決了私人產品的供給問題。隨著GDP的高速增長，我國已經從生存型階段進入了發展型階段，從注重物的發展開始到注重人的發展。改革開放面臨的形勢和任務與改革開放初期已經有很大的不同，從現階段的基本國情來看，經濟發展還處于低水平，屬于“無增長的繁榮”。因為經濟增長的成果并沒有在應有的水平上惠及廣大人民，經濟成果的分配缺乏公平和正義。進入發展型新階段，我國的發展面臨著新問題，如資源與環境的制約、發展不平衡、城鄉居民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等。在初步解決溫飽實現小康以后，人們的需求進一步體現為解決就業、公共衛生、基本醫療、義務教育、社會保障、食品安全和環境安全等。這種公共需求全面增長，但在轉型期由于制度短缺或者是制度的不完善等，導致公共產品嚴重不足，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嚴重不平衡，這些情況尤其是對于弱勢群體的發展而言，無疑會使其狀況更加惡化。比如說，對于本來社會資本就薄弱的農村，城市發展過程中不可缺少的農民工群體、因自身社會資本不足而處于獲取資源空白區的人群等。具體而言，我國當前人的發展面臨的困境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保障人的發展所需的制度面臨供求矛盾
市場的引入，雖解放了生產力，讓經濟得到高速發展，解決了人們的生存問題，從而也使人的需求從生存逐漸向發展轉變。同時，市場的引入也造成了社會的分化，使得社會結構越來越不符合社會本質的要求，它讓部分人享受了自由、獲得了話語權，但更多的人卻被排斥在制度之外，二元體制的差距越來越大，均等化成為越來越難以達到的目標。目前，人們不能自由地接受教育、享受醫療、老有所養和幼有所教等。根據前面對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理解，在每個人全面發展基礎上的人的“個性自由”才是人的發展的最終目標，引入市場經濟必然因為公平競爭而有輸贏，而且這中間是個“零和博弈”，也就是一部入的收益總是會以另外一些人的付出為代價的，這就是市場的公平，它在創造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在殘忍地淘汰另外一部分人，甚至有一部分人根本進入不了市場。那么，在這一弱勢群體領域，政府必須提供市場所不能提供的公共服務。
正如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1990）認為的那樣，多年來，在各個捐助機構的鼓勵下，發展政策主要集中于基礎設施建設以促進經濟增長，這使得許多個人和政府官員在一夜之間暴富。盡管花費了數十億元的投資，但如今，許多國家只剩下養護拙劣的道路和灌溉系統、破敗不堪的公共設施，人們迫切需要認真反思物質資本的過分依賴。目前，我國正在積極完善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從建設的情況看來，城市社區的情況已經有明顯的進展，但對于廣大的農村地區而言，當前我國的制度是短缺或者不完善的，或者是執行不力的，制度的供求矛盾十分突出。
（二）低信任度社會導致人的行為出現扭曲
人的發展需要制度的保障，但制度的制定與實施是有一定的滯后性的，是人們的需求得不到滿足時以社會問題表現出來之后，才會有相應的制度保障的。所以，人的發展與經濟的發展要達到和諧統一的關鍵在于人們所處的社會環境，高信任度的社會資本豐富，必然會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低信任度社會，我們定義為社會資本缺失的社會。“社會資本的大小是由社會成員相互間的信任程度的高低決定的，而信任程度又是由文化所提供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認為：“所謂信任，是在一個社團之中，成員對彼此常態、誠實、合作行為的期待，基礎是社團成員共同擁有的規范，以及個體隸屬于那個社團的角色。”而規范和角色在深層次上都受文化因素的影響。如果說制度為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最底層的保障的話，那么這種文化因素也就是非正式制度，它會影響人的全面發展的全過程，是伴隨著人的發展而產生繼而又以“路徑依賴”的方式影響著人的行為的，這種非正式制度是社會資本的核心部分。我國目前這種低信任度社會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經濟長期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分化而成的，尤其是在弱勢群體中，社會資本缺失而導致的人的行為出現扭曲的現象愈演愈烈。
三、社會資本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關聯
當前國家倡導的和諧社會建設以及科學發展觀無不是“以人為本”的發展方式，“以人為本”歸根到底就是要促進每個人都自由全面發展的社會的形成。這也是馬克思畢生的追求，他所有的分析都可以用這樣一句話來解釋，即“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边@足見人的發展的重要性。馬克思研究人的發展主要是從所有制層面說的，他依據所有制的發展階段，將人的發展分為三種形態，即“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同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币虼耍覈椭C社會的衡量標準應該是馬克思所說的人的全面發展的“自由個性”的形成。而所有人實現自由全面發展必然要求每個人處理好自己的人際關系，實現良好的溝通和交往，也就是積極發展自己的社會資本以獲取自己所需的社會資源，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因此，信任與合作的關系便為每個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便利。
在對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內涵進行深入理解的基礎上，結合當前我國人的發展面臨的困境，以及這些困境帶來的社會問題，必須尋求解決之道。市場的發展帶來了效率但卻是以公平為代價，而政府的轉型卻未能在不損害存量關系的基礎上對增量進行改革，也就是說不能實現帕累托最優。因此，在考慮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實現途徑的過程中，不能簡單地從傳統的政府與市場的組合方式出發，必須尋求第三方實現機制。援引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1990）在《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集體行動制度的演進》一書中提出的多中心的治理模式，我們在國家理論（集權國家）與市場理論（私有化）的基礎上引出社會資本的概念，用來分析人的發展問題，嘗試將社會資本作為政府與市場之外的第三方調節，用以彌補政府和市場可能產生失靈的方面，以更好地實現公共需求的均等化，讓人的發展需求在得以充分實現的基礎上最終實現每個人的自由。
社會資本是一個存在廣泛爭議的概念。更多人認為，社會資本概念是由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EBour—dieu）于20世紀80年代初首次提出的。白那以后，社會資本開始受到社會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等領域學者的廣泛關注和研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2001）認為，在傳統分析的基礎上，需要考慮社會資本因素，社會團體內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與合作，比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作用更加明顯。在他看來，社會資本是由社會或者社會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產生的一種力量。社會資本的獲得要求人們習慣于遵守群體的道德規范，并具有忠誠、誠實和可靠等美德。在總結前人的經驗基礎上，本文認為：“社會資本是有利于促進集體行動的規范與信任網絡，它是文化、非正式制度的延續，它的載體是社區與非政府組織”。
社會資本的引入，對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而言，是將人的發展放置于一個具有同樣需求的共同體當中，這個共同體可以代表人們去表達并且爭取甚至是維護自身需求。如上面社會資本的概念所述，如果把社會資本比作一個團體，那么這個團體成員之間是具有高度信任與合作的，是具有共同目標的。我們認為，在人的發展方面，社會資本可以在政府與市場失靈的領域，發揮好第三方協調的作用。為此，我們構建協調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之間的綜合治理模式，即政府（正式制度）、市場（自由競爭）與社會資本（集體行動）的三位一體的綜合治理模式，以促進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從根本上解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困境。
四、社會資本視閾下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實現途徑
如上文所述，我們將社會資本這個新的元素引入了人的發展的研究過程中，但并非不需要政府與市場，而是在此基礎上，尋求一種良性的實現自由全面發展的實現途徑。社會資本對于人的發展并不是一種單向而是一種互動的關系，因為人的發展的不同層次對應著社會資本的變遷狀態，這兩者是互相影響的。根據目前我國學術界在定義社會資本的時候有兩種思路，即“一種思路是把社會資本看作是有利于當事人行動的資源，這種資源存在于把當事人與其他人聯系起來的社會網絡中。也就是說，社會資本像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一樣，是屬于個人的，一個擁有更多社會資本的人就比一個擁有更少社會資本的人更容易獲得成功和好處”?！傲硪环N研究思路是把社會資本看作是描述集體結構的內部聯系的一個特征，它把人看作是團體、組織、社區、地區或國家等集體中的一員，而不是獨立的個體”。。我們認為，這兩種思路在本質上是一樣的，人既是個人，也是團體中的一員，而我們以社會資本的視角來研究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實現途徑，實質上是從作為社會的人出發的。
人的存在，首先是作為自身而且是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而存在的，但社會性是人的本質屬性，作為社會的人，個人是與集體共同存在的，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是分不開的，而且個人是可能通過集體行動來實現個人利益的。作為個人的人，可以利用自身的社會資本即社會關系和網絡來動員各種資源以實現其行動目標。那么，這里會存在一個個人行動目標與其所動員的團體的目標之間的關系問題，即個人理性與集體行動之間的關系問題。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Lloyd Olson，Jr，1965）在其《集體行動的邏輯》里面論述了個人理性與集體行動的問題，認為由于個人行為是理性的，往往無法產生集體或社會的理性結果。而奧斯特羅姆從“集體行動困境、囚徒困境、公地悲劇”等理論模型的假設條件出發，認為這些假設條件如個體之間溝通困難或者無溝通、個人無改變規則的能力等，只適用于個人彼此獨立行動缺乏溝通并且個人改變現有結構需要高成本的一些大規模的公共事物治理，而對于彼此十分了解、經常溝通并且建立了信任和依賴感的小規模的公共事務治理并不適用?；诖?，她提出了自主組織與自主治理理論。
這就是說，個人是可能通過集體行動來實現個人利益的。第一，如今個人利益嚴重受損而最需要維護的當屬社會弱勢群體，而這些弱勢群體有的可能屬于同質性的，如農村長期住在一起的居民。即使不住在一起，也可能因為利益訴求相同，而形成利益共同體。第二，這樣的利益共同體對彼此是十分了解的，經常溝通并且建立了信任和依賴感，或者說很容易建立起這種信任與依賴。因此，這種社會資本的存在，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或者共同維護團體的利益，從而實現有益于個人發展的利益訴求，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進一步實現。
因此，社會資本視閾下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實現途徑在于：在政府制定正式制度進行保障的基礎上，構建一個民間組織（如社區），在這個組織里，人們具有高度的參與意識，人們通過信任、合作、互惠等長久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共同表達并實現自己的利益訴求，一方面可以通過較少的成本來獲得自己所需，另一方面將自己置于高信任度的社會，有利于提高整個社會的社會資本存量。
篇4
關鍵詞： 艾滋?。桓深A效果 ；校外青少年
中圖分類號：C 91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623X（2012）05004205
《2011年全球艾滋病流行報告》顯示，我國于1985年發現首例艾滋病人，中國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總數到2011年年底估計將達78萬人。當前艾滋病在我國最主要的傳播途徑已從血液傳播轉向性傳播，意味著艾滋病的流行趨勢已經由播散期轉為以全國低流行和局部地區特定人群高流行并存的快速增長期。青少年人群則是艾滋病感染的主體人群和后續主體人群，而且艾滋病感染者中15-29歲的青少年已占60%，[1]其比例也因艾滋病傳播增長的趨勢在逐年增加。
廣西是目前全國艾滋病疫情高發地區之一，柳州市疫情排名居廣西之首。柳州市新報告病例的傳播途徑構成已由以往的經靜脈注射吸毒傳播為主，轉變成經性途徑傳播和靜脈注射吸毒傳播并重，而且性途徑傳播構成比例已達到50%左右；其中校外青少年吸毒人群增加，且靜脈吸毒的比例逐漸增高，處于性活躍期，受艾滋病的感染危險性較大。
一、研究綜述
艾滋病又名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Aequired iminunodefieienCy Syndr Ome AIDS），是一種性傳播疾病，是由人類免疫缺陷病毒 （human immune OdeficiencyvirusHIV）引起的一種惡性傳染病。艾滋病起源于非洲，1981年6月5日，美國亞特蘭大市疾病控制中心首次介紹了他們發現的艾滋病病人的病史。現艾滋病成為一個世界性的醫學難題、社會及政治問題。目前己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報告發現HlV感染者和AIDS病例[2]，特別是在非洲和亞洲地區流行十分嚴重。因此，對艾滋病的流行、發展及預防進行研究已成為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關于艾滋病預防的生物醫學和人文科學研究理論有以下內容。（一）生物醫學論1.艾滋病的流行病學生物醫學的觀點認為，艾滋病是由人體免疫缺陷病毒引發的一種傳染疾病。按照控制傳染病的三個基本環節傳染源、傳播途徑和易感人群，[3]采取以病人為中心的一系列措施。識別“病毒攜帶者”，追蹤它的傳播途徑，然后阻斷新的感染，比如實施追蹤感染者的并且告知其可能被感染的事實。[4]根據艾滋病的流行病學特點，健康教育是最好的控制大范圍AIDS和HIV感染的方法之一。2.“知—信—行”模式“知—信—行”（K-A-P，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模式，是圍繞降低個人的艾滋病風險促進行為改變。其理論預設是知識決定態度，進而決定行為，受到預防干預的個人有能力根據所獲得的正確艾滋病預防知識、態度、技能，理性地校正自己的高危行為。在中國，以生物醫學為主導的“知—信—行”模式目前仍然是艾滋病預防中的主導方式，艾滋病風險理論指導了絕大多數中國艾滋病預防工作。[5]（二）人文社會學科的介入1.文化解釋視野中的艾滋病預防醫學人類學者們關注艾滋病的社會文化本質。人類學對艾滋病的關注主要受到醫學人類學文化解釋學派的影響，在理論方面專注于探討醫學人類學研究艾滋病與文化場域的關系，如蘇珊·桑塔格闡述艾滋病在歐美文化中被隱喻化，艾滋病不僅是生理疾患，也是一種臨床的建構和文化的推演。[6]實證性研究則專注于特定文化場域如何影響艾滋病預防實踐的策略，如潘綏銘用社會學統計方法對中國性文化的一些指標作了定量分析，從而提出在中國艾滋病性傳播的可能性比美國要小得多。[7]2.政治經濟視野中的艾滋病預防艾滋病的流行分布與宏觀和微觀的政治、經濟勢力分布有著密切的關系。截至2005年底，世界衛生組織（WHO）和聯合國艾滋病預防規劃署（UNAIDs）聯合，全球3 860萬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中，北美、西歐、中歐只占了5% （200萬人），非洲、拉丁美洲、亞洲、東歐占了95%（3 660萬人）。[8]艾滋病在中國的分布和傳播方式與全世界一樣都出現了地區差異和人群差異[5]。經濟上的貧困而發生許多引發艾滋病的高危行為，使人們的艾滋病的易感性增加，而這種惡性傳染病又將加深貧困的狀況。[9]3.艾滋病脆弱性理論聯合國艾滋病預防規劃署在20世紀末提出“艾滋病脆弱性“概念，是將生物醫學的行為干預指標和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因素結合在一起的模型，是“艾滋病風險”模型的一種擴展，認為指導的預防策略應從減低/減少風險向“降低脆弱性”轉化，實現更綜合的預防、治理。[8]
二、研究設計（一）研究對象調查對象是13—25歲之間未在校讀書又無固定工作的青少年（心理學界根據生理和心理的發展特點，一般把青年界定為13—25歲之間，并將這一階段稱為青年期）。 樣本規模是1 600份。（二）研究方法1.編制調查表以WHO、國家衛生部和中國疾病控制中心關于艾滋病感染途徑方面的內容為依據，參考上述研究理論和相關資料，自行設計了《校外青少年健康知識調查問卷》，調查內容包括被調查者的一般情況及所擁有的艾滋病的相關知識。后者主要包括：艾滋病基本知識知曉率、獲知艾滋病知識的途徑、希望獲知艾滋病知識的途徑、知識性問題、態度性問題及5個方面。2.抽樣方法 采用多段抽樣方法，首先，以柳州市的社區為單位抽樣，隨即抽取2個區；其次，在抽中的2個區里，以街道辦為抽樣單位，抽取2個街道辦；然后在抽中的2個街道辦里，以社區為抽樣單位，抽取5個社區；最后在抽中的10個社區（一定地域中人們的生活共同體）里，以網吧為抽樣單位，抽取2家網吧；抽取一個有1 600名校外青少年組成的樣本。3.調查方法調查問卷自行設計，問卷內容包括艾滋病知識、態度、高危行為干預和干預。調查前，對志愿者調查員進行統一培訓。調查過程中，調查員和督導員對回收的問卷進行核查。4.干預方法（1）在抽中網吧、社區內其他場所發放預防艾滋病宣傳單；（2）在網吧和社區內其他場所宣傳欄張貼艾滋病預防宣傳畫；（3）開設預防艾滋病健康教育講座和開展“我的健康，我做主”的游戲工作坊；（4）組織校外青少年的艾滋病預防教育的戶外拓展活動。采用SPSS18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輸入和數據分析，分析方法主要為2檢驗。
三、研究結果
干預前，共收回有效問卷 1 381份，其中男生930名，占 673%，女生 451名，占 326%，平均年齡為178歲。干預后收回有效問卷 1 335份，其中男生901名，占 675%，女生 434名，占 325%，平均年齡為182歲。（一）校外青少年艾滋病的相關知識情況1.校外青少年對艾滋病基本知識知曉率表1校外青少年對艾滋病基本知識知曉率 N=1 381調查內容答對人數（人）正確率（%）看似健康的人可能攜帶艾滋病病毒52838.2艾滋病不可治愈52337.9艾滋病可以預防79157.3性接觸89865.0母嬰垂直傳播82359.6共用注射器吸毒80862.5輸入感染HIV的血液77961.4蚊子叮咬42130.5共同進餐74754.1
四、討論與建議（一）討論校外青少年踏入社會較早，思想比較成熟，生活追求自我，社會思想文化較為開放，同時他們的休閑娛樂活動大多局限于上網、飲酒聚餐、到娛樂場所消費等，易涉足使用、易、不安全等艾滋病高危行為。艾滋病危害著青少年的成長和健康，艾滋病感染者中15-29歲的青少年已占60%。[1]將青少年作為艾滋病健康教育的重點人群，是世界各國在長期與艾滋病作斗爭過程的重要經驗之一。[4]
柳州市校外青少年吸毒人群和有人群增加，靜脈吸毒的比例逐漸增高。有研究表明，校外青少年發生率高， 男性達到 2/3，有 282%的人發生過商業，有 38%的調查對象使用過，揭示了校外青少年面臨著不安全和使用雙重危險，增加了自身艾滋病的脆弱性。[10]在不同的艾滋病流行情況和社會環境下，人們由于自我約束和行為選擇的不同，感染艾滋病的風險存在差異。艾滋病社會控制或蔓延的程度和人們對艾滋病的基本知識、態度以及相關的行為密切相關。[5] 因此，對預防艾滋病知識普遍缺乏的校外青少年進行艾滋病健康干預顯得尤其必要。 （二）建議1.開展以校外青少年為主體的同伴教育健康干預模式同伴教育是指具有相同年齡、性別、生活環境和經歷、文化和社會地位或由于某些原因使其具有共同語言的人在一起分享信息、觀念或行為技能的教育形式。它具有文化適宜性、可接受性、經濟性等優點。[11]
美國對青少年早期的研究發現，同伴關系、自認為成熟、被潛在危險吸引的傾向、規范自身情感和行為的能力等是影響青少年涉足危險的個人因素。[10] 艾滋病同伴教育可以使校外青少年以主人翁的角色參與健康知識的傳播，避免了對敏感話題的尷尬，從而不僅有利于他們學到預防艾滋病知識和技能，促進他們樹立健康的意識和形成良好的行為習慣，還可以使他們成為艾滋病干預和預防的支持者和執行者。部分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青少年已發揮著帶頭普及宣傳艾滋病知識的重要作用。2.發揮以社區為基礎的健康干預平臺社區是以一定地域為基礎，由具有相互聯系、共同交往、共同利益的社會群體、社會組織所構成的一個社會實體，[12]是復雜大社會多元系統中的子系統。與其他社會組織相比，城市社區在艾滋病預防中具有優勢。一方面，由于城市社區是人們生活的具體環境，可以在改善居民生活、縮小階層差異、消除貧困、建立公平合理的競爭機制等方面發揮作用，降低人們在艾滋病傳播上的風險、易感行為；另一方面，由于城市社區具有整合、管理、導向等一系列特殊功能，因而在全民抗擊艾滋病的過程中可以扮演重要角色。發揮社區平臺功能，通過營造一種包容性更大、更公平、偏見與歧視更少的社會環境，從而宣傳艾滋病健康教育，減少艾滋病對人類的危害。3.提倡公益組織參與健康干預中國政府堅持“預防為主、宣傳教育為主、防治結合、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的原則，積極開展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在遏止艾滋病疫情的傳播，降低艾滋病給個人和社會帶來的不利的影響方面產生了積極的效果。公益組織直接面對基層，工作方式靈活、運作成本低、效率高，更容易為民眾接受，實際工作效果顯著，是適應艾滋病國際合作項目的必然產物。公益組織及志愿者的參與，深入接觸校外青少年，干預能力得到極大發揮，減輕社會、家庭和個人壓力；同時通過宣傳和引導，提高人們對艾滋病知識的了解和認識，對艾滋病患者的關心和幫助，創造了巨大的社會價值和精神影響。如：中澳新疆艾滋病預防與關懷項目、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項目等諸多項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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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安全社區基本知識1
一、安全社區的起源和發展
1、“安全社區”的概念被世界衛生組織于1989年9月20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第一屆事故與傷害預防大會上正式提出來。
1989年9月20日世界衛生組織第一屆事故與傷害預防大會上，來自全球50多個國家的500余名代表一致通過并向全球發表了《安全社區》宣言?！缎浴沸迹喝巳硕计降鹊南碛薪】岛桶踩臋嗔?。這一原則是世界衛生組織推進全人類健康和全球預防意外及傷害控制計劃的基本原則?；驹瓌t：人人都平等的享有健康和安全的權力。
2、2000年我國香港地區引入“安全社區”理念;
2003年我國臺灣地區引入“安全社區”理念;
2004年我國大陸地區引入“安全社區”理念。
重慶市至2009年全面啟動“安全社區”建設以來，至2013年底全市已通過評審認證命名了309個“重慶市安全社區”，16個“全國安全社區”。2014年3月，北部新區人和街道通過了“國際安全社區”的現場認證，成為中西部地區第一個“國際安全社區”。
二、安全社區基本術語
1、安全社區：建立了跨部門合作的組織機構和程序，聯絡社區內相關單位和個人(志愿團體)共同參與事故與傷害預防和安全促進工作，持續改進地實現安全目標的社區。
2、“社區” 小可以指自然村、居委會轄區，大可以指區、縣乃至一個城市轄區，但根據國家安監總局《關于深入開展安全社區建設工作的意見》，我國開展安全社區建設的最小單位，城市為街道辦事處，農村為鄉鎮。
3、安全社區特 點：①跨界合作;②全員參與;③持續改進
4、安全社區分 類：①城市社區;②農村社區;③企業主導型社區
5、安全社區級 別：①省(市)級;②國家級;③國際級
6、安全促進：為了達到和保持理想的安全水平，通過策劃、組織和活動向人群提供必需的保障條件的過程。
7、事故：造成人員死亡、傷害、疾病、財產損失或其他損失的意外事件。
8、傷害：指突然發生的各類事故對人體所造成的損傷。包括各種物理、化學和生物因素。(傷害有時不單單指身體上的傷害，也包括心理或精神上的傷害)
9、事故隱患：可導致事故與傷害發生的人的不安全行為，作業場所等環境不佳，設備及設施等因素的不安全狀態及管理缺陷。
事故隱患與危險源不是等同的概念。事故隱患的實質是指有危險的、不安全的、有缺陷的“狀態”，這種狀態可在人或物上表現出來，如人走路不穩、路面太滑都是倒是摔倒致傷的隱患;也可表現在管理的程序、內容或方式上，如檢查不到位，制度不健全，人員培訓不到位等。危險源則是指造成事故的根源或狀態，它的實質是具有潛在危險的源點或部位，是爆發事故的源頭。危險源存在于確定的系統中，不同的系統范圍危險源區域也不盡相同。
10、目的：是個人、部門或整個組織所期望達到的某種成果。就安全社區而言就是社區在安全績效方面要到的目的。
11、計劃：根據外部環境與內部條件的分析，提出來一定時期內要達到的目標以及實現目標的方案途徑。
12、持續改進：為了改進社區安全的總體績效，社區持續不斷地加強事故與傷害預防工作的過程。
13、安全領域：安全工作涉及的范圍。安全社區建設關注的領域包括：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工作場所安全、家居安全、老年人安全、兒童安全、學校安全、公共場所安全、體育運動安全、涉水安全、社會治安、防災減災與環境安全，共十二個領域。
14、三重一需求：重點行業(重點人群)、重點場所、重點問題、群眾需求。
15、兩高一脆弱：高危人群、高風險環境、弱勢群體
(策劃并實施安全促進項目，特別要針對“兩高一弱”群體進行有效干預，推動區域安全環境的改善)
16、風險：風險指的是與損失有關的不確定性，包括發生與否的不確定性，發生時間的不確定和導致結果的不確定。一般來說，風險的構成要素有三個：風險因素、風險事故、損失。
17、風險辨識：即風險識別，是風險管理的第一步，也是風險管理的基礎。只有在正確識別出自身所面臨的風險的基礎上，人們才能夠主動選擇適當有效的方法進行干預。
三、安全社區建設的目的及意義
1、安全社區建設的目的：倡導“安全、健康、文化”的社區理念，改善社區安全現狀，最大限度地預防和降低各類傷害與事故，促進人人都能平等地享有健康和安全。
2、安全社區建設的意義：
①有利于提高社區成員安全意識、安全技能和社區的安全保障水平，培養重視安全的社區氛圍。
②有利于更好地落實“黨政同責”和“一崗雙責”。
③有利于深化和加強安全生產的“三基”工作(加強基層、夯實基礎、提高基本素質)。
④是安全工作回應群眾關切，切實解決事關群眾利益的安全問題，落實安全工作問政于民、問計于民、問需于民的抓手。
安全社區基本知識2
1、社區的概念
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的人們所組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有一定數量的人口;有一定的地域界限;有共同的文化、制度和經濟生活，居民按一定的方式和結構分布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和歸屬感。
2、安全社區
建立了跨部門合作的組織機構和程序，聯絡社區內相關單位和個人共同參與事故與傷害預防和安全促進工作，持續改進地實現安全目標的社區。
“安全社區”具有廣泛的包容性，涉及到人們生活、工作乃至環境各個方面，涵蓋了生產安全、交通、社會治安、消防、工作場所、公共場所、學校、殘疾人、老年人、兒童、家居、體育運動等諸多領域。有必要的組織機構，有明確的目標和職責，有切合實際的預防項目，有積極的自我評估制度和自我檢查、自我糾正、自我完善、自我改進機制。
安全社區對所有人身傷害進行干預!
3、建設安全社區的目的
最大限度地降低各類事故與傷害
提高全員安全意識與安全技能
加強安全生產“雙基”工作
4、安全社區指導思想
人人都平等的享有安全與健康的權利
以人為本
5、安全社區的特點
1.資源整合
有一個負責安全促進的跨部門合作的組織機構，建立起健全有力的組織體系和工作網絡,聯合社區內有關單位建立跨部門合作的機制，整合社區內各類組織的資源群策群力，是安全社區的保障條件。
“安全社區”突破了以往的“條塊分割、互不統屬”傳統社區管理運行模式,有效地整合了職能部門、商業機構、學校、醫院、社會團體等方面資源,形成了高效的工作網絡。
2.全員參與
公眾參與是實現“安全社區”理念的根本保證。
社區是人們參與社會生活的基本場所，是社區居民的生活基地。開展安全社區建設，必須充分調動全體成員的廣泛參與。通過各種活動和方式，建立政府和民間組織以及公眾溝通的渠道，提高公眾的參與意識，促進公眾對政府決策的理解和支持，增強社區的凝聚力和輻射力，培養居民的安全意識和文明素養，充分調動全體成員參與到安全社區的創建工作中來。
3.持續改進
不斷的降低傷害風險，提高安全程度，需要持續的策劃和實施安全促進計劃，以獲得持續的安全績效。
6、安全社區最顯要特征
社區的居民積極參與。
圍繞傷害預防，圍繞社區安全開展工作。
持續改進，圍繞安全目標持續改進、不斷完善。
7、安全社區理念
強調針對所有類別的傷害預防，包括所有年齡、環境和條件，尤其是高危人群和弱勢群體以及高風險環境。
篇6
軍事醫學的認識客體主要指軍人健康狀態和傷病狀態及其維護、轉歸機制、路徑。軍事醫學的認識客體與認識主體相對應，構成軍事醫學認識活動的基本要素。軍事醫學認識客體具有3方面的屬性，即客觀性、對象性和社會歷史性。軍事特殊環境、特殊崗位及特殊人群的健康和傷病是軍事醫學實踐和認識的客體，首先具有客觀性，即無論有沒有認識主體，只要發生戰爭，它們都必然發生和存在。其次軍事醫學認識客體具有對象性，即什么事物成為軍事醫學的研究對象，不僅取決于它本身的性質和狀況，還取決于軍事醫學的認識主體;在軍事醫學認識主體尚無需要和可能對其進行認識、沒有進入認識主體的視野范圍，以及沒有同認識主體發生聯系的客觀事物，還不能稱之為軍事醫學的認識客體。第三是社會歷史性。主要是指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認識水平的提高，軍事醫學認識客體呈現為一個動態變遷的過程，某些事物可能成為軍事醫學認識對象，某些認識客體則會逐漸淡出。此外，隨著戰爭形態的演變，既有新的損傷類型的出現，也有多種損傷復合的情況，軍事醫學認識客體整體上呈現出多樣化和復雜化的發展趨勢。
軍事醫學的認識活動
軍事醫學從實踐到認識的過程，主要有醫療預防防疫、研究開發、教學訓練等3種途徑。醫療預防防疫著重從實踐到認識，獲得感性認識的主要途徑;研究開發則可以視作是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途徑;教學訓練可以看成是從理性認識回歸到感性認識、促使實踐發展的途徑。經過醫療預防防疫、研究開發及教學訓練的互動深化，軍事醫學作為一個特殊的醫學領域漸趨復雜。戰時醫療預防防疫作為最主要的軍事醫學實踐，使感性認識和經驗在不斷積累中得到提煉和升華，成為軍事醫學認識活動的邏輯起點。為解決傷病防治疑難問題而進行的研究開發活動，將軍事醫學的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形成獨特的多學科交叉學科領域。軍事醫學發展到一定階段，隨著認識對象的復雜化，就要求認識主體必須具備系統的軍事醫學專業知識，由此，通過教學訓練使認識主體獲得軍事醫學的系統理性認識，指導醫療預防防疫工作。在軍事醫學實踐中，一般經驗無法解決的疑難問題和共性問題，可以交由軍事醫學科研人員去探索。在實踐基礎上形成的認識，反作用于實踐活動，通過二者間的往復迭代，逐步實現認識的深入和提高。實際上，軍事醫學的認識并不全部從實踐開始，某些認識活動要求軍事醫學認識主體通過學習具備一定的知識基礎，從而能夠快速進入情況。
軍事醫學的認識結果
軍事醫學的知識體系是軍事醫學認識活動的結果，是長期積累的智慧結晶。它是以技術知識為主、具有科學特征、包含工程與管理等內容的知識體系。軍事醫學專著、教材，是知識體系最常見的表現形式，以此為標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后，現代軍事醫學學科體系已基本形成。隨后，野戰內科學、航天醫學、核化生武器損傷衛生防護醫學等學科逐步形成，軍事醫學成為一個獨特的綜合性醫學分支體系。不同的國情、不同的軍事體制，使得軍事醫學知識體系在不同國家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前蘇聯的軍事醫學知識體系強調軍事屬性，相比而言，歐美軍事醫學更多地從醫學本質出發，醫學屬性、技術特征比較明顯。
軍事醫學的知識結構
在實踐－認識過程中形成的軍事醫學知識體系，是以軍事價值觀為引導，包含科學、技術、管理等知識在內的復雜知識系統。各分支知識體系間相互關聯和滲透，共同構成軍事醫學知識體系。從科學知識、技術知識、管理知識和價值觀念4個維度解構軍事醫學的知識體系，有助于理解軍事醫學知識體系的層次結構，加深對軍事醫學系統屬性的把握。
1軍事醫學科學知識
科學知識是人類通過認識而產生的成果，由科學概念、科學定律、科學理論、學科等所構成的一個整體。軍事醫學這一大系統包含科學知識，軍事醫學科學知識構成軍事醫學的科學子系統。關于生命、健康、疾病、損傷等領域的生理、病理認識和基礎理論，是軍事醫學科學知識的重要組成部分。軍事醫學對損傷、修復機制，作業生理和調控因子以及衛勤理論等的認識結果，構成軍事醫學的科學基礎。諸如軍事病理學、軍事毒理學、軍事勞動生理學、軍事放射醫學、軍事醫學心理學等是軍事醫學實踐的應用理論基礎。軍事醫學科學知識的縱深探索，是解決軍事醫學技術、工程難題的根本途徑，是實現軍事醫學代際跨越的關鍵。
軍事醫學科學知識作為醫學的組成部分，彼此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互動關系。一般醫學作為軍事醫學的發展基礎，在長期的實踐探索和歷史積累中，為軍事醫學提供了豐富的知識本底。同時，戰爭中創傷和疾病的群體聚集性，為軍事醫學提供了豐富的實踐條件，個別領域甚至形成優勢發展領域，從而有機會“反哺”一般醫學，并提升一般醫學發展的速度。例如，軍事醫學對燒傷的研究遠遠領先于一般醫學;軍事醫學對核化生損傷的救治研究，也對一般醫學的“短板”進行了某種程度上的有益補充。
2軍事醫學技術知識
軍事醫學技術知識與軍事醫學的目的直接關聯，是實現戰斗力保護、再生、提高的直接手段。軍事醫學的實踐性特征，使技術知識成為在軍事醫學知識體系的主體部分。軍事醫學技術知識子系統的形成，主要有兩種途徑。首先，是一般醫學技術在軍事中應用，這類軍事醫學技術知識是傳統經驗總結和積累的結果。其次，野戰條件下的需求產生特殊技術，這些技術知識是對軍事醫學科學知識的應用和物化。軍事醫學技術知識在傳統傷病救治經驗的基礎上，逐步擴展到現代的健康保護、能力強健領域。
軍事醫學技術知識的表現形式包括有形的技術，如器材、裝備、試劑、藥品等;作為過程的技術，如監測技術、診斷技術、治療技術、代用技術;作為知識的技術，如方法、程序、規程、標準、條例、手冊等。與科學知識的縱深發展不同，軍事醫學技術知識往往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導向，是橫向多個領域的智慧融合體。此外，與科學知識的主要來源不同，軍事醫學技術知識既有來自于研究機構的原創性技術突破，也有醫療、疾病預防控制等單位的改進型的技術創新。發展軍事醫學技術知識，既要重視實物性技術的生產，更強調非實物形式技術的發展。實物性技術往往發揮直接作用;但是作為軟技術的標準、規范、條例等知識，能夠起到連接、轉換、整合作用，在軍事醫學實踐中可以發揮放大的效用，這一點值得重視。
3軍事醫學管理知識
與科學知識、技術知識不同的是，軍事醫學管理知識以軍事醫學實踐和認識活動為對象，認識客體的客觀性相對較弱。軍事醫學管理知識，與技術知識中的程序性、規范性知識有一定相似性。由于其受眾是軍事醫學的認識主體，因此其作用的非線性影響要更強一些。軍事醫學管理知識，可以從內、外兩個層面進行剖析。通常所指的軍事醫學管理，是軍事醫學系統內部的管理，軍事醫學的認識活動在進入社會化發展階段后，伴隨著組織活動形成的認識，凝聚為內層的軍事醫學管理知識。與軍事醫學的醫療、教學、科研3種認識活動相應，軍事醫學管理知識又可以分為軍事醫學醫療管理、軍事醫學教學管理、軍事醫學科技管理知識等3個分支。同時，軍事斗爭和軍隊建設過程中，包括軍事醫學在內的軍隊衛生資源的計劃、組織、協調與控制活動，形成了衛生勤務這種外部形態的管理行為，包括軍隊醫院管理、教育管理、科技管理、衛生防疫管理、衛生防護管理和藥品器材管理等。衛生勤務管理組織行為更加宏觀，知識覆蓋面更廣。但從本質上，與軍事醫學管理知識存在緊密的內在聯系。如圖1所示。通過對軍事醫學管理知識的系統研究，從內外分層的角度進行剖析，有助于理清衛生勤務與軍事醫學的相互關系。衛生勤務的本質是管理行為，是廣義上的軍事醫學管理活動;而軍事醫學則是包含著科學探索、技術發明、管理活動的綜合性行動。從醫學本體看，它是軍事醫學;從軍事角度看，則成為滿足軍事需求的衛生勤務。
4軍事醫學價值觀念
軍事醫學價值觀念，是價值觀在軍事醫學認識活動中的具體體現，是軍事醫學共同體世界觀、人生觀的提煉和升華。與軍事醫學科學、技術、管理知識相比，軍事醫學價值觀念更強調其對認識主體的意識導向性。軍事醫學價值觀念作為軍事醫學科學技術共同體秉承的理念和信條，甚至沒有實物形式的客觀存在，卻在無形之中引導、影響著軍事醫學認識活動的發展趨勢和方向。軍事醫學的價值觀念，受到來自軍事和醫學兩方面的直接影響。無論是軍事還是醫學，都是兩面性非常突出的價值實踐體系，軍事醫學秉持正確的價值導向，牢記以軍人為本、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理念，可以盡量減少“雙刃劍”給人類所造成的危害。
軍事醫學的組織結構
軍事醫學的組織結構是構成軍事衛勤體制的一部分。與軍事醫學實踐活動漫長的歷史相比，軍事醫學組織結構形成的歷史相對較短。軍事醫學的組織結構與軍事醫學認識的集團主體同步發展，到19世紀，軍事醫學組織結構才逐步完善起來。軍事醫學組織結構，是與一定歷史時期軍事斗爭形式相適應的產物。軍事醫學實踐活動的變化，必然導致軍事醫學組織結構發生相應的變化。目前，軍事醫學組織結構的主體格局，總體上與機械化戰爭相適應;軍事醫學科學研究機構的設置和布局，以戰傷救治、維護健康目的為主;軍隊醫療機構、疾病預防控制機構、教學訓練機構的設立，與傳統機械化戰爭衛勤需求相適應。在已經到來的信息化時代，以“癱瘓”敵方作戰能力為目標的戰爭樣式逐步替代過去以殺傷有生力量為目標的戰爭樣式、損傷類型構成的變化，軍隊編程和有機構成的變化等，都會通過改變軍事醫學保障內容而使其組織結構發生改變。隨著軍隊醫療保障體系精準化、可視化、遠程化的發展走勢，都會逐漸地改變軍事醫學的組織結構。此外，與軍隊的現代化程度和軍隊三軍構成比例密切相關，不同國家的軍事醫學組織結構呈現出不同的模式，俄、美以及英、法、德等國軍隊醫院體系、軍事醫學科研機構、軍事醫學教學訓練機構的設置各具特色，構成比例不盡相同。
軍事醫學的結構模式
軍事醫學經過長期的發展，逐步成為今天的現代軍事醫學結構體系。軍事醫學認識過程中，既有對一些基本問題的科學探索，也有技術層面的實踐與應用，以及綜合保障的軍事醫學工程;軍事醫學的科學、技術和工程認識結果三者之間，既有縱向的層次結構，也有橫向的樹狀結構。
1軍事醫學的邏輯結構
軍事醫學系統作為一個以技術為主體的系統，具有技術系統演化的邏輯結構。軍事醫學的邏輯結構實際上也是一種特殊視角的系統結構。與層次結構注重實物主體不同，邏輯結構更強調要素或者子系統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關系。以關系本體構建起來的軍事醫學邏輯結構，相對難以明示。物質、能量、信息通過輸入子系統，經過運作子系統的轉換，形成響應的輸出子系統，過程中呈現出復雜性特征。黑箱中的非線性相互作用，往往難以用還原論的思維來加以認識。但可以肯定的是，軍事醫學在演化發展過程中具有的涌現現象，如學科的涌現、技術的原創性等，實際上就是軍事醫學邏輯結構的產物。軍事醫學不僅有相對靜止的層次結構，還有動態的邏輯結構，正是這種結構，賦予了軍事醫學作為生成系統的若干復雜性特征。
2軍事醫學的層次結構
軍事醫學的知識體系即學科體系，呈現明顯的層次結構。軍事醫學學科體系可以劃分為3個層次，一級子系統主要包括醫學與軍事學、管理學交叉形成的社會人文學科;醫學科技在軍事環境中應用形成的主體技術學科;圍繞衛勤保障任務形成的綜合保障學科。各部分根據內容還可進一步細分。如圖2所示。此外，以軍人為中心，對軍事醫學的研究任務進行層次劃分，即人的身心(生理、心理)傷病層次的軍事醫學研究，人－生態(主要是指軍人生活的社會與自然環境)－環境層面的軍事醫學研究，人－機－環境層面的軍事醫學研究。如圖3所示。
3軍事醫學的樹狀結構
軍事醫學科學、技術、工程“三元”結構之間的相互聯系所形成的整體結構，可以用樹狀模型加以直觀描述(圖4)。軍事醫學的科學理論是軍事醫學之樹的根系，它的水平決定著軍事醫學的水平;軍事醫學技術則相當于軍事醫學之樹的主干;而軍事醫學工程則為軍事醫學之樹的樹冠，包括枝葉、花朵和果實，它以眾多的分支學科與外界即軍事、科技、經濟、社會環境保持著廣泛的密切接觸。一方面，軍事醫學科學通過軍事醫學技術“樹干”，把科學“營養”傳導到軍事醫學工程“樹冠”;另一方面，軍事醫學工程“樹冠”同軍事、科技、經濟、社會環境相互作用，吸收“太陽能和二氧化碳”，釋放“氧氣”，進行“光合作用”，既改善環境，又將外界的“能量”轉化、滋養著枝葉、主干和根系，使軍事醫學之樹常青，并結出豐碩的果實。
縱觀漫長的發展歷史，軍事醫學已從當初的萌芽狀態發展壯大，逐步成長為醫學的一個綜合性分支學科。在這個過程中，軍事醫學的樹狀結構也在發生動態變化。一方面，隨著環境的變化，某些舊支也在萎縮以至消亡;另一方面，新分支逐步涌現。在三防醫學、航空航天醫學等領域，這些綜合性保障學科的分支，甚至還像榕樹的氣根一樣，下垂入土形成獨立根系，壯大了軍事醫學和一般醫學體系。
結語
篇7
關鍵詞：養老；老齡化；敬老院安全模式；社工
一、 農村敬老院養老存在的問題
(一) 老年人自身存在的問題
1.生理上的問題
敬老院中老人的整體身體健康狀況一般，大部分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這些疾病會導致老人行動不便、生活不能自理等。但很多敬老院不能很好地為這些老人提供服務，長久下來容易使老人疾病惡化，帶來不可彌補的損失，如老人突然性死亡等事件，導致敬老院不安全性事故的增加。
2.心理上的孤獨感
敬老院的老人們除了有生理上的問題外還有一定的心理問題，很大程度上他們的不滿意大多來自心理層面，有以下幾點：第一，老人對敬老院無認同感，他們覺得進入敬老院的都是無子女贍養的老人，自己被子女拋棄了，不能接受敬老院養老這樣的模式。第二，生活寂寞。敬老院中娛樂設施不健全，無娛樂項目，敬老院中的老人基本上無活動。第三，生活無望，精神空虛。敬老院中有少部分老人沒有親人或有親人但常年無人探望，缺少親人的關愛、朋友的關心。敬老院可以滿足老人們的基本生活需求，可是很難滿足老人的心理需求。這些問題的解決也需要子女、老人和敬老院一同合作。
(二) 敬老院的設施無法滿足老年人需求
敬老院在一定程度上能滿足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可敬老院本身存在很多不足和問題，其中包括敬老院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環境衛生、娛樂及醫務服務等方面的問題。敬老院的基礎設施建設不夠完善，很多敬老院院內沒有小賣部、醫療室等設施，導致老人在采購日常生活用品和就醫時不方便。調查發現有些敬老院缺乏消防設施、防火通道和防火防疫的相關執照，這是一大安全隱患，一旦出現意外事故必定會造成嚴重損失。其次還有環境衛生問題，包括院內的環境和老人的個人衛生，敬老院為節省開支而請極少量護工，不能滿足老人的個人衛生安全需求，常出現老人久久趟在床上不活動不清洗而生褥瘡的現象，疾病應該是防護加治療的。
(三) 服務提供不理想
1.敬老院的經費嚴重不足。
“老有所養，老有所樂，老有所為，病有所醫，終有所葬”的辦院水平得不到有效的財力支持。加之有些地方經濟比較落后，財政方面的投入不足以及社會捐助也沒有很好響應效果，致使配套設施簡陋，服務功能單一，供養人員的文化娛樂、康復訓練、醫療保健等多項服務基本沒有。
2.管理機制不健全。
由于缺少專業的護理人員，有的院由鄉村干部管，在管理上單一化，甚至處于游離狀態，很難達到科學化管理，導致老人在思想、生活上都得不到很好的照顧。
(四) 社會工作服務欠缺
現有的敬老院中普遍缺少社會工作服務。敬老院中工作人員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匱乏，工作人員對待老人缺少情感。敬老院與外界社會聯系少，無法很好獲取社會幫助與支持。老人不僅需要工作人員在生活上的照顧，更需要在精神情感上的慰藉，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文化娛樂活動豐富其生活。敬老院需要社會、社區在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和幫助。
二、 引進社會工作專業技能，提高敬老院服務水平
社會工作是一種解決問題的藝術，在西方國家被廣泛運用于學校、醫院、企業等各種機構和領域已有近百年的歷史，它通過社工的社會實踐幫助人們解決個人的、群體的和社區的問題，并幫助人們建立滿意的人際關系、群體關系和社區關系。因此，如何在敬老院管理過程中運用社會工作的理念與方法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 社會工作介入敬老院管理的專業意義
社會工作是一個以價值為本的專業，價值被認為是社會工作的唯一基礎或不可缺少的基礎（H.Goldstein,1973）。社會工作是以人為本位，以人道主義為基礎的，其基本價值觀包括：服務、社會公正、個人的尊嚴和價值、人類關系的重要性、誠信和能力。一方面，在敬老院中建立社工站，吸收各高校的志愿者和專業的社會工作者。對高校志愿者的活動進行合理規劃，并進行一些專業指導，使志愿者的活動與老年人的現實需要聯系的更加緊密，使其所做的活動能發揮更大的價值。另一方面也可以把敬老院作為一個社會工作實習基地。在社工站內，社會工作者運用社工的專業知識來幫助老人們解決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問題。開展一些具有專業價值理念和技巧的服務，以增強老人們的個人能力，人際交往能力等。還可以幫助老人們解決一些心理問題，使其能更好的安度晚年。
社工在老年人工作中所采取的一些理論和模式：（1）帕森斯的功能主義理論。依據這一理論，在老年人的長期照顧方面，一定要注意保持老年人的系統平衡。（2）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他認為，人的精神是可以被了解的，而人類的知識可以用來減輕人類的痛苦；人類的行為經常會被無意識的因素所控制；童年成長的經歷，對成年人的性格、生活有著深遠的影響；有助于人們了解“人如何焦慮”這一問題；通過夢的分析，抗拒和移情作用等，我們可以度量出人的無意識功能。（3）建立實質性的信任關系。所謂實質性信任關系是社會工作者（助人者）與受助者建立在溝通理性（哈貝馬斯,1994）基礎上的合作關系。它是社會工作者切實為求助者著想的關系, 這種實質性信任關系的表現可能不像經典的社會工作那么規范,但其實質效率可能是高的。（4）心理與社會治療模式。心理與社會治療模式認為個體的發展受到生理、心理和社會三方面因素的影響，而且這三個方面的因素又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心理與社會治療模式借用了系統理論的概念———“人在情境中”，即把求助者放在一定的情境中去認識，通過了解求助者所處的環境把握求助者的問題。
(二) 建構敬老院社會工作模式的探索
首先，我們將敬老院社會工作定義為：“敬老院社會工作是社會工作者依據專業的理論和方法，在社工和敬老院管理人員的密切配合下，以幫助老年人解決問題為工作重點，為老人提供服務的一種專業活動?！?/p>
其次，敬老院的社會工作必須遵循一定的原則，包括：接納原則、非批判原則、個別化原則、承認原則、理解關懷原則以及保密性原則。
最后，在敬老院社會工作中，我們依據社會工作的三種方法進行展開。社會工作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統的工作方法，包括個案工作、小組工作、社區工作三大工作方法。這些工作方法對豐富敬老院生活內容，創新敬老院生活指導與管理方法有很大的啟發。詳述如下：
1.個案工作方法
老年個案工作是指工作人員與老年人案主相互接受有一定特定目的的一種專業性的工作方法。在這一過程中，老年人案主向工作員袒露自己的心聲，工作人員向老年人案主表達愿意協助的意向，同時向案主傳遞一種新的觀念、希望和支持，以提升老年人案主的能力。
2.小組工作方法
小組工作是一種團體活動或經驗，是一個過程，一種治療或援助，具有有持續的互動、有共同的目標和利益、形成某種社會關系、有一定得規則和控制的特征。
3.社區工作方法
鄧漢姆認為社區社會工作是一個“有時是的社會接觸過程”和“社會工作的方法”，它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1、滿足社區需要，調試社區資源；2、協助居民解決問題，培養居民的參與精神，提高居民的自覺能力與合作意識；3、改善社區間與社區小組間的關系，優化社區內的決策機制?！雹?/p>
從社會學角度看社區是指居住在一定地域中的人們生活的共同體，因此在敬老院的生活指導與管理工作中，就可以把敬老院當作老年群體的一個社區，提高敬老院管理、教育、服務的整體功能。
篇8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series of doctor-patient disputes and even violent incidents have made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more tense， has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in the community. As a contemporary young college students are in the values development period， how to treat moral rights and moral obligation in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education we cultivate and practic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Starting from the moral root of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deterioration，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symmetry moral rights and moral obliga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build a harmoniou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moral standards， to cultivate college students' correct value judgment.
關鍵詞： 醫患關系；道德權利；道德義務；價值觀
Key wo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moral rights；moral obligation；values
中圖分類號：D6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6）32-0244-02
1 醫患關系的倫理內涵及性質
1.1 醫患關系的倫理內涵
醫患關系是指基于維護和促進健康的醫療衛生服務而形成的醫方和患方間的一種社會關系，又稱醫病關系。西格里斯曾經說過：“每一個醫學行動始終涉及兩類當事人：醫師和病員，或者更廣泛地說，醫學團體和社會，醫學無非是這兩群人之間多方面的關系”[1]。這有兩種理解：一種是現實的醫患倫理關系，即由現實的道德規范（包括醫學道德規范和就醫道德規范）調整的，其一方主體一般為醫務人員，另一方主體是病人及其家屬。另一種是應然的醫患倫理關系，即由應該有的而實際上未有的道德規范調整的，應然的道德規范是符合“正確理性”的，即符合人的倫理行為本性的正確的、優良的行為準則。
1.2 醫患關系的性質
從倫理學角度看，醫患關系就其本質而言是具有相互的權利、義務關系和信任托付的契約性質的特殊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醫患雙方都具有獨立人格，沒有高低、從屬之分，因此醫患關系是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權利義務關系。由于醫患雙方在醫學知識掌握上的不對稱，醫患雙方存在著現實的不平等狀況，病人只能在信任的基礎上，到醫院把健康和生命托付于醫方，因此醫患關系是信任托付的契約關系。醫患關系是在彼此平等、相互信任基礎上的特殊的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
2 醫患關系中的權利與義務
2.1 權利與義務概念釋義
按照被賦予、被規定的形式之性質，分為法定權利義務與道德權利義務：前者是被法律所承認、賦予的，是法律對于人權利義務的規定；后者是被道德所承認、賦予的，是道德對人們權利義務的規定。權利與義務之間的關系包括：一個人的權利與他人的義務之間的關系，與一個人的權利與他自己的義務之間的關系。
2.2 醫患雙方的道德權利與道德義務
醫患間的道德關系規定著相應的權利和義務。在診療實踐中，醫生被賦予的道德權利如下：①醫生的診療權：為病人診斷和治療疾病是醫生職業活動的主要內容。醫生行使診治權應該是自主的，不受他人意志和任何非法力量的干涉。②醫生的特殊干涉權：醫生為了病人的利益，在特殊情況下，可以代替或幫助病人及其家屬做出治療上的決定。③醫生有受到尊重和享受禮貌待遇的權利：作為一個公民和為病人提供醫療服務的醫學專家，醫生理應受到病人及其家屬的尊重，病人及其家屬對醫生應以禮相待。④醫生有獲得相應經濟報酬的權利：醫生在自己的工作中付出辛勞，為病人創造健康價值，尤其是病人有著高于一般職業的執業訓練付出，因此有權利獲得與其付出相稱的經濟報酬。
醫生的道德義務：①維護患者健康，減輕痛苦；②幫助病人知情義務；③對病人的特殊病情及隱私予以保密。
病人的權利是病人在醫療關系中享有的得到法律認可和倫理學辯護的要求或利益。因此，病人權利的概念有法律學的和倫理學的雙重內涵。病人的法律權利是受法律保護、有法可依的權利，如依法享有醫療的權利、休息的權利、勞動保護待遇的權利等。病人的倫理權利是倫理道義予以支持的要求，如病人選擇醫生的權利、醫療自主的權利等等。病人權利的法律學和倫理學的內涵相互聯系。一般說來，法律的限定是基本的要求，而倫理學的要求則相對較高。但是隨著社會的進步，原來相對較高的倫理學要求為社會廣泛認同，就會通過法律程序，成為法律的基本要求。
維護病人權利的根本目的是要保護病人，表現在有利于病人的診治和康復，維護病人的人格尊嚴，維護病人的經濟利益。同時，對醫療服務機構的質量管理是有力的促進和監督，對于密切醫患關系、穩定醫療秩序、遏制醫療腐敗、推進公正醫療、促進社會文明有著重要意義。
病人在享有一定的權利的同時也承擔相應的義務。病人義務是指病人對自身健康、醫務人員的診療及社會負責基礎之上的一種道德責任。主要包括：保持健康和恢復健康，預防疾??；遵守醫院規章制度，積極配合診療；理解和尊重醫務人員的勞動和人格；及時足額交納醫療費用；支持醫學科學研究和醫學教育。
2.3 義務與權力之間的關系
“病人權利”是基于其為社會的一個成員，而不僅僅是基于他是一個病人。病人享有某些權利是基于病人是社會的一個成員而被承認、規定和賦予的，而不僅僅是基于他是一個病人。因此，一方面，一個病人的權利是作為一個社會成員所享有的權利，應該與他作為一個社會成員所負有的義務相對應，是因他（她）作為一個社會成員負有義務而享有的，而不是由于他作為一個病人負有義務而享有的。另一方面，病人權利與其他社會主體的義務必然相關：病人權利的實現需要其他社會主體履行相應義務。
“病人義務”則更多是基于他是一個病人而不是基于他是一個普通的社會成員。病人負有某些義務更多的是基于他是一個病人而被規定的，而不是基于他是一個普通的社會成員。因此，一方面，一個普通的社會成員如果沒有患病進入醫患關系中，就負有上述義務，這些義務與他因是一個普通的社會成員而享有的病人權利并不必然相關和對等，并不是因為他享有該病人權利而負有這些義務。
3 醫患糾紛的道德解決思路
綜上所述，從倫理學的角度出發，醫患糾紛產生的原因在于醫患雙方存在道德差異性，即醫患雙方道德權利與義務的不對等。患方與醫方之間的關系往往存在著道德差異性，他們并不持有共同的道德前提或道德基礎，如若雙方存在著共同的道德前提或道德基礎，就可以通過圓滿的道德論證來解決醫患道德爭端。如若道德權利與義務的不對等，那么醫患關系無法達到和諧統一，就會產生醫患糾紛甚至演變成醫患沖突。
“權利與義務無非是一種利益：權利是由某種力量所保障的索取，從社會和他人那里得到的某種受某種力量所保障的利益；義務則是由某種力量所保障的貢獻，付給社會和他人的某種力量所保障的利益。”[2]醫患間的道德權利義務的不對稱，實則是利益上的沖突。
醫患關系受社會總體道德水平的制約，當今社會道德滑坡現象屢屢發生，道德風氣的衰弱對國家和社會的危害，尤其是對醫患關系的危害更為嚴重。醫患間道德權利與義務的不對稱，進而導致利益爭端更加深了醫患糾紛甚至沖突?！爸袊母镩_放以來，醫療體制的改革的目標就是把醫院市場化，以市場化的方式來經營醫院，醫院以‘第三產業’之名堂爾皇之地進行創收?！盵3]約翰?洛克認為，道德原則不是天賦的，而是從環境和教育中得到的。當今社會的醫院市場化的經營方針，更是拉低了醫患間的道德風氣，加深了醫患間的道德矛盾。
西方也曾有道德衰落時期，許多倫理思想家提出一些道德準則，對于我們今天探究醫患關系有許多借鑒意義。亞里士多德制訂的的道德規則，是以共同體利益為原則，強調正義以公共利益為依托?；舨妓固岢隽艘詡€人利益為中心的系統的道德觀。他的“自然權利”即每一個人都有權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斷去做他認為最有利自己的事。他建立了以自然法為基礎的道德體系，以人性論為基礎，以自然法理論為中介，以至上為最高原則的三分性的體系。正義的來源在于契約的訂立，信守契約就是正義。斯賓諾莎提出“理性命令”同霍布斯相同，都以自我保存、追求個人利益為出發點。斯賓諾莎試圖用理性命令把個人利益和他人利益。公共利益統一起來，“人人都追求全體的公共福利?！盵4]培根企圖強調公共利益和社會責任，反對自私自利和損人利己的行為。強調人對人的義務，特別是個人對職業的義務，反對利己主義道德的自愛論，提出“全體福利說”。知識可以洗滌和改良人的心靈，人的理性在知識的指導下，可以使人明辨是非，區分善惡。
解決醫患間的道德爭端問題，要倡導“以人為本”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服務理念，運用的指導思想，進一步探討醫生與患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堅持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團體的利益出發”[5]。同時，社會主義核心體系又是我們追求社會發展的價值、方向保障。一方面，需要把握其醫院與患者的內在聯系。另一方面，把握其外在領域的協調性機制，尤其要從利益調節機制和道德、法律的雙重約束機制上來把握。
就醫學的本質而言，“對于醫學而言，人的生命是一個最高層次的本體范疇。醫學的本體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醫學得以生存的最終依據；人類不斷提高人的生命質量的需要是促進醫學不斷發展的動力；人的生命存在的狀態顯現了醫學發展水平；為人的生命服務是醫學的終極目的。作為醫學的本體，人的生命的意義具有至高無上性、無條件性?！盵5]這里的人包括醫護工作者與病患及其家屬，所以患者不能因為道德權利義務的不對稱，而過分夸大患者的道德權利。
生命是至高無上的。作為當代青年大學生應知道每個人都應擁有同樣的生命權利，擁有同樣的生命尊嚴，其生命就應該得到同樣的尊重。同樣必須反對將市場經濟的功利原則來代替生命價值原則。在醫學領域，必須是生命價值至上，醫患雙方的生命至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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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有限理性論；立法技術；食品安全法；理性主義；法律適用
中圖分類號：DF36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i.issn.1001-2397.2009.06.07
引子：《食品安全法》的“天之問”
在現代漢語中，“天”具“位置的頂部”、“自然的”、“主宰者”等10多種含義。由于天具有位置頂部、自然的、主宰者等屬性，所以，在中國，往往把那些具有重大的、基礎性的、生死攸關的人或事視為“天”。如，司馬遷在《史記?酈生陸賈列傳》中寫道：“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那么，什么是食之天?它經歷了從量的要求到質的要求的階段；而在對食品的質的階段，在《食品安全法》之前，它又經歷了從“無病”的標準到“衛生”的標準兩個階段。
基于“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食品安全法》取代《食品衛生法》，說明“安全”取代“衛生”成為“食”之“天”，這是當代中國人對天人關系的一個新認識。但是，對于《食品安全法》而言，當它確立“安全”為“食之天”后，它必須說明：《食品安全法》中“食品安全”之“天”又是什么?或者說，《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安全”的含義是什么?
《食品安全法》第99條作為對“食品安全”含義進行界定的條款，它規定：食品安全“指食品無毒、無害，符合應當有的營養要求，對人體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亞急性或者慢性危害”。
從表面上看，《食品安全法》已解決了“食品安全”之“天”的問題，即《食品安全法》中“食品安全”之天是“無毒、無害，符合應當有的營養要求，對人體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亞急性或者慢性危害”，但實際上，《食品安全法》對“食品安全”的含義并不符合形式邏輯對概念進行定義的一般要求。因為，在形式邏輯中，對概念進行定義一方面要求采用“屬加種差”的方式，另一方面不能用否定判斷來進行定義。而在《食品安全法》對“食品安全”的規定中，作為肯定判斷的部分，“符合應當有的營養要求”并不符合“屬加種差”的形式，而“無毒、無害”、“對人體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亞急性或者慢性危害”則采用了否定判斷的形式。
可以看出：一方面，對于《食品安全法》而言。“食品安全”是該法之天，“食品安全”的含義又是“食品安全”這一概念之天；但另一方面，對食品安全的定義與形式邏輯有關概念定義的基本規則存在著兩個方面的不相符合。
對此，也許有人會解釋說：從立法過程看，《食品安全法》是食品營養、食品衛生、食品安全、食品標準等方面的技術專家的經驗與智慧的結晶，對這些領域的專家們來說，他們的思維方式是“問題中心主義”，因此《食品安全法》的出發點和評價標準是“問題中心主義”，根本不能以邏輯為標準來評價《食品安全法》的問題。但是，以“問題中心主義”來解釋《食品安全法》在兩個方面與邏輯規則不符合的做法是站不住腳的，因為：第一，雖然技術專家的思維原點是“問題”，但并不意味著他們可以違反邏輯規則；恰恰相反，技術專家所提出的方案或建議之所以能有效解決現實問題，是因為他們在思維過程中遵循了邏輯的規則；第二，預防是法律的功能之一，法律之所以具有預防功能，它的必要條件是該法律能夠遵循邏輯規則，從而對消極后果具有預見性。雖然參與《食品安全法》立法的技術專家的思維方式的原點是“問題”，但他們思維的終點是制定出一部能有效預防食品安全事故的法律，這就要求參與《食品安全法》的技術專家源于問題中心主義，卻又要超越問題中心主義，并接受邏輯規則的拷問。
依據邏輯規則，《食品安全法》必須接受的拷問是：既然《食品安全法》對“食品安全”的規定不符合概念定義的邏輯規則，那么，這是因為該法存在常識性的邏輯錯誤(以下簡稱“解釋方案一”)還是出于立法技術的考慮(以下簡稱“解釋方案二”)?
一、基于立法技術是解釋《食品安全法》“天之問”的最優選擇
對于《食品安全法》有關“食品安全”含義不符合形式邏輯規則這一事實，解釋方案一和解釋方案二是兩種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解釋方式。從理論上說，這兩個方案都是可能的。但是，由于“食品安全”對于《食品安全法》而言具有“天”的地位，因此，如果以解釋方案一來解釋《食品安全法》對“食品安全”的規定不符合概念定義的邏輯規則，那么也就意味著《食品安全法》的“天”塌陷下來。既然《食品安全法》之天都已塌陷，《食品安全法》豈有不塌陷之理?既然《食品安全法》已塌陷，那么且不說如何實施此法，該法的存在都將不太可能。對于經歷“蘇丹紅事件”、“阜陽奶粉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嚴重食品安全事故卻又無《食品安全法》可依的中國來說，雖然有《食品安全法》并不一定就能“保障公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但是，“保障公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畢竟沒有失去法律保護的工具；相比之下，缺乏《食品安全法》也就意味著“保障公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失去了法律保障的手段。所以，就“保障公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這一目的而言，以“出于立法技術的考慮”這一方案來解釋《食品安全法》的“天之問”是最優選擇。
二、《食品安全法》出于立法技術考慮的可能形式
既然“出于立法技術的考慮”是《食品安全法》“天之問”所遇邏輯困境的的最合理解釋，那么，《食品安全法》究竟是出于什么樣的立法技術考慮呢?要回答這一點，必須首先把握立法技術是如何考慮的?它可能有哪些形式?
(一)科學化是立法技術的根本考量
立法技術的方式和類型總是通過人們有關立法技術的那些觀點得以挑明。對于立法技術，我國立法學家周旺生教授認為，作為“制定和變動規范法文件活動中所遵循的方法和操作技巧的總稱”，立法技術的意義和作用在于“使立法臻于較高水平，使立法更科學，使立法能正確地調整社會關系和準確、有效、科學地反映執政階級的意志”。在這些意義與作用中，科學化是“使立法臻于較高水平”和“使立法能正確地調整社會關系和準確、有效、科學地反映執政階級的意志”得以實現的保障；所以科學化是立法技術的根本作用。
雖然科學化是立法技術的根本作用，但是，“在中國立法的發展成為法治鏈條中一個最好環節的同時，立法技術卻一直不能受到重視，……大量法律……不能實施，執法、司法、守法存在的一系列弊
端直接同立法技術落后、所立法先天不足、難以實行或無法實行相聯系?！?/p>
無疑，周旺生教授對于我國立法技術的定義、作用和現狀的評價是客觀和中肯的，并且被我國從事立法技術研究的學者普遍接受和應用。但是，與周旺生教授對《立法法》“未能就立法技術設定哪怕稍微系統一些的制度”表示失望不同，我們認為，這是值得慶幸的。慶幸的原因不在于立法技術不重要，也不在于《立法法》不應以系統的方式對立法技術進行規定，而在于：既然立法技術的作用之一是科學化，那么，在中國現有的法學研究的成果對方法論意義上的“科學化”缺乏反思的情況下，與其要求《立法法》有關立法技術的制度設定得“稍微系統一些”，不如首先要求法學界對方法論意義上的科學化展開反思，并把這些反思成果應用到立法技術當中。
(二)基于理性主義與有限理性論是立法技術科學化的兩種形式
雖然立法技術的科學化同樣也是周旺生教授的主張，但是在立法技術的科學化與立法技術的系統化的關系上，他并沒有對“科學化”與“系統化”之間的區別給予足夠的重視。實際上，這兩個概念區別很大?？茖W化的核心是科學，科學服從于真理標準，系統服從于整體性標準。而系統為了達到整體的協調，當小系統、子系統或要素的最優的危害大于系統的最優時，它寧可犧牲小系統、子系統和要素的最優。也就是說，對于系統來說，當科學有助于系統的整體性協調時，追求科學的真理性是被鼓勵的，當科學的真理性危害了系統的整體性協調時，科學的真理性標準就會被犧牲。具體到中國的立法系統來說，立法技術作為立法系統的構成小系統，只有在立法技術的科學化有助于立法系統乃至法律體系整體的協調時，立法技術的科學化才會被重視。
那么，立法技術科學化在何種條件下才能有助于立法體系和法律體系的整體性協調呢?從上述對于科學化與系統化區別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對于系統來說，雖然科學作為要素的最優(即符合真理標準)并非系統的最優(即整體的協調)的充分條件，但它卻是必要條件，即：如果立法技術本身是不科學的，那么立法體系乃至法律體系就無法實現整體的協調。
如果說立法技術科學化是立法體系乃至法律體系整體協調性的必要條件，那么掌握方法論意義上的科學則是立法技術科學化的必要條件。因為，立法技術的科學化就是使科學的方法成為立法技術的基礎。方法論意義上的科學是科學哲學的重要內容，所以要掌握方法論意義上的科學，訴諸科學哲學無疑是合適的。現代意義上的科學是近性主義啟蒙運動的產物，因此，以理性主義為基礎的科學哲學是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哲學的第一階段，萊布尼茲、培根、笛卡爾都是這一時期著名的科學哲學家。但是，以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為“純粹理性”劃定界限為標志，后經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對理性主義進行本體論反思，再經弗洛伊德的心理學、西蒙的管理科學以及行為金融學、會計學、政治學、史學、數學、經濟學等對理性主義進行方法論的反思，以“完全理性”為基礎的理性主義哲學被“有限理性論”所修正。當基于完全理性的理性主義走向有限理性論時，科學哲學也完成了從基于理性主義的第一階段走向基于有限理性論的階段，波普爾、庫恩是此階段的著名科學哲學家。對于科學哲學基于理性主義與基于有限理性論的區別，波普爾認為，有限理性論既不反對理性主義基礎上的科學主義，也不反對科學實證主義原則，而是反對把“證實”作為科學實證主義的原則和方法。他認為，衡量一種理論科學地位的標準不是“可證實”，而是“可證偽性”或“可反駁性”。
既然方法論意義上的科學經歷了從理性主義走向有限理性論、科學實證主義從證實主義走向證偽主義，那么，它對法律、制度的建構將產生何種影響?波普爾和哈耶克的觀點無疑具有啟發性。針對邊沁的“增加共同體的幸福”的功利主義立法原則及烏托邦式的理想社會，波普爾認為，一個開放的社會，它的制度合理性不在于給公眾提供多少好的、善的、幸福的東西，而在于禁止那些惡行。作為波普爾的同事，哈耶克對制度構建中的“理性主義設計論”與“進化理論”的比較與波普爾具有一致性，他認為“進化理論則說明制度必定可以促使個人最有效地使用其智慧，以及應當怎樣建構制度以及減輕壞人為害的程度。后者更接近于認定‘人容易出錯并且有罪’的基督教傳統，而前者的完美主義思想則與基督教傳統水火不容”。這兩人的觀點表明：法律、制度的建構方法存在著以理性主義、證實主義為基礎的以增加善或幸福為目標的立法方法和以有限理性論、以證偽主義為基礎的“以減少惡”行為目標的立法方法之分；而他們兩人皆主張后者。
雖然波普爾的理論在科學哲學中有重要影響，但是他基于有限理性論、證偽主義的惡行減少型制度建構的理論并未被法學界所普遍重視。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倒不是他的理論和觀點不重要，而是由于作為法學研究的兩個基本流派，自然法學派與實證法學派之爭其實質仍然是理性主義的內部之爭，實證主義學派不過是以技術理性主義來取代自然法學派的價值理性主義而已。正因為法學研究游離于有限理性的研究之外，加上雖然波普爾從方法論意義上的科學觀點出發，說明了法律、制度的構建方法有基于理性主義、證實主義的福利增加型與基于有限理性論、證偽主義的惡行減少型之分，但他并沒有進一步從立法技術上對這些方法論加以說明，所以，迄今為止，國內外都缺乏與有限理性論相關的法學成果。正是由于缺乏對理性主義的反思，所以，當實證法學派主張法律的科學化時卻對波普爾的科學哲學尤其是他的以有限理性為基礎的以禁止惡行為目標的法律構建方法充耳不聞；當新自然法學派在面對實證法學派對古典自然法“缺乏確定性”的指責、從而在富勒那里提出判斷法律是否具有道德性的8項標準時，這8項標準仍然是為了增進法律的道德性，而不是為了減少法律的不道德性。
因此，當我們以“出于立法技術的考慮”來解釋《食品安全法》的“天之問”時，不僅必須注意到“立法技術的考慮”有基于有限理性論與基于理性主義兩種形式，而且還需說明這種立法技術的考慮是基于有限理性論還是基于理性主義。
三、基于有限理性論與基于理性主義的立法技術特征之比較
如上所述，雖然波普爾從方法論意義上的科學觀點出發，說明了法律、制度的構建方法有基于理性主義、證實主義的福利增加型與基于有限理性論、證偽主義的惡行減少型之分，但他并沒有進一步從立法技術上對這些方法論加以說明。所以，當人們要說明《食品安全法》立法技術究竟是基于理性主義的立法技術考慮還是出于有限理性論的立法技術考慮時，得首先掌握基于有限理性論的立法技術與基于理性主義立法技術的區別，然后才能評價這兩種立法技術對解釋和完善《食品安全法》的效果，從而為《食品安全法》解釋和完善選擇最合適的立法技術類型。
(一)基于理性主義的立法技術的特征
“立法技術”只存在于“立法”的語境當中。在
“立法”的語境中，人類是“立法”的主體，在西方，人類獲得“立法”主體的地位始于理性主義啟蒙運動之后。在理性主義的基礎上，立法技術經歷了自然法時期“價值化”與實證法的“去價值化”兩個不同的階段。在自然法的價值化階段，立法技術的要領是：法并不僅僅表現為成文法，還可以表現為不成文法；成文法也不僅僅表現為制定法，還可以表現為非制定法(即判例法)；人類依理性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保障人的權利，人的權利包括生命、健康、自由或財產，或自由與平等。立法技術在實證法那里的“去價值化”并不是“去一切價值”，而僅僅是去價值中的道德價值，它強調的是實用價值，因此實證法“去價值化”的立法技術的要領是：立法的目的或者是增加共同體的幸福，或者是者的命令，或者是“作為初級規則與次級規則的組合”，初級規則科以義務，次級規則授予權利，而法律的科學化和技術化是實現這些實用目的的工具。
雖然實證法自認為是自然法的替代者，而且新自然法學家也認為實證法導致了“法哲學的安樂死”，它說明實證法的立法技術與自然法的立法技術存在巨大差異，但兩者的共同點在于：都以理性主義為基礎。那么，基于理性主義的立法技術具有哪些特征?在“立法技術”概念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的條件下，基于狹義被廣義包含的考慮，這里僅討論狹義立法技術的特征，而狹義的立法技術包括語言與邏輯結構兩方面的立法技術。
1.立法目的的語言具樂觀主義特征――“增加善”理性主義的根本特征就是對人類自身所擁有的理性認識能力持樂觀主義態度。由于樂觀主義是一種對一切事物采取正面看法、看不到風險的觀念，因此，在法律領域，樂觀主義就表現為：把“增進善”(包括道德與功利的善)而不是“減少惡”作為法律的直接目的。例如，受理性主義的樂觀主義影響，霍布斯、黑格爾、馬克思是西方討論過“惡”的歷史作用的主要思想家，其中，霍布斯是專門而且直接從法的角度來討論法律源起和目的與惡的關系的人，他認為法律是惡人之間達成的契約。但是，即使是霍布斯，也沒有把“減少惡”作為法律存在的目的。把法律與善結合是西方法律思想的一貫傳統，無論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奧古斯丁，還是洛克、邊沁，都把善視為法律的目的和作用。受樂觀主義的法學理論的指導，1960年代前西方各國的制定法，除非制定法中沒有明示立法目的，只要明示立法目的，基本上都以增進善為立法目的，這些立法目的往往是以“為了保護……”、“為了促進……”、“為了提高……”等方式來表示的。所以，即使是美國這種判例法國家，《美利堅合眾國憲法》作為其為數不多的制定法，它的立法目的也被明確規定為：“為建立一個更完善的聯邦，……增進一般福利……”。
2.法律的實質邏輯結構的特征法律的邏輯結構雖然包括實質與形式兩方面，但是由于實質決定形式，所以以“增善”為立法目的的立法技術的特征主要表現在法律的實質邏輯結構方面。又由于法律的實質邏輯結構包括假定條件、行為模式和法律結果等3個方面，因此，以“增善”為目的的法律實質邏輯結構的特征又進一步表現為：
(1)假定條件要具確定性和全面性“確定性”要求法律的規定是“明確而肯定”；“全面性”要求法律對“正面與反面”進行規定?！霸錾啤钡哪康闹砸蠹俣l件的立法技術具有全面性和確定性，是因為理性主義、樂觀主義使然。
(2)應為、可為和勿為是行為模式基本可選方式假定條件的全面性必然要求對行為模式假定是全面的。
(3)法律結果包括肯定與否定兩方面這種特征既是假定條件全面性的要求，也是行為模式可選性的必然結果。
(二)基于有限理陛論的立法技術特征
與基于理性主義的立法技術的特征可以有現成的成果加以借鑒不同，除了波普爾和哈耶克提出以“減少惡行”為立法目的的法律制度構建方法外，我們并無更進一步的基于有限理性、以減少惡行為目標的法律制度構建方法是如何操作的研究成果，所以，基于有限理性論對立法技術的特征進行研究具有開拓性。
1.立法目的的語言具謹慎樂觀主義特征――“減少惡”
與理性主義認為人能完全認識一切對象不同，有限理性論則認為人只能依據經驗、以試錯的形式來確切知道什么是惡的，所以，如果說“增善”是樂觀主義在立法目的上的語言表現，那么，雖然謹慎的樂觀主義同樣認為立法是有意義和目的的，但立法的目的并不一定會“增善”，但卻可以“減少惡”。
2.法律實質邏輯結構的特征
雖然無法從經典中直接得出有限理性論的立法技術對于法律的實質邏輯結構的系統表述，但是，一些人的觀點無疑有助于把握有限理性論的立法技術對法律的實質邏輯結構的要求。例如：
(1)黑格爾的辯證邏輯對有限理性論下法律假定條件確定性方式有一定啟示作用
對于有限理性下有關概念的邏輯問題，有必要提及黑格爾的邏輯學。雖然黑格爾高度評價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認為，“從亞里士多德以來，邏輯學未有過任何進展”、“是值得驚嘆的”，但是，黑格爾認為，由于人的思維是形式和內容的統一，因此，有必要把亞里士多德忽視內容的形式邏輯進行改造，這種改造“不是把它改造成為一個分類正確、沒有一部分被遺忘，并且依正確秩序表達出來的一個系統的整體，而是要使它成為一個有機整體”。正是黑格爾的這一改造，使得在形式邏輯中“肯定=肯定”的同一律被改造為否定之否定規律，即“否定之否定=肯定”。黑格爾的“否定之否定=肯定”的辯證邏輯規則使人們對于概念的把握并不僅僅通過肯定的形式進行，也可通過否定方式對概念進行把握。由于黑格爾認為他所改造的辯證邏輯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在其中每個部分被視為部分，而只有整體作為整體才具有真理”，所以，黑格爾辯證邏輯揭示了在經驗世界中，邏輯的基礎是有限理性而不是完全理性。在黑格爾的辯證邏輯的基礎上，否定之否定表示肯定。因此，對一個概念的確定式表達可以通過否定之否定的形式來實現。它說明，在有限理性條件下，對于法律實質邏輯結構中假定條件的“確定性”要求而言，確定并不是直接通過肯定來實現的，而是通過否定之否定的方式來實現的。青年黑格爾派的費希特在《自然法基礎》中的“自我設定非我”原則就是黑格爾辯證邏輯的應用。
(2)波普爾科學哲學中的證偽論對有限理性論下有關假定條件全面性的方式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對于有限理性條件下人們進行人類知識增長的方式，科學哲學家波普爾有著非常重要的說明。他認為，由于人的理性認識能力的有限性，所以，一方面，人并不能肯定和全面知道什么東西是好、真的；另一方面，人卻可以借助有限的理性能力，通過試錯、證偽的方式，知道什么是惡的或錯誤的。
波普爾的證偽論的意義在于，對于法律實質邏輯結構中假定條件的全面性要求而言，它并不要求法律的假定條件必須對“善的”與“惡的”方面全部規定，但必須對那些通過試錯法明確知道為“惡的”方面進行全面規定。
(3)波普爾、哈耶克以減少惡行為目的的法律制度建構方法對法律實質邏輯結構中的行為模式和法律結果兩方面具有啟示作用
如上所述，波普爾和哈耶克提出了有限理性條件下以減少惡行為立法目的的法律制度建構方法。對法律實質邏輯結構的立法技術而言，這種法律制度的建構方法對行為模式的立法技術的啟示作用在于：既然減少惡行是使用這一方法所要達到的目的，那么，對于那些已經通過試錯法被確定為惡的行為就必須以“勿為”的模式進行禁止。合乎邏輯地，這種法律制度的建構方法對法律結果的立法技術的啟示在于：在有限理性的條件下，既然減少惡行是立法所要達到的目標，而且“勿為”是必須的行為模式，那么，行為者的的行為如果觸犯了法律中有關“勿為”的規定，當然地，它的法律結果就是否定性的，受處罰是行為者所必須承受的法律結果。這種法律結果的立法技術不僅符合基于有限理性論的法律制度建構的方法，而且與法律的威懾功能具有一致性。
四、基于有限理性論是《食品安全法》立法技術的最佳選擇
既然《食品安全法》對“食品安全”含義的規定違反形式邏輯是出于立法技術的考慮，并且上述的分析已經說明：一方面，立法技術有理性主義與有限理性論兩種不同的考量方式；另一方面，基于理性主義與基于有限理性論的立法技術在特征上有區別。那么，哪一個基礎上的立法技術才能有效地解釋為何《食品安全法》對“食品安全”含義的規定違反形式邏輯的規則呢?
從立法技術的角度而言，作為《食品安全法》“天之問”的最佳解釋方案，需要滿足的3個方面的條件：第一，它能說明《食品安全法》對“食品安全”含義的規定的合理性；第二，它能有助于發現《食品安全法》所存在的缺點；第三，為有效克服《食品安全法》的缺點提供有針對性的方法。以下圍繞這3個條件來討論理性主義立法技術與有限理性論的立法技術的解釋效果。
(一)理性主義立法技術作為解釋方案的效果
1.不能解釋《食品安全法》中“食品安全”含義所遇到的“天之問”
要求假定條件的確定性是理性主義立法技術的特征之一，是由于理性主義立法技術的基礎――“理性主義”決定的。所謂理性主義，就是主張世界有一個同一的本原，且這個本原就是理性。這一主張以形式邏輯同一律為其哲學基礎。所以，當立法技術以理性主義為基礎時，它必然要求遵循形式邏輯的同一律，它必然要求法律中的概念只能以肯定而不能以否定的形式來規定。顯然，理性主義的立法技術不僅不能說明《食品安全法》以否定判斷的形式來界定“食品安全”含義的正當性，相反卻證明它不具正當性。
2.無助于發現《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缺點
除了依據理性主義的立法技術可以輕易發現《食品安全法》對“食品安全”的界定違反形式邏輯的同一律是一個缺陷外，我們很難找出《食品安全法》還存在什么缺點。因為經過對比，《食品安全法》無論是在立法目的語言表述，還是在法律的形式與實質的邏輯結構方面，都與理性主義的立法技術的特征一致。更為重要的是，在經歷了“三鹿奶粉事件”后，針對這一事件中所反映出來的問題，《食品安全法草案》作了8個方面的修改，按照理性主義的立法技術，想發現《食品安全法》的缺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難以有效克服《食品安全法》對“食品安全”含義界定所遇到的缺陷《食品安全法》不能以確定(即明確而肯定)的方式來定義“食品安全”，當《食品安全法》自始至終貫徹理性主義立法技術中的確定性要求時，由于理性主義條件下確定化的路徑自身的缺陷，使它不僅不能“保證食品安全”，反而會背離《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以下的分析將說明這一點。
在理性主義的立法技術下，確定性的路徑是如何實現的呢?這需要提到自然法與實證法學派之爭。實證法之所以要以實證法取代自然法，原因就在于實證法認為自然法因它的形而上學性而不確定。為了克服自然法的不確定性，實證法一方面主張法律的去價值化，另一方面主張法律的科學化和技術化。即以法律的科學化和技術化來實現法律的確定化。我們看到，《食品安全法》中確實存在著法律問題科學化和技術化的傾向。例如，“三鹿奶粉事件”后，“食品安全”的含義從1個方面修改成3個方面。在這3個方面的規定中，相對于《草案》中“食品按其預期用途使用、食用時不會對消費者產生危害的保證”的規定，正式文本中“無毒”、“無害”、“急性”、“亞急性”和“慢性”的規定是確定的，這種確定性給這些規定帶來明顯的技術色彩?！妒称钒踩ā芬源_定化來實現全面化、以技術化來實現確定化的特性隨處可見，如，當《食品安全法》基于食品安全事故的預前考慮、在實體法方面規定“食品添加劑的使用應當在技術上確有必要且經過風險評估證明安全可靠”時，它清楚地體現了《食品安全法》為實現對食品安全假定的全面性和確定性這一目的而采用的方法技術：把《食品安全法》從單純的法律問題轉化為科學和技術問題。
不可否認，相對于法律的價值化和形而上學化，法律的科學化和技術化本身較具確定性；但是，法律的科學化和技術化本身同樣存在著風險，即：《食品安全法》的科學化和技術化有可能導致這種確定性的立法技術與《食品安全法》立法目的背離?！叭鼓谭凼录弊铛r明地體現了這一缺陷的危害：“三鹿奶粉事件”之所以發生，根本的原因是奶農、奶站在牛奶中加人有毒的三聚氰胺；之所以加入三聚氰胺，是因為奶農和奶站鉆了質量免檢制度和食品營養標準的空子。在這兩個空子中，最根本的空子是食品營養標準的技術性規定。因為，即使沒有免檢制度，從技術上說，對三鹿奶粉檢驗的結果也仍然符合當時的食品營養標準。之所以導致牛奶中加入有毒害物質在技術檢驗上仍然符合標準，是因為食品的營養標準技術化過程中必然存在片面性：依《食品安全法》，專供嬰幼兒等特殊人群的主輔食，必須符合食品的營養標準；而依我國的食品營養標準，判定食品是否符合營養標準，有4個核心指標，其中蛋白質含量是一個最重要的指標；判斷食品中蛋白質含量是否達標的依據是蛋白質中氮元素的含量，而在牛奶中加入三聚氰胺可以大幅度提高它的氮元素含量。“三鹿奶粉事件”呈現了以技術來實現法律的確定性可能導致的邏輯困境：為了保證食品安全，故制定《食品安全法》――為了使《食品安全法》具有確定性，故使《食品安全法》的規定具有科學化和技術化――科學化和技術化導致片面化：“食品安全”的含義之一是“應當符合營養標準”――在現有的食品營養標準中，蛋白質含量是4大核心指標之一――蛋白質含量的指標是氮含量――三聚氰胺有助于增加氮含量――牛奶中加入三聚氰胺――牛奶不安全。
在制定法的歷史中，立法技術與立法目的背離的情形已屢見不鮮，比如，希特勒政權嚴格按照立法程序和立法技術制定法律，卻成為發動法西斯戰爭的借口；會計法立法技術實現了科學化和技術化，但會計失真事件越加嚴重；金融法的立法技術
越科學化和技術化，但金融危機的程度越重?！叭鼓谭凼录睘榱⒎夹g與《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背離的危害提供了注腳。
立法技術在《食品安全法》中所呈現邏輯困境的根源不在于立法技術的確定性要求，而在于這種確定性要求以理性主義為基礎。在理性主義的基礎上，當科學化和技術化作為使法律規定確定化的途徑，在增加法律確定化的同時，也會使法律片面化。對于理性主義基礎上的科學和技術確定性所導致的片面化趨勢，批判主義哲學家馬爾庫塞有著經典的表述：“法律的科學化和技術化作為提高法律確定性的途經，它與法律的全面性是矛盾的?！?/p>
正是由于這種矛盾，導致了在理性主義條件下，當立法技術以科學化和技術化來實現法律的確定性時，這種立法技術雖然可以克服《食品安全法》對“食品安全”含義方面出現的缺陷，但會引來更大的缺陷：第一，立法技術的確定性與全面性相矛盾；第二，立法技術與立法目的相背離。
(二)有限理性論的立法技術作為解釋方案的效果
有限理性論的立法技術特征決定了它作為《食品安全法》立法技術的解釋方案可以達到以下效果：
1.能有效解釋《食品安全法》“天之問”中所遇到的邏輯困境如上所述，違反形式邏輯中有關概念定義的邏輯規則是《食品安全法》的“天之問”遇到的邏輯困境。由于形式邏輯是以理性主義為基礎的，所以它實質上是違反形式邏輯規則背后的理性主義的。但是，當《食品安全法》立法技術的基礎建立在有限理性論之上時，《食品安全法》“天之問”所遇到的邏輯困境也就不復存在了。因為依據有限理性條件下立法技術的要領，邏輯并不惟一表現為形式邏輯，還有辯證邏輯。在辯證邏輯中，否定之否定同樣是肯定。所以以否定的形式對概念的含義加以界定符合辯證邏輯的要求。即：有限理性論的立法技術能有效解釋《食品安全法》的“天之問”。
2.有助于使有限理性論立法技術下的“食品安全”概念直接成為《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雖然有限理性論的立法技術可以有效說明《食品安全法》對“食品安全”含義界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食品安全”與“食品無毒、無害，符合應當有的營養要求，對人體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亞急性或者慢性危害”這些要素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屬＋種差”關系，所以，這些要素并不是“食品安全”的充分必要條件，而僅僅是必要條件。即具備這些要素之后并不必然“保證食品安全”，同樣，“食品安全”也不必然“保障公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它說明：當《食品安全法》以“食品無毒、無害，符合應當有的營養要求，對人體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亞急性或者慢性危害”來定義“食品安全”時，即使《食品安全法》得到有效實施，也不一定能實現《食品安全法》“保證食品安全，保障公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立法目的。從這個角度說，雖然“保證食品安全，保障公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作為《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符合理性主義的立法技術對于立法目的的要求，但由于僅具有必要條件而沒有充分必要條件，所以這一立法目的與《食品安全法》對“食品安全”的定義并不一致，并因這種差異使得這一立法目的僅僅是善良而美好的愿望而已。
那么，在“食品無毒、無害，符合應當有的營養要求，對人體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亞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的條件下，《食品安全法》可以實現的立法目的是什么?在此，美國1906《聯邦食品和藥品法》的立法目的有著借鑒意義，它明確規定該法的立法目的是“旨在防止摻假、錯誤標識，或者有毒、有害食品、藥劑、內服藥品及溶液的生產、銷售或運輸，規范交易行為，并用于其他目的”。由此可以看出，美國1906《聯邦食品和藥品法》的立法目的采用了有限理性論的立法技術，即不是以“增加善”而是以“減少惡”作為直接的立法目的，并通過直接“減少惡”以達到“增加善”的間接目的。
可見，在“食品無毒、無害，符合應當有的營養要求，對人體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亞急性或者慢性危害”是“食品安全”含義的條件下，基于有限理性論的立法技術，中國的《食品安全法》應是“防止有毒、有害，不符合應當有的營養標準要求，對人體健康造成任何急性、亞急性或慢性危害的食品的生產、銷售和運輸”。
3.不僅有助于發現《食品安全法》在實質邏輯結構方面的缺陷，而且為克服這些缺陷提供完善的方法
如果說，按照有限理性論條件下立法技術的要領可以有效回答《食品安全法》的“天之問”的話，那么，按照此要領，不僅可以發現《食品安全法》在實質的邏輯結構方面存在的缺陷，而且為這些缺陷提供了完善的方法。
(1)為克服《食品安全法》在假定條件方面的缺陷提供方法基于有限理性論的立法技術的要領，首先可以通過試錯法確定惡的或錯誤的情形，然后把這些惡的或錯誤的情形在法律中明確而全面地加以規定。按照這一技術要領操作，可以發現：針對“三鹿奶粉事件”暴露的危害食品安全的8個方面的問題，雖然《食品安全法》有些方面的修改使假定條件的確定性改善，但有些方面的確定性水平還有待改進。具體表現為：食品安全含義、食品免檢制度的假定條件確定性得到改善。如，通過“三鹿奶粉事件”，人們發現，以“食品按其預期用途使用、食用時”并不能保證不會“對消費者產生危害”，因為“三鹿奶粉事件”中的嬰幼兒所受的毒害就是按預期用途使用和食用的情形下產生的，針對這一點，《食品安全法》明確規定食品安全的含義之一必須是“無毒、無害”，相比之下，“無毒、無害”的規定比“食品按其預期用途使用、食用時不對消費者產生危害”的規定確定得多。針對“三鹿奶粉事件”中食品免檢制度導致奶制品被加入有毒三聚氰胺卻長時間未被質檢部門檢測到的情形，《食品安全法》直接廢除了食品免檢制度，它明白無誤地告訴食品生產和經營者：在食品安全的檢驗上，沒有誰可以例外。沒有例外意味著確定性。
但是，假定條件確定性在食品安全標準和食品添加劑兩方面存在缺陷。例如：
第一，對食品添加劑假定條件的確定性缺陷三鹿奶粉之所以有毒，是因為它被加入有毒的三聚氰胺。針對這一情況，《食品安全法》一方面對食品添加劑的生產實行許可證制度，另一方面規定食品添加劑“應當在技術上確有必要且經過風險評估證明安全可靠，方可列入允許使用的范圍”。就確定程度而言，“必須”要高于“應當”。更為重要的是，依據有限理性論，人們對“安全可靠”的認識并不確定，而對于“不安全”有更多的確定性。所以，基于有限理性論的立法技術，對食品添加劑的使用的規定應改為：“食品添加劑必須在技術上確有必要且經過風險評估證明不會導致不安全，方可列入允許使用的范圍?！?/p>
第二，對食品安全檢驗標準假定條件的確定性缺陷通過“三鹿奶粉事件”，讓人們明白了食品安全標準的重要性。為此，《食品安全法》第19條規定，食品安全標準為強制性標準。并且在第21條規定：“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應當對現行的食用農
產品質量安全標準、食品衛生標準、食品質量標準和有關食品的行業標準中強制執行的標準予以整合，統一公布為食品安全國家標準”。無疑，對食品安全標準規定為強制性和統一食品安全國家標準，符合基于有限理性論的立法技術對確定性的要求。但問題在于：就“三鹿奶粉事件”來說，即使由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對現行的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標準、食品衛生標準、食品質量標準和有關食品的行業標準中強制執行的標準予以整合，形成統一的食品安全強制標準，并按統一的食品安全強制標準來進行檢驗，但是，含有三聚氰胺的牛奶不但不能被檢出有毒害，反而還被證明是有營養的。這說明：如果食品安全標準的不科學，那么，這樣的強制性食品安全標準不僅不會保障食品安全，而且還會導致更大的不安全。所以《食品安全法》第18條對此加以明確：“制定食品安全標準，應當以保障公眾身體健康為宗旨，做到科學合理、安全可靠?！钡牵绾尾拍茏龅健翱茖W合理”呢?換言之，是基于完全理性論還是基于有限理性論更有助于科學合理地制定食品安全標準呢?迄今為止，在標準化的問題上，研究的重點只集中在標準化的目標與原理、標準化理論的初步構建、標準化的經驗介紹等方面，尚無討論標準化的方法論研究成果，更不用說有人關注到標準化存在基于有限理性論與還是理性主義之別。標準的作用無非是為人的行為提供確定性的指導，因此，從確定性而言，依據波普爾的科學哲學理論，在有限理性的條件下，否定性的標準將比肯定性的標準具有更強的確定性。從這個意義上說，要提高食品安全標準的科學性，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在整合現行食品安全強制標準時，有必要強調基于有限理性論，盡可能地以否定性的形式制定食品安全的標準。例如，可規定為：食品(如牛奶)中不得檢出三聚氰胺等一切有毒、有害物質。
(2)為克服《食品安全法》在行為模式規定方面的缺陷提供方法按照有限理性論的試錯法能夠清楚認定惡的觀點，對《食品安全法》行為模式的立法技術來說，既然已能確知導致食品不安全的情形之所在，那么就必然以“勿為”的方式來禁止這些惡的情形的發生。例如，通過“蘇丹紅事件”、“三鹿奶粉事件”這些有毒食品的事件帶來的血的教訓，人們雖然尚無法知道現有的這些措施能確切帶來食品的安全，但可以確切地知道：不法分子正是鉆了食品添加劑相關規定的空子，才導致這些事件的發生。因此，按基于有限理性論的行為模式的立法技術，必然要求《食品安全法》以“勿為”的方式規制食品添加劑的生產與使用，因此，《食品安全法》的相關規定應修改的內容為：
第43條，以“不經過許可不得生產食品添加劑生產”取代“食品添加劑的生產實行許可制度”。
第44條，改為：“不向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提交相關產品的安全性評估材料并經過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對相關產品的安全性評估材料進行審查，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申請利用新的食品原料從事食品生產或者從事食品添加劑新品種、食品相關產品新品種生產活動。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六十日內組織對相關產品的安全性評估材料進行審查；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依法決定準予許可并予以公布；對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決定不予許可并書面說明理由?！?/p>
第45條，改為：“食品添加劑在技術上無必要，或雖有必要但不經過風險評估證明安全可靠，不得列入允許使用的范圍。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應當根據技術必要性和食品安全風險評估結果，及時對食品添加劑的品種、使用范圍、用量的標準進行修訂?！?/p>
(3)為克服《食品安全法》法律結果規定方面的缺陷提供方法基于有限理性論的立法技術，要求法律明確、全面禁止那些確認為惡的情形，一旦法律關系中的主體的行為違反了這些禁止性的規定，那么，這些行為的法律結果必然是否定性，并將受到處罰。
因此，基于有限理性論的立法技術要求：第一，“處罰皆明文規定”成為《食品安全法》法律結果根本的立法技術，而“法無明文禁止皆自由”則是“處罰皆明文規定”的立法技術補充。這一點與現有的立法技術理論有區別，因為在已有的立法技術理論中，有關法律結果的立法技術有“處罰皆明文規定”和“法無明文禁止皆自由”兩種形式的立法技術，這兩種形式是并行的，而不是根本與補充的關系。第二，基于有限理性論的立法技術不僅要求“處罰皆明文規定”成為食品安全法對法律結果進行規定的根本形式，而且要求《食品安全法》明文規定的處罰要以《食品安全法》中明確而全面的禁止性規定為根據。
《食品安全法》對法律結果的規定集中體現在第九章對法律責任的規定中。它說明《食品安全法》有關法律結果的立法技術基本符合基于有限理性論的立法技術對法律結果的要求――“符合處罰皆明文規定”是法律結果的根本性立法技術。
但是，《食品安全法》有關處罰的各種規定中，仍然存在許多缺陷：它的這些處罰并沒完全以《食品安全法》的假定條件和行為模式中明確、全面的禁止性規定為根據。主要表現在：
第一，《食品安全法》許多“明文規定的處罰”的根據并非出于《食品安全法》的“禁止”而是“應當”。例如，第44條只是規定利用新的食品原料從事食品生產或者從事食品添加劑新品種、食品相關產品新品種生產，“應當”經過安全性評估，但第85條卻規定“利用新的食品原料從事食品生產或者從事食品添加劑新品種、食品相關產品新品種生產，未經過安全性評估”必受處罰，這些處罰包括行政、民事和刑事3方面。像第85條這種處罰與行為方式不一致的情形還很多，第87條受處罰的許多情形在假定條件和行為模式方面都是以“應當”而不是禁止性規定。因此，建議在《食品安全法》的修改時把這些“應當”改為“禁止”。
第二，有些《食品安全法》中的禁止性規定并未規定處罰措施。例如，第38、39、67條中有關“不得少于二年”的禁止性規定，卻沒有處罰。因此，建議修改時補充這方面的處罰。
(三)小結
在理性主義條件下，立法技術的確定性與全面性之間存在著內在的沖突，這種沖突最終導致立法技術與立法目的背離。立法技術的確定性與全面性之間的內在矛盾源于理性主義的局限性。在有限理性論取性主義的情況下，無論是從立法技術的效果看還是從避免立法技術與《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相脫離上看，應基于有限理性論的立法技術來解釋《食品安全法》。
五、結論
篇10
當今世界，工業產品在人類社會涉及面之廣、參與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也正因為如此，設計師必須考慮工業產品帶來的倫理因素。表現在產品設計中就是產品設計師運用倫理觀去看待整個產品設計的過程，這樣，對設計的倫理考量實質上就是設計師對產品可能帶來的道德影響的關注，以及社會對其所設計產品的道德衡量。所謂道德，簡單地說就是個人利益與社會共同利益的適應與協調。在產品設計中，鑒于產品還是人與外在的中介物，產品設計的道德還應當進而發展為人類利益與地球生態的適應與協調。因此，對于產品設計，其倫理價值就必然導致一種誠實、道德的設計觀念，誠實的設計觀念是指產品設計師在設計產品時，對產品的結構、功能、材料、裝飾等都應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該怎樣就怎樣，不故作匠氣，不矯揉造作。古人贊女人之美曰：“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誠實的產品設計也可類比為：“增一分則偽，減一分則夭”。所以說，一個誠實的產品設計師必須把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當作天職，既不受市場利潤的誘惑，也不受業主不當的脅迫，誠實應該成為產品設計師的第一操守和職業道德，這樣才可能設計出符合倫理的產品。站在大安全的視角，這種符合倫理的設計對于人類就是安全的，許多產品的安全設計中也反映出設計師的倫理觀念。由此設計師的道德對于人類安全的意義就在于人類作為一個物種的長久繁衍，從生態學、人類學對于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思可以看出，人們已經關注到人類近二百年來的活動不但破壞了地球的生態環境，更主要的是人類的這些活動破壞的是人類所依存的生態環境，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這個意義上，所有不誠實的產品設計長遠地看都會危害到人類整體的發展。誠實的產品設計，其意義已遠不僅是產品結構簡單化以節約資源和能源，也不僅僅是產品結構堅固化以保證使用功能的安全，它是屬于具有長遠眼光的設計觀念，關注到產品對于人類作為物種可持續的作用，這種作用是一貫的、連續的、日積月累的、潛移默化的，雖說任何時候設計師都不可避免其歷史局限性，但設計師應該本著道德之心盡量誠實地進行設計。
二、傳統設計的倫理安全
早期人類由于力量有限，屬于“天賜安全”的生存時代。產品中有許多反映人類“畏天”的安全思想的設計，比如我國古代的建筑多為木構，害怕火災，就常在建筑屋頂的正脊中間塑一個寶瓶（圖1），寓意“以水鎮火”。這種心理安全需求往往轉化為一種設計意識，我國寧波著名的藏書樓為了預防火災，求得上天庇佑，甚至取名“天一閣”，“天一”出自“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天五生土”（《尚書大傳•五行傳》），原本出處是遠古人類觀測天象而形成的“河圖”。河圖以十數合五方，其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天一”可以鎮住火災。圖2所示為日照海曲漢墓出土的漢代龜座鳳形燈，其上為鳳凰鳥（朱雀）頭頂燈盞的式樣，下為龜形座，具有很深的文化內涵。朱雀在四象中主南方，南方為火，所以朱雀象征火。以朱雀做燈柱，頭頂著燃燒火焰的燈盞，自然具有幫助燈火長明之意。龜（玄武）在四象中主北方，北方為水，所以龜象征著水。這種設計恰好反映了古人祈福于天的安全意識，以水鎮住可能發生的火災，因此，以龜做底座。不僅設計師在設計產品時需要考慮其倫理因素，一個產品被設計出來以后也會產生相應的倫理影響。亨利•佩卓斯基在他寫的《器具的進化》中談到：“關于筷子的起源，有種說法是：古時候，用大鍋煮食物，往往煮熟后許久，鍋上還熱騰騰地冒氣，餓急的人常常急著吃而燙到手，于是改用兩根樹枝將食物從鍋里撈出并送到嘴里”[1]。如果這真是筷子的起源原因，那么就很好理解為什么經常接觸的筷子（圖3）都是木材或竹子制成的，因為這兩種材料不太導熱。只是一旦食用工具確定了，人們的飲食習慣也會相應地發生改變，并帶來倫理的問題。例如中國人使用筷子，西方人使用刀叉（圖4），羅蘭•巴特在《符號帝國》中分析了使用這兩種餐具進食的倫理意義，認為東方人溫柔地送進食物比西方人粗魯地切割食物更符合倫理。
三、現代設計的倫理安全
現代的工業產品具有向多功能發展的趨勢，這也帶來相應的倫理問題。比如說，每個人都有保護自己隱私的要求，無論他是國家元首，還是鄉村老農，人的社會性、聚居性反過來又決定了個體的私密性。個體的內在需求同時需要歸屬認同和隱私安全，只是有時這方面需求大些，有時那方面需求大些。因而設計師在研究產品的開發時，就需要兼顧這兩條原則，新產品不僅要盡量避免被使用者用于侵犯別人的隱私，而且也要避免因為不注意而透露了使用者自己的隱私。比如現在的移動電話具有拍照功能，甚至攝像功能，隨著產品的更新換代，有的產品即使在暗處也能拍出比較清晰的照片，因此常被一些人用來偷拍別人的隱私。按說這已經侵犯了他人的隱私權，但是被攝者很難發覺或指證，因為拍照者往往以發短信的行為作掩飾，若是拿個相機明目張膽地對著他人拍攝就會被制止了，所以說設計師應該在產品設計時有意考慮將發短信和拍照設置成不同的操作方式來制止偷拍的行為。如圖5所示NokiaN73和三星SGH-i718這兩款手機，三星手機可以豎直拍攝，與發短信的操作狀態一致，模糊了行為意圖，而NokiaN73手機只能將移動電話橫過來才能進行拍攝操作，這樣被拍者可以明顯發覺拍攝者的意圖以決定是否制止?，F在，手機生產廠家已經意識到這類設計的缺陷，一些新產品注意采用橫向拍攝的方式，最新的NokiaN93i手機，更是采用了獨特的攝像機式的拍照方式，其姿態的意圖示意更加明顯，如圖6所示。此外產品還需要防止使用者大意透露自己的隱私。最近看到一個關于各國元首召開國際會議的報道，在這次關于伊朗核問題的會議間隙，美國總統布什和英國首相布萊爾私下談話，他們都沒意識到身旁的話筒并未關閉，結果兩人私底下交流的意見由麥克風廣播到全體會議人員，場面很是尷尬。為了避免類似的情況出現，設計師可以開發這樣一種麥克風，它的拾音器具有感壓線路并且控制著開關，只要壓力未達到一定的數值，麥克風就不會工作，這也許可以避免出現粗心的使用者擔心的問題。除了對人的隱私的保護這類精神層面的倫理要求，產品的倫理應該還包括物質層面的內容。一個現實生活中的例子是在洗衣機發明之前，女人們都是在水中用棒槌打砸或攪動來洗衣服，后來發明了搓衣板，人們就用手搓洗衣服?？墒沁@些方法很難將大件的衣服洗干凈，并且衣服的布纖維很容易被打爛或搓爛，衣服容易受到損害，直到1867年世界上第一臺真正的洗衣機問世。經過不斷改進，1901年第一臺電動洗衣機由美國人阿爾瓦•丁•費希爾設計制造出來。自從利用波輪制造水流來蕩洗衣服的洗衣機（圖7）出現之后，不僅改變了洗衣的方式，而且極大地減小了對衣服纖維的損害。有人曾戲說，采用洗衣機誕生之前的打砸、狠搓的洗衣方式，衣服也會覺得痛的。的確，洗衣機的蕩洗方式則溫柔多了，衣服有時并不與轉桶壁接觸，波輪激蕩的水流像兩只溫柔的大手揉搓衣物，對于衣物的損害可以降到很低了。從這個設計中，可以看到設計師如果給予物一種人性化的考慮，就可以設計開發出更多使得人與物協調的產品，這樣的產品似乎已經將倫理的范疇擴展到人與物的關系之中?，F代工業產品在倫理的物質層面還包括其對使用者的人文關懷。如飛利浦9@9型（圖8）手機當初是以待機時間超常（正常使用，24小時待機可使用1星期）而聞名的，但這款外觀并不出眾的手機還有一個體現人性關懷的設計就是手機屏幕上顯示的超大字體，這種撥打電話時較大的數字顯示對于弱視、老花等視力不佳的特殊人群實在是福音，非常適合老年人使用，有人就開玩笑稱之為“老人手機”。飛利浦的969型、989型系列手機也具有相同的優點，這個優點充分顯示了飛利浦公司注重內在品質、注重人文關懷的理念?，F在已經有許多手機設計師和制造商把飛利浦手機的這個優點拿來，讓手機具有調大字體的功能，但是人們無法忘記這個設計的開創者，這個設計最讓人叫絕的地方在于它并沒有專為這個功能增加特別的部件，也就不用擔心新部件帶給系統的安全隱患。它只需要手機軟件的程序編寫人員修改或增加幾句程序罷了，這當然是電子產品的特色，但也體現了設計師對于設計倫理的關注和考量。另一個很好的實例就是鳴叫熱水壺的設計。邁克爾•格雷夫斯設計的時尚不銹鋼熱水壺（圖9）因為有會鳴叫的小鳥裝置成為少數時尚設計中兼顧到無障礙設計的例子，這樣的鳴叫熱水壺不但可以讓普通的家庭主婦不必守著灶臺燒開水，更重要的是給盲人提供了警示水燒開的方式，而這種警示方式不僅僅是提供一種方便，更重要的是一種安全的措施。
四、產品的符號機能與倫理安全
產品倫理的精神層面除了前文所述的保護個人隱私之外，更重要的是產品的符號意義或機能是否符合倫理。因為包括了更一般的文化活動，從尤里安•赫胥黎到貝塔朗菲等學者都贊成“符號”應該是人類社會和行為的一個首要標志。的確，研究人類有史以來的產品就可以發現，產品正是這些符號的物質載體，并幫助人們建立起符號的關聯，它們構成了人類的符號世界。良好的產品與人的符號互動會增添產品的倫理意味，并且增加其安全性。圖10所示的電動剃須刀設計利用了剃須胡泡和潔面乳的外觀特征，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潔面”的意味，較好地利用了符號關聯傳遞給使用者正確的信息，并且符合倫理觀念。若該產品采用衛生卷紙的造型，不但會讓人感覺古怪，而且在倫理觀念上也會令人覺得別扭，這是因為利用人類社會已經形成的、約定俗成的符號來傳遞意義一般是安全的，而這類產品安全背后往往帶有倫理的成分。當今對于符號的研究越來越多，這些研究可以清楚地讓人看到原來“人是一種自始至終都在創造符號、使用符號、并受符號制約的動物”[2]。現在生物學家公認符號體系是人的惟一標準，人之區別于其他生物的高級思維都建立在符號體系基礎之上。人的心理失調總包含著符號機能的失調，在生物領域，精神分裂癥基本有以下的幾種形式：聯想結構的松散、自我邊界的打破、講話和思想失調、觀念的定形化、去符號化、原始邏輯的思維等[3]。這種觀點的最有力的證據支持是動物不會有符號機能的失調，因此極少觀察到有精神分裂癥的動物，而人類的生物驅動力和符號價值體系的沖突，也就成為人類所獨有的病癥。誠如前文所言，羅蘭•巴特從符號學意義上發掘人與產品的倫理意蘊值得關注，他在《符號帝國》中以東方吃飯使用的筷子和西方的刀叉相比較:“這種用具不用于扎、切、或是割，從不去傷害什么，只是去選取，翻動，移動?！皇窍裎覀兊牟途吣菢忧懈詈痛淘鼈儚牟货遘k食物，……食物不再成為人們暴力之下的獵物，而是成為和諧地被傳送的物質。”[4]這種區分不僅僅可以說明東西方人與產品的差異，實際上還暗示出以西方文化為主導的現代工業某種不健康的人與產品的關系，就像英國人類學家德斯蒙德•莫里斯在《人類動物園》所說的：“現代生活條件與動物園的情況相類。動物園當然可以保障一定程度的安全，但這種安全是付出了昂貴代價換來的。”即現代工業產品走向了忽視人性，也忽視自然性的歧途，人與物在這種產品的中介下都不得其所，會陷入無所適從的境地。
五、產品的生態倫理安全
當今地球生態的變化很清楚地表明，人是如何對待大自然的，大自然也就如何對待人。這是一種辯證的關系，人以自己的行動破壞了自然的平衡，咽下苦果的最終還是人類。人們應該認識到自然也是一種資本，而且是全人類的昂貴的資本，在進行人類生產活動的核算時，自然成本至少包括自然資源的開采成本、加工成本和污染治理成本。自然資本是維持生命的生態系統的總和，它無法通過人類生產，人類雖說現在能夠利用自然資源，但是對于它們是如何維持生態系統健康的原理并不很清楚?！坝捎谌祟惻c非人類的根本性斷裂，現代文化在根本上也是有缺陷的：我們生活于有毀滅性影響的現代工業－技術文明之中，這種文明正將地球歷史的新生紀送進歷史博物館?！盵5]現在人們越來越意識到這一點，學界就生態安全提出了“生態倫理”的概念，這種倫理觀“就是要把除人類以外的世界盡量完整留給子孫后代。了解這個世界是為了獲得這個世界的所有權；充分地了解這個世界是為了熱愛她并愿意為她負責?！盵6]就是說人與自然之間也有倫理關系，它是人對自然物的道德義務和道德關懷，前提是人首先對自己做出道德承諾。這“不僅僅是價值觀的問題，更是一個人與自然界本質統一的問題。人向合乎人性的人復歸，自然界就向合乎自己本性——和諧、美麗、穩定復歸?！盵7]環境倫理學家羅爾斯頓甚至提出荒野走向的哲學（WildTurninPhilosophy），這里荒野代表著呈現著美麗、完整與穩定的生命共同體。當然對于生態倫理的提法，學界還存在頗多爭論，因為按照原本的理解，倫理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自然之間是否也存在倫理？這需要對倫理概念本身作重新的界定。因為環境倫理的過于泛化，很可能導致極端自然主義的傾向。前工業時期人類因為自身能力的有限，制造的工具還不足以對自然生態造成足夠的威脅，即使是這樣，仍然有一些人對于人使用工具進行實踐持有極端的觀點。比如說耕地用的犁（圖11）是舊世界的一項重要發明，世界各地的農耕民族不約而同地發明出適合自己居住地理環境的犁，但是哥倫比亞河谷的印第安預言家斯莫哈拉卻用極端的語言表明自己認定它是一種具有破壞性的，甚至是殘暴的工具：“你叫我用犁種地，我能拿著刀子切開我母親的胸膛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