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社會現象范文

時間:2023-12-28 17:4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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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本文通過分析逆向選擇對老年人健康險市場的影響,借鑒西方的老年人社保制度,提出老年人保險逆向選擇的應對措施,探求削弱逆向選擇的影響,以期建立起符合中國老年人實際的健康保險市場的可能性和方法。

關鍵詞:老年人 保險 逆向選擇 信息不對稱 博弈

自20世紀80年代實行人口計劃生育政策之后,面對我國步入老齡化社會的現實,傳統的養老方式已經不可能再承擔起養老的重擔。所以,建立和完善養老保險制度是政府和全社會的一項重要職責。把關愛老年人法律化、制度化,對于社會的長治久安與和諧意義重大,是非常有必要的。

老年人健康保險市場現況

隨著經濟的發展,醫療衛生條件的提高,中國也逐漸步入了老齡社會。老年人身體抵抗力較差,重大疾病造成的傷害是第一大殺手。隨著專業健康險公司的發展,預料將會有越來越多適合老年人的健康保障產品面市,可以幫助老年人減少醫療費用負擔,并得到良好的醫療照顧。

然而,保險公司在重疾、醫療等健康險產品方面,一般最高投保年齡為65歲,且過了55歲后只能繳一年錢獲一年保障。保險公司對這一群體擁有絕對的否決權,只要上年賠付率達到一定比例,就不再予以續保。目前,國內最大的專業健康險公司―人保健康險同樣沒有能解決老年人健康險的難題。該公司最新主打產品“健康人生護理保險增值計劃”,涵蓋了長期護理、老年關愛、疾病身故、意外身故等保障責任,但仍舊沒有解放老年人投保年齡的限制。最高60周歲的投保年齡限制,讓眾多老年人只能感嘆“可望而不可及也”。

有很多消費者對保險公司這一做法不甚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老年人健康險市場難以建立呢?

老年人保險市場難以建立的原因

市場模型下的一個重要假設是,買方和賣方都具有完全信息。而事實上,被保險人總是比保險人更清楚自己會在哪些方面遭受損失。對于每一位欲購買健康保險的老年人,他最清楚自己的健康狀況,而保險公司并不了解每個老年人的狀況。對于商業保險公司而言,如果由他們為老年人提供健康保險,由于不能確知每一位老人的健康狀況而只知道他們的平均健康狀況,因此保險公司只能根據老年人的平均健康狀況或者說平均的患病率收取保費。假設老年人的健康市場只有兩類群體,一類是健康體,一類是非健康體,兩者具有相同的初始健康狀況。兩者都有可能生病住院,但是患病概率不同,健康體是“低風險”者,患病率是20%,非健康體是“高風險”者,患病率是80%,花掉的住院費用是一樣的。

如果保險公司能夠根據每個人的公平精算費率收取保費的話,就不存在什么問題,兩者都會投保。但在實際操作中,由于信息不對稱,保險公司不能準確的辨別健康體和非健康體,保險人將會對每個投保人收取同樣的公平平均保費。這時兩者是否仍會繼續投保呢?來看如下分析:由于兩者的初始健康狀況相同,為轉移風險付出的保費也相同,所以他們按照公平平均保費投保后的期望效用也相同,很明顯,非健康體會愿意投保,因為投保后的期望效用高于未投保時的期望效用,并且比按照公平保費投保時的效用還高;對于健康體而言,情形正好相反,所以他實際上補貼了非健康體,這時健康體會理智的選擇放棄投保。

這些行為對保險公司會產生什么影響呢?平均保費的前提是兩者都會投保,但我們已經知道健康體按照平均保費是不會投保的,這時保險公司為高風險者承??隙〞潛p,這時保險公司會調整保費,就只剩下專為非健康體定身量做的合同。我們再假定這些屬于非健康體的老年人又可分為易患重病者和易患輕病者,假如兩類人各占50%,易患重病者住院費用為1500元,易患輕病者住院費用為500元。同樣采用以上的方法進行分析,最終投保的又只有易患重病者,這將導致保險公司進一步提高保費,這可使購買者進一步減少。這一過程不斷進行下去的結果,最終只有那些身體狀況最糟的老年人才可能購買保險,而這類老年人又可能因價格太高主動放棄,或因人數太少而使保險人放棄該類合同,因此難以建立起老年人的健康保險市場。

老年人保險市場的逆向選擇

老年人健康險市場難以建立,主要是逆向選擇的影響。其發生主要是由于保險人不愿花太高的成本對每一風險單位分別制定精確費率致使成本太高而產生的。在這種情況下,保險人根據所保某類風險的平均損失率來對某一群體所有風險單位都收取相同的保費,這樣,一些有遠見的低風險投保人發現,基于平均損失率的保險費率太高了,所以決定退出保險。這將提高所保風險的平均損失率,從而也提高了費率,進而引發更多的人退出保險。顯而易見,這可能引起連鎖反應,從而使風險成為不可保。逆向選擇問題對于老人更加嚴重,因為相對于年輕人,老年人的平均醫療成本更高。

首先,老年人的健康狀況差別很大,比年輕人之間的差別大得多,而保險公司了解老年投保人的實際健康狀況很困難而且成本又很高,這勢必造成保險公司對老年投保人的健康狀況獲得的信息不完整、不準確。

其次,缺乏準確的信息,保險公司就無法確定合理的保費率,最終只能根據平均健康狀況來確定保費率。因此導致投保老人的平均健康狀況會很差。這使得保險公司的賠付風險大大提高,從而失去了經營老年保險的積極性,最終導致老年人投保難的問題。

再者,如果政府允許調整保費率,那么保險公司為了避免虧損而上調保費率,而這又會使原來已經投保或者準備投保者中相對健康的老年人退出,從而投保老年人的平均健康狀況會變得更差。如此循環不止,最終保費會升得很高,同時投保老年人的健康狀況則會越來越差,導致市場發展不利。這最終導致了逆向選擇在老年人保險市場作用的結果。

因此可以得出結論,盡管老年險市場需求很大,但老年險賠付率居高不下,開發老年險種,保險公司要承擔巨大風險。所以,出現了明顯的逆向選擇:高風險投保者驅逐低風險投保者。因為提高保費,低風險的人退出,高風險的人不退,市場充滿高風險投保者,這樣提高價格帶來的損失更大。

西方老年人社保制度借鑒

(一)日本的老年人社會福利事業

在東亞國家中,日本的老年人社會保障制度比較健全,逐漸形成了以積極預防為主的老年人醫療保健服務體系,為老人提供了全面的醫療保健服務。

1997年,日本建立了介護保險制度,將原來由醫療保險支付的介護費用單獨分離出來,通過社會保險的方式支付老年人生活護理所需的費用。參保對象從40歲開始繳納保險費用,65歲以上可以享受介護保險,個人支付10%的費用。需要護理的老人可以在自己的家中享受所需要的綜合利服務和醫療服務,也可以到機構居住,或享受短期入院服務,此外還包括租借、添置福利用具和住宅改建服務。

目前,日本已形成了以收養型福利機構為骨干、以社區照顧系統為基礎的老年人福利服務體系,基本滿足了老年人各方面的福利服務需求,成功地解決了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諸多社會問題。生活費和設施利用費原則上根據本人及扶養者的收入狀況征收,生活水準在貧困線以下者可以減免征收。設施的運行費用由國家和地方政府各承擔一半。

(二)美國的老年保健計劃

老年保健計劃是由政府為老年人群提供醫療保險的美國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資格參加者為65歲以上的老人,參加者不論其收入如何,都有資格同等享受老年保健計劃所提供的醫療服務。

老年保健計劃的目的是讓全社會分擔老人的醫療費用負擔。政府有責任保證退休后的老年人享有基本的醫療服務。它的服務包括住院,家庭照顧,出院后的護士護理,臨終關懷等。其支付款項來自于就業者和雇主所交的工資稅收。

自1965年至20世紀90年代末,聯邦政府陸續頒布了有關老年保健計劃的一系列法令和條文,所有年齡在65歲以上的老人及殘障人士都有資格參加老年保健計劃,參加者的經濟條件不影響其享受的服務項目。

(三)德國的養老金制度

在西歐各國中,德國是老年社會保障制度的搖籃。德國1889年創建了公共養老金制度,這是“社會保險”的最早框架。雇員依照工資水平按費率繳納保險金,退休后養老金的數額主要依據雇員薪酬水平和繳納保險費的時間而定。

德國的社會保險體制不僅僅只是養老金,它還涵括了廣泛的福利制度方案,共同構成了復雜的養老體系。目前德國的醫保繳納費率是14%,由雇員和雇主各自承擔一半。退休人員的醫保費半數由養老金中扣除,其余由政府承擔。法定醫保適用于支付從牙科到處方藥品的全部醫療類,甚至包括醫療康復等費用。

老年人保險逆向選擇的應對措施

(一)提高老年人的投保年齡

高齡老人的保險勢必是一種逆向選擇的趨勢。無論是壽險還是健康險,往往將投保年齡上限規定在60-65歲,使高齡老人難以通過投保來分享保險分散風險的功效。而如今,兩款強調醫療補償的保險計劃則將投保年齡限制提高到80歲,這使高齡老人也有險可保。

以經典計劃為例,針對的是18至79周歲的投保者,可續保至80周歲。大致包括三項保障:因疾病入住醫院的住院津貼,每天200元;因意外傷害入住醫院的住院津貼,每天300元。上述兩項津貼針對同一住院原因最高賠償天數為180天;意外燒傷及殘疾保障30萬元。投保者投保此款保險,即可選擇個人投保的單人計劃。也可投保雙人計劃乃至附帶180天以上17周歲以下未成年子女的家庭計劃。投保人增加則享受到的折扣更大,如同樣為30-39周歲的投保人,選擇單人計劃每份80元,若選擇雙人計劃,則合計145元,較購買兩份單人計劃便宜9.38%。

在經典計劃的基礎上,卓越計劃則提供更高的保額,疾病和意外的每日住院津貼分別為300元和400元,意外燒傷和殘疾保障則為60萬元。仍以30-39周歲為例,單人計劃的費用為101元,較經典計劃增加26.25%,而疾病和意外的每日住院津貼分別增加50.00%和33.33%,而意外燒傷和殘疾保障則增加100%。不過,此計劃仍有較嚴格的投保年齡,最高僅接受55周歲以下的投保,并至多續保至65周歲。對有意選購此款保險的投保者而言,比較劃算的投保策略是盡可能選擇卓越計劃,以獲得更高的性價比,待年齡超過65歲的投保上限后再轉而選擇限制更寬松的經典計劃。

(二)開發老年人保險業

專家認為,老年人投保商業保險涉及醫療、社區、保險多個領域,顯然只靠保險公司是很難解決的。保險公司拓展老年人保險業務勢必會遭遇保費太高、賠付太高、經驗不足的問題。

開發老年人保險業應成為整個行業、整個社會的公益性事業。從保費支付看,應該考慮多方面分擔。老年人及其家庭自付一部分、保險公司優惠一部分、有關部門補貼一部分。為了避免醫療市場逆向選擇造成的市場不靈,醫療保險應作為一種社會保險由政府提供。

(三)開發老年人公益事業

建立健全社區服務事業,以居委會為單位,就近對老人提供各種急需服務和幫助,包括日間托老所。既便于老人往返,也減輕年輕一代照顧老人的負擔。對各社區采取大量問卷調查進一步獲得老年人身體的更詳細情況,這樣得出的信息就會相對多而準確。依托社會服務基礎上的居家養老,其中對不同人群又采取政府全部或部分“買單”支持居家養老的模式,是解決老有所養的一種方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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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應對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劇的現象,不僅僅關系到每個公民個體的生活狀態,更有可能影響整個國家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當今社會,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重,進一步健全和完善相應的醫療制度已經成為社會各界十分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由此可見,如何科學而有效地完善人口老齡化現狀下的醫療制度,已經成為當前我國社會各界必須認真面對和努力解決的重大民生問題之一。

2.人口老齡化與我國人口老齡化現狀

2.1人口老齡化的基本內涵

人口老齡化是世界范圍內的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同時也是社會學領域十分常用的術語之一。人口老齡化的基本內涵主要是指,某一國家或地區的的人口因為年輕人數減少、老年人數增加而出現的老年人口數量占人口總數量的比例相應增高的社會現象。按照當今學術界的統一標準,當年滿60歲以上的人口占人口總數比例的10%或者年滿65歲以上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則意味著這一國家或地區已經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據相關部門數據統計,2013年底我國的老年人口總數量即將突破2億大關,而最終達到2.02億,屆時老年人口總數將占據全國人口總數的14.8%。由此可見,我國在已經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

2.2當前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

2.2.1我國當前人口老齡化的程度不斷加劇。毫無疑問,我國已經成為目前世界上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與其他老齡化國家相比,我國的人口老齡化呈現出老齡化人口基數大、增長速度快、絕對數量大等鮮明的特征。由此可見,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程度正在不斷加劇。與此同時,在全國總人口老化程度加劇的同時,老年人口的內部也在不斷老化,即高齡人口占老年人的比例逐步升高,這也為國家帶來了沉重的社會負擔。2.2.2人口老齡化呈現出層次性和差異性。人口老齡化作為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它一直在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發展演進,呈現出一定的層次性和差異性。就我國的實現情況而言,各個地區的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差異性較大,具體表現為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人口老齡化程度高于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城市人口老齡化程度略高于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由此可見,人口老齡化程度與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生活水平有一定的內在聯系。因此,伴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我國各個地區的人口老齡化狀況也呈現出更為復雜的層次性以及差異性。

3.醫療制度與我國現行醫療制度

3.1醫療制度的基本內涵

醫療制度是一個國家或社會的基本社會制度之一。醫療制度的基本內涵主要是指社會對個人和群體采取醫療保健措施的總稱。醫療制度是現代社會制度的重要一個環節,是當前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我國面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劇的嚴峻挑戰,為確保絕大多數的老年人能夠確實老有所醫,構建和諧社會,不斷完善醫療制度是我國社會各界必須面對和努力解決的重要民生問題之一。

3.2當前我國醫療制度的現狀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的醫療制度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不斷完善起來。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當前我國醫療制度的發展仍然未能滿足人口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的社會現狀。特別是當前普遍存在于我國的城鄉二元體制,使得城鄉之間醫療制度存在很大的差異性。城市人口的收入高,醫療制度更加完善,而與之相反,農村人口的收入較低,醫療制度也不盡完善。由此可見,當前我國的醫療制度與西方國家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醫療體制內部也存在著中西部梯次性差異性、城鄉二元差異性等方面的問題與不足。與此同時,人口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這一社會現狀,為當前我國醫療制度帶來了更多的壓力和挑戰。

4.人口老齡化現狀下完善醫療制度的必要性

4.1人口老齡化帶來了醫療衛生費用的不斷提高

當前,伴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日益加快,老年人口越來越多,隨之而來的醫療衛生費用問題也逐漸引起社會各界的重視。一般而言,人到60歲之后就開始進入身體發病的高峰期,這樣老年人口的逐步增多就帶來了居高不下的患病率,從而導致全社會醫療衛生費用的不斷提高。與此同時,當今醫療技術的發展和進步導致了醫療器械以及各類醫療費用的不斷提升。上述種種情況,都增加了醫療保險的負擔,也為社會的醫療制度的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4.2人口老齡化對當前的醫療制度帶來了新的沖擊

當前,我國的醫療制度的保障方式和籌資方法都逐步形成了一定的固有模式。然而,人口老齡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帶來的是醫療保障繳費人口數量的相對減少,而醫療保障的收益人口的數量越來越大。由此看來,當前傳統的醫療保障方式和籌資方法,已經不能滿足人口老齡化的現狀,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增加了醫療保險基金的壓力和負擔。與此同時,我國老年人口的基數非常大,增長速度過快,部分地區甚至出現了“未富先老”的社會狀況,也都為當今社會的醫保基金的承受能力帶來了挑戰,給我國當前的社會醫療制度帶來了新的更大沖擊。因此,在我國人口老齡化擴大化的趨勢下,傳統的醫療制度在經受著越來越多的沖擊。為了能夠更加適應目前社會的需求,醫療部門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來完善醫療制度,尤其是針對目前老齡化社會的現狀。

4.3人口老齡化為我國二元結構的醫療體制提出了新的挑戰

長期以來,城鄉二元體制一直在我國社會存在,而隨著而來的就是我國醫療制度的二元化結構。城市人口的收入高,醫療制度更加完善,而與之相反,農村人口的收入較低,醫療制度也不盡完善。目前,人口老齡化進程的不斷加速使得醫療保險費用體系的不均衡性進一步凸顯出來。這就使得二元化結構的醫療制度越來越不能滿足社會發展和人口老齡化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盡快建立社會統籌、科學合理、統一協調的現代醫療制度,就加劇醫療制度與人口老齡化之際的問題,從而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需要在出現問題的時候不斷發現問題,并進而將傳統的醫療理念進行改革,從而順應目前的發展潮流。在諸多的問題中,二元結構是最為主要的影響元素之一。為了能夠更好的適應新時代的發展,需要從各個角度進行改革,從而迎接不斷出現的新挑戰。

5.人口老齡化現狀下完善醫療制度的主要途徑

5.1充分發揮政府在完善醫療制度方面的主導作用

眾所周知,在任何一件社會事務中政府的主導地位是不可撼動的。在健全和完善人口老齡化的現狀下完善現代醫療制度,政府應當進一步發揮主導作用,積極承擔其相應的責任,完善醫療保險和醫療救助制度,履行好醫療衛生事業的組織者、籌資者以及監管者的角色。與此同時,政府應當不斷建立健全社會醫療保障體系,確保老年人的基本權利,進一步完善老年人的基本醫療和護理需求,確保絕大多數老年人確實“老有所醫”。

5.2逐步建立和優化多元化的老年人醫療保障制度

一直以來,我國傳統的醫療制度中針對老年人醫療保障制度十分單一,不能滿足當前多元化的老年人口的現狀。面對這一狀況,我國應當積極借鑒和吸收西方發達國家的醫療制度,逐步建立和優化多遠化的老年人醫療保障制度。例如,針對不同年齡層次、不同地區和城鄉的老年人建立和實施不同的保險制度或醫療費用資助方式,保障措施應當向高齡老人、中西部地區老人以及農村老人適當傾斜。只有這樣才能逐步適應了人口老齡化進程加速的社會現狀,滿足不同層次的老年人口的醫療需求,減輕老年人的負擔,保障老年人的醫療服務權利。老齡化社會老年人將占據重要的位置,從而在醫療行業,也應注重這樣的問題,保證在不同的時代下和境遇下都能夠更好的做到順應時展,滿足時代和人民的需求,從而在根本上營造新時代的醫療環境。

5.3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人口的醫療護理制度

當今,我國社會的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重,這在一定程度是為當今“社會養老”和“家庭養老”提出了挑戰。與此同年,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獨生子女增多,使得“4+2+1”的家庭模式在當今社會普遍存在。青中年面對和承受的上有老人、下有小孩的生活壓力越來越大,傳統家庭對老年人的護理保障措施明顯不足。同時,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健全和專業的護理機構所收取的費用是往往是普通家庭難以承受的,這一切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了老年人的生活質量以及醫療水平。由此可見,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人口的醫療護理制度不但是大多數老年人口及其兒女的強烈需求,同時,這也是滿足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這一社會現狀的現實需要。

5.4不斷加快以社區服務為基礎的醫療預防保健體系建設

隨著時代的不斷進步和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我國醫療預防保健制度已經越來越難以跟上人口老齡化速度不斷加快的現實狀況。因此,在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的社會現狀下完善現代醫療制度必須加強以社區服務為基礎的老年人醫療預防保健體系建設。一方面,政府相關部門要積極引導社會各界逐步建立起集預防、保健、治療以及健康教育等多方面為一體的綜合性社區老年醫療服務體系,從而不斷提高老年人的醫療預防保健意識,提高老年人的身體素質,節約醫療費用。另一方面,進一步加強對社區衛生服務行為的規范和管理,逐步改善社區衛生服務的條件,充分利于各類社區衛生資源,進一步降低老年人醫療成本。由此可見,不斷加快以社區服務為基礎的醫療預防保健體系建設,是人口老齡化現狀下健全和完善現代醫療制度的必由之路。

6.結語

篇3

一、中國快速步入老齡化社會的原因

人口老齡化是指總人口中因年輕人口數量減少、年長人口數量增加而導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應增長的動態。國際上通常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7%作為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據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等相關數據,中國現有老齡人口已超過1.6億,且每年以近800萬的速度增加,預計到2050年,中國老齡人口將達到總人口的1/3。為何中國的老齡化社會階段不期而至?京內學者主要從社會發展規律、計劃生育政策和形勢錯判等方面予以分析。

部分學者認為,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齡化是必然趨勢。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認為,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是一個歷史必然的進程,只要生育率下降,就必然會經歷這一過程。無論中國是否放開計劃生育,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方向都已無法逆轉。在中國,隨著現代化、城市化、工業化的發展,女性普遍參加社會工作,社會保障制度不斷完善,子女養老的需求大大降低,這都會影響生育觀念。再過30余年,中國人口中1/3以上都會是60歲以上的老人。

部分學者認為,計劃生育政策導致人口老齡化加速。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認為,作為當初急劇調整生育行為的后果,中國格外迅速地進入人口的老齡化過程。這一過程要求中國格外迅速地把所謂“過剩”的活勞動轉換為“資本”,用以維持未來老齡社會的可接受的生活水平;但是中國已經沒有足夠時間來實現這樣一種迅速轉換了。

同時,長期高估生育率、低估老齡化程度,導致人口政策未能及時調整,也是人口老齡化進程加速的重要原因。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郭志剛教授認為,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顯示,以往中國生育率被嚴重高估,老齡化程度相應被低估。對低生育率的認識迷茫,導致對人口基礎數據的過分懷疑和否定,人口形勢的誤判必然會誤導決策,貽誤生育政策調整的時機。過去30年,政府控制人口數量的一手很硬,而應對人口老齡化這一手則要軟得多,更沒有明確由誰來負責。這種政策上的不對稱,潛藏著人口老齡化失控的風險。如果不能立即采取有力措施應對,貽誤政策調整時機,未來的人口老齡化將更為嚴重、更難應對。

此外,由于統計偏差和分析視角的局限,中國老齡化問題的嚴重性也可能被高估。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唐鈞研究員指出,中國的老齡化有兩個特點:第一,在老齡化最高峰的時候,中國仍然有6億~7億的勞動力,中國不存在從國外移民來補充勞動力的問題;第二,北京、上海老齡化程度很高,這是一個假象,要是按常住人口統計,老齡化則會大大下降。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侯東民教授的觀點獨樹一幟,他認為,迄今對中國老齡化的危言聳聽,不僅對就業形勢判斷諸多錯訛,針對“未富先老”對社會負擔問題分析也是表面的、站不住腳的。中國老齡化完全不同于西方,至今存在著大量富余勞動力。假設以糧食為主的農業1957年以來生產率僅提高一倍,當前第一產業勞力僅需1億。加上城鎮下崗者數千萬,估計當前中國富余勞動力不少于2億。近年的民工荒是企業只利用勞動者生命最年輕時段并隨時棄用城鄉四五十歲勞動力的結果。民工荒不是劉易斯拐點,恰反映了勞動力過剩,以及如何維護勞動者權益,社會還有許多必補課程。

二、人口老齡化進程加速所帶來的影響

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尚未達到發達國家標準,卻提前步入人口加速老齡化的社會階段,這將對我國的社會政策調整、經濟可持續發展形成壓力與挑戰。同時,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也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必然現象,這一社會階段也蘊藏著新的發展動力和更好的社會穩定性。因此,人口老齡化問題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既形成了不可避免的挑戰,也屬正常社會現象,對中國社會穩定與經濟轉型開啟了新的機遇。

當前,諸多學者認為,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浮現,將使經濟社會保障能力受到挑戰。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鄔滄萍教授指出,中國人口龐大,并且又迎來加速老齡化,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國家。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認為,中國老齡化趨勢不可阻擋,而養老服務體系滯后于養老服務需求,可謂“未備先老”。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李軍研究員表示,從2015年起,中國養老的經濟負擔將明顯加重,2020年~2030年將是人口老齡化對中國經濟影響最為顯著的階段。如果沒有明顯的科技進步,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將無法避免。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喬曉春教授認為,少子化、老齡化并存的局面將直接影響到我國未來公共資源的配置和現已配置的公共資源。根據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陸杰華教授的分析,我國面臨的重大挑戰包括:應對老齡化的公共政策體系嚴重滯后于經濟和社會事業的發展;社保制度構建滯后;城鄉二元化背景下的農村老齡問題日益突出;老年人群增長帶來的需求增長與社會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等。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研究員認為,中國人口紅利的最大化時期是撫養比在2013 年降到最低點之前達到的, 并且于2013 年之后迅速消失。我國人口老齡對社會養老能力和資源支撐力、養老保障體系、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形成嚴峻挑戰。

當然,對人口老齡化現象的影響,部分學者也持樂觀態度。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景天魁指出,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提高是必然趨勢,甚至是好事。這種情況未必一定給人類的養老造成嚴重的困局,也未必給年輕人造成難以承受的養老負擔。進入老齡社會以后將會出現三個難以估量的新的貢獻,或者是新的氣象:一是擴大內需;二是增強社會穩定性;三是傳承人類文明。景天魁認為,老齡化社會并不是危機。部分學者還提出,人口老齡化進程提供新的發展機遇,可謂“危”中有“機”。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指出,人口紅利消失后,反而倒逼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倒逼產業升級的換代、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倒逼維護工人合法權益,使社會更加和諧。唐鈞認為,人口老齡化是社會發展的一個客觀規律,本身無所謂 “好”或“壞”。只要對老齡化的到來認真準備,利用人口結構的變化,調整經濟體制和產業結構,把調節社會分配作為重中之重來抓,順利渡過老齡化的高峰并使社會經濟發展再上一個臺階,是完全有把握的。

三、如何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

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速,其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沖擊將逐步顯現。從我國中長期的經濟社會發展前景考慮,需要及時采取因應措施,力爭在人口老齡化程度達到最高值之前,夯實經濟承載能力,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部分學者認為,應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力爭獲取二次人口紅利。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胡鞍鋼教授認為,由于教育大發展, 中國正在獲得大規模的人力資源紅利,在未來不僅可有效抵消人口紅利不斷減少的負面作用, 而且還可保持人力資本總量的持續增加, 從而支撐整個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高增長,為未來20 年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提供巨大的豐富的人力資源基礎。中國最有效的公共投資是人力資本投資,將會對中國帶來長期的多重的紅利。蔡昉提出,可通過以下措施獲得第二次人口紅利:一是通過制度設計和制度保障來充分使用勞動力,提高人力資本。后者則涉及教育制度、就業制度、戶籍制度和養老保障制度等改革。二是農民工的市民化可以以較低的城市化速度推動實質的城市化,保持經濟增長所需的勞動力供給。三是通過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的轉移,保持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介紹,目前的西方社會試圖推行三類政策以減緩人口老化的振蕩:一是增加“勞動參與率”,尤其是女性勞動參與率,但當代中國社會的情況比較特殊,中國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始終很高。二是提高勞動年齡人口的“退休年齡”。三是鼓勵移民,這一政策通常只對西方社會有效。他認為,上述政策雖然未必適用于中國,卻比目前某些城市政府所推行的旨在鼓勵本地生育行為的地方主義政策顯得更合理。最合理的應對政策是增加勞動年齡人口的人力資本含量。

部分學者認為,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巴曙松研究員認為,中國已經越過劉易斯拐點,同時,人口紅利窗口期也即將關閉。劉易斯拐點和人口紅利拐點的越過為中國經濟從要素驅動向生產力驅動的轉型提出了迫切要求。翟振武教授建議,要主動進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促進產業升級換代,提高勞動生產率,將勞動密集型企業升級為技術密集型企業,以應對勞動力的減少。

篇4

【關鍵詞】少子老齡化人工智能時代現狀應對策略

引言

人口老齡化是指一個國家“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7%,這表明人類可以活得更健康、更長久。但與此同時,新一代人口增長速度低于上一代入口自然減少的速度也帶來了一系列嚴峻的挑戰。日本是世界上少子老齡不巨見象最嚴峻的國家之一。日本政府借力人工智能所帶來的“第四次產業革命”的紅利,著力解決少子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和經濟問題。近20年來,日本實施一系列的少子老齡化對策,希望提高總和生育率,降低人口縮減的速度,解決少子老齡化危機下的人口老化、勞動力短缺、醫療及養老等社會問題。

一、人工智能時代的來臨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亦稱智械、機器智能,指由人制造出來的機器所表現出來的智能。通常人工智能是指通過普通計算機程序來呈現人類智能的技術。通過醫學、神經科學、機器人學及統計學等的進步,有些預測則認為人類的無數職業也逐漸被人工智能取代。人工智能的發展是不可逆轉的潮流,各國政府紛紛采取積極的態度,在政策和資金上大力扶持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日本作為全球科技最發達的國家之一,更是將人工智能作為刺激經濟增民和解決少子老齡化問題的關鍵。日本政府制定了“人工智能戰略”,在“人工智能技術戰略會議”上,提出人工智能產業化路線,將2017年確定為人工智能關鍵年,各政府部門對人工智能的研發給與資金支持。此外為了避免人工智能對社會道德、法律等帶了的消極影響,日本政府了《人工智能網絡化的影響與風險:實現智慧網絡社會需解決的問題》報告和《人工智能與人類社會》報告,旨在使人工智能的使用更加合理,避免惡意使用人工智能的情況發生。

二、日本少子老齡化的現狀

少子老齡化是指一方面由于總和生育率降低以及醫療發達、國民平均壽命延民等原因,兒童占總人口比重降低,另一方面“歲以上老齡人口的比例提高的社會現象。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傳統標準,60歲以上公民被定義為老年人,一個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達到總人口的10%則被視為步入老齡化社會。65歲以上人口比率超過21%的話,就可以被稱為“超老齡化社會”。根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預測,日本老齡人口比例在2020年將達到26.9%,2035年老齡人口比例將達到33.4%,日本已經毫無疑問地步入了“超老齡化社會”。

另一方面,二戰結束后的1947年至1949年,日本出現了第一個生育高峰,平均每年有270萬人出生。隨著第一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群進入適婚年齡,1971年至1973年日本又出現了第二次生育高峰,最高時每年出生人口達210萬。但此后無論是出生人口數量還是總和生育率都在下降。如果一個國家的總和生育率超長時間內低于維持人口長期穩定發展的更替水平(2.1),被稱為少子化;如果長時間內低于1.3,則被稱為“超少子化”。2005年日本《少子化社會白皮書》指出,日本已經進入“超少子國家”。

根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調查估計,日本的總人口預計2030年為,億1,662萬人,2048年將不足一億,下降到9,913萬人,2060年預計達到8,674萬人。按照這樣的人口總數來看,勞動力人口到2060年將降到至50.9%,與此相對應老齡人口將上升至39.9%。也就是說,1位老齡人口需要2位勞動力人口支撐,可以說成為非常嚴峻的社會問題。15歲至64歲被譽為“勞動力人口”,65歲以上可以從現在從事的工作上退休下來,被稱為“老年人”。在日本,國民20歲成年后需要交納年金的保險費,到“歲后可以獲取年金。實際上是現在的勞動力繳納的年金成為老齡人口的年金。那么隨著少子老齡化的推進,會出現什么社會問題呢?因為繳納年金的勞動力人口變少,獲取年金的老齡人口增加,所以人均繳納的保險費變高。這樣就導致經濟負擔加重,在經濟上養育孩子的經濟能力變小,形成惡性循環。

三、日本少子老齡化的應對策略

2018年日本原總務大臣、創成會議主席增田寬也在清華大學的講座“日本的人口減少及其應多策略”中提到“要解決人口問題還需要舉全國之力,從國家層面做出政策,而且僅靠中央政府還不夠,還需要地方政府一起努力,各個部門互相協作。例如,要想解決老年人護理問題,一是要有足夠的從財政支持,二要有專業護理人才,此外還需要通過新技術包括人工智能、機器人等提升護理水平。最后,還應在城市設計和建設上充分考慮老齡化的影響,這其中就包括了財政部、負責勞動合同人口政策的部門以及相關技術產業部門和負責城市開發建設的部門?!?/p>

(一)年金保險制度改革

隨著人口老齡化,每年用于支付年金的財政支出越來越多,另一方面,少子化導致的勞動力人口減少勞動力人口養育子女的經濟負擔增大。日本政府認識到少子老齡化是日本迫在眉睫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在日本社會保障制度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社會保障制度的收取方式進行改革。2004年開始,日本政府開始調整給付年齡,延遲退休這一提議開始興起。按照勞動法的規定60歲退休,如果本人申請,可以延遲退休年齡,同時導入“繼續雇傭制度”。隨著少子老齡化的推進,到2025年將要面臨更加嚴峻的少子老齡化問題。日本政府甚至提案將老齡人口的那個界限由65歲提高至70歲至75歲。另外也有提案將年金的領取年齡提高至70歲以后開始。其次,提高了勞動力人口的保險費用金額,增加了勞動力人口的保險費負擔。為了應對不斷增加的保險費用額度,采取了增稅的形式。同時以發行國債的方式來實現。

(二)海外移民玫策調整

日本現在少子老齡化問題進展下去的話,勞動力人口越來越少,老齡人口越來越多。勞動力人口不足、醫療、養老護理等方面將面臨人手不足、養老金支出帶來的政府財政壓力等嚴重問題頻發。為了解決這一系列問題,日本調整了海外移民政策,如2006年的“永久居留新準則”、2006年和2007年的“經濟伙伴關系協定(EPA)”批準、2008年的"30萬交換生午餐計劃”、2010年的“面向第三世界的難民的相關計劃”、2012年的“技術移民積分制度”等。內閣府通過反復調查論證指出,如果每年引入20萬人的話,日本人口能夠維持在1億人以上,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老齡化問題。但是,海外移民也會帶來“日本的文化信仰危機”、“社會治安問題”,所以日本政府在全面開放外人勞動力人籍、永住政策以及接受國際難民等方面,持保守態度。

(三)改善育兒養老環境,大力發展老齡產業

2003年被譽為日本少子化對策元年,日本政府開始推進積極的少子化的應對政策,制定了《關于培養支援下一代的當前方針》;2004年進一步具體花了相關政策,出臺了《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2013年內閣府通過了《少子化危機緊急對策》。少子化政策實施20多年來,日本社會的保育機構,女性在職育兒保障制度及育JL補貼等各個方面不斷完善,對緩解少子化進程發揮了一定作用。

在20世紀七十年代,日本政府提出了老齡產業的概念,2000年開始,老年人長期護理相關產業逐漸成為新領軍行業,與養老產業相關的醫療、福利相關產業得到了快速發展,老年服裝、食品、保健、養老看護等服務行業,形成了有一定市場規模、相對成熟的老齡產業。

(四)導入人工智能及機器人

日本政府高度重視人工智能的發展,為了彌補勞動力不足,機器人及人工智能得到了廣泛的關注,被稱為“第四次產業革命,’。還在國家層面建立了相對完整的促進機制,希望通過大力發展人工智能,保持并擴大其技術優勢,逐步解決人口老化、勞動力短缺、醫療及養老等社會問題。日本政府設立“人工智能技術戰略會議”,由總務省、文部科學省和經濟產業省協作推進入工智能技術研發及應用。比如,無人售貨的商店里沒有收銀員,機器人和人工智能在汽車制造業的導入,能夠提高生產率。將人工智能技術應用于養老產業、醫療護理產業,讓老齡勞動能夠繼續工作,從而緩解日本社會勞動力不足。

四、結語

篇5

[關鍵詞]服務模式老齡化老齡讀者愛的語言

中圖分類號:G25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7597(2009)1110218-01

近幾年來,圖書館的老年讀者數量日漸增加,幾乎就成了老年讀者的天地了,這一現象表明:中國將進入老齡社會,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人口老齡化開始較晚,但我國人口老齡化有自己的特點:人口老齡化速度快,老年人口規模大。老年人口總數已近1.2億,占世界老年人數的1/5,是世界上人口老齡化最快,人數最多的國家,這一社會現象對圖書館工作來說是不容忽視的,為切實做好老年讀者的服務工作,有必要認真分析這個群體的心理特征,并制定相應的工作對策。

一、老齡期生理與心理的變化

人到了老年,在機體組織逐漸衰退的同時,其心量機制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主要表現在老人的近期記憶能力明顯衰退,遠期記憶保持相為穩定,這就造成大腦所釋放的信息大大超過日常生活中所吸收的信息。于是,不少往事在他們頭腦中留下的記憶,一遇到適當的機會就會“復活”起來,反復嘮叨逝去輝煌,次之,由于老年人社會角色的變換,新角色的進入和心理上的缺乏準備而不適應;從繁忙的工作崗位退了下來,或由領導落至百姓,進入家庭,造成了心理焦慮,整日自我封閉、深居淺出,甚至脫離了社會。第三,有的老人在現這生活中遇到了某種不快之事,使自尊心或自身機益受到了損害,這種情況下,老人很容易通過對往事的回憶與述說傾吐內心的郁悶獲得心靈的平衡與安慰。

二、老年讀者群的類型和閱讀要求

上述老齡期的生理、心理變化,使老年讀者產生了新的社會心理特點及閱讀要求,來我館的老年讀者群中,有相當的一部分人,文化層次高、理論水平高,在原來的工作崗位上積累了豐富的工作經驗,但受到了“人到六十萬事休”這種消極心理影響,致使他們閑散度日――“人到六十才開始”,并非是一種浪漫之說,60歲從工作崗位退下來正是無約束地設計第二人生的最佳時機,據專家統計,1987年-1989年諾貝爾獲獎者中,三屆獲獎的平均年齡分別為:物理獎60歲、化學獎56歲、醫學獎62歲、經濟獎74歲、文學獎60歲,這個統計數字表明,人類的智力高峰在年齡的跨度上已產了大幅度后移,超過六十歲的人已被圈入第二個工作與創造的黃金時代,所以,在我們服務工作中,要善于鼓勵他們發揮所長,以著書立說和咨詢服務形式為社會做貢獻,在此同時,他們也感受到了一如既往的自尊、自強、自愛、情感和感覺和過一樣充實美好。另外,相當一部分的老年讀者晚年生活在經濟和情感上得到了滿足,生活情趣和欣賞品味不斷地提高,希望在閱讀中拓展自己的興趣與愛好領域,這就需要我們為他們創造一個明亮、安靜、優雅的讀書環境。

三、付真情于老年讀者服務

(一)語言溝通。斯大林說過:“語言是武器,是工具,人們利用它來互相交際,交流思想,達到互相了解”,圖書館員的語言表達能力,至圖書館管理中有著特殊的意義,它將直接影響到老年讀者對信息的吸收程度和繼續閱讀的積極性。

運用愛的語言鼓勵、開發老年智力資源,排除老年讀者空虛感、無用感、對著書立說、搞某一項目的讀者采取跟蹤服務,為他們開放有用的文獻信息,通過我們的工作,增強老年讀者的能力感、責任感,使他們“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

在我們的工作中無時無刻不在運用語言,流暢富于音律的語言在知識和情感的傳遞中帶有感染能力,使老年讀者身心愉快,因此,我們要運用愛的語言的同時,還要把握好語言色彩。老年人隨著年齡的增長,不同程度地出現視力、聽力下降,反應能力變緩,思維速度減慢,近期記憶力下降等問題,老年讀者也不例外,盡管如此,他們還是想得到周圍人的好感,因此變得格外敏感,又十分挑剔別人的語言態度,他們深怕自己不如其它讀者查閱資料那么方便,而遭到管理人員的嫌棄或冷遇,因為一點小事而感到不滿,遇到這些問題,我們要有良好的語言修養,寓情與理,與老年讀者慢慢溝通,俗話說:“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切不可講話沒有感情,沒有熱情。以冷言冷語、挖苦、諷刺的語言對待老年讀者,無論是在道德修養上還是在職業要求中都是不允許的,作為一個圖書館員,是圖書館服務中的主角,應具有良好的語言修養,在工作中講究語言藝術,使之與老年讀者之間建立“心理相容”才能提高服務質量。

(二)情感溝通。圖書館的老年讀者服務,主要靠館員與老年讀者的溝通,協調才能保證工作的順利開展,而館員耐心、不厭其煩的讀者服務態度,帶有明顯的形象性。感情細膩深刻,與老年讀者的心理傾向相吻合,有利于改善老年讀者的閱讀活動進程。

建立館員與老年讀者的協調關系,減少老年讀者對圖書館敬而遠之的困惑感。有了感情協調,老年讀者可以隨時向圖書館請教,能得到圖書管理員溫馨的關懷和悉心的指導。

情感的借閱服務是圖書館員的靈魂,沒有情感就沒有交流。充分發揮圖書館的內在情感因素,把真誠、富于同情心和細心觀察相結合,以情動情激發老年讀者的情感,如:在炎熱的閱覽室里,發現老年讀者身體不適,出現中暑現象,我們積極做出反應,采取降溫措施,往地上潑水,為老人送涼毛巾等,這雖然是很平常的事,但可感動老年讀者,老年讀者喜歡和這樣的館員情感交流,館員這種溫和體貼充滿希望的情感行為,讓老年讀者感覺到圖書館有著親切的良好家庭似的關系。

(三)為老年讀者開展豐富多彩的活動,吸引老年讀者利用圖書館。充分發揮音像室、閱覽室的作用,根據社會熱點、形式的需要,舉辦各種講座、展覽、知識問答,為老年讀者提供教育性、藝術性、資料性的視聽服務,促進老年讀者的互相交流、互相學習,此外,為老年讀者擴大活動空間,實行閱覽資料、工具書全部開架、耐心細致地做好咨詢解答,根據老年讀者的生理和心理特點,為他們創造一個安靜、明亮適合他們思考、學習的環境,使圖書館成為他們生活中重要組成部分。

面對即將來臨的老齡社會,我們圖書館人要積極地做出反應,加強自身業務素質、職業道德修養,樹立愛崗敬業精神,形成良好的讀書氛圍和環境,為老年讀者提供高質量的服務,顧言武曰:“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綠猶濃”圖書館老年讀者工作的宗旨就是發揮老年讀者的余熱,使之服務于社會,使老年讀者晚年生活充實、愉快。

參考文獻:

[1]我國人口老齡的特點,《老年報》,2000.12.9(2).

[2]讓老年人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老年教育》,2004(4).

[3]讓生命與老年更精彩,《老年教育》,2005(9).

[4]公共圖書館為老年讀者服務要體現人文關懷,《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2008(11).

篇6

關鍵詞:美國進步時代;社會保障;社會問題;啟示

中圖分類號:C913.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11-0063-02

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美國進行了一場偉大的改革,史稱“進步時代”。在這一時期,資本主義不斷發展,社會財富急劇擴張的同時也導致許多社會不公。到1900年為止,美國人口中1%人口擁有87%的財富。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飛速發展,然而在速度的背后也出現了許多尖銳棘手的社會矛盾,尤其是在社會保障方面出現了很多不平衡的因素,例如:城鄉就業矛盾突出、人口老齡化、勞資沖突劇烈、貧富差距懸殊等嚴重問題。這些問題與美國進步時代出現的社會現象有著驚人的相似。因此,我們可以借鑒和學習美國進步時代有關社會保障發展中的經驗和教訓來解決社會問題,從而更好地深入推進社會保障管理體制改革的進程。

一、美國進步時代社會保障的發展背景

進步時代是美國國家建設歷史上至關重要的一段時期,它通過一系列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這同時也為美國后來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礎。

(一)社會出現不平衡因素

19世紀末,美國通過工業革命,迅速地實現了工業化,隨著在技術創新和自由市場的政治環境下,帶來了許多新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問題。改革中的美國出現了例如市場秩序混亂、勞資沖突劇烈、貧富懸殊嚴重、社會道德失序、政治腐敗猖獗等嚴重問題,各種社會保障繼續解決的問題次第出現。

在這期間,美國頒布了許多涉及人權、司法、社保、經濟、政治的制度和法律,它不斷推動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這無形中給政府帶來了極大的挑戰,也給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公務服務帶來巨大的需求和壓力。

(二)社會保障的出現

工業化和人口的急劇上升造成了嚴重的城市污染,也加劇了城市公務服務的成本。當時的城市政府便提供了一些公共服務,例如,處理下水道的污水,清理街上的垃圾,建立公用水設施,提供某種公共交通,提供治安和消防服務。

這一時期,在進步主義改革的影響下,在美國社會各階層,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意識到,民主需要包含一個社會的維度,在堅持個人主義的同時,每個人都應該意識到大家是互相聯系在一起的,每個人都應該有一點對他人的社會責任。

(三)社會保障的飛速發展

到1920年,美國的進步改革者開始建立一些保護工人、兒童、婦女的法律,大多數州建立起了某種工人補償制度,通過管制童工和女性勞動的法律,確立工作時間、工資、工作安全方面的標準和健康標準。這無疑為后來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充實了要素。但在社會保障制度剛要迸發出希望的火焰時,隨之而來的1929-1933年經濟大蕭條卻摧毀了一切星星之火,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動蕩不安,處于水深火熱的美國民眾迫切地需要一個真正關乎民生的社會保障制度,一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一個能把他們解救出來的保障法規。1935年,由美國國會通過的《社會保障法》應運而生。它主要包括老(年)殘(障)遺(屬)社會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福利補助等。

二、美國進步時代出現的社會問題及其特點

在這一時期,經濟的迅速發展改變著美國的社會圖景,同時也帶來了激化的社會矛盾。為了緩和社會矛盾和應對巨變后的經濟和社會結構所形成的各種挑戰,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和政治家開始變革美國的國家治理結構,從而影響著社會保障的發展。

(一)勞工問題的出現及其特點

在進步時代,美國從1900年至1915年期間,共接納了超過1 500萬的移民,相當于過去40年進步美國的移民總數之和,這為正在進行工業化改革的美國充實了大量廉價勞動力,勞工問題也成了一個相當敏感的社會突出問題。當時的美國政府很少為這些新加入的美國人提高救的公共服務。普遍移民的英語水平都很低,加之對美國的習俗缺乏一定的了解,他們常常為自己混亂的生活所困擾。

為了幫助移民適應新的社會環境,大量的志愿者、經過專業培訓的社工以及其他專家聚集于一些私人慈善組織中,為移民提供醫療、教育、娛樂等方面的服務以及一些基本性的援助。有數據顯示,至1911年,美國已有10個州實施了工人賠償法律,向受傷的工人及其家人提供財政上的援助。至1920年,只剩下6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還沒有通過工人賠償法律。

(二)養老問題的嚴重及其特點

在美國進步時代,隨著經濟的增長、老齡人口不斷增加,給整個家庭和社會都造成了經濟壓力,社會是否應該為老年人承擔一份力量遍成為了當時一個十分嚴峻的討論議題。

進步黨及其1912年總統候選人西奧多·羅斯福在考察了德國、英國、法國實施的養老體制后,認識到了養老問題的嚴重性,其中大部分的家庭成員是難以保證給予長輩完全充分的照顧,因此,他們與全美慈善機構都建議對老年人提供救助。但經過一些進步人士和機構的努力,到進步時代結束時, 美國的老年人福利狀況依然不容樂觀。直到1930年美國大蕭條時代,聯邦政府才開始建立全國性的養老保險,也就是社會保障計劃。

(三)弱勢群體的利益保護及特點

通過尋求社會政策來應對社會變化,為社會變遷中的弱勢群體----工人、婦女、家庭和兒童提供安全與保護以促進市場穩定,這就是人們通常描繪的進步時代的畫面。

1.對兒童的保護。進步主義改革家認為,兒童的福利事關全美家庭的福利狀況?!罢取眱和\動一直都是美國改革的一部分,全國第一個少年法庭成立于芝加哥,并被其他城市爭相效仿。

2.對婦女的保護。在進步時代,通常婦女的保護者是那些女性進步者,他們大多來自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他們關注正義、社會政策、食品安全、環境保護等各個方面的社會問題。同時,女性在進步時起的運動對美國當時的社會影響是十分巨大的,他們在公共健康、社會福利、社會衛生、勞工政策等諸多領域都促進了美國的進步。

3.對特殊群體的保護。政府還采取了一些措施,管理公立的以及慈善機構開辦的醫院、創辦福利院收容那些有嚴重生理疾病的人、建立教養院和工廠來收容那些無法養活自己的人(多數是老人和窮人)等。

三、對中國的啟示

目前,中國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經濟和社會變革,在這樣一個轉型階段,我國所面臨的一些問題與美國l9世紀末20世紀初所面臨的問題有許多相似之處,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任重而道遠。

(一)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

在進步時代,由于時勢所迫,美國社會的政治與知識精英不得不對美國賴以立國的自由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進行修正,但進步時代改革修正的,只是美國自由主義的邊緣保護地帶,核心是沒有動的。由此可見,即使進步時代的改革改變了美國的國家治理結構進而改變了美國社會,但仍存在著很多不足之處,是不徹底的。

同志在黨的十報告中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創新管理中加強社會建設。他指出,加強社會建設,必須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必須加快推進社會體制改革。因此,鑒于美國進步時代的經驗和教訓,我國必須深入推進社會保障管理體制改革。

(二)注重社會保障制度的統一性

經過20年的艱苦努力,我國初步形成了以城鎮職工社會保險(包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農村社會保障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保障體系框架。這與進步時代后的美國社會保障體系還是有一定差距。

美國進步時代后,美國頒布了《社會保障法》和《立法補充》,奠定了其社會保障制度的基礎。在我國,1951年2月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規定了企業職工在疾病、傷殘、死亡、剩余及年老時獲得必要的物質幫助的辦法,《條例》的誕生標志著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誕生。但這與美國成熟的社會保障體系還相差甚遠,這無形中阻礙了我國社會保障制度體系的組建進程。

(三)社會保障發展能夠解決社會突出問題

從2000年到2007年,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由1.26億增長到1.53億人,占總人口的比例從10.2%提高到11.6%,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1.4%,相當于歐洲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總和。人口老齡化年均增長率高達3.2%,約為總人口增長速度的5倍。預計2020年老年人口將達到2.4億人,占總人口的17.17%;到2050年,老年人口總量將超過4億,老齡化水平推進到30%以上。

同樣的情況在20世紀中后期的美國也出現過。美國從1960年到1995年,美國65歲以上老人占總人口比重從9.2%提高到12.9%(章曉懿,社會保障:制度與比較,2004,P54),使得美國人口老齡化的加重,醫療保險支出大幅度上升,全國醫療支出中,用于老年人的占1/3,養老保險的撫養比迅速上升,對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基金支付帶來嚴峻挑戰。

類似于老齡化這樣的突出問題還有很多,例如工業化、城鎮化、就業多樣化等。在美國,歷屆總統都非常注重社會保障制度的變革,就是為了避免類似的問題重復出現。在中國,類似的問題已經凸顯,這就更加要求我們重視這些社會的突出問題,采取必要措施,從而降低老齡化、城鎮化等問題比重。

參考文獻:

[1]章曉懿.社會保障:制度與比較[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4.

[2]田成平.社會保障制度建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史蒂文.J.迪納.非常時代進步主義時期的美國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篇7

關鍵詞:農村;自我養老;無奈;困境;對策

中圖分類號:F323.89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試論當前農村自我養老的困境與對策

收錄日期:2012年3月16日

人類社會存在著三種基本的養老模式:家庭養老、社會養老和自我養老。養老模式區分的主要依據是主要養老支持力的來源,最主要的是經濟支持力來源。經濟支持力來源主要依靠自己積蓄、投資和勞動收入生活的屬于自我養老。在當前的研究中,家庭養老、社會養老受到較多的關注,而農村自我養老長期以來被忽視。在有限的研究中,有一種觀點認為自我養老是農村養老模式的必然選擇,這是筆者不敢茍同的。根據調查和研究,筆者認為當前農村的家庭養老雖然還是主要模式,但正在不斷地弱化,自我養老比例正在上升,這是農村養老環境惡化的無奈結果。

一、農村自我養老——無奈的選擇

農村自我養老比例的上升,并不是農村養老的必然選擇,更不是社會進步的體現,而是一種無奈的選擇,主要原因是家庭養老的弱化和社會養老的缺失。

1、農村家庭養老的弱化。中國農村家庭養老一直是主要模式,近年來農村家庭養老功能不斷地弱化。一是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導致人口就業結構變化,大批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進而導致家庭結構變化和核心家庭增加,農村空巢老人劇增;同時,工業化進程導致家庭中老人的經濟權利喪失,傳統的養老觀念減弱,造成農村家庭養老功能衰弱;二是國家的制度性改革安排加劇了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計劃生育政策使家庭人口減少,致使農村421家庭增加,家庭養老壓力劇增;土地承包制度的推行使原有的集體養老基礎消失,加重了家庭養老的負擔;國家城鄉二元社會分治模式使農村難以獲得來自國家的養老支持,完全要依賴家庭自我負擔。

2、農村社會養老的缺失。一是現有的農村養老體系覆蓋面低。農村社會養老原來有農村集體養老,這一部分主要針對五保戶而言,覆蓋面比較低,對于過去老齡化不嚴重時尚可應對,老齡化加劇后顯然就力不從心;二是社會養老保障缺失。1992年開始實行的舊農保事實上已經失敗,新型農村保障制度剛剛開始試點,保障體系尚未建立,這一階段農村社會養老事實上處于缺失狀態。

3、農村自我養老的無奈。由于農村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和社會養老的缺失,農村老年人不得不選擇自我養老。子女離開農村進城打工,老人就必須承擔土地耕種、家務勞動和隔代幼小子女的照料。打工子女收入較高的還能從經濟上照顧父母,收入低的不僅不能給予父母經濟來源,而且還靠父母從經濟上照顧自己的子女。因此,農村老年人不僅不能安享晚年,反而還要付出更多的勞動來養活自己。有調查顯示:農村80歲以上老人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的比例高達50%,而且勞動強度并未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減少。老人參加勞動的主要原因是為了獲得經濟收入,顯然農村自我養老并非一種理想模式,更多的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二、農村自我養老模式的困境

1、經濟來源不足。農村老年人自我養老的經濟來源包括青壯年時期的儲蓄和老年后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和經營獲得的經濟收入。由于農村父母要負責兒女的教育、婚姻負擔,一般到年老后的剩余儲蓄不會很多,甚至還會負債;農村老年人文化科技素質偏低,致使土地生產收益也低,再加上近些年來農資價格的上漲以及通貨膨脹,致使土地收益所剩無多。因此,農村自我養老的經濟來源嚴重不足。

2、生活質量低下。由于農村老年人自我養老的經濟來源不足,直接導致了生活水平的低下。一是疾病困擾。由于常年的勞作,身體機能下降,老年體弱多病是常見現象,由于不能從子女那里獲得有效的經濟支持,許多老人有病后不到醫院救治,而是硬抗,在病痛中度過晚年。所幸現在已經推廣新農合,給民眾帶來了很大期望;二是生活以溫飽型為主。隨著社會的發展,盡管子輩的生活越來越好,但老年人的生活狀況卻變化不大,甚至隨著物價的上漲,老年人的生活變得越來越艱難,許多人以能解決溫飽為追求。

3、精神生活匱乏。按照馬斯洛的需要理論,農村老年人的生活需要還停留在物質生活滿足上,即最低層次的需求滿足,除了看電視、聽新聞、打牌、下棋外,文化生活非常貧乏。這主要是由于農村物質生活水平低,為老人提供的文化設施太少甚至完全沒有。同時,由于子女不在身邊,老人缺乏基本的親情慰藉。

三、農村自我養老困境的對策

1、加速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我國現在正在試點的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本質特征是社會政策和社會保險。幾十年來,農村養老一直游離于國家體制之外,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國家應積極探索以社會性和公平性為原則的城鄉一體化的養老保障制度的建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應真正承擔起國家保障的社會責任,加大對農村養老保障的資金投入,確立以國家和集體為主、個人為輔的養老基金籌集模式,這是制度建立的關鍵所在。

2、推行家庭養老社會化管理。在目前情況下,農村自我養老比例的上升是家庭養老弱化的反映,其內在原因是作為家庭養老內驅力的“孝”文化的淡化,出現了“重幼輕老”的社會現象。因此,家庭養老不僅僅只是一個家庭問題和道德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國家和社會應積極介入,制定和完善與農村養老保障相關的法律法規,對農村家庭養老的原則、形式以及責任等方面的事項做出明文規定,以法律形式保障老人被贍養的權益,解決家庭養老運作隨意性、差異性和管理難等問題。同時,大力開展以養老法規為內容的普法教育與宣傳,讓農民認識到養老不僅是“家務事”,也是一種必須盡到的法律義務。

3、提高土地保障能力,增強農村自我養老能力。在社會養老保障體系一時難以普及的條件下,以提高土地保障能力作為增強農民自我養老能力的基本出發點,仍具有普遍的現實意義。一是通過調整農業結構,增加農業投入,提高農業經營效益和比較利益水平,增強土地的保障能力;二是變革與更新土地的保障模式,盡快建立與完善土地流轉制度,積極摸索多種形式的土地資本化,使農民獲得相應的收入。

農村自我養老模式地位的上升凸顯了當前農村養老的窘迫,在短期內可以通過加強家庭養老來抑制自我養老的增加,同時可以通過互助養老模式提高自我養老的保障水平。但農村社會養老將是未來發展的主流,國家應在這方面下更大的工夫。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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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蓓等.農村家庭養老保障效果實證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11.4.

篇8

這是中國人口國情的一個重大改變,即少子化帶來的人口紅利已經終結,盡管仍處于低撫養比時期,但已經進入了撫養比提高的時代。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和撫養比提高的趨勢將會長期持續,根據聯合國的預測,2010年至203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將減少6700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將從69.4%下降到60.3%,2050年將減少到7.26億,占總人口比重降到52.5%(見圖5)。人口撫養比在2030年將提高到52,2045年提高到60,屆時中國將進入高撫養比時代。第四,老年人口增長和人口老齡化加速。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1.78億人,占總人口的13.26%,其中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為1.19億人,占總人口的8.87%②。兩個統計口徑的老年人口分別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增加了4943萬和3072萬,老齡化水平分別提高了2.93和1.91個百分點。壽命的延長③以及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從2010年開始陸續進入老年,中國已經進入了老年人口迅速增長時期,2000年至2010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2.76%,2010-2020年和2020-2030年期間將分別高達3.61%和3.55%。2030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將達到3.46億,其中65歲及以上老年人將達到2.35億。到2050年,這兩個統計口徑的老年人口將分別增長到4.54億和3.31億(見圖6)。老年人口迅速增長、少兒人口減少、勞動年齡人口減少這三個變化因素導致了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加速。按第一個口徑計算,老齡化水平在2020年和2030年分別為16.9%和23.8%,2050年達到32.8%,屆時將超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見圖7),每3個人中就有1個老年人。按照第二個口徑計算,2020年和2030年老年人口比重分別為11.7%和16.2%,2040年超過20%,2050年達到24%。老齡化正在變為影響中國人口撫養比提高的關鍵因素,2030年撫養比的結構將迎來另一個重要變化,即老年撫養比將超過少兒撫養比(見圖8)。第五,人口流動活躍,城鎮化進程過半。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10年我國的流動人口規模達到了2.21億人①,與2000年相比增加82.6%②。據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2013年9月發表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3》,2012年全國流動人口數量達2.36億人,相當于每6個人中有1人是流動人口③。鄉-城流動是流動人口的主流,有將近80%的流動人口是從農村流向城鎮。流動人口的大潮,加之城市社會經濟和城市建設的迅猛發展,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加速推進,城鎮人口從2000年的4.58億增加到2012年的7.12億,城鎮化水平從36.22%提高到52.6%,平均每年提高1.37個百分點。這個速度不僅使中國的城鎮化水平在2011年跨越了50%這個分界線,同時也實現了對世界平均水平的追趕:2000年城鎮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個百分點,同時也低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5個百分點;2012年城鎮化水平超過世界平均水平(52.55%),并遠遠超過了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45.45%)④。第六,家庭變遷。家庭變遷是社會變遷的縮影,同時也受到人口變化的直接影響。在社會現代化和人口再生產現代化背景下,我國家庭也呈現多維度的變化,即家庭的小型化、核心化、空巢化和家庭類型的多樣化。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我國居民家庭戶具有以下幾個變化趨勢:一是家庭戶數量繼續增長,2010年我國家庭總數為4.02億戶,與2000年相比,家庭戶數量增加了5315萬戶;二是平均家庭戶規??s小,平均規模為3.1人,比2000年減少了0.34人。家庭戶主要是分布在2-4人戶,在全部家庭戶中占68.79%,1人戶也占了相當的比例,而6人以上的大家庭戶比例非常低(見圖9);三是家庭戶的代際關系變得更為簡單,在全部家庭戶中,一代戶占34.18%,二代戶占47.83%,三代及以上戶只占18%;四是有老年人的家庭戶數量龐大,有60歲及以上老人的家庭戶多達1.23億戶,占全部家庭戶的18.3%,該比例高于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其中,單身老人家庭和空巢家庭4013萬戶,還有315萬個家庭戶中只有老人與未成年親屬,這兩類家庭戶占全部有老人家庭戶的42.54%。圖10顯示,其他有1個或2個老人的家庭戶占比57.11%,這表明喪偶老人和高齡老人更多的是與其成年子女一起居住。

二、中國人口與發展關系的重大轉變

人口是人類個體的集合,人口現象是人類個體行為的聚合。因此,人口變化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具有基礎性意義。正在發生和將要發生的人口轉折性的變化將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重大影響,人口與發展關系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人口變化更加多樣和復雜,人口問題的性質正在改變,人口與發展關系面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正在改變,解決人口問題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技術基礎也在發生著重大變化。

1.人口與經濟關系的轉變自從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發表以來,關于人口與發展的關系的基本認識一直是基于總量關系,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的《增長的極限》曾把這種認知推向了一個極端,并且,在很長一個時期內,人口與發展的數量關系矛盾也是國際社會尋求解決全球人口問題的政策焦點。盡管中國的人口控制和計劃生育政策的理論基礎被認為是馬克思的“兩種再生產理論”,但實際上,其對中國人口與發展關系的解釋邏輯是馬爾薩斯主義的。當時對于深陷“馬爾薩斯均衡陷阱”的中國而言,人口快速增長給發展造成的巨大壓力是最主要的人口問題,也是最主要的發展問題。中國政府根據這個基本人口國情制定的計劃生育國策是符合歷史與發展邏輯的,并且在控制人口增長和促進經濟發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短短30年間,把13億人帶進中等收入階段是人類發展史上的一項了不起的成就。時至今日,中國人口與經濟關系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在“經濟高增長,人口低增長”的格局下,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壓力已經基本消除,馬爾薩斯的“魔咒”在中國已經被徹底打破。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2年國內生產總值比1978年增長了25倍,翻了4.7番,經濟總量從世界的第15位攀升至第2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18倍,翻了4番,進入了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①,人類發展水平也達到了中等發展水平②。與此同時,人口與經濟的結構性關系變化得越來越重要。一方面,隨著人口紅利的終結和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少子化、老齡化及農村剩余勞動力供給改變等結構性因素對經濟的不利影響開始顯現;另一方面,人力資本和人口城鎮化正在成為拉動中國經濟新一輪經濟增長的關鍵性因素。如果以發達國家人口轉變與經濟發展過程的時序關系為標準的話,那么,中國的人口轉變與經濟發展過程就是一種“差序結構”,即人口轉變及發展過程超前于經濟發展。這種時序結構的性質和特點,決定中國在人口低增長時代的人口經濟關系與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有所不同:與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既擁有解決了人口壓力的經濟優勢,又面臨著年齡結構失衡的挑戰;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既面臨著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脅,又擁有人力資本積累和人口城鎮化發展的巨大空間。這是目前及未來一個時期內中國人口與經濟關系的基本格局。從更長遠來看,中國人口與經濟關系的發展格局將與發達國家趨同。

2.人口與社會發展關系的轉變相對于人口與經濟的關系而言,人口與社會發展的關系更為復雜。中國不僅經歷了人口的快速轉變,同時也經歷著劇烈的社會轉型。在當今中國所發生的社會轉型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變化,而是一場劃時代的整體性、結構性社會變革。在這場涉及十幾億人的命運與福祉的宏大變革中,社會形態、社會結構、社會關系、社會體制、價值觀念、人口形態、技術基礎、文化模式、組織結構等等,都在不斷地發生著分化與重組、沖突與整合、解構與重塑、解體與再生的過程。人口轉變與這些變革之間的互聯、互動和互構,不僅促進了社會進步,同時也導致了一些社會問題。第一,高度活躍的人口遷移流動對社會發展與社會管理的挑戰。高度活躍的大規模人口流動已變成了一股巨大的社會能量,它既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力,改變著社會利益結構和城鄉發展格局,也強烈地沖擊著現行的社會民生制度安排,并直接影響到社會秩序。中國目前的各項基本社會制度安排仍是建立在城鄉分離、地區分隔的戶籍制度基礎之上,這種制度安排遠遠不能適應人口遷移流動的需要。在人口流動大潮與現行社會制度安排之間的劇烈沖撞下,形成了許多非正常的社會現象,例如,數以億計的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面臨著社會化困境、流動人口家庭的生活分離、一些人口大規模流入地區的社會矛盾、流動人口遇到的制度性歧視或邊緣化等等,都對社會發展、社會公平和社會穩定造成了損害。第二,快速發展的城鎮化對城鄉發展和土地利益關系的挑戰。中國目前已經進入了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城鎮化不僅改變了城鄉人口分布的格局,而且也影響到以土地及相關利益為核心的社會利益結構;不僅對城市發展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也對城鄉統籌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人口城鎮化進程中,如何處理好土地利益關系,如何處理好農民-市民身份轉換中的利益關系,如何處理好城鄉發展之間的利益關系,如何防止農村被邊緣化,已經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第三,人口老齡化進程加速和人口社會分層加劇對社會福利和社會安全的挑戰。在社會轉型不斷深化的背景下,人口老齡化的加速使得人口社會分層進一步加劇,社會代際關系比以往也更加緊密更加復雜。老齡社會將是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社會常態,收入分配制度、公共資源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醫療衛生制度、就業和退休制度等都面臨著一系列的調整和創新要求,如何積極回應這些要求,如何在國家層面建立一個適應老齡社會需要的民生制度安排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核心議題。第四,家庭變遷對公共服務體系和社會利益關系的挑戰。人口轉變(特別是獨生子女政策)徹底改變了中國家庭的人口基礎,而工業化、現代化和城鎮化也正在深刻影響著家庭的形態、關系和生命歷程。家庭的小型化、結構核心化、形式多樣化,以及老年空巢家庭普遍化等,都將導致家庭需求與家庭功能的對應結構進一步失衡,進而形成對社會公共服務體系的巨大需求。第五,在人口變化中,相關的社會利益結構也發生了變化。人口變化過程,也是社會利益結構變化的過程。人口變化涉及利益結構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利益關系,而是包括了個體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的關系、不同個體或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政府利益與民眾利益之間的關系、近期利益與遠期利益的關系、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之間的關系,等等。在變化著的社會結構和人口結構中,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分殊和地位變化都會通過各種機制傳遞到整個社會,聚合成為各種社會需求、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也對社會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新的要求和新的任務。

三、應對中國人口變化的戰略選擇:均衡發展

篇9

[關鍵詞]老年人;受虐待原因;預防措施

老年人在人群中基本上是屬于弱勢群體,現在隨著全球人口老齡化和高齡化的發展,以及出現的傳統家庭模式的轉變,老年人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特別是老年人受虐待的問題。老年人受虐待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老年人是社會群體中最容易受到侵害的對象。作為老年人,由于自身的生理機能的衰減以及在社會利益的分配中處于弱勢的地位,在很多問題上老年人自身的需求得不到很好的滿足,這不僅直接損害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以及利益,更多的是違背了老年人的權利。隨著社會各界對老年人虐待問題的廣泛關注,各國在法律法規上制定了保護老年人權益的合法條例。然而,在維護老年人合法權益方面還是一個任重道遠的問題,老年人受虐待的問題還需要社會各界更進一步的關注。

一、老年人虐待的定義和分類

老年人虐待的定義為“在本應該充滿信任的家庭或者福利機構的任何關系當中,發生的一次或多次致使老年人受到傷害或者在其他方面受到不可預計的損失的行為,或者是以不正當的行為造成老年人的利益或身體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的行為”。老年人虐待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它涉及社會工作、社會學、老年學、心理學、醫學等多個學科和領域,各國的專家學者對此進行的深入的研究,老年人虐待問題也越來越受到大家的重視。雖然歐美的組織和學者已經對老年人虐待問題做出了分類,但是老年人虐待問題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類容。我國老年人受虐待問題主要反映在受精神虐待、經濟虐待和肉體虐待等三個方面,具體有以下一些表現:

(一)精神虐待,指通過對老年人實行言語上或非言語上的侮辱、虐待等,造成老年人在精神方面受到侵害的行為。在中國,老年人與子女們通常是選擇分居居住,這種情況下,很多子女或因遠距離的分居履行不到贍養的義務,或因履行了經濟上的贍養義務但是缺乏在精神上的關心,造成很多喪偶老人在精神上得不到慰藉,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精神抑郁、生活孤獨的問題。

(二)經濟虐待,指的是子女或其家屬不承擔或者克扣對老年人在經濟方面的贍養責任,或霸占老人的財產,造成老年人在經濟上的損失等行為。在中國,這種虐待通常表現為侵占老人的財產,特別是以霸占老人的房產最為突出,更有甚者有些子女在霸占老人房產之后還把老人趕出家門,讓老人無家可歸,現在社會上流浪的老人居多。

(三)肉體虐待,通常指的就是采取一些暴力的方式對待老人,致使老年人在身體上或者是精神上受到損害、創傷。

社會上普遍的都是對老人的精神虐待、經濟虐待、肉體虐待三者往往都是同時進行的。

二、老年人虐待產生的原因

在中國社會里,虐待老年人的事件時有發生,究其原因還是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從家庭原因來看,現在大多數的都是獨生子女家庭,家長在對待孩子的問題上都是處于一種溺愛的程度,致使很多子女的心理或者是行為上都出現了一種“唯我獨尊”的思想,子女們在很多方面不會考慮到父母的感受,因此會在多種方面虐待老人,而在我國傳統的思想里面,很多老年人都有那種“家丑不可外揚”的心理,很多老人寧愿自己的苦水往肚子里咽也不會告訴其他人或者是尋求法律途徑的幫助。

(二)從我國的代價關系來看,俗話說“三歲一個代溝”,更何況年輕人和老年人的年齡差距如此大,由于現在社會的巨大發展,年輕人在生活方式上和老年人都很大的差別,很多老年人不適應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因此和年輕人處于分居的狀態,年輕子女也沒有盡到照顧老年人的義務,除了在金錢上的給予之外,缺少在精神上的關心與慰藉,特別是對于那些喪偶的老年人來說,他們的生活更需要子女的精神關懷,可是由于現在社會上競爭壓力大的原因,子女都忙于自己的工作,疏忽了對老年人精神上的滿足,這變相的也是對老年人精神上的虐待。

(三)再從社會上的原因來看,我國的法律在社會保障方面還不是很健全,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得時代,迎來了老齡化的巨大浪潮,我國在這方面還不具備迎接這個挑戰的實力,對于老年人年老生活方面的保障還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特別是對于農村的老年人而言更是得不到政府的保障,在養老方面主要是依靠子女贍養,在這種情況下,由于農村的一些思想方面的原因就會出現虐待老人的現象。

三、對于預防虐待老年人現象的建議

(一)在國家方面,首先應該是完善我國在社會保障方面的立法,進一步的保障老年人在年老后的生活,讓其“老有所依”,加大對農村老年人照顧的經費投入,讓其不再是單純的依靠家庭和子女的養老,完善農村的醫藥衛生條件,保障老年人的“病有所醫”,消除固有的“看病難、看病貴”的傳統觀念;其次是更加快速的發展我國的經濟,讓我過有實力迎接老齡化浪潮的到來,有能力迎接挑戰;再次是加大對教育經費的投入,特別是對農村偏遠地區的教育支持,普及法律知識。

(二)從社會方面考慮,慈善機構應該做出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在政府的支持下,關愛老年人,慈善不應該只是擺設,需要做出一些事情才能夠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現在社會上出現了很多教堂,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幫助那些忙于工作的子女照顧老年人,教堂的興起應該得到政府的支持,在很多方面可以減輕子女的負擔。

(三)家庭子女自身方面,“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這其實是對于那些當老年人在世的時候沒有盡到贍養義務的子女,在老人去世時候才知道后悔的闡述。在子女方面,要樹立起贍養老人的觀念,要使老人安享晚年生活,不僅是在金錢上的滿足,更需要子女在精神上的慰藉。這就需要子女提高自己的受教育水平,提高自己的思想覺悟,不應該打罵老人。還有就是加強對老年人的法律普及,告知老人該如何保護和照顧自己,在受到子女虐待時如何運用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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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賴小林.心理全息治療[J].江西科學出版社出版社.

篇10

在此背景下,應如何保障農村老年人各方面的權益?2013年7月實施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對此有哪些幫助?還存在哪些未能解決的問題……就此,本刊記者采訪了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講師、法學博士朱曉峰。

不同地域誕生多元化老人問題

《中國扶貧》:當前,農村老年人面臨著哪些問題?

朱曉峰:整體來看,農村老年人在養老問題上普遍面臨著物質貧困、精神撫慰不足以及合法權益被漠視乃至被侵犯的問題。當然,前兩方面的問題在不同地區、不同群體的農村老年人當中表現的側重點又不一樣。

在東南沿海人口相對比較密集的農村地區,一方面,由于這里經濟較為發達、鄉鎮企業較多、農村老人相對比較富裕,其在養老方面面臨的物質匱乏相對而言不是非常突出;另一方面,由于這些地方人口密度過高,在執行計劃生育政策方面普遍比較嚴格,這造成那些僅生一胎的農村老人,在子女成年后并忙于自己的事業時,就普遍面臨著精神撫慰缺失的問題。

與此相反,在西部人口稀疏而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農村老人,他們普遍面臨的可能主要是物質匱乏的問題。在精神慰藉方面,由于這些地區在執行計劃生育政策時相對寬松一些,家庭子女較多,探視老人或者照顧老人的幾率就會比獨生子女高很多。當然,如果將農村老人與成年子女之間可能存在的矛盾以及權益糾紛考慮進來,前面的這些問題可能會更加復雜。

《中國扶貧》:農村老年人的家庭贍養現狀如何?

朱曉峰:農村老年人的家庭贍養現狀不容樂觀。家庭贍養的效果主要取決于幾個因素,一是家庭的抗風險能力,二是贍養人與被贍養人之間的關系處理。

傳統家庭養老模式里,抗風險能力取決于家庭成員的多寡以及家庭的經濟狀況,我們通常說“養兒防老”,實質上就是對家庭贍養的一個簡要概括。而當前的計劃生育政策、城鄉二元結構以及城市化的跨越式發展,都嚴重考驗著家庭的抗風險能力,失獨家庭中的老人無人贍養,獨生成年子女負擔過重,農村青壯年大批進城打工使家庭贍養空殼化。

另外,由于當前中國經濟社會正處于大變革、大轉型時期,家庭倫理道德觀念、家庭成員間的行為模式與關系正在解體和重新形塑,贍養人與被贍養人之間的關系普遍處于一種比較微妙且脆弱的狀態,在經濟條件不甚理想的狀況下,這往往會導致虐待或遺棄行將或已經喪失勞動能力的老年人的事情的發生。這些現象在農村表現得可能更為突出。

新法雖進步卻仍留遺憾

《中國扶貧》:我國對于維護農村老年人基本權益都做過哪些工作?取得的成效如何?

朱曉峰:農村老年人基本權益的維護與保障應該說是和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密切聯系在一起的。隨著我們國家經濟領域的蛋糕越做越大,黨和國家在決策層面開始關注和重視如何公平分配的問題。

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下面幾項關乎農村老年人基本權益的工作都相繼展開:一是國家對待“三農”問題的宏觀政策的轉變,為農村老年人基本權益的保障提供了基礎。例如,2004年全面取消農業稅,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對農村土地流轉方面進行改革等,使農村老年人基本權益的維護能有一個較好的經濟基礎;二是法律保護體系的建立與完善,這主要是指1996年制定實施并于2013年重新修訂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該法為農村老年人基本權益的維護與保障提供了較為全面的法律支持;三是農村養老保險、農村醫療保險、高齡補貼等具體政策在各地逐步開始落實,例如,寧夏固原市自2010年10月開始,凡年滿80歲的農村老人,每月都可領取110元的高齡補貼、55元的養老保險(每年遞增,截至2013年11月已增至85元),另外還有過節補助、取暖補助等;四是在鄉鎮逐步建立老年維權機構,如“老年協會”等,維護老年人合法權益;最后是通過表彰孝敬父母的突出個人以及依法處理侵犯老年人權益的事件,通過輿論普遍倡導和提升敬老風氣。

整體來看,在家庭養老模式因為經濟社會迅猛發展而遭受嚴重挑戰的背景下,這些措施有助于農村老年人基本權益的保障。

《中國扶貧》:新《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較之前有何進步?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朱曉峰:從整體來看,2012年修訂通過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主要取得了幾方面顯著的進步:一是將積極應對老齡化問題上升到國家長期戰略任務的層面,這給老年人權益的全面保障奠定了基調;二是重新定位家庭養老,強調家庭與社區在養老方面各自的法律責任,這符合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需求;三是國家認識到長期護理保障工作的重要性并將之原則性地納入法律制度,為我們今后長期護理保障制度的確立和完善開風氣之先;四是確定了老齡服務體系建設的基本框架,明確了家庭、社會與國家等的基本職責;五是增加社會優待內容,擴大了優待對象,有助于打破有些城市對老年人的地域歧視;六是重視從法律的角度保護老年人精神利益方面的需求,突出了對老年人的精神慰藉。

除此之外,該法還在老年人監護制度以及宜居環境建設方面等做了較為充分的設計。應該說,這些制度安排對于今后老年人權益的維護和實現應該會產生積極的意義,但相應制度的具體落實,還需要進一步的細化和配套措施。

《中國扶貧》:在新《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實施的背景下,還有哪些問題未能徹底解決?

朱曉峰:應該說,新修訂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所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對于社會所普遍關心的問題基本上都有正面、積極的回應。但正是由于涉及的問題多,也直接導致有些規則流于形式而缺乏可操作性。

例如,關于長期護理保障制度,該法僅在第33條作了原則性的規定,實際上這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都知道,我國當前養老問題面臨這樣的困局,一是社會未富先老,老齡化趨勢日益嚴重;二是經濟社會的劇烈變革使得傳統的核心家庭內涵發生了顯著而深刻的變化,傳統家庭養老模式不敷使用;三是國家長期采取的一些政策,例如,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過快的城鎮化戰略以及緩慢的醫療、養老保障政策等,未能充分考慮與老齡化問題的協調處理。

在這種情形下,及時建立完善的長期護理保障制度恰似亡羊補牢,但該法由于考慮到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而未作出全面周詳的規定,不得不說是一個遺憾。精神慰藉入法需與措施同步

《中國扶貧》:將“?;丶铱纯础睂戇M法律,有其存在的無奈,但將其寫入法律中是否能達到預期效果?

朱曉峰:“?;丶铱纯础比敕?,主要是考慮到成年子女忽視年邁父母精神慰藉方面的需要,長期不回家的社會現象而作出的一個倡導性規定。

應該看到,法律重視老年人養老過程中精神方面需求的積極意義,但是將“?;丶铱纯础边@種屬于道德規范層面的內容納入到法律規范調整的體系本身,是存在問題的。首先應當明確成年子女為什么不?;丶铱纯?,這其中的原因當然很復雜,但對于相當一部分子女而言,“?;丶铱纯础笔且环N奢望,“非不為也,不能也”,表達的就是這些人的矛盾心境,繁重的工作,有限的假期,遙遠的路途等,都實質性地阻礙著子女們的回家之路。

對我們的法律而言,首先需要解決的是這些“有家不能回”的外部原因,而非在忽略前提條件的情形下直接關注是否回家這個結果,從而將子女置于違法的處境。其次,我們傳統家庭倫理觀念強調子女孝老敬親“重在心不在行”,只有子女在有心的情形下“?;丶铱纯础辈拍軡M足老人的精神慰藉需要;當子女因為各種原因無心或無力回家的時候,通過法律強制手段使之回家從而在形式上滿足要求,可能并不能滿足老年人精神慰藉方面的需求,有些時候可能使父母子女之間的關系惡化。

《中國扶貧》:除了以法律來保障農村老年人的權益,還有哪些配套措施需要共同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