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人口調查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流動人口調查，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指導思想

通過對全鎮流出人口和流入人口的清理摸底，掌握全鎮流動人口底數和區域分布情況，為進一步完善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全員信息管理系統，全面規范我鎮流動人口服務與管理，開展流動人口區域協作提供可靠依據。

二、調查對象和調查期限

（一）調查期限

本次調查時點為3月1日零時。即3月1日零時的流出人口和流入人口。

時間/，！/安排：

調查準備：1月15日前

入戶核查摸底：1月16日2月28日

入戶核查登記：3月1日-3月15日

數據比對錄入階段：3月16日-3月31日

（二）調查對象

1、流出人口調查對象

（1）戶籍在本行政區域，但離開戶籍地30日以上，現居住地為外?。▍^、市）的0歲以上人口。

（2）戶籍在本行政區域，但離開戶籍地30日以上，現居住地為本省其它縣（區、市）的0歲以上人口。

（3）戶籍在本行政區域，但離開戶籍地30日以上，現居住地為本縣（區、市）內其它鄉（鎮、街道）的已婚育齡婦女。

其中，同城區間人戶分離人口除外；婚嫁人員除外；因出差、就醫、旅游、探親、訪友、服軍役、在中等以上專業學校就學等人口除外。

2、流入人口調查對象

（1）統計期未在本行政區域內居住30日以上，非本?。▍^、市）戶籍的0歲以上人口。

（2）在本行政區域內居住30日以上，戶籍為本?。▍^、市）其它縣（市、區）的0歲以上人口。

（3）在本行政區域內居住30日以上，戶籍為本縣（市、區）內其它鄉鎮的已婚婦女。

其中，同城區間人戶分離人口除外；婚嫁人員除外；因出差、

就醫、旅游、探親、訪友、服軍役、在中等以上專業學校就學等人口除外。

三、調查內容和調查方式

流出人口調查主要涉及流出人口、流入人口在“安徽省全員流動人口服務管理信息系統”內的流向、婚育信息等基本情況和流動信息。

對春節期間返鄉的流出人口在核查摸底時應重點詢問返鄉前流入地詳細地址和春節后流出意向目的地，待標準時點（3月1日零時）后再確認其正式流動信息。流出人口在核查期間未返鄉的，核查應采取詢問親屬、知情者和查看有關資料的方式。流入人口調查采取直接詢問調查對象并查看有關證照資料的方式，在核查摸底時應重點詢問其返回意向，待標準時點后再確認其正式流動信息。

核查摸底和正式入戶核查前，從“安徽省全員流動人口服務管理信息系統”中將本鄉鎮、街道的流動人口信息從數據庫中分村居導出，然后入戶調查時進行信息核對，對其中的新變動信息進行登記、錯漏信息進行修改和補充，對新增流動人口按照“安徽省全員流動人口服務管理信息系統”建檔所需信息進行登記。

本次信息核查采取以房屋為基礎，要做到鄉（鎮、街道）不漏村（居）、村（居）不漏組（責任小區）、組（責任小區）不漏戶（房）、戶（房）不漏人、人不漏項。

對掛戶在人才交流中心或學校人員、有戶無房人員、空掛戶人員等特殊情況的流出人口，也應納入清理核查。

四、調查數據處理

（一）調查數據錄入

由鎮計生辦負責錄入、變更“安徽省全員流動人口服務管理信息系統”中的流出人口和流入人口信息。

（二）調查數據比對

對“安徽省全員流動人口服務管理信息系統”中的數據與“安徽省全員人口信息系統”進行比對，流出人口信息不一致的依據正確的一方進行相應調整，流入地與流出地信息不一致的，雙方相互溝通后依據正確的一方進行相應調整。

（三）對掛戶在人才交流中心或學校人員、有戶元房人員、空掛戶人員、口袋戶人員等特殊情況的流出人口，要在“安徽省全員流動人口服務管理信息系統”中其戶籍所在村、居建檔，并在備注中說明具體情況。

篇2

【關鍵詞】流動人口; 母嬰保健; 調查問卷

【中圖分類號】R17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6455(2010)07-0264-02

Investigation on maternal health care among the mobile population in city of Guangzhou

Zhang Jun1 Chen Li2 Gong Shipeng1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awareness rate of the women who have the knowledge of maternal health care amo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Methods:26 migrant women wererandomly detected with questionnaire about the knowledge of maternal health care in city of Guangzhou China. Results:(1)The correct rate about the the knowledge of maternal health care among these women is rank from 45.8% to 94.5%,and the highest correct rate among these questions is that “while you are in pregnant , you should go to the hospital for the examinations” , but the rate of the question that the first examination should be performed earlier than 3 months after your are in pregnant is very low.(2)The awareness rat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income and the education level . but it has no direct relation with the career, marital status and the number of the children.(3)Making propaganda education in the community is the favourable type to spread these knowledge. Conclusion:the awareness rate of the knowledge mentioned above is low among the migrantwomen in city of Guangzhou and is associated with the income , education level , we should making good propaganda education .

【Key words】floating population;mother and infant health;questionnaire

孕產婦死亡率是體現一個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標,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文化、衛生發展狀況的重要依據。廣州市是全國流動人口較多的城市之一,其孕產婦死亡率遠高于本地戶籍人口,流動人口已成為影響我市降低孕產婦死亡率的主要因素。由于經濟發展迅速,流動人口日益增多,來自全國各地的流動人員作為廣州市建設的主力軍,他們中大部分來自農村,為廣州市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流動婦女正處于生育年齡,大部分流動婦女的文化水平較低,對孕產期的保健知識及住院分娩知識掌握得不多,且受過去農村舊觀念、舊習俗的影響,加之缺乏自我保健意識,有些人懷孕以后不愿到醫院進行產前檢查,甚至有些人為了省錢,到沒有取得接生資格的無證診所分娩或請接生婆到家里接生,導致流動孕產婦死亡或新生兒破傷風的事件時有發生[1]。為了掌握流動婦女孕產期保健與住院分娩知識的知曉率,我院2008年10月對流動育齡婦女進行問卷調查,并根據調查結果進行統計分析,期望為決策部門制定健康促進策略提供了科學依據。

1 對象和方法

1.1 對象:以非廣州市戶籍但妊娠期間不間斷住在廣州市、年齡18~35歲的流動育齡婦女為研究對象。

1.2 方法:自行設計統一的調查問卷表,內容包括基本情況(一般情況、父母情況、家庭情況)、孕產婚姻情況和母嬰保健相關知識。采用整群抽樣的方法,于2008年10月分別到城鄉交匯區流動人口密集地、市場、工廠、商場以及社區等地對268名流動婦女進行問卷調查(各場地由專人負責,專人解答問卷的疑問),統一收回。

1.3 統計分析:進行數據整理,應用SPSS 11.0進行統計分析,母嬰保健相關知識知曉率與職業、文化程度、收入情況、婚育情況行X2檢驗。

2 結果

2.1 基本情況:268名育齡婦女中,年齡最小18歲,最大35歲,其中暫住人口190人,流動78人。職業情況:科技人員3人、普通職員67人、工人98人、農民37人、個體戶26人、其它37人。文化程度:文盲3人1.1%,小學文化30人占11.2%、初中128人占47.8%、高中75人占28.0%人、大專28人占10.4%、本科以上4人占1.5%。收入情況:1 000元以下/月68人,1 000~2 000元/月134人,2 000~3 000元/月61人、3 000元以上5人。婚育狀況:已婚180人,未婚88人;現有小孩數:無小孩164人,1個小孩84人,2個小孩以上20人。

2.2 不同職業、文化程度、收入情況、婚育情況知曉率比較

2.2.1 母嬰保健相關知識[2]:①生孩子要到正規醫院,正確率為85.3%;②懷孕后應該3月內到醫院進行首次產檢,正確率為45.8%;③并不是所有醫療機構都能開展接生服務,正確率為49.8%;④懷孕后應到醫院進行產前檢查,正確率為94.5%;⑤生孩子有風險,應早期預防,正確率為76.5%;⑥“非法”接生,新生兒、母親均會有危險,正確率為79.3%;⑦新生兒破傷風是危害新生兒生命和健康的疾病,正確率為85.5%;⑧母乳才是1歲內嬰兒最好的食物,正確率為58.3%;⑨無證診所或家庭接生是母親和新生兒傷害的主要原因,正確率為56.7%;⑩孕期可能或出現對母嬰健康有危害的妊娠稱為高危妊娠,正確率為68.0%。

2.2.2 職業、婚姻狀況和小孩數量母嬰保健相關知識知曉率與職業、婚姻狀況和小孩數量沒有直接的關系,統計學上沒有顯著性差異(X2=4.35~15.87,P>0.05)。

2.2.3 收入情況、文化程度結果顯示收入情況不同其母嬰保健相關知識知曉率不一樣,收入越高,知識答對率相對增高(10道題結果有4題有顯著性差異,X2=17.63~22.04,P

2.3 健康教育形式需求比較:為了增加流動人口的母嬰保健相關知識,認為最容易接受健康知識的形式依次為社區小范圍的宣傳知識45.7%、電視23.8%,孕婦學校12.3%、廣播電臺8.7%、網站5.2%、報紙4.3%。

3 討論

3.1 加大健康促進工作力度:資料顯示,廣州市流動孕產婦的母嬰保健相關知識知曉率偏低,且與流動人口的經濟收入、文化程度有直接聯系。收入越低其知曉率越低,文化程度越低,知識答對率越低,且文化程度影響更加明顯。農村到此打工族,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占了大部分,文化水平相對較低,還有部分是文盲。因此。要提高流動人口中婦女的母嬰保健水平,當務之急是對這部分人群進行健康教育,使孕產婦在孕期自覺自愿到正規醫院進行產前檢查,分娩時到正規醫院住院分娩。健康教育工作開展得好壞將直接影響孕產婦的生命安全和新生兒的健康成長。因此,我們必須切實抓好流動婦女孕期與分娩的健康教育工作,利用各種行政和傳播手段,加大健康促進工作的力度,開展多種形式的健康促進活動。

3.2 利用各種形式加大宣傳力度:健康教育形式的需求顯示,電視比其他傳播媒介傳播的知識更方便收看和容易接受。因此,要充分利用電視這一媒體,開展孕產期保健與住院分娩相關醫學科普知識宣傳[3],使廣大流動孕產婦認識到無證診所接生或請接生婆到家里接生是“非法”的行為,“非法”接生對母嬰的生命安全存在巨大的威脅,促使他們能自覺自愿到正規醫院住院分娩。根據我們的調查研究,最好采用社區小范圍的宣傳教育。

3.3 切實落實管理范圍:無論是常住還是暫住臨時戶口中的孕產婦均應納入管理范圍[4~6]。暫住臨時戶口中的孕產婦從妊娠后開始管理,針對常住臨時戶口中的未婚者從婚前開始管理,已婚者從妊娠前開始管理;為了更有效的加強管理,構建管理網絡勢在必行。首先由政府牽頭,依托社區,建立流動人口孕產婦綜合管理機制,形成市、區、居委會三級管理網絡。其次應明確各自職責,居委會流動孕產婦管理小組及時掌握流動人口中孕齡婦女情況,定期提供新婚、早孕婦女名單,每月向區級流動孕產婦管理辦公室上報,區級流動孕產婦管理辦公室及時上報到市級,市級流動孕產婦管理辦公室做好信息的匯總,及時反饋到各區。

3.4 按需提供服務:針對流動人口中普遍存在的保健意識薄弱的狀況,首先要大力開展健康教育,如在社區開展專題講座、宣教片、發放宣傳資料、體檢、咨詢等活動,在各醫院開辦“新婚學校”、“孕婦課堂”、“媽媽學?！蔽鲃尤丝谥械脑挟a婦及家屬們正確地選擇到正規的醫院檢查、分娩。其次是根據經濟狀況提供服務,對經濟確有困難的孕產婦,各醫院要實行首診負責制,不能因經費問題而推諉、拒收孕產婦;三是設立貧困求助基金[7],以解決貧困孕產婦的費用問題;四是可在城市內指定幾所醫院為流動孕產婦接診定點醫院,限價服務,以吸引她們定期檢查和住院分娩。

參考文獻

[1] 丁健,施惠琴. 上海市流動人口孕產婦保健服務利用現狀研究[J].中國婦幼保健,2005,20(24): 3198-3199

[2] 莊嬋娟,黃詠梅,朱昊平等. 外來孕產婦產前檢查及妊娠結局的調查分析[J].中國婦幼健康研究,2007,18(3):196-198

[3] 郁曉慧,劉曉英,秦宇等. 孕期健康教育效果分析[J]. 醫學臨床研究, 2008,25 (8):1484

[4] 李青,魏秀菊. 城市孕期婦女圍產期的健康需求調查[J].中國臨床康復,2005,9 (28):233

[5] 譚江如. 孕婦孕期健康教育需求調查分析[J].現代醫院,2005,5 (1):38

篇3

本文以實證研究為主。資料主要來源于2004年底,天津市流動人口辦公室聯合進行的“流動人口問卷調查”。該調查分為“流動人口調查”和“當地居民調查”兩部分,調查涉及了天津市和平區、南開區、河西區、東麗區、西青區、大港區等六個城區的16個街道。調查中,每個街道在進行流動人口調查的同時也進行當地居民調查?！傲鲃尤丝谡{查”的對象是非天津市戶籍的外省市流動人口;“當地居民調查”的對象是具有天津市區戶籍的常住人口。調查共發出“流動人口調查問卷”1400份,回問卷1211,“當地居民調查問卷”共發出660份,收回621份。調查包括了農民工的個人情況、城市生活狀態、城市生活感受與市民意識、以及心理認同等諸多方面。流動人口調查中,農民工占88.6%,城市籍流動人口占11.4%。

1 農民工的身份認同狀況

從不同的角度理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具有不同的維度。而階層認同、地緣認同、人際認同、組織管理認同、生活方式認同等等都包含在身份認同的概念之內。但將農民工置身于從農民向市民轉變這一過程中考慮,農民工的身份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目前的身份意識和未來的身體、身份歸屬意識。農民工由于制度身份與自身的職業角色產生了錯位,所以其身份認同也呈現出自我感知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而隨著農民工階層自身的分化,農民工群體的身份認同也出現了多元化的態勢,并受到農民工城市生活經歷的影響。

1.1 農民工的身份意識不統一

對于農民工而言,身份認同的關鍵在于明確自己到底是市民還是農民工。但另一方面,制度身份與職業身份的錯位、自我認同與他者定義的差別,又使農民工的身份選擇出現多個選項,是市民、是農民、還是既是農民也是市民,又或者既不是市民也不是農民工都可能是農民工的選擇。而調查也顯示,農民工的身份意識是比較混亂的。有9.4%的農民工認為自己是市民,有44.2%的農民工認為自己是農民,有22.5%的農民工認為自己即是市民也是農民,而有11.5%的農民工認為自己既不是市民也不是農民,另外還有9.6%的農民工表示說不清楚。從統計結果可以看出,農民工的身份意識并不統一,各種身份認同都占有一定的比例,但另一方面,認為自己是農民工的最多,說明農民工的身份認同是以制度身份為主,而不清楚和認為自己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市民的農民工也達到了兩成多,則說明有部分農民工出現了身份認同的混亂。

1.2 農民工的身份意識受城市生活經歷的影響

農民工的身份認同是基于城市生活經驗產生,因而城市生活經歷不同的農民工其身份認同也不相同。調查顯示,農民工的經濟收入、就業狀況、社會交往、在津生活時間等都對農民工的的身份認同產生一定的影響。而農民工的個體差異如性別、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等對農民工的身份意識并沒有明顯的影響。

城市生活經歷對農民工身份認同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高收入的農民工身份意識較明確,更傾向于認同自己市民的身份。

從表1統計結果可以看出,雖然收入對農民的市民認同并沒有影響,但是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高收入農民工認同自己是農民的比例較低,而認同自己市民與市民雙重身份的比較較高;而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農民工則是認同自己是農民的比例較高,認同自己具有農民工與市民雙重身份的比例是比較低;說明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農民工更傾向于認同自己具有一定的市民身份。而且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農民工表示說不清楚自己身份和認為自己既不是市民也不是農民的比例明顯高與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農民,說明收入低的農民工出現身份認同迷惑的可能較大。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收入越低農民工無法確定自己身份的比例就越高,而是中高收入( 800-1000元)的農民工身份歸屬意識最不明確。從收入看,這一部分的農民工高于一般的農民工,但又與城市居民存在著不大差距,因而他們從心理上傾向與脫離農民工身份,但是又無法確定自己的市民身份,所以會出現身份意識的迷茫。

篇4

一、廣泛開展計劃生育藥具知識宣傳活動。各鄉、鎮（街道）要開展廣場計劃生育藥具知識宣傳、藥具使用咨詢服務、免費向流動人口發放藥具等活動，擴大社會影響，營造開展流動人口計劃生育藥具服務年活動的良好輿論氛圍。要充分利用電視、廣播、報刊、公共場所顯示屏等媒體，開展豐富多彩的相關法律法規、藥具使用知識的宣傳；要根據流動人口的特點，制定一批形式多樣、群眾喜聞樂見的宣傳品免費發放到流動人口手中，幫助流動人口了解相關法律法規，熟悉藥具使用方法，知曉計劃生育藥具公共服務渠道，全面提升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生殖健康水平。區人口計生局將適時開展流動人口藥具知識有獎競賽活動。

二、開展計劃生育藥具“零距離服務”活動。各鄉鎮（街道）要利用“5.29、7.11、9.25”等人口計生紀念日、春節前后農民工集中返鄉（回城）等時機，組織人員深入到企業、農貿市場、批發市場、流動人口集中居住區等重點服務場所，以流動育齡人群為主要服務對象，主動送政策、送宣傳、送知識、送藥具上門，積極開展針對流動人口的“零距離服務”，真正把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藥具服務工作做好、做實，做出成效。要重視藥具隨訪服務和不良反應監測工作，指導流動人口做好避孕節育知情選擇，不斷提高流動人口自我保健意識和生殖健康水平。

三、健全流動人口計劃生育藥具服務體系，完善藥具發放網絡。各鄉、鎮（街道）要加強流動人口計劃生育藥具免費發放服務管理機構建設及藥具發放人員的配備，健全完善載體建設，充分發揮計劃生育協會作用，加強對流動人口聚集場所和單位的計劃生育協會工作的指導，把流動人口藥具服務工作納入其工作范圍，切實提高流動人口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能力。積極拓展流動人口計劃生育藥具供應渠道，創新發放模式，做到自助領取和上門服務相結合、計生網點發放和社會化服務相結合、普及性發放和個性化服務相結合，提高藥具易得性、發放到位率和群眾滿意度。要按照統一規劃，合理布局，全面覆蓋的要求，在流動人口集中的區域和場所，設立標識明顯的藥具免費發放點，推廣使用自助發放機和藥具發放哨點，在免費發放藥具的同時，記錄流動人口身份信息，確保流動人口藥具服務管理工作落到實處。推進藥具免費發放“十進工程”，即進賓館、進社區、進超市、進醫院、進藥店、進診所、進工地、進校園、進窗口、進單位。最大限度地方便流動人口的避孕需求，不斷提高流動人口獲得免費藥具的可及性和易得性。

篇5

本文以實證研究為主。資料主要來源于2004年底,天津市流動人口辦公室聯合進行的“流動人口問卷調查”。該調查分為“流動人口調查”和“當地居民調查”兩部分,調查涉及了天津市和平區、南開區、河西區、東麗區、西青區、大港區等六個城區的16個街道。調查中,每個街道在進行流動人口調查的同時也進行當地居民調查?！傲鲃尤丝谡{查”的對象是非天津市戶籍的外省市流動人口;“當地居民調查”的對象是具有天津市區戶籍的常住人口。調查共發出“流動人口調查問卷”1400份,回問卷1211,“當地居民調查問卷”共發出660份,收回621份。調查包括了農民工的個人情況、城市生活狀態、城市生活感受與市民意識、以及心理認同等諸多方面。流動人口調查中,農民工占88.6%,城市籍流動人口占11.4%。

1 農民工的身份認同狀況

從不同的角度理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具有不同的維度。而階層認同、地緣認同、人際認同、組織管理認同、生活方式認同等等都包含在身份認同的概念之內。但將農民工置身于從農民向市民轉變這一過程中考慮,農民工的身份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目前的身份意識和未來的身體、身份歸屬意識。農民工由于制度身份與自身的職業角色產生了錯位,所以其身份認同也呈現出自我感知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而隨著農民工階層自身的分化,農民工群體的身份認同也出現了多元化的態勢,并受到農民工城市生活經歷的影響。

1.1 農民工的身份意識不統一

對于農民工而言,身份認同的關鍵在于明確自己到底是市民還是農民工。但另一方面,制度身份與職業身份的錯位、自我認同與他者定義的差別,又使農民工的身份選擇出現多個選項,是市民、是農民、還是既是農民也是市民,又或者既不是市民也不是農民工都可能是農民工的選擇。而調查也顯示,農民工的身份意識是比較混亂的。有9.4%的農民工認為自己是市民,有44.2%的農民工認為自己是農民,有22.5%的農民工認為自己即是市民也是農民,而有11.5%的農民工認為自己既不是市民也不是農民,另外還有9.6%的農民工表示說不清楚。從統計結果可以看出,農民工的身份意識并不統一,各種身份認同都占有一定的比例,但另一方面,認為自己是農民工的最多,說明農民工的身份認同是以制度身份為主,而不清楚和認為自己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市民的農民工也達到了兩成多,則說明有部分農民工出現了身份認同的混亂。

1.2 農民工的身份意識受城市生活經歷的影響

農民工的身份認同是基于城市生活經驗產生,因而城市生活經歷不同的農民工其身份認同也不相同。調查顯示,農民工的經濟收入、就業狀況、社會交往、在津生活時間等都對農民工的的身份認同產生一定的影響。而農民工的個體差異如性別、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等對農民工的身份意識并沒有明顯的影響。

城市生活經歷對農民工身份認同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高收入的農民工身份意識較明確,更傾向于認同自己市民的身份。

從表1統計結果可以看出,雖然收入對農民的市民認同并沒有影響,但是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高收入農民工認同自己是農民的比例較低,而認同自己市民與市民雙重身份的比較較高;而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農民工則是認同自己是農民的比例較高,認同自己具有農民工與市民雙重身份的比例是比較低;說明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農民工更傾向于認同自己具有一定的市民身份。而且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農民工表示說不清楚自己身份和認為自己既不是市民也不是農民的比例明顯高與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農民,說明收入低的農民工出現身份認同迷惑的可能較大。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收入越低農民工無法確定自己身份的比例就越高,而是中高收入( 800-1000元)的農民工身份歸屬意識最不明確。從收入看,這一部分的農民工高于一般的農民工,但又與城市居民存在著不大差距,因而他們從心理上傾向與脫離農民工身份,但是又無法確定自己的市民身份,所以會出現身份意識的迷茫。

其次,職業身份高的農民工身份意識明確,更傾向于認同自己的市民身份。

從表2統計結果看,有近六成的有雇工的老板認同自己具有市民身份或具有市民與農民雙重身份表明他們更認同自己的市民身份,另一方面,有雇工老板中不明確自身身份歸屬的不到一成,大大低于其他農民工,表明他們有比較明確的身份意識。而其他農民工中,認同自己具有市民身份和市民與農民雙重身份的比例要明顯低于有雇工的老板。沒有雇工的老板和臨時雇員更認同自己的農民身份,管理人員和普通雇員認同自己農民身份的比較少,但是不能明確自己身份的則相對較多。顯然,臨時雇員和沒有雇工的老板的基本處于社會的最低層,他們與城市主體社會也有著相當大的距離,因而他們認同自己是農民的比例較高。而管理人員和普通雇員一方面工作狀況比較接近市民,另一方面受客觀環境的影響他們整體的生活狀況卻與市民仍有著不少的差別,因而他們既不認可自己是市民也不認可自己是農民工和說不清楚的比例就想對較高。

再次,在津生活時間較長的農民工更傾向于認同自己具有市民和農民雙重身份。

從表3統計結果看,來津一年以下的農民工中認同自己是農民的最多,而認為自己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市民和說不清楚的也占到了四分之一,說明在城市生活時間短的農民工認同自己市民身份的比較少。而在津生活時間在一年以上的農民工則更認同自己的市民身份,但他們之間也是有差別的。在津生活時間長的農民工的身份意識比較明確,也比較傾向于認同自己的市民身份。總的來說,在城市生活時間長會在一定程度上加強農民工的市民認同。但由于現實存在的農民工化的制度與制度障礙,農民工在城市中生活的越久,就越能感受到與市民的差別,所以他們是在不否認自己農民身份的基礎上,市民身份意識有所增強。

第四,與市民有交往的農民工身份意識明確,市民意識較強。

從表4統計結果可以看出,是否與市民交往對農民工的農民身份認同沒有影響,但是有城市人做朋友的農民工認同自己是市民和認同自己具有市民與農民雙重身份的比例則明顯高于沒有城市人做朋友的農民工,而且,有城市人做朋友的農民工有身份認同困惑的比例要明顯低于沒有城市人做朋友的農民工,顯然,與市民的交往是有助于農民工增強農民工的市民認同,并減少農民工的社會認同困惑。

總之,民工的身份認同主要受城市生活經歷的影響。但由于中國城鄉分割的二元化社會結構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制度身份依然是農民工市民化很難逾越的障礙,因此,較為順利的城市生活經歷雖然能夠增強農民工的市民身份認同,但不能從根本上促使農民工形成完全的市民身份認同。

2 農民工的身份認同與城市社會融合

身份認同是農民工適應城市生活的心理基礎,不同的身份認同影響著農民工與城市結合互動的方式,也決定著農民工與城市的融合程度與融合方式。

2.1 農民工的身份意識與制度認同

在中國獨特的二元化戶籍管理制度下,農民工的城市適應與城市融合不僅表現在經濟、社會、文化心理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同時還包括制度層面的適應。即農民工必須要面對與市民的差別待遇,并在這種差別待遇的社會結構下,尋找自己在城市的位置及與城市融合共處的方式。而農民工對相關制度的態度也反映著農民工與城市的融合狀況。

2.2 農民工當前的身份意識與制度認同

農民工對當前流動人口管理制度的認同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考察,首先是農民工對當前流動人口管理制度的評價,其次是農民工的權利意識與權利訴求。從調查結果看,不同身份意識的農民工的制度認同也是不盡相同的。認同自己是市民的農民工比較能夠接受目前的流動人口管理制度,而具有農民與市民雙重身份認同的農民工則對現行的流動人口管理制度較為不滿。

從表5調查結果看,不同身份認同的農民工對目前流動人口管理制度的認識是不同的。認為自己是市民的農民工比較能夠接受目前的流動人口管理制度,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個人能力相對較強,能夠突破制度的限制獲得較為滿意的生活狀態。而認同自己具有市民與農民雙重身份的農民工雖然具有一定的城市生活能力,但從整體上還是和市民有很差距,而他們對制度障礙更為敏感,所以對現行的流動人口管理制度也最為不滿。而其他農民工雖然整體生活狀態較差,但由于他們基本上不是以市民作為參考對象來考量自己的生活,比較能夠接受市民與農民工之間的差別待遇,因而他們對制度的容忍性也較高。

2.3 農民工未來的身份認同與制度認同

總的來看,無論是未來身份歸屬意識的差異,還是未來身體歸屬意識的差異對農民工的制度認同的影響都不明顯。

統計結果顯示:未來身份認同僅影響到農民工對當前戶籍制度和農民工權利保障的看法,愿意獲得市民身份和長期在天津工作生活下去的農民工對當前的戶籍制度更為不滿,認為農民工權利經常受到侵害。顯示出未來身份認同基本不影響農民工當前流動人口管理制度的評價。但是未來身份認同對農民工的權利意識有很大的影響,見表6。

總之,雖然未來身份認同并不影響農民工對流動人口管理制度的看法,但是卻影響農民工的權利意識,希望在城市生活、工作下去的農民工希望獲得更多的權利與保護。而農民工這種對權利的要求與渴望,也凸現出中國的戶籍改革,賦予農民工“市民權”是重點,而不是單純的戶籍性質的變更。

3 身份認同與農民城市生活感受

城市生活感受是農民工在與城市區域和城市人的結合與互動過程中獲得的感知印象,這種感受既包括農民工對自己城市生活的評價也包括他對城市人的認知與評價。

3.1 農民工當前的身份意識與城市生活感受

從統計結果看,認為自己具有市民與農民雙重身份的農民工對城市生活最為滿意,其次是認同自己是市民的農民工和認同自己是農民的農民工,認為自己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市民和說不清的農民工對城市生活最不滿意。見表7:

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身份認同不同,農民工對自己的就業、家庭生活、人際關系等等的滿意度也有所差別。認同自己具有農民與市民雙重身份的農民工對自己的整體就業狀態、婚姻家庭關系、子女教育、生活水平與生活條件、休閑娛樂、身體狀況等比較滿意,認同自己是市民的農民工次之,而認同自己是農民工的農民工也比較滿意,認為自己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市民和說不清楚的農民工的滿意度是比較低。而認同自己是市民的農民工對自己的人際關系比較滿意,認同自己具有農民與市民雙重身份的農民工次之,認同自己是農民的農民工也是比較滿意的。

其次,認同自己市民身份的農民工對市民的評價較高,關系較為融洽。有學者指出的,市民的群體性的偏見與歧視是農民工與市民之間摩擦與矛盾產生的主要原因,而農民工也普遍感覺到了市民對其的歧視。但是調查顯示,具有市民身份認同的農民工感到受到城市歧視的比例是低的。

從表8統計結果看,認同自己是市民的農民工是不太同意“城市居民對農民工有歧視”而其他農民工則處于比較同意和沒意見之間,顯示出認同自己是市民的農民工與城市居民之間相處較為融洽。

總的來說,認為自己具有農民與市民雙重身份的農民工對市民的評價最高,而認為自己是市民的農民工次之,認為自己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市民的農民工對市民的評價較低。顯示出,認同自己是市民的農民工對市民的印象最好,而這為市民與這部分農民工融洽相處打下了較好的心理基礎。

3.2 農民工未來的身份認同與城市生活感受

農民工的未來身份認同對農民工的城市生活感受也有一定的影響,希望在天津生活下去和獲得城市戶口的農民工的城市生活滿意度較高。但是他們感到適應和融入城市生活有一定的困難。

從調查數據可以發現,農民工未來身份認同基本上影響農民工生活的方方面面。愿意獲得城市戶口的農民工和希望長期在城市生活下去的農民工對自己的就業、社會交往、家庭生活等滿意度均高于其他農民工,顯示出愿意成為市民和在城市生活下去的農民工實際上與城市融合的較好。

從表9可以看出,不同未來身體歸屬意識的的農民工在市民是否文明程度高、老實、節儉、能吃苦、擅長理財、精明和素質低、違法亂紀方面的評價有差異,愿意在天津長期工作生活下去的農民工對市民的評價較高。相應的希望能夠在天津工作生活下去的農民工對市民的評價也是較高。這表明,未來身份認同為市民的農民工與市民之間的關系較為融洽,更能適應城市生活。

 

4 結論

首先,農民工目前的身份認同以農民為主,但有部分農民工認同自己是市民,或者自己具有市民與農民的雙重身份,顯示出農民工目前的身份認同以制度認同為主,但逐漸向市民認同過渡。農民工未來身份認同以市民為主,顯示出農民工有市民化的愿望。

篇6

“7年前，我曾做過初步判斷，北京市超過1萬人的流動人口聚集地會大量增加。不過，最新的數字還是令人震驚，五環內幾乎所有街道流動人口數量都超過了1萬人。如果將這些街道在北京市地圖上一一標注出來，整張地圖會被密密麻麻的點所布滿?！倍罴褌サ男掳l現得到了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長馬小紅的印證。

近日，北京市人口研究所了《北京人口發展研究報告（2013）》，報告中最新數據顯示，北京市常住人口已達到2069.3萬人，遠遠超出了北京市提出的1800萬人口“紅線”。馬小紅說：“流動人口膨脹是常住人口增長的主因?！?/p>

2000年以來，北京市流動人口總量加速膨脹，2012年增長到773.8萬，12年間增加了517.7萬。按照最新數據統計，北京市每3個人中就有1人來自外省市。

數以百萬計的外來人口不僅在京城的各個角落聚居，在我國，幾乎所有的大中型城市都出現了流動人口聚集地。隨著這種聚集地數量的增加，各種情況也愈發復雜。

“擴編”加速度

作為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十一五”規劃項目，“北京市外來人口聚集區問題研究”項目由國家衛計委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主持。當時，侯佳偉是翟振武研究團隊的一員，負責開展“2006年北京市1‰流動人口調查”的設計和協調工作，并在調查基礎上開展關于流動人口聚集地的研究。

2007年，侯佳偉開始對北京市流動人口聚集地進行跟進式調查，至今已有7年。隨著調研的不斷深入，侯佳偉發現，在北京，流動人口聚集地不僅越來越多，范圍也在不斷擴大。

1989年9月9日，《北京晚報》在第一版報道了“浙江村”，這是媒體對于北京流動人口聚集地的第一次公開報道。

隨后，“河南村”“安徽村”“福建村”和“破爛村”“畫家村”“眼鏡村”等陸續出現。這些流動人口聚集地或以人員的來源地命名，或以職業命名，它們既不是自然村落，更不具有行政編制，僅是進京務工經商的流動人口自發選擇集中居住的地區。

最初，這些“編外村”通常集中在城市近郊區，主要因為這里房租低廉、交通便捷、管理松散。

20世紀80年代初期已初具規模的“河南村”，原址位于北京市海淀區東升鄉二里莊。當時住在這里的流動人口多從事與廢品回收有關的職業。

與“河南村”一樣，20世紀八九十年代，這些為數不多的“編外村”主要分布在北京市二環和三環沿線。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00年。

作為北京市人口政策制定的參與者之一，幾年前，馬小紅也對流動人口進行過抽樣調查。馬小紅發現，2000年后，隨著改革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北京市的流動人口出現了一個加速膨脹期。2001年，北京市流動人口年增長量為6.7萬。

侯佳偉與馬小紅的研究結果得到了相互印證。

在研究過程中，侯佳偉也發現，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流動人口向郊區集中的趨勢凸顯出來。流動人口聚集地開始從原被稱作“城區”的東城區、西城區、崇文區、宣武區向原被稱作“郊區”的朝陽區、海淀區、豐臺區、石景山區拓展。

到2005年年底，隨著北京市城鎮化進程加速，流動人口聚集地的外擴趨勢更加明顯，“城區”和“郊區”流動人口比重均有所下降。原被稱為“遠郊區”的通州區、順義區、大興區、昌平區、房山區和亦莊開發區，則成為流動人口聚居的新選擇。

而最新的數據，幾乎超出了侯佳偉多年的研究預期——五環內幾乎所有街道的流動人口數量都已過萬，換句話說，流動人口已遍布京城的每一個角落。那么，是否還存在所謂的緣聚型流動人口聚集地？

“老鄉”全城見

帶著這樣的疑問，侯佳偉開始梳理重點跟蹤的幾個“編外村”。在梳理過程中，她又發現了一個新現象。

“浙江村”曾是北京城內流動人口聚集地中名氣最大的，其最大特點就是“扎堆”，地緣鄉緣情結濃厚。

“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浙江村’的聚居程度實際上愈發緊密了，但是到了1995年，情況就發生改了改變?！焙罴褌フf。

自當地政府開啟徹底整治起，“浙江村”的聚居形態被打破，自此他們開始散居于北京南城一帶。

與“浙江村”類似，原緊密聚居在北京市東升鄉二里莊的“河南村”，因1992年整治而搬遷至八家村一帶。這次搬遷使得河南人的聚居程度有所減弱，分散居住到八家村的4個自然村中。

除“浙江村”“河南村”，其他“編外村”的聚居情況也被逐步打破，呈現出同樣的發展趨勢。

作為侯佳偉的老師，翟振武教授認為：“地域范圍越小，緣聚型的概率越大；地域范圍越大，混居型的可能性越大?！?/p>

侯佳偉通過7年間對流動人口聚集地的實地調查發現，近些年，緣聚型聚集地越來越少，普遍成為混居型聚集地。

“這種現象與北京市產業布局調整以及城市功能疏解等因素有關?！瘪R小紅說。

對于馬小紅的觀點，侯佳偉表示贊同：“近些年，北京大力發展城市新區，同時進行舊城改造，通過建設科技園區、新城區，把核心城區的產業和人口逐漸向城市新區轉移，再加上核心城區生活成本不斷走高，也使得人口隨之流入城市新區。正因如此，這種外推使得流動人口因地緣、鄉緣聚居的聚集地不斷減少?！?/p>

剔除緣聚因素，這些來自全國各地、混居在京城各個角落的流動人口，早已不知不覺成為北京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留下”而非“流動”

在循序漸進的調研中，研究者們腦海中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概念——城市新居民。他們生活在城市里的各個角落，早已楔入現代都市文明之中；他們大都屬于改革開放后社會流動加快背景下形成的移民階層。于是，馬小紅將研究視野擴展到流動人口群體中最難與城市融合的農民工。

侯佳偉的思路是在不斷的調研過程中，隨著調研客體的變化而形成的。“我們發現這種變化里出現了一個新情況，那就是流動人口升級換代了，這不得不提到整個農民工的發展歷程?！比丝谶w移的歷史幾乎與人類歷史一樣久遠。人口遷移的最主要原因是為了生存，直到現在，最核心的問題依然是生存問題。

2000年后，流動人口規模迅速膨脹，引起政府和學術界的高度關注。有專家發現，他們的流動并不盲目，而是有規律的，是向著經濟發達的地區流動。農民變成了工人，所以叫“農民工”。

在侯佳偉對這一群體進行調研的同時，北京市委黨校、北京社科院也于同一年，在全北京選取了4000個樣本進行抽樣調查，發現了許多共同規律。其中之一，便是流動人口不再流動。

他們發現，流動人口不再流動，而是長期居住在北京。此時專家認為，“農民工”這個稱謂已經不再適合這個群體，于是提出了一個新概念——城市新居民。

這也正是侯佳偉研究這一群體的深層次邏輯——“與以前的‘農民工’相比，城市新居民有些出生在農村，卻一天農活也沒干過；有些甚至生在城市長在城市?！?/p>

在文化資本、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方面，城市新居民較父輩具有明顯的優勢，這正是侯佳偉所謂的“升級換代”；另外，這些新居民卻無法擺脫流動人口的頭銜，面臨身份無法認同的尷尬。

篇7

關鍵詞：（中）關鍵詞流動兒童；留守兒童；家庭化；城鎮化

中圖分類號：（中）中圖分類號C924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149（2013）05-0033-08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11；修訂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6-28

基金項目：（中）基金項目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科學研究基金項目（92326179）。

作者簡介：（中）作者簡介呂利丹（1985-），女，四川眉山人，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遷移流動和兒童發展。

正文

一級標題一、研究背景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中國的流動人口在2010年達到221億的巨大規模，由于城鄉二元的制度壁壘，大量的流動人口雖然實現了地域轉移和職業轉換，但還沒有實現身份和地位的轉變，使我國的城鎮化水平頗受爭議[1]。十報告提出推進城鎮化的重點目標[2]，流動人口市民化關系到我國城鎮化水平的質量，如何幫助流動人口市民化是當前一個重要的研究問題。流動人口安排子女隨遷進城團聚則是流動人口市民化程度和質量的重要體現。

不同來源的統計結果都顯示，我國人口流動的家庭化趨勢日益顯現，早期“單打獨斗”的流動人口越來越被“攜妻帶子”者所取代。周皓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進行推算，純流動人口家庭中有64%的戶主與配偶一起流動，有61%的戶主攜帶子女[3]。陳衛等人針對北京市流動人口的分析發現，北京市流動人口家庭化過程已經基本完成了攜帶配偶的階段，但將近一半的流動人口其子女還留在原籍地[4]?？梢?，隨著流動人口家庭化趨勢的發展，流動人口子女是否隨遷成為流動人口家庭遷移的重點，也將影響流動人口市民化和我國城鎮化。

據人口普查數據對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規模的估算，近年來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比例有一定提升，但是絕大部分的流動人口子女仍然留在原籍地。段成榮和楊舸根據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估算， 0～14歲流動兒童規模為1834萬[5]，0～14歲農村留守兒童規模為4849萬[6]，相當于2005年約27%的流動人口子女隨父母流動。筆者根據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估算，全國約32%的0～14歲流動人口子女隨父母流動，5年來流動人口子女隨遷比例提高了5個百分點。已有的許多研究已經證明留守兒童在心理健康、社會適應、行為規范等方面存在比較突出的問題。多數父母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還是希望盡量把子女帶到打工地讀書和親自照顧，但是要實現該計劃還存在許多阻礙，比如：城市教育資源有限、念書學費太高、城市消費價格太貴、父母工作太忙沒有時間照顧孩子、父母流動性太強等[7～8]。絕大部分流動人口子女還是以“留守兒童”的身份留在原籍地。

遷移過程理論和遷移網絡理論認為，人們從希望遷移到采取實際遷移行動并非一蹴而就，遷移者從萌生遷移的動機，到收集信息、權衡利弊、采取行動，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9]。將近七成的流動人口子女在原籍地，他們的父母自外出流動開始，可能就考慮過某一天會將子女接到流入地一起生活。隨著流動人口家庭化趨勢越來越明顯，流動人口子女的流動參與也將繼續深化，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還存在哪些阻礙？這些是本文要研究的問題。

一級標題二、文獻述評

研究流動人口子女的文獻非常豐富，但是大多是以問題導向分別分析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的規模、特征、需求和存在的問題， 將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納入統一框架中進行比較的文獻較少?，F有文獻中，梁宏等人[10]、楊舸等人[11]、陶然等人[12]分別基于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等典型的人口流動聚集省市分析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的隨遷選擇性

梁宏等人的研究基于中山大學“市場、制度和網絡——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工問題研究”課題組2006年7～8月對珠三角地區農民工進行的問卷調查；楊舸等人的分析基于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于2006 年9～10 月在北京開展的“北京市1‰流動人口調查”；陶然等人的分析來自于2009年進行的全國4個主要城市化地區的12個大、中、小城市流動人口調查數據（4個主要城市化地區是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和成渝地區）。。以上學者的實證分析的視角各有側重，考慮的變量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兒童的個人特征（主要是性別和年齡）；第二，父母的個人特征；第三，家庭特征；第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政策制度。

已有文獻分析的角度已經比較豐富。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問題需要注意和加以完善。第一，數據收集方式。流動人口子女隨遷與否由農村和城市的“推拉合力”決定。對兒童流動與否的分析應該從流入地和流出地同時考察。但是已有研究文獻的數據都是從流入地收集，對流出地信息的把握就難免不充分和不準確。第二，分析內容的限制?，F有文獻的分析遺漏了幾個重要因素，流動人口子女大多處于學齡階段，遷出地和遷入地的教育機會、教育質量和教育成本是影響他們隨遷與否的重要因素，以上因素與兒童的在學狀態和就學階段相聯系，然而在已有文獻中就學狀態卻被忽略。第三，對父親和母親的分別考慮。父親和母親的個人特征對兒童成長的影響各有不同，但是已有研究在分析父母的影響時，將父親和母親的特征放在同一個變量中，都忽略了父親和母親的具體角色和獨立的影響。

鑒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將從以上三方面不足入手，利用重慶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長表數據，對現有研究進行補充和延伸。

一級標題三、研究設計

本研究的數據來源于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慶市的長表數據（文中簡稱“重慶六普”），樣本規模為318萬人。重慶六普采用了長、短兩種普查表。短表調查人口的基本狀況，現住人口和戶籍人口全部填報。長表抽取了10%的戶填報，內容在短表項目的基礎上增加人口的經濟活動、婚姻家庭、生育和住房等情況。

六普不僅登記了戶口在本戶調查時點也在本戶的人，而且登記了戶口在本戶調查時點外出的人（見六普問卷H3、H4和R6）問題R6收集了現住地信息，回答選項為：①本普查小區；②本村（居）委會其他普查小區；③本鄉（鎮、街道）其他村（居）委會；④本縣（市、區）其他鄉（鎮、街道）；⑤其他縣（市、區）；⑥港澳臺或國外；選第⑤項的人還需填答現住地的省、市（地）、縣。問題R7收集了戶籍地信息，回答選項為：①本村（居）委會；②本鄉（鎮、街道）其他村（居）委會；③本縣（市、區）其他鄉（鎮、街道）；④其他縣（市、區）；⑤戶口待定；選第④項的人還需填答戶籍地的省、市（地）、縣。，本文將戶籍在本鄉，但是現居住地在外鄉、外縣、外省市的人口界定為“流出人口” “流出人口”中我們還排除了市區范圍內的人戶分離人口，因為這個人群與通常意義上的“流動人口”和“農民工”不同。詳細論述參見段成榮的流動人口相關論文。，其中0～14歲的人口被界定為“流出兒童”。同時，通過家庭成員的流動狀態和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匹配，將農村地區0～14歲現居住在本鄉、父母中至少一方為“流出人口”的兒童界定為“農村留守兒童”。 根據以上界定方法，我們從重慶長表數據中提取出農村地區的178萬個留守兒童和36萬個從重慶農村地區流出的流動兒童樣本，并匹配出這些兒童的父母的個人特征和流動特征。

影響流動人口子女隨遷與否的因素涉及兒童個人特征、父母個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流入地流出地的發展水平等多個層面。根據六普數據的特點，在兒童個人特征方面，本研究在性別和年齡的基礎上，增加就學狀況（包括小學在學、初中在學）和輟學狀況（包括未上過學、小學畢業或小學輟學后終止學業、初中輟學后終止學業、初中畢業后終止學業、其他情況輟學后終止學業等類別）。在父母個人特征方面包括受教育程度、父母外出情況（含只有父親外出打工、只有母親外出打工、父母

都外出打工）、父母外出的距離（包括沒有外出、縣內、省內跨縣、跨省到東部、跨省到中部、跨省到西部等類別）。家庭特征主要指戶籍地居住條件，包括是否有廁所、洗澡設施和自來水設

施。

一級標題四、主要變量的描述性分析

二級標題1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個人特征描述

根據表1的描述統計結果，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的性別比例有差異（見表1）。留守兒童性別比低于流動兒童，換言之，即留守兒童中女孩的比例較高，差異在學齡前較小，進入小學學齡階段后增大，進入初中學齡階段后進一步擴大。

留守兒童的在校情況好于流動兒童。369%的6～14歲義務教育適齡農村留守兒童不在校，比適齡流動兒童低233個百分點。由于6歲和7歲兒童不在校的主要原因是推遲入學，為了與因輟學而不在校的原因區別開，本文分為兩個年齡段（6～7歲和8～14歲）比較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的在校情況。流動兒童推遲入學的情況比留守兒童更多，6～7歲留守兒童不在校比例為786%，比流動兒童低079個百分點。流動兒童輟學的情況也比留守兒童更普遍，8～14歲留守兒童不在校比例比流動兒童低313個百分點。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留守兒童輟學主要在小學，流動兒童輟學主要在初中，不在校留守兒童中5417%的人學業終止于小學，不在校的流動兒童中4821%的人學業終止于初中。

二級標題2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的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比較

流動兒童父母都外出的比例高于留守兒童（見表2），說明父母中一方在家留守時，子女更有可能成為留守兒童。留守兒童所在家庭的平均戶規模大于流動兒童。留守兒童平均戶規模為474人，流動兒童為351人。

注：計算流動兒童與誰一起生活的時候，當一個家庭中父親、母親和孩子都外出時，本文假設他們在一起居住。根據重慶六普數據計算，以流動母親為參照，當她們在重慶市內流動時，88%的配偶也在市內流動，當她們在西部、中部和東部流動時，絕大多數配偶也相應在西部、中部、和東部，比例分別是86%、85%和86%?？梢娏鲃痈赣H和流動母親的流動方向絕大部分一致，流動兒童與流動父母一起外出時，在一起居住的假設與實際情況應該基本一致。

流動兒童中超過一半與父母一起生活，比例達6463%，另外有2516%的人與父母中的一方一起生活，還有1021%的人與其他親

屬一起生活。留守兒童中約一半的人不能與父母中的任何一方一起生活。流動兒童明顯得到父母的更多陪伴，這是留守兒童無法擁有的成長優勢。但值得注意的是，流動兒童并非都和父母雙方一起生活，僅與父母中的一方一起生活或與其他親屬一起生活的流動兒童與留守兒童一樣，生活的家庭環境其實也不完整。

在留守兒童的生活中，祖父母的角色十分重要，3997%的留守兒童由祖父母隔代照料，另外有2354%的留守兒童在祖父母的協助下由父母中的一方照料。

留守兒童的居住條件比流動兒童稍好。留守兒童戶籍地居住條件比流動兒童戶籍地居住條件更好，留守兒童戶籍地家中有獨立廁所、洗澡設施和自來水的比例都高于流動兒童。

留守兒童的父母和流動兒童的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不多。留守兒童的父母外出流動的距離更遠，留守兒童的父親和母親跨省流動到東部的比例高于流動兒童相應的比例，留守兒童的父親和母親省內流動的比例低于流動兒童相應的比例，這意味著省內流動的父母更有可能攜子女一起流動。

一級標題五、模型分析結果

在農村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諸多的個人特征、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中，哪些特征在統計控制的情況下仍有明顯的差異？哪些特征對兒童隨遷的影響更強？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本文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兒童、父母和家庭三個層次的因素對兒童隨遷的影響。分析結果見表3。

為了比較兒童個人特征、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對隨遷影響的強弱程度，我們分別構造了三個Logistic回歸模型（見表3的模型1、模型2和模型3）。模型1僅納入兒童個人特征相關變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礎上納入父母特征相關變量，模型3在模型2的基礎上納入戶籍地戶特征相關變量。上面的描述分析中看到的一些差異，在控制了其他變量以后減少或消失了。除了兒童的年齡外，其他所有變量的回歸系數都顯著（見模型3）。根據模型的偽判定系數（Pseudo R2）在三個模型之間增加的幅度，說明父母的特征是決定子女隨遷與否最主要的因素，兒童個人特征和家庭的特征也有一定的作用。

首先，兒童的性別和年齡顯著影響兒童的隨遷狀態。在控制了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的情況下，女童隨遷的可能性比男性兒童低8%（見模型3），這印證了全國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的性別比差異。根據圖1，我國流動人口子女中男孩和女孩隨遷的風險在進入學齡階段后明顯拉開距離，從6歲開始直到14歲，流動兒童性別比顯著高于農村留守兒童。在僅考慮兒童個人特征時，6～11歲和12～14歲的小學和初中階段的學齡兒童比0～5歲的學齡前兒童隨遷的可能性顯著高出6～7倍（見模型1），但是控制就學特征、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后，兒童年齡的影響不再顯著（見模型3）。

（中）圖題圖1全國流動兒童和農村留守兒童的性別比

數據來源：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

兒童的學習狀態也顯著影響其隨遷結果（見模型3）。在控制父母和家庭特征的情況下，以小學在校的兒童為參照類，不在校的兒童比小學在校的兒童隨遷概率高82%，初中在校的兒童與之沒有明顯差異。對于不在校的兒童，進一步分析終止學業的階段對兒童隨遷的影響，以小學階段終止學業的兒童為參照類，初中學習階段終止學業的兒童最有可能外出流動，遷移的概率增加了12倍，初中畢業后終止學業的兒童隨遷的概率也增加了69%。

父母的外出情況對子女的隨遷結果影響尤其明顯，母親的外出會極大地增加子女隨遷的可能性，而且父母都外出時子女最有可能隨遷?？刂萍彝ヌ卣鞯那闆r下，以僅父親外出的子女為參照類，僅母親外出的兒童隨遷的概率顯著增加了15倍，父母雙方都外出的子女隨遷概率增加了31倍（見模型3）。

父母的教育程度對子女的隨遷結果影響也是顯著的。父母的教育程度對子女的隨遷也有影響，但是父親和母親只有在累計到接受了大專及以上教育時才會表現出明顯的差異，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父親比未上過學的父親對子女隨遷的影響大16倍，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母親比未上過學的母親對子女隨遷的影響大82%（見模型3）。父親的教育程度對子女隨遷的影響程度大于母親的教育程度對子女隨遷的影響程度。

父親和母親的流動特征對子女的隨遷影響存在差異。父親流動的半徑對子女隨遷的影響沒有通過顯著性檢查，母親的影響則具有很強的顯著性，母親跨越的距離越遠，攜帶子女一起流動的可能性越低。控制住其他變量，以省內流動的母親為參照類，跨省流動到西部省份的母親攜子女一起流動的可能性減少60%，跨省流動到中部省份的母親攜子女一起流動的可能性降低64%，跨省流動到東部的母親攜子女一起流動的可能性降低744%。

居住條件對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影響也十分顯著，戶籍地較差的居住條件會增加兒童隨遷的概率。表3中模型3顯示，戶籍地的家中有廁所、洗澡設施和自來水等設施時，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概率分別明顯降低6%、19%和9%。來自貧困縣的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可能性也顯著高于非貧困縣。

一級標題六、結論

根據人口遷移的“推拉理論”，人口遷移受到遷出地和遷入地的共同作用 [13]，研究影響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因素時應該同時考慮到流入地與流出地的影響。已有研究主要從流入地界定研究對象，在主要的人口聚集的地區（包括北京市、珠三角等區域）通過對流動人口的調查來分析流動人口子女的隨遷選擇性，忽略了流出地因素的影響。

本文以重慶市為案例，從流出地直接界定留守兒童和流出兒童，并匹配出他們的父母的個人特征和流動特征加以分析。重慶市是我國具有代表性的人口流出地，市內戶籍人口參與流動的比例高于全

國平均水平。根據已公布的六普資料，全國人口中165%的人參與了流動，重慶市戶籍人口中則有高達217%的人外出流動，人口流向市內和市外的比例各占一半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重慶市常住人口28846170人，跨省流入重慶的人口為945194人，從重慶流出到外省市的人口為3506899人，由此得到重慶市的戶籍人口31407875人，進而計算得到重慶戶籍人口中217%的人外出流動。另外，根據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報（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8_402722232htm），全國流動人口221426652人，全國人口1339724852人，進而計算得到全國人口中165%的人參與了流動。。重慶市與中西部接壤，戶籍人口高度參與流動并流向東、中、西部，使得重慶市農村留守兒童和從重慶流出的流動兒童相關的問題研究具有較好的代表性。

本研究從人口流出地入手，解決了從人口流入地角度研究人口遷移流動時子女隨遷選擇性的兩個紕漏：一方面，在流入地的調查需要向在城市中流動的父母詢問子女信息和流出地信息，本研究基于流出地調查，根據兒童及其父母的流動特征直接界定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減少了容易產生誤差的環節；另一方面，流動人口來自五湖四海，基于流入地的分析忽略了對流出地經濟社會文化因素的控制，基于流出地的分析則能有效地控制流出地因素的影響。另外，本文還補充分析了影響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幾個重要因素，包括不在學兒童終止學業的階段、父親和母親各自的教育程度和流動半徑，模型分析結果顯示以上變量對流動人口子女的隨遷選擇性具有顯著影響。

通過對流動人口子女隨遷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本文得到以下五個主要結論。

第一，農村流動人口攜帶子女流動時具有明顯的“男孩偏好”，女孩處于明顯的劣勢。全國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的性別比對比也說明了在全國層面也存在“男孩偏好”。 “男孩偏好”導致出生人口隊列中的男女比例失衡已經引起廣泛關注，中國農村的“男孩偏好”觀念還滲透到子女的生存和發展機會上，在城鎮化的過程中流動人口安排子女隨遷時女孩的弱勢地位同樣值得關注。

第二，學齡前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可能性顯著高于小學在校和初中在校的流動人口子女，說明正在接受學校教育的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阻力較大。近年來全國流動兒童年齡結構的變動也印證了這一結論，筆者根據2010年六普和2005年小普查分析結果推算，2005～2010年，0～14歲流動兒童規模增長幅度達34%，其中0～5歲學齡前兒童增長幅度達到39%，但6～14歲的義務教育階段學齡兒童的增幅僅為31%，學齡階段流動兒童規模增長遲緩，是流動兒童被排除在城市教育體制之外的體現。

第三，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對子女隨遷與否存在影響，但只有在父母的教育程度在大專及以上時，更高的教育程度對子女隨遷的促進效果才會有統計上的顯著性，而且父親的教育程度影響更大。初中和小學教育程度的流動人口攜帶子女流動的可能性與未上過學的流動人口沒有顯著性區別。筆者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估算，流動人口中文化程度為大專及以上者僅占15%，意味著絕大部分流動人口的人力資本不足以承擔起子女隨遷的費用。流動人口只有與城鎮戶籍人口一樣，在住房、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務時，他們才能具有攜子女進城的能力。

第四，母親是否流動、流向哪里對子女的隨遷決策十分關鍵。母親一旦外出，將極大地增加子女隨遷的可能性，父母都外出時子女隨遷的概率進一步增加。流動人口正在經歷快速的家庭化過程，夫妻一起流動正在逐漸取代早期的單打獨斗，已婚女性越來越多地參與流動，這將進一步帶動子女隨遷。重慶市內流動的母親明顯更有可能攜子女一起流動。在接受流動人口最多的東部地區，流動人口子女的隨遷最受阻礙，隨遷可能性明顯低于中西部地區。

第五，當戶籍地的居住環境較差時，流動人口更傾向于安排子女隨遷。兒童的生存和發展需要基本的物質保障，戶籍地較差的生活環境成為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的推力，在這種情況下，流動人口安排子女隨遷可以為子女提供更好的生存發展條件。

兒童人格的健全、心智的成長、學習的輔導等都離不開父母的言傳身教，但多數流動人口子女仍留在戶籍地。在留守狀態下，兒童的心理、健康、教育等面臨許多問題，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根本出路是掃清他們隨遷的障礙，讓流動人口子女分享城鎮化帶來的福利和成果，讓他們與父母團聚，為他們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和教育機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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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第一季度：

1、與責任村村委主任、書記建立聯系，確定公共衛生聯絡員，移交公共衛生聯絡員臺帳，健全通暢責任村公共衛生信息管理聯絡渠道；

2、熟悉責任村基本衛生情況和居民健康狀況，掌握責任村常住人口數、季度出生人數、季度人數、兒童人數、60歲以上老年人數、慢病人數、孕產婦人數、流動人口 數，重點是流動兒童和孕產婦信息；

3、根據衛生院公共衛生年度總體部署制訂工作計劃，按照責任醫生臺帳要求，規范填寫責任醫生臺帳日志；掌握責任村60歲以上老年人群、慢病人群基數情況，高血壓、糖尿病人分級管理，完成第一季度隨訪工作；

4、完成責任村居民死亡原因調查報告、結核病人督導用藥、新發精神病人的線索調查排查、從業人員信息收集報告等工作；刊出春季傳染病防治健康宣教黑板報一期，開展第13個世界防治結核病日宣傳工作，發放外來建設者健康手冊資料50份；

5、3月底前上報公共衛生信息報表，完成領導委派的各項臨時指令性工作。

第二季度：

1、常規工作：制定每月工作計劃，完成結核病、精神病督導，完成居民死亡原因調查；每月上門服務訪視≥90戶，完成第二季度重點人群的隨訪指導工作；每月根據安排刊出健康宣教黑板報一期，組織大型多媒體健康宣教一次；按時參加例會，及時上報各類信息報表，完成領導委派的各項臨時指令性工作；

2、完成社區居民花名冊填寫，掌握參保人數，為開展農民健康體檢工作打下基礎；

3、熟悉農民健康檔案信息軟件，完善家庭和個人健康檔案信息數據，及時將隨訪信息記錄入信息管理系統；

4、完成責任村流動人口調查摸底，完成責任村從業人員調查摸底，完成查螺篩查工作；

5、做好社區惠民政策宣傳，配合做好一卡通的發卡工作；

6、規范填寫各類臺帳表冊，迎接公共衛生半年度考核；

第三季度：

1、常規工作：制定每月工作計劃，完成結核病、精神病督導，完成居民死亡原因調查；每月上門服務訪視≥90戶，完成第三季度重點人群的隨訪指導工作；每月根據安排刊出健康宣教黑板報一期，組織大型多媒體健康宣教一次；按時參加例會，及時上報各類信息報表，完成領導委派的各項臨時指令性工作；

2、根據半年度考核情況查漏補缺；

3、完成責任村改水改廁工作，落實水質監測；

4、配合完成中小學生健康體檢。

第四季度：

1、常規工作：制定每月工作計劃，完成結核病、精神病督導，完成居民死亡原因調查；每月上門服務訪視≥90戶，完成第三季度重點人群的隨訪指導工作；每月根據安排刊出健康宣教黑板報一期，組織大型多媒體健康宣教一次；按時參加例會，及時上報各類信息報表，完成領導委派的各項臨時指令性工作；

2、完成本年度責任醫生全部工作，包括各類臺帳表冊，責任村家庭和個人檔案建檔率達到80%，重點人群建檔率達到85%，慢病隨訪信息整理，健康檔案信息化合格率80%以上，對各類信息進行匯總整理，做好年度工作總結，積極迎接衛生局考核評估。

農民健康體檢：

根據中心衛生院總體部署，完成責任村農民健康體檢工作，及時將體檢結果信息歸類整理反饋，做好健康體檢后續管理服務，及時準確將體檢信息和隨訪情況輸入健康檔案信息管理系統。

篇9

關鍵詞： 農民工子女 教育問題 人力資本

一、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迅猛發展，在我國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中，出現了規模龐大的流動群體，數量也越來越多。人口普查資料顯示，1982年我國的流動人口總數為3000萬，1995年為8000萬，2000年已超過1.2億，2003年突破1.3億，2005年超過1.4億。［1］據2005年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全國人口中，流動人口為14735萬人，其中跨省流動人口4779萬人，在1.4億流動人口中，民工約為1.2億，［2］而且將隨著大量農村人口涌向城市而不斷增長。伴隨農民工而來的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成為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也引起政府和社會的廣泛關注。為了解決他們的入學受教育問題，國家和各級政府先后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但要真正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國家、社會、學校、家庭等各方面的共同合作。

二、對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的認識

盡管大量農民工流動人口出現的時間不是很長，但是數量龐大，再加上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就決定了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不是一個短時間可以解決的問題，其復雜性、長期性、艱巨性都是可以預見的，同時這個問題的出現又有其必然性，這些都要求我們重新審視一下這個問題。

1.復雜性、長期性。

（1）戶籍制度的制約。我國義務教育財政的分配是基于戶籍人口的，城市里的各種國民待遇（比如教育權、勞動保障權等）與戶口捆綁在一起。［3］當農民工子女隨父母從農村遷入到城市以后，他們的戶籍并沒有隨著他們遷入到城市所在地，即他們的戶籍所在地仍然是農村。由于不具有城市戶口，他們就不能享有城市所提供的各種優惠條件，不能同城市學生一樣享有同樣的教育。遷入地政府也不愿意拿出額外的財政來為這些農民工子女學生付費，那樣會加重他們的財政負擔。遷入地政府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都不會給予重視。農民工子女學生很多進入了和城市學生不一樣的學校，比如專門的農民工子女學校。

（2）農民工子女的數量處于人口統計的“盲區”。從上個世紀80年代至今，農民工流動人口一直在增加，農民工子女的數量也在跟著增加，而且會持續增加下去。我國公安部門統計的人口數目是以戶籍人口為依據的，但是在農民工遷入地的戶籍上根本就沒有農民工子女的蹤跡。到底農民工子女的數量是多少，有多少農民工子女到了法定的入學年齡，這些都不得而知，也無從查起。不僅要對這些農民工子女的數量作一個調查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作為保障，而且要持續地不斷進行，顯然是不經濟的。我們所知道的農民工子女的數量都是那些入學統計在冊的，而實際上到底有多少人應該入學，是不是有到了法定年齡而沒有入學的，都無從知道。要做到讓農民工子女按時入學，就必須做好統計工作，有計劃地執行，合理地分配教育資源，要做到這些，還有一段路要走。

2.必然性。

（1）經濟發展的需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借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東風已經保持了近30年的強勁勢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在我國得到了廣泛的發展，為農民工提供了許多就業機會，吸引了大量的農民工到城市里謀生。中國的經濟還將繼續良好的發展勢頭，對農民工的需求也會持續增加，也就是說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會是一個問題，要求社會各界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同時需要注意的是，我國東部經濟發達的大城市是農民工聚居的地方，關注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對這些地方的挑戰更大。

（2）城市化的客觀要求。城市化是現代化的標志之一。在國際上，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是衡量一個國家城市化水平的標準。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了我國人口的絕大部分，要提高城市化水平，就是把農村人口轉向第二、第三產業。20世紀80年代以后，人口從農村大量涌向城市，出現了短時間內城市化加速發展的局面，我國的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據第五次人口調查的結果，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已經從1978年的18%提高到1990年的26.23%，2000年提高到了36.09%。［4］但是，盡管我國城市化水平提升得很快，但和發達國家的70%、80%水平相比，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還有待進一步提高。

（3）生存的壓力。一直以來，農業被視為高投入、低產出的產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卻不能收到相應的回報。雖然國家減免了農業的許多稅，但是高額的農藥費、肥料費等，加上天災，使得農業的收入很不穩定，往往忙碌了一年，所得不過幾千元，甚至一無所獲。同從事從事農業相比，進城務工不失為一個明智的選擇。農民放棄經濟效益較低的農業生產，到城市追求更高的效益。

（4）出現了“舉家遷移”的現象。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農村流動人口的流動方式出現了攜家帶口的舉家遷移方式。［5］舉家搬遷的直接結果就是其子女將來很可能留在城市里，這樣對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就顯得更為迫切。進入21世紀，20多歲的婚后青年再也不像他們的父輩一樣將心放在農村，在城市生活成為他們的理想。舉家遷移的潮流在21世紀會變得更加頻繁。

三、使農民工子女都能上好學的建議

要解決好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問題，需要國家、社會、學校、家庭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1.國家制定法律法規，相關部門要嚴格執行，社會各界要予以監督。

受教育權是適齡兒童、少年的一項基本權利。2006年，新修訂的《義務教育法》就有規定，適齡兒童、少年包括“隨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監護人在非戶籍所在地接受義務教育的適齡兒童、少年”。也就是說農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權利應該受到當地政府的保護，當地政府有義務、有責任讓農民工子女入學。

2.當地政府應該積極地轉變思維，接納農民工子女。

農民工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進入城市，這是一個必然趨勢。農民工的進入為城市經濟的繁榮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理應受到足夠的尊重，他們的子女就應該和城市孩子一樣，接受同樣的教育。用發展的眼光看待這個問題：很明顯，農民工子女將來回農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們最大的可能就是在城市里留下來，適應大城市的生活，成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曾經有人對上海流動子女中初中學生的問卷調查顯示，在這些學生中，88.6%的希望今后在留在上海工作。［6］農民工子女會成為城市未來發展中不可忽視的力量。反之，如果他們沒有接受良好的教育，就不可能為城市發展很好地服務，很有可能成為社會上的不穩定因素。

篇10

據相關研究機構調查數據顯示，國內近半數中小快餐經營者因選址不當導致未能取得成功。而快餐業巨頭——麥當勞華東地區總裁施文哲曾說，麥當勞所以能“開一家火一家”，其根本原因“第一是地點，第二是地點，第三還是地點”。業內甚至有極端的看法認為，與其先確定好經營項目再選擇店址，不如先找到位置適中、價格合適的地點再考慮選擇項目。由此不難看出，選址因素在快餐經營中的重要作用。

《孫臏兵法》說：“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得，雖勝有殃?！蔽覀儾环烈矎奶鞎r、地利、人和的角度出發，了解和掌握選址的方法和技巧。

人和篇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做生意是人跟人打交道，不了解客戶需求而盲目開店，前景難測。落實到選址，針對目標區域潛在消費人群進行深入調查，是開店前的必要準備。

四種調查形式

為行文方便，先簡要說一下調查的常見形式。

（1）走訪調查（在目標區域進行實地走訪，眼觀、口問、耳聽、心記），通過切身感受，突出直觀性；（2）問卷調查（列出相關問題，請受調者填答），突出普遍性；（3）電話調查（選擇部分代表性人群進行針對性調查），突出目的性；（4）專項調查（如某年齡段、某階層、某類消費水平及習慣、某個經營項目等），突出針對性。這幾種形式，一般來說經營者并不陌生。問題的關鍵在于，調查內容和具體方法是什么？

調查內容四要素

細節一：人口密度，“固定”數字決定店面規模。

人口密度，通?？捎妹科椒焦锏娜藬担ɑ驊魯担﹣碛嬎恪Ｐ枰⒁獾氖牵?/p>

（1）人口密度直接決定的是店面規模，而非實際就餐人數。行人多不等于就餐人多，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有專業人士經過調研發現，在一線城市，每平方公里人數達到1萬人，快餐店面積不宜超過40平方米；達到1.5萬人，店面面積以60平方米為宜；達到2.5萬人，可考慮80—100平方米店面；若達到3—5萬人，可考慮開分店，單店面積均為80平方米左右即可，或者“一大一小”，即旗艦店不超過80平方米，分店面積不超過150平方米。（2）首要調查固定人口?？觳偷曛饕峁┪绮秃屯聿停ㄉ贁狄灿刑峁┤偷模?，如果“白天熙熙攘攘，入夜冷冷清清”，流動人口數字太大，無形中就會失去至少一半的利潤。當然，如果白天區域內總人數達到一定數字（至少每平方公里2萬人左右），可考慮主推早餐和午餐。

調查方法：（1）目測+問卷。在區域內選擇不少于5個點，按早、中、晚目測人流量，隨機選取樣本做問卷調查，調查內容為固定和非固定人口；（2）咨詢。居委會、地區工商稅務等機構、“同行”及其他商家等，都是可供咨詢的對象；（3）查詢。有“關系”的經營者可通過相關戶籍管理部門進行常住人口調查（但需驗證）。

細節二，家庭狀況，人口數與實際消費成反比。

需從兩方面來注意。

（1）家庭收入決定快餐消費的數量、質量和檔次。業內資深人士的經驗是，家庭人均收入1000元以下的家庭，月均消費快餐次數每人不足1次，單次人均消費不超過10元；人均收入2000元的家庭，月均快餐消費次數為每人2次，單次人均消費15元；人均收入為3000元的家庭，月均消費快餐4—5次，單次人均消費20元；人均收入超過4000元的家庭，月均快餐消費次數反而降低，為每人2次，單次消費金額較高，超過了25元。（2）家庭規模及結構與實際消費成反比。以人均收入3000元為例，兩口之家、三口之家和多口之家（三代同堂及以上），月均每人消費快餐的次數和單次消費的金額分別為6次、4次、1次及25元、20元、15—20元，家庭人口越多，消費次數和金額反而越少。

調查方法：（1）問卷調查；（2）專項調查。

細節三，潛在顧客，摸準行人“去向”。

具體調查分三項：

（1）基礎信息決定潛在顧客基數。區域人口總數、人口密度、人口增長情況、人口年齡結構等，是調查的基礎信息。要求越全面越好，在未能確定的情況下，要反復調查。即使有結論，后期也要持續調查。（2）流動人口也可能是潛在顧客。業內人士指出，假如某區域內僅有1萬個常住人口，但日均流動人口超過1萬人的話，可以視同為該區域至少有1.5萬名潛在顧客，具備一定的開店基礎；如果高峰時期流動人口超過3萬人，可視同為區域內具有2.5萬個潛在顧客，可考慮開一家較大的店面。（3）行人的“去向”決定實際就餐人數。人來人往，并非漫無目的，規律一是行人在區域內的逗留時間，二是其“去向”。一般來說，在區域內逗留時間超過3小時，行人到快餐店就餐的可能為40%；超過5小時，就餐可能性就達到70%。而業內一項調查顯示，77%的行人會選擇在“歸家途中”選擇到快餐店就餐。

調查方法：（1）問卷調查；（2）電話調查；（3）專項調查。

細節四，競爭者，三“錯開”，一“靠近”。

“和為貴”是做生意的不二法門，競爭者看似對立，其實也可以通過前提調查盡量避免“沖突”。具體體現為三個“錯開”、一個“靠近”。

（1）錯開經營項目，否則不是開門迎客，而成了“惹禍上門”；（2）錯開規模，給顧客更多地選擇余地，也給自己留下生存的余地；（3）錯開風格，裝修內容、形式、顏色乃至材質等避免雷同或相近；（4）“扎堆”經營，“靠近”同類?！安惋嬕粭l街”、“小吃街”、“美食城”等，可以形成扎堆效應，共享資源。前提還是不雷同。

地利篇

“不務地利，則倉庫不盈?！辈欢玫乩闹匾?，選址開店同樣存在風險。需要指出的是，關于這個問題，大多數經營者、也包括一些咨詢業人士都把注意力集中于商圈、交通、周邊環境等問題上，而本節的研討內容則偏重于那些容易被忽視的細節。

細節五，店址與地勢，就高不就低。

最好的結果是店面與周圍的路面處于同一水平上，而實際情況往往是，能夠提供給快餐店的店面要么高出地面，沒有臺階就“登”不了門；要么低于水平面，陰雨天就“如臨大敵”。業內調查數據顯示，以店面跟路面的關系為平等、略高、略低為選項，100名受調者中，僅有3人會選擇“向下”，25人選擇“向上”，剩余72人都選擇“水平”。因此，若遇到店面與路面不在同一平面時，最佳選擇是棄低就高，即選擇高于路面的店面。此外，還有一種情況是店面位于半坡路面旁邊，一邊與路面齊平、一邊高出路面。遇此情況，則需要從開門和裝修上進行彌補。最佳方案是因地制宜，設置兩個門，高出路面的一側原則上為進門，與路面齊平的一側原則上為出門。反而會引起顧客的“興趣”。

細節六，店址與地形，避開“障礙物”。

“障礙物”具體包括三類：（1）主干道中間的護欄。城市主干道兩側不適合開快餐店，其根本原因就是路中間設置了障礙，顧客本著方便的原則，大多不愿繞遠或者冒著危險“跨欄”就餐；（2）“路況”較差的地段。如路面坑洼、下水道井口、各類管線等過多，這些地段路面損毀較嚴重，三天兩頭施工，趕走顧客；（3）過街天橋。專業人士認為，過街天橋等形勢比較突兀的建筑附近，會對行人造成“不安全，速遠離”的心理，在這附近開店，特別是需要較長消費時間的快餐店，不是明智的選擇。（4）拐角。“金角銀邊”，這個原則并不適合快餐店。富有經驗的快餐店經營者告誡說，位于街角的店面一是面臨兩條街，理論上的潛在客戶更多，同時具有更多的店招和櫥窗，能夠擴大宣傳力度，但是從透明度這一點上，快餐店有個“半遮面”的經營要訣。即店內的顧客可以通過窗戶看到外邊的大多數景觀，而店外的顧客卻只能向內看到局部——只知道有人吃飯，不知道有沒有空位，要想知道，唯有進店，而進了店留得住留不住就看經營者的本事了。如果位于拐角處，內外一目了然。人太多顧客會認為沒位置，人太少顧客會覺得這家店不怎樣，怎么都吃虧。

天時篇

“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店面選址，假如把人和因素比喻為全局性，把地利因素比喻為謀略性，那么“知天時”就體現為一種高度預見性。因為高度，所以不易看到；因為預見，所以至關重要。

細節七，店面朝向，以右為上、避風口。

在店面的朝向上，坐北朝南肯定是最佳選擇，但這種情況往往可遇而不可得，那么在具體選址時，就不必追求一定要面南背北（當然有了最好），而是注意第一，遵循以店門右為上的原則，第二，避開風口。

遵從我國交通管理制度人流、車流均要靠右行駛的規定，人們養成右行的習慣。因此在店面選址時，要注意店門的位置要在右側。落實到具體，就是東西走向的道路上，店門在東北方向最佳；而南北走向的道路上，店門以東南方向最佳。也許有人會說，那邊沒門，我自己開一個算了——這是下策，是萬不得已的做法，需要花錢的。如果掌握一點“知天時”的本事，靠一雙慧眼就能找到合適店面，省錢、省事、多賺錢，何樂而不為？

此外，我國幅員廣大，不同的區域都有不同的區域性小氣候，風向也較復雜?？觳偷杲洜I者在選址時，需要注意風向和店門的朝向。特別是北方地區，冬季來臨的時候，店門對著風口，無異于請客人不必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