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國際教育研究范文
時間:2024-01-02 17:54:14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漢語國際教育研究,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教學模式 話語權力 交際能力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對外經貿與交流的發展,漢語國際教育專業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漢語國際教育專業逐步成為一個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專業并于1985年正式招生。據網絡數據,到2009年為止,已經有226所高校開辦了漢語國際教育專業。這226所高校涵蓋了理、工、綜合、醫學等各類不同專業高等院校分類,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也一度成為媒體上大力宣傳的具有廣闊就業前景的熱門專業。網絡及各種漢語教師培訓機構也加強了漢語教師人才的培育和宣傳工作。短短幾十年時間,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畢業生的人數也由無到有,數量一路攀升。本文將以河北工業大學國際漢語教育專業學生的就業狀況進行分析,并探討如何加強就業針對性的教育模式。
一.當前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本科生的就業狀況調查
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我們對河北工業大學2007到2009級三屆共151名學生的就業狀況做了一個調查,調查的依據是學生就業后的實際工作崗位,主要考察就業崗位與培養目標的一致性程度。通過調查,畢業生的去向可以分為五種:第一種是考取研究生,第二種是教學工作,包括在各種培訓機構包括外語培訓結構和中小學學生課外學習輔導機構授課,還有一種是進入各地的中小學校從事語文教學工作,第三種是進入公司企業從事語言文字類的工作,第四種情況是進入新聞媒體進行語言文字的編輯工作,第五種情況是考取公務員,從事辦公室文秘工作。第六種情況是進入企業從事其他工作。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人才的第一培養目標是對外漢語教學人才,第二目標是的漢語言文字應用和對外交流人才。
從第一培養目標來看,就業崗位符合目標的僅為0.7%,從第二目標考慮,就業崗位基本符合目標的為39.7%。目前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本科生四年大學生活結束后直接從事對口工作的所占比例極少,主要是因為留學生教育主要由高等院校掌控,而進入高等院校當老師對學歷要求極高,目前教學崗位編制人員必須具有博士學位,這樣,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本科生是不可能直接到高校從事漢語國際教育教學的,所以很多人不得不選擇其他就業渠道,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在目前的就業形勢下,如何立足于本專業人才的培養,同時加強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專項技能的訓練,提高學生的就業能力成為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為達到這一目標,當前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本科生的日常教育可以采取潛分流式教育模式。
二.潛分流式教育模式
潛分流式教育模式指的是在保證專業培養目標和教育教學計劃的情況下,根據學生的意愿和自由選擇,由教育主體操作和控制的針對不同分流對象的有層次、有計劃、有差別地培養學生的活動和模式。每個學生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就業選擇或就業意向及個人興趣愛好選擇相匹配的日常學習和訓練模式。這種選擇的前提是保證本專業培養體系要求。
我們可以把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本科生分為三種教育模式培養,包括漢語言文字能力提高模式培養、教學能力提高模式培養和交際能力提高模式培養。
漢語言文字處理能力是結合漢語言知識對與生活密切相關的語言現象進行分析整理辨別的能力,也是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需要具備的基本能力之一。提高學生的漢語言文字處理能力可以為以后從事各種文字語言處理工作打基礎。
教學能力不僅僅指學生教課講課的能力,還包括一切和教學有關的綜合能力。包括不斷學習,對教學反思的能力,靈活運用教學手段的能力、把握教學對象心理的能力。教學能力是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需要著重提高的能力,是學生知識水平和實踐能力的全面體現。對于日后從事教學的學生來說,教學能力的增長是工作的有力保障。
交際能力是人類與他人交往并進行交流的能力,是存活于世的不可逃避的問題?;趯W生視角分析,從幼兒園時期一直到大學畢業,近20年的時光都是在學校度過,學校的生存環境相對簡單,人際交往也較單純,學生的交際能力普遍較低,因此加強大學期間的交際能力學習和訓練是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的培養目標之一,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培養目標更加強調跨文化交際的能力,從職業角度考慮,也應該加強對內交際能力與人交流能力的培養。
三.潛分流模式下的教學體系與能力培養
潛分流教育模式下的學生,從二年級開始就可以結合以后的發展方向選擇不同的教學模式。我們主要從選修課課程設置和課余訓練兩方面考慮學生三種能力培養模式。
(一)漢語言文字處理能力模式
從課程的設置來看,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也設置了語言類的基礎課程,這些課程主要是對漢語本體知識的學習,包括漢語的語音、詞匯、語法的基本知識和理論,是學生漢語言文字處理能力的基礎。事實上,由于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課程主要涉及到中國語言文化、外國語言文化、第二語言習得理論,這類課程只是占據了三分之一的學習時間,且因為屬于漢語理論基礎課,主要集中在一年級和二年級學習,因此除了日常的學習之外,如何加強漢語言文字的專項能力需要精心安排。
1.課程規劃
由于不同學生的人生規劃不同,從二年級開始就可以設置漢語言文字小組,專門針對學生的漢語言文字處理能力設置的小組。對本小組的學生來說,可以從兩個角度加強語言文字能力的培養,從課程設置上來說,除了專業必備的漢語言基礎課程的學習之外,還應該加強專項課程的學習。主要是增加選修課程,使學生真正做到了自由選擇、有所想有所選。主要包括以下課程:
第一、應用寫作課
應用寫作課注重應用,是立足于工作需求的寫作,應用寫作課的開設可以打破長期以來學生寫作的學生腔和自我角度。從應用角度談寫作,不僅有利于學生習慣于對用詞造句的斟酌,對學生全面思維和換位思維的提高也具有重要意義。學好應用寫作,學生可以加強對漢語本體理論知識的理解和運用,同時提高運用所學知識的能力。
編輯能力意味著深厚的文字功底,包括書面文字編輯能力和計算機文字編輯能力。編輯能力更加注重對語言文字規范的遵守,編輯能力的課程訓練通過對他人語言的修改和審核更能給審核人以警醒,有利于反省自己的錯誤和習慣,養成優良的語言文字使用習慣和職業素養。計算機語言文字編輯能力主要包括對一些常用軟件的文字處理和編輯能力,能熟練使用辦公室工作軟件即可。
2.能力實訓
從知識到能力的轉化需要一個過程,課上所學知識真正轉化為個人的能力必須通過實踐環節的訓練和熏陶。這個過程主要通過課下時間來進行。課下訓練主要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建立各種和語言文字能力有關的興趣小組或社團組織,如應用寫作社團、我是編輯社團等等,通過這樣的組織,定期或不定期舉辦與語言能力處理有關的活動或競賽,并進行一定的物質和精神獎勵,提高學生的積極性和參與熱情。另外一種方式是建立與語言文字應用直接相關的實習基地,給學生以實際操作的空間,在真實工作場景下運用所學知識會更加務實。如和一些大中報刊編輯部建立聯系,可以讓學生在暑假或寒假期間去實習,真正融入到實踐環節,從現實角度加強對語言文字工作的重視程度。
(二)教學能力提高模式
教學能力主要包括語言表達能力與教學綜合能力,前者是學生教學能力的最直觀的體現。加強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是第一要素。就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來說,這種能力尤其重要,
1.語言能力培養
語言能力的首要表現形式是語言的表達能力和技巧。語言表達能力的培養,首先表現在基礎能力的培養,即指對字、詞、句簡單運用的能力,在交際時吐字清晰、語言連貫等。基礎能力的核心環節可以在課堂上實施。在語音課堂教學時糾正學生的發音,加強語音理論知識的指導,指導學生如何在課余時間練習發音。課堂上完成此類環節后,基礎能力的訓練和提高就主要通過學生的自我訓練和教師的檢查督導來實現。
學生的自我訓練包括鍛煉自己說話的清晰度和在公共場合流利表達的信心,要求對照漢語普通話測試教程聯系單字發音、雙字發音、兒化音和變調,每天播放和模仿播音員的朗讀范文,結合現代漢語和語言學概論所學專業語音知識,自己訓練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這種訓練可以采取個體方式進行,也可以采用多人團體的方式進行。采取個體方式進行方式和時間比較靈活,采用群體方式進行則需要考慮時間安排和場地問題。教師的督導包括定期的檢查和交流,及時發現問題進行針對性的指導。提倡學生相互之間的監督和糾錯,發揮學生的積極性和學習熱情。
2.綜合能力培養
教學的綜合能力培養,主要是通過課上的有意識引導和教學觀摩課與教學實習實現的。主要通過三方面的有機結合來實施。為了加強學生的教學能力,理論應用能力,部分理論課堂進行了積極教學方法的改革,形成實踐型理論課程。如“古代散文經典選讀”課程摒棄了以往由教師講授的模式,先由教師講授、示范,再指導學生進行教學實踐。對進行教學實踐的每位學生,從講授的內容與方法、多媒體課件的制作到教案、講義的撰寫都給予細心指導。學生在自己教學實踐中不僅多方面提高了教學能力,同時在配合其它學生教學實踐的過程中,在師生角色的對換中,對如何聽講加深了理解,非常有利于學習效率的提高。同時,學生也真正體味到了做教師的甘苦。
教學觀摩課指的是學生選聽不同老師的課程,就每個老師的教學從教學方法、教學特點、教學的優點與不足等角度專注于教學的安排和流程,不僅僅從內容上去學習,而是通過對他人上課過程的反復觀摩和思考,從實踐上對教學的“教”有感性認識,通過觀察他人的教課過程時時去學習,從而有所警醒,有所借鑒。
教學實習是指學生在特定的學期和時間段去校外實習基地開始教學的真實操練,真正站在講臺上體會課堂語言表達、課程教案設計和教學策略的應用,這一階段學生走出課堂,走出校門,開闊了視野,教學實戰使學生畢業后能很快適應社會,發揮自己的特長。也是學生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和實踐能力不可缺少的環節。教學實習需要有一定時間的鍛煉和上講臺經驗才能提高學生的教學能力。實習期間既有利于向老教師學習,也能及時反饋問題及時解決,使學生的教學能力得到明顯提高。
這樣,通過教學實踐型理論課程對教學能力的初步涉及到教學觀摩課的教學分析與觀察,最后到校外實習基地進行實踐教學工作。這樣的逐層深入和逐步加深,使學生的語言教學能力和實踐能力得到全面提高。
(三)交際能力提高模式
“交際能力”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國社會語言學家海姆斯在《論交際能力》一文中提出來的,根據海姆斯的分類,我們把交際能力的培養分為語言交際能力和社會交際能力兩種。語言交際能力指的是語言知識的掌握和運用語言的知識能力,它是社會交際能力培養的基礎,這種能力的提高主要是在課堂上實現的。
1.語言交際能力培養
具備漢語言語音、詞匯和語法的理論知識能力是一件相對簡單的事情,可是如何運用語言進行交際則需要進行專門知識和策略的學習。就課程設置角度來說,語用學是必不可少的課程。對人物語言的分析和把握能夠使學生在遇到具體問題時能利用所學知識從語境、人物角色、所在場景等角度去分析,避免盲目和無所適從。同時在進行語用學的學習時,教師應多加強語言運用的實例分析,盡量從日常生活或真實職場交往中選擇個案,增強學生學習的興趣和參悟語言運用的奧妙。
人際關系與溝通課程也是重要的選修課之一,通過課堂知識的講解,使學生了解人際交往的溝通技巧和策略,以及溝通的藝術,為社會交際的開展提供知識保障。當然,這門課程的安排也適合采用教師講解和交往模擬相結合的方式進行,使學生對人際交往有初步的認識和感受。
2.社會交際能力培養
社會交際能力的提高則必須依賴于真實的社會交際,讓學生參與到真正的社會交往中去,在社會實踐中有辨別力,有分析能力,能夠隨著不同交際環境和交際地位的變化來自我判斷交際的策略和交際的方式。主要從兩個方面去嘗試。一種是學生從學校環境中做起,主動參與與教師教學和研究密切相關的事務,鍛煉與學校員工的交往。主要包括學生大型活動的場地安排和活動的組織?;I備學生社團的資金贊助等等,學校內的活動在一定程度上為以后走上社會做了一個鋪墊,能夠知道簡單的交往方式和技巧。
學校是一個人際交往簡單的場所,只有真正融入到社會上去才能鍛煉社會交往能力。
就學生個人來說,應充分利用假期時間,積極參與暑期實踐,包括勤工儉學活動、支教活動。很多行業是最直接地面向不同人群的工作種類,例如餐廳服務員、推銷員、茶館、這些行業會接觸到形形的人群,工作中首先是面向直接服務對象的交際能力,其次是如何與同事相處的交際能力,還有,如何與上級溝通的能力。面對服務對象可以使人學會應付各種層次的人,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緒及合理解決問題,與同事的交際可以提高如何面對長于自己或與同齡人的相處能力,面對上級的交際可以提高學生的自信心和話語交際策略,針對不同性格人群采取不同方式。社會實踐和打工經歷可以使學生提早進入社會,了解社會交往的復雜性與個體性,從心理上有一個逐步適應的階段。
學校應加大實習基地的建設,并有專業的實習教師帶隊,掌握學生實際中遇到的問題,提供或引導積極的解決策略。爭取學生在二、三年級即可有機會參與到社會實踐中去,在加強專業課學習的情況下盡早實現與社會的接觸和交往,不僅從專業能力,也從交際能力方面提高學生的應變能力。
四.結語
立足于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培養目標,結合本專業學生的實際就業方向,本文提出來潛分流式教育模式。從漢語言文字處理能力、教學能力、交際能力三個方面以及課程設置安排和課外訓練的角度論述了如何提高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的就業能力及方法。本文所論述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的潛分流培養模式,指的是在完成基本學業內要求的情況所采取的教育教學模式,考慮到任何人才的培養都應該服從專業培養目標的安排,因此,旨在提高就業能力的培養必須堅持幾個原則,即服從專業培養目標、以利用專業課學習之外的時間為主、以加大實踐學習力度為基本原則。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的就業分流模式培養體系是堅持以上原則與靈活引導的統一。
參考文獻
[1]何健.貫穿全程的“漢語國際教育”實踐模式探究[J].教育教學論壇,2014(44):95-98
[2]周啟紅、牟莉.基于工作坊模式的漢語國際教育本科生教學能力培養的實踐研究[J].太原城市職業學院學報,2014(5):136-138
[3]彭建玲.漢語國際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綜述[J].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3):86-92
[4]吳海燕、白雪.金陵科技學院對外漢語專業本科課程設置情況研究[J].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14(8):48-49
篇2
關鍵詞:大學;漢語國際教育;漢日語音差異;分析與教授法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3561(2016)17-0022-01
眾所周知,漢語和日語兩種不同的語言在各個方面都存在著諸多異同,在語音方面也是如此。雖然日語中借用了大量的漢字和漢語詞匯,但是其發音卻與漢語大相徑庭。本文對漢日語音差異進行分析并提出相關的教學法,有助于漢語國際教育教學和日本漢語學習者的漢語語音學習。
一、日語語音和漢語語音的對照
日語語音的成分主要包括假名、促音、拗音、撥音、濁音等,大多數學者都會取其中一個部分和漢語語音進行比較并且對照,從目前發表的論文來看,這類文章占了很大的比例。例如,劉介人的《日文漢字音讀與我國漢字古讀的對應規律》,是從整體找到兩種語音之間存在的關聯性,通過對比得出比較科學的規律。這方面的論文還有曲翰章的《通過日語漢音看假名五段與漢字四等的關系》,劉淑學的《日語撥音音節的讀音與漢語音韻的對比研究:兼論研究日語漢字音讀的意義》等。漢語對日語的影響是很大的,不難看出彼此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
二、學習日語語言的技巧
學習日語的時候,一定要大聲說出來,因為只有你大聲說出來,才能刺激自己的聽覺,增強自己的自信,加深自己的記憶,達到終身不忘的效果。一些人讀外語的聲音,實在是太小了。學日語一定要跟著發音純正的音頻一起讀。當下市場上有各種教學資源,有時,可能會遇到一些“不是非常正宗”的日語,這對日語發音會產生很大的影響。不過,發音純正的音頻也很好找到,比如學生學習的課本音頻、NHK廣播、歷年真題聽力等等,都可以用于練習材料。
三、語音教學基礎最重要
學語言,特別是對國際漢語教育來說,基礎扎實很重要,做任何事情都是這樣。比如跳舞等都是臺上十分鐘,臺下十年功。漢語最難學的就是聲調,因此,聲調的學習對學生來說很重要,僅僅只是使用口耳相傳的傳統方式很老舊,特別是不夠準確,因為每個人發音都會不一樣。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大學教師可以借用計算機技術讓學生的發音更加標準。就像學歌曲一樣,首先要做的就是下載下來,跟著節奏哼唱,學著里面的發音來哼唱。學語音也是一樣,由老師發出標準的語音,學生去模仿老師的發音,盡可能接近老師發出的標準音。當學生的聲調可以完全和老師重合的時候,基本上這個發音就是合格的。每個人的發音都會不一樣,不要將地方特色帶到課堂上。在拼音教學中,要讓學生知道每個音節中字母的真正讀音,避免學生誤會寫法一樣的字母讀音就一樣,要多多補充漢語拼音以外的語音知識,避免讓漢語拼音成為語音偏誤的起源地。還要讓日本學生弄明白每個字母的真正讀法,一定要把漢語中字母的讀法和日語五十音圖區別開來,避免混淆后把日語的讀音帶到漢語中來。同時,還要特別注意那些只在漢語中存在,而日語中沒有的音,如漢語中的:zh、ch、sh、r、ü、er。日本人通常很難說準翹舌音,主要是因為日語中沒有。所以,當他們說“我是日本人”這句話的時候,就說不清,通常會說成“u、si、li、ben、len”。對于翹舌音的教授方法可以循序漸進,先練習一些翹舌音在后面的詞匯,例如“繁榮”“外國人”“老師”“戒指”等,然后再練習包含多個翹舌音的詞匯;對于ü的發音,可以先讓他們學說y或i,然后慢慢地將嘴唇向前并攏,形成圓唇狀,這個ü音就發出來了。還有一些相近但不同的音也值得注意,例如,漢語中的a、u、w、f 和鼻音。對于這些音的學習最好采用漢日語音對比的方法講授,例如,漢語的鼻音比較多,有an、en、un、in、ang、eng、ing等,而在日語中只有一個鼻音,平假名寫為h。日語的鼻音h在與不同的音拼讀時會發出不同的鼻音。這一點可以通過對比分析來講解。老師在上課的過程中,最好是用循序漸進的方式,要有耐心地去指導,一遍一遍地糾正語音;多多鼓勵學生,讓學生更有信心。對日本學生的薄弱環節進行系統的訓練和針對性的講解,課后有難題不懂就問。反復練習口語、辨音,一定能取得好成績。
四、結束語
語音教學一直是語言教學的難點和重點,在進行語音教學的時候,大學教師需要根據不同的國家來制定不同的教學方案和策略。中國人學日語,日本人學中文,就沒有中國人學中文,日本人學日語來得簡單。但只要掌握方法,還是很容易學會的。日本和中國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和長久的歷史淵源,為中日語音教學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和美國、英國等其他國家相比,中日之間的語音教學肯定有著不一樣的特點,教師可以通過這點找到日本學生和其他國家學生不同之處,然后有針對性地進行指導和教學,提高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
參考文獻:
篇3
摘 要:本文以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和華盛頓大學暑期強化班二年級四位學生為研究對象,收集分析歸納四位學生們在作文寫作中出現的“把”字句偏誤。
關鍵詞:“把”字句、偏誤、原因、對策
1、引言
偏誤分析(error analysis)是對學習者在學習第二語言中所出現的偏誤進行分析研究,把學習者的語言偏誤作為觀察學生二語習得狀況的一個窗口,從而了解學習者第二語言的學習水平。本文的理論出發點有以下兩點:一是以句法結構為基礎,來揭示語義規則和語用規則,從而進一步講明句法的用法。二是注重漢語和英語語法規則的對比,通過語言的雙向影響研究,闡明兩種語言的異同,并進一步凸顯母語和目的語對第二語言學習的負遷移影響,為對外漢語教學服務。
2、“把”字句偏誤總結與歸類
“把”字句是用來強調動詞對賓語的影響,強調對賓語的處置,“把”字句的主要句法形式為“主語+把+賓語+動詞+其他成分”?!鞍选弊志涫橇魧W生學習漢語的一大難點,在學習“把”字句的過程中,學生有很多偏誤,這里指針對五類主要偏誤進行分析。
2.1回避“把”字的偏誤
“把”字句對學生來講是一種陌生的語法結構,英語中并沒有與“把”字句類似的句型。因為學生剛剛學完“把”字句,短時間內對“把”字句的掌握程度不是很好,加之學生本身漢語水平不是很高,所以學生在運用“把”字句的時候會自覺不自覺的對“把”字句采取回避態度。
①留下了帽子在我的車里面
②錢存在銀行(圖片是有關于投資,應該把錢存在銀行還是買股票)
③請你關燈
在這3個偏誤例子中,學生受到母語負遷移的影響,都對“把”字句采取了回避的態度。在課堂上,有板書提示,學生的偏誤就會降低,而在寫作過程中沒有板書提示,學生偏誤就會普遍增高,這說明學生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理解“把”字句的語法系統。
2.2“把”字賓語無定的偏誤
“把”字句的賓語應該是有定的、確指的,即“把”的賓語是談話雙方都知道的。
③我把一本書看完了
④我把一瓶飲料喝了
在例子③④中,“一本書”和“一瓶飲料”都是不定指。例④在一定的語境中成立,但是當除去語境,“一瓶飲料”是泛指的時候,這就是一個偏誤的例子。
2.3缺少動詞的偏誤
留學生在學習“把”字句的初級階段,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缺少謂語動詞。
⑤把空調開
出現這一偏誤的原因是學生沒有掌握“把”字句的句法結構,“把”字句除了表示變化、結果、數量等補語外,還應該有謂語動詞,表示對賓語的一種處置,很多留學生在初級階段,都會將謂語動詞遺漏,造成偏誤。
2.4心理、感覺、身體狀態詞的偏誤
表心理、感覺、身體狀態的動詞不能用于“把”字句。
⑥我把自己躺在舒服的椅子上。
⑦昨天,我們去環球中心,三年級女生很累,所以我們沒有游泳,下次我把他們不在乎,我要自己去游泳。
“躺”作為一種身體狀態的動詞,本身就是“自己”發出的,因此不能用于把字句,可以直接說“我躺在舒服的椅子上”。“在乎”是一種表心理狀態的詞,因此也不可以用于把字句。
2.5“把”字句補語的偏誤
“把”字句的補語大部分都是結果補語,也有小部分是狀態補語和趨向補語、處所補語,但是沒有可能補語。因為“把”字句表示的是動詞對賓語產生的積極影響,即動詞使賓語產生某種結果、發生某種變化或處于某種狀態,表示的是一種確定的結果或變化。而可能補語表示的則是發生某種結果和變化的可能性。所以“把”字句的補語不可以是可能補語。
⑥我把兩張桌子搬不動
⑦我把你的話聽不懂
因為對“把”字句的語義上的確定性的模糊認識和受到“把”字句結果補語的影響,學生會將可能補語用在“把”字句的補語中。同時例⑦的例子也存在感覺動詞的應用偏誤。
⑧把垃圾扔
在“把”字中,除了有謂語動詞表示對賓語的處置外,也應該有補語,表示對賓語處置的結果或者程度,留學生在初級階段,容易造成補語的遺漏。
⑨請你把書拿給我了。
“請”是一種用于還沒有發生的事情的禮貌詞。而例句中的“了”是語氣助詞,用在句尾表示情況已經出現或動作已經發生。因此在“把”字句中“請”和“了2”不能同時用。這一類偏誤在學生的作文中也很常見,關鍵原因是學生對助詞“了”和“把”字句掌握模糊。
3.偏誤產生的原因
在學習漢語的過程中,導致留學生產生偏誤的原因有很多,本文主要從母語的負遷移、目的語知識負遷移、文化內涵差異的影響、學生主體、教師五方面來闡釋。
3.1母語的負遷移
母語的負遷移是初級留學生產生偏誤的最主要原因。學生在學習新的語法知識的時候,會潛意識地在自己的母語中尋找與之相對應或者相似的語法結構,依靠自己母語的語法規則來模擬新的語法規則,漢英之間為語法差異會導致學生在學習漢語的時候出現偏誤。
漢英語法有很大的差異,這也是學生的母語負遷移影響學生產生偏誤的最大原因。從語言形態學的角度來講,漢語語序較為固定,屬于分析型語言,而英語語序既相對固定又比較靈活,因此英語是以綜合型為主向分析型過渡的語言。這一總特征的差異就會導致學生在學習漢語的過程中出現語序的偏誤。從句式上來講,漢語多用主動式,而英語多用被動式。但是英語中的被動式和漢語中的被動句在語法上又不是相對應的,因此學生在學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時候容易產生各種偏誤。從語言“內涵上來講,漢語注重達意而英語注重性數一致。在語法結構上來講,漢語的修飾成分只可前置,而英語的修飾成分可前可后,這也導致學生語序及語法規范上的各種偏誤。在漢英語法的差異以及學生在學習第二語言時對母語的依賴,都是學生造成偏誤的原因.
因為在英語中,沒有與“把”字句相對應的形式,“把”字句對學生來說很陌生,因此“把”字句受母語負遷移的影響較前三個語法點來說比較少。
在“把”字句中,母語的負遷移影響的第一個表現是“把”字的回避。因為在學生的母語中,沒有與“把”字句相對應的語法結構,因此學生在學習“把”字句的初級階段會選擇回避。另外,在英語中,賓語的前邊可以加定冠詞也可以加不定冠詞,如“a book”、“the book”,學生受到母語中賓語的這種無定、有定的負遷移的影響,會造成“把”字句賓語無定的這一偏誤,造出“他把一本書拿來”類似的句子。而且英語中的狀語可以放在所修飾的謂語中心語的前邊也可放在謂語中心語的后邊,受母語這一語法規則的影響,留學生會造成狀語置后的偏誤,如“我把功課給你明天”。
3.2目的語的負遷移
留學生在接觸新的漢語語法點的時候難以對語法點完全掌握。因此,學生會用所學的目的語知識來類推到其他的語法點上,這種不適當地套用就會導致目的語的過度泛化。
初級階段的留學生最先接觸的是主謂句,所以留學生在寫作文的時候會經?;乇堋鞍选弊?,造成“留下了帽子在我的車里面”等偏誤?!鞍选弊志浔硎局^語動詞對賓語的處置,即動詞使賓語產生某種結果、發生某種變化或處于某種狀態,因此“把”字句中往往有補語的成分。學生在學習“把”字句的時候,會認為一切補語都可以作“把”字句的補語,造成補語的過度泛化的偏誤。
3.3文化內涵的差異
在前面的圖中,我們提到過,漢語的一個特點是“重達意”。漢語與英語有很大的文化差異。文化內涵的差異對學生的影響在初級階段不太明顯,但在中高級階段逐漸顯露。語言是一種文化的載體。想要了解一種語言,不能只停留在表面,要深入到這種語言所在的文化環境中。文化內涵造成的偏誤主要就是學生對漢語文化的不理解所導致。漢語是一種臨摹型的語言,即漢語的詞序都是反映事件發生的實際先后順序,與生活的直接經驗有英語則關,但是英語不同,它的表達順序可以顛倒。這與英漢兩種思維模式有關,漢語是開放螺旋型的思維模式,而英語則是直線型的思維模式。因此不論是外國留學生學習漢語還是中國學生學習英文,都會受到目的語思維差異和文化內涵差異的影響與限制。
3.4學生
學生作為學習的主體,是影響目的語學習的關鍵因素。學生學習的動機直接影響學生學習第二語言的興趣以及學習接受程度。除了學習動機之外,遺忘也是影響學生學習效果的主要原因。艾賓浩斯記憶遺忘曲線告訴我們遺忘是在學習之后立即開始,最初的遺忘速度很快,以后逐漸減慢。二年級的學生在學習每一個語法的時候,如果有板書提示,學生就會給出正確的例句,如果沒有板書提示,學生就會忘記所學的語法點的句法形式,出現各種偏誤。因此老師應該在展示完語法的句式結構后,加強操練,學生應該及時對學過的知識進行復習。
3.5教師
教師是整個課堂活動的主導者,教師的本體知識及精神狀態等都會影響學生第二語言的習得。前面我們提到,學生的學習動機會直接影響學生學習第二語言的興趣,因此作為教師,應該注意自己的引入方式,引起學生的興趣。教師應該在語言環境中引導學生學習漢語,也要在不過多講語法規則的前提前,讓學生了解深藏在語言背后的文化。
4、教學對策研究
在教學過程中,面對學生出現的各類偏誤以及出現偏誤的幾率,教師應該采取相應的教學措施,以減少母語與目的語等對學生的負遷移影響.所有的教學環節,都是由老師和學生共同完成的。教師應該根據學生偏誤情況,從教師本體知識的傳授、學生對知識的攝取、學生知識的應用等各個方面采取教學對策。(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參考文獻:
[1] 肖奚強.外國學生漢語句式學習難度及分級排序研究[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 趙金銘、李曉琪.對外漢語文化教學研究[M].商務印書館,2006
[3] 趙金銘、杜道明.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文化概說[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4] 孟國.對外漢語十個語法難點的偏誤研究[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5] 劉珣.對外漢語教育學引論[M].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9
篇4
關鍵詞:國際漢語;教育碩士;海外實習;教學適應性
中圖分類號:G6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4107(2017)03-0035-02
入職適應是社會適應的一個重要方面,指在積極職業價值觀的指導下所形成和維持的職業心態、職業能力、職業關系等與職業勞動及其環境之間的和諧狀態[1]。對教師來說,入職適應就是適應自身角色從“學生”到“教師”的轉變,這一過程包括形成敬業精神、提高專業素質、積累工作經驗、總結與反思自我等。
初任教師的入職適應,是教師教學生涯中的重要一環。有研究者指出,初任教師的職業適應不良表現,可總結為三點:(1)教學能力不足;(2)班級管理不佳;(3)人際關系緊張。而職業適應不良原因可歸結為:(1)職前教育不全面,導致理論脫離實踐;(2)任職機構支持不夠,只重要求沒看需求;(3)初任教師職業認識不夠,職業期待過于理想[2]。
對外漢語教師,是教師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海外漢語教師隊伍的不斷壯大,越來越多的學生選擇加入到漢語國際教育碩士這一行列。當他們海外實習時,面對陌生的異文化環境,能否順利適應自身角色從“學生”到“教師”的轉變,完成入職適應,完滿完成教學任務,是對外漢語教師培養值得關注的問題。
本文以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專業2014級有過在印尼實習的學生為調查對象,以問卷調
查法和深度訪談法為研究方法,調查分析他們在印尼進行漢語教學實習工作期間的教學適應性問題。
一、教學適應性分析
(一)基本情況分析
此次調查共收到有效問卷36份,從調查結果來看,這一群體表現出較明顯的女多男少的特點,年齡大多處于20―25歲之間,比較年輕;主要來自對外漢語專業和外語類專業;多數印尼語水平較低;大部分沒有出國經歷和培訓經歷;在性格類型方面,多血質、黏液質和膽汁質人數差距不大,尚未發現自閉內向的抑郁性人格。實習生的主要教學場所是印尼的中小學和民間漢語培訓機構,教學對象以中小學生為主;實習生的工作內容包含漢語教學從課文講解到課后輔導各個環節,教學內容涵蓋了語音、詞匯、語法、文化等方面,大多數實習生每周課時超過20課時,加上課后的備課等工作,教學任務較繁重;大部分實習生是在沒有當地教師協助的情況下獨立開展漢語教學的。
(二)對任教機構了解情況分析
從調查結果來看,大部分學生對學生的漢語水平和學生的成績評定方式并沒有比較清晰的認識,對所使用的漢語教材也比較陌生,這些信息主要來源于實習機構負責人的簡單介紹;在教學模式的選擇上,實習生普遍表示不考慮采用國內傳統語文教學的方式,而更傾向于采用一些新穎的教學方法,或沿用印尼當地教師所采用的教學方式。
(三)教學實踐情況分析
在教學環節方面,86%的受訪學生認為,課堂管理
是難度最大的教學環節。課堂管理困難的最大因素是課堂紀律差;此外還有學生遲到現象嚴重、課堂氣氛沉悶、對課堂突發事件處理經驗不足等。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有:(1)教學環境與國內不同。印尼教師受尊敬程度低于中教師;(2)教學對象多為中小學生,他們比較調皮,難以管理;(3)由于實踐經驗的缺失,實習生在面對諸如學生在課堂上情緒失控、哭泣等突發事件時,不知該如何妥善處理。
課文講解方面,受訪學生認為,課文講解枯燥,難以激發學生興趣,以及語言不通,是影響課文講解的主要因素。練習操練方面,受訪學生認為練習類型單一乏味,學生積極性低,是主要困難。在課堂游戲環節,困難主要表現為難以設計既有利教學又讓學生感興趣的游戲,以及游戲時間控制不好。課后輔導方面,多數學生反映,需要單獨輔導的學生太多,工作量大,加上語言不通難以講解清楚,是面臨的最大困難。
在教學內容方面,61%受訪實習生認為,語法的教學難度最大。由于語法內容的系統性和復雜性,導致語法的教學難度遠大于其他內容的教學難度。66.67%的實習生認為,漢語語法比較復雜,加上語言隔閡,難以細致清楚地講解語法知識;38.89%的實習生認為,自己在教學中沒有找到適合的語法教學方法;還有33.33%的實習生認為,難以設計出有效的語法練習。此外,學生對語法學習的積極性較低,也是造成語法教學困難的原因之一。
語音教學中,實習生認為最大的困難是學生發音不標準帶來的挫敗感以及語音練習枯燥。在詞匯教學中,詞匯練習類型單一,和每課識記詞匯量太大,以及由于語言隔閡不能完滿解釋詞義和文化內涵,是影響詞匯教學的主要困難。在漢字教學中,實習生任務,漢字字形復雜,學生學習積極性低,和自身沒有找到合適的漢字操練方法,是漢字教學的主要困難。在文化教學中,語言障礙、和學生之間出現的文化差異和沖突、學習對中國文化興趣不高,是實習學生普遍反映的文化教學主要困難因素。
在教學適應方面,36名受訪實習生中,4人表示,在第一節課就可以適應教師角色;9人需要一周時間;10人表示需要半個月;10人表示需要一個月,3人表示需要兩個月。從數據來看,大部分學生的適應期都在一個月內。這部分學生表示,由于自身實踐經驗的不足,因此需要一段時間熟悉教學任務和積累經驗。36名實習生中,7人表示,教師角色的適應程度對自身心理健康影響很大;12人認為影響一般;9人表示有點影響;8人表示不會產生影響。
在生活適應方面,大部分實習生對實習機構提供的住宿環境滿意度較高。以印尼中文世界華語學院為例,該機構為實習學生提供了面積較大的宿舍,每兩人住一間單間,冰箱、空調、烹飪設備等生活設備比較完善。關于實習薪酬待遇問題,有部分學生反映,在同一機構實習,通過校級項目實習的學生,和通過漢辦渠道實習的學生之間,工作內容差別不大,但前者的薪資約為后者的1/2。同工不同酬的情況,使得一部分實習學生的積極性受到打擊。
在性格方面,29人認為最利于適應漢語教師志愿者角色的是多血質,5人認為是黏液質,全部受訪者認為自閉內向的抑郁質最不利于適應教師角色。認為自身性格對適應教師角色有正面作用的實習生性格主要是多血質和黏液質。
二、結論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對外漢語初任教師在入職初期表現出的教學適應與普通師范生的初任教學適應性高度一致,都面臨著教學能力不足、課堂管理不佳等問題。但在引起教師職業適應不良原因中,除了前文所述已有研究所提出的因素外,對外漢語初任教師入職適應影響因素還表現出一些新特點。
1.語言仍然是影響實習生教學適應性不可忽視的
因素。大部分實習生的印尼語都處于較差水平,在實際教學中,由于語言不通導致無法清晰明確地表達漢語知識。
2.對任教機構的了解程度影響漢語教師實習生的
教學適應性。大多數實習生到任初期,對教學機構的教材使用、評分機制、學生漢語水平等情況了解甚少,這導致實習生在后續教學中,會出現難以把握重點、教學沒有針對性、難以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等情況。
3.實踐經驗影響實習生對實際教學的駕馭和控制。由于實踐經驗不足,面對教學中出現的各種復雜多變的具體困難,實習生們自行解決的能力還有待提高。因此,當被問及對海外實習幫助最大的課程時,實習生們列舉的均為實踐性較強的課程;在對廣外漢碩課程設置提出建議時,大部分實習生也要求廣外增加關于課堂管理等實踐性較強的課程。
三、建議
(一)針對漢碩教學機構
1.課程設置:科學設置課程,注意課與課之間的區分度;征集學生對課程設置的意見和建議,增加實踐性課程。教師在授課中多分享處理課堂細節的經驗。組織學生到留學生學院進行教學觀摩。
2.崗前培訓:可舉辦一些印尼實習經驗交流分享會,邀請曾在印尼進行實習的學生給赴印尼實習的學生傳授經驗和心得。有條件可以做一些針對印尼實習容易出現的問題的重點培訓。
3.對外交流:加大與印尼當地中小學、漢語培訓機構的合作,開辟更多實習基地,為學生海外實習提供更多選擇;關注赴印尼實習學生的合法利益,平衡任教機構和實習學生之間的地位。
(二)針對實習機構
第一,實習學生到任初期,可對他們進行簡單的崗前培訓,介紹當地傳統文化的細節和主要禁忌,避免跨文化沖突。
第二,在語言方面,可提供適當的語言培訓,幫助實習生克服語言障礙。
第三,教學方面:希望任教機構能科學分配教學任務,以免實習學生因為難以承擔繁重的教學任務而出現種種身心健康問題。
第四,待遇方面,協調好實習生之間的薪酬差異。
(三)針對漢碩實習生
1.出國前:做好充分準備。除網絡和圖書館查閱資料外,也可以自行向有過印尼實習經歷的學生進行咨詢。
2.出國實習期間:切記“安全第一”,發揮主觀能動性,主動和印尼當地教師以及上一任赴印尼的實習生溝通交流,學習其教學經驗;遇到困難主動向學校和任教機構求助。
參考文獻:
篇5
本文主要探究的內容是漢語教學學科的必要性、國際漢語教學與傳統漢語教學的異同,并闡述漢語教學轉型發展的必然要求。旨在通過研究漢語教學學科,了解我國當前漢語推廣的狀況,以及需要改進的方法,通過戰略、國別和軟實力的研究,使漢語學科建設和漢語國際傳播進入到良性發展軌道。
關鍵詞:
國際漢語;學科建設;國際傳播;研究
隨著中國的經濟迅猛發展,漢語也開始走向世界,對外漢語教學時代開始轉型為國際漢語教學時代。故此,為讓更多的人學習漢語,就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國際漢語學科。探究在漢語傳播中國際漢語教學起到的作用,目的是希望更多的同行參與到漢語的課程研究和文化傳播中,滿足學科建設要求,并通過研究漢語國際傳播模式,為漢語的推廣工作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
一全球時代下的國際漢語教學
20世紀末信息技術的逐年發展,全球背景下經濟一體化趨勢日益完善,加速了全球的一體化進程。世界上很多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間的聯系日益加深,漢語的跨文化和跨國界傳播變得更具可能性,而中國經濟的發展也讓這一發展變得更具現實性。我國在20世紀的下半期就開始保持經濟社會的強勁增長,改革開放讓我國打開國門,世界人民開始了解中國,中國也開始接觸世界。語言就成為彼此間交流的載體,且與社會的生活和生產密切聯系。世界看到中國市場的強大潛力,所以逐步了解中國,與中國建立各類經貿往來,漢語也就成為國際間交往和貿易往來的必要工具。經濟的全球化發展,必然讓世界各族文化相互交融在一起,故此中國的傳統文化在世界范圍內的地位和作用更顯重要。德國的語言學家就曾在《語言與人類精神》中提及,與一個民族相伴的事物很多,比如居住的地點、氣候、宗教和國家的想法都能在很大程度上與民族產生分離,但是只有語言是民族特有的印記,是民族的靈魂,與民族的存在密不可分。漢語是世界上所有漢民族共同使用的語言,并承載著華夏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標志著中華民族的特征。
二國際漢語教育與之相適應的國際漢語學科
對外漢語教學開始進行國際化的發展,其中對外漢語教學要本著與時俱進的理念,逐步轉型為國際漢語的教學學科。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就建立自己的對外漢語學科,并在此期間飛速發展,形成自己獨有的理論系統,通過方法的研究,推出大批獨有的科研成果,并建立本科、碩士、博士三個層次完整人才培養體系,這能為中國的對外漢語教學提供人才支持。國家漢辦從2003年開始就舉行“漢語橋工程”要求對外漢語逐步向著國際化轉型?!稘h語橋工程》明確提出將集成、創新和跨越看成是對外漢語教學的主要戰略發展方向,即集成一切可用的資源和要素,采用創新發展舉措,滿足漢語教育的跨越式發展要求。在2005年我國首次在北京舉辦漢語大會的推廣動員工作,與會的國家多達66個國家的300余位代表,通過此次大會進一步推進我國的國際漢語推廣工作,并逐步進入到高速發展階段。會議里面提及到的“六大轉變”,能夠進一步加快我國對外漢語向國際漢語教學的轉型速度。自2006年以來,我國的對外漢語教學已經開始逐步進入到國際化發展新趨勢,相關部門也在政策推行上加大力度。針對我國的漢語教學推廣多集中在國內的狀況,提出改革現有工作方式,調整工作重點,轉變傳播思路的新模式,其中轉變要從以下六方面入手:第一,要求對發展戰略做出變更,對外漢語教學走出國門,逐步向國際化形式發展;第二,工作重心進行轉移,傳統的漢語教學是要求外國人“走進來”,但是現在的工作重心是我們“走出去”;第三,推廣理念是要求漢語教學符合大眾化、普及型目標;第四,推廣的機制主要從教育系統的內部向著外部轉化,并借助于政府和民間的力量共同推進其發展;第五,推廣模式主要從政府主導的模式逐步轉為政府推動的市場運作模式;第六,教學的方法也要發生變革,從紙質的教材面授逐步轉為使用現代化的信息技術,開展多媒體網絡教學為主體的系統化教學模式。這六個轉變簡單總結起來主要有三個層面的意思:體制、機制、對象。主要是將原有的“請進來”模式進行變革,讓教師走出去,到所在國家任教傳播漢語語言和文化;由于請進來的人員數量畢竟有限,能夠來中國學習漢語和文化的留學生和學者的數量相對較少,但是走出去則全然不同,即能在當地傳播中國的語言和文化,并讓更多的人了解中國語言和文化的博大精深,將會吸引更多的人學習中文,漢語傳播的目的也就達到了。我國現在開始在各地建設“孔子學院”致力于傳播中國文化,通過文化讓更多的外國友人愛上中國的風土人情和語言,更多的人使用中國語言更能加快中國文化的傳播深度和廣度。故此,這種走出去的教學模式十分可取,有助于漢語教學逐步轉型為國際化的教學模式。
三漢語國際傳播的研究
(一)漢語的推廣、國際傳播和漢語教學間的區別與聯系
關于漢語的推廣、國際傳播和漢語教學之間的關系是具有聯系和區別的一組概念。它們的共同之處都是要讓漢語走向世界。漢語的推廣,是將漢語文化傳播看成一項事業,更是以漢語為母語的國家—中國,正在努力地將自己的語言傳播給世界,讓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國語言的行為,是一種主動的語言和文化傳播方式。這一術語多用在官方使用,能將漢語傳播的主動性體現出來,使漢語傳播更為廣泛,但是也會產生“文化侵略”的負面影響。最近幾年在大型的國際活動中,正式的書面報告中已經很少提及。漢語國際傳播則是一個較為中性的詞匯,主要反映當前漢語逐步走向世界的時代性特性,并能將學科的特點彰顯出來,從而為學科的發展擴充提供更為廣闊的學術空間,這是學術界普遍公認的國際漢語教學的分支學科。國際漢語教學主要是研究漢語的學科的專業研究性詞匯,可以將其看成學科目錄中的二級學科,是漢語國際傳播的上位學科,漢語國際傳播也是其下屬的包含內容,是構成國際漢語教學的主要部分。
(二)漢語國際傳播的研究領域
1.漢語國際推廣的戰略研究
有關漢語國際推廣的戰略性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幾方面內容:國際漢語推廣的總體戰略發展要求、國別戰略和孔子學院的戰略布局。漢語國際推廣的總體戰略布局是構成國家戰略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與國家的外交策略相一致,并要適應國際間的經貿往來,具有超前性的特征??傊嘘P漢語的國際推廣戰略是主要研究漢語國際推廣實踐性意義的。
2.漢語國際傳播中國別問題的研究
漢語國際傳播中國問題的主要內容是教育的體制、語言的政策、國家間漢語傳播的政策。漢語國際傳播的成功與否直接體現在國民漢語教育程度上,因而就應不斷的研究漢語傳播中不同國家的教育體制,從而努力促使漢語教育進入到國民教育的新發展系統中。漢語的國際傳播主要是讓國家間語言和政策文化相統一,并能細致的研究國家語言政策和文化組成部分,做到知己知彼,才能滿足傳播發展的需求。國家間的漢語需求調查明確的標明漢語國際傳播的重要性研究中需要強化各國間漢語的需求量調查,借助定量和定性的方式,制定科學合理的戰略發展要求。
3.漢語傳播中的本土化和軟實力研究
各國漢語傳播中對漢語教學產生影響的因素是:本土化的教材、教師和教學的方法。不同的國家受到該國教育體制的影響對漢語的教材使用、教師配備和教學方法上使用都有著該國的“烙印”,所以在不同國家開展漢語教學的方式和方法都不同。近年來隨著漢語學習人數的逐年攀升,本土化的漢語教材和教學模式,以及教師的素養就成為漢語教學模式研究的重要因素。語言傳播有助于提升國家的軟實力,但是傳播中需要借助于何種方式進行傳播是值得深究的問題。有關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爭取對國家漢語國際傳播事業的投入能產生較為積極的作用。
四結束語
漢語能夠走向世界是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更是世界各國的需要。中國具有世界上六分之一的人口總數,也是亞洲最大的消費市場,其經濟發展前景無量,世界各國要想尋求經貿的發展與往來,就要重視中國市場,漢語就成為進入到中國市場的“敲門磚”。漢語教學的主要場所已經從國內轉移到世界各地,當前成立漢語教育學科已經是迫在眉睫。但是長期以來漢語教學的開展多集中在國內,人們有關漢語教學的研究也多集中在對外漢語領域,甚至部分研究均集中于漢語的本體研究,與當前國際間的漢語教學需求極為不符。因大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還可以培養和加強當代大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更好的保護、復興和傳承民族文化,因此,如何整合和利用河北省地域民間藝術資源,對推動藝術院校對民間藝術的研究和培養民間藝術人才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是高校藝術專業教學和改革的重要內容。
作者:焦占威 單位:河北工程大學
參考文獻
[1]佟利平.本土民間藝術專業人才培養的現實意義及方案研究[J].中國電子商務,2013(10):260-260.
[2]袁玲.高師民間美術人才培養體系建設初探[J].美與時代:下,2012(3):122-123.
[3]馬越穎.河北民間美術引入大學校園的調查與分析[J].戲劇之家,2014(12):140-140.
[4]王勝彩.河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民間美術資源調查研究[J].傳奇:傳記文學選刊,2012(3):69-70.
篇6
論文關鍵詞:韓國;公平;教育
教育公平是社會和諧的標志之一,任何國家都致力于教育公平。我們說教育公平出了些問題,主要體現在兩個主要的方面:一方面,是對公平沒有一個較為客觀的認識,在認識上有些不一致;另一方面,是在一些教育制度和政策上還有不少需要改進的地方。有些群體可能由于政策制度方面的原因,能夠享受到一些較為合法優勢,一些人可能在制造了不公平以后,也沒有受到任何制裁和制約,沒有付出這些人所應承受的代價。為此,我們應通過一些政策和制度的不斷改進,讓不公平被壓縮到最低限度,讓我們這個社會的群體享受到盡可能多的教育公平。筆者認為,教育的公平是參與機會均等的起點公平,更重要的是能否讓有能力的人接受與其自身情況相一致的教育,只要做到這兩點,教育結果就會更加公平一些,教育公平也就會得到大家基本認可,從而發揮好教育公平促進整個社會公平的作用。
一、韓國推進公平教育的經驗分析
韓國以法律形式在教育法第一條對其教育的基本方向和目標作了較明確的闡述,韓國教育的目的在于協助所有的人完善其個人的品德,培養獨立生活能力和取得能參加建設國家和促進全人類繁榮活動的公民資格。
1.調整教師隊伍,謀求教育公平。韓國從教隊伍建設人手,謀求教育公平。韓國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教師進行流動教學的義務性,嚴肅地規定一名教師在同一所學校連續工作的年限,這樣來看,整個教師隊伍就處于動態的流動狀態之中了。韓國還制定了完善的教師定期流動制度,從而使教師流動操作起來更有規范性。整個教師流動過程都是公開、透明的,同時韓國以法規的形式規定教師流動的定期性,依靠程序的制度化操作保障教師流動的公正、公平和合理,以法律作為實現教育公平的有力保障,防止流于形式,形成一套既完善又有效的教師定期流動輪換制度。這一制度已在韓國不同地區實行多年,得到了科任教師和校長的認可。韓國政府在待遇上給予教師流動以很大的支持。韓國教育部規定,教師無論在哪所學校,經濟待遇及各項福利不能改變,而且隨著教齡的增長,待遇也會相應地增加,因而教師定期輪換流動制在韓國實行的情況較好,給韓國教育公平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無論是從教育公平理念的角度看,還是從學校、教師的發展角度來看,韓國教師定期輪換流動制是必要的。從學校這個層面來看,教師定期輪換流動制有利于保持學校之間教師隊伍的年齡結構、專業結構等結構的相對合理。從教師這個層面來看,有利于保持教師對工作環境的新鮮感,激發工作熱情,最大限度地挖掘教師自身的潛能,從而提高教師的業務能力,更好地進行施教。
2.依靠不均衡投資,謀求教育公平。為了促進落后地區教育的發展,韓國政府在不同地區的教育投入有其不平衡性,他們優先把資金投入到落后地區。以推進初中義務教育為例,韓國政府在推行初中教育時,他們確定免費的順序首先是由偏僻較為貧窮的農村、島嶼開始的,以此為開端,再向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推進。從總體上來說,他們的教育投資采取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式。正是通過這種不均衡投資,韓國政府力求最大限度地來保證了國民教育機會的均衡性。
二、我國教育公平存在的問題
1.具體教育政策上存在一定問題。就教育公平而言,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機會,二是人人都能公平接受高質量的教育。從實踐來看,我國目前接受基礎教育的入學方式主要是行政劃片入學。行政劃片入學方式的產生是為了在客觀上營造一種公平氣氛,試圖通過強制手段來淡化人們的“重點”意識,以此來保證所有學生入學的公平,但這樣做的結果恰恰在某種程度上損害了教育公平。同是接受義務教育,由于所處地段不同和所在學校教學質量不同,有的人能接受高質量的教育,有的人則只能接受低質量的教育。顯然,實行行政劃片的入學方式會導致那些天資優異、成績好的學生僅僅因為所居住的地段關系,而只能進入師資比較薄弱的學校,這種情況很可能會導致這些學生因受學習環境的影響降低對自己的要求,使其動力不足,淡漠對目標的追求,這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不公平。事實上,行政劃片的方法并不能真正杜絕目前在基礎教育中頗遭人非議的擇校行為,一些家庭背景較特殊的學生,仍可以通過種種辦法達到進入重點學校的目的。因此,對那些天賦較好、成績優異而又無特殊家庭背景的學生來說,便顯得很不公平。
因此,要較好地實現教育公平和教育機會均等,關鍵是加大對落后地區的支持,提高落后地區的教育水平。作為同一地區的來說,要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學生的升學制度,在占有優質教育資源上做得更加公平些。
2.經濟發展戰略方式選擇存在一定問題。依據區域發展的梯度推移戰略,我國東部沿海地區依靠自身發展所固有的優勢和國家所給予的帶有明顯傾斜性質的優惠政策。但同時也應清醒地看到,運用梯度推移的戰略,在極大地推進了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同時,也導致地區之間經濟發展差距的進一步擴大。隨著東、西部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的拉大,西部地區的教育注定要為梯度推移發展戰略付出沉重的代價,進一步拉大與東部沿海地區的差距。無論是教育投資的絕對數,還是每年在教育上的投入的增長幅度,東部地區都遠遠地超過中部和西部地區,造成教育發展的不平衡。 轉貼于
三、韓國推進公平教育的經驗對我國的啟示
構建和諧社會,我們需要教育公平,但教育公平的實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整個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推進。在現階段我國經濟文化發展水平有限的條件下,我們可以借鑒韓國公平教育經驗,不斷完善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政策和教育政策,依靠制度的改進和社會政策的不斷調整,促進教育公平,應是最現實、最可行的有效選擇。
1.著力加大對落后地區的投入。國家應對教育經費作出統籌安排,建設起公平合理的教育撥款體系。在教育資源配置方面。改革政府教育資源投入配置模式是與增加教育投入相對應的。國家在增加教育投入的同時應改變當前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模式,做到義務教育經費的統籌配置,避免由于地區發展的差異,制造教育差距。
為了進一步促進教育公平,在教育資源總量一定的情況下,我們應以改革促公平,進一步調整教育資源的配置方式。調整教育資源配置方式的基本方向,推動公共教育協調發展。堅持公共教育資源向農村、中西部地區、貧困地區、邊疆地區、民族地區傾斜,逐步縮小城鄉和地區間的教育發展差距。統籌城鄉教育發展,堅持農村教育重中之重的地位,國家財政新增教育經費主要用于農村。通過多種政策和制度,促進基礎教育辦學條件包括辦學經費、師資水平、設備條件等的均衡化,使一定范圍內的適齡青少年享受到質量大體一致的義務教育。
2.著力推進教師流動制度。影響基礎教育均衡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師資問題。作為我國來說,為實現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質量,我們應借鑒韓國的形式,讓優秀師資流動起來。
現在,我們面臨的實際情況是,因對口支援的教師數量有限,教師定期輪換流動制在個別地區試行外,各地還沒有建立起教師定期輪換流動制度。由于我國每個地區的文化、經濟發展等差異,以及在同一城市內重點學校、一般學校、薄弱學校教師間的實際收入也存在顯著差距,因而實施教師定期輪換流動制存在不少問題。我們應該通過階段性目標,來實現教育公平的發展目標。為此,有必要借鑒韓國實施教師流動制的經驗,總結國內實行教師流動制的地區的經驗與教訓,進一步完善有關的政策法規,逐步建立一套完善的教師定期輪換流動制度。
3.著力縮小校際教育差距。時下的重點學校制度正在成為擴大校際差距的一項制度。一些建筑豪華的重點學校,與教育應有的教育功能很不一致,加劇了納稅人的教育負擔。新一輪的創建“示范?!狈脚d未艾,很多地方熱衷于建示范性高中,動輒投資億元打造一所重點高中。目前,國內重點高中學校的硬件條件早已超過國內的重點大學的一些硬件設施,而且有些還超過發達國家公立中小學的水平,與發展中國家的國情很不適應,這是很沒有必要的,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我國基本國情。
篇7
關鍵詞:網絡虛擬世界Second Life;海外漢語教學;對外漢語教學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搖文章編號:1674-9324(2013)50-0103-03
一、引言
近幾年來,美國三維網絡虛擬世界Second Life的不斷發展和在教育領域的推廣應用引起了海外漢語學界的極大關注。研究者們紛紛在Second Life中創設虛擬學習場景,組織漢語教學實驗,得出了不少研究結論和心得。本文擬在介紹這些實驗研究的基礎上,就其對我國對外漢語教學的啟示及應用前景做進一步分析和探討。
二、Second Life簡介
Second Life(第二人生)是美國林登實驗室研發的大型多人在線三維網絡虛擬世界,2003年開始試運行。隨著全球主流媒體的持續推介和自身的不斷發展,近些年Second Life的注冊用戶成幾何倍數增長,目前已突破千萬,成為全世界最受歡迎的網絡虛擬世界。Second Life由一片虛擬大海和數以萬計的虛擬小島(Virtual Island)構成,在小島上有用戶設計構建的虛擬城市(如紐約、莫斯科等),內設民居、花園廣場、購物中心、飛機場、圖書館等城市設施;也可以營造山河湖波或景點(如自由女神像)等。Second Life的用戶稱為“居民”,“居民”們可以定制自己的虛擬化身(性別、相貌、身高、膚色等),操縱虛擬化身從事與現實世界中一樣的漫游、交流、購物、學習等行為,度過現實世界之外的另一種人生。
Second Life就其本質而言,屬于網絡虛擬社區的一種。與其他類型的虛擬社區不同的是,Second Life秉承Web2.0時代“用戶參與創作”的理念,即用戶既是使用者,同時也是生產者。Second Life的開發工具不僅對管理者開放,也向所有用戶開放。用戶只要付費租用相應面積的虛擬小島,就可以任意地定制自己需要的三維虛擬環境。因此,Second Life也可以被視為一種三維虛擬環境模擬平臺,借助該平臺可以實現用戶的各種自由想象和創意,進行自主設計。為此,Second Life提供了一整套功能強大但操作簡易的林登腳本語言,使用戶借助菜單即可快速定制一個虛擬環境。Second Life的這種理念極大激發了網民的創作熱情,一個又一個富有特色的虛擬環境被創造出來。這種創作熱潮很快波及到其他領域,如傳媒機構(BBS)、公司(微軟)甚至政府部門(美國疾控中心)都紛紛在Second Life創設虛擬環境,推銷自己的產品或進行各種宣傳工作。
隨著Second Life的影響力日益增大,越來越多的教育機構也認識到它的教育價值。據林登實驗室統計,迄今全球已有超過700多個學?;蚪逃龣C構入駐Second Life,創建自己的虛擬校園、圖書館、虛擬課堂,其中不乏一些全球知名院校,如劍橋、哈佛等。近幾年,研究者們開始致力于進行各種學科領域的教育教學實驗研究。從近些年的研究成果來看,Second Life主要涉及信息科學、圖書管理、美術教育、醫療護理教育、媒體素養教育、跨學科交流及語言文化教育等領域。經過一段時期的探索實踐,教育界已就Second Life的教育應用價值達成了初步的共識:Second Life融合了網絡虛擬社區和在線游戲等諸多概念,為信息時代的教育教學提供了一種積極的、沉浸式的學習環境,完美體現了主動參與學習和情境學習的理念。Second Life環境的文化多元性,交互的拓展性和豐富性,情境的多樣性,場景和對象的真實性都為教與學模式的創新提供了有利條件,其推廣應用有助于現代教育技術范式的變革,實現信息時代的“全浸式”數字化學習。
三、基于Second Life的海外漢語教學研究
Second Life在教育領域的推廣應用也引起了海外漢語學界的極大關注,自2007年起陸續有漢語專家及教師進入Second Life組織教學實踐,其中較有代表性的相關研究包括密歇根州立大學孔子學院營造的中文學校,澳大利亞蒙納士大學創建的“中國島”(Chinese Island),以及俄勒岡大學組織的虛擬中文夏令營。
2007年,密西根州立大學孔子學院的教師和專家們在Second Life中修建了第二人生中文學校。該中文學校包括虛擬的辦公室、公寓、餐館、茶室、商店、教室、圖書館和停車場等。2008年,第二人生中文學校開設了中文101和102課程,修習該課程的學生可以在現實世界里得到相應的學分。在第二人生中文學校里,強調按照社會學習理論進行語言學習,側重在虛擬環境中進行文化生活體驗,通過參與諸如公寓拜訪、品嘗綠茶和茶,參加宴會、購買玉石饋贈朋友等具有濃厚中國文化色彩的社會生活來促進語言的習得,潛移默化地實現語言的社會化。另外,該虛擬環境還提倡進行合作性學習和探索性學習,例如學生會被要求在博物館中尋找一把迷失的古劍等。美國其他學校的漢語教師也加入了第二人生中文學校的實驗研究。例如2009年,美國西東大學的陳東東組織兩個初級中文班,共30個學生進入第二人生中文學校進行教學實驗。該項實驗為期一個學期,共16周。在此期間,學生們需要進入Second Life完成8類任務,包括Second Life的操作訓練,練習發音,尋找漢字及其字根,練習做自我介紹,問對方愛好,做客等。例如在任務5中,學生需要進入虛擬公寓,親身體驗并學習關于家具、房間物品的詞匯。學生點擊虛擬物品,系統出現相應的詞匯拼音及發音,同時練習“這是什么?”“那是什么?”等句型。學生的談話會被系統記錄,供教師點評和修正。在實驗結束后,教師就學習情況和體會對學生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學生對使用Second Life學習漢語表現出了極大的積極性,情境學習的模式有助于學生進行有意義的交流,漢語學習富有建設性、娛樂性和探索性,多數學生建議繼續進行類似的教學實驗。
澳大利亞蒙納士大學于2007年在Second Life購買了一個虛擬島嶼,中國研究系的Scott Grant等人在學校的虛擬島嶼上建造了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書院,例如書院門口貼有門神圖案。另外,還建造了茶館、醫務室、旅游社、商業街、蔬菜市場等虛擬設施供情景教學使用。2009年中國研究系又建立了一個專門用于中國語言文化學習的島嶼“中國島”。在該島上建立了飛機場、火車站、房地產中介公司等虛擬設施。中國島中的教學活動大致可分為三類:(1)針對一、二年級初級或中級水平的學生設計的活動,提供接近真實的中國情景讓學生練習并拓展在課本中學到的詞匯、句子及文化知識。比如,在學習交通相關話題時,學生可以在“中國島”的火車站、飛機場練習買票、上車、登機,并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告知中國朋友自己所乘車次/航班及到達時間。在學習身體健康、就醫相關話題時,學生可以在虛擬醫務室練習課本中學到的詞匯句型,練習掛號、填寫病歷卡、向醫生描述癥狀、聽藥方、購藥等活動。(2)針對三年級中高級程度的“中文媒體課”,學生需要在Second Life采訪來自中國、美國、新加坡說漢語的人。該類活動先在任意地點進行,隨后被采訪人會被請到中國島專為該課建立的電視采訪室接受較為正式的訪談。隨后,學生需要把采訪內容寫成書面新聞報道,在虛擬的電視臺錄播。(3)設立可適用于任何年級的課外聊天室,邀請水平較高的學生在特定的時間段進入聊天室,和其他學生通過聲音或文本聊天,幫助初級班的學生練習與課本有關的內容。自2008年開始使用Second Life教學以來,中國研究系己有超過400多個本科生使用過該虛擬空間學習中國語言文化。
2009年,美國俄勒岡大學第二語言應用研究中心在Second Life中舉辦了“我的中國村”虛擬中文夏令營活動,該項目得到了美國國家安全教育項目的資助。組織此次夏令營的目的是幫助美國中級水平漢語學生進一步提高漢語水平,為此項目組在全美范圍內征集漢語學習者,通過電話測試和水平測試等手段確定學生的漢語水平。同時,項目組還邀請了蘇州大學的一些學生做志愿者,協助活動的進行。夏令營的主題是環境保護,為期四周,每天在Second Life中活動兩個小時。第一周的主題是水危機,夏令營的參加者相識后,由志愿者為學習者介紹太湖乃至全球的水危機情況,并在虛擬中國村的大屏幕上進行有關水危機的問答。第二周,志愿者模擬采訪了蘇州官員和市民關于太湖水問題的看法,學習者可以提問,還可以參觀Second Life里創設的了解生態生活和可持續性發展的虛擬環境。第三周,參加者以小組的形式討論如何將“我的中國村”變成可持續發展的城市,涉及話題有交通,廢物利用,水土利用,低碳排放等。經過充分討論后,每個小組選出代表進行演講比賽,項目組聘請了漢語教師志愿者作為評委為小組的演講打分,其他參加者也可以為他們喜歡的小組投票。在討論中出現的一些富有創意的想法,如風力發電等,可以在“我的中國村”付諸實施。第四周活動的重點是加強夏令營參加者的歸屬感,引導他們自主進行一些學習活動,使他們成為夏令營真正的主人,以促進“我的中國村”項目的可持續性發展。
四、對我國對外漢語教學的啟示及應用前景
1.網絡虛擬世界滲入對外漢語教學已成大趨勢。當前,隨著我國國際影響力的與日俱增,世界各地的漢語學習者的人數飛速增長,傳統的對外漢語教學規模已無法滿足漢語及漢語文化國際推廣的需求。從師資狀況來看,據國家漢辦估計,當前全世界需要約500萬名漢語教師。為此國家漢辦采取了派遣志愿者的方式,向世界各國派出了大批漢語教師,甚至連各種外語教師也參與其中,但仍無法滿足各國需求。從學生方面來看,受時間、空間的限制,大部分漢語學習者無法來到中國學習。為此國家漢辦自2004年起開始在各國建立“孔子學院”,旨在提供規范的漢語教學,但為數不多的孔子學院很難把漢語及其文化推廣至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網絡虛擬世界為解決上述對外漢語教學存在的問題提供了有利工具。從國外相關研究來看,網絡虛擬世界沿承了遠程教學的優點,即可以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組織漢語教學。國內的漢語教師及外國學習者不用走出家門,即可利用網絡進入同一虛擬空間,組織各類學習活動。這種虛擬學習無時不有,無處不在,使對外漢語教學的大眾化、普及化、終身化成為可能。國外研究表明,網絡虛擬世界滲入漢語教學已成為大趨勢,對外教師及專家應適應這一趨勢,積極利用Second Life等三維虛擬環境平臺創設漢語虛擬學習環境,組織教學實驗,使網絡虛擬世界真正成為漢語國際推廣和傳播的有效工具。
2.網絡虛擬世界的應用有利于推動對外漢語教學模式的革新。當前,對外漢語教學總體上仍在沿襲傳統的“知識灌輸式”和“說教式”教學,使本就復雜難懂的圖形文字和聲調更加令外國學生產生畏難情緒,可以說陳舊的教學模式已成為當前提高對外漢語教學質量和漢語國際推廣的主要障礙之一。教學模式的革新依賴于教學理念的創新,同時也離不開理想學習環境的支持。建構主義認為,應當讓學生個體與他人或外部環境充分相互作用,從信息的被動接收者變為積極的知識建構者。為此,必須給學生提供足夠吸引力的環境來參與學習活動,提供適當的工具來運用知識。海外漢語學界基于Second Life的教學實驗表明,網絡虛擬世界中的漢語學習突出體現了教育與現實世界之間的聯系。由于具備了知識產生的具體環境(富含漢語及其文化的社會環境),使學生可以在仿真的活動中,通過觀察、體驗以及問題的解決,獲取真正有用的漢語知識和技能,進而獲得文化適應,完成知識的意義建構。因此,網絡虛擬世界的應用有助于對外漢語教學新模式的革新,使對外漢語教學從整體上向體驗學習、參與學習、合作學習和終身學習的混合式學習模式方向發展。
3.網絡虛擬世界為對外漢語學習提供了社會化環境。社會學習理論的基本觀點是知識和概念都只有通過社會化的運用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通過運用不僅改變了使用者對世界的看法,同時又適應了其所處群體的特有的文化信念體系。因此,學習的本質是個體參與社會實踐,與他人、環境等相互作用的過程。與此相一致,語言社會化學說也認為,兒童母語習得過程中,認知能力的建立與兒童的環境體驗和社會交際密切相關,語言習得過程與兒童個體的社會化屬于同一過程,在兒童個體的社會化過程中,許多社會文化信息,如社會習俗和規范、社會觀念和價值觀等都是通過語言的習得內化為學習者的知識系統的。因此,有效的語言學習不應當孤立地在課堂進行,而是應把語言、文化和社會行為的學習作為三位一體的連續性過程。傳統的對外漢語教學一般只局限于課堂之內,課堂教學的作用當然不可否認,然而其在各方面的局限性注定不能很好地體現社會學習理念,不利于知識向現實環境的遷移,也就無法實現語言的社會化進程。網絡虛擬世界輔助下的對外漢語學習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學生可以運用漢語直接參與、體驗中國社會文化生活,通過完成各類近似真實的生活任務,在與漢語本族語者群體互動合作的過程中逐步形成語言實踐能力,提高自身及語言社會化水平。從國外相關來看,網絡虛擬世界可以為漢語學習提供各類社會文化生活學習任務,包括旅游、購物、出行、拜訪、品茶等等,從而構成了近似真實的漢語社會化環境。在此類虛擬的社會化環境中進行漢語的社會化學習,無疑有助于提高國外漢語學習者的社會化水平,從而在總體上提高對外漢語教學質量,推動對外漢語教學向應用型教學轉變。
五、結論
海外漢語學界的相關研究表明,Second Life等網絡虛擬世界是提高對外漢語教學質量,推廣漢語及其文化的有效工具。雖然在對外漢語教學領域網絡虛擬世界還是一個新事物,但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普及應用,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漢語教師及專家關注、研究和使用網絡虛擬世界。
參考文獻:
[1]蔡蘇,余勝泉.從Sloodle看三維虛擬學習環境的發展趨勢[J].開放教育研究,2010,(02).
[2]劉士娟.Second Life及其在中文教學中的應用[J].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2010,(01).
[3]陳東東.Enhancing the learning of Chinese with Second Life[J].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2010,(01).
[4]余勝泉.從知識傳遞到認知建構、再到情境認知——三代移動學習的發展與展望[J].中國電化教育,2007,(06).
[5]尹洪山.從社會文化理論到語言社會化理論——二語習得研究的社會學轉向[J].青島科技大學學報,2011,(01).
篇8
【關鍵詞】教育收益率 明瑟收入函數 勞動力市場 收入
【英文題目】 Research on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China: A Review of Literatures and Implications
中國教育個人收益率研究:一個文獻綜述及其政策含義
本文的目的是通過對中國教育個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獻回顧,揭示教育與收入、收入分配及勞動力市場之間的關系。自從人力資本理論以來,對教育與收入關系的研究文獻汗牛充棟,對中國的研究自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亦是如此,并有多個視角,而基于人力資本理論的教育個人收益率的研究占據了一個重要位置。本文以下的內容首先說明了教育個人收益率研究的意義與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國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從制度和技術角度對教育收益率估計值的解釋、計量方法的改進對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響、與轉型期有關的中國教育收益率的特點以及教育收益率的變化特征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最后做了簡單的評述。
一、教育個人收益率研究的意義與方法
教育收益率研究的是教育作為一項個人(以及家庭)和社會(政府公共支出)投資的收益率的大小,可以分為個人收益率與社會收益率,本文主要關注的是前者。自從上個世紀50、60年代的人力資本理論以來,對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就非常重要。由于人力資本理論確立了把教育看作一項投資的基本理論模型,因而成為估算教育收益率的理論基礎。一般認為,對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有如下意義:
首先,教育收益率是評價教育生產力的一個有用的指數,它試圖回答的是:社會和個體是否應該在教育上投入資源?也就是說,教育收益率既可以作為評價一個國家或地區投入到教育中資源的判斷標準,提供資源配置效率的信息,又可以激勵個人和政府投資于教育。如通過比較教育的收益率與物質資本投資的收益率,就可以判斷一個國家或地區在教育上投資的多寡;再如根據大部分研究發現的教育收益率較高的值,這樣可以激勵個人和政府把更多的資源投資于教育。
其次,通過對不同群體、不同教育水平收益率的研究,可以判斷教育內部資源分配的合理性,包括男性和女性、農村和城鎮、以及各級各類教育上資源分配的合理性問題。
第三,在教育上的支出作為一項投資,要求取得相應的收益,而收益的高低能夠反映出教育投資對收入分配的作用、以及勞動力配置效率的高低。因此,了解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率有助于分析檢討收入政策、教育政策與就業政策的得失。
第四,對教育收益率的研究還有著重要的政策意義(Psacharopoulos等,2002)。這一領域的研究可用于指導教育體制和財政改革的宏觀政策制定,這方面的例子如英國和澳大利亞的高等教育財政改革。此外,具有創新的應用領域是用來評估一些特殊的項目。這方面的例子如印度尼西亞的“學校建設”項目、印度的“黑板”項目、以及埃塞俄比亞的“主要部門投資”項目。同時,根據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政府在公共政策設計上即要激勵個體提高人力資本上的投資,又要注意保證和資助低收入家庭的投資。
最后,研究教育收益率對于象中國這樣的轉型國家又有著特殊的意義。眾多的研究者將教育收益率作為判斷中國勞動力市場建設和經濟轉型程度的一個指標。如Appleton等(2002)通過對不同群體的教育收益率的比較以判斷中國城鎮地區是否已形成了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賴德勝(2001)認為用教育收益率可以判斷勞動力市場體制分割狀況;Zhao & Zhou(2001)則認為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提供了考察轉型期間資源配置以及認識社會制度改革程度的一個工具。
對教育個人收益率的研究依賴微觀數據。根據已有的文獻,研究教育收益率的方法主要有兩種:明瑟收入函數(Mincerian earnings equation,稱為明瑟收益率)和基于精確法(Elaborate Method)的內部收益率。此外,根據農村家庭的特點,研究農村教育收益率的學者又發展了一種方法:生產函數法(Jamison & Gaag, 1987)。由于精確法的應用依賴于教育成本與收益的準確數據,而現實中這些數據又難以獲得或難以估算,此外,生產函數法是應用于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農村地區的特殊方法,因而,應用精確法和生產函數法研究中國教育收益率的文獻還很有限,絕大部分研究應用了明瑟收入函數。本文以下的內容也以這種方法的介紹和文獻研究為主。
明瑟收入函數是由經濟學家明瑟(Mincer, 1974)根據人力資本理論推導出的研究收入決定的函數,該模型包括兩個基本的變量:教育和工作經歷及其平方,實證模型中教育變量的系數就是教育的個人收益率(明瑟收益率),其含義為多接受一年教育(不考慮教育水平)可引起的收入增加的比率。如果把基本收入函數中的連續變量——學校教育年限(S)分成一系列教育水平虛擬變量,就可以根據這些虛擬變量系數的比較確定不同水平教育的收益率。由此可見,明瑟收入函數其實是一個研究收入決定的模型,因而,研究者通常根據自己的研究目的,在模型中加入其他變量,如性別、地區、部門等。該函數包含了兩個基本的經濟概念:(1)它是一個勞動力定價模型或享樂主義(hedonic)工資方程,揭示了教育和工作經歷這些具有生產力特性的要素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報酬;(2)它代表了教育的收益率,可以與市場利率進行比較,從而決定人力資本的最佳投資水平(Heckman, et al, 2003)。
對明瑟函數有眾多的評論,如Psacharopoulos, 1994; Schultz, 1988; Strauss & Thomas, 1995; Card, 1999;賴德勝,2001;Heckman, et al, 2003;等等。雖然后來的學者對此種方法多有批評,然而,由于這種方法簡單容易,成為研究者使用最多的方法(Psacharopoulos, 1994)。
二、中國教育個人收益率的基本特征
從所能看到的文獻來看,最早的對中國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應該是Jamison & Gaag在1987年發表的文章。初期的研究樣本數量及所覆蓋的區域都很有限,往往僅是某個城市或縣的樣本。而且在這些模型中,往往假設樣本是同質的,模型比較簡單。在后來的研究中,樣本量覆蓋范圍不斷擴大直至全國性的樣本,模型中也加入了更多的控制變量,并且考慮了樣本的異質性,如按樣本的不同屬性分別計算了其收益率,并進行比較。這些屬性除去性別外,還包括了不同時間、地區、城鎮樣本工作單位屬性、就業屬性、時間、年齡等。下面概況了研究的主要結果。
1. 城鎮與農村的比較
由于中國勞動力市場明顯的二元體制,對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區分了農村與城鎮。對這兩類樣本是根據戶口屬性來定義的,而不管其在城鎮還是農村工作。從計算的結果看,在城鎮地區,最低的值為0.75%(邵利玲,1994),最高值為11.5%(Zhang & Zhao, 2002),應用1995年以前數據的絕大部分研究計算的收益率在6%以下;在農村,最低值為0.7%(Gregory & Meng, 1995; Li & Urmanbetova, 2002),最高值為6.4%(Brauw, et al, 2002),絕大部分研究的收益率在5%以下。
可以看出,農村個體的教育收益率要明顯的低于城鎮居民,這從同時含有農村和城鎮居民樣本的研究中可以更加明顯的看出這一點。如李實和李文彬(1994)用1988年全國數據的估計表明,城市個體收益率比農村個體高出近2個百分點,而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李春玲,2003),2001年兩者的差距達到了7個百分點,說明這一差距有隨時間逐漸擴大的趨勢。
城鎮和農村的教育收益率差異的另一個特點是,在教育和工作經歷這兩個變量對收入決定的解釋力上,農村的模型要明顯低于城鎮模型。大部分的研究發現農村雇傭勞動者總收入差異中不足10%是由教育和工作經歷這兩個因素造成的,而城鎮樣本大多在20%以上。這一結果再次驗證了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二元體制特征,以及農村勞動力市場的發育程度遠遠落后于城鎮勞動力市場。
2. 收益遞減還是遞增?
根據新古典經濟理論中投資邊際報酬遞減規律,教育投資也應表現出相似的特點。事實上,對世界其他國家的研究也驗證了這一規律(Psacharopoulos, 1994),即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收益率表現出下降的趨勢。然而,對中國的研究出現了相反的結果。一個證據是,眾多研究發現教育收益率從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李實和李文彬,1994;Wei, et al, 1999; 邵利玲,1994;Xie & Hannum, 1996;等)。另一個證據是把樣本按某一教育程度作為分界點,分別估計在這一點之上和之下個體的教育收益率,結果發現分界點之上的個體的收益率要高于之下的個體。如Brauw & Rozelle(2002)以及Maurer-Fazio & Dinh(2002)的研究都發現,小學或高中以上個體的教育年數的系數都高于小學或高中以下個體的系數;諸建芳等(1995)的研究表明,代表著中低等教育的基礎教育收益率為1.8%,代表著中高等教育的專業教育的收益率為3.0%;Li(2003)的研究也發現,中國的教育收益率盡管平均水平比較低,然而大學教育的收益卻要高于高中以前教育的收益率。Benjamin等人(2000)認為,在中國,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現遞增,是由接受高層次教育(高等教育)的個體比例較少造成的,其后果是,由于高層次的教育僅有少數人獲得,而教育收益率又遞增,這樣會加大收入差距。同時,收益遞增的原因可能與中國政府在高層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上對個人的大量補貼有關。
3. 隨時間的變化趨勢
在城鎮地區,教育收益率隨時間表現出明顯提高的趨勢。如Zhao & Zhou(2001)的研究估算的1978年的收益率為2.8%,相應的應用80年代中后期的數據計算的值達到4%,而90年代后的研究到5%以上;Zhang & Zhao(2002)應用了1988-1999年各年的全國數據更明顯的表現出這一規律,如1988、1994和1999年這三年的收益率分別為4.7%、7.8%和11.5%。此外,城鎮教育收益率隨時間的增長還表現為這樣一個特點:在1993-94年是變化最大的時期,93年以前的教育收益率緩慢增長,到94年迅速提高,之后又緩慢增長。在農村地區,由于收益率的值較低,隨時間的提高趨勢比較平緩,變化程度遠遠低于城鎮地區。
4. 教育收益率的性別差異
在眾多的研究中,男性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女性,唯一的例外是Maurer-Fazio & Dinh(2002)的研究結果。而且兩者的差異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擴大的趨勢,如于學軍(2000)的研究發現,1986年男女收益率的差異為2個百分點,而到1994年這一差距擴大到3個百分點以上。Zhang & Zhao(2002)的研究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男女教育收益率的差距先是略有減小,后又在逐漸擴大,這一差異從1988年的2.9%,到1992最低的2.4%,再到1999年差距最大的5.8%。女性較高的收益率為傾向于女性教育投資的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據。
文獻中對教育收益率性別差異的解釋有多種,一種解釋認為女性職工上學的機會成本低于男性,從而只考慮機會成本而不考慮直接成本的明瑟收益率會使女性比男性高(賴德勝,2001)。另一種解釋則基于兩者勞動時間參與上的差距,即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要低于男性,而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女性的能力要高于呆在家庭中的女性,而男性就沒有表現這一特征,從計量方法上講,在估計明瑟收益率時,忽略能力因素會高估教育收益率(見下文的解釋),因而女性的收益率會高于男性(Zhang & Zhao, 2002)。還有一種解釋是女性樣本中高一級教育水平的個體收入與低一級教育水平的之間的相對差距要高于男性(杜育紅、孫志軍,2003)。
5. 不同部門的教育收益率
在現實中,不同經濟部門勞動力市場中收入的決定因素不同,這會造成教育收益率的差異。幾乎所有的研究發現,在不同所有制結構部門中,一般是國有部門和公共部門的教育收益率都要低于私人部門。由于國有部門和公共部門的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市場化程度要低于私人部門,因而,市場化程度高的部門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市場化程度低的部門。這反映了不同部門中對教育回報的差異,也反映了教育的生產力效應發揮的程度上的差異(杜育紅、孫志軍,2003)。
6. 個體的其他屬性對教育收益率的影響
文獻中關注的個體屬性除去上面提到的性別外,還有年齡、工齡、戶口、找到工作的方式、就業屬性等。研究發現,年青人和工齡較短的個體的收益率高于年長者和工齡較長的個體(Maurer-Fazio, 1999; Li & Luo, 2002; Zhang & Zhao, 2002),通過競爭的方式(市場)找到工作的個體教育收益率高于通過(政府)“安排”的方式的個體(Meng,1995;Maurer-Fazio & Dinh, 2002)。若按戶口和就業經歷劃分,那些一直有工作(未“下崗”)的個體的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下崗后又找到工作的個體,最低的是下崗后仍未有正式工作的個體;城鎮居民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城鎮中農民工的收益率,另外,下過崗又找到工作的個體現在的收益率高于下崗前的收益率(Maurer-Fazio & Dinh, 2002;Appleton, et al. 2002)。對于戶口因素對教育收益率的影響也有相反的例證,如Appleton等人(2002)根據對1999年全國的城市中的數據研究發現,城市中兩類群體(城鎮居民和農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已經相差不大(前者為6%,后者為5.6%),并由此判斷中國城市的已經初步形成了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
7. 地區差異
中國教育收益率的地區差距也比較明顯,有的研究發現東部地區的教育收益率最低,而西部的最高,也有的研究發現中部地區的最高。但是總體的特點是西部地區的教育收益率起碼不低于東部地區,這為加強向西部地區的教育投資的政策提供了堅實的證據。
8. 國際比較
中國的教育收益率在世界處于一個什么樣的位置?根據Psacharopoulos等人(2002)的研究,90年代中后期世界平均的明瑟教育收益率為9.7%,其中亞洲國家的平均水平為9.9%,OECD國家為7.5%。以此比較來看,中國城鎮地區的教育收益率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要低于世界及亞洲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并且時間越往前,收益率越低;到2000年前后,這一數值開始接近并超過了世界及其他地區的平均水平。中國農村地區的教育收益率則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對較低的教育收益率的解釋:制度因素與生產技術條件
如上述,應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數據對教育收益率的研究都得到了比較低的值,尤其在農村更是如此,甚至有研究認為教育在中國農村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Zhao, 1997)。我們還不能懷疑數據的可靠性,因為,大部分研究使用了國家統計局協助下的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的抽樣調查數據。這些結果的一個隱含的政策意義就是,中國以往的教育投資的低水平是合理的,而且維持這樣低水平的投資水平也是合理的,應該把更多的資源投入到收益率更高的部門去。事實真是如此嗎?
近些年來,許多研究者從兩個視角專門對這一現象進行了解釋,一個視角是基于對勞動力市場的一些制度特征的分析,另一個是從計量方法上做出的解釋。這一部分主要討論前者。
制度因素對教育收益率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勞動分配體制和勞動力市場分割體制。勞動分配效率的低下和由于體制分割造成的勞動力市場的非競爭性和非流動性都會對勞動者的生產力產生負面影響,這樣,受過教育的個體的生產力無法充分發揮,或者是其所得報酬低于所創造的邊際產品的價值,必然會降低教育的收益率。
從這一角度出發,早期的一些研究側重于從理論上的解釋,并沒有實證檢驗。如Knight & Song(1991)認為較低的教育私人收益率與剛性的工資體制有關。李實和李文彬(1994)把較低的收益率歸結為城市的工資體制。鄔劍軍和潘春燕(1998)的理論分析也認為,中國城鎮的企業工資體制是基本不反映勞動者教育程度的差別的,這是中國個人教育投資回報率嚴重偏低的主要原因。賴德勝(2001)的研究強調的是勞動力市場分割體制造成的諸多問題。他認為,勞動力初始配置的行政化和非競爭性、勞動力的非流動性都會抑制配置能力和生產能力的發揮,從而都會造成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另外的一些研究則對制度因素的影響進行了實證檢驗。Fleisher & Wang(2002)通過比較中國企業中的生產工人和技術管理人員的邊際產品價值與實際所得報酬,發現技術管理人員的邊際產品價值要遠遠高于生產工人,而兩者的實際所得報酬則相差不大,由于技術管理人員的教育水平較高,而生產工人的較低,這樣,較高教育水平與較低教育水平的個體的邊際產品價值之間的比例要高于兩者所得報酬或收入的比例,同時,勞動力市場上還存在著體制分割與限制勞動力流動的政策,這些都解釋了較低的教育收益率。
如前述,文獻中對中國農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計值更低,這引起了更多的研究者的興趣。
Zhao(1997)認為,傳統的估計方法由于忽視了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即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對勞動力流動的限制)這一體制因素,因而低估了教育的收益率,特別是由于中國在城鄉之間存在著持久的收入差距,如果教育有助于農村個體克服進入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障礙,在明瑟收入函數中就不會捕捉到農村居民的教育水平的這一影響。以此為出發點,Zhao通過把勞動力市場分割因素引入到模型中,研究了在農業就業和非農就業的農村勞動力的收入,并估計了教育的收益率(稱為“遷移”收益率),結果發現,1979年的教育的遷移收益率為8.3%,而1985年的為4.3%,這一結果要遠遠高于同期其他研究結果。
李實和李文彬(1994)從農村要素市場的特點進行了分析,他們認為由于農民幾乎無法自主決定在大部分土地上種什么作物甚至種幾樣作物,多數出售的產品以低于市場出清的價格,通過國家控制的銷售系統進入市場,土地、化肥和勞動力投入通常是由行政手段而不是由市場決定的,所以,正式教育在確定投入-產出最佳結合方面作用不大。
關于教育在農村中的作用,Schultz(1964)早就指出,在傳統農業中,農民沒有應用技術的經濟激勵,許多農業技術會丟失,對農村勞動者的教育水平就沒有什么要求,教育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Rosenzweig(1995)進一步指出,教育投資并不是萬能的,其收益率依賴于技術革新以及市場和政治體制的改革。筆者把這一理論應用到解釋中國西部農村中教育的作用,認為傳統的農業生產技術占主導地位是造成家庭生產函數中教育的系數為負值的主要原因(孫志軍,2002)。
上述解釋對教育與農業生產之間的關系是合適的,然而,大多數教育收益率的估計采用從事非農勞務性活動的農村個體。對城鎮居民和城鎮農民工教育收益率的比較已經說明在勞動力市場上的二元體制是造成農村工資收入者較低教育收益率的原因。一些研究進一步從雇傭了許多農村個體的鄉鎮企業的生產技術水平和農村勞動力市場上的供求不平衡提出了解釋。Li & Urmanbetova(2002)通過對農村鄉鎮企業為主的勞動力市場上工資的決定及教育的收益的研究認為,在這樣一個勞動力市場上,由于鄉鎮企業數量較少以及經濟規模較小,勞動力相對過剩,因而在勞動力市場上形成了買方市場。這樣,勞動者在與雇傭單位確定工資報酬上就存在著劣勢,工人很難按其邊際生產力取得相應的報酬,在農村中的企業中,教育在工資結構中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然而,即使勞動力市場的供求不平衡是真實的,如果受過較高教育的勞動力生產力更高的話,他們也能得到較高的工資。這樣,較低的教育收益率還暗含了其他解釋。這其中農村企業的生產技術水平原始與落后就是一個因素,在這些企業中,教育根本就是不重要的,相反,工作經驗可能是一個決定工資的重要因素。
從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國教育收益率的低下不是由于教育投資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教育的生產力效應的發揮所需的制度和技術條件的限制而造成的。這種解釋其實植根于這樣一個假設,即作為一項資產的人力資本,如同物質資產一樣,其回報需要有相應的激勵機制,在受到充分的保護時,人力資本的收益率才能真實的反映出來,也即教育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發揮。
教育收益率的提高相應的會帶來教育生產力效應的發揮,因而上述解釋的政策意義就是,建立完善的勞動力市場,將會提高教育的收益率,進而提高教育的生產力效應。而對于農村地區,提升農業生產和鄉鎮企業的生產的技術條件也會起到相應的效果。
四、計量方法對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響
計量方法對估算明瑟收益率的影響主要是指測量方法的缺陷造成的估計的值偏離真實值。其依據是,由于基本的明瑟收入函數是用OLS估計的,這樣,從計量經濟學的角度看,由于解釋變量的復雜性和樣本的選擇問題而造成的偏差(bias)都會削弱這一估計方法的有效性,這會使得估計的教育收益率與真實值有較大的差距。對中國的研究絕大部分使用了該方法,這樣,OLS估計本身的問題和較低的估計值使得一些研究者從計量方法上考察對教育收益率估計中可能存在的問題。一些研究者認為,中國的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現較低的值,可能是方法上的原因造成的。
計量方法對明瑟收益率的影響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與樣本選擇有關的樣本偏差問題,第二類是與明瑟收入函數自身的缺點有關,第三類是變量的測量誤差。
1. 樣本偏差
樣本偏差包括樣本缺乏代表性以及截取樣本(Censored Sample)問題。沒有代表性的樣本會使收入和教育之間的測量關系變得更為模糊(Brauw & Rozelle, 2002)。這在許多文獻中都出現了這一問題,如一些研究的樣本僅限于經濟中某個部門(如,Meng, 1996; Gregory & Meng, 1995; Ho et al., 2001),這顯然是沒有代表性的。Becker (1964)曾警告說,如果僅僅是用一特定的樣本估計教育的收益率,其值將會是比較低的。
截取樣本主要是指一些樣本的被解釋變量的信息無法被觀測到,這部分樣本在估計時被簡單的排除在外。比如我們研究城鎮個體的教育收益率,我們知道的是那些有工作個體的實際工資,但是不知道沒有工作的個體的工資(“保留工資”)。這一問題更多的體現在農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計上。由于農村個體的生產活動方式有多種選擇,他/她們的“保留工資”更難以觀測到,而大部分研究使用的是僅有工資收入(或勞務收入)的樣本。在這兩個例子中,因變量(工資收入)是被截取的:沒有這部分樣本的因變量的信息。樣本選擇偏差會使估計模型是有偏的。而且,截取樣本偏差更可能高估教育的收益率。這一點也成為解釋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原因。針對這一問題,研究者通常采用Heckman(1979)提出的標準步驟來糾正這一偏差。
2. 明瑟收入函數的缺點
明瑟收入函數自身的缺點有多種,這些缺點多是忽略了模型中的一些變量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這些變量主要包括能力因素和學校質量因素。在估計模型中忽略能力因素而造成的有偏估計稱為能力偏差(ability bias)。一般認為,個體的能力往往是天生的,天生能力的差異會導致個體受教育水平的不同,兩者的關系是,能力越強,則教育水平越高,因而傳統的方法從理論上會高估教育的收益率。忽略學校質量因素對個體教育水平的影響也會造成有偏的估計。這里的關系是,學校質量與個體教育水平是正相關關系,也就是說,那些進入質量比較高的學校的個體的教育水平要高于質量低的學校的個體,因而,忽略學校質量因素也會高估教育的收益率。此外,傳統的明瑟收入函數還忽略了教育與收入之間的非線性關系。如果某級教育(如初中)后的收益率高于該級教育以前的收益率,那么結果會被低估。
克服能力偏差的影響的方法是在模型中直接加入能力的變量(Proxy Variable)或在計量模型上用工具變量法(IV),這些變量通常是些家庭背景變量,如父母教育、兄弟姐妹的教育等。
3. 測量誤差
測量誤差會低估教育的收益率。它首先表現在對因變量的測量上。傳統的明瑟收入函數中的因變量是指個體的收入,然而,它卻未指明收入的衡量單位。一般認為,對收入的衡量根據時間單位可分為小時工資率、日工資、月收入和年收入。由于精確度不同,因而采用不同的衡量單位會得到不同估計結果。特別是一些研究認為,教育程度低的人比教育程度高的人每天以小時計的工作的時間可能更長,這樣,相對于小時工資率而言,因變量中采用日工資、月收入或年收入都會低估教育收益率,原因是小時工資不會受個體每天或每月中決定工作多少小時的影響。此外,由于中國的經驗比較復雜,個體的收入由于有多種來源,如正式收入、非正式收入、實物等,這都會對測量個體收入的精確性產生影響,從而會影響教育收益率的估計值。
測量誤差的另一個方面表現在教育變量的測量上。在多數研究使用的數據中,教育年數是根據個體報告的教育程度結合中國的學制進行估計的,而并沒有準確的報告受過多少年教育的數據,這樣由于相同教育程度的個體,教育年限可能會不同,因而就會產生測量誤差問題。文獻中還沒有一個很好的辦法來準確的解決這一問題。
4. 研究結果
究竟上述各類測量偏差對估計教育收益率的真實值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近幾年來的一些文獻對此做了實證檢驗。
前面提到,對樣本選擇偏差問題的解決主要是用Heckman提供的標準步驟,即首先用probit模型估計一個勞動參與方程,然后計算出逆Mills比率,最后將這一比率納入到收入方程中。Zhang等人(2002)把這一方法應用到估計農村個體的收入方程中,結果發現,教育的系數變得不顯著且為負值,不過他們的模型中還加入了教育年限的平方。朱農(2003)的研究方法與此相類似,但是結果卻有很大的差異,他的研究結果表明,教育年限在參與方程和收入方程中都取得比較高的值。
Brauw & Rozelle(2002)對標準的明瑟函數做了一些修改,他們首先在收入方程中使用了Mills比率,因變量采用小時工資率,結果得到了一個比較高的教育收益率(6.4%),這一結果在所有應用農村樣本估算的教育收益率中值是最高的。為了進行對比,他們還分別采用其他一些研究使用的方法對數據進行了重新估計,并與他們的方法進行了比較,結果發現前者的教育收益率平均為3.8%,而后者平均為6%,這為計量方法對教育收益率的影響提供了堅實的證據。此外,Brauw & Rozelle還選擇了35歲以下的樣本,把學校質量因素和能力的變量納入收入方程(能力偏差),結果發現,沒有這些變量的方程中教育的系數要比有這些變量的系數高1個百分點,說明能力偏差可能有微弱的影響。此外,為了考察教育與收入的非線性關系,他們還把樣本分成小學程度以上和以下兩類,結果發現小學程度以下樣本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小學以下。在Maurer-Fazio & Dinh(2002)研究中也發現了相似的結果,說明若忽略教育與收入的非線性關系,會低估教育的收益率。
Li & Luo(2002)的研究重點考察了測量誤差和能力偏差的影響,并對兩者的效應做了對比。他們應用的方法是工具變量法,結果發現,用OLS估計的明瑟收益率要顯著的低于用工具變量估計的收益率,之所以會這樣,原因在于測量誤差(會低估收益率)的影響要大于能力偏差(會高估收益率)的影響。在Li(2003)的研究中,以年收入為因變量的教育收益率比以小時為因變量的約低1個百分點左右。然而,在Li & Urmanbetova(2002)研究中,卻沒有發現以上這些偏差對估計農村教育收益率顯著的影響。這說明,對計量方法對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的影響還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盡管如此,從以上研究來看,測量誤差的存在可能是導致中國農村教育收益率比較低的一個重要原因。
五、經濟轉型與教育收益率
從事經濟轉型與教育收益之間關系研究的學者關注的問題是,隨著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教育與收入之間的關系會發生怎樣的變化?或者教育的收益率是否會提高?這種變化的內在機制是什么?
對這一關系研究的基本假設來自于Nee(1989,1991,1996)的市場轉型理論,Nee指出,經濟轉型過程基本的變化既包括了更多的社會財富從再分配者(政府)向生產者的轉移,也包括機會結構和激勵機制的變化,同時,不斷強大的私營和混合經濟部門與企業家創造了新的機會結構,在這個結構中,經濟活動逐漸的通過市場機制調節,政府的控制則逐漸弱化。在教育與收入關系上,這一理論一個流行的假設是,市場改革越深入,人力資本(教育和經驗)就越重要,同樣,越直接地參與市場經濟,人力資本也就越重要(Bian & Logan, 1996)。Xie & Hannum(1996)以及Zhao & Zhou(2001)根據轉型理論和人力資本理論把這一假設概況成以下四個有待驗證的基本假設:
假設1:在轉型過程中,由于市場機制更直接有利于“直接生產者而不是再分配者”,生產力高的人將得到更高的回報,而教育是生產力最好的指標之一,這樣,經濟轉型將提高教育的回報率。
假設2:市場轉型理論預言,象政治資本等這些非市場因素相對于人力資本在收入決定中的作用會下降。如果兩者是相互依存的話,人力資本和政治資本都會隨時間的變化對經濟報酬有著持久和顯著的影響。
假設3:市場轉型理論認為,那些更為市場化的職業和組織中的教育收益率將會提高。
假設4:在非國有經濟部門中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國有經濟部門,并且國有經濟部門中的教育收益率也會提高。
經濟轉型一方面是一個制度不斷變化的過程,另一方面也是經濟增長的過程,基于此,許多研究者應用時間序列數據對上述假設進行了實證檢驗。
Xie & Hannum(1996)的研究首先發現了相反的情況。通過建立地區異質性模型,他們比較了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各地區的教育收益率,結果發現在經濟增長較快的城市里,并沒有發現較高的教育收益率,對此的解釋是中國城市地區還缺乏真正的勞動力市場。然而,他們數據的年份是1988年,因而這一結論推論到以后還有一定的限制。事實上,就如上文中對教育收益率隨時間的變化特點的描述中那樣,此后的多數研究都驗證了轉型理論的基本假設。
Meng(1995)的研究就認為,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和技術變革,教育在決定生產力方面的作用會越來越明顯,因而決定工資差異方面的作用也越來越大。Wei等人(1999)研究結果支持了市場化改革程度較深的地區的收益率越高,教育與收入的關系越強的假設。Zhao & Zhou(2001)詳細的分析了制度變遷與教育收益率之間的關系,認為,在改革期間,教育收益率確實在穩步的提高,特別是在市場機制作用更強的非國有經濟部門教育的收益率更高。Li(2003)把樣本分為三類,分別是1980年以前參加工作者、1980-87年參加工作者、1988-95年參加工作者,結果發現這三類樣本的收益率依次遞增,說明了中國轉型過程中教育收益率在不斷的提高。
應用農村樣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證實了轉型理論的假設。Li & Zhang(1998)的研究說明了制度特點對教育收益率的影響。他們應用1978年和1990年兩個省農村的數據,分析了農村改革前生產隊制度下與改革后的農村教育收益率的差異,結果發現,改革后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生產隊制度下的收益率,對此他們的解釋是,由于1977年和1990年樣本地區的農業生產技術條件相似,其他社會經濟條件背景也相似,因而,教育收益率提高主要是由于制度改革而不是技術革新造成的。Yang(2000)的研究認為,在農村改革過程中,教育在勞動力的重新配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家庭中教育程度高的成員能把更多的勞動力和資本投入到非農活動,更善于把握政策變化帶來的機會,而且可以應用更多的技能以充分發揮教育的生產力效應,這些都對家庭收入的增加起到積極的作用。Zhang等人(2002)也認為,在農村勞動力市場上,教育的回報隨時間的推移逐漸提高,一般是在改革的初期,教育對農村家庭收入的作用可能影響不大,而隨著改革的深入,這種作用會逐漸提高。
然而,對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Li(2001)以及 Li & Urmanbetova(2002)就認為經濟轉型的對教育與收入關系影響最大是城鎮地區,而在農村,由于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沒有形成,轉型過程對農村教育收益率的影響并不大。農村教育收益率低于城鎮的現實也表明,制度變革對農村中教育對收入的作用影響程度可能要低于城鎮地區??磥碇袊霓r民不僅在其他方面,而且在教育投資的收益上也要低于城鎮居民。
六、教育收益率與收入不平等
對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實質是揭示教育對收入的作用。如上述,中國的教育收益率還有許多與世界其他國家不同的地方。一個方面是教育收益率的遞增現象還比較明顯。而相應的是中國人口的總體教育水平比較低,特別是較高層次教育(大學)的人口比例更少,那么,這對收入差異又會產生什么影響呢?一個基本的假設是,如果教育收益率是正的或遞增,那么,如果高層次教育僅由少數人獲得,教育獲得水平的不平等程度會提高,這樣就會導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近年來的幾項研究關注了這一問題。
利用1988-99年中國六個省的城市居民的個體數據,Park等人(2002)研究了中國城市職工工資的不平等程度及其影響因素。他們首先發現這期間中國城鎮職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呈上升的趨勢,教育的收益率在不斷提高,而且初中教育收益率有所下降,而中專、特別是大學教育的收益率提高幅度最大,也超過了前者(也參見Zhang等人, 2002)。隨后,他們通過建立一個分解影響收入不平等因素的模型,在該模型中,包括了同時把教育數量和教育收益率兩個變量引入模型中,結果發現教育收益率對收入總不平等的貢獻超過了10個百分點,僅次于地區差距的貢獻。也即是說,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加大了城市居民的收入不平等。
在農村地區是否也是如此呢?利用華北和東北地區農村的家庭調查數據,Benjamin等人(2000)研究了農村教育收益率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關系。他們的研究首先建立在這樣一個基本判斷之上:農村村莊內的收入的不平等對總不平等的貢獻要高于村與村之間的不平等的貢獻;教育的收益率是正的,在教育收益率上村與村之間有顯著的差異;村內教育水平的不平等與村平均教育水平負相關。通過把教育水平和教育不平等(以村Gini系數表示)及交互作用項引入到收入不平等模型中,結果發現,教育對降低不平等的作用很低,教育水平的分布與教育的收益存在著正的交互作用,即教育收益率越高,教育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也越高。這樣,教育收益率越高的話,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而且,如果村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的話,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
以上結果似乎說明,教育收益率的正值及其隨時間提高的趨勢“幫助”了中國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的提高,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較高教育水平的個體比例較少的原故,因而,政府通過加大在教育上的投資,使更多的人能夠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不僅會提高他們的收入,而且還會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七、結論
對中國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不僅揭示了教育與收入及收入分配之間關系的變化特點,而且從方法上進一步豐富了教育收益率研究和經濟學理論,如計量方法、教育與收入關系的變化特點等等。綜上述,主要得出了如下基本結論:
1. 根據1997年以前的數據估算的中國城鎮教育收益率還低于世界和亞洲平均水平,之后的研究結果已經接近或開始超過這一水平,說明中國城鎮勞動力市場化改革的程度在逐漸完善。
2. 相比之下,農村的教育收益率還比較低,低于城鎮約3-4個百分點,特別是近年來有擴大的趨勢。對這一現象的解釋是勞動力市場分割以及農村生產技術條件的落后造成的。農村教育收益率的低下有可能會對農村居民的教育需求產生負面的影響,對于這一結論,還需進一步的實證檢驗。
3. 在中國,發現了教育收益率的遞增現象,由于這一現象有可能是由于經濟發展上的結構性扭曲和教育投資體制上的扭曲造成的,它將引起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因而需要政策上足夠的重視。
4. 在教育收益率估算的其他方面,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男性,西部地區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東部地區,收益率隨時間的變化逐漸提高。
5. 制度因素仍舊影響著中國居民教育投資的回報,市場機制在90年代中期以前勞動力資源配置中起的比較弱的作用解釋了這一時期中國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6. 研究表明,中國轉型期的教育收益率逐漸提高,這種變化的內在機制主要歸因于面向市場化改革的制度變遷。一些研究還發現,中國教育收益率的上述特點還可能加大了收入不平等。
參考文獻
陳曉宇、冉成中和陳良焜(2003),《近年中國城鎮私人教育收益率的變化》,載閔維方等主編,《為教育提供充足的資源》,人民教育出版社。
丁延慶(1999),《七省市農村私人教育投資收益實證研究》,北京大學碩士論文。
杜育紅和孫志軍(2003),《中國欠發達地區的教育、收入與勞動力市場經歷》,《管理世界》第9期。
賴德勝(2001),《教育與收入分配》,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第172-242頁。
李春玲(2003),《文化水平如何影響人們的經濟收入——對目前教育的經濟收益率的考察》,《社會學研究》第3期。
李實和李文彬(1994),《中國教育投資的個人收益率的估計》,載趙人偉、基斯·格里芬主編:《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
邵利玲(1994),《國有企業內部職工個人收入差異的因素》,載杜海燕主編:《管理效率的基礎:職工心態與行為》,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56-172頁。
孫志軍(2002),《中國農村家庭教育決策的實證分析》,北京師范大學博士論文。
鄔劍軍和潘春燕(1998),《個人教育投資回報率與企業工資體制》,《經濟研究》第1期。
于學軍(2000),《中國城市轉型時期勞動力市場中的人力資本回報率研究》,載王裕國等主編:《中國勞動力市場與就業問題》,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195頁。
諸建芳、王伯慶和恩斯特·使君多福(1995),《中國人力資本投資的個人收益率研究》,《經濟研究》第12期。
朱農(2003),《論教育對中國農村家庭生產活動和收入的作用》,《中國人口科學》第2期。
Appleton, Simon, John Knight, Lina Song, and Qingjie Xia(2002). Towards a Competitive Labour Market? Urban Workers, Rural Migrants, Redundancies and Hardships in China,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ttingham: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Benjamin, Dwayne, Loren Brandt, Paul Glewwe, and Guo Li(2000). Markets, Human Capital,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Working Paper 298,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Business School.
Brauw, Alan de and Scott Rozelle(2002). Reconciling the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 mimeo,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Center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Williams College, Aug.27.
Byron, Raymond P. and Evelyn Q. Manaloto(1990).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8, 783-796.
Card, David(1999). The Causal Effect of Education on Earnings,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Amsterdam), Orley Ashenfelter and David Card, eds., Volume 3A, Chapter 20, pp. 1801-1863.
Fleisher, Belton M. and Xiaojun Wang(2002). Skill Differentials, Return to Schooling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The Case of Mainland China. Mimeo.,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Gustafsson, Bjorn and Shi Li(2000).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Gender Earnings Gap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3, 305-329.
Heckman, James J.(1979). Sample Selection Bias as a Specification Error. Econometrica, Vol47, Issue1, pp.153-162.
Heckman, James J. & Xuesong Li(2003). Selection Bias,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Heterogeneous Returns to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in 2000. NBER Working Papers9877.
Heckman, James J., Lance J. Lochner and Petra E. Todd(2003). Fifty Years of Mincer Earnings Regressions. NBER Working Paper No.9732.
Ho, Samuel, Xiaoyuan Dong, Paul Bowles, and F. MacPhail(2002). Privatization and Enterprise Wage Structures During Transi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Rural Industries, 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10, No.3, pp.659-688.
Jamison, D. and J. V. Gaag(1987). Education and Earning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Vol.6, No.2, pp161-166.
Johnson, Emily N. & Gregory C. Chow (1997), Rates of Return to Schooling in China,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 2, 101-113.
Li, Haizheng (2003),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China,”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Jun, Vol. 22 Issue 3, p317.
Li, Haizheng and Aselia Urmanbetova(2002).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and Wage Determination in China’s Rural Industry. Working Papers, School of Economics,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 Haizheng and Yi Luo(2002). Reporting Errors, Ability Heterogeneity, and Returns to Schooling in China. Working Papers, School of Economics,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 Tianyou and Junsen Zhang(1998). Returns to Education under Collective and Household Farming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6, 307-335.
Liu, Zhiqiang(1998). Earnings, Educ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Urba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697-725.
Maurer-Fazio, Margaret and Ngan Dinh(2002). Differential Rewards to, and Contributions of,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s Segmented Labor. Working Paper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Bates College.
Maurer-Fazio, Margaret (1999). Earnings and Education in China’s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Survey Evidence from 1989 and 1992.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10, No. 1, pp.17-40.
Meng, Xin(1995).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Wage Determination in China’s Rural Industrial Sector. Education Economics, Vol.3, pp.235-247.
Park, Albert, Xiaoqing Song, Junsen Zhang and Yaohui Zhao(2002). The Growth of Wag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1988 to 1999. Working Paper, Beijing University.
Psacharopoulos, George and Harry Anthony Patrinos(2002). 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 Further Updat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881.
Psacharopoulos, G.(1994). 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 Global Update. World Development 22(9): 1325-43.
Rosenzweig, M.(1995). Why Are There Returns to School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2), pp.153-158.
Schultz, T. W.(1964).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Wei, Xin, Mun C. Tsang, Weibin Xu & Liang-Kun Chen(1999). Education and Earnings in Rural China. Education Economics, Vol.7, No.2, pp.167-187.
Xie, Yu and Emily Hannum(1996). 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s Inequality in Reform-Era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950-92.
Yang, Dennis Tao(2000). Education and Allocative Efficiency: Household Income Growth during Rural Reforms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llied Social Sciences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2001,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uke University.
Yang, Dennis Tao and Mark Yuying An(1997). Human Capital, Entrepreneurship, and Farm Household Earning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uke University.
Zhang, Junsen and Yaohui Zhao(2002). Economic Returns to Schooling in China, 1988-1999. World Bank Discussion Draft.
Zhao, Wei and Xueguang Zhou(2001).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Mimeo.,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Duke University.
篇9
關鍵詞:英語專業 本科生 漢語國際教育 就業方向
根據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2009年之前,英語專業就業率排名一直居各專業前10位。但從2010年開始,英語專業卻連續登上高校畢業生失業率排行榜。不少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相關研究,主要從英語專業內部的教學理念、課程體系、教師隊伍、實踐環節的改革等方面提出了寶貴的意見。另一方面,與英語專業有著巨大親緣性的漢語國際教育迅猛發展,漢語國際教育教師缺口極大。因此,本文試圖將目前存在巨大供需缺口、與英語專業有著巨大親緣性的漢語國際教育引入英語專業的就業視角,挖掘出能夠有效地提升普通本科院校英語專業學生的漢語國際教育能力的可行性途徑。
作者通過對沈陽大學在讀的兩屆(2015級、2016級)漢語國際教育研究生進行問卷調查(本次問卷的促進程度在0-10之間),收集他們在課堂學習與教學實踐方面的相關數據,試圖洞悉英語背景學生從事漢語國際教育工作的優勢和劣勢。首先,在課程方面,研究對象的本科課程設置與漢語國際教育從業能力培養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融合。根據國家漢辦制定的《國際漢語教師標準》,對外漢語教師應該具備語言基本知識與技能、文化與交際、第二語言習得與學習策略、教學方法、教師綜合素質五個方面的能力。調查問卷顯示,研究對象在本科階段所學習的與“語言基本知識與技能”相關的課程中對漢語國際教育從業幫助較大的是口語(7.2)、語法(6.3)和翻譯(5.8)?!拔幕c交際”類課程中的中國文化(8.3)、中西文化對比(7.5)和英美社會文化課程(6.4)促進度較高?!暗诙Z言習得與學習策略”類課程中幫助較大的是二外(7.1)。教學方法類課程數據差異較大,曾學習教學法等相關課程的學生反映其促進作用極大,部分學生則完全沒有接受過類似的課程學習。最后,實習環節(6.4)和計算機基礎課程(5.9)對于研究生階段教師綜合素質促進作用較高。
另外,在學生自評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學習優劣勢選項(本部分為單選,按百分比統計數據)中,他們表示英語專業背景帶來的優勢最集中體現在跨文化交際能力(38.7%)、英語語言能力(26.8%)和西方文化知識(19.6%)三個方面,劣勢則突出體現為缺乏漢語本體知識(44.2%)、缺乏實際教學經驗(26.7%)和缺乏中國文化知識(18.9%)三個方面。從這部分的研究數據可以看出,英語專業的學習背景為學生從事漢語國際教育的相關工作提供了極為有利的語言條件和交際能力,但漢語本體知識的薄弱也使得其教學實踐困難重重。
為了能夠提前幫助學生在今年的漢語國際教育工作中減少劣勢提升優勢,在本科階段適當增加相關課程、講座或者教學實踐活動尤為必要。首先,加大漢語本體知識學習力度。學生們的漢語言本體知識系統薄弱,配合已開設的《現代漢語》課程,開展一系列相關講座,強化專業基礎知識。其次,增加教學實踐環節的側重。在大四的實習階段,鼓勵有意從事漢語國際教育的學生參加對外漢語教學方面的實踐,同時邀請回國歸來的志愿者以兼職教師的身份給學生開設專題講座。
英語專業學生從事漢語國際教育工作具有較好的可行性和實際意義。一方面能夠很好地解決目前普通本科院校英語專業學生就業壓力大、前景不樂觀等實際問題,一方面能夠有效地環節漢語國際教育的人才缺口,在嚴峻的就業形勢中為廣大普通本科院校的英語專業學生的就業找到一條可行的新途徑。
篇10
關鍵詞: 漢語國際教育 根本動力 先進的現代文明
一、近年來漢語國際教育取得的進展
近三十年來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綜合國力日益增強,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漢語國際教育和中華文化傳播是提升文化軟實力的有力手段,也必將為世界文化的多元交融和共同進步作出重要貢獻。
漢語國際教育事業近年來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自2004年第一所孔子學院在韓國掛牌以來,至2009年底已在全球建立272所孔子學院及282個孔子課堂(許琳2010);到2010年10月已建立322家孔子學院和369所孔子課堂;至2012年8月已在全球建立389所孔子學院,520個孔子課堂。近年來,“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士學位得到批準并逐步擴大招生;大規模的漢語國際教育志愿者師資培訓在國內外進行;“漢語國際教育”留學研究生開始招生并提供全額獎學金,這些成績表明漢語國際教育事業正蒸蒸日上,也表明有關部門作出了巨大而富于成效的努力。
二、漢語國際教育中應該高度重視的問題與根本動力
在喜人的形勢下我們應當認識到,漢語國際教育作為一項長期的文化戰略基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令人鼓舞的形勢下應該作更長遠更深入的思考。反觀英語等其他語言在近代以來成為世界強勢語言的歷程和情況,可以深化我們的認識,給予我們啟示。
近代以來英語等語言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是伴隨著殖民主義進行的。除去這一特定的歷史因素,這些語言得以擴張的背后是英美等國前沿的科學研究和先進的應用技術,即語言擴張的背后基礎是先進優秀的現代文明。這一點非常清楚,但在認識上卻很重要。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認為漢語國際教育有以下問題應該得到高度重視。
1.語言崛起不能僅以傳播古代文明為基礎。
語言崛起依靠的是前沿的科學研究和先進的應用技術,不能簡單寄希望于該語言承載的在歷史上創造的古代文明。英語等語言的擴張依靠的正是近代文明和現代文明,而不僅僅是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反觀漢語國際教育,目前偏重的仍然是中國古代文化的介紹、傳播和輸出??鬃印⒕﹦?、功夫、中醫等一直是中華文明的標志性符號。海外漢語教師很清楚,目前的中華文化課程基本上僅僅局限于制作幾個中國結,唱上兩段京劇,或者練幾筆書法,擺幾個太極拳的架勢,等等。這實際上是寄希望于一部分西方國家對中國及中華古代文化表層的興趣甚至好奇。由于對漢語、漢字乃至中華古代文化不了解,英語里甚至有這樣的說法:as difficult as Chinese(像漢語一樣難)。換言之,目前我們的文化傳播定位還停留在西方國家對遠東陌生異域文化的興趣和好奇上。要真正以漢語國際教育為橋梁和平臺達到提升文化軟實力的目的,這種局面必須得到扭轉。
2.語言崛起應打造包含經濟因素在內的多層面、多維度的需求格局。
不可否認,語言的崛起應該包含經濟因素在內的多層面、多維度的需求。2009年12月在北京召開的孔子學院總部理事會會議指出:“世界各國人民了解中國和中國文化的需求不斷增長,‘漢語熱’持續升溫”。但應當看到,造成這種需求局面目前主要依靠的是經濟。我國的經濟發展這些年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國內生產總值和外貿出口已經上升到第三位,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張國祚2009)。經濟的發展會吸引更多的投資和貿易往來,這當然需要語言的溝通,會擴大漢語的需求。但經濟上促成的漢語需求只是一條腿走路,單純依靠經濟維度,從長遠來看漢語的需求空間是有限的,這種有限目前已經顯露出來。據2006年5月22日國家語委的《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05年學習漢語的外國人近4000萬;據國家漢辦預測,到2010年全球學習漢語的外國人將達1億,按1:20的師生比估算,屆時對外漢語教師的需求將達到500萬。但目前全球的外國漢語學習者是否已經達到1億,恐怕很難給出精確的統計數據??梢灶A見的是,單純依賴于經濟的語言需求在不久的將來就會達到飽和和極限。經濟層面的需求是一個重要的基礎,但要不斷擴大漢語國際傳播的成果,必須下大力氣逐步打造多層面、多維度的漢語需求局面。
3.先進的現代文明是語言傳播的堅強基礎和根本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