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學的邏輯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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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通過對邏輯實證主義科學知識觀，科學發展觀和科學方法論的分析，認為人文價值的缺席導致了對科學的片面理解，對邏輯分析與實證精神的絕對化導致了邏輯實證主義自身理論的困境。

1 純粹的科學知識觀與統一科學觀

作為以相對論為代表的現代物理學的產物，在邏輯實證主義者認為，真正的科學知識只有一種，就是自然科學。自然科學知識是通過客觀中立的觀察，按照嚴格的邏輯程序從經驗數據得到的規則，并且能夠被經驗數據所證實，因而與客觀自然是相一致的。自然科學具有絕對的經驗性、客觀性、可證實性?？茖W知識必須是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而且是以邏輯分析的運用為標志。

邏輯實證主義認為，科學知識是邏輯分析的結果。石里克說：“任何認識都是一種表達，一種陳述……所有這些可能的陳述方式實際上表達了同樣的知識，正因為如此，它們就必須有某種共同的東西。這種共同的東西就是它們的邏輯形式。所以，一切知識只是憑借其形式而成為知識”。如此一來，科學就是形式化的，邏輯推理性的理論。在邏輯實證主義者的觀點看來，科學，首先是一種知識；同時是客觀的，是與價值中立的，不存在價值判斷；科學的語言是表述性的，可被證實或證偽，表述經驗事實，不表達個人情感?！靶味蠈W的虛構句子、價值哲學和倫理學的虛構句子，都是一些假的句子；它們并沒有邏輯的內容，僅僅能夠引起聽到這些句子的人們在感情方面和意志方面的激動”。

邏輯實證主義者的科學觀的另一個突出特點就是統一科學?！翱茖W之為知識理論體系，就是一種真理的系統。真理從本質上而言，是統一的整體的聯系而不可分離的?！倍茖W的統一建立在物理主義之上?！耙磺凶匀欢?，包括對有機體、人類和人類社會有效的定律，都是物理定律也即為解釋無機過程所需要的那些定律的邏輯推論?！?。所有自然科學外的科學，都不過是“統一科學”的一個部分，而“科學的任何領域內的語言可以保存原來的內容翻譯成為物理學語言?！?，因為物理描述的語言具有絕對的客觀性，所描述的事件可以被一切使用該語言的人們所觀察(經驗證實)。

從邏輯實證主義者的科學觀里，可以看到，科學“被當作是一種脫離了它賴以產生和發展的人類的狀況、需要和利益的母體的‘事物’”，而忽視了科學產生發展的歷史背景和人文因素。然而，科學的“觀察總是有選擇的。它需要選定的對象、確定的任務、興趣、觀點和問題?！弊鳛橛^察者來講，同樣的客觀事實，由于不同的知識構成，不同的邏輯思維方式/角度，所觀察記錄到的經驗數據都是滲透著價值判斷的?！懊恳皇聦嵍己袃r值，而我們的每一價值又都含有某些事實?！睂τ谕豢陀^事實，所得出的結論是不同的。如愛因斯坦所言：“物理學家的最高使命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要通向這些定律，并沒有邏輯通道，只有通過以對經驗的共鳴的理解為依據的直覺，才能得到這些定律”，漢森則提出是“人”的眼睛在觀察，“觀察滲透理論”。完全獨立，中立的不摻有觀察者個人情感因素和價值判斷的，這只是一種理想化的狀態。

用物理語言統一科學的主張否認了自然科學的人文價值，以及人文精神對科學的作用，事實上縮小了科學的空間并限制了創造性的發揮。將自然科學與其它科學文化之間橫亙了一條無法跨越的鴻溝。加塞兒說：“哲學家震懾于物理學的氣焰之下，感到十分羞恥——因為自己不是物理學家而感到羞恥。由于真正的哲學問題不能用物理學的方法來解答，哲學家只好把它們擱在一旁，任由物理學把它擺弄?！薄聦嵣?，其他學科何嘗不是如此呢。

2 直線累積式的科學發展觀

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發展觀被稱為“中國套箱式”的發展觀。所謂套箱，就是一套容積逐個遞增、依次套裝的箱子。培根的歸納主義觀點認為科學知識的增長是不斷歸納的結果，如不停增高的金字塔。邏輯實證主義在繼承這個觀點的同時，把簡單的歸納演變為了“經過邏輯推理，且有較高的經驗證實概率依據”。就是把科學的發展看作是經過邏輯推理和經驗證實(當然這里的證實在邏輯經驗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從強證實到弱證實再到概率標準的發展演變過程)的科學命題和科學理論的累積。“一個相對自足的理論為另一個內涵更大的理論所吸收，或者歸化到另一個內涵更大的理論?！笨茖W的發展并不否定曾被證實的理論，被經驗證實后的某個理論只是被新的理論吸收或通過邏輯演繹被納入一個內涵更加豐富更加全面新的理論之中，這個新的理論沒有原來的理論/規律所包含的概念?？茖W發展的過程就是被證實了的科學理論的積累、歸并的過程。

不可否認，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發展觀反映了科學不斷進步的趨勢，也揭示了科學理論變革的一種形式。但是，由于其科學觀中人文價值的缺失，科學既然只是知識的累積，也就無所謂科學理論內部的變革與科學框架的變化。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發展觀看不到科學發展的革命性進步，忽視人的創造性和創新精神在科學發展中的作用，只看到科學發展中量的積累，卻忽視了質的飛躍。愛因斯坦說：“科學不能僅僅在經驗的基礎上成長起來，在建立科學時我們免不了要自由地創造概念，而這些概念的適用性可以后驗地用經驗方法來檢驗。這種狀況被前幾代人疏忽了，他們以為理論應當用純粹歸納的方法來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創造性地創造概念。近來，改造整個理論物理學體系已經導致承認科學的思辨性質，這已經成為公共的財富?！边@里，愛因斯坦深刻地揭示了實證主義的局限性和創新精神的重要性。

3 邏輯分析與經驗證實的科學方法論

正如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所認為的，經驗的科學知識首先通過邏輯分析得以“澄清各門科學的各種概念，明確了各種概念之間的形式邏輯聯系和認識論聯系”，同時命題的含義就是他被證實的方法。艾耶爾對此的解釋是，一個陳述被證實“就在于它被經驗的觀察所檢驗”。即所謂“經驗證實原則”。

邏輯分析的作用有兩點。一是通過對語義的邏輯分析，確定科學命題的概念和意義性條件，二是通過對句法的邏輯分析，建立形式化的科學知識體系?，F代科學帶來了科學思維的轉變，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用精確的具體的概念來把握客觀世界的規律。在邏輯實證主義看來，只有掌握足夠清楚的基本概念，才能夠成為一門科學。石里克舉了愛因斯坦“從分析時間、空間陳述的意義”作為出發點來創立狹義相對論的例子說明了對概念進行邏輯分析加以澄清的重要性。但是如此一來，所有的自然科學外的，如社會學、心理學、美學、倫理學都被科學一腳踢了出去。因為他們的概念是體驗意義上的，表達個人的一種主觀情感，不是精確的客觀的概念，“沒有邏輯的內容，僅僅能夠引起聽到這些句子的人們在感情方面和意志方面的激動”。同時按照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成了每個理論彼此孤立，互不干涉的獨自發展。每個理論都在自己的概念基礎上獨立存在，科學理論的發展只需要不斷的發展自己的概念，語言是所有理論之間的聯系的媒介。科學的進步與科學傳統、歷史背景或者科學家自身的情感、意志便沒有了關系。對此抱有懷疑的布魯爾在1976年提出了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理論，其核心就是科學知識是要受社會影響的，作為知識，是有一定的社會根源的。尤其是以當今大科學的時代的視野下，邏輯實證主義者的觀點顯然是過于片面了。

經驗證實原則是科學命題的意義標準。在邏輯實證主義者看來，除了數學和分析命題，其他命題必須是可以被“經驗證實”時才有意義。證實原則從被提出便不斷受到質疑和反駁，也在不斷的被修正和退讓。卡爾納普提出了直接證實和間接證實，但是由于邏輯命題本身的有限性，導致了間接證實無法達到絕對的客觀，在波普爾的批判下，卡爾納普提出用“可檢驗性”來代替“可證實性”，即可能事實上無法被驗證，但“原則上可以被驗證”。后來艾耶爾提出了針對“強證實”提出了“弱證實”，即不完全的證實，或然的證實。萊辛巴赫又提出了概率意義說：“可以絕對地加以證實的命題是沒有的。因此，一個命題的真值斷定純屬虛妄，它只有在理想的科學世界中占有地位，而實際科學不可能利用它。實際科學倒是始終應用權的斷定。我們認為高權相當于真，低權相當于假，中間區域稱為不定?！边壿媽嵶C主義的“證實原則”的涵義的演變，恰恰表明了證實原則的脆弱。同時證實原則本身也存在著悖論，比如，不管是從實際的可證實性還是原則的可驗證性，從強證實的角度還是弱證實的角度，證實原則本身該如何被證實呢?如果本身不能被證實，那就是無意義的命題了；同時作為全稱命題的自然科學規律，事實上是不能被證實，只能被證偽的，如此一來，幾乎所有的科學理論都要被否定。

邏輯實證主義理論自身的悖論使他們陷入了困境，部分邏輯實證主義者便把目光轉向了實用主義。證實主義的原則的根本缺陷在于他的主觀性。邏輯實證主義所謂的經驗，終究還是人的主觀經驗。以主觀去驗證一個命題，如何保證命題的客觀呢。

4 總結

綜上，我們看到，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中包含著很多積極因素。他將數理邏輯與實驗觀察結合起來，探討了對概念進行澄清的步驟，把外在世界的客觀性和對于意識的獨立性作為一種既定前提，致力于區分科學與非科學，追求知識的準確與可靠，把傳統的形式邏輯的科學方法發展為嚴謹的數理邏輯方法論，這種思維對于科學的發展、技術的操作有著積極地意義。邏輯實證主義強調實證精神也是一種務實的態度。但是人文價值的缺席導致了邏輯實證主義在科學觀上割裂了科學的歷史人文背景，用物理主義統一科學，忽視了科學與文化的聯系，抹煞了科學的人文意義和人文價值，把科學簡單化為有意義的命題，是一種過于狹隘的科學知識觀；從科學的發展觀來講，未能揭示科學發展的內在動力，看不到科學革命的機制；從方法論角度來講，對人的創造力和創新精神的忽視，以及作為方法實施者的人的主觀性的回避，對邏輯分析和實證的絕對化更是直接導致了自身理論的困境。

參考文獻

[1]洪謙.維也納學派哲學[m].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

[2]m·w·瓦托夫斯基.科學思想的概念基礎——科學哲學導論[m].北京：北京求實出版社，1982.

篇2

【關鍵詞】社會科學；傳播學；人文學科；合法性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中國傳播學作為一支晚生的學科，它來自于域外，速成于中國，其發展速度令人振奮，但是其內虛的體質卻讓我們擔心它發展的持續性和未來成長空間。好在，中國傳播學始終沒有盲目樂觀到失去起碼的自省，這種可貴的自省一直伴隨著中國傳播學短暫的成長歷史。這從今年來的關于傳播學學科的一系列反思性文章以及討論中都可以看出。由于中國傳播學的特殊成長經歷，對中國傳播學進行反思，需要上溯到它的上游部位，即從其知識源頭出發，對傳播學的知識譜系進行整體性的觀照。我認為，中國傳播學存在的問題，除了受其自身主、客觀條件的約束之外，也與傳播學的域外處境有很大關系。與那些資深學科比起來，傳播學在西方知識界先天不足，后天虛弱，其學科身份一直遭到質疑，其合法性基礎比較脆弱。

一、傳播學的合法性危機

傳播學從其出生那天開始，就一直被身份危機的問題糾纏著。傳播學的誕生，從社會需求來說，可謂是生逢其時。但從傳播學學科權力的境遇來看，傳播學又生不逢時，它出生于現代知識生產特別成熟的西方現代社會。傳播學作為后來者，它在日益細化的學科家族中，在一個個歷史悠久、知識積累異常豐富、學科規則業已成熟、知識權力鞏固、具有相當話語權的強勢學科面前，在知識權力競爭越來越激烈的知識場域中，青澀的傳播學面臨著立足的困難。作為一門邊緣和交叉學科，傳播學是其他眾學科的“余數”，是一個“剩余”的學科。在知識產生和傳播過程中，充滿著話語權力的爭斗，知識權力的爭奪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知識場域中的話語權力的博弈異常復雜，十分隱蔽。在西方知識場域中，傳播學是一個后來者，它比新聞學還要晚。更何況，新聞學在血統分明，學術政治壁壘森嚴的西方知識場域中，根本就沒有什么話語權可言。在一個個強大的競爭對手面前，傳播學沒有顯赫的血統，又沒有足夠強大的知識突破力量，它的學科合法性如何建立起來？傳播學要躋身于學科叢林，會面臨合法性危機，所遭遇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傳播學想要進入其中，并獲得一席之地，取得起碼的知識權力，首先必須拿出有說服力的知識話語，以贏得先入者的認同。但是，傳播學作為其他學科的“余數”，很難在一個個知識理論巨無霸面前拿出足以墊起一個學科的理論。傳播學的早期理論多是其他學科的衍生成果。比如，很多的傳播學理論是出自于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等，甚至數理學科。既然，傳播學的主要家底是人家的，是靠其他學科援助支撐起來的，那么，傳播學學科的合法性從何而來？

在傳播學面前，聳立著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三大知識共同體。三大知識王國各有各的話語權力，各有自己一套成熟的話語體系，各有自己的知識生產邏輯和表達語法，也有它們自己的問題域和解釋范式，具有相對成熟的知識傳統。特別是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這兩大知識共同體，具有悠久的知識譜系以及成熟的知識生產規范。在它們悠久的知識傳統中，已經打下了堅固的話語權力基礎。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在知識生產上各有倚重，有各自不同的定義域和解釋邏輯。自然科學有其自身的邏輯和話語體系。對于自然科學而言，“按科學的方法”被看作是指“超然的、客觀的、事實主導、方法論嚴密、文本限定”。在科學的語言游戲中，真正的知識是客觀、外在的知識。真正的知識與所研究現象的主觀的、變化的、內在不可靠的內心感受涇渭分明?？茖W作為知識的一種，掩蓋和否認其創作者的社會以及其內心體驗。[1]科學的積累結構是一個充滿了像扭結那樣短小連接點的組織結構；而人文學科的學術領域的組織結構卻更多地是一種任意的網絡，其上的任何一點都好像能與任何其他點連接起來。[2]由于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知識生產邏輯的深刻差異，他們之間的戰爭也一直沒有消停過。西方文藝復興運動以后，自然科學迅速發展，強烈沖擊過去以人文傳統為主的知識權力格局。人文科學不得不調整知識解釋系統，比如實證主義思潮的興起，與自然科學的強勁沖擊有很大關系。不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知識權力上基本上處于均勢狀態。

后來，社會科學的迅速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之間的知識權力平衡。相對于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而言，社會科學是一個遲到的第三者。社會科學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得自然科學之賜。早期社會學有一種“科學”沖動，希望像自然科學那些來研究社會。社會科學有一股模擬自然科學解釋邏輯的沖動。受“科學”主義的蠱惑，社會科學試圖要尋找諸如自然界規律的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但是，社會科學對自然科學知識生產邏輯的偏愛打破了西方知識場域的權力平衡，引發社會科學自身的身份及合法性危機。本來，社會科學在其知識積累上應居于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3]但社會科學對自然科學解釋邏輯的倚重，引發人文科學的強烈質疑，同樣也引起了社會科學內部有識之士的批評。

考量傳播學的知識家底，不難發現，傳播學的知識理論體系對社會科學的倚重是有目共睹的。傳播學起家，多靠社會科學的支援。在很多傳播學的理論家中，他們原初身份并不是傳播學家，他們多出身于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人類學等社會學科。不同學科的介入帶來了傳播學知識資源的多元雜陳。這種多元雜陳給傳播學帶來了諸多活力，同時也給傳播學帶來了麻煩：傳播學學科的內在邏輯和核心語法無法建立起來。在傳播學短暫的知識生產歷史中，我們很難看到傳播學的核心解釋邏輯，看不到它的軸心范式。我們多看到一個個理論據點，卻看不到各點連線后形成的穩定邏輯。缺乏這些，傳播學的學科合法性如何建立？

傳播學倚重社會科學，卻并不能從社會科學那里獲得多少合法性支持，更何況社會科學本身都存在合法性危機問題。處身于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夾縫之中，社會科學的合法性根基是比較脆弱的。傳播學知識資源和解釋邏輯主要取自于社會科學，社會科學本身的合法性都遭到質疑，那么傳播學作為社會科學的支流，其合法性危機也就不難理解了。

二、對社會學及社會科學的合法性反思

如果沒有外援，傳播學的知識和理論根基就被掏空。因此，傳播學的學科身份以及學科合法性是建立在其他學科之上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從西方傳播學演化歷史來看，傳播學知識體系主要來自于社會科學，其中主要包括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等學科領域。而在社會科學中，社會學對傳播學的援助尤多。可見，傳播學與社會學的親緣關系更密切一些。我們今天反思傳播學，不能不對社會學以及社會科學進行整體性反思。既然社會學是傳播學的支柱性理論外援，傳播學學科身份以及合法性基礎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社會學。社會學的問題，特別是社會學的身份危機和合法性問題必然會影響傳播學。下面我們就著重就社會科學中的重鎮社會學談談社會學及社會科學所面臨的危機。

社會學從其鼻祖孔德開始，就有一個“科學”迷思誘惑著這門學科。在社會學內部，長時間盤踞著一個十分執拗的意愿：社會學要像自然科學研究自然世界那樣來研究人類社會?！翱茖W”的迷思把社會學引向了一個很尷尬的境地。社會學的身份危機也多是因其“科學”迷思引起的。自然科學不僅僅是一種知識模式和認知方式，同時還是一種社會進程。從歷史上看，自然科學的成功是由眾多因素引起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它所推崇的實證精神極大地滿足了資本主義發展對于程序、效率的追求。在這種追求過程中，韋伯所說的工具理性得到極大張揚，使科學得以戰勝文化中的其它力量而上升到主流地位。科學事業與資本主義邏輯相互推波助瀾，科學所獲得的權力最后歸由方法來代言。[4]正因科學在西方現代語境下漸漸演變成日益強勢的“主義”，科學就漸漸演變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成為一條捆綁科學精神的繩索。致使社會學深陷在科學主義的牢籠之中本能自拔。畢竟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不同，它們的解釋邏輯應該是不同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的社會，是充滿了主體張力的社會網絡。對社會系統的解釋，單靠冷冰冰的科學邏輯是難以周恰的。社會學作為準科學整個傳統目標，是要達到對社會世界的最終的、共同的解釋。社會學家當然不僅是局外觀察者，他們也是自己文本創造出的真實中的參與者。整個社會建構起來的真實必然會與其他參與者的真實發生沖突，而且經常是根本性的沖突。[5]社會學家犯了采用科學的統一文本形式的錯誤。而他們本應該采用文本形式，展示文本的多樣性。社會學家應該使用能反映社會生活文本多樣性的文本形式。[6]社會學家對科學邏輯的偏愛造成了社會學理論的偏狹。本來，社會學試圖把社會學變成一門“社會算術”，借助科學來墊高其合法性根基，通過科學的知識話語權來增強其學科話語權。但是，社會學的這種知識權力擴張策略，遭到了人文科學的質疑，同樣也遭到了自然科學界的質疑。

在社會學內部，反對自然科學式方法論的聲音也時有發生。 著名社會學家吉登斯就反對以自然科學的方式來理解社會學。其理由是：一是我們無法像了解自然世界中的客體或者事物那樣了解社會或者“社會事實?！币驗樯鐣H僅存在于人類自身的創造和再創造行為中。在社會理論中，我們不能把人類活動看作由因果關系所決定的事物，就像自然事物那樣。只有從我所說的個體與制度逐漸的雙重介入（doubleinvolvement）的角度，我們才能把握它們，也就是說，我們在創造社會的同時，社會也創造了我們。社會系統像一座建筑物，但時時刻刻被用來建筑它的每一塊墻磚所重構。二是社會學的實踐意涵也不能直接等同于科學的技術用途。原子不可能懂得科學家對它所做的解釋，也不會根據科學家的知識改變自身行為。但是，人類卻會這樣。社會學與其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必然不同于自然科學與其對象的關系。[7]因此，有人認為,社會學追求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是徒勞的，甚至這么警告說：“社會學家稱之為科學性的東西也是值得質疑的”。那種以科學標榜或者以科學為目標的科學社會學研究模式基本上借用上個實際物理學的研究模式。這種模式是機械論式的，同時也是決定論式的。因為它是按照一種直線性的因果關系，研究對孤立的對象產生影響的規律和規劃。這樣的審視排除了對象所處的環境，而且對象的環境被認為完全獨立于其觀察的條件。這樣的審視從社會學的領域內排除了一切設想事件參與者、主體、責任、自由的可能性?？茖W社會學的悲劇在于它無法以實驗的方式單獨提取研究對象。我們是無法在社會結構中進行實驗的。更何況組成社會結構的交互作用和反作用是如此復雜，很難將某個現象作為對象孤立起來。社會科學中的觀察者既是個受到干擾的觀察者，也是個起著干擾作用的觀察者。[8]因此，從自然科學而來的外在的科學方法不足以使社會學成為科學。社會科學實際上是“非決定性科學”，其理論不能成功地預測獨一無二的確定性結果。社會科學中正確的解釋形式既非化約論的(non－reductionist),同時也非決定論的；這種解釋形式所處理的現象不僅是多樣性的和不規則的，而且也是有意向的和復雜的。[9]社會學中充滿了意識形態的東西。[10]這些觀點都在強調社會科學研究的特殊性。社會是人的社會，而人是社會系統中最活躍的因素。形形的人組合成為內社會人，就很難用自然科學那種研究邏輯來解釋，這就造成社會本身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社會學用化約論和決定論的邏輯來解釋人的社會和社會的人，其說服力是值得懷疑的。

三、傳播學建構學科合法性的其他途徑

社會學是傳播學知識理論的柱石。傳播學學科合法性在相當程度上得助于社會學。但是，社會學及其社會科學的合法性危機都沒有解決，那傳播學合法性問題就值得存疑了。這里我們質疑傳播學的學科合法性問題，并不是質疑那些具體的傳播學理論的理論說服力。學科合法性除了依靠一系列具體的理論支撐之外，還需要有學科理論之間結構性邏輯的支撐，這種結構性邏輯將不同的知識點和理論節連接起來，形成學科話語的語法和范式。對于一個學科而言，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

傳播學除了從社會學乃至社會科學那里獲得合法性支持之外，它還會開掘其他合法性資源。主要通過以下三個渠道：

一是從社會的實際應用中獲得合法性支持。傳播學后來在西方社會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傳播學研究在社會上的實際需求。特別是戰后西方社會對傳播學研究的需求大增，大大刺激了傳播學研究。傳播學研究獲得了大量的政府政策和財力支持，還有很多財團提供充沛的資金支持。大量的傳播學研究成果及時轉化到政府決策以及社會管理實踐，取得了良好的現實效用。傳播學研究在政府管理和社會控制中的廣泛應用，為傳播學贏得了空前的合法性支持。存在即是合理的。傳播學既然在現實社會中很有用，這樣的研究就應該有大力發展的理由。當然，這種實用主義的合法性解釋遭到不少學者的尖銳批評。比如，凱利反對的是以控制論為代表、以社會控制為根本目的、以信息傳遞為基本觀念、以實證主義自然科學為基本模式的傳播學。他推崇的是以人文價值為動因、以理解人及由人的活動所建構的社會關系并使之升華為目標的傳播研究。他反對以社會控制為目的的傳播學研究，推崇以人本主義的傳播學研究。在美國，他推崇具有濃厚人文傳統的芝加哥學派的傳播學研究。[11]

二是與新聞學結盟，借助新聞學的合法性打造傳播學學科的合法性基礎。新聞學進入西方知識界也很晚。新聞業是一門實踐性的行業，他是一門與社會打成一片的技藝。它對理論的興趣比較淡薄。新聞學進入知識共同體，是以大學開設新聞專業為標志。新聞學渾身上下冒著熱氣，闖入知識殿堂，就遭到其他學科的歧視。新聞無學，不僅是中國知識界對新聞學的偏見。在西方，新聞學同樣遭到“無學”論的鄙視。后來，新聞學憑借其社會聲譽以及可貴的理論努力，獲得了知識界的認可，其學科合法性性也有了初步基礎。但總體而言，學科合法性還是不足的。傳播學從社會科學中起身，獲得“科學”合法性之后，即與新聞學聯姻，成為一門新的學科。對于理論基礎相對薄弱的新聞學而言，傳播學的加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其學理不足的欠缺。傳播學從社會科學中搬運了很多理論資源，進入理論基礎薄弱的新聞學，就給新聞學輸出了很多理論血液。不過，傳播學進入新聞學又產生了意料不到的后果。凱利對傳播學進入新聞學引起的嚴重后果表示擔憂。他尖銳地批判道：新興的傳播科學，為新聞教育帶來了非常不幸的結果：一門控制的學科和以自由為精髓的新聞應當說水火不相容，但實際上它們卻成了合作伙伴。殊不知，這門控制的學科并非關于啟蒙和公民性的科學，并非是生長于社會之中的科學，并非為清晰我們的視野、擴大我們的選擇、模擬我們實際面對的進退維谷、提高我們理解自己的細密而發展的科學，而是一個關于社會的科學，是為控制公民――哪怕是仁慈控制――而設立的科學。新聞已經失去了它作為一項民主的藝術所應有的獨立，成為傳播的一部分。[12]新聞業本來應該成為自由和民主的守護者，但是傳播學進來以后，卻讓新聞傳播學成為研究社會控制的學科。其結果是：傳播學不但沒有給自己的合法性加分，還給新聞學的合法性增加了麻煩。

三是從人文學科中汲取資源。傳播學的知識理論主體來自于社會科學，但它也從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中借取理論資源。其中，對人文科學的吸納也不少。比如，傳播學中的批判學派理論，就具有很濃厚的人文色彩，吸收了很多人文學科的理論觀點和解釋框架。這就突破了傳播學作為社會控制的學科限制，賦予傳播學以啟蒙的意義。傳播學吸收人文學科理論資源，為其學科拓寬了合法性基礎。但是，傳播學中的人文資源與社會科學資源畢竟是兩套截然不同的話語體系，二者的語法結構懸殊甚大。兩股繩子搓在一起，就會經常打架，從而削弱了一個學科話語體系的統一性。

注釋：

[1]邁克爾•馬爾凱：《科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45、46頁。

[2]羅伯特•K•默頓:《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譯林出版社，2006年，第43頁。

[3]羅伯特•K•默頓:《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譯林出版社，2006年，第45、46頁。

[4]吳小英：《社會學危機的涵義》，《社會學研究》，1999年第1期。

[5]邁克爾•馬爾凱：《科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53頁

[6]邁克爾•馬爾凱：《科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54頁

[7]安東尼•吉登斯著， 郭忠華譯：《批判的社會學導論》，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2007年， 第8-9頁。

[8]艾德加•莫蘭 閻素偉譯：《社會學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10頁 。

[9][美]詹姆斯•博曼著 李霞等譯：《社會科學的新哲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頁。

[10]艾德加•莫蘭 閻素偉譯：《社會學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2頁 。

篇3

關鍵詞：生命；理解；生命解釋學；二難困境

19世紀以來，西方社會的人文科學遭受著自然科學從思維方式與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肆意侵擾而舉步維艱。狄爾泰(W.Dilthey，1833～1911年)，一位深懷歷史使命感的德國哲學家，一方面根據康德批判哲學和德國歷史學派的思想啟示，努力憑據其研究方法與對象的特殊性來拯救人文科學，尤其從精神生命這一根本性的研究主題方面，充分關注貫穿人文科學研究過程始終的生命傾向；另一方面，經由一種奠基性的哲學研究，他又試圖證明人文科學知識也能擁有近似于自然科學知識的那種普遍有效性，以維護人文科學作為“科學”而應有的地位與尊嚴。

也就是說，狄爾泰既強調人文科學研究所具有的生命傾向以破除自然科學的枷鎖從而維護自身的獨立性，又在辯護人文科學之地位與尊嚴的過程中接受了自然科學在認知成果方面的衡定標準。然而，人文科學在其研究主題的生命傾向與其認知目標的科學性要求之間始終存在著難以彌合的溝壑。我們看糾，狄爾泰有生之年的絕大部分哲學思想都致力于解決這一矛盾，即在充分顧及人文科學研究之生命特性的同時，力圖滿足其對“科學”身份的要求。1900年以后，他對生命解釋學理論的著力探討正是以上意圖的充分體現。令人遺憾的是，生命解釋學依然陷入了二難困境：要么充分注重人文科學研究中的生命傾向而放棄其對認知目標的科學性要求，要么接受人文科學對認知目標的科學性要求而抹去其研究過程的生命特性。這一困境不僅揭示了人文科學研究中上述矛盾的尖銳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狄爾泰生命解釋學理論建構目標的流產、甚至于其畢生哲學探究努力的最終失敗。

狄爾泰生命解釋學既是其人文科學思想中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西方解釋學理論從傳統向現代、從方法論向本體論轉變中一個必要的過渡環節。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其所面臨的理論困境啟發了海德格爾對理解活動的本體論闡釋，以至于扭轉西方解釋學的發展方向。因此，本文試圖深入剖析狄爾泰生命解釋學理論中二難困境的成因，這無論是對于理解其本人的人文科學思想還是對于把握西方解釋學的流變都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作為一種哲學認識論與方法論，以討論理解活動為基本內容的生命解釋學在狄爾泰后期的人文科學研究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分量。從認識論角度分析，理解活動涉及理解的對象、理解的主體以及理解的過程三方面。我們認為，正是對以上三方面的獨特闡釋使狄爾泰的生命解釋學最終陷入二難困境。

一、理解對象的生命意蘊與認知目標的科學要求

“歷史哲學之父”，意大利人文科學家維柯(G.Vico，1668～1744年)早在1725年就指出：社會歷史世界是人類自己的創造物，所以人類能夠認知自己的創造物：相比而言，人類認知歷史世界甚至比認識上帝的創造物——自然界——更有優勢。維柯的這一觀點影響深遠。

17世紀以來，西方自然科學的卓越成就展示了人類理性前所未有的認知力量。自然科學的發展對近代人文科學研究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自然科學試圖以其特有的思維方式與認知方法主導人文科學的研究；另一方面，如果根據維柯的上述觀點，自然科學又反過來給人以啟示，即人類對自然的認知尚且能成就斐然，那么對社會歷史世界的理解與把握就更應該充滿信心。對社會歷史世界的理解從屬于人文科學的研究范圍。從歷史上看，關于解釋的方法與理論自始就與西方的人文科學研究緊密相聯。在狄爾泰之前，無論是法學解釋學與神學解釋學，還是施萊爾馬赫(F.D.E.Schleiermacher，1768～1834年)的普遍解釋學，它們致力于解決的都是如何對人類自身的創造物——或是權威法典，或是圣經文本，抑或是一般性的文本——做出有效性認知這一問題。狄爾泰沿著先哲的足跡，將解釋學的對象范圍進一步拓展為整個社會歷史世界，“把歷史世界理解為某個要解釋的文本”。然而，作為理解的對象，歷史世界這個廣義的文本在其存在上有何特點?其特點對歷史理解的目標有何影響?

自18世紀70年代赫爾德(J.G.Herder，1744～1803年)開創德國的歷史學派以來，歷史主義在德國的信徒隊伍日漸壯大，“歷史意識”廣泛地影響著人們對歷史研究的態度與理路。承認歷史的流變，強調歷史現象的特殊性與唯一性，歷史主義的這一特點要求人們在歷史研究中對歷史語境與歷史關聯作盡可能全面的把握，盡可能恢復研究對象的歷史原貌。正是心懷這種歷史意識，施萊爾馬赫提出，我們對一般性文本不僅要作語法上的解釋，還需要一種心理學上的解釋，即通過全面還原作者的創作背景而從心理上進一步理解其原初的創作意圖。

注重理解對象的歷史關聯，無疑這是先哲給狄爾泰心頭留下的一道深深烙印。在狄爾泰看來，不論是自己先前考慮的心理事實或心理狀態，還是后期偏重的生命表達、乃至于由客觀精神構成的整個歷史世界，所有這些理解對象無不相似于以下諸點：它們均為一種歷史性的實在，都從歷史個體的內部心靈被給予出來，因而都直接或間接地體現了某種精神生命。他指出：“人文科學的確比自然科學優越，因為它們的對象不像后者的那樣是在感覺中給予的表象，不單純是在意識中對實在的反映。它們的對象首先和主要是一種內在的實在，一種在內心得以體驗的關聯。”顯然，我們不能、也不應把歷史認知的對象簡單地等同于那些沒有多少內在精神價值的自然對象。各種社會歷史實在，當作為理解的對象而被呈現時，我們必須注意其原始的生命關聯。這意味著，歷史實在不僅是歷史個體精神的創造物，而且還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對歷史對象的理解，我們側重的是領悟其所體現的內在精神生命，而非如自然科學那樣將之演繹式地歸附于某種普遍的因果規律之下。只有盡可能充分地挖掘理解對象的生命意蘊與歷史關聯，我們方能更深刻地理解歷史，才能更準確地領悟歷史中蘊藏的人類精神生命。

然而，理解對象的生命關聯性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面就如狄爾泰所作的維柯式斷言，“精神能理解的，只是它所創造的”，由于歷史實在均由人類自身所創造，所以我們應該能對它們做出準確的認知。另一方面，狄爾泰本人也承認正是理解對象的這種特質給我們帶來了困難：作為一種歷史性的生命關聯產物，社會歷史實在均都由獨特的生命個體根據特殊的思想意圖在特定的生命關聯中所創造，因而具有特殊性和個別性。但歷史理解的問題是，我們怎樣才能把對這些特殊物的認知帶入到一種普遍有效的層面? 歷史理解首先是針對個別物，力圖對它們作一種客觀有效的把握。理解和解釋對于人文科學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狄爾泰深以為然的是，人文科學研究方法的確定性完全依賴于對個別物的理解能否被提到普遍有效性(die Allgeme-ingul tigkeit)這一高度。正因如此，人文科學中理解對象的生命關聯性為我們帶來了一個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學認知的特殊問題：在理解特殊與個別性的歷史實在時，我們怎樣才能獲得一種普遍有效的知識?換言之，我們怎樣才能普遍有效地理解他人的生命表達、進而獲得關于歷史世界的一種普遍有效的知識?歸根結底，我們如何確保人文科學知識也能擁有近似于自然科學知識的那種普遍有效性?可以說，理解對象的生命意蘊性特點是造成狄爾泰生命解釋學中二難困境的一個首要因素。

二、理解主體的生命本質與認知目標的科學要求

自從赫爾德提出“要沉浸到全部歷史中去，要在萬物中感同身受”的歷史研究要求以來，19世紀的西方人文科學家們在歷史認知活動中將集注的目光主要偏向理解的對象，而理解主體作為生命存在的歷史性特質卻未能吸引更多的眼球。施萊爾馬赫在其普遍解釋學中主張，為了消除文本與讀者在時空上的距離以避免對文本的誤解，理解者應盡可能全面地把握文本由之而出的歷史語境，盡可能充分地掌握作者原初的創作心境，以實現對文本的“重構式的”理解，甚至達到“比作者本人還更好地理解他自己”的那種理想境界。

然而，真正的歷史意識指向的不僅僅是歷史理解的對象，其實還有理解的主體。盡管稍后的蘭克(R.von Ranke，1795～1886年)已在一定程度上意識到歷史學家不可能在毫無預設的情況下展開工作，但他依然主張歷史學家應該忘卻自我，并“依照其原樣”地、客觀地重構歷史。19世紀的人文科學家愈益意識到，“依照其原樣地”重構過去，這可能只是一種美好的幻想。狄爾泰就已較為充分地注意到歷史理解主體本身的歷史性特質。美國學者巴姆巴克先生就指出，在狄爾泰那里，“歷史性”概念不僅指對象而且也指主體，不僅指主體的認知方式，也指主體的存在方式是歷史的。

歷史理解的主體首先是一個活生生的生命個體。早在1883年的《人文科學導論》第一卷中，狄爾泰就嚴正批判了康德等人對認知主體純然抽象的構想，認為他們“所設想的認識主體的血管之中并沒有流淌著真正的血液，而毋寧說只存在作為某種單純的思想活動的、經過稀釋的理性的汁液。”對此，狄爾泰提出了所謂的“整體性原則”，要求把理解主體作為一個活生生的生命整體看待，人的精神生命不僅具有理性這一基本成分，而且還包括不可或缺的非理性因素，理解主體是知、情、意的有機統一。這意味著，不再可能存在一個清除了情感與意志成分、擠干了真實血液、因而被人為地抹平了各種棱角而無個性差異的抽象主體。理解主體必然在情感與意志等方面存在多種主觀差異，必然具有獨特的個性。狄爾泰指出，我們每個理解主體都受到自身意識的限制，個人獨特的意識將其主觀性賦予我們所理解的一切對象。有鑒于此，我們如何可能抹去自身的主觀性而客觀地去理解對象?

其次，歷史理解的主體還是一個具有歷史存在性的生命個體。這即是說，一切理解主體總是置身于特定的歷史關聯中。對歷史實在的理解，他既無法擺脫自己的主觀偏見和先前假設，也無法脫離當下的風俗習慣和輿論導向，更不可能對當前的時代精神視而不見和聽而不聞。

歷史個體，無論所作為歷史實在的創造者還是理解者，都以自我為中心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封閉世界，展現為諸多相對自足的萊布尼茨式的“單子”。美國學者林格指出，“解釋學起源于主體間性的斷裂?！鄙忉寣W中對歷史實在的理解歸根結底就是諸多生命個體相互間的溝通。盡管狄爾泰相信生命個體普遍擁有共同的人性，然而主體對歷史實在的理解畢竟是兩個相對自足性世界之間的相互溝通。個體怎樣才能把那些經由感官而獲得的獨特的生命表達提升到一種普遍有效的客觀理解層次?簡言之，具有主觀性和歷史性的理解主體怎樣獲得關于歷史實在的普遍有效性知識?理解主體與理解對象的生命特性決定了兩者間的完全重合可能成為一個永遠難解之題。理解者應該“依照其原樣”去理解歷史，蘭克曾經提出的這一要求現在幾乎可以被視為一種歷史認知中的“烏托邦”。 轉貼于

三、理解活動的生命特性與認知目標的科學要求

社會歷史實在是人文科學研究的直接對象。由于歷史實在具有內在的生命意蘊并牽涉到某種歷史性的關聯從而區別于自然科學的對象，所以對歷史認知的方式也相應地有所差異。狄爾泰明確指出：“我們說明的是自然，而理解的則是精神牛命?！崩斫馐侨宋目茖W中把握歷史最重要和最根本的認知方式。對人文科學認知方式本身的規定直接制約著人文科學的認知結果，影響著對人文科學之“科學”身份的認同。

自17世紀西方哲學實現認識論轉向以來，人類針對外在世界的主導性認知方式先后遭遇了兩次嚴重的危機。在我們看來，無論是經驗論者著力強調的觀察實驗與經驗歸納方法，還是唯理論者極力推崇的理性演繹方法，它們其實僅僅是人類理性的不同方面。隨著近代西方哲學的演進，在徹底貫徹經驗論原則的前提下，休謨的懷疑論從經驗歸納方面表明人類理性能夠擴展認識范圍但缺乏普遍有效性。與此同時，以萊布尼茨一沃爾夫哲學為代表的唯理論哲學也漸次從理性演繹方面暴露出人類理性的另一局限，即它雖能保證了認識的普遍有效性卻不能拓展認知的范圍。以上兩方面困境首次展現出人類理性這一主導性認知方式的危機：無論憑據經驗歸納還是依靠理性演繹，人類理性似乎都無法提供普遍有效的知識。令人振奮的是，康德在其批判哲學的“哥白尼式革命”中，通過對先天綜合判斷的解析與建構，他將人類理性認知能力中經驗論與唯理論曾各執一端的兩方面有機地整合，最終宣告“人的知性為自然立法”!這表明，康德從先驗哲學層面成功地克服了人類主導性認知方式遭遇的首次危機。我們看到，沿著康德先驗哲學的思路，德國古典哲學所討論的人類理性認知能力最終在黑格爾恢弘的思辨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中得到極度張揚。

然而，黑格爾客觀唯心主義哲學體系隨后的崩潰表明傳統的理性主義哲學業已窮途末路。另一方面，由人類理性日漸促成的扭曲的現代社會生活也使人越發意識到理性本身確有其局限。理性并非萬能!作為對傳統絕對理性主義哲學的反抗，非理性主義哲學在狄爾泰生活的世紀應運而生。以叔本華和尼采為代表的非理性主義者們認為，不僅是某種非理性之物構成了世界的基礎與本質，而且我們也只能以一種非理性的方式去把握外在世界，理性的認知方式不適合、至少不能深入地而準確把握世界的本質。從認識論角度觀之，非理性哲學的興起可以說給傳統以理性為主導的認知方式帶來了第二次危機。

如果說，上述第一次危機揭示了人類的主導性認知方式對經驗歸納能力與演繹分析能力進行綜合的必要性，那么第二危機預示的則是人類的認知方式對自身意識活動中理性因素與非理性因素予以綜合的必然趨勢。它意味著，要對外在世界、尤其是對已然深深留下了人類精神生命烙印的社會歷史世界進行全面而深入地認知，我們必須采取一種更周全、更妥當的認知方式。

施萊爾馬赫在建構其普遍解釋學過程中曾著力探討了心理學的解釋方法。他認為這一解釋方法需要一種心靈上的預期(die Ahnung)或預感行為(cin pinatorisches Verhahen)的參與。正如洪漢鼎先生指出，施萊爾馬赫論及的預感行為實際上就是“一種心理轉換，一種把自己置于作者的整個創作中的活動，一種通過想象、體驗去對作者創作活動的模仿?！憋@然，某些非理性因素構成了這種預感和心理轉化過程的必要成分。而稍早于狄爾泰的德國歷史學家德羅伊森(Droysen，1808～1884年)則更明確地指出了理解過程中的非理性方面。在他看來，對于歷史世界，“理解可能是適合人類的最完美的一種認知方式。這是一種直接的、突然的過程，它并不需要對那些活躍于其中的邏輯機制有所意識。因此，理解活動就像是一種直接的直觀……”德羅伊森和施萊爾馬赫的理解觀表明，理解活動雖然主要表現為一個理智性的過程，但從根本上說，它畢竟融合了理性與非理性的認知因素。

狄爾泰無疑受到了上述哲學發展理路的影響，從而較為充分地注意了理解活動的生命特性。作為活生生的生命個體，理解主體不僅是一種理性的、還是一種非理性的存在物，主體的精神活動表現為一個理性與非理性因素的統一體，具體包括了知、情、意三種基本成分。生命個體的一切活動必然帶有生命的特性。狄爾泰清楚地意識到，盡管三種成分在生命個體的不同活動中所起的作用與身居的地位并非處處都能等量齊觀，但它們總是內在地相互關聯。故而，理解主體的任何一種活動都同時包含著不同程度的理性與非理性因素，歷史認知活動亦毫不例外。

為了“從生命自身”、在其“原初狀態”中把握精神生命，1900年以前，狄爾泰較為重視內省和直接的自我觀察等心理學方法的認知性作用。但是，這種認知方法的正當性和有效性受到廣泛的質疑。1900年在實施解釋學轉向后，他開始探討較為理解這一認知方式。具體說來，狄爾泰對理解活動的本質性構想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首先，由于信奉施萊爾馬赫關于人類本性同質的浪漫主義思想，狄爾泰在早年就曾保留了前者提出的心理預期這一非理性的認知成分，認為預期有助于文本理解。其次，在后期的《對他人及其生命表達的理解》一文中，狄爾泰指出，要從眾多復雜而零散的生命表達中把捉到內在的精神性結構關聯，一方面我們必須借助理性的歸納推理，另一方面還必須考慮到生命表達由之而出的那種特定的生命關聯，也即是需要考慮特定的環境因素對生命個體從非理性方面對其生命表達活動的影響。只有從理性與非理性兩方面著手，我們才能從歸納所得的內在精神關聯出發而推斷生命個體在未來相似的境遇中的生命活動。狄爾泰明確表示這種推斷根本說來并不具有普遍必然性與客觀有效性，僅僅是一種心理上的預期。最后，狄爾泰在對理解的最高級形式的討論中進一步發揮了施萊爾馬赫重構式的理解觀。在他看來，我們需要把在自身中體驗到的知情意之間的結構關聯移入到對他人的理解中，并據此按照事件之進展順序在我們心中完成一種重新體驗和重新構建。此過程完成的理性根據盡管在于那近似客觀的結構性精神關聯，然而它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賴于一種非理性的想象活動，甚至在那貌似客觀的結構性精神關聯中，也絕非理智成分的純然存在，情感和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同樣占有一席之地。據此，理解主體試圖重新體驗與建構的絕不僅僅是他人生命中的理智過程，而是同時關涉理智、情感和意志三方面。顯然，狄爾泰吸納了施萊爾馬赫的心理學解釋方法，只不過把該方法以一種更具技術性的方式予以了貫徹。也即是說，在狄爾泰的后期思想中，心理學和解釋學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解釋學更直接地先行鋪墊了心理學分析道路。正如美國著名學者馬克瑞爾先生所言，狄爾泰后期并不是放棄了早年的心理學設想，而是在構建生命解釋學的過程中把心理學與認識論和方法論聯系起來，重新考慮心理學在人文科學中的地位問題。

以上可見，從理解對象與理解主體的生命意蘊出發，狄爾泰在構想理解這一歷史認知方式時，較充分地注意到了其生命特性，從而將理性與非理性的認知成分融于其中。也就是說，他并沒有像傳統理性主義者那樣完全從絕對理性的角度透視理解性的認知過程，而是在剖析理解活動中理性因素的同時，也辯護了非理性因素的合法地位。但是，根據自然科學的認知模式，認知結果的普遍有效性必須獲自于理性對認知過程的絕對監控。以這一標準來看，那介于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理解性認知方式怎么能夠確保歷史認知的普遍有效性?顯然，這又從另一個方面造就了狄爾泰生命解釋學中認知主題的生命傾向與認知目標的科學性要求之間的二難困境。

篇4

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一種具體的方法論，不同于歷史唯物主義這一一般的哲學方法論，它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的基礎上形成的，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歷史唯物主義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它為社會科學方法論提供一般的方法論指導，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具體化。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聯結歷史唯物主義和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中間環節和橋梁，因而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可以取代的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來直接指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看法是偏頗的。為了進一步推動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豐富歷史唯物主義，很有必要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這一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可從以下兩個方面人手。

一、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成果

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在100多年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中，產生了大量的積極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賓塞、迪爾凱姆、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為代表的眾多社會科學家系統創建的兩對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包括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及對它們所做的種種有益的綜合研究。就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而言，后一種研究的積極成果意義更大，因為社會科學方法論就是一種綜合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而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史上，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社會科學家試圖將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則是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直接的理論前提。

吉登斯在《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一種對解釋社會學的建設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釋學立場也嘗試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研究。吉登斯同意溫奇對韋伯的質疑，即認為韋伯“錯誤地假定人類行為的解釋可以采取一種邏輯上與自然科學特征相同的因果關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內容上）”，并進一步以他稱之為“能動者因果關系”的理論探討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

吉登斯又通過建構“結構二重性”理論來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吉登斯在《社會的構成》中認為，“結構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Y構同時作為自身反復組織起來的行為的中介與結果；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為，而是反復不斷地卷入行為的生產與再生產?！币蚨霸诮Y構二重性觀點看來，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結果。

總體而言，他們的努力都加深了人們對于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之間關系的理解以及綜合它們的基礎的理解。這無疑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建構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觀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

一般說來，有什么樣的世界觀或哲學觀，就有什么樣的方法論，世界觀或哲學觀和方法論是一致的。人們對于社會所形成的理論化、系統化的觀點就是所謂的社會哲學，以這一社會哲學指導去觀察、研究、分析和處理各種社會現象就是所謂研究社會的方法論，即社會科學方法論。因此，社會科學方法論是以社會哲學為基礎的。

傳統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主要包括兩對相互對立的科學方法論，即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與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它們分別以兩對對立的社會哲學為基礎。

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社會獨特論”和“社會類似論”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社會獨特論”認為社會雖然是自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但社會一旦產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獨特性，從而與自然區別開來。社會的獨特性在于，它是一種人文或文化現象，是人的主觀活動的結果。因此，在“社會獨特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不同于自然現象的獨特的人文或文化現象。那么不應照搬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實證的方法），而應運用人文科學方法（理解的方法）來研究這種獨特的社會現象?！吧鐣愃普摗闭J為社會是自然長期發展的產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會是一種“類自然現象”，具有類似于自然的客觀特點和規律。因此，在“社會類似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與自然相類似的現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即實證的方法）對于研究社會現象也應是十分有效的。

篇5

論文摘要：科學知識社會學指出，傳統的科學知識觀抹煞了科學的社會性，從根本上是錯誤的。通過科學爭論、實驗室研究和科學文本話語分析，科學知識社會學為自身研究的合法性進行了重要論證，并試圖促進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融合。然而，科學知識社會學徹底否認科學的客觀性和真理性，宣稱“科學知識只是一種社會建構”，結果導致了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裂隙進一步加深。

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以下簡稱SSK)自20世紀70年代初在英國誕生后發展勢頭一直很迅猛，目前在國外社會學研究領域占據主流的地位。但在國內，人們對SSK的認識卻只能說是剛剛起步。國內對SSK的最早介紹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當時南開大學的劉甭浦教授在其主編的《科學社會學》一書中對SSK有初步評價。20世紀90年代末，國內第一本對SSK進行系統研究的專著《科學的社會建構—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理論與實踐》產生，一些主流的社會學和哲學雜志也開始密集地翻譯SSK的論文，一些出版社則系統地引人了SSK的主要作品。盡管一直受到激烈的批評，但筆者認為SSK的研究也有其合理成分，如果對其作深人的反思，并從中得出有益的東西，則對我們的學術進步無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SSK產生的理論傳統及歷史背景

1. SSK的學術思想淵源。SSIC有多種學術思想淵源。該學派的代表人物馬爾凱聲稱，他們是在庫恩的哲學思想影響下，在批判了傳統的實證主義科學觀之后，研究科學知識的相對性和社會內容的學派。科學社會學家本·戴維指出:這個學派是在“反實證主義”哲學(、現象主義、社會學中的人類學方法)興起和科學哲學中相對主義、建構主義的影響下產生的。并且，它與迪爾凱姆和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傳統相聯系。國內研究SSK的著名學者劉華杰則認為，SSK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紀德國圖賓根學派的“教會編史學”、舊知識社會學、科學哲學家庫恩后期的哲學及對傳統科學哲學的反對。據此，可以這樣認為，SSK既是對傳統知識社會學的繼承，也是對正統科學社會學的批判，更是在科學哲學尤其是庫恩的思想影響下形成的。

2. SSK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僅僅從思想淵源上解釋SSK的產生，并不能完全說明其何以在短短的幾十年間迅速發展為全球范圍內科學人文大戰的最主要根源，還必須對SSK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予以特別的關注。在西方，自柏林墻倒塌、冷戰結束以來，硬科學(自然科學)在其自身發展中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無法解決的困難如巨型化、實驗周期延長等，其負面影響開始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人們對科學家的信心和信任有了持續的喪失。而另一方面，向來被自然科學壓倒的人文科學認為科學實驗室獲得的太多資助與其產出是不成正比的，因此極力反對政府對自然科學的過多投資，認為人文科學應該享有和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以上這些情況誘發和助長了對科學本身的考察，為以反對科學權威為主要特征的SSK提供了最有利的發展契機。在過去，國內對SSK社會文化背景的介紹普遍有所忽略，而這恰恰是全面理解SSK產生和發展的關鍵。

二、SSK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觀點

SSK誕生于英國，后來走向歐洲其他國家、美國等。其在歐洲的代表人物有布魯爾(D. Bloor )、巴恩斯(B. Barnes、馬爾凱( Michael. Markey )、柯林斯(H，M. Chins)、拉圖爾(Bruno. I，atour )、謝廷娜( Ka-rin D. Knorr一Cetina )、埃奇(D. 0. Edge )、惠特利( B. Whitley)等人，而在美國的知名學者為夏平( Shapin )、皮克林(Pickering)和平奇(Pinch )。 SSK學者從科學爭論、實驗室方法、科學家的文本及話語研究這三個場點展開研究，得出了不少成果，其觀點從產生到分化可以說是五花八門，既有極端的也不乏溫和的。下面是SSK學者的一些主要觀點:

1否定自然界在科學知識產生過程中的決定作用。自18世紀啟蒙理性主義誕生以來，科學知識一直被看做“自然之鏡”，經驗事實和邏輯規則決定了什么是科學知識，自然界作為科學爭論的首要及最終仲裁人和確定者，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SSK學者認為，科學思想并不是由客觀的經驗觀察來檢驗的，人們也并不是按照與事實證據一致的原則來對相互競爭的理論進行選擇的，因而，以往人們將自然界的性質和作用完全地夸大了。拉圖爾認為，一個被科學家作為事實而接受的陳述被視為是由自然界決定的，但這一點并不會使這個陳述變成真理。謝廷娜也說;“在實驗室里我們找不到描述主義所看重的事實和現實，實驗室所表現的是盡可能排斥自然而不是包含自然于其中?！痹谶@一看法上走得更遠的是柯林斯，他直接宣稱:“在科學知識的構造中，自然界僅僅擔當極小的或微不足道的角色，甚至根本就不起作用?！笨偟恼f來，SSK學者認為，自然界不能決定什么是真理性認識;科學不會是建立在經驗證實原則上的高度客觀化的事業，其客觀性極弱;不是自然界決定科學知識的形成，而是科學家的社會行為決定了自然規律要如何界定;科學理論并不是對自然的真實反映，自然界在確定科學的本質和真理上沒有任何發言權。

2.科學知識在本質上是由社會建構的。正統的科學哲學家們向來認為，科學研究中存在發現和辯護兩個過程，其中屬于內部因素的辯護過程(歸納、邏輯推理等)起最重要的作用，科學從根本上是不受外部社會影響的。SSK學者則認為，恰恰相反，科學具有極強的與境偶然性和當地特質，社會性因素對知識具有更強的制約作用。馬爾凱曾這樣斷言:“……至此，我已提出一個基本觀點，即科學的內容就產生于科學外部的社會和文化因素的影響。”可以說，幾乎在SSK學者的所有著作中，科學的社會建構性質都得到了充分的描述，他們尤為強調的是社會交往在科學知識形成中的作用。在《實驗室生活:科學事實的建構過程》一書中，拉圖爾和伍爾格詳細考察了科學研究人員在實驗室是怎樣交往的，科學論文又是怎樣在這種交往中產生的。而謝廷娜則重點強調，科學知識不僅受科學研究人員內部交往的制約，還受外部社會交往的制約。例如，為了得到工業界和出版界人士的幫助，為了得到政府官員的支持，為了在大學里謀取一個職位，都可能使一位科學研究者改變自己研究項目的名稱和程度，甚至改變自己科學論文中的關鍵內容。總之，SSK學者堅持認為，科學知識其實就是社會建構的產物。

3.科學知識評價實際上是科學家的共同磋商及利益競爭。SSK學者認為，經驗事實和邏輯程度并不能確定什么是科學知識，因為它往往無法判斷什么是好的理論。一個科學成果得到確認其實是科學家磋商(negoianon)的結果，而通過科學磋商建立起來的結論就不是對物理世界的確定性說明，只是被在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中的科學家們認為是正確的主張而已?？茖W知識在商談與決定的鏈條中得以構成，這是一個包含修辭手法、語言技巧、科學家威信以及其他符號資源在內的說服與被說服的過程，其中資源關系、利益的融合與分裂等具有重要作用。巴恩斯指出:“事實是被集體界定的，任何知識體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體認可的陳述?！彼€堅決認為，在科學知識社會學中，知識的社會磋商應該是一個合法的、實質上是一個基本的、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探討的知識社會學的主題。

4.科學其實與其他文化一樣，并不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和更優越的地位。布魯爾指出，人們以往是通過把科學當做某種圣物來對待而使其不受社會學審視的影響的，這其實是一種根本性的錯誤。他提出的強綱領性核心原則—對稱性原則主張應當用同種類型的原因來解釋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在SSK學者看來，科學就是一種文化，也是處在一定社會建構過程之中的信念，它是相對的，沒有名副其實的“普遍有效性”，不存在科學的理性、客觀性和真理的普遍標準。進一步地，SSK學者還認為“學科間的界限是約定性的，要使這些界限具體化，要把它們視為內在于不同領域或不同學科之間的不可違背的界限，肯定是一種錯誤”，而“這些界限與保護和維持這些社會集團自身的認知權威、智力霸權、職業構成以及借助于這些界限能夠控制的其他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直接相關”?？傊?，SSK從科學是一種文化出發，否定了自然科學知識具有至高無上的特殊地位，認為科學并不優于其他任何信念或知識體系，也并不比社會科學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SSK對長期以來“科學思想和發現是由自然界決定的，而科學家研究自然規律的行為是受嚴格獨特的科學規范和理性程序指導的，它不受社會因素的影響”這種傳統觀點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戰。它以強調社會因素對科學的重要影響為基點，提出了一系列反對傳統理性主義、知識的客觀性和真理觀的主張，就這一點而言，SSK有其創新和值得借鑒的一面。但SSK忽略了科學知識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形態在認識活動中的獨特作用，走到了極端的一面，因而受到了眾多的非議。

三、對SSK的批評

SSK關于科學本性、科學與社會關系等觀點，已經被西方一些主流思想教育課本和權威部門制定的科學家行為規范吸收進去。在這一點上，SSK已經達到了自己的預期目標，成功地為自己的發展贏得了合法地位。但是，SSK并不因此而止步，它更多地試圖把“理性”包含在“社會”之下，由此遭到了來自多方面的批評。這里主要討論來自科學家、科學哲學家、科學史家及科學社會學的批評。 1.來自科學家方面的批評，最顯著的莫過于索卡爾大戰。在這次科學人文大戰中，以美國物理學家索卡爾的詐文為導火線，物理學家、生物學家等眾多科學家對SSK及其他一些后現代主義理論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其規?？涨?。索卡爾指出:SSK及后現代主義者近年來的一些主張明顯是一種放縱的胡說。比利時理論物理學家讓·布里克蒙特對SSK的許多主張感到困惑和震怒，他指出證據對理論的不確定并沒能瓦解科學的客觀性，相反使科學的成功變得更為卓著。生物學家威爾遜則認為，SSK要擺正位置，把社會決定奠基在被檢驗過的和認真思考過的客觀知識基礎上才是科學的一切。佛蘭克林對兩個經典案例(柯林斯的實驗者回歸和皮克林的建構夸克)進行分析并表明:科學家選擇某些理論或概念(如皮爾遜的四元相關系數、物理學家偏愛史坦福大學的E122實驗而不是華盛頓一牛津大學的實驗)，是有著可靠的科學、實驗與數學等方面的認識根據的，而不是靠科學家偏好或意識形態(如優生學的意識形態)的驅動。

2.在科學哲學家的批評中，勞丹與布魯爾關于科學信仰解釋權之爭最有影響。勞丹1981年在《社會科學哲學》雜志上撰文，認為SSK是一種偽科學，其主張是荒繆的，“當且僅當信念不能用它們的合理性來說明時，知識社會學才可以插手對信念的說明’，。⑨勞丹堅信迪昂一奎因論點(理論不確定觀點)不妨礙科學合理性標準的存在，恰恰相反，它反映了經驗在科學理論選擇中的作用。對SSK主張的對稱性原則，勞丹認為，對稱性只是一種虛幻，因為不論是科學研究的個體抑或群體，他們所持有的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具有完全不同的產生條件，因而不可能對稱。而在社會學解釋模式是否為科學信仰的科學的、惟一的、優先的解釋模式這一問題上，勞丹認為，科學在本質上是一種人類活動而不只是社會活動，社會學解釋模式不會是惟一的和優先選擇的模式。

3.科學史家的批評則在于，他們認為SSK的科學史案例分析存在不少歷史常識性錯誤?？茖W史家平林克通過對歷史事實的檢驗指出，在夏平與謝佛的“霍布斯一波義耳之爭”案例研究中錯誤地表述了歷史，歪曲表達了波義耳和霍布斯的實際工作。歷史學家瑪格麗特·C·雅各布指出，拉圖爾對17世紀近代科學誕生的社會學分析在史料上存在著嚴重的錯誤和歪曲，其對英國歷史的相對主義的診釋常常忽視了某些歷史關鍵點，是通過譴責“現代性制度及其實踐而獲得的”。

4.在來自科學社會學方面的批評中，默頓學派指責SSK的做法是危險甚至是“發瘋”和“邪惡”的，因為它摧毀了最牢固的人類知識大廈，會導致一種反科學?！袄婺Ｊ健笔荢SK理論主張中最受科學社會學家批評的。朱克曼認為:“斷言科學知識反映生產這些知識的群體的利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利益模式不能解釋為什么社會利益明顯不同的科學家會經常持有相同的理論立場，也不能解釋為什么有些科學家所采取的理論立場是與他們的階級或職業利益相反的?！北尽ご笮l則指出:“即使科學知識與其提出者的利益之間存在聯系，這種聯系也從未超出最初的創始階段。例如在麥肯奇和馬爾凱討論的英國統計學案例中，精英主義、優生學與統計學方法之間的聯系，在皮爾遜之后就消失了?！倍谄渌恍┛茖W社會學家看來，利益模式的問題不在于將科學知識歸結為利益磋商，而在于它不能表明這種磋商實際上是怎樣進行的，以及為什么在這種磋商過程中論戰一方會逐步占據主導地位。

盡管受到來自以上多方面的批評，SSK的強硬立場并沒有改變。1991年，布魯爾在其再版的《知識與社會意象》后記中宣稱，現有的批判無法改變他對強綱領的堅定信心。布魯爾的同盟者更是鼓勵SSK研究者們不要恐慌，因為時間將會證明一切!而以科學家為首的另一戰斗方則繼續堅守科學理性，認為SSK應該首先遵循科學的價值服從于嚴格的社會分析原則，重新研究一些具有積極意義的社會學課題，而不是更貪婪地去攻擊科學研究。就目前的發展態勢來看，彼此的基本原則立場都沒有放棄，兩者之間的鴻溝仍在不斷擴大。

四、問題和啟示

篇6

【關鍵詞】文科學生 自然科學素養 自然科學史

【中圖分類號】W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3）07-0168-02

國內高中開始的文理分科和大學的專業教育，使大多文科學生很少接觸理、化、生等自然科學的相關知識，導致了文科學生自然科學知識的不足，造成其科學思維與科學精神的缺失，嚴重制約了文科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當前部分高校在文科學生課程體系中增加了“自然科學基礎”類課程，但由于文科學生的理科基礎薄弱和個人興趣等原因，往往不能取得好的效果。

自然科學史是關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與社會的互動關系的學科，是描述和解釋自然科學知識產生、發展和系統化進程的歷史學科。1917年，自然科學促進會在其年會上認為：“科學史是一種溶劑，它能溶解由學校課程表帶來的文學和科學之間人為的壁壘?！盵1]在高校文科學生中開展自然科學史教育，對于提高文科學生對自然科學的興趣，培養自然科學素養、培育懷疑與批判精神、創新與開拓思維具有重要價值和意義。但是，目前國內大學文科教育中還極少將“自然科學史”列入教學內容中。探討“自然科學史”課程的教育目的、意義和方法是當前的重要研究課題。

一、通過自然科學史教育提高文科學生自然科學素養的可能性

科學史作為人類文明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研究科學發生和發展歷史的一門學問，立足于從歷史的角度研究諸多科學事實本身及其相互間的關系[2]。要實現高等教育階段科學和人文的融合，提高文科學生的科學素養，在高校廣泛地開展自然科學史教育是一條重要的途徑。這是由自然科學史的科學與人文的雙重屬性決定的。

自然科學史是描述和解釋自然科學知識產生、發展和系統化進程的歷史學科，包括它的通史、斷代史、國別史和部門科學史[3]。從它的含義來看，一方面，雖然它著眼于自然科學，卻立足于歷史?？茖W史如同經濟史、政治史、文學史和藝術史一樣，本質上也是一門歷史學科，它屬于人文科學研究領域，具有濃厚的歷史感[4]。所以自然科學史從本質上說是一門歷史學科，歷史學科又從屬于人文學科，這就決定了自然科學史的人文屬性。另一方面，它不是關于社會、經濟或人類的歷史，它是一部關于自然科學的歷史，具有明確的指向性。這決定了它的科學屬性。所以說自然科學史具有科學與人文的雙重屬性。

文科學生的思維方法更偏向于形象思維，而自然科學知識的邏輯性相對較強，如果單純的傳授自然科學知識，對于文科學生而言接受起來比較困難。自然科學史簡單來說也就是自然科學產生、發展的歷史，學生可以在歷史的脈絡中學習到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培養邏輯思維方法。所以通過自然科學史教育來提高文科學生的自然科學素養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二、在高校中開展自然科學史教育的意義

（一）促進文科學生的全面發展，培養復合型人才

復合型人才指的是那些在各種社會活動中，具有一二門專業知識，且知識面較為廣泛，基礎較為扎實，在廣泛領域內具有較強適應性和較高水平，并以自己創造性勞動在社會中做出某種貢獻的人[5]。社會科學的發展與自然科學密切相關，如果文科大學生不了解基本的自然科學知識，不了解科學研究的方法，那么全面發展就無從談起。在文科學生中開展自然科學史教育，有利于學生知識的全面滲透，不僅使學生了解了科學發展的歷史，也提高了科學知識水平，彌補了自身知識單一的缺陷，拓展了其知識面，促進文科學生向復合型人才邁進。

（二）培養文科學生的探索和批判精神

人文學科的知識具有較為穩定的特點，學生學習和應用過程中大多只需要有選擇的接受即可。而自然科學知識卻是迅速發展變化的，這就需要一代代的人們不斷地探索、發現。通過自然科學史的學習，相信文科學生會理解自然科學知識形成和發展規律，學習到科學家們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和科學的批判精神。從學生的整個人生的發展來看，既有利于養成他們以科學精神看待人文社會科學的習慣，也有利于他們形成以人文社會科學的思想來反思科學技術發展的批判意識[5]。這樣不僅有利于學生自身的發展，更為全社會形成良好的學風提供基礎。

（三）提高文科學生辨別是非的能力

現代公民要舒適的生活，更要科學理性的生活。這不僅需要專業的知識以從事相關職業，而且需要科學的精神來辨別社會生活中的是非。我國的經濟在高速發展，但是公民的科學素養卻跟不上經濟發展的步伐，一些人由于科學知識缺乏，辨別是非能力不強，從而相信封建迷信，輕者影響自身生活，重則影響社會安定。在文科生中普及自然科學史，有助于學生培養科學精神，提高辨別是非的能力，幫助學生更加科學理性的生活，從而帶動社會上的科學之風。

三、在高校文科學生中開展自然科學史教育的途徑

（一）高校要對文科生的自然科學史教育給予足夠的重視

在大學專業教育的背景下，許多高校只把目光放在了對學生進行專業知識的教育上，而對學生的綜合教育關注甚少。這就造成了一些文科學生雖然具有較高的專業水平，但是卻對自然科學知識了解甚少，例如不知道“光年”是長度單位等。要改變這一現狀就需要高校對文科學生的自然科學史教育給予足夠的重視，關注學生的全面發展。在西方，很多國家關心學生的科學史教育，為學生開設了科學史課程。美國哈佛大學在20世紀20年代就較為系統地面向各專業的學生開設科學史課程，其科學史的師資隊伍也一直保持穩定的增長趨勢。在法國的大學教育中，科學史也很受重視[4]。我國高校應該借鑒國外高水平大學的做法，重視文科學生的自然科學史教育，這樣才能更有效率地提高文科學生的自然科學素養。

（二）適當改革課程設計體系，增加科學教育比重

大學實行專業教育，這一方面確實有利于學生掌握專業知識，為企業、社會的發展輸送各方面所需的專業人才；另一方面這種專業教育卻忽視了人才的全面發展。大學的課程安排多是按照本專業需要而設定，課程設置比較單一。例如一個新聞專業的大學生，學?？赡転槠溟_設了新聞理論、傳播理論、中外新聞史等各種專業課程，但是他們卻很難接觸到有關高等數學、物理、計算機等各種理科性的知識。大學是一個開放的課堂，應盡力改變課程設置的單一，增加科學教育的比重。例如，一方面可以增加有關自然科學基礎的選修課，并且可以選擇一到兩門作為考試或考察的科目；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學校的科技活動，并且多多鼓勵文科學生參與，加強文科和理科學生之間的交流與互動，讓學生在大學這個開放的課堂中得到全面發展。

（三）開展豐富多彩的自然科學史講座

毫無疑問，課程的學習是增加學生知識的重要手段，但是校園中豐富多彩的講座是學生獲得知識的又一條捷徑。在高校中開展形式多樣的自然科學史講座，聘請各個自然科學專業的老師，在一定的時間內向學生展現一幅學科發展的精品畫卷，這對提高文科學生的自然科學素養具有極大幫助。另外，每個老師都有自己不同的講課風格，這種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校園講座有助于提高文科學生對自然科學知識的興趣，使學生在濃厚的興趣中提高自身的自然科學素養。

（四）開設《自然科學史》課程

選擇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地質、生物、醫學、能源、機械、材料等各個學科的知名教師以聯合授課的形式在文科學生中開設《自然科學史》課程，重點講述各個學科的重要發現、科學思維和歷史進程。在課程基礎上組織編寫針對大學文科教育的《自然科學史》教材，讓學生可以在課下鞏固所學知識。以課外閱讀的形式要求學生閱讀一些能夠看懂的經典論著，如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伽利略的《關于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哈唯的《心血運動論》，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等。通過課程的系統學習，逐漸培養文科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和科學素養，提高對自然科學的興趣和了解自然科學各個學科的基本知識和重要歷史事件，增強綜合素質。

四、結語

社會需要綜合型人才，高校在著力培養文科學生專業素質的同時，也應把眼光放在提高文科學生的自然科學素養上。通過自然科學史教育提高文科學生的綜合素質、培養探索與批判精神、增強辨別是非、正誤的科學能力，文理滲透、融合，為社會輸送全面發展的復合型人才。

參考文獻：

[1]邵敏，曹肇基.科學史教育與創新精神的培養[J].青島大學師范學院學報，1999，（3） ： 43- 45.

[2]魏屹東.科學史研究為什么從內史轉向外史.[J].自然辯證法研究，1995（11）：27-32.

[3]互動百科：http：//.

[4]李濤，肖恩玉，李志勇.論大學的科學史教育.[J].河北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12（9）：113-117.

[5]何啟賢.略論對文科大學生進行科學教育的意義.[J].管理研究， 2009（7）：17-18.

[6]F. James Rutherford. Fostering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American Science Education？ Science and Education， 2001， 10 （6）.

[7]Roy Macleod， Russell Moseley .Breadth， Depth and Excellence： Sources and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University Science Education in England， 1850-1914. Studies in Science Education， 5（1）， pp.85-106.

作者簡介：

篇7

[關鍵詞]工科學生 提高 人文素養

[中圖分類號] G6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3437（2013）20-0034-02

一、人文素養的內涵

人文，即人文科學（如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哲學、文學、法學等）；而素養，則是由能力要素和精神要素組合而成。所謂人文素養，即具有的人文科學的一般知識水平和一般的人文科學領悟與研究能力，綜合地體現為一個人由其人文科學知識底蘊而體現出來的精神實質――人的內在品質。人文素養其實是一種為人處世的基本的品德情操、價值觀和人生哲學，包括科學精神、藝術精神和道德精神等等。它是人類優秀文化積淀凝聚孕育而形成的，內在于主體的精神品格，是一種價值判斷，是一種求善求美的活動，具有理想性、價值性；是對人生和社會的美好境界的追求，注重人的感性和情感，注重人的想象性和生活的多樣化。人文科學的對象并不是整個世界，而是世界的一個特殊領域，即屬人的世界，重視人對自身本性特質和生存發展需要的體認，它有著自己特殊的邏輯和功能。歷史上，蘇格拉底就把這種原則作了普遍的貫徹，真正把關懷、研究和認識人類自己作為哲學的主題，并建立起他那個時代所能達到的最系統的以人為中心的哲學理論。他的名言是“美德即知識”。文藝復興時代的思想家把這個原則作了身體力行的貫徹，達?芬奇等人既是自然科學領域的奇跡又是人文領域的燈塔，成為那個時代從而也是今天我們這個時代令人仰慕的巨人。但自從培根提出“知識就是力量”，笛卡兒提出“我思故我在”，科學與人文便分道揚鑣，科學踏上了快速發展來不及反思的火箭直奔現代社會，但當代人的人文修養對科學發展的掌握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尤其是在科學教育中，這個問題更為突出。我們國家的工科大學人文教育也同樣亟待改進。

如果認真思考，不難發現，我國工科大學在人文素質培養中存在的重要問題表現為以下四個方面：第一，大學中的文化陶冶過弱，使得大學生人文修養欠缺；第二，現在大學中的專業教育過于狹窄，使得學生的學術知識眼界不夠開闊；第三，大學中的功利主義導向非常嚴重，表現為學生很多時候急功近利，很多學生缺乏較為全面的素質培養與較為扎實的基礎訓練；第四，當今社會要素的共性制約太強，使得學生個性的發展極為不足。而且，從較為長遠的眼光來看，我們會發現，人才質量的差別不僅在于他所掌握的專業知識的深淺以及技能的熟練與否，而且也在于人的綜合素質的高低。因此，提高工科學生的人文素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提高工科學生人文素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當前工科學生普遍存在人文素養缺乏的現象，亟待加強

綜合素質的提高和身心的全面發展既是人的內在需求，也是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和社會文明進步對人的發展提出的客觀要求。從國內高等教育的實踐來看，我國大學生尤其是工科學生綜合素質偏低，缺乏基本的文化修養和人文內涵，已經成為一種典型的社會不良現象。造成這種現象最直接的原因是傳統的體制、傳統教育的模式特別是大學中的文理分科，使得大學中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一直是在科學教育上花費大量心血，最后導致人文教育非常薄弱。高等院校工科專業課程設置的特點，使工科學生所受的教育始終偏重于科學教育，并且學生個人受功利主義思想和價值觀的影響，往往會過多地關注專業學習，卻忽略了自身人文素質方面的提高，這樣就使大多數工科學生的人文素養偏低的狀況更為明顯。因此，工科學生的人文素養亟待加強。

（二）提高工科學生人文素養是提升學生綜合能力的需要

隨著當今時代科技的發展，各門學科不斷高度分化的同時又不斷高度綜合，未來是以個人素質全面發展為基礎的社會?，F在人們的普遍共識就是：當今時代人才質量，不僅要看人才是否具有較為扎實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更重要的是看他們是否具有完善的個性、具有較高的倫理道德水平、與時代同步的現代觀念意識、高度而全面的人文修養等各個方面的和諧發展。對工科學生而言，不僅要掌握扎實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更要具有較高的人文情懷。然而人文素質教育的缺失和弱化使工科學生缺乏豐富的文化內涵，學生被局限于某一專門的知識領域，缺乏對社會、人生、自然的深刻理解。因此，良好的人文素質對加強工科大學生綜合素質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因此，人文素質教育的加強，是培養面向未來發展的高素質工科人才的極為迫切的需要，是當今時代世界高等教育不斷改革和發展的必然趨勢。

（三）提高人文素養也是工科學生快速成長迎接新的挑戰的需要

人文精神對于科學發展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首先，人文精神可以引導科學發展的方向?？茖W是一項求真的活動，但科學的真不能保證科學方向的正確，不能保證人類生存的價值實現。其次，人文精神是科學發展的動力。創造性的想象力、聯想等思想來源源頭就是人文思想。此外，人文精神是科學實現開辟原創性的源泉。簡而言之，也就是科學是用來告訴我們世界到底是什么樣的以及如何做事，而人文卻是用來修身養性的，它會使我們懂得一件事情的價值如何，該做或不該做。所以人文思想是科學發展之本，科學技術若脫離人文精神，將失去正確的方向。因此，工科學生的人文素養將直接關系到未來科學發展的方向。第三，信息技術的發展和互聯網的普及，不可避免地對理工科大學生的人文素質修養提出了新的考驗，它使現代人類進入了一個網絡社會。理工科大學生無疑是當今時代網絡社會這一虛擬社會的主要群體。在網絡世界里多元文化共生互滲，在各種各樣的文化并存共生中，網絡文化對于傳統文化的副作用也就充分顯示出來。各種文化之間的碰撞、對話和互滲、融合，對于我們的民族文化構成了嚴重的挑戰，而且影響到我們民族優秀文化和精神的傳承，并導致思想價值觀念的混亂。工科學生提高人文素養有利于在網絡世界明辨是非，去偽存真，塑造正確的價值觀。第四，我們社會面臨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型，利益關系面臨調整，必然會對理工科大學生的人文素質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對價值觀念、利益沖突、行為方式的分析、比較、判斷和選擇中，工科學生如若并未做好充足的準備以應對未來社會結構轉型的負面效應，就會對社會發展帶來巨大的災難。因此加強人文素質教育對于提高理工科大學生應對社會各種挑戰的能力實屬必要。

三、工科學生人文素養提高的對策

（一）改革教育理念，調整課程設置

要提高工科學生的人文素養，對工科院校的教育理念、課程體系和教學方式等都有必要作相應的改革，徹底扭轉人文教育在工科院校遭遇冷漠、淡化的不良局面，促進科學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有機結合。比如要重視和引導人文教育理念的創新；在各種教學計劃中有必要增加人文課程的安排和課時，增加各種有關傳統文化、生命哲學以及藝術欣賞等課程；增加人文專業的投入比重等。

（二）弘揚校園文化，建設人文校園

應在建設學校教學設施等“硬環境”的同時，不斷加強“軟環境”，也就是校園文化氛圍的建設，使得整個大學校園能夠浸潤在多層次、高品位以及高格調的文化氛圍中，從而潛移默化地提升學生人文素養。還要開展多種類型的社會活動，不斷拓展人文教育的思想空間和思想內涵。在工科學生中開展各種特色鮮明、形式多樣的主題突出的文化活動，課堂空間得以拓展，讓學生在社會實踐中一點點地接受文化素質教育，從而提高人文素養。

（三）大學教師要提高自身的人文素養并以此來引導學生

我國大學教師實際上擔負著培養“社會人”的重任，對學生潛移默化的人文教育產生重要影響是教師自身的人格魅力的體現。因此要培養工科學生的人文素養，作為大學教師首先必須率先垂范，先要做好學生的榜樣，做一個文化底蘊深厚的教師。只有這樣，教師才能進行知識傳授和對學生進行能力培養，這是必需具備的先導條件。

（四）工科學生要自覺地多渠道汲取人文知識，來提高自身人文素養

工科學生應當充分利用高等學府以及現代技術提供的各種資源和條件學習豐富的人文知識，關注時代的發展，關注社會的進步，在實踐中不斷領悟并轉化為人文素養，使自己真正成為一個有德有識的現代人才，勇于承擔起自己的社會責任，不斷增強自身參與社會競爭的能力，從而更好地為國家和社會奉獻自己的才智。

[ 參 考 文 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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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種意義上說，兩者統一的難度實質是統一標準嚴重不一致，有的主張以方法論為標準，有的主張以科學語言為標準，有的主張以可預測為標準等等，但是無論以哪一種為標準，都難以統一兩大科學。因為這種統一往往或者以自然科學單方面的特點為標準片面地評判社會科學，或者以社會科學的標準去片面地評判自然科學。實際上，兩者在這些方面確實存在著各自的特點，而且都有各自的理由。因此，我們應該尊重而不是回避或者無視它們各自的特點。那么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應該在什么基礎上進行統一呢？筆者認為兩大學科的統一應該是一個多層次的多視角的統一，是一個多樣性的統一。下面筆者將主要從本體論、方法論和價值觀等三個方面進行說明。（本體論層次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科學理論層次即方法論、科學語言等、還有應用層次）

（1）在本體論層次上主張弱自然主義。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所以難以統一，從根本上講，是因為人們認為自然界與人類社會存在根本的區別。筆者認為，自然界與人類社會固然存在區別，但是這個區別不能被無限夸大，以至影響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如前文所說，大多數的意見認為自然界是無意識無目的，而人類社會是有意識有目的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人自己單方面的看法，我們并沒有征求動物界的看法。常言道，“狗眼看人低。”但是誰能保證不會出現“人眼看狗低”的現象呢？事實上，至少在高等動物中，少數動物的社會化水平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而人類卻單方面地貶低它們為群體性。這種人類種族優越論的預設實際上是傳統哲學的主客二分思想的一種表現。人類把本來渾然一體的世界人為地分割成兩個決然對立的部分，并以此為基礎把人類的認識也相應地劃分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部分。如果人類出于認識的需要，對世界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這本來是人的認識活動的一個必要條件，但是不能把認識中的二分反過來當作本體論的二分。我國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馬克思認為自然界和人是一個有機體的思想，水而更高超，它們可以為兩大科學的統一提供堅強的本體論基礎。如果我們愿意調整自己的本體論的看法，那么相應地在認識論中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二分法就只有相對的意義，而且所謂對自然界應該采取說明的方法，而對人類活動的意義必須采取解釋或理解的方法，這看法的基礎也就不再牢固。

（2）從科學方法論來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區分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各自內部的特征也不是完全一致或一成不變的，這既為兩大科學的潛在統一提供了有利條件，又說明這種統一只能是多樣性基礎上的歷史的動態的統一。首先，從歷史上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只是到一定發展階段后才分開，而在分開之前它們已混在一起已有相當長的時間了，特別是我國古代天人合一的辯證哲學思想至今仍然是中醫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說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方法論是可以一致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區分主要是19世紀以后的事情。而現在不僅社會科學越來越多地運用所謂自然科學的方法，而且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交叉性學科，這更是它們直接統一的例證。隨著時間的延續，這種相互滲透性也許會更多。其次，自然界內部的各個組成部分的特征也有不太一致的方面，因而才有有機物和無機物、動物和植物、生物和非生物、人類和非人類等的區分。相應地，物理學和生物學存在著很多不一致的特征。但是我們并沒有因此否定自然科學內部的統一。同理，我們也不應該否定物理學、生物學和社會科學三者之間具有統一性，但是這是一個有差別的多樣性的統一，而且這種統一不需要把人類社會完全還原為生物的強自然主義。

（3）從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實需要來看，也需要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統一。雖然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狹義的社會科學自分開以來，各自得到了飛速的發展，但是人類發展科學的最高目的是為了服務于人類自身。當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與自然產生著日益嚴重的沖突，這固然是人類實踐的結果，但是也與片面的自然科學觀有一定的關系。而生態倫理學、醫學倫理學和科學發展觀等學科和思想的出現說明了人類已經開始在思想觀念和實踐活動層面上對兩大科學進行整合。如果說近代工業革命促進了自然科學的分門別類地迅速發展及其與傳統社會科學的分野，那么如今工業發展及其被濫用的惡果又促進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融合。

2統一所面臨的困難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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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學物理教育 科學素質 地位 作用

近幾年來，隨著我國高校的持續化擴招，高等教育正由過去的“精英化教育”逐步的向“大眾化教育”的方向轉變，對大學生的文化素質培養工作也越來越關注和重視，如何將科學教育和人文教育有機的結合起來，培養大學生在智育、德育、美育、體育等多方面的綜合素質成為當前高校辦學中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之一。本文就目前大學物理教育在大學生科學素質培養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地位進行簡單的分析和討論，正確認識大學物理教育在其中的價值，以期更好的提升大學生的科學素質。

一、大學物理教育在大學生科學素質培養中的地位

在自然科學中，物理學屬于最為基礎的學科，并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眾多的分支學科，例如：天體物理學、原子核物理學、粒子物理學、生物物理學、凝聚態物理學、半導體物理學、地球物理學等等。物理學的許多基本理論和方法也被廣泛的應用于諸多的自然科學領域和生產技術部門，為科學技術的進步提供了基礎理論保障和技術支持?？梢哉f，在現代科學技術發展中，物理學是其中最基礎、最根本、最核心的動力源泉之一。因此，在大學辦學教育中，物理教育對大學生科學素質培養的地位是最基礎、最根本性的。

大學生（尤其是物理專業的學生）對物理學基礎知識的掌握程度，直接關系和影響著其在后續專業課程中對學科知識的學習、理解和掌握情況，關系到大學生在畢業后的社會職業發展方向和空間。大學生學學物理課程，不僅能夠加強自己對現代科學的了解和認識，培養正確、科學的自然觀，還能有效的提高自己的創新精神、探索精神和科學思維能力，從而更好的掌握和運用物理學習的科學方法，并將其延伸到其他的專業課程中去。因此，在大學課程教育中，大學物理教育不僅是一門專業基礎課程，同時還是大學生科學素質培養的主要基礎性課程。

二、大學物理教育在大學生科學素質培養中的作用

物理學，不僅是自然科學中的核心學科，同時也是大學教育中的基礎性學科，對推動社會時展和科學技術進步都有著非常巨大的影響和作用。在培養大學生科學素質的過程中，大學物理教育主要起到以下幾個方面的作用，具體體現在：

1、培養大學生正確的辨證唯物主義世界觀

物理學主要是對物質的存在形式以及運動規律進行研究。在這中間，從物質結構到引入場，從微觀粒子到宏觀宇宙等領域的研究都無不表明世界本源的物質性，物質運動變化的永恒性，以及物質變化規律的辨證唯物性。在物理學的諸多問題研究中，也都體現了唯物辯證法中的對立與統一、一般與特殊、整體與局部、質變與量變、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等唯物辯證觀點。這就使得大學生在物理學習過程中，更加形象、生動、深刻的認識和理解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讓學生能夠通過具體的事例自覺的感受和應用相應的唯物辯證法思想和方法，并將這一世界觀引申到其他的自然科學以及人文科學、社會科學中去，從而使學生更好的認識世界、了解社會，進而適應當前社會發展趨勢。

2、培養大學生的科學思維能力

科學思維，即我們常說的邏輯思維以及非邏輯思維，對人們探索、發現未知世界以及創造發明有著非常重要的指導作用。同時，對科學思維能力的培養也是科學素質培養工作的重點核心內容。大學物理對大學生在智慧啟迪、科學思維能力方面具有非常獨特的激發和培養作用，無論是物理學的理論體系、試驗操作還是探索發明，都體現和反映著科學思維的存在和運用。大學生通過對物理知識的學習以及對物理試驗的操作，能夠清晰的感受到其所體現出來的嚴密邏輯推理、非凡想象力以及綜合歸納能力等，從而使大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培養和提高自身在探索問題、分析問題、處理問題等方面的邏輯思維能力，進而不斷提高自身的科學思維水平和能力。

3、培養大學生的科學審美觀和自然觀

物理學的美學特征即為：奇異相對、均衡對稱、簡潔明快、和諧統一等等。通過對物理學的認識和學習，能夠幫助大學生培養科學、正確的審美觀，有利于大學生通過美學觀點來探索、發掘和欣賞自然科學、人文科學以及社會科學的內在規律，從而不斷的提高和強化自身對科學知識、規律進行認識和掌握的自主能力和水平。

物理學通過探索和研究自然科學，強調和重視人與自然的共存、和諧相處，指導人們更好的去了解自然、認識自然、利用自然，進而保護自然。大學生通過對大學物理課程的學習，能夠潛移默化的培養和樹立科學、正確的自然觀，幫助和指導學生不斷糾正過去的一些片面的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錯誤觀念，增強學生保護自然、熱愛自然、造福人類的正確意識和理念，從而不斷提高大學生對環境保護、社會進步以及人類發展的關注程度和社會責任感，進而更好的促進和推動人類、社會同自然之間的長久、可持續性發展。

結語：

在高等院校的辦學教育中，對學生尤其是理工類的學生來說，培養他們的科學素質是教育教學的重點內容之一。學生只有具備了優秀的科學素質，才能在未來更好的適應學習、生活、工作和社會等各個方面的要求，并做出重大開創性、創新性的成就，實現自身的社會價值。大學物理教育對培養大學生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科學思維能力、自然觀以及科學審美觀等科學素質方面有著非常重要的基礎性地位和作用，因此，必須要加強對大學物理教育的改革和優化，不斷增加物理課程的趣味性，提高大學生對物理知識的學習興趣和主動性，從而更好的培養和提高大學生的科學素質水平。

參考文獻

[1]田艷杰.在大學物理教學中有效促進學生科學素質提高[J].科教文匯（中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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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現象表明，在聲樂教學中，對諸如“科學性”之類的問題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近年一些談論聲樂教學的科學性的文章，大致可以分為四類：第一，聲樂教學要運用科學知識，并且要講求科學的方法；第二，聲樂教學應講究教學術語的科學性與規范性；第三，聲樂學科的發展要與時代同步，吸收和運用當代科學技術優秀成果，應用于聲樂教學，使之為聲樂教學服務①；第四，聲樂學派自己的目標預設或對聲樂教學的評價與期待②。對這一范疇進行思考的文章還包括：王翼亭的《聲樂訓練科學化的若干關鍵問題》（《齊魯藝苑》2002.4）；黃麗珠的《淺議聲樂藝術的科學性訓練方法》（《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02.4）；文鐵林的《聲樂學習的科學性》（《零陵學院學報》2003.3）；鄧小英的《淺論科技對聲樂藝術的影響》（《中國音樂》2002.1）等等。

一般說來，聲樂教學的科學性問題涉及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指學科專業教學規律，如“何謂聲樂科學？聲樂科學是指符合人體藝術發聲的生理功能和物理音響規律的理論與技法體系。它的核心內容是實現人體藝術發聲的最佳效果?！保ㄊ┱堵晿穼W基礎》）它說明聲樂具有生理學規律，具有客觀性。二是聲樂教育教學的內容。它更多地受到人為因素的影響，如個性特征、風俗習慣等。不論我們從哪方面立論，要對聲樂教學的“科學性”進行探討，有必要先對“科學”一詞的詞義內涵加以厘清。

一、說到科學，有所謂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之分。按照自然科學的定義，科學主要指的是精確科學（如化學、物理等），他們可以進行定量定性分析，從觀察到的事物憑借邏輯推理得出可驗證的結論的推理方式和方法。很明顯，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相關科目是不能用這樣的標準來稱量的。但是，有些學科是以自然科學的標準來參照的，比如經濟學及教育科學的相關研究。作為人文科學的聲樂“科學”，可以肯定地說不是指的它的本義，而是引申義。

從廣義的發展的社會大系統的角度看，科學具有三種形態：科學的知識形態、科學的技術形態和科學的文化形態。用科學的“三態”劃分，我們可以把聲樂科學（或歌唱學）也劃分為知識形態、技術形態和文化形態。聲樂科學的知識形態是聲樂科學的基礎，它包括聲樂生理學、聲樂心理學及聲樂音響學等具有物理和生理特性的知識范疇。它是建立在傳統科學基礎之上的。聲樂科學的技術形態則是聲樂科學中歷史最悠久的部分，可以說是聲樂科學的本體或主體部分。它們因實踐而產生，通過對知識形態的成果的不斷吸收并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聲樂的文化形態是知識形態的形而上生成與轉化，是“不同聲樂流派在各自人文背景影響下形成的音樂審美傳統、習慣、趣味、追求及價值取向?！雹弁ㄟ^與社會文化思潮的互動與融合，它可以實現對知識形態的形而上超越，以聲樂思想、聲樂方法呈現出來，從更高的層面上去指導并升華技術形態，實現自己的價值。它是音樂社會學、音樂美學在聲樂上的反映和體現，透過它，可以折射出時代的聲樂追求、音樂風尚和審美品格與精神風貌。

二、要對聲樂教學方法進行“科學性”建構，需要我們具有廣博的人文科學眼光。就目前的學科體系建設情況來看，聲樂學科建設可以說離“科學”二字有相當大的差距。聲樂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課程，只有在實踐性的前提下，尊重聲樂教學的客觀規律，才能體現出“科學的方法”。任何想以科學性來取代人文性并懸置歌唱及其經驗傳統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聲樂史上曾有過的“手治法”幫助打開喉嚨和穩定喉結的例子即是最好的例證。

一味追求聲樂的生理依據和心理依據，而撇開活生生的聲樂實踐于不顧，就有可能造成“人文性”的喪失而墮入“科學性”的窠臼。還是以打開喉嚨為例：喉嚨的打開與喉頭的穩定沉著相參照，但喉嚨的打開度和喉頭下放的程度則要依據演唱者的聲部、聲線的寬窄和聲音的流暢度來確定。對喉嚨的打開和喉頭的下放，任何量化和規定都是不可取的。不僅喉嚨的打開與下放如此，即便氣息、共鳴、音色等聲樂的基本要素也需要教育者在尊重學習者個性特征的前提下，充分體現個性與特色才能更好地遵循聲樂藝術創造的規律。否則，所謂的科學性將變成對聲樂正常發展的障礙和戕害。

客觀地說，對于聲樂教學的教學術語進行一定的規范和科學化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我們不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即語詞概念的闡釋與接受的問題。斷章取義、言不及義、望文生義的過度與虛假的闡釋都會使人誤入歧途。在這里，聲樂教學術語作為語詞概念的確定性與它所表述的聲樂內涵的豐富性構成一對矛盾。如果再加上聲樂教學所具有的階段性和由此帶來的聲樂教學的相對性，就會使我們對聲樂教學術語的規范性與科學性的追求更加困難。我們知道，光線在牛頓經典物理世界和愛因斯坦相對論的量子物理世界會呈現出兩種不同的運動狀態，前者為直線，后者則彎曲。同樣的道理，我們取a母音從c′唱到c3也會在腔體感覺上體會到很大的變化。對于這種母音音變的事實，如果沒有實踐的真切體會是難以真正領悟的。在這里，語詞概念總會使人感覺到隔了一層。郭淑珍關于呼吸有“勾住底氣”的精辟論述，“勾”字的準確與生動如果沒有實踐的依據，沒有與郭先生的一段較長時間的“耳鬢廝磨”，是難以真正領悟的。黎信昌講起音，常用“屏住了”來描述一些人的氣息的僵緊狀態，周小燕用“穿針引線”說聲區過渡都是實踐出真知的典型例證。所以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有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才能更深刻地去體會它”。

對聲樂教學的科學性把握，需要我們從如下幾個方面加以考量：

一是要有科學的理念與方法。譬如沈湘先生談對咽音認識時說：“咽音的概念，我個人理解，如果認為它是最基本的音響，是一個穩定的腔體唱出的非常自如松弛的聲音，這就對了。如果理解錯了，人為非要某個固定的音色，而這個固定的音色，在歌唱里邊是不自然的音色的話，就肯定錯了?！边@里面就有一個科學的理念問題。同樣是用手，北京國際聲樂大賽期間，朱麗亞音樂學院的羅伯特·懷特先生用手來幫助學生放松面部和頸部的相關肌肉就取得了不錯的效果。這就涉及到方法的科學問題。

二是要有科學的學科課程設置。這需要我們首先解決辦學理念問題，近年來不管不顧的擴招造成的教學矛盾與質量下滑即為一例。這也反映出我們對藝術人才培養缺乏應有的認識。其次是課程設置問題，意識形態與泛化的素質教育理念聯手的結果是非藝術類課程的泛濫，而相應的學科課程被排除在外。再次是對教學的評價標準問題，由于對“中與西”“傳統與現代”等問題缺乏合理的解讀與探討，學科評價標準難以建立，從而造成人們觀念上的混亂。

三是要有相應的科學知識。譬如對發生肌理及相關生理解剖知識的了解，可以使我們認識到聲音的輕機能與重機能以及聲帶振動的流體動力學原理。聲樂研究的對象是有思想會思考的人，排除固步自封、自我封閉因素，他或她應該是不斷進步和發展的。這就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對于某一個人來說，某種歌唱狀態在其發展的某一階段是科學的，但過了這個階段同樣的方法和要求就會阻礙甚至束縛其發展。我們經常會看到懷揣真理的老師和誠惶誠恐的學生，老師所指是對的但不一定是切合實際的和有關鍵指導意義的，隔靴瘙癢和忘乎所以式的見解是經?？梢钥吹降?。對科學知識的了解可以使我們避免盲從，也可以增強我們的免疫力并提高我們的內省與自我感知的能力。

四是需要我們積極地利用已有的科學成果。收錄機時代我們說“錄音機是最好的老師”?，F在多媒體技術可以使聲像同步，這就為演唱者反復觀摩提供了可能，也使聲樂教學有了更立體的參照。因此現在要說多媒體錄放機是最好的老師。另一方面，現在聲樂演唱的環境和條件也被科學進步大大地改造了，電聲擴放設備的運用，使人們對聲音的追求較之前人來說應該也有了相應的變化?？紤]到社會與大眾音樂文化及各種不同層次的聲樂教學，其教與學的側重點和追求目標理應做出相應的調整，比如對“共鳴”的追求。

五是全球化時代的到來與社會科學的發展，文化發展呈現出相反而又互為補益的趨勢：一是聲樂基本方法趨同，有所謂“世界聲樂”（管謹義語）的可能；二是多元化的取向，個性與特色也會成為人們的追求?？茖W性與聲樂方法有可能既絕對又相對。比如，人們大可不必要求宋祖英把聲音豎起來（石惟正對宋祖英演唱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片尾曲的評價無疑是正確的），唱得更加圓潤些；但要求戴玉強少一點顫抖或莫華倫克服一下撐擠則是正當合理的。

沈湘先生有句名言，“沒有不科學的方法，只有不科學的人。”我們應該警惕“科學幻想癥”，仿佛只要是符合了“科學”，就獲得了當然的絕對正確（而他的“科學性”如果來源于向西方“乞靈”則更可怕）。 還有，對于聲樂科學來說，“科學依據”是否唯一的依據？在科學依據之外，我們是否還有別的“依據”？比如，我們是否可以強調“經驗的依據”或者“歷史的依據”？作為人文藝術的聲樂來說，答案是顯見的。

對中國聲樂的發展而言，關鍵不是用不用西方聲樂的問題，而是用得好壞與深淺的問題。我們當然不能以西方聲樂為標準，但不可不以西方聲樂為參照。我們對聲樂教學的“科學性”考量，一定要在既遵循傳統又尊重規律的基礎上去拓展中國聲樂藝術的審美價值，把握它特有的境界追求及對韻味的體悟和對特有的情感的認知方式。我們不能囿于傳統的“甜、亮、水、脆、柔”或“聲、情、字、味、表、養、相”，而要與“中華民族的崛起”這一個大的創造相吻合，豐富我們的民族聲樂的審美創造。對“科學性”問題的認識有一點是要特別明確的：即我們不能陷于“科學主義”，從而使“人文精神”缺失甚或消遁。聲樂教育的科學性不能離開人，因為人不僅是教育的對象，也是教育的出發點和歸宿?？床坏浇逃龑ο蟮奶刭|及其豐富性，就根本沒有科學性可言。

注釋：

①吳踴《高師聲樂教學應運用科學知識和人文知識》，原載于《中國音樂教育》，200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