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關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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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現代企業;體育文化;市場經濟;關系
進入21世紀以來,社會經濟迅猛發展,市場經濟全面進步,世界大市場逐步開放。市場經濟的全面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社會建設的發展,而現代企業體育文化就是在市場經濟全面推進的背景下發展而來的。企業是人力資源相對集中的地點,內部人員的體育文化水平直接關系到企業的凝聚力,是企業加強管理、促進生產的重要手段。文化是企業的軟實力,是企業上層建筑水平的重要指標,而體育文化又是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企業實力的重要一部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大背景下,如何搞好企業體育文化建設,促進工作人員健康發展,就成為了企業關注的焦點。
一、現代企業體育文化的含義
想要明確了解現代企業體育文化與市場經濟的密切關系,并促進企業體育文化建設水平的提升,首先就要明確什么是現代企業體育文化。顧名思義,現代企業文化是現代化背景下產生的文化,它不同于傳統的體育文化,其文化內涵更具個性也更加多元。它是市場經濟飛速發展下的重要產物,其中既包括企業的體育文化理念,也包括企業管理、內部建設,是多元的文化載體。與此同時,現代企業體育文化的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它需要長時間的積累和完善,通過一個企業的體育文化情況能夠切實了解該企業的整體運行情況,是企業自我展現的重要窗口。
二、現代企業體育文化同市場經濟的關系
現代企業體育文化不同于以往的企業體育文化,它是經過長時間的積累和發展而成的。與此同時,它的產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與市場經濟的逐步深化具有非常緊密的關系。
一方面,市場經濟的出現推動了現代企業體育文化的發展。我國傳統的經濟制度是計劃經濟體制,黨和國家占據經濟的主導地位,該體系下的企業體育文化較為單一,無法調動員工的體育熱情。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人們逐漸認識到了文化在競爭中的重要作用,認識到了體育文化對企業發展的重要意義。在市場經濟背景下,企業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體育文化建設也成為了衡量企業整體實力的重要指標。因此,市場經濟的推進促進了現代企業體育文化的發展;另一方面,現代企業體育文化豐富了市場經濟形式。我國在改革開放,尤其是加入WTO組織以后,市場經濟全面開放,多元文化被引入到了社會經濟之中,而現代企業體育文化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市場經濟形式,促進了經濟的多元發展。綜上所述,兩者有著非常緊密的關系,它們互為補充又互相促進,是社會主義經濟全面發展的重要體現。
三、在市場經濟全面發展的背景下如何促進現代企業體育文化的發展
從上述內容中,我們已經清晰直觀的看到了現代企業體育文化與市場經濟的緊密關系,并了解了企業體育文化對企業發展的重要意義。為了切實提升企業體育文化的建設水平,就一定要找到行之有效的對策予以完善。
1.轉變人們的觀念,做好體育文化的弘揚工作
想要從根本上提升現代企業的體育文化建設水平,就要轉變人們的思想,讓全體員工認識到體育文化建設的重要意義,并了解其與自身發展與企業未來建設的緊密聯系。具體而言,企業要加大宣傳力度,讓全體員工都了解體育文化是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對企業凝聚力的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是企業屹立不倒的基礎。
2.結合員工的實際情況,完善建立企業體育文化制度
俗話說“沒有規矩不能成方圓”,想要做好任何事情都要有健全完善的制度體系作基礎,現代企業體育文化的建設發展也是如此。各企業要發揮體育文化的魅力,在市場經濟競爭中處于不敗之地就要結合員工的實際情況,完善體育文化的規章,細化具體的體育項目、時間等內容,將與體育文化的魅力展現出來。例如,某企業觀察到員工在下午3點左右大多處于疲倦期,于是在每天的這一時間段,都會帶領員工做簡單的健身操,這樣一來既鍛煉了人們的身體,也提升了辦公室活力。
3.加大資金投入數量,做好體育設施建設
大多數企業都有屬于自己的場地,各企業領導要明確體育文化對企業未來發展的重要意義,加大資金投入數量,完善體育設施建設,為企業員工提供一個健身鍛煉的良好氛圍,潛移默化的培養他們的體育文化意識,使企業更加順應使市場經濟的潮流。
四、結束語
總而言之,現代企業體育文化與市場經濟具有非常緊密的關系,隨著我國大市場的逐步開放以及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完善現代企業體育文化建設已經成為了大勢所趨。為了切實提升企業的軟實力和體育文化水平,各單位要加大資金投入數量,完善設施建設,并健全相關制度,結合員工特點開展多種體育文化活動,從而促進企業文化的發展繁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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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政治經濟;民族國家;市場經濟
中圖分類號:F114.41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09-0000-01
一、政治地理空間視閾下的政治與經濟
1.國家間的溝通效應
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是近現代歷史上的第一個國際關系體系,也是具有現代意義的第一個國際條約,它結束了歐洲“三十年戰爭”(1618-1648),確定了歐洲大陸各國的國界,在歐洲大陸確立了一個相對均衡的多極格局。其最重要的貢獻在于確立了國家和平等原則,使民族國家體制成為了現代國際關系活動的堅實基礎。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今天,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在民族國家發展和強大過程中,必須要與周邊國家的經濟與政治形成有效溝通機制,將國家經濟與政策放到本地區或國際關系的框架下進行研究,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效應的最大化。國家間的溝通是構建相互信任與合作的平臺,這樣能實現資源的互補,實現溝通的聯動效應。
2.區域一體化對民族經濟的挑戰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逐漸加快,面對市場體制的規范性、企業運作的標準化、各種稅務與貿易壁壘將被打開,每一個國家的民族經濟將受到更大的沖擊。首先,一個良好國際經濟秩序將促進經濟的增長和國際環境的穩定,但不可否認的是,良好的國際經濟秩序也將是一個具有秩序的競爭體系。民族國家必須要適應國際經濟秩序的相關規定,避免因為國際無序競爭而導致國內就業壓力增大、資源浪費、金融無序及競爭優勢轉移等問題。其次,由于區域間國際關系的日趨復雜,各種民族利益關系在促進地區合作關系更加緊密的同時,也會使國家間、區域間的關系更加復雜、資源更加短缺,在這種情況下,周邊形勢也容易變得更加不穩定。最后,區域一體化將帶來民族產業升級,并且這種升級會呈現雙重壓力,尤其是市場經濟不夠完善的情況下,就面臨雙重的轉型任務。
3.地緣政治對經濟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對民族國家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全球化通過國際接軌,可以實現資源的有效利用和全球財富的增值。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可能導致更多的發展不平等,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由于國內很多制度、政策不能與國際經濟秩序有效接軌,因此,將會長期在競爭中處于劣勢。地區間政治地緣性使得經濟一體化變為聯系各個國家之間的紐帶,密切了國家之間的關系,進一步加強了民間往來。這樣的良性互動可以加深國與國之間的了解與信任。同時,經濟的交往也會帶來地區間人口的流動,從而帶來了跨境民族問題的凸顯。如果節制經濟的交往將會損失資源,不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
二、促進民族國家與市場經濟協調發展的策略
1.從制度創新來提升國家宏觀調控能力
制度的演化實質是對制度這種公共產品的公共選擇過程。在進行制度制定的時候,需要進行充分的實際調研,制度一旦實施,就無法隨意進行改變。但由于事物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制度只有適應變化的事物,才會具有有效性。如果新制度不能適應變化了的事物,無法有效滿足實際需求變化,對于社會公眾利益缺少有力的保障,就會造成有效制度供給不足。有效制度供給不足,主要是指制度對現實的回應程度,是對制度的激勵程度和規制能力的評價,它體現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這種現象在世界各國都普遍存在。在我國,自改革開放后,盡管已經認識到了制度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并且已經在制度建設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有效制度的供給一直處于不足狀態。“供給管理模式”是解決制度有效供給不足的有效方式,有利于市場活力的釋放和企業創新。
2.構建國家間信用體系,完善長效合作機制
國家間信用體系的構建,是一個長期的、系統的過程。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民族國家需要在考慮民族利益的基礎上,采取多種舉措來構建起國家間信用體系,完善長效合作機制。一是要充分認識到當前跨國公司的力量,通過稅收等經濟手段,吸引更多跨國公司進入,密切國家之間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更好地融入國際經濟體系之中;二是要合理處理民族品牌與國際品牌之間的關系,在遵循國際準則和良性競爭的前提下,努力提高民族品牌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增強民族國家在國際市場的影響力;三是加強民族國家的立法工作,盡快形成較為完整的信用法律體系,打造“征信國家”。國家間信用體系的確立,是以信用主體合法、交易合法、程序合法為基礎的,只有確保國家信用管理體系運轉良好,才能促進市場信用交易健康增長,更好地參與國際市場競爭與合作,實現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
3.積極融入地區、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
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應立足于開拓新興市場、鞏固亞洲生產網絡、保障外來投資、引進先進技術、確保戰略資源供應等基礎之上。要想真正融入地區、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之中,就要善于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重要階段。今年以來,我國外貿大幅回落,對國內經濟造成了巨大沖擊。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國際經濟合作顯得更加重要,而加速資源要素的流通也勢在必行。建立自貿區有助于提振外貿,穩定經濟發展,為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
三、結語
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市場經濟與民族國家的關系,成為民族國家發展中面臨的重要課題。要提高民族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就必須要把民族國家經濟建設與國際政治關系有機結合起來,將市場經濟發展與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有機結合起來。對于民族國家來說,只有充分認知當前國際關系的復雜性,積極改善外資投資環境和條件,推進外向型產業結構優化調整,進一步完善國內外貿易制度,加強對國際政治經濟走勢的預期和國際戰略性新興產業與地緣政治的發展趨勢研究,才能實現各種資源要素合理配置,充分發揮市場經濟對國家發展的正向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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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設現代化大農業主要考慮的因素
現代化大農業相對于傳統農業而言,是廣泛應用現代科學技術、現代工業提供的生產資料和科學管理方法進行的社會化農業。在按農業生產力性質和水平劃分的農業發展史上,屬于農業的最新階段?,F代化大農業的主要特征是科技化農業、高產化農業、機械化農業、市場化農業、集約化農業、富民化農業。我認為,現代化大農業建設應考慮以下因素。
1、必須加大機械投入,實現農業機械化,這是建設現代化大農業的前提。興凱湖現有耕地近30萬畝,近90%的耕地面積是水田,土地平整,適宜機械化作業。
2、加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土地等級和標準化作業水平。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完善,是農業穩產、高產、標準化落實的重要保障,是農業承包戶增收的前提,是建設現代化大農業的保證。分公司近幾年雖然投入不斷加大,由于條件差、基礎薄弱,離標準化仍有很大差距。
3、加大資金投入,完善保障體系建設,提高農業產出和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
(1)加強和建立農場農業植保體系建設,增強農場農業生產防災減災綜合抵御災害能力。
(2)加強氣象防災減災系統建設,為農業趨利避害,實現豐產豐收提供保障。
4、加快農業產業化體系建設,提高家庭農場的收益和穩定性。農業生產經營的產品最終要與市場對接,千家萬戶的家庭農場在與市場對接時按風險能力差,農業經營形成產業化后,使家庭農場抗風險能力大大加強,同時又使龍頭企業獲得穩定的原料,實現互惠共贏。
三、建設現代化大農業與家庭農場經營之間的突出問題
1、傳統經營觀念與現代經營理念的沖突。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家庭農場的經營模式已經得到廣大農業承包戶的認同,現在的家庭農場從業人員普遍年齡老化,在經營上求穩、保守,在知識層次上難以適應現展需要,對建設現代化大農業有抵觸情緒。
2、家庭經營模式與現代化大農業建設的沖突?,F在農業的經營模式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以興凱湖分公司為例,土地戶均近140畝,占有規模遠遠高于國家戶均規模,這樣規模對于提高機械利用率,提高勞動生產率仍遠遠不夠的,如現在分公司要求推廣的水稻插秧機現在的日效基本在50-60畝之間,一個家庭農場三天就能完成,如果耕地面積不能擴大,又不能與別的家庭農場聯合,將造成機械閑置。
四、如何正確處理建設現代化大農業與家庭農場承包經營的關系
一是轉變觀念,加強宣傳,確?,F代化大農業建設的順利實施。
建設現代化大農業的過程中,主要阻力是家庭農場觀念的更新,認識的更新和利益的驅動,針對家庭農場的現狀,我們應制定有效的實施方案,加強宣傳,使家庭農場在建設現代化大農業中變被動為主動。如傳統經營與現代化經營的產量的對比、投入的對比、收益的對比、勞動強度的對比等方面拿出具體數據,使家庭農場從直觀上有深刻的認識。
二是轉變經營模式?,F在家庭農場的經營模式難以適應機械化、規?;默F代化大農業經營方式,土地、資金、人員等生產要素分散,各生產要素利用率低。在經營模式上應重點做好以下工作:
1、引導家庭農場走合作社發展道路,由小的家庭經營變成大的合作組織。
2、進行土地資源整合,土地規模向少數人集中,發揮土地集約的優勢。
3、加快農業產業化建設,分流勞動力,使家庭農場人員向其他行業轉移。
篇4
一、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沒有市場,只有政府與企業的關系
我們過去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國有化,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征,所以長期執行計劃經濟。在計劃經濟時代,政府和人民這兩個主體錯位了,是把國家作為創造財富的主體,把老百姓即納稅人的錢集中起來,然后通過財政投入到各行各業,認為這就是搞社會主義,認為國有的比重越高就越是社會主義。人民和企業是被動的,是“你要,我就干”,是國家制訂計劃,大家來執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經濟部門直接管理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來管理經濟,企業失去了自和活力,不是商品生產、價格規律和市場在起作用,結果宏觀經濟決策沒搞好,微觀經濟活動又管得死,使企業缺乏競爭力和應變能力,使社會主義經濟失去了活力,嚴重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1978年以前我們也搞過改革,但是沒有找對方向,沒有對計劃經濟進行改革。計劃經濟一個基本特征就是“統”,通過中央部門來搞集中統一的經濟,結果是一統就死。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后,就開始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逐步實行市場調節,所以我們十二大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為什么提計劃經濟為主,因為當時認為計劃經濟作為基本經濟支柱必須要堅持,不能動搖。到了十四屆三中全會覺得沒有商品經濟不行了,就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但是還是有爭論,有的說,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主要是強調“有計劃”,不是指商品經濟,應該加強國家配置資源的作用。到了十三大提出來,“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計劃和市場是內在統一的”,又進了一步。但是90年代初又回潮了,有些人開始批判市場化改革的方向,認為不是搞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后小平同志到,講到計劃和市場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是方法和手段,社會主義也應當可以搞市場經濟。于是黨的十四大就明確提出來,我們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過了這么多年才明確改革的方向,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們不能動搖。
二、在改革探索中逐步認識市場和政府的作用
從現實來講,實踐證明我們搞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是完全正確的。為什么今天中國有那么大變化,30年來,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這些變化就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就是市場化改革帶來的,是讓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帶來的。
但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我們也逐步認識到了市場不是萬能的,要將市場經濟與政府監管有機結合。市場也有失靈的時候,也有失靈的地方。我們搞市場經濟必須要加強政府的監管,沒有一個嚴格的政府監管,不可能是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跟政府監管必須是有機統一的。必要的政府干預是應該的。但是不能說主要是政府干預,不能主要靠行政的辦法調節經濟,配置資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是我們黨從十四大、十五大、一直到十六屆三中全會,經過反復的爭論才確定的。十四大的時候提出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到十五大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社會主義”四個字去掉了;到十六屆三中全會時表述為“更加充分地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為什么有這個變化?就說明一方面宏觀調控很重要,但是不是一個前提條件,不是任何時候、任何情況都要宏觀調控。有的認為計劃手段就是宏觀調控,但我認為宏觀調控主要還是要用經濟的手段、法律的手段。政府的干預、政府的作用必須發揮,但是不能夠干預微觀經濟的東西。有人說市場化過了頭了,因此要加強政府的行政管控。我們的要素市場到位了嗎?我們的行政壟斷行業打破了嗎?還沒有,還需要加強市場化的改革?,F在我們總體上說不是市場化過了頭,而是市場化還不足的問題。所以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
三、政府職能的缺位、錯位、越位
近些年來,盡管在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政府職能已經發生了重要轉變,但這種轉變還僅僅是初步的,甚至在有些方面是滯后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充當了市場中一個重要的競爭主體的角色。目前經濟生活中出現的無序競爭乃至惡性競爭現象,其背后或多或少有著政府競爭的影子。政府過多介入市場的微觀層面,就難以站在全局的宏觀上實行全面統籌,就難免會削弱其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職能,甚至導致某些管理職能的扭曲。
在改革與發展中出現的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是市場不足?還是市場失靈呢?我認為,主要還是市場不足,改革不到位。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沒有擺正。主要表現在:一是“越位”。政府管了不少本來應由市場或企業管的事情,本來應該當“裁判員”的,它去當了“運動員”。二是“缺位”。政府本來應當有服務功能,搞好公共服務,提供公共產品。服務是沒有什么權,也沒有什么利的,所以往往不愿意干。它愿意干審批,因為有權也有利。三是“錯位”。擴大就業渠道,創造就業機會,理應是政府的職責,但有的政府部門卻分片包干企業,直接管理企業的下崗分流,至于投資主體錯位的現象也不少。
出路是什么?出路就是“讓位”。市場和企業能做而且政府不容易做好的事,政府應該讓位于市場。總之,要牢固樹立人民是創造財富的主人,政府是創造環境的主體的理念,樹立群眾的主體地位,樹立“凡是法律不禁止,大家都可以干”的理念。有了這樣的理念,政府就容易轉變職能,百姓就會有更大更多的創新空間。雖然部分審批還有必要,但大量的審批應撤除,讓市場去調整,讓群眾去創業。而政府必須依法行政,不能有隨意性,要成為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
四、如何正確理解宏觀調控
第一,如何理解宏觀調控。我感覺到有三點值得我們研究:一種說法,“目前進行的宏觀調控,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第X次調控”,把宏觀調控作為一種運動,好像除了這幾次以外其他時間就沒有什么宏觀調控了;另一種看法,認為宏觀調控就是砍項目,就是剎車;還有一種,把宏觀調控跟改革對立起來的,好像要宏觀調控就不要搞改革。我覺得以上三種都是對宏觀調控的一種誤解。首先,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內容,我們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要完善宏觀調控體系,經濟運行中出現的深層次矛盾必須通過改革來解決,因此不應該把它和改革對立起來。應該通過宏觀調控來深化改革,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是一調控就不要改革了。其次,宏觀調控是一項經常性的任務,要不斷進行的,不能把它作為一種突擊運動,以行政手段為主的運動是不能解決經濟運行中的矛盾的。再次,宏觀調控不能搞一刀切,經濟運行中有投資過熱的領域,也有不熱的領域,因此要根據不同的情況,該抑制的就抑制,該發展的就發展,該緊的地方緊,該松的地方松,不搞急剎車,不搞一刀切,宏觀調控的目的是促進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
第二,要從源頭上來改善政府宏觀調控的水平。源頭上就是我們原來講的對市場經濟的含義,應當與時俱進,原來的提法就是“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的作用”。這樣,把國家宏觀調控作為一個前提條件,好像配置資源的主體是政府而不是市場;好像資源配置是在政府作用下發揮市場的作用,而不是資源在市場配置的基礎上發揮政府的作用。因此,必須從源頭上完善宏觀調控。
第三,宏觀調控要更多地運用間接調控,盡可能少用行政手段。政府如何改革宏觀調控方式、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是當前和今后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一是隨著改革的深化,我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已經較高,傳統的行政方式進行調控所起的作用不會很大。二是長期以來由于計劃經濟體制所產生的主要是總需求膨脹的傾向,現在已經讓位給由于市場經濟體制所產生的供給過剩傾向。這就是說宏觀調控的背景和基礎發生了變化。因此,調控方式必應發生變化。三是依靠行政審批制度和管制來加強宏觀調控,容易造成權錢交易,容易抬高企業的準入門檻,造成某些行業的人為壟斷,提高某些行業的利潤。管制越嚴,利潤越高,地方的積極性就越高。四是行政手段容易加大改革和發展成本。因此,要盡量少用行政手段。
五、如何正確發揮政府的作用
第一,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堅持科學發展觀。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發展不限于經濟范疇,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普遍實現社會公正、制度文明與社會進步相適應,都應成為發展的重要內涵。因此,政府職能轉變不僅是貫徹科學發展觀的制度前提,而且必然要求進一步調整政府與市場、政府與公民、政府與社會的關系。
要進一步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就必須明確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必須認識到,經濟發展的主體力量在市場,企業和老百姓才是創造財富的主體,政府應該是創造環境的主體。政府的職能要轉到為市場主體服務、創造良好的環境上來,主要通過保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和公平競爭,激發社會成員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增強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才能真正貫徹科學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堅持科學發展觀,還要求正確處理好集中與分散決策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傳統體制高度集中的弊端雖然被認識,但集中體制“能辦大事”的認識誤區依然影響深遠。而科學決策和執行存在多種約束條件,如信息對稱與否、利益取向是否“一致”、決策目標是多重還是“單一”的、長期決策還是短期決策等等,不解決約束條件問題,很可能大事辦不成,負面影響不小。市場經濟客觀上要求分散決策,政府存在很強的“集中偏好”,就難于根據走向市場經濟的實際進程切實轉變職能,反而會把不適當的決策“強加”給市場,甚至代替市場選擇。這顯然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第二,要充分認識轉軌時期政府主導型經濟的特殊性。政府與市場必須分野,但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相比,轉軌國家的政府依然具有一些特殊的發展職能,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因此是不可避免的。對一個轉型中的經濟體來說,更需要論證的是:政府的哪些干預是現階段必須但長遠是要“退出”的,哪些干預無論現階段還是長遠都要“退出”,哪些干預現階段很“弱”而長遠是需要加強的,哪些干預是現階段和長遠都是必須的。只有回答了這些問題,才能真正解釋和處理好轉軌經濟中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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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種經濟體制下,要使經濟生活正?;?,就要有一定的經濟秩序。計劃經濟的經濟秩序是和行政秩序是同一的??梢哉f,計劃經濟實質上是行政 經濟。而市場經濟的一個顯著特點在于宅的經濟秩序是通過法制形式和維持的,或者說,是一種法律秩序?,F代市場經濟并不是單純的自由競爭,而是一個有序化,制度化過程,這一過程是通過一系列具體的法律制度來實現的。與計劃經濟相比,市場經濟可以更有效地配置資源。但是,市場只有具備合理而完備的法律前提,才能發揮有效配置資源的功能。正如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新說:“沒有合適的法律和制度,市場就不會產生任何體現價值最大化意義上的效率?!雹購倪@個意義上說,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蛘哒f,法制是市場經濟的法律特征。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具體表現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各個主體的權利、義務的行為規則、政府行為等方面都以法律的形式全面規范,即一切經濟活動法制化。
(一)通過法律來治理是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內在要求。
1、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需要法律規范。
市場主體是經營的企業,它有兩個廣大,兩個方面需要法律規范:一方面企業的產權問題,企業能夠行使全部法人財產權而不受侵犯地自主經營需要法律保證;另一方面企業在自主經營中,必然要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那么,一旦企業對利益關系采取非正當競爭手段,損害其他自主經營的企業或國家的利益時,這也需要法律規范。沒有上述法律規范,市場經濟就難以正常運行。
2、市場運行的規則需要靠法律來構筑維系。
市場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市場運行就是市場經濟的運轉,而市場運行的各次規則要靠法律來構筑。市場運行有眾多的規則,如生產資料市場規則、金融市場規則、勞動力市場規則、技術市場規則,等等。這些規則都要用法律手段加以規定。因為法律手段具有嚴密性、規范性、公開性,以及國家的法制性和相對穩定性等特點,可以從根本上規范經濟和社會生活運行。沒有行之有效的法律,市場經濟就不可能有效運轉。
3、市場競爭的公平競爭需要法律保障市場經濟的核心是公平競爭。公平競爭就是自由、等價交換。沒有自由交換,商品就很難流通;生產再多的產品,不能實現等價交換,就不能實現其內在價值和獲得利潤,生產者就沒有生產和再生產的積極性。商品生產者要求平等、自主、自由地等價交換,進行公平競爭,就要求法律保障。同樣,消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也要求法律保護。沒有這種法律保障,市場經濟同樣不可能有效運轉。
4、市場經濟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需要法律來強制體現市場經濟的一般性表現為在各個市場經濟國家都發揮作用的一般規律。這些規律一旦為人們所認識,就將在理性的度上用法律來規范,使遵循經濟規律成為具有法律得來的行為,市場經濟的特殊性反映社會制度的本質特征,體現一定歷史時期社會制度的要求,它不僅表現在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動之中,更重要的是通過一定的立法程序用法律確立起來。
5、市場經濟的自主性需要法律來確認市場經濟是自主性的經濟,即承認和尊重市場主體的意志自主性。這就要求用法律確認市場主體資格,明確產權,充分尊重和平等保護各類市場主體的財產權及其意志自由。同時,規定市場主體行使權利的方法、原則和保障權利的程序。如果沒有法制,市場主體的財產權以及其他權利就無法實現,市場就是一句空話。
6、市場經濟的契約性需要法律來確認保護。
市場經濟的基地在于市場,而市場交換或市場經濟的具體動作,主要是通過市場主體之間經過自由、平等的協商新訂立的契約來進行的。契約是市場的法律原型,市場經濟最主要的法律特征就是經濟關系的契約化。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契約成為經濟交往的主要形式。通過契約的形式來建立經濟關系和實現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不同于計劃經濟的最本質的區別,而契約這種法律形式,市場經濟就寸步難行。而契約這種法律形式對契約原則、方式和法律的確認與保護為前提。
7、市場經濟的競爭性需要法律來保障。
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命脈,沒有競爭就沒有市場經濟。通過競爭達到優勝劣汰,合理配置資源,這是市場經濟的優越性之一。但競爭必須是公平合法的競爭,否則,市場經濟就可能失靈或扭曲。因為在競爭過程中,有些競爭者為了貪圖利益不惜冒最大的風險,采取各種不正當手段如制造假冒偽劣商品,虛假廣告、資取別人商業秘密等,這就必然妨礙市場競爭的正常運行。如同球賽一樣,球員必須按照一定的規則進行比賽。沒有規則,比賽就無法進行。因此,必要的法律是維護正當競爭的保障。
8、市場經濟的主體地位平等原則需要法律來確認和維護。
與計劃經濟不同,市場經濟中的經濟主體是通過契約發生關系的,這就是意味著雙方當事人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因此,必須通過法律確認所有人的平等地位,至少在形式上平等地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如果沒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市場主體之間的平等就失去了前提和保障。
9、市場經濟開放性要求有完備的法律制度以適應加入國際經濟法律體系的需要。
市場經濟是開放經濟。它一方面要求統一開放的國內市場體系;另一方面也要求市場國際化。統一的、開放的市場體系必須有統一的調整手段和相應的規則。要使我國市場與國際市場接軌,就必須按照現代法制的要求,加入國際經濟法律體系。
(二)通過法律來治理是市場經濟發展形態的反映。
在不同的發展時期,法律反映不同市場經濟形態的特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經歷了自由競爭階段的市場經濟和壟斷階段的市場經濟兩種發展形態,每個時期都有相應的法律規范。
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期,原始積累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以確立的前提,即在“劍與火”的文明中把直接生產者轉化為工資勞動者,把貨幣轉化為資本。經濟法在這一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其中英國最為典型。從17世紀開始,英國就推行了“圈地運動”,把廣大農民從耕地上趕走,土地改作“牧場”。為此,英國國會于1700—1760年頒布了208個圈地法規,1761—1801年又通過了2000個土地法令。這些法律反映了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為資本主義所有制,使農民從土地上游離出來,為適應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大量的雇傭勞動者。與此同時,為了轉化和積累資本,開展自由貿易與自由競爭,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制定和實施了《氏法》和《商法》,以保證讓“看不完的手”調節市場的運行。
19世紀未到20世紀初,金融機構與工商業相結合,以金融為主的壟斷資本形成以后,美國國會于1899年制定了《謝爾曼法》,1914年又制定了《克萊頓法》和《聯邦委員會貿易法》,統稱為反托拉斯法。它壟斷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出發,對托拉斯進行了若干限制,以調節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維護社會經濟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壟斷資本主義發生了新的變化,由一般壟斷階段轉變為國家壟斷階段。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產進一步社會化,促使資本主義的壟斷程度進一步提高。同時,為了減弱經濟危機對經濟的實現調控。因此,經濟法得到全面的發展,深入經濟生活的主要手段。
隨著生產社會化和經濟商品化程度的日益擴大和提高,自由市場經濟日益暴露出它的弊端,重復出現的經濟危機和周期性波動,表明自由市場經濟無法有效地完成資源配置任務。因此,在市場競爭的基礎上,需要國家通過經濟杠桿、法律手段和非經濟手段間接調控市場,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不論資本主義市場還是社會主義經濟,無不通過法律來反映不同發展形態的要求,體現國家對市場經濟的不同調控形式。國家運用法律手段逐步加強對市場經濟實現調控的過程,實際上就是法治的過程。法律制度同市場經濟發展安密不可分,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說,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
在質的方面,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法律與自然經濟和產品經濟所需要的法律有著根本的區別。與自然經濟和產品經濟相比,市場經濟在法律上表現出來的獨特之處,主要不在于它有更多的法律,而在于這些法律體現了不同的原則,精神和程序。例如,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都要求經濟主體合法經營,但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經濟主體的合法經營意味著它對行政權力的絕對無條件地服從。法律的任務就在于用強制力將經濟主體限制于行政權力的直接控制之下。因此,計劃經濟的法律是以行政權力為核心的命令法體系。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主體的合法經營首先在于經濟主體具有法定的、任何行政權力都不得侵犯的獨立權利。法律為經濟主體的合法經營留下了廣闊的、可以選擇的自由空間。因此,市場經濟的法律是以經濟發主體的權力為核心的選擇法體系。
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了經濟和政治的分離,這就更要求對行政權力的范圍和行使方式進行限制。市場經濟造就了獨立于行政權力之處的經濟力量—市場主體,它可以對抗行政權力的不合理、不正當行使,改變過去那種行政權力不受約束的狀況。雖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也援引法律來實施控制和干預,但政府的權力本身已經受到了法律的嚴格限定。市場經濟對行政權力的經濟限制構成了對權力法律約束的基本條件??傊?,法制的一系列基本原則、制度和特征都是在經濟市場化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在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條件下,法律再多、再完備,也不可能實行法制。市場經濟需要以權力為核心,具有極大權威和獨立運行機制的法律制度,這正是法制形成和發展的經濟動因。可是,并不是任何一種法律制度都可以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只有法制才能成為市場經濟提供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法律形式。
從法制史來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之所以不存在法制,根本原因在于自然經濟無法提供法制生長的土壤。法制是伴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出現而產生和發展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法制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的法律制度是隨著社會主義的國家的產生而建立的。但是,由于社會主義國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否定市場經濟,實行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結果導致法律長期以來不僅得不到重視和發展,反而屢屢遭到削弱和破壞。黨的明確提出了加強社會主義的法制。從此,我國社會開始朝著法制化方向發展,但當時還沒有從市場經濟發展的角度提示出社會主義法制的經濟動因,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標志著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我國目前還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初始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一個有待實現的目標,而不是已經建成的現實。因此,建立社會主義法制的經濟基礎還十分薄弱,這就決定了我國現階段的法制化程度還很低。只有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能為社會主義法制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
二、法律制度在市場經濟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法律制度的產生和發展具有悠久的歷史。而經濟法制則是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后,為了適應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現代意義上的運用經濟立法手段調整經濟關系,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在主要參戰國出現的。當時在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已經從自由競爭走向壟斷,國家干預經濟已成為壟斷階段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為了克服戰時經濟中出現的物資供應困難,有關國家采取經濟立法手段,進一步實行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和控制。為什么經濟法首先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出現并逐步形成較為完善的制度呢?有以下原因:
(一)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經濟關系日益復雜,原有氏法雖然還是調節市場經濟的重要手段,但已遠遠不能適應調節更方形態的市場經濟的要求,于是經濟法便逐步從民法中分離出來形成獨立體系,以推動市場經濟的發展。
(二)壟斷資本組織、企業集團的巨大發展及其權力體系的擴張,對社會生活發生了重大影響,在國際間進行廣泛的經濟活動,使市場經濟向全球化發展,因而必然要求通過國家立法在世界范圍內爭奪資源和分割利潤。
(三)壟斷資本與國家政權緊密結合,通過經濟立法手段,干預社會經濟生活,調控市場經濟運行,緩和爆發經濟危機。
上述分析表明,經濟法是從市場經濟的母體中孕育出來的,或者說市場經濟的產生和發展為資本主義法制制度的調整和完善提供了實踐舞臺。那么,法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怎么樣呢?概括起來講,法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有四個方面:
(一)引導作用。法律對市場經濟的引導作用,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規律決定的。客觀地認識這些規律,真實地反映這些規律,并通過對市場的引導使之符合這些規律的要求,這就是法律的根本任務。市場經濟經歷著復雜的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的過程,實質上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互動過程。為了使密集的、復雜的、且隨機性很在的社會互動井然有序,必須運用法律對人的活動進行引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搞市場經濟既要借鑒現代市場經濟的一般經驗, 又要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并使之符合社會主義的要求,這也必須借助法律的引導。必須明確的是:現代市場經濟覆蓋面越來越大,無論是市場機制,還是市場體系規模,都是復雜而龐大的。再也不能按近代市場經濟那樣單純依靠“私人自治”或“意思自治”而自發運行與發展,必須實行高層次宏觀調控,并使這種調控的形式多樣化、精密化,并以引導為主要形式。
(二)促進作用。法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直接促進作用。那些直接調整市場經濟的法律,如氏法、經濟法以及經濟行政法、勞動法、知識產權法等等,不僅促使市場經濟按照法律所確認的原則深入發展,而且為市場的進一步完善掃除障礙和創造條件。任何一項直接調整市場關系的法律,只要它是符合我國實際情況和反映市場規律的,就定能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
2、間接促進作用。這主要指那些以調整政治關系、管理關系、家庭關系為主的那些法律。如刑法、訴訟法、家庭婚姻法等等。雖然它們不直接或多數不直接調整市場經濟中的各種行為,但由于通過對各種政治關系、管理關系和家庭關系的調整,正確處理各種矛盾和糾紛,從而調動人們從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動的積極性。
(三)保障作用。法律以其特有的屬性——國家強制性和規范性,在保障經濟順利發展的過程中,起著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這種保障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利益保障。市場經濟關系的各種行為,大都為了實現一定的物質利益并體現為一定權利。法律通過及時制止、制裁那些侵犯他人、集體和國家利益的違法、犯罪行為,來保障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
2、秩序保障。市場行為只有在良好的、穩定的、有序的秩序中進行才能達到預期目的效果。沒有秩序,就不可能建立市場,更不可能進行商品交換,也就談不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了。市場秩序實質上就是法律秩序。
(四)制約作用。法律在引導、促進和保障市場經濟發展和同時,還發揮制約限制市場經濟發展中某些消極因素的作用。我國市場經濟雖然尚處于初始階段,但市場競爭中的某些消極因素已開始出現,必須運用法律手段抑制和消除這些消極因素,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法律制度
改革開放以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漸萎縮,市場機制逐漸進入了社會經濟生活。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出現新的社會經濟問題嚴重影響和干擾了經濟的順利發展。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完善的經濟立法、司法、執法,特別是缺乏保障和規范市場正常運行的法律、法規體系。
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呼喚并依靠著與之相適應的法制建設的發展與變革。法制建設必須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經濟建設為中心,推動社會全面進步。所謂“立法是對現行行為的規范和對經驗的總結和固定”這一傳統觀念,已經不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這一傳統觀念是導致我國的法制建設長期滯后于經濟生活和改革開放步伐的重要原因。在過去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主要靠行政命令來管理,而在改革開放,特別是在發展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各種新經濟關系層出不窮,日益錯蹤復雜,如不事先加以規范和調控,就可能對市場經濟造成巨大的沖擊和危害。如果立法沒有預見性、超前性,就適應不了新形勢的要求。
現代市場經濟無論以哪種模式存在,都具有一些基本的要素。這就是:建立在明確界定的產權基礎上,獨立自主地進行決策的企業(包括各種所有制);企業有權自由進行平等競爭的能提供正確價值參數的市場;政府的宏觀管理和調控。以上要素都要法制做保證。
四、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育及發展過程中對市場經濟法制化的影響。
一般來說,經濟的市場化必然伴隨著社會法制化,但是,在市場經濟發育的不同時期,由于市場經濟發育方式的差異,社會的法制化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我國的市場經濟發育過程,從一開始就帶有不同于西方國家的特點。這些特點不可避免地影響了經濟市場化過程及其法制化方式。
(一)在西方國家,市場經濟的發育起點是封建的自然經濟。而且,從封建自然經濟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過渡是通過所有權的徹底私有化完成的。作為資本主義法制基本內容的財產法、契約法等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發展起來的。
在我國,市場經濟發育的起點是計劃經濟。而且,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是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前提下進行的。由于公有制主要通過國家所有權的形式表現出來,產權關系的一方是享有行政權力的國家,其法律調控的方式,程序顯然不同于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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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從單純的計劃經濟建設到逐漸完善的以公有制為基礎,各種所有制全面發展的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策略,這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也凝結了中國人民的智慧結晶?,F階段,隨著科學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因此,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倫理不僅是我國經濟發展同樣也關乎我國精神文明建設的順利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如果在以倫理為基礎的經濟發展倫理作為其基本的行為規范和準則,會對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一)倫理是協調經濟關系的重要方式
倫理運用在經濟建設中,對經濟關系的協調主要是表現在對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的調節。即把經濟倫理作為協調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活動和行為的倫理道德原則。道德會是經濟倫理的基礎,經濟倫理的建立不但能夠維護社會經濟活動的正常秩序,規范經濟行為,使市場經濟協調穩健的朝前發展,也會促使人們的經濟行為朝著有利于社會進步的方向發展。
(二)倫理是保證經濟利益的有力保障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在全面競爭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導致許多經濟人的經濟活動的目的只是去最大限度的追求剩余價值,而把倫理道德置于不顧。這使我國經濟的發展變得不平衡,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卻沒有帶動更多的人共同富裕。此外,這也會作為一個壞的模式,導致更多的人學習不規范的市場競爭手段,使一部分人的經濟利益受到損害。所以,倫理下的經濟倫理就像是一個無形的網,這個網不管經濟人的目的如何,或者是想要達到什么目標,這個網都會把經濟行為調整為符合倫理道德的行為,從而實現資源的有效、合理地配置,繼而使資源的分配合理客觀,保證經濟人的經濟利益不受到侵犯。當經濟倫理引入經濟活動中并要求合作者雙方都遵循這一共同的倫理規則時,一種誠信和信任的關系就會油然產生,那么雙方都會嚴格遵守規范,保證所有的經濟活動都是真實和可靠的,從而產生最大程度的規避經濟風險,在穩妥和安全的環境下實現經濟和精神的雙贏。
二、我國當前在經濟發展倫理上存在的問題
(一)多元制度導致不同經濟倫理并存
我國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是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協調發展的經濟建設。所以我國現在市場上存在著計劃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制度。這兩種不同的經濟制度有著不同的價值體系和倫理標準,這兩種經濟制度下的對峙和沖突難以避免。從當前的發展來看,我國的市場經濟制度還不完善,計劃經濟仍然占有絕對的優勢,計劃經濟的倫理還是占有市場主導地位,但是市場經濟又如火如荼的發展,這兩種不同的需求必然會導致經濟制度倫理性的混亂,造成新舊倫理關系的矛盾與沖突。此外,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是兩類各不相同的運行規范,這兩種策略只能在各自領域里發揮作用。但是由于在一部分的計劃經濟下,我國的國有經濟存在著政企不分,在實際的運行中,兩種截然不同的運行規范會同時對經濟活動發生作用,導致政治和經濟制度倫理規則的混亂。
(二)市場經濟具體制度設置不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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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 改革開放 必然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輝煌成就。盡管在前進的道路上也出現了新的問題,但這是發展中的問題,是更高層次的問題,是只有通過進一步的改革開放才能解決的問題。
低效的傳統計劃經濟逼迫我們進行改革開放,倒退沒有出路
我國的社會主義實踐證明,傳統計劃經濟是低效的,它誘發了改革。這是因為:首先,經濟運行中潛在的規律與人們認識這種規律的能力之間存在差距。事實證明,相對于給定的條件,人們(包括計劃者)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當人們按照自以為認識了的規律去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時候,會受到遠未認識的、潛在的規律的懲罰。而市場經濟的成功則在于政府只管自己的事,把日常的經濟運行交給市場去解決,讓當事人直接決定干什么和怎么干。亞當?斯密曾經指出:“關于可以把資本用在什么種類的國內產業上面,其生產才能有最大價值這一問題,每一個人處在他當時的地位,顯然能判斷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闭驗槭袌鼋洕尞斒氯俗约喝ヅ袛?而且“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才更貼近于經濟運行的內在要求,從而才更有效率。
其次,社會經濟運行的組織成本問題。組織成本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信息收集和傳遞成本,二是社會動員成本。計劃經濟下的信息收集成本一是時滯,二是失真。時滯的原因在于縱向傳遞且層次太多,使得鮮活的、充滿生命力的信息在漫長的傳遞中喪失生氣。而所謂失真則是由于計劃經濟特有的從屬關系,使得取悅于上級成為并不鮮見的行為選擇,報喜不報憂成了相對普遍的現象。相比之下,市場經濟下的信息是橫向傳遞,因而很少存在這樣的問題,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只要掌握了與自己相關的信息就可以決定自己的行動。至于社會組織成本,由于計劃經濟都是大公無私的假設,與實際情況存在著距離,因而必須通過巨額的教育投入使人們的行為一致,其社會組織成本較之于市場經濟承認人們對自我利益的追求并加以嚴格規范的社會組織成本要大得多。
由于在對規律的認識和把握上,以及在信息收集和社會組織成本方面的先天不足,計劃經濟是低效的,并且只要不改變計劃經濟體制,就難以改變這樣的低效。低效的計劃經濟體制誘發了改革。
市場經濟魅力的中國證明和世界證明
改革開放使中國人民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向的改革使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為世人所矚目的成就。我國GDP的總量躍居世界前列,使得中國人民有力量面對包括金融危機在內的各種突如其來的事件,大大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威望。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從來沒有如現在這么美好。就物質生活而言,人們告別了長期的短缺,消費結構不斷提升。與此同時,中國人的審美意識也與世界接軌,與市場經濟同步變化,對健康、形體、服飾、行為的看法發生了與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時代完全不同的變化。中國人民的政治民主進程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例如言論自由、輿論監督、差額選舉、公開招聘、依法行政等成為越來越普遍的現象。市場經濟不僅在中國展示了魅力,而且在率先選擇了市場經濟的國家展示了魅力。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英國、德國、美國、日本這些較早發展的市場經濟國家無疑是經濟強國。然而在1700年以前的漫長歲月里,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歐國家經濟基本上沒有發展,人均收入年增長率只有0.11%,630年才增長一倍。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的情況也大致如此。當人類步入市場經濟之后,這些率先步入市場經濟的國家的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1820年-1990年這171年間的人均收入增長,英國翻了10倍,德國翻了15倍,美國翻了18倍,日本翻了25倍。
市場經濟對于經濟發展的無與倫比的推動作用,不僅表現在總量上,而且表現在生產力的質的飛躍上,作為這一判斷的生動例證就是三次工業革命都發生在市場經濟國家。第一次工業革命由率先步入市場經濟的英國領導,美國、德國以及后來組成德國的地區也緊隨其后。第二次工業革命發生在1840年-1950年,出現在美國、英國以及歐洲的一些國家。第三次工業革命發生在美國、日本、歐洲。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征是信息經濟或知識性工作的興起,計算機的廣泛應用,服務業中的從業人員超過了其他行業人員的總和。發生在市場經濟背景下的工業革命使生產力發生了質的變化,引領了一個又一個經濟發展的長波。
市場經濟的發展還改變了人們的常識,即那些資源并不豐富的地方只要市場經濟體制健全,經濟同樣可以得到發展。我國浙江省就是雖然缺少資源,但卻由于市場經濟體制健全因而經濟得到長足發展的典范。浙江自然資源并不豐富,但現在浙江經濟發展的各項指標卻穩居全國前列。在這里,資源的缺乏造就了商業精神,鑄就了百折不撓的氣概,誕生了千千萬萬的企業家。
市場經濟魅力的中國證明和世界證明說明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動搖,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只有開放才可以了解世界,了解當今世界最新的發展,才可以有比較、有借鑒,才可以有選擇地汲取人類文明的成果為我所用。從一定意義上講,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不開放就可能很難發展。發展中國家所以欠發展,就是因為信息、知識、資本、技術、企業家及管理經驗的短缺,僅靠自己的力量在短時間內是很難發展起來的。而選擇開放,選擇走出去引進來則可以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改革與開放是不可分割的,要改革就必須開放,要開放就不能不改革。
發展和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只能通過進一步改革開放去解決
迅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和社會也出現了一些問題,關鍵是怎樣看待這些問題,通過什么途徑去解決前進道路上出現的新問題。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告訴我們,世界上不存在沒有問題的時候。不發展有不發展的問題,例如經濟體制低效、貧窮、落后、愚昧等。發展有發展的問題,特別是在最初的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可能更多,然而經濟畢竟發展了,人們畢竟富裕了,國家畢竟強大了。如果必須面對問題,必須在問題之間選擇,我們當然寧肯選擇面對發展中的問題,而不選擇面對不發展的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講,當代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是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健全和完善,因而必須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通過進一步的改革開放去解決。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環境污染問題。原因主要有:一、價格不能有效反映環境污染的成本,污染企業把污染成本轉移給了社會。二、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與污染企業合謀的問題。三、個別環境監督部門的不作為或尋租。顯然,這個問題并非改革帶來的必然后果,是一個價格未能準確反映污染成本,未能明確經濟發展的目的和改善對干部的考核和選拔標準的問題,因而是一個進一步的改革問題。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還出現了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首先,貧富的零差距是不可能存在的。其次,一定程度的差距既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因為每個人的機遇及面對機遇的能力不同),也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有差距才有激勵和奮斗。問題是經濟發展過程中雖然不能沒有差距,但也不能差距太大,差距要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度之內,使之既能促進經濟發展,又能保持社會穩定。人們認同多大程度的差距,不僅在于差距的量,而且在于差距是如何形成的,在于富裕者的財富是否干干凈凈。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是導致當代中國的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例如勞動的價值沒有充分體現,勞動的權利沒有得到切實保護。初次分配中的另一個不公平現象是由于壟斷,由于不能平等進入和平等競爭形成的收入差距的問題。這顯然是對勞動權益的保護和消除壟斷的問題。顯然,分配不公的原因還包括宏觀經濟政策調整不到位的問題。至于城鄉差距,既有歷史因素,也有政策因素,更有在市場經濟下由于市場配置資源而形成的馬泰效應,即所有的資源都流向回報相對豐厚的地區和產業。這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多少帶有必然性的問題,是在新的形勢下如何用新的思維、新的方法去解決的問題。
篇8
盡管去年火電企業的利潤因為燃料成本下降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好轉,但多年累積的煤電矛盾并沒有真正得到解決。不久前國家發改委正式發文,取消重點合同,取消電煤價格雙軌制,試圖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困擾能源界多年的矛盾。
為什么中國計劃經濟年代沒有煤電矛盾?為什么市場經濟國家也沒有煤電矛盾?原因在于計劃經濟年代的煤價、電價都是政府定價,煤炭企業和電力企業都是收支兩條線,企業不存在盈虧問題。而市場經濟國家煤價、電價都隨行就市,不管是煤炭企業或者電力企業都有合理的價格和合理的利潤,石油、天然氣、煤炭也會漲價,但沒有油電矛盾、氣電矛盾和煤電矛盾。
經濟規律為何失靈?
煤電矛盾明明是個定價問題,可這幾年都說是個體制問題,把它說成是“市場煤”和“計劃電”的矛盾。似乎是煤炭行業的市場化改革趨勢,已經改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行業,而電力行業的市場化改革滯后,還停留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行業。
既然是“市場煤”和“計劃電”的矛盾,總不能把已經前進了的煤炭行業拉回到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以適應電力行業的落后狀況,只能是電力行業加快改革趕上煤炭行業。但是電力行業的市場化改革的難度實在太大,就一輪電力體制改革已經十年了,市場化改革的進展很慢,似乎短期內煤電矛盾是無法解決的了。
實際上中國的煤炭行業和電力行業市場化程度相差無幾,都還處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過程之中,煤炭行業和電力行業都是由國有企業經營管理的,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還沒有充分發揮。按照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價格具有調節市場供求的作用,通過價格信號能夠有效地引導資源配置,即供不應求時價格上漲,然后企業擴大生產增加供應,同時需求相應下降,供求達到平衡;供過于求時,價格就會下跌,然后需求就會增加,供應相應減少,最終達到供求平衡。
現在看來,這一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在我國電煤市場上“失靈”了,前幾年煤炭價格連續多年上漲,價格甚至超過市場經濟國家,供應增加相對有限,發電企業嚴重虧損甚至資不抵債,由于承擔著保障電力連續供應的社會責任,不能因為虧損而停止發電,煤價雖高,但是電力企業不可能棄煤而去選擇石油、天然氣,因為油氣的價格更高,所以在煤價高企時電煤需求不能減少,煤炭供求始終保持了“緊平衡”甚至十分緊張的狀態。
當前我國煤炭、電力、運輸都還存在計劃與市場雙軌制,市場機制,價格機制在生產經營中的自動調節作用受到抑制的情況下,單方面放開煤價、運價,對燃煤發電企業是極不公平的,從煤炭企業放開煤價來看,重點電煤合同、電煤價格雙軌制是不合理的,但是煤價放開,電價管住,比重點電煤合同更加不合理。
正如五大電力集團公司對電價并軌的意見是,“重點合同電煤價格并軌,將進一步加重發電企業的經營負擔”。從解決煤電矛盾來說,應當是解決好煤電價格不同步的矛盾,使燃煤電廠有一條生路,再去解決電煤價格并軌。電煤價格并軌只會激化煤電矛盾。
再談煤電聯動
自2003年以來,我國經濟活動中資源約束矛盾加劇,煤炭、電力供應緊張時,價格矛盾突出。國家發改委為理順煤電價格關系,促進煤炭、電力行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經國務院批準,決定建立煤電價格聯動機制。
應該說煤電價格聯動是個好辦法,至少在計劃向市場過渡時期是個好辦法,而且這個煤電價格聯動機制還包含著適當調控電煤價格和電煤價格的監督檢測。
可惜煤電價格聯動辦法中存在明顯的缺點,主要問題有四個:一是不以到廠煤價實行煤電價格聯動,而是以電煤綜合出礦價格(車板價)為基礎進行聯動,因為車板價不包括中間環節的各項基金和收費,與實際到廠煤價差距較大;二是要求電力企業消化30%的煤價上漲因素,對電力企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要求太苛刻,發電企業負擔太重。
三是要求各類用戶中,居民電價、農業電價、中小化肥電價,一年最多調整一次,而在實際執行中對這幾類用戶往往不調整,結果是在原來交叉補貼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了交叉補貼使電價扭曲更加嚴重。四是聯動機制中規定要確定聯動周期。原則上以不少于6個月為一個聯動周期,而且變化幅度要超過5%,這個規定又要求發電企業承擔相當數量的漲價因素。
香港實行的煤電聯動,建立了一種煤電聯動基金,燃料漲價時,發電企業可以隨時從基金中得到補償,燃料減價時,發電企業應當把多得的燃料費退回基金,這樣發電企業可以實時得到補償,而用戶的電費只須每年調整一次。
煤電價格聯動辦法出臺后,出現了各種意見,一種意見以為煤電價格聯動是計劃經濟的辦法,市場經濟辦法應當是在電力行業中引入競爭機制,通過競爭確定發電廠的上網電價和銷售電價,輸配電價由政府按市場經濟規律核定價格。要知道靠競爭性電力市場定價不是件容易的事,拿最早進行電力競爭性市場改革的英國來說,在第一階段用強制電力庫模式,沒有成功,第二階段用以合約交易為主,輔以不平衡電量交易即NETA模式,也有不少問題;在第三階段將NETA模式推廣到電力市場進程緩慢的蘇格蘭地區,建立統一的電力交易與電力輸運制度,也被否定了;第四階段要徹底轉向低碳綠色的智能電網,還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電力市場化改革的難度實在太大,老牌的市場經濟國家進行競爭性電力市場改革還這么難,從計劃經濟轉型的中國電力工業的競爭性市場化改革更難,要等電力競爭性市場化改革來解決煤電矛盾,是不可想象的。
篇9
關鍵詞:市場經濟條件;經濟法;價值取向
一、經濟法的價值取向:經濟法的本質屬性
經濟法是指國家為了克服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建立的獨立法律部門,通過它干預經濟運行,宏觀調控經濟,并致力于調整經濟管理關系、維護公平競爭關系、組織管理性的流轉和協作關系,以實現對經濟社會總體效益和效率的保護為其根本價值。價值取向是指當所追求的多個價值目標出現矛盾時最終的價值的選擇方向。而經濟法的價值取向是指經濟法本身具有的、充分體現經濟法核心并符合經濟主體對經濟法的要求的最基本的屬性。它是經濟法最本質、最核心的內容,它決定了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和調整對象、范圍,是經濟法所追求的具體理想目標。現代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歷程決定經濟法的價值取向應定位于保護和實現一定的社會經濟利益。社會經濟利益包括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理想的經濟法致力于推進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和諧一致發展,實現兩者的融合互動。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們所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每一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作為利益表現出來。每個經濟主體都在追求各自的社會利益,而這一過程則構成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經濟法的價值取向則在于促進這一過程良性平衡發展。
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產物,經濟法制約和約束社會經濟發展,并對社會經濟發展起著重要的調節作用。經濟法體現著社會經濟生活的運行規律,因而一種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價值取向必須反映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運行規律及內在要求,與社會經濟的核心精神及運行目標保持一致,并適應其所規范和調整的經濟生活的價值取向。隨著時代的發展,一成不變的經濟法價值觀已不再適應社會經濟發展,需要一個動態發展的經濟法價值取向。因而經濟法價值取向的確定一方面必須體現當前社會經濟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特質,與其他法律部門相比,具有自身特性。另一方面必須體現當前社會經濟法的根本任務和追求,從而對社會經濟有原則性的指導意義。只有形成一個完全符合社會經濟特質的基本價值取向,經濟法才能充分發揮自身的功能和作用,最大化的促進社會經濟的繁榮和協調發展,全面提高人類福祉。
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特征
1.市場經濟多主體共同發展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方面具有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征,另一方面又必然體現社會主義的制度特征。如在所有制結構時,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多種經濟制度和分配方式并存,形成了市場經濟主體百花爭鳴的局面。這種市場經濟多主體大大解放了在計劃經濟條件下被束縛的生產力,一方面對于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就業、活躍市場主體和滿足人們多樣化的需要等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中的每一個經濟主體都具有強烈的競爭意識,從而促使社會經濟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公有制企業與其他企業在市場經濟中平等競爭、共同發展,使得自由競爭、優勝劣汰、追求效率成為經濟發展口號和市場基本規律。多種市場經濟主體共存,更好地促進競爭,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增強市場競爭力,推進社會生產率的提高。同時也能夠更好地利用外資、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為我國企業發展提供經驗借鑒。從市場經濟的運行上來看,其大力推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的繁榮景象,在實踐中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2.追求公平,崇尚個性
在由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中,國家經濟政策和經濟目標都發生了重大改變,傳統的價值觀受到了挑戰。計劃經濟條件下,產品實施統包統銷,分配上強調平均主義,而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開始追求公平,講究競爭。由于市場經濟本身多元化的利益主體及激烈的競爭體制,利益的分配不再以平均分配為目標,主體成員與其創造價值直接掛鉤,每個利益主體不可避免的要求分配公正和機會、競爭均等的要求,市場經濟以尊重每一利益主體的獨立、平等為前提,在價值分配中尋求公正合理性的利益分配。
計劃經濟條件下,經濟主體活動主要由國家統一配置,強調個人服從集體,局部服從整體。打擊了經濟主體個性的發揮和參與經濟活動的積極性,不利于社會經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調節經濟的一種手段和資源位置的一種方式,對促進經濟發展具有較強的適應性、顯著的優勢和較高的效率。市場經濟是一種競爭經濟,奉行的是優勝劣汰的原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建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體制模式,人們開始崇尚個性、開始追求一個公平、自由的市場發展環境。
三、構建符合時代要求的新價值觀體系
1.公平為主,效率兼顧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法價值取向應注重解決好效率和公平的問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課題。講求效率才能增添活力,注重公平才能促進和諧,堅持效率和公平有機結合才能更好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如同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然而公平和效益作為事物的兩個方面,既有相矛盾的一面也有相一致的關系,尋求兩者協調一致關系,是促進社會經濟健康發展的必須解決課題之一。市場競爭機制導致發展經濟過程中收入差別的存在,并可能在一定范圍內擴大,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最終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因而在實施分配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配強調公平為主,效率兼顧的經濟法價值取向,注重社會公平,防止兩極分化,同時注重社會效益提高,促進經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目標。
2.兼顧個體、集體、國家利益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各經濟主體競爭激烈,競爭是市場活力的源泉,沒有競爭就不可能優化配置社會資源,但有競爭力便有利益沖突。過去的計劃經濟實施平均主義,過于強調集體、國家利益而忽略個體利益,嚴重地打擊了個體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積極性。個體參與經濟活動熱情降低,必然致使社會平均效率降低,從而損害集體和國家利益,社會經濟發展緩慢甚至停滯不前。因而,為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發展各類生產要素市場,完善反映市場供求關系形成機制。市場經濟需要鼓勵個人、企業積極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同時,自覺遵守國家法律規定,承擔社會責任,維護國家利益,培養愛國情操,形成良好社會道德。經濟主體應追求經濟自由和經濟秩序的統一和諧,在社會經濟活動過程中,保證其行為合法性,彼此間形成規范有序的合法關系。國家司法部門嚴格遵守法律約束,嚴格執法,打擊一切不法行為。理性把握經濟與經濟秩序間的平衡協調,保障社會經濟活動合理有序進行,實現個人、集體和國家利益的和諧統一。集體和國家充分重視個人利益,鼓勵人們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獲取正當的物質利益。而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和國家利益相沖突時,則需提倡自我犧牲和奉獻精神,國家利益至上,充分發揮集體主義精神和愛國主義精神。協調好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關系,有助于保證國家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并推進社會經濟活動健康發展。
3.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最終價值目標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實踐,黨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與此同時,經濟法規范和調整社會經濟生活,其價值取向需正本清源,真正確立“以人為本”為核心的價值取向,并把這種價值取向貫徹到有關經濟法理論和社會經濟活動的各個層次之中。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追求的基本價值目標,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最終價值目標。人在經濟活動中占主體地位,人類一切實踐活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人的全面發展。經濟法的價值目標為公平、效益、社會整體利益等,但這些價值目標一旦離開了人的存在則毫無意義,只有當這些價值目標與人的全面發展相結合時才有其存在意義。因此,經濟法的最終價值目標必須為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一切經濟法則、價值目標及經濟活動只有當它有助于實現人類全面自由發展時才有價值及意義。因而,經濟法的設立與存在不應當只是單純為促進經濟發展而存在,在另一種層次上,其應為促進人全面自由發展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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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摘要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關鍵詞】社會主義制度/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化
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的問題是當代世界最為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由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是當代主流經濟學面臨的一個嶄新問題(Grosfeld,1990)。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是一門比較成熟的關于市場運行和資源配置的學說,但從總體上來說,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并沒有一套現成的“過渡”理論或“轉軌”理論用來指導經濟體制國家改革的重大實踐。這意味著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是對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創新,而且這個實踐本身就是對理論的重大發展和貢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結合。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呢?按照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就是整個社會的共產(共同占有和共同生產)、整個社會的自由聯合勞動、商品生產和競爭的消除、階級的消滅等等。顯然,這樣的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形式是不能結合的。但是這里所說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的科學社會主義,即共(論文庫)產主義而言的。而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所說的由發達資本主義脫胎的科學社會主義(共(論文庫)產主義)是兩種不同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正是基于當代實踐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科學社會主義最高形態共(論文庫)產主義。就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而言,我們的基本定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對我國現階段社會性質的根本定位。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十三大報告做了科學的界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會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我國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確切地說,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4]。一些學者在討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問題中,總是把社會主義同科學社會主義的最高形態的特征同市場經濟的要求聯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僅僅歸結為公有制和按勞分配,這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會主義,較低生產力水平意義上的按勞分配實際上必然導致平均分配。這樣來理解社會主義實質上降低了社會主義的標準,模糊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吨校ㄕ撐膸欤┕仓醒腙P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所說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種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這種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著私有制在內的多種所有制形式、多元的產權關系、包含著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存在的條件。在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多元產權主體的存在提供了市場經濟生成與發展的社會環境。
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在藕合有其客觀依據和歷史必然性。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得以共同存在的一個前提。從歷史上看,商品經濟的生成確實是同私有制聯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并沒有演化為以市場為中心在社會范圍的配置資源的市場經濟,這說明市場經濟的存在是以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水平為前提的,而分工越發達,單個私人資本容納社會生產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會分工與社會生產力這一矛盾的解決,一是通過建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度,實現生產資料占有、使用的社會化,二是通過生產要素組織方式的變革實現財產占有與運作的社會化來解決的。從社會制度的角度來看,我們選擇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國家則是通過選擇了股份公司等企業組織形式來解決這一矛盾的。但問題的關鍵是,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沒有消除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必然性,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因財產一定形式的社會化運作而使其經濟體制演變為計劃經濟體制,因此筆者認為把市場經濟區分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不科學的。市場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聯系的或調節的對象是生產要素或財產的組織單位——企業,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場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樣的生產要素或財產組織形式使企業既能適應財產社會化運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場價格信號組織生產和經營的經濟主體。歷史上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法人產權獨立于所有權,所有權與法人產權分離與制衡機制的創立,曾使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適應社會化生產要求,在社會范圍內組織生產。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可以通過對公有制財產組織方式的創新和所有制社會結構的調整,為市場經濟的運行創造條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僅與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性質的相藕合,也與計劃經濟體制所造成的經濟低效率直接相關。本來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是以社會成員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前提的,全部社會生產都要有組織地進行,社會對全部勞動和資源都要有計劃地配置和調節,商品也就隨之自動消失了。從理論上來說,計劃經濟同科學社會主義意義上的共(論文庫)產主義是相同的。從計劃經濟的現實來看,當代社會主義國家實踐中的計劃經濟,共同特點都是排斥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其運行機制是通過國家的統一計劃和行政手段來調節,計劃經濟運行的基礎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質是支配與強制,即國家對社會經濟實行全面壟斷和政(論文庫)府的超經濟強制,因而是一種“統制經濟”、“命令經濟”,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單純理解為一種配置資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確的。市場經濟有三個最為基本的特征:私有財產制度、自由經濟制度、市場配置資源。這與計劃經濟的基礎和本質是根本對立的,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借以產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礎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改良出市場經濟。事實上無論是理論意義上的計劃經濟還是實踐意義上的“統制經濟”都是同市場經濟相根本對立的。如果不是這樣來理解,那么就意味著不進行徹底的產權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種模煳認識是非常有害的。作為一種經濟制度,真正的計劃經濟只有在市場經濟的歷史任務完成之后才會出現,而“統制經濟”實際上是超越客觀實際、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制度選擇。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還有著一種與市場經濟本質要求相適應的世界性背景和意義。市場經濟在本質上是沒有國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場經濟的這種屬性必然要求打破國家或地域的限制,從而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生產和經營,跨國公司的出現正是市場經濟這種本質屬性的外在表現。因此,世界經濟國際化、一體化的趨勢,無疑使中國經濟隔離于世界市場的“經濟魯賓遜”式的設計最終歸于夢想。世界需要中國,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側面,如同一枚硬幣有正反面一樣,問題的另一面是:中國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行為主體是具有獨立經濟利益的企業,而不是政(論文庫)府。因此,我國高度集中體制下的傳統的經濟模式中,政(論文庫)府作為一個超級的“經濟托拉斯”來與國外企業發生經濟利益關系和競爭,不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導致經濟的X非效率。因此中國建立與世界上市場經濟國家的運行機制和管理體制相接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便有了理論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據。我們把對市場經濟體制的選擇置于國際大背景的坐標之中,就會看到市場經濟體制也是我們在市場經濟的總體氛圍的條件下的現實選擇。基于這樣一種認識,我們可以說,中國加入WTO的實質是同市場經濟制度接軌。
二、市場化及其標準
自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流,特別是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市場化改革就成為中國社會的共識和價值取向。自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不少學者也對改革的市場化進程和改革的績效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對于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基本判斷,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五規劃建議》中明確提出:我國已經進入由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時期。這就提出了一個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即市場化及其判斷標準問題。
筆者認為,對這個問題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場化;二是市場化有無標準;三是市場化的研究方法問題。
市場化是一個與市場經濟直接相聯系的范疇。國內學者和研究機構對市場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國家計委市場與價格研究所課題組認為,市場化是指資源配置方式由政(論文庫)府行政配置向市場調節的轉化,具體說,就是“取消或放松國家對商品生產要素供求數量及價格的管制”。而較早系統研究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學者陳宗勝教授認為,市場化進程是市場機制在一個經濟中對資源配置發揮的作用持續地增大,對市場機制依賴程度的不斷加深和增強的演變過程。市場機制包括供求、競爭、價格、風險、利益機制等,是市場化理論含義的延伸[3]。把市場經濟看做是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作用持續地增大的過程這個定義非常符合新古典經濟學的正統規范,但是忽略了市場經濟中作為市場主體的人的博弈行為和博弈過程,見物不見人。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看,自從19世紀末新古典主義的創始人馬歇爾等分析供給與需求以來,資源配置問題就成為經濟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經濟學沒有分析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供給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為市場主體的行為,因此現代經濟學把市場過程更多地理解為市場主體的博弈行為和博弈過程。另外把市場化單純理解為市場配置資源的過程會偏離市場化的本質。已如前述,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是:私有財產制度、自由經濟制度、市場配置資源。把市場經濟理解為市場機制調節配置資源的過程,是有一定的理論假設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個完全競爭和市場化已經完成的經濟中,在私有財產和經濟自由已成為既定前提的條件下,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場配置資源了,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市場經濟才被稱為由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制度或經濟形式。經濟市場化就其本質來說,首先是經濟主體的經濟自由權利的確立、實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過程。經濟自由權既包括個人的財產所有權,也包括勞動力的個人所有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市場化的實質就是經濟自由化。市場主體在明確的產權關系和平等互利的條件下,自主從事交易活動,交易雙方不僅能夠從中獲得利,而且還能夠創造合作剩余,這樣就使原來我們認為并不增加社會財富的交易活動具有了生產性,市場的激勵和約束作用也因此凸現出來。
第二個問題,關于市場化有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問題,專家學者們也是有不同的觀點。多數研究者認為市場化進程有絕對的標準。這種觀點最有代表性的學者陳宗勝教授認為,要判斷和評價體制改革是否達到目標,就必須對測度市場化程度的標準作出界定,盡管這是一個難以統一的復雜問題,但是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就不可能作出統一的結論。所以,他認為,應以100%作為完全的市場化的標準,以0%作為完全計劃化的標準。其理由是由于各個市場經濟國家中政(論文庫)府干預經濟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個國家對不同領域的干預、在不同時期的干預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來界定完全的市場化(盡管還沒有一個國家的市場化程度達到100%),而以某一個市場發達國家的市場化程度作為對比的基礎或參照系,那么,不同國家的比較就失去統一的標準,同一個國家的不同領域或不同時期的比較也會發生困難。當然,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市場化沒有絕對的標準,只有相對意義[8]。持這種觀點的專家學者認為,計算或測度市場化程度的絕對值不是一個科學的方法,也不能從絕對值的意義上去理解市場化程度。說一個國家的市場化達到一個百分數,會給人一個錯覺,好像世界上存在一個100%市場化的國家,而這樣的國家并不存在;即使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調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別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市場化的內涵也相應改變,所以,不存在一個靜態不變的市場經濟標準。因此,對市場化進程的絕對評價是無意義的,而只能進行不同地區之間進程快慢的相對比較,即以名次之類的順序尺度進行衡量。
筆者認為,市場化不僅在性質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場化的過程在本質上可以看做是經濟自由化的過程,而且在標準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說市場化的含義是雙重的,既包含過程,也是指一定的標準,嚴格來說它是指市場經濟發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從過程的角度來看,假設一個國家的市場化水平是從5%向10%過渡,我們就不能認為這個國家或地區是市場化了。這就意味著市場化不能單純是指過程而言的。其次對于標準來說,它是從靜態的角度對市場化的程度的一個限定,即規定了市場化的最低標準,比如說5%就不能說是市場化了。至于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經濟交易越來越突破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范圍而在全球范圍組織經濟活動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以及對不同地區之間的市場化程度只能進行相對比較等觀點,并不能說明市場化本身是不能測定的,而只是說明市場化的測度的研究方法問題。
關于市場化程度的判斷標準,一般認為,市場化程度在15%以下可稱為非市場經濟或墳墓經濟,市場化程度在80%以上可稱為成熟或標準的市場經濟,市場化程度在60%—70%之間可稱為準市場經濟,市場化程度在40%—50%可稱為轉軌中經濟,市場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稱之為接近準市場經濟或轉軌中經濟。國內學者對我國目前市場化程度的判斷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斷,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種估計,高位估計是65%,中位估計是55%—60%,低位估計是60%[7]。正是基于我國市場化程度已經基本達到或已經接近60%的判斷,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五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指出:我們已經初步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新世紀5—10年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時期。我認為關于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判斷基本上是比較準確的,國外的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說明這一點,據世界遺產基金會與《華爾街日報》利用50多個經濟指標對世界150個國家的經濟自由化程度的評價結果,中國市場化程度大致相當于美國的50%,考慮到可存在的人為的偏差,中國經濟市場化的程度估計至多達到美國的60%—65%,處于這樣的水平,我們可以認為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對于十五期間,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卻有相當的難度。從西方市場化程度較高的英國、美國和日本來看,英國大體上用了250年使英國成為標準的市場經濟國家;美國用了100年左右的時間成為典型的市場經濟國家;我國封建制度幾千年,計劃經濟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一場深刻的長期的社會革命,對此,我們還面臨著十分艱巨的任務,如生產要素市場化問題、市民社會的建構問題等等,對此我們應當有科學的判斷和充分的思想準備。
市場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斷,需要建立科學的指標體系和研究方法。國內學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標體系主要有:江曉薇、宋紅旭[5]提出的測算指標是:(1)企業自主度:包括企業的14項自,即生產經營權、產品勞務定價權、產品銷售權、物資采購權、進口權、投資決策權、稅后利潤分配權、資產處置權、聯營兼并權、勞動用工權、人事管理權、工資資金分配權、內部機構設置權、拒絕攤派權;(2)市場國內開放度:包括農業生產、工業生產、物資流通、商業流通、價格調節、投資管理;(3)市場對外開放度:包括進口依存序、非關稅壁壘,直接投資實際額;(4)宏觀調控度:包括稅收負擔、政(論文庫)府補貼、貿易管理、社會消費、信貸管理;國家計委課題組[6]是從商品市場(包括生產環節和流通環節)的市場化和要素市場(包括勞動力市場和資金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入手進行測算的。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實際上就是國家已經放開、主要由市場進行調節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場的比重。顧海兵[7]則是從要素市場化方面進行研究。他提出的測度指標包括:(1)勞動力市場化,包括農村勞動力市場、城鎮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戶口管理體制及城鎮、城鄉的戶口封閉體制;(2)資金市場化,包括資金市場的主體結構、資金結構、利率結構;(3)生產市場化,包括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產三產業;(4)價格市場化,包括重要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和公用事業價格、房地產價格、醫療價格。陳宗勝[3]認為,對經濟體制市場化進程的測度,最好按經濟體制自身的構成,即企業、政(論文庫)府、市場三方面展開分析。徐明華[8]則從8個方面進行了測算,這8個方面包括:(1)所有制結構:包括工業總產值中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非公有制從業人員占全部從業人員的比重等5項具體指標;(2)政(論文庫)府職能轉變和政(論文庫)府效率:包括GDP與政(論文庫)府消費之比、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從業人員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等6項具體指標;(3)投資的市場化:包括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非公有經濟投資的比重、基建投資中非國家預算內資金的比重等3項指標;(4)商品市場發育:包括出口總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商品銷售額與工農業產值之比等3項指標;(5)要素市場發育:包括合同制職工占全部職工的比重、每萬人職業介紹機構數等5項指標;(6)對外開放:包括外貿依存度和人均實際利用外資2項指標;(7)經濟活動頻度:包括每萬人商業網點數、每萬人工業企業單位數等3項指標;(8)人的觀念:包括每萬人個體戶數、每萬人私營企業投資者數等4項指標。筆者認為,運用不同的指標體系來探索研究市場化的程度判斷本身就是非常有意義的,事實上每個指標體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實地反映市場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運用不同指標體系判斷市場化程度的差異,而是對市場化進程的基本趨勢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筆者認為應當結合借鑒美國遺產基金會的研究方法,該基金會的經濟學家首先把經濟自由化定義為“對于政(論文庫)府在生產、分配、消費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們對經濟自由化指數的測量也是針對政(論文庫)府對于經濟所施加的束縛程度進行考察,因此這種考察的具體對象主要是政(論文庫)府的相關政策。這種考察是對影響經濟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產出”方進行考察;該機構共設置50項變量或指標,采用分值測度的方法進行“打分”和評估。這種方法的實質是考察制度因素對經濟自由化的影響及影響程度。當然影響一個和地區的市場化程度的差異還有人口素質、技術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慮進一步補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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