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住戶調查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城鎮住戶調查，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居民收入穩定增長，收入不斷提高

20*年，我縣城鎮居民人均總收入實現13586元，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2766元，列13個縣考核圈第四位；同比增長10.7%，列13個縣考核圈第三位。城鎮居民收入工資性收入仍占主導地位，其次是轉移性收入。從人均總收入的構成看，工資性收入、轉移性收入、經營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分別為7429元、3157元、2434元和566元，占總收入的比重依次為54.7%、23.2%、17.9%、4.2%。

（一）兌現績效和就業，拉動工資性收入持續增長

20*年，全縣城鎮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7429元，比去年同期增加799元，增長12.05%，工資性收入增長對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長的貢獻率達64.7%。城鎮居民工資性收入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一是我縣全面落實義務教育階段教師績效工資，全縣共計兌現教師績效工資7000余萬。二是我縣20*年城鎮新增就業人員2402人，比上年同期增長10.8%，就業人員大量增加，從而拉動工資性收入的增長。三是居民利用業余時間從事其他勞動所獲得的報酬也隨工資水平普遍提高不斷增加。

（二）社保政策向好，助推轉移性收入大幅增長

隨著各級政府對民生的持續關注，我縣逐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特別關注弱勢群體，按照國家政策要求連續提高離退休金待遇以及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轉移性收入大幅增長。20*年我縣城鎮居民人均轉移性收入為3157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4.8%，成為拉動可支配收入增長的主力軍。其中人均養老金或退休金2971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7.8%，占轉移性收入的94.1%。轉移性收入增長的主要原因：一是從20*年1月份起，國家再次提高了企業離退休人員的離退休金，每月提高100元，提高幅度近10.0%。據縣社保局資料顯示：20*年全縣發放離退休金7132萬元，較去年同期增長28.4%；二是凡是符合條件的超齡城鎮居民，經本人申請，并按規定一次納養老保險金的，從20*年1月1日起，每人每月補領數額不等的養老金，大多數在20*年上半年兌現。據資料統計：參加超齡養老保險人數為2614人，發放金額1803萬元；三是政府不斷加大對低收入家庭的關心和扶持力度，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不斷提高,由20*年的每人每月平均96元提高到20*年的每人每月平均135元；四是政府及時采取了一系列惠及老百姓的實質性措施，向困難群眾發放生活補助，開展送溫暖活動，從而增加了城鎮居民的社會救濟收入。

（三）著力拉動內需，激活經營性收入快速增長

近期經濟形勢逐漸好轉，我縣消費品市場持續活躍，與城鎮居民家庭生活密切相關的批發零售業、住宿業、餐飲業日益活躍,全縣批發零售業、住宿業、餐飲業分別增30.5%、24.3%、25.1%。城鎮居民從事個體經營的效益逐步提升，加之我縣不斷完善就業和創業服務體系，切實減輕了個體工商戶創業負擔和經營成本，促使經營凈收入快速增加。又特別是近年來我縣旅游業的快速發展，來我縣的游客成倍增長，20*年接待旅游70萬人次，同比增長55.6%，從而拉動我縣住宿餐飲業、批發零售業的快速發展。20*年我縣城鎮居民人均經營凈收入達到2434元，增加384元，同比增長18.7%，占總收入的比重由去年的17.2%提高到17.9%，提高0.7個百分點。

（四）利息和房租，保持財產性收入穩步增長

隨著城鎮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房產投資成為居民投資的首選，擁有多套住房的家庭逐漸增多，多余房產用于出租收取房租。全縣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42.99億元，同比增長22.5％，居民利息收入保持較快增長。出租房屋收入、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大幅增長使居民儲蓄存款利息收入增長成為城鎮居民財產性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全年城鎮居民人均財產性收入566元，同比增長15.1%，人均出租房屋收入和利息收入占財產性收入的比重分別為67.8％、25.1％。

二、消費領域不斷拓寬，消費能力增強

隨著居民收入的穩步增長，消費領域不斷拓寬，消費能力不斷增強。20*年我縣城鎮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8236元，同比增長10.1％。從類消費支出構成看，呈“六升二降”的態勢。（見下圖）

（一）居民生活水平提升，衣食住行仍是消費主流

隨著生活質量的提高，人們對穿著打扮越來越講究，更加突出個性化、高檔化和品牌化，既追求款式新穎，又追求舒適方便。20*年我縣城鎮居民人均衣著消費1164元，同比增長38.3%。人均醫療保健支出888元,增幅達到20.5%。醫療保健支出大幅度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城鎮居民越來越關注健康，加大醫療保?。ㄈ缤颇?、針灸、購置保健用品等等）消費支出。

（二）居民生活質量提高，家庭設備用品日益高檔

隨著城鎮居民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城鎮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費品日趨高檔，且更新換代步伐逐步加快。20*年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人均消費支出同比增長19%。其中耐用品消費支出220元，同比增長13%；家庭設備支出219元，同比增長47%。

（三）享受生活模式凸顯，服務性消費支出攀升

全年我縣城鎮居民人均服務性消費支出1654元，同比增長5.9%，服務性消費支出占生活消費支出的比重為20.1%，服務性消費支出僅次于食品消費支出，在居民消費支出中的地位進一步提升，同時也說明服務業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四）消費理念逐漸轉變，外出旅游倍受青睞

隨著城鎮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各旅行社推出的優惠旅游線路，大大刺激了居民的消費，特別是滬渝高速路的貫通，外出游玩成為我縣城鎮居民家庭的新時尚。全年我縣城鎮居民人均旅游支出340元，同比增長45.9%。

三、增收措施保障有力，努力提高居民收入

（一）調結構，千方百計增加城鎮居民收入

從全縣城鎮居民的收入結構來看，主要是工資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而經營凈收入和財產性收入所占比重相對較小，居民收入過分依賴就業者的工資收入以及養老金和離退休金，群眾就業渠道不寬，收入來源單一。為此，應大力增強經濟活力，不斷擴大就業領域，拓寬收入渠道，穩定有效地提高城鎮居民的收入。

（二）促就業，從源頭上解決社會貧困根源

低收入家庭之所以收入低，就業負擔系數高，主要是因為其文化水平低，專業技能缺乏，導致就業困難。因此，加強職業技術培訓和失業人員的崗位培訓，加大對下崗失業人員培訓力度，提高職工素質，培養有文化、有技能的勞動力，有步驟地扶持有勞動能力的低收入家庭走出貧困。使他們憑借自己的知識、技能獲得較高收入，承擔起發展自己、撫養家庭的責任。

篇2

一、加強學習，提高素質，增強使命感和責任感。

城調工作要不斷的應對新知識、新形勢的挑戰，就必須不斷學習，加之住戶調查工作技術含量高、實施難度大，由于年度內專業調整等因素，提高人員自身素質，增強愛崗敬業、勤勞踏實的工作精神，使調查結果能為國家報實情，為居民說實話，為領導服好務成為當務之需。一年來，我們加強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學習。一是加強了新時期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學習。二是加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知識和有關政策、法律法規的學習，特別是統計法律法規知識的學習。三是加強了統計業務知識和計算機應用能力的學習。四是高度關注地方黨委、政府的重大戰略決策和工作重點，把工作真正干在點子上。通過多方面的強化學習，提高了專業人員政治理論基礎及業務水平，使調查工作能及時把握時代的脈搏，適應形勢的變化和需要，高質量的服務于黨政領導，服務于廣大人民群眾。

二、不斷健全和完善責任制，增強制度的約束力。

根據市、縣局的總體要求和部署，在年初結合城調工作實際，制定了目標管理考核辦法，確定了崗位職責，明確分工，目標責任到人。強化基礎資料的收集、管理，建立完善了相關記錄和臺帳，管理行為的規范，模范遵守了局機關規章制度，保證了調查工作的順利開展。

三、強化質量意識，把握重點環節。

質量是統計工作的生命，牢固樹立“質量第一”的觀念是城調事業生存和發展的根基。市場經濟條件下城鎮居民收入來源渠道、消費支出結構呈多元化格局，加之調查戶的自覺配合程度日漸低下，給調查工作帶來了不少難以預料的問題和困難。對此，我們積極采取有效措施，確保調查數據的準確，在強化質量方面著重把握了以下五個重要環節：

1、扎扎實實做好調查戶培訓工作。年終，召集全縣城鎮調查戶總結會，一是對當年記帳工作的總結表彰，二是對安排新年工作，對記帳戶進行新調查表培訓，同時，每月我們都要上門訪戶，輔導記帳，通過這些措施，為確保源頭數據質量夯實了基礎。

2、勤勤懇懇地抓訪戶工作。為了確保記帳質量，今年采取上門訪戶和電話聯系相結合的訪戶方式，做到平均每月上門訪戶兩次，并隨時加強電話聯系。訪戶時：一是糾正記帳錯誤；二是查看帳本，輔導記帳；三是交心談心，建立感情。通過訪戶，贏得了調查戶對我們工作的支持和理解。

3、踏踏實實地做數據處理工作。以高度負責的工作態度，編碼以“手冊”為依據，錄入以帳本為準繩，發現問題及時查找及時更正，堅決杜絕隨意更改現象，基本做到了歸類、編碼準確，錄入不錯、不漏。做到了報表數據與調查戶臺帳數據、計算機數據一致。

4、實實在在搞質量檢查工作。在工作中，我們嚴格把直接影響經濟增長速度的城鎮居民收入和支出作為重中之重進行了認真檢查核實，同時加強對調查戶記帳的規范性、計算機錄入的準確性檢查。

5、切切實實做數據評估工作。為保證調查數據的高質量，報表數據都要和縣局綜合統計數據如勞動工資，GDP增長速度、商貿統計數據等專業多方面情況進行比較評估，檢驗我們數據的代表性，進行合理修正，減少抽樣誤差。通過評估證明，調查樣本具有較強的代表性。

四、強化服務意識，提升工作地位。

篇3

完成國家863課題夏糧野外調查

近期，國家863課題“國家糧食主產區糧食作物種植面積遙感測量與估產業務系統”野外調查工作在江蘇進行。目前，調查工作圓滿完成，調查結果已上報國家統計局。

江蘇調查總隊領導高度重視此次調查工作，專門成立領導小組負責試點工作，并將任務明確到處，責任到人，確保調查工作順利實施。

調查組織實施階段，江蘇調查總隊在宿遷專門召開會議布置野外調查工作，總隊領導到會作動員講話，對調查意義，調查規范和調查時效分別提出要求。會上課題組有關專家詳細介紹了《農作物播種面積野外測量技術規范》及野外調查工作方法。會后，各地調查隊認真研究調查方案，并對參加野外調查工作人員進行培訓，確保調查質量。

實地調查階段，各調查隊組織人員，分批分次，按照課題組提供的調查圖板。根據調查村點位分布圖和調查村地塊詳圖資料，結合調查村、調查地塊GPS點位坐標，運用GPS工具，嚴格按照操作流程，準確查找調查地塊，現場完成主要農作物及其他地類標注，認真繪制抽樣調查村調查地塊詳圖。

山西總隊

創建城鎮住戶數據控制標準體系

為了進一步貫徹“三個提高”方針，強化數據質量建設，山西調查總隊年初啟動了城鎮住戶調查數據質量控制標準體系建設試點工作。目前，《城鎮住戶調查數據質量控制標準體系》初步形成，并進入試運行階段，試點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

創新思想觀念，強化控制體系建設意識。結合山西工作實際，總隊確立了全員、全過程質量控制的理念，把調查數據質量控制體系建設工作提上工作日程、列入中心工作，引入了系統論，控制論等學科理論，構建質量控制體系。

加強組織領導，開展專題研究?？傟爩ｉT成立了數據質量控制體系建設領導組，并下設辦公室，多次召開專題會議，研究和討論有關標準體系的實際問題，結合全省城鎮住戶調查專業實務工作制度，反復歸納，提煉，整理起草了全環節，可定量、可控制、可考核的重點控制環節標準體系。

針對重點環節，深入基層試點。組成專題組深入到基層，針對城鎮住戶數據生產過程、控制體系中的數據采集、雙人訪戶，雙人審核等重點環節，進行了實地訪問。

深入開展調研，推進控制標準體系的建設。在廣泛征求基層隊領導和專業人員意見建議的基礎上，進一步在調查員、輔助調查員工作和記賬戶記賬的全過程中驗證了數據質量控制標準體系的可行性，掌握了修訂完善數據質量控制標準體系的第一手材料。

河南總隊

今年以來，針對景氣調查單位多、行業多，覆蓋面廣的實際，河南調查總隊著力在“訪”字上大做文章，積極開展“三訪三查”活動，全面掌握第一手資料，努力提高景氣調查質量。

帶著調查報表找企業家回訪，查填報質量是否真實。即一查企業確定的景氣報表填報人是否符合要求；二查該填報人的工作狀態是否良好，是否重視景氣調查工作紀律和工作制度的嚴謹；三看填報是否有序，有無疲沓、軟散等不負責任的現象和行為。

篇4

相知：期待下的自發記賬

石建軍小時候就很喜歡數字，對賬本情有獨鐘。成家后很長的一段時間里，記賬就是她的愛好。提起自己的這個愛好，石建軍笑稱自己與記賬緣定今生。

最初，為這段姻緣牽紅線的“月老”是石建軍的母親。當時，石建軍的母親在供銷社從事會計工作。出于會計的職業習慣，母親在家里也記賬。一沓沓的賬本、井井有條的生活，是石建軍對記賬的最初印象。

無巧不成書。石建軍上班后在企業做人事、勞資工作，而所有的這些工作，無一不與數字打交道、不與賬簿有關系。因此，相較他人而言，石建軍對記賬有一種說不出的特殊情感。

與記賬的第三段緣分，在石建軍看來，頗具戲劇性。婚后的石建軍與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區的公公，不僅負責家里的收支記賬，還曾是一名城鎮記賬戶，當時每月的補貼是15元?！肮珜@份賬本特別上心，每晚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記賬。”十多年后，提及此事時，石建軍仍記憶深刻。

1999年，石建軍住進了新居，開始獨立生活，也開始了期待已久的自發記賬生活。

牽手：責任下的正式記賬

2008年，對石建軍來說，是具有紀念意義的一年。因為就在這一年，石建軍被統計局抽中，成為北京市門頭溝區200戶城鎮記賬戶中的一員。

從正式成為城鎮記賬戶，與為國家記賬牽手的這一刻起，有著八年自發記賬經驗的石建軍，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生活與社會，甚至與國家經濟發展之間的息息相關。這些新賬本也猶如磁石一般吸引著她。“正式記賬中的某些內容和自發記賬有一定的相似性，不是漫無邊際、無跡可尋的?！薄巴琴~本，只是格式標準不同而已，并且在對比后，我驚奇地發現這份賬本對規劃生活更有效?！笔ㄜ娙缡钦f。

對新賬本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后，石建軍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記賬哲學：“言必行、行必果。今天的賬今天記，今天不記明天還，否則后天就是糊涂賬。”在石建軍看來，記賬是一項很瑣細的工作，一拖再拖的記賬很可能在一些細節上出現問題。而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卻影響著數據的真實性、影響著國家的發展大計。

2010年，按照國家統計局規定，北京市進行記賬戶大樣本輪換。石建軍居住的小區再次被抽中，她自己也以保留戶的身份第二次成為城鎮記賬戶。原以為駕輕就熟，但變化說來就來，北京正在推進電子記賬工作，對于石建軍而言，則要實現從手工記賬向電子記賬的轉變。

多年來，石建軍已經習慣了手工記賬的生活，甚至有些上癮。在此情結的驅使下，石建軍有兩套紙質賬本，一本上交統計局，一本自己保存。也正因此，在電子記賬這個攔路虎面前，50多歲、從未摸過電腦的石建軍，選擇了徹底轉型。克服了應用電腦的恐懼心理后，石建軍積累網絡知識的同時，真正開始向電子記賬進軍。

但令石建軍想不到的是，另一個困難又接踵而至。此時已經當上祖母的石建軍，經常奔波在豐臺區的兒子家與門頭溝區自己家之間。雖然生活因為小家伙的到來有點手忙腳亂，但是記賬不能耽誤。石建軍每天就利用小孫子睡覺的時間把當天的花銷記在紙質賬本上。在月底快要交賬本的那兩天，石建軍一定趕回門頭溝的家里，按照紙質賬本記錄一筆一筆地輸入到電腦里。白天要帶孫子，回到家已經晚上九點多，稍事休息后她就得馬不停蹄地往電腦里輸入這一個月來的相關數據。為了弄懂一個操作程序或記錄方法，或是遇到電腦卡殼、死機、網絡不能登陸、系統報錯等情況，一心想著及時向統計部門提交數據的石建軍，也顧不上是深夜11點了，想也沒想就把電話打給社區調查員馬文娟進行咨詢。這樣的情況在剛剛進行電子記賬時常常發生，并且延續了一年多的時間。而馬文娟的耐心解答和指導也讓她由衷敬佩統計系統同志的愛崗敬業精神。而自己能做的就是把賬記好，承擔起一名記賬戶的職責?！翱吹綌祿涍M電腦、上報成功時，我的心才能平靜下來?！笔ㄜ娙缡钦f。

愛戀：堅守下的記賬生活

如今，石建軍對電子記賬已應對自如。而這份“突出”的成績，正是在石建軍十多年如一日的堅守下，如約而至的。

十多年來，石建軍對記賬的激情一如往昔，甚至更強烈了?！拔沂且粋€懷舊的人，有翻看過去賬本的習慣。”在翻看賬本的過程中，感受著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生活的美好。石建軍認為，因為有了賬本的真實記錄，才能切實對比出生活的變化。就以自己一家的收入變化情況為例。相較2004年石建軍剛退休而言，如今石建軍的收入由當時的1100元提高到了2300元，基本是剛退休時的兩倍。再加上愛人在某公司的收入，一家的年純收入大概在八九萬元。

在熱愛記賬之余，石建軍也逐漸學會了理性、客觀地分析?！白詮某蔀橛涃~戶以來，我學到了很多統計知識和理財的小竅門?，F在，周圍人談論CPI高漲時，我能夠依據賬本記錄，有理有據地闡明收入提高的幅度遠遠超過物價上漲速度這一結論?！笔ㄜ娬f道。

石建軍與記賬間的浪漫故事還在繼續……每月一本，每年十二本，現如今，這幾十個記賬本靜靜地躺在書柜里，它們記錄著石建軍柴米油鹽醬醋茶中的每一段收支路程。密密麻麻的數字中，是共和國的記賬人對統計工作的信賴和堅持！

鏈 接

城鎮住戶調查又稱為“家計調查”。它是以家庭為對象，搜集社會經濟統計資料而組織的各種調查的總稱。2002年起，北京市城鎮住戶調查對象改為國際較通用的按地域定義，也就是按住宅門牌號碼抽選調查戶，將城鎮內的常住農業戶和暫住戶納入調查范圍，彌補了城鎮住戶調查對流動人口以及城鄉結合地帶居民家庭漏統的不足。

篇5

[關鍵詞]利息稅；稅收負擔；累進程度

一、稅負累進程度與稅收公平

稅負累進程度是指納稅人實際承受的稅收負擔隨收入數額的增加而提高的程度。若稅收負擔與其收入的比例隨著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則稅負就是累進的，反之。稅負就是累退的。但是，稅負的累進性不同于稅率的累進性，稅率的累進性是考量法定稅率的設定形式的，法定稅率一般有比例稅率、累進稅率和累退稅率三種形式。法定稅率是否累進與實際稅收負擔是否累進并非一一對應。法定稅率是比例稅率，其實際稅負也可能是累進的，法定稅率是累進的，其實際稅負可能并非累進，這取決于對具體稅種稅收負擔的具體考察，隨實際情況的不同而異。

稅負的累進程度是福利經濟學理論在稅制設計時對稅收公平方面考量的最直接和最核心的問題，稅收公平主要體現在稅負公平上，它一方面要求稅負的橫向公平，做到納稅能力相同的人繳納或負擔相同的稅收；另一方面也要求稅負的縱向公平，做到收入水平高、納稅能力強的人比收入水平低、納稅能力弱的人繳納或負擔更多的稅收，從而使稅制具有較強的累進性。稅負的累進性越強，越有利于實現收入調節的縱向公平。一般認為，稅負的累進程度越高，稅制越公平。稅負累進程度是稅收公平性的一個直接的衡量指標。因此，我們可通過分析利息稅的稅負累進程度來考察利息稅在維護公平方面的作用。

二、關于利息稅公平作用的文獻綜述

關于我國利息稅是否發揮了公平功能的問題，學術界爭議較大。一部分學者認為當前的利息稅沒有起到很好的公平作用。姚長輝認為，把利息稅的納稅人確定為中高收入者，給低收入者免征利息稅應該是個好想法。但是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許多實際問題無法解決。比如，銀行該怎樣確定來存款的人月收入多少、家庭經濟情況如何，如果只從他的存款數額判定，又難以知道他在其他銀行的存款數額。這些環節的公平的確難以實現，因此，以利息稅實現公平似乎不太現實。張文春認為，不同收入者一律按20％的稅率進行納稅，具有明顯的累退性。相比之下，高收入者的納稅額與低收入者的納稅額與其負擔能力是不匹配的，尤其是低收入者要全面納稅顯然是不合理的。另外，我國利息稅的稅基基本上是固定的，沒有反映物價的變動情況，這也有違公平原則。劉桓分析了我國銀行儲戶的構成情況，指出目前銀行的大部分儲戶是收入不高的老百姓，他們投資渠道狹窄。相對來說，富人投資渠道廣，可投資實業、證券、債券等，其投資收益普遍高于普通百姓。因此，實際上利息稅的大部分負稅人是普通老百姓，對他們僅有的少量儲蓄征收利息稅有失公允。那英劍從征收的利息稅對高收入和低收入者邊際效應的不同出發，認為利息稅按比例征收有悖稅收公平原則。周雪飛的研究表明，利息稅是財政收入的穩定來源之一，增長穩定、明顯，但因稅率屬于累退稅率，所以沒有起到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他建議利息稅應該在完善存款實名制的基礎上，設計合適的稅率及起征點，實行累進稅率。同時，國家應該把利息稅收入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等方式，定向用于解決低收入者和下崗職工的生活保障和補發離退休人員的養老金。易憲容還提出，為解決利息稅的不公平現狀，除了爭取采用累進稅率，還可以考慮將利息收入納入個人所得稅中進行合并征收。這樣既可以讓中低收入家庭得到一定的免稅優惠，又可以保證國家增加稅收收入，同時也可加強個人所得稅調節社會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吳敬璉認為，征收利息稅中小儲戶受到的影響最大，嚴重增加了他們的負擔。對富有者與維持生計者征收同樣稅率的利息稅，起不到調節社會財富再分配的功能。應盡快改變目前一成不變“一刀切”的利息稅率，創造條件采取累進稅率，與國際接軌。

也有學者持不同看法。鐘偉 認為，富人的銀行儲蓄賬戶余額比較高，所繳納的利息稅本身就比普通百姓要多，所以那種認為對富人應該多收稅，對窮人應該少收稅，而累進稅率更公平的看法基本上是錯誤的。還有人認為，不應過分強調利息稅的公平功能。高輝清表示，負利率所引起的“劫富濟貧”問題與利息稅無關，公平問題應更多地通過利率來解決。從稅制的角度看，當前利息稅的問題存在于：一是起點太低，實際上是零起點；二是簡單“一刀切”，沒有體現“多收入者多交稅”的原則。他建議，利息稅稅制可從兩個方面著手進行改革：一是像個人工資所得稅一樣提高起征點，以避免中低收入者利益受損；二是與國際接軌，實施稅收累進制，根據居民存款的多少進行分檔，儲蓄越多，稅率越高，但要注意各檔稅率之間的差距不要過大，以免造成富人儲蓄分流過猛；平均稅率也不能提高太多，以避免資金外逃。

三、我國利息稅稅負累進性的測定

(一)我國利息稅的運行現狀

我國現行利息稅的全稱為儲蓄存款利息所得個人所得稅，它不是一個單列的稅種，而是現行個人所得稅的一部分，是對個人應稅項目中的儲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的個人所得稅。建國以來，利息稅幾征幾停，經歷數次調整。但從稅率來看，開征利息稅期間，一直實行固定的比例稅率：1950年制定的利息稅稅率是5％，1959。年停征，自1980年以來稅率是20％(1999年前免征)，2007年8月15日起再度調整，稅率從20％調減為5％。從稅收收入來看，2000～2005年，共征收利息稅2 262.79億元，年均增加377億元，年均增長速度為22.07％，個人儲蓄利息所得稅已經成為一項穩定的財政收入來源。

表1顯示了2000－2005年個人所得稅中利息稅的變化：一方面，利息稅增長速度較快，年均增速為22.07％，高于稅收收入增長速度(17.80％)；另一方面，在利息稅的絕對規模不斷增加的同時，其在個人所得稅中的比例卻逐漸降低。

(二)測算方法和數據選取

表1中利息稅收入的數據只體現了利息稅稅收總量的變化，不能反映利息稅在各種人群中的分布情況。為測定利息稅在不同收入階層中的稅負分布情況，我們以北京地區為樣本，將全體納稅人按照收入高低分為五組，分別考察其利息稅的負擔情況，然后進行對比分析。

具體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我們采用了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城鎮住戶調查處對2005年北京城市居民生活狀況的統計數據。北京地區城鎮住戶調查是依據國家統計局統一制定的城鎮住戶調查方案，收集資料并逐級上報，城鎮住戶調查口徑范圍是北京城8區及10個遠郊區縣縣城，城市住戶調查口徑范圍是北京城8區。一般情況下，住戶調查公布的可支配收入、消費支出都是人口平均數，掩蓋了高收入戶比平均水平高、低收入戶比平均水平低的矛盾。因此，要客觀地反映各類家庭的收支及生活狀況，必須按不同收入水平進行分組來觀察和分析。國家現行的住戶調查方案要求住戶調查資料中包括居民家庭五個等次的不同收入分組情況?！拔宓确纸M”即城鎮住戶按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住戶按人均純收入從低到高排隊分成五等份，有低收入組、中下收入組、中等收入組、中上收入組和高收入組五部分，各組的戶數均占總戶數的20％。通過對調查戶的分組，可以分別計算各組的人均收入、消費支出的具體情況，以觀察不同收入組之間的差距和存在的問題。

我們需要的具體數據包括家庭總收入、儲蓄額、利息及利息稅稅額。其中，家庭總收入指調查戶中生活在一起的所有家庭成員在調查期得到的工薪收入、經營凈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的總和，不包括出售財物和借貸收入。收入的統計標準以實際發生的數額為準，無論收入是補發還是預發，只要是調查期得到的都應如實計算，不作分攤。為獲得利息稅的信息，我們先根據每組居民的儲蓄存款情況和一年期利率，計算各組居民每年的存款利息，再根據每組居民每年的存款利息依據20％和5％兩種利息稅率，來計算每組居民在不同利息稅率情況下所承擔的利息稅稅收負擔。結果如表2所示。

(三)稅負累進程度的測定結果

根據表2中的各項數據，我們可以分別畫出5％稅率和20％稅率下利息稅稅負的累進程度(如圖1所示)。之所以要測算5％和20％兩種不同稅率下的稅負累進情況，是因為我們不僅要對各個稅率下的稅負累進程度進行考察，還要對二者進行對比，這樣就能分析出稅率由20％調減至5％的政策對利息稅公平作用的影響。通過觀察可發現，利息稅在兩種稅率下表現出不同程度的累進性。和息稅稅率為20％時稅負的累進性強于5％稅率下的累進性；5％稅率下稅負的累進性微弱，基本接近比例稅。  

四、結論分析及政策建議

通過對利息稅在不同稅率下累進程度的考察，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一，我國2007年8月15日之前實施的20％的利息稅具有一定的累進性，它在調節公平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考慮到收入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利息稅對低收入家庭影響更大。因此，總體來看，我國利息稅的累進性微弱，在稅收公平方面起到的作用比較小。第二，2007年8月15日后利息稅稅率由20％調減為5％，利息稅稅負的累進性進一步被削弱，在調節公平方面更加難以發揮作用。所以，僅從公平方面來看。這次調整是不利于稅收公平的，但是國家進行這項政策調整有著更為重要的政策目標，比如降低實際利率、促進儲蓄等。

利息稅的公平功能難以簡單地通過稅率的升降來實現，但是稅收公平的確又是利息稅設定所必需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存款大部分集中于高收入者手中，對這部分資本利得征稅是調節貧富差距的一個重要方面。為了充分發揮利息稅的公平作用，增強利息稅的累進性，可供選擇的途徑有以下幾種，需根據不同的情況進行綜合考慮和選擇：

第一，提高利息稅稅率。根據前面的結論，利息稅越高，其稅負的累進性越強。一些歐洲國家，像德國和瑞士的利息稅稅率比較高，分別為30％和40％。這與各國的儲蓄意愿有關，居民儲蓄意愿越強的國家確定的利息稅稅率越低，反之越高。提高利息稅率的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稅負的累進程度，但是這與當前我國實際利率為負利率，廣大人民群眾儲蓄意愿不強，需提高實際利率促進儲蓄的現實情況不符合，因此，此項措施不宜作為現實考慮。

第二，設定利息稅的起征點，并考慮實行累進稅率。這是一條能從根本上提高利息稅累進性的有效措施。由于我國目前金融市場不夠完善，大部分中低收入階層將錢存在銀行，對于這部分人。利息本來不多，卻要承受利息稅，相對于有更多投資選擇的高收入者來說是不公平的。如果能設定一個起征點，對于存款少利息少的人免稅，無疑可起到較好的公平作用。將稅率改為累進稅率，則能直接有效地提高稅負的累進性。比例稅率的稅負累進作用畢竟是微弱的，只有累進稅率才能更加有效地發揮稅收的累進作用。國外有很多國家都實行多檔累進稅率，稅率在10％－50％之間，分四五個檔次征稅。

篇6

一、內設辦公室：

（一）科室職責：負責局機關運行的日常管理、政治業務學習組織、干部人事管理、財務收支管理、信息化建設、計算機維護管理、統計信息網站更新維護、各項普查數據處理、統計從業資格認定、統計職稱考試，參與各項普查工作。

（二）崗位設計：

1、行政管理：負責日常行政事務處理、政治業務學習組織、公文處理、人事管理、統計從業資格認定、統計職稱考試、會務接待、老干部管理，參與各項普查工作。

2、機房財務管理：負責信息化建設、計算機維護管理、統計信息網站更新維護、各項普查數據處理、資料匯編印刷管理、財務收支管理，參與各項普查工作。

二、綜合統計科：

（一）科室職責：負責國民經濟核算、綜合平衡、統計法制、能

源統計、第三產業統計，負責相關專業抽樣調查、統計監測評價、名

錄庫更新維護，參與各項普查工作。

（二）崗位設計：

1、綜合統計：綜合統計、核算統計、能源統計、統計法制，參與

各項普查工作。

2、貿易統計：負責批發零售、住宿餐飲統計、城鎮住戶調查、統

計執法、本專業的能源統計、本專業的名錄庫更新維護，參與各項普

查工作。

3、服務業統計：負責（除貿易統計以外）服務業、勞動工資統計、

統計執法、本專業的能源統計、本專業的名錄庫更新維護，參與各項

查工作。

三、專業統計科：

（一）科室職責：負責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統計，負責相關專業抽樣調查、統計監測評價、名錄庫更新維護，參與各項普查工作。

（二）崗位設計：

1、投資統計：負責固定資產投資、建筑業、房地產統計、統計執法、本專業的能源統計、本專業的名錄庫更新維護，參與各項普查工作。

2、農業統計：負責農業統計、欠發達鄉鎮統計監測及農民收入統計、農村住戶調查、統計執法、本專業的能源統計、本專業名錄庫更新維護，參與各項普查工作。

3、工業統計：負責工業統計、科技統計、科技進步統計監測、統計執法、本專業的能源統計、本專業的名錄庫更新維護，參與各項普查工作。

四、普查中心：

（一）中心職責：負責人口、經濟、農業等普查和大型調查的日常工作，負責統計名錄庫建設、1%人口抽樣調查、勞動力抽樣調查、平安調查、婦女兒童統計監測。

（二）崗位設計：

篇7

    改革開放以來城鄉經濟快速發展，居民生活水平得到較大改善。然而，城鄉二元體制這一中國最鮮明的特征并未得到實質性改變，相比于改革之前，城鄉收入差距擴大了將近50%。城鄉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不僅不利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產業結構的升級，也不利于城鄉統籌發展，以及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因此城鄉收入差距歷來受到政府部門和學界的關注。然而，城鄉收入差距研究是以城鄉收入差距的正確度量為前提，而改革開放以來日益加速的勞動力流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度量提出了挑戰，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如何對這些流動人口進行歸屬，即農民工應當歸入城鎮還是農村①；二是如何對這些流動人口的收入進行統計和調查。對于第二個問題，主要依靠統計部門去解決，因此本文主要解決第一個問題——農民工收入的歸屬。

    20世紀50、60年代建立的戶籍制度、勞動制度以及其他相關制度，造成了城鄉分割的局面。1978年開始，國家通過放松管制，允許農民自由生產、自主投資、自行擇業，賦予農民進城務工的權利，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大規模向非農產業轉移，每年的轉移規模在500萬人以上②。然而，當前戶籍制度尚未完全打破，造成了農村到城鎮就業的流動人口“尷尬”的身份。這些人居住、工作都在城鎮，卻沒有城鎮戶籍，如同“候鳥”一般在城鎮和農村之間流動。按常住人口計算，我國城鎮化率達到52.6%，但按照戶籍人口計算，城鎮化率只有35.3%③。研究表明，全國80%以上的地級以上的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半城鎮化”現象，尤其是北京、上海、廣州半城鎮化率超過50%④，城鎮內部被割裂成新的二元結構（李愛民，2013）[1]。

    當前，農村都是農業戶口，但既有從事農業勞動，也有從事非農業勞動；城鎮都是從事非農業勞動的人，但既有非農戶口，也有農業戶口，城、鄉之間的界限并不像以往那樣清晰，而矛盾的焦點在于農民工。應當把這些農民工歸為城鎮人口還是農村人口，也就是本文所指的“農民工收入的統計歸屬問題”，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見，隨著農民工群體越來越龐大，他們收入的歸屬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也將越來越大。

    歸根結底，農民工收入的統計歸屬有兩種方式：按戶籍人口劃分和按常住人口劃分。戶籍人口劃分和常住人口劃分的根本區別在于農民工的歸屬，若按戶籍人口劃分，農民工仍屬于農村人口；若按常住人口劃分，那么“常住于城鎮”的農民工便屬于城鎮⑤。“常住人口”是國際上人口普查常用的統計口徑，是指經常居住在某一地區的人口，包括常住該地而臨時外出的人口，但不包括臨時寄住的人口。但是關于“經常”到底是指多長時間各國的標準不同。我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的居住標準是6個月，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常住人口的界定標準是1年；新西蘭的統計標準是12個月；而香港的統計標準是3個月。然而，無論是以往國家統計局的調查方案，還是2013年實行的城鄉一體化住戶調查的統計方案，并非完全采用戶籍標準或者常住人口標準。在以往的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方案中，具有固定住宅的流動人口屬于城鎮常住人口；而外出6個月以上，但主要收入帶回農村老家的外出從業人員仍然屬于農村常住人口，舉家外出1年以上的農民工不算農村常住人口。如果舉家外出，但沒有固定住宅，那么這部分人就被現有的住戶統計忽略。而城鄉一體化住戶調查方案中按照“是否分家”來對農村外出從業人員（農民工）進行歸類?？梢钥吹?，“固定住宅”、“主要收入帶回家”、“分家”這些劃分標準與國際通用的“常住人口”標準并不一致，更加偏重于經濟上的聯系，而“常住人口”則更加側重于居住時間的長短。此外，在城鎮住戶調查中到底包含多少農民工，他們又是如何抽樣等問題也都是未知的。

    日前，公安部副部長黃明表示，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以合法穩定住所和合法穩定職業為戶口遷移基本條件、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為基本形式，城鄉統一、以人為本、科學高效、規范有序的新型戶籍制度⑥。因此，本文提出以地域發展差異為視角，以常住人口為基本口徑的城鄉收入差距度量方式，不僅具有自身合理性，也能保持縱向一致性。

    本文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關于農民工收入不同歸屬的文獻綜述；第三部分對農民工收入不同歸屬下的城鄉收入差距進行數理分析，主要提出3個假說；第四部分采用CHIP2007年數據對假說進行檢驗，并對總體收入差距進行城鄉分解，以考察城鄉收入差距對總體收入差距的貢獻；第五部分是結論。

    二、農民工收入的不同歸屬

    李實、羅楚亮（2011）。

    在第一類文獻中，蔡昉、王美艷（2009）[6]對“城鄉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觀點提出了質疑，理由是現行的調查制度不能覆蓋“常住流動人口”，從而在住戶統計中低估了這個群體的收入，夸大了城市收入水平，低估了農村收入水平，所以以往的城鄉收入差距是高估了；根據戶籍原則，常住流動人口應當歸入農村。他們采用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利用泰爾指數對全國收入差距進行城鄉子群分解，發現：相比未包括流動人口的城鄉收入差距，當流動人口歸入農村時城鄉間收入差距有明顯的下降，為29.4%。然而，問題在于：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中收入不包括非勞動力收入，如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等。非勞動收入解釋了將近一半的城鄉收入 差距，而且勞動力的流動不會降低諸如與住房有關的收入，以及養老金等非勞動收入的差距（史泰麗等，2008）[8]；城鄉之間轉移性收入、財產性收入的差距可能比工資性收入的差距更大（黃祖輝等，2003）[9]。因此，蔡昉、王美艷（2009）[6]的結果存在低估問題。

    華生（2010）[3]認為目前城鎮人口中有一半是來自外地的農民工和本地郊區農民，城鄉收入比測算出的已不是城鄉收入差距；而且將進城打工的農民工歸入城鎮，將其留守的老小歸入農村，會人為地擴大城鄉收入差距。他將所有的外出農民工從城鎮人口中扣除，將其收入也從城鎮人均收入中扣除，然后加到農村人口和人均收入上，從而得到的城鄉收入比下降了27%。但是這樣做的問題在于：第一，采用宏觀數據，將外出農民工收入加回農村的過程中會產生重復計算，從而高估農村人均收入；第二，采用12個月來換算農民工外出從業的總收入也會產生高估問題。王萍萍（2011）[4]也認為華生（2010）[3]的調整方式是不恰當的，原因在于即便將舉家外出和穩定外出的農民工從城鎮劃出，從而歸入農村，這樣的做法不僅會提高農村收入，也會提高城鎮收入，因為在農村外出從業人員是收入較高的人群，而在城鎮他們屬于收入較低的人群，所以調整之后，城鄉收入差距只下降2%。

    在第二類文獻中，都陽、樸之水（2003）[7]指出遷移人口（即農民工）與農村家庭中其他成員實際上屬于不同的消費群體，應當將兩者分開考慮。史泰麗等（2008）[8]在測算了城鄉收入差距時也考慮流動人口⑦收入，并且認為流動人口應當歸入城鎮。他們采用CHIP2002數據，發現將流動人口歸入城鎮之后，城鄉間泰爾指數下降11.6。他們還對收入的口徑進行了調整，即加入住房補貼和估算租金，扣除城鄉生活費用差異，通過以上處理得到的城鄉收入差距比統計局公布的數值低24.6%。

    也有學者通過重新界定農村住戶及其收入來考察城鄉收入差距的大小，如王建國等（2012）[5]。他們采用了3種農村住戶人口的界定方式——常住人口、全部家庭人口、按照居住時間調整得到的全部家庭人口；相應的外出從業人員的收入有兩種歸并方式——將全部外出從業收入納入家庭收入；只將外出從業人員寄回或帶回的收入納入家庭收入。如果將外出從業人員寄回或帶回的收入計入住戶總收入，然后除以“按照居住時間調整的全部家庭人口”得到農村人均收入，那么城鄉收入比會下降7%～11%（群間泰爾指數下降12%～19%），但城鄉間不平等仍然占總不平等的36%以上。他們核算方式的問題在于：第一，如果僅僅將外出農民工寄回或帶回農村老家的收入計入農村住戶總收入，那么就應該把外出從業人員排除在本住戶人口之外，而不是按照居住時間進行調整后計入家庭人口數量。事實上，寄回、帶回的收入相當于農村住戶的“轉移性收入”。第二，他們采用的是CHIP2007年農村住戶調查中外出從業收入的信息，也就是由居住在農村的家庭成員替外出從業人員上報的收入，而不是專門針對外出從業人員調查的收入信息，這樣的處理方式可能會產生低估的問題。在CHIP2007年農村住戶調查的樣本中，大約有12%人口有外出從業行為，這一比重是偏低的⑧。

    可以看到雖然上述文獻采取了兩種不同的歸屬方式，但都是直接將農民工全部歸入農村，或者全部歸入城鎮，并沒有給出不同歸屬的依據。王建國等（2012）的研究介于這兩種歸屬方式之間，但是他們并沒有把1個農民工當作1個人來看，而是按照在農村老家居住時間換算成1/2、1/3、1/12個人等。筆者認為這是欠妥的，不應把單個人再進行拆分。

    此外，鑒于城鄉居民收入口徑的不一致性，學者們也做出了調整。一方面，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尚未包括各種隱性補貼，如醫療補貼、社會保障補貼、實物收入等，這些隱性補貼的城鄉差距是巨大的，因而僅僅采用可支配收入與純收入之比來度量城鄉收入差距是低估的。這就需要對收入口徑進行調整，得到具有可比性的收入口徑。另一方面，由于城鎮和農村的生活成本不同，城鎮的生活成本更高，如果不考慮這種差異得到的城鄉收入差距是高估的，因此要進行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調整。李實、羅楚亮（2007）首先確定了一籃子生活商品及購買數量，這些商品覆蓋了農村生活用品的40%、城鎮的60%；接著搜集籃子中所有商品1990年在各個地區的價格，從而得到地區的生活費用。按照每年的CPI進行調整，就可以得到生活費用的時間序列。

    歸納而言，現有文獻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對農民工收入歸屬不一致，到底應該歸入農村還是城鎮沒有定論，而且也沒有給出不同歸屬的依據，這種歸屬的不清晰來源于對城鄉收入差距本身認識的不充分；第二，沒有按照常住人口的標準對農民工進行分類后而進行歸并，那些常住于城鎮的農民工具有穩定工作，外出從業時間也比較長，這部分農民工應該歸入城鎮，而那些從業時間短、且工作不穩定的農民工還是應該歸入農村；第三，收入口徑不一致，蔡昉、王美艷（2009）[6]只采用了勞動收入，而李實、羅楚亮（2007）[10]采用的收入口徑的內涵最為全面。針對以上不足，本文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做出改進：第一，本文提出應當以地區發展為視角，以常住人口為基本口徑來度量城鄉收入差距，這與未來戶籍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第二，在對不同歸屬下的城鄉收入差距進行數理分析的基礎上，采用CHIP2007年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第三，對收入口徑進行調整，采用更加全面的收入口徑，從而考察城鄉收 入差距的變化。

    三、農民工收入歸屬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數理分析

    （一）基本假說

    已有研究表明農民工收入的不同歸屬直接影響到城鄉收入差距的大小，那么究竟在什么樣的條件下城鄉收入差距更小，在什么樣的條件下城鄉收入差距更大？這是本文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本節以城鄉收入比為例，從數理上推導出不同的農民工收入歸屬方式下，城鄉收入差距的大小。本文提出了3個假說，分別是：

    假說Ⅰ：相比忽略農民工收入情形下的城鄉收入差距，無論將農民工收入歸入城鎮還是農村，城鄉收入差距都會降低。

    假說Ⅱ：當農民工收入與城鎮居民相對差距較小時，將農民工收入歸入農村時城鄉收入差距更小。

    假說Ⅲ：當農民工收入與農村居民相對差距較小時，將農民工收入歸入城鎮時城鄉收入差距更小。

    在二元經濟中，只要存在城鄉期望收入差距，勞動力就會流動（Todaro，1969）[13]。由此可以推測，剛開始出現勞動力的城鄉流動時，農民工的收入會比農民高，但不會高很多，與城鎮居民之間的差距會比較大。隨著農民工收入的上升，農民工與農民之間的收入差距逐漸擴大，而與城鎮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在縮小。也就是說，在勞動力流動的初期（即改革開放初期），農民工收入與農民之間的相對差距要小于城鎮，此時將農民工收入歸入城鎮時城鄉收入差距更小；而在勞動力流動的后期（比如現在），農民工收入與城鎮之間的相對差距要小于農村，此時將農民工收入歸入農村時城鄉收入差距更小。盧鋒（2012）[14]發現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名義貨幣工資年均增長10%。到2012年農民工月收入2290元，如果以10個月的工作時間來換算農民工的年收入，他們的年收入為22900元；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為24565元，農民工與城鎮居民只相差6.8%；農村居民純收入為7917元，農民工收入是農村居民的2.8倍。

    （二）數理分析

    假設全國人口分成3部分：農業戶籍的農業勞動者（農村居民）、農業戶籍的非農勞動者（農民工）、非農戶籍的非農勞動者（城鎮居民），他們的平均收入為：F104Y5163.jpg；農村居民、城鎮居民和農民工的人口份額為：F104Y5164.jpg。之所以選擇城鄉收入比來度量城鄉收入差距，是因為90%的實證研究文章都采用了該指標，而且城鄉收入比非常直觀、簡潔。

    F104Y552.jpg

    1.假說Ⅰ的驗證。

    F104Y553.jpg

    因此，假說Ⅰ得到驗證，即相比忽略農民工收入情形下的城鄉收入差距，無論將農民工收入歸入城鎮還是農村，城鄉收入差距都會降低。

    2.假說Ⅱ的驗證。

    當農民工收入與城鎮居民收入的相對差距更小時，有：

    F104Y554.jpg

    3.假說Ⅲ的驗證。

    當農民工收入與農村居民收入的相對差距更小時，有：

    F104Y555.jpg

    也就是說當農民工收入與農村居民收入的相對差距更小時，農民工收入歸入城鎮時城鄉收入差距更小，假說Ⅲ成立。

    四、城鄉收入差距的實證測算

    （一）數據和統計口徑

    本文采用的數據是中國收入分配課題組CHIP2007年城鎮、農村、農民工的調查數據。不同農民工的就業和生活方式存在較大的差異，并決定了他們以后將長期居住于城鎮，還是回鄉，因此可以根據農民工的特征來決定應歸入農村還是城鎮。“常住人口”是國際上人口普查最常用的統計口徑，因此，本文采用“常住人口”的標準來確定農民工收入的歸屬。為了考察不同的“常住”標準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本文采用了4個“常住人口”的確定方式：常住人口Ⅰ是以是否從事現有工作1年為界，常住人口Ⅱ是以2007年是否在外出地生活6個月為界，常住人口Ⅲ是以2007年是否在外出地生活12個月為界，常住人口Ⅳ是從事現有工作2年以上且2007年在外出地生活12個月為界。

    在收入的口徑方面，由于可支配收入中并不包含實物收入、自有房屋估算租金和當期社會保障支出所帶來的未來收益，而這些收入所帶來的城鄉差距更大。本文定義“人均總收入”為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礎上加上自有房屋估算租金、住房補貼、實物收入和社會保障支出總和（個人繳費和單位繳費之和），城鎮自有房屋估算租金為可支配收入的10%（Khan和Riskin，2005）[11]，農村自有房屋估算租金為純收入的10.3%⑨；城鎮住房補貼和實物收入為可支配收入的12.5%⑩。由于農民工未取得城鎮戶籍，因此他們無法享受到城鎮居民的隱性補貼，因此農民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人均總收入之間的差異非常小，相差不到1%。

    由于城鎮和農村的生活成本不同，城鎮的生活成本更高，如果不考慮這種差異得到的城鄉收入差距是高估的，因此要進行購買力平價（PPP）調整。可以借鑒Brandt和Holz（2006）[12]關于1990年城鄉生活費用的估算，然后采用CPI調整到2007的物價水平。1990年，農村的生活費用為696.56元，城鎮的生活費用是862.83元，城鄉實際貨幣購買力平價為1.24。以1990年為基期，2007年農村的CPI是222.23%，城鎮的CPI是240.37%。因此，2007年城鄉實際貨幣購買力平價為1.34。當農民工歸入城鎮時，就要用城鎮的生活費用對其收入進行調整；若將農民工歸入農村，則不需要進行調整。

    （二）城鄉收入差距的初步測算

    以不同的歸屬方式，以及采用3種不同收入口徑測算得到城鄉收入比。結果顯示，采用可支配收入的城鄉收入比最小，而采用總收入的城鄉收入比最大。在相同口徑下，忽略農民工時城鄉收入差距最大，而將農民工收入歸入農村時城鄉收入比最小。這是因為農民工收入與城鎮居民的相對差距更小，農民工收入比城鎮居民低15%，比農村居民高1.6倍，這就驗證了假說Ⅰ和假說Ⅱ。以可支配收入為例，農民工歸入農村時的城鄉收入比為2.42，比忽略農民工和農民工歸城鎮時低22.2%和14.5%；以PPP總收入為例，農民工歸入農村時的城鄉收入比為2.54，比忽略農民工和農民工歸城鎮時低19.4%和1.5%。

    采用常住人口標準得到的城鄉收入差距大于將農民工收入歸入農村時的情形，但與農民工收入歸入城鎮時的情形很相近。以PPP總收入為例，常住人口Ⅰ標準下的城鄉收入比為2.58，比忽略農民工時的城鄉收入差距低18.1%，與農民工歸入城鎮時的城鄉收入差距相等，比農民工歸入農村時的城鄉收入差距高1.6%。而且，不同“常住人口”口徑下的城鄉收入比相差不大，差距都在0.3以下。由于在對農民工按照常住原則進行分類時，相比將農民工收入歸入農村，城鎮人均收入更低 ，而農村人均收入也更低，但農村人均收入低的程度更大，因此城鄉收入差距更高。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2005年的數據，大多數國家的城鄉收入比小于1.6，美、英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城鄉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只有3個國家超過2，中國便是其中之一（11）。考慮農民工收入后，城鄉收入差距略微縮小，但仍然高于2.5，依舊處于世界較高水平。而且也高于改革開放之初和90年代初的水平，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問題仍需重視。

    （三）城鄉收入差距的分解

    為了解城鄉收入差距在總體收入差距（或稱“總體收入不平等”）中的貢獻，筆者對全國收入差距進行分解，計算得到城鎮內部和農村內部，以及城鄉之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全國收入差距的城鄉子群分解的實證研究中，絕大多數文獻采用泰爾指數，因為泰爾指數可以分解凈盡，不會像基尼系數那樣由于城鄉收入的重疊而產生剩余項的問題。泰爾指數的計算公式為：

    F104Y556.jpg

    其中，μ為總體（全國）的平均收入，F104Y557.jpg為每個個體的收入，n是總人口。

    泰爾指數的分解公式為（Mookherjee和Shorrocks，1982）[15]：

    F104Y558.jpg

    不同收入口徑下，不同的農民工收入歸屬得到的城鄉收入差距大小顯示，采用泰爾群間不平等指標表征的城鄉收入差距與采用城鄉收入比表征的城鄉收入差距具有較強的一致性，而且與第三部分提出的理論假說是一致的。首先，相比忽略農民工時的情形，無論將農民工歸入農村還是城鎮，總體不平等和城鄉收入差距（組間差距）都有所降低。以可支配收入為例，相比忽略農民工時的城鄉收入差距，將農民工歸入城鎮時城鄉收入差距下降12.4%，將農民工歸入農村時下降43.8%，城鄉間不平等對總體不平等的貢獻下降16個百分點。第二，以可支配收入為例，農民工歸入農村時的城鄉收入差距比歸入城鎮時低35.8%。第三，相比可支配收入時的城鄉差距，采用總收入口徑時，城鄉收入差距上升1倍，而且總體不平等上升將近0.1；而采用購買力平價進行調整后的城鄉收入差距略高于采用可支配收入時的情形。

    采用常住人口標準來確定農民工歸屬的城鄉收入差距顯示，與不同收入口徑下的城鄉收入差距相比，采用常住人口標準得到的城鄉收入差距大于將農民工歸入城鎮時的情形，小于將農民工歸入農村時的情形，這與采用城鄉收入比來表征城鄉收入差距的結果也是一致的。在同一種收入口徑下，采用不同的常住人口標準得到的結果相差不到2%，因此不同常住人口標準得到的分解結果是穩健的。在常住人口標準下，城鄉收入差距對全國收入差距的貢獻仍然在27%以上。

    表1是對以上不同口徑、不同歸屬方式下城鄉收入差距分解結果的總結，可以看到：第一，就收入口徑而言，總收入得到的城鄉收入差距、總體收入差距是最大的；第二，對總收入進行購買力平價調整后，城鄉收入差距出現下降，但仍然高于可支配收入的城鄉差距；第三，就不同歸屬方式而言，忽略農民工時的城鄉收入是最高的，而將農民工歸入農村時的城鄉收入差距是最小的，而采用常住人口標準的城鄉收入差距介于二者之間。

    五、結論

    本文鑒于目前城鄉收入差距度量研究中對農民工歸屬不一致的理論背景，以及農民工群體越來越龐大卻未被現有統計調查體系完全覆蓋的現實背景，從數理和實證角度比較了農民工不同歸屬時城鄉收入差距的大小。首先，筆者從理論上推導了農民工收入不同歸屬下的城鄉收入差距，發現：如果在城鄉收入差距估算中忽略農民工，就會造成高估；不同歸屬下城鄉收入差距的大小取決于農民工收入與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相對差距，如果農民工收入與城鎮的相對差距較?。ㄒ舱钱斍暗默F實情況），那么將農民工收入歸入農村時城鄉收入差距最小。

    F104Y559.jpg

    本文最大的創新在于——提出應當以地區發展為視角，以常住人口為基本口徑來度量城鄉收入差距的方式。當我們關注地區發展時，那些在城鎮工作的農民工，尤其是在城鎮具有穩定工作和生活的農民工應該歸入城鎮；而那些流動性較大，大部分時間居住在農村的農民工，則應當歸入農村。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的流動改善了以人為角度度量的城鄉收入差距（13），但以地區為研究目標的城鄉收入差距卻沒有得到較大的改善。也就是說勞動力流動只解決了農民的問題，而沒有解決農村的發展問題。

    筆者發現，當采用“常住人口”標準來對農民工進行歸屬時，這時的城鄉收入差距要小于將農民工完全歸入城鎮時的城鄉收入差距，但大于將農民工完全歸入農村時的城鄉收入差距，且更接近于前者。以城鄉收入比為例，若忽略農民工，那么城鄉收入比為3.11；若將農民工完全歸入城鎮，城鄉收入比為2.83；若將農民工完全歸入農村，城鄉收入比為2.42；若按照常住人口標準，即將在城鎮居住滿1年的農民工歸入城鎮，不滿1年歸入農村，那么城鄉收入比為2.72。

    目前城鄉獨立的統計調查體系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正確度量提出了挑戰，《農民工監測報告》雖然從2009年開始反映農民工的現狀，但是關于收入的信息偏少。筆者希望提高現有統計調查體系中農民工的覆蓋率，并且增加關于農民工就業、收入的指標，如外出從業時間、是否在城鎮有穩定住所、是否有穩定的工作單位等，便于對農民工進行不同的分類，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認識城鄉收入差距，并提出相應的對策。

    注釋：

    ①本文中的流動人口與農民工等同。

    ②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培訓就業司、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的數據顯示：1979—1988年的10年間，平均每年轉移規模達到500多萬人，年平均增長10%左右?！段覈r民工工作“十二五”發展規劃綱要研究》課題組的數據顯示：20世紀90年代至2005年，農民外出就業年均增加580萬人左右。《2012年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2008—2012年，全國外出農民工從14041萬人增加到16336萬人，年均增長570萬人左右。

    ③《2020年，戶籍制度城鄉統一》，news.china.com.cn/live/2013-12/18/content_23929079.htm.

    ④半城鎮化率是指城鎮常住人口中非本地城鎮戶籍人口數占城鄉總人口的比重。

    ⑤城鎮住戶調查方案中調查對象包括“戶口在本地區的常住非農業戶；戶口在本地區的常住農業戶；戶口在外地，居住在本地區半年以上的非農業戶；戶口在外地，居住在本地區半年以上的農業戶。包括單身戶和一些具有固定住宅的 流動人口。”國家統計局，《2012中國統計年鑒》：農村常住人口指全年經常在家或在家居住6個月以上，而且經濟和生活與本戶連成一體的人口。外出從業人員在外居住時間雖然在6個月以上，但收入主要帶回家中，經濟與本戶連為一體，仍視為家庭常住人口；在家居住，生活和本戶連成一體的國家職工、退休人員也為家庭常住人口。但是現役軍人、中專及以上（走讀生除外）的在校學生以及常年在外（不包括探親、看病等）且已有穩定的職業與居住場所的外出從業人員，不算家庭常住人口。家庭常住人口主要作為計算農村住戶平均每人收入、消費和積累水平及分析家庭人口狀況的依據。有本地戶口，但舉家外出謀生一年以上的住戶，無論是否保留承包耕地都不包括在本地農村住戶范圍內。

    ⑥2020年形成新型戶籍制度常住地登記為基本形式[N].現代快報，2013-12-18.

    ⑦農村進入城市的暫住戶。

    ⑧都陽、樸之水（2003）發現2000年貧困地區農村勞動力的外出比例為25%。

    ⑨Khan和Riskin（2005）估算的農村居民自有房屋租金是重置價值與房屋負債的8%，但由于缺乏重置價值和房屋負債的信息，無法直接估算自有房屋租金。筆者根據李實、羅楚亮（2011）計算得到的農村卡恩收入和純收入之間的比例關系來得到農村自有房屋估算租金的比重，是10.3%%。農村的房屋都是私有的，因此不需要估算共有房屋補貼；而自產自銷部分已經計入純收入，因此不用再計算實物收入。這樣做就忽略了自有房屋租金和實物收入所帶來的農村內部不平等。但不會影響城鄉之間的差距，因為城鄉之間的差距在此處是關于城鎮居民收入均值和農村居民收入均值的函數。

    ⑩由于缺乏計算住房補貼所用到的房租數據和實物收入數據，筆者根據李實、羅楚亮（2011）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卡恩收入推算出城鎮居民住房補貼和實物收入的比重，大約是12.5%。在處理中，筆者將每個人的住房補貼和實物收入的比重都定為12.5%，這樣就忽略了住房補貼和實物收入所帶來的城鎮內部不平等。但不會影響城鄉之間的差距，因為城鄉差距在此處是關于城鎮居民收入均值和農村居民收入均值的函數。

    （11）財經網.“亞行：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城鎮人均收入是農村3.5倍”。

    （12）在式（2）中忽略了農民工收入時的城鄉分解。將農民工收入歸入城鎮時泰爾指數的分解公式為：將農民工收入歸入農村時泰爾指數的分解公式為：如果把農民工單列，那么泰爾指數的分解公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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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農民工收入歸入農村時泰爾指數的分解公式為：

    F104Y561.jpg

    如果把農民工單列，那么泰爾指數的分解分式為：

篇8

一、顧全大局，配合省市完成區（市）、縣級調查隊體制改革

*年，是縣級調查隊改革的關鍵之年。按照國家統計局四川調查總隊“做強市隊、整合縣隊”的改革思路，積極向區統計局黨組、地方黨委、政府匯報，爭取多方支持，配合省市業務部門，完成對縣級調查隊體制的改革工作。

二、抓好基礎工作，促進專業工作升級

（一）強化城鎮住戶調查基礎工作。按照溫府辦發*號文件精神，從基礎工作入手抓好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會同社區及調查戶所在單位做好記賬質量抽查，明確賬本的收送時間，確保調查戶客觀、真實、規范地記好家庭收支賬；二是積極與各鎮、街道和區級各部門、駐溫各單位協調與溝通，為調查戶落實記賬補貼，做好調查戶的穩定工作。（住戶科承辦）

（二）進一步完善價格監測體系，抓好價格預警。一是健全商品價格調查網絡，準確、及時地反映居民消費價格動態；二是開展低收入居民生活費用價格指數的編算工作，科學測算物價上漲對低收入群體生活狀況的影響程度；三是爭取地方政府和上級業務部門的支持，率先在全省乃至全國推行及價格資料網上直報；四是會同物價部門，利用新聞媒體定期向社會主要農副產品和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信息。（價格科承辦）

（三）建立失地農民可支配收入指標監測體系。圍繞全區的工作重點，建立并完善失地農民可支配收入指標監測體系，為加速推進城鄉統籌發展服好務。（綜合科承辦）

三、開展業務培訓，提升隊伍素質

（一）抓住調查隊體制改革的契機，選派職工參加省、市調查隊組織的各類業務培訓，提高職工的業務技能。

（二）利用統計網絡健全的優勢，定期舉辦業務培訓班，有效提升轄區內輔助調查員的業務素質。（各科室承辦）

四、跟蹤社會熱點，搞好調查研究

一方面以問卷形式開展抽樣調查，收集城鄉居民關心的就業、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民生民意問題，特別是跟蹤社會熱點開展“每月一情”問卷調查，為區委、區政府當好參謀服好務；另一方面以記賬形式（抽中戶逐日逐筆登記家庭收支流水賬）開展抽樣調查，收集不同收入階層失地農民家庭的收入和消費情況的數據資料，為區委、區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提供決策參考依據。（綜合科、住戶科承辦，全隊協辦）

五、配合相關部門完成工作目標和臨時性工作任務

（一）配合區政府農普辦完成第二次農業普查資料開發應用工作。

（二）配合區紀委完成投資軟環境測評工作。

篇9

一、圓滿完成各項統計工作

（一）、圓滿完成街道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正式普查工作。我街道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正式普查工作在區經普辦的正確領導下，經過我街道經普辦全體工作人員的共同努力下，順利完成各項普查任務。共完成收表、錄入基本單位737個，其中法人單位485家，產業單位252家。并受到市、區經普辦的肯定，推薦上報省級先進個人1人，市級先進集體、個人各4個。

（二）、完成2008年統計年報（經濟普查）和2009年定期報表工作。今年是經濟普查年份，為做好統計年報與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的銜接。我站召集轄區內“三上”企業統計員召開街道年報培訓會議，使他們認真學習統計調查制度，掌握制度修訂變化情況，特別要注意學習經普報表。共完成了各專業的年報工作253家，其中限上的工業51家、商業16家、其它服務業23家、建筑業2家、勞資143家。

（三）、做好公眾對城市環境保護滿意率調查工作。根據國家統計局深圳調查隊的統一部署，我站認真了做好2008年深圳市公眾對城市環境保護滿意率調查工作，保證調查數據質量和調查工作的順利開展?！痢两值莱榈轿鲙X、仙湖兩個社區，各30調查戶。我們深入到調查戶家庭認真做好問卷調查，如實采集記錄各種相關信息。

（四）、完成人才資源狀況抽樣調查。為弄清深圳本地人才資源家底，為編制《全國人才隊伍建設中長期規劃綱要（2009-2020）》提供基礎數據，開展一次全市非公有制企業（單位）人才資源狀況抽樣調查工作。我街道抽到18家企業，順利完成。

（五）、做好2008年度入駐單位公共水電消耗量及金額分攤工作。針對我區租賃經濟發達、物業管理覆蓋率高、各單位水電消耗普遍由自用、公共兩部分構成的狀況，要求我街道轄區各物業管理公司（處）、各業主單位做好2008年度入駐單位公共水電消耗及金額分攤工作。我街道共收到26家物業管理公司（處）交來的公共水電分攤表。

（六）、做好城鄉勞動力流動及生活質量調查。根據國家統計局深圳調查隊通知精神，此次調查的目的是通過對部分城市住戶的抽樣調查，了解城鎮勞動力流動的現狀及對家庭、社會的影響，深入研究城鎮勞動力市場問題。我街道抽到鵬興社區10戶。

（七）、根據《國家統計局深圳調查隊關于開展“城鄉勞動力流動及生活質量調查”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統計站認真做好相關工作?！痢两值砾i興社區是被抽中的調查點之一，調查樣本量為10戶。

（八）、做好2009年消費者信心調查和居民國內旅游調查工作。了解和掌握我國城鎮居民國內旅游的總體狀況，分析研究旅游業的發展變化情況，為制定旅游產業發展政策提供決策參考信息。我街道西嶺社區各抽到19戶調查戶，每個季度填寫一次。

（九）、認真開展羅湖區2009年勞動力調查工作。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一部署以及少2009年勞動力調查培訓會議的精神，按照市、區統計局的要求，認真開展了此次勞動力調查工作。共調查兩個調查小區，分別62戶和56戶。16周歲家庭人員填報，半年一次。

（十）、協助國家發改委調查。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在我街道仙湖社區進行“我國城市居民對發展改革熱點問題的反映”調查。本次調查是針對全國城市18-65周歲的常住人口，采用多階段概率抽樣方法抽取樣本，由我街道統計員陪同調查員入戶訪問，為被抽中的調查對象解答調查問卷。

（十一）、做好2008年留學回國人員基本情況調查。為了貫徹落實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關于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全面掌握來我市工作創業的留學回國人員的基本情況進行此次調查。我街道共調查5家企業單位，均無留學回國人員。

（十二）、根據國家統計局深圳調查隊《轉發國家統計局關于開展2009年全國城鎮居民家庭投資狀況及心態調查的通知》（深調函[2009]41號）文件精神，我街道鵬興社區是被抽中調查社區之一。我街道統計站按照通知的注意事項上門對抽中調查戶進行問卷調查，并順利完成此次調查工作。

（十三）、2009年基本單位核實工作。根據羅湖區統計局文件關于開展羅湖轄區基本單位核實登記工作的通知。對轄區新增、變更、注銷單位的核實登記工作，以便更新維護區基本單位名錄庫。我街道共完成182家企業單位核實登記工作。共登記確實存在的基本單位114個，法人77個，產業37個。

（十四）、全國r&d資源摸底調查。根據國家統計局和廣東省統計局《第二次全國r&d資源清查總體工作方案》的要求，我街道開展了r&d資源清查摸底調查，按時完成《摸底調查單位科技（科研）活動情況表》，我街道共完成了5家企業的調查工作。

（十五）、為貫徹落實市、區“服務年”活動部署精神，結合我街道實際從7月份起開展了“統計大走訪”活動。通過走訪企業，幫助企業解決統計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困難，宣傳講解統計法律法規，提高企業依法統計意識，加強政府統計機構與統計對象的聯系和溝通，構建和諧統計關系。并對“三上”企業補充法律確認程序，共為轄區內80家企業簽定《關于經常性政府統計調查對象確認的通知》。

二、統計站明年工作思路

篇10

【關鍵詞】受教育年限 明瑟教育收益率 個人收入 工作年限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教育在個人分配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教育對個人收入分配影響力的大小主要體現在教育收益率的高低上。教育收益率的計算方法主要有精確法(又稱代數法,是基于精確法的內部收益率)和收入函數法(又稱明瑟收入函數)兩種,其中運用收入函數法計算的教育收益率使用較多,并且把該方法計算出來的收益率稱為明瑟教育收益率。明瑟教育收益率是美國經濟學家明瑟(Mincer)1958年提出來的,他在論文《人力資本投資與個人收入分配研究》中首次將個人收入水平與受教育程度(用受教育年限來代替)以及工作經驗(用工作年限來代替)聯系起來,并于1974年提出了明瑟教育收入函數,而且運用此函數計算了居民的教育收益率。此后,很多研究者開始嘗試用這一方法估算世界各地的居民教育收益率。

一、文獻綜述

最早對中國明瑟教育收益率進行研究的學者都是外國學者。Jamison和Gaag(1987)1985年3月根據甘肅徽縣的家戶調查資料計算了城鄉的明瑟教育收益率。研究結果表明,甘肅省徽縣80年代中期城鎮居民的明瑟教育收益率,男性為4.5%,女性為5.6%。在農村,戶主受教育年限和家庭成年人均受教育年限對農業產值的貢獻相當小,農村居民的明瑟教育收益率分別為0.4%和2%。Byron和Manaloto(1990)利用1986年國際羊毛秘書處對南京市民的一次調查,在考慮了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的交互作用的基礎上估算了明瑟教育收益率,得出明瑟教育收益率為3.74%。

李實和李文彬(1994)利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集的1988年城鎮住戶調查數據,估算了私人的明瑟教育收益率。城鎮職工的平均明瑟教育收益率為3.84%。農村住戶的明瑟教育收益率為2%。賴德勝(1998)使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1995年的調查數據,估算了城市職工的明瑟教育收益率,男性為5.14%,女性為5.99%。并結合李實和李文彬的有關數據,指出中國城市的明瑟教育收益率整體上偏低,但是1995年的明瑟教育收益率較1988年有較明顯的提高,并且女性職工的明瑟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職工的明瑟教育收益率。

陳曉宇、陳良和夏晨(2003)使用國家統計局年度城鎮住戶調查數據,分別估算了1991年、1995年和2000年的明瑟教育收益率,分別為2.953%、4.655%和8.534%。劉澤云(2008)運用2005年國家統計局的城市住戶調查數據,估算了2004年中國城鎮職工的明瑟教育收益率為10.9%,其中女性的明瑟教育收益率為11.6%,男性的明瑟教育收益率為9.6%,女性的教育收益比男性顯著地高出2個百分點。王云多(2008)利用2005年個人問卷調查的數據,估算出2005年的明瑟教育收益率為11.3%。何亦名(2009)利用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CHNS)數據,根據1991―2006年各年份的家戶調查資料,估算了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和2006年的明瑟教育收益率,其中1991年為3.46%,2006年為9.1%。以上是許多學者對我國教育收益率的分析結果,由于不同學者采用的分析數據不同,使得各自估算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也不盡相同,但從上述學者的估算結果來看,我國的明瑟教育收益率在逐年上升。

從以上分析可知,對于全國的明瑟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已經很多,但是對于某個省份的明瑟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相對較少,對浙江省明瑟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更少。對浙江省明瑟教育收益率進行研究的學者有Junsen Zhang等人和南亮進等人。Junsen Zhang和Yaohui Zhao等(2005)在《Economic returns to schooling in Urban China》一文中運用USO(The Urban Survey Organization)的數據分析了北京、遼寧、浙江、廣東、陜西和四川六個省份城鎮居民的明瑟教育收益率,其中浙江從1988年到2001年明瑟教育收益率分別為3.2%、3.6%、3.0%、3.7%、3.8%、3.8%、6.5%、4.4%、6.1%、7.1%、7.4%、8.4%、9.0%和10.9%。南亮進和羅歡鎮(2006)使用2003年浙江省農村調查數據,推算出明瑟教育收益率為4.5%―5.5%。以上兩次研究分別估算了浙江省城鎮的明瑟教育收益率和農村的明瑟教育收益率,沒有將整個浙江省城鎮和農村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在浙江省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人們的整體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也在迅速增加,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之間的具體關系如何,浙江省居民的明瑟教育收益率目前為多少,還不得而知,因此有必要對實際情況進行分析和研究,這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

二、數據來源和模型的選擇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2009年國慶期間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該次問卷調查是通過寧波教育學院學生“國慶”回家探親期間開展的。被調查對象為2008年參加工作的浙江居民(包括務農的居民),年齡要求到2008年12月31日為止,女性年齡小于等于55周歲,男性年齡小于等于60周歲。本次問卷調查的選項比較簡潔,涉及到出身年月、到2008年12月31日為止的實際年齡、性別、工作單位所屬類型、文化程度(代表受教育年限)、初次參加工作的年月、到2008年12月31日為止的工齡(代表工作年限)、2008年全年的稅后收入(代表個人收入)、2008年的工作地址共9項內容,共發出500份問卷,被調查人員涉及到浙江省寧波、紹興、杭州、湖州、嘉興、臺州、金華、舟山、溫州、麗水、衢州11個地區,初次收回500份問卷,經過分析和回訪,實際完全有效的調查問卷共352份,本文以下數據都是對這352份問卷資料進行處理的結果。

本文在計算浙江省居民明瑟教育收益率的時候,分三步進行,選用兩個回歸模型。

首先,不考慮性別差異,計算浙江省居民明瑟教育收益率,運用明瑟教育收入函數的基本公式(根據lnYt=?琢+b1S+b2t+b3t2+?自轉換而來):

lnY=?琢0+?琢1S+?琢2EX+?琢3EX2+?自 (1)

在公式(1)中,lnY、S、EX、EX2、?自分別代表個人收入的對數、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即工齡)、工作年限的平方和誤差項,?琢0為常數項,?琢1、?琢2、?琢3分別代表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和工作年限平方項的系數估計值。其中?琢1是明瑟教育收益率,表示受教育年限(S)的變化引起收入對數(lnY)的相應變化。

其次,考慮性別差異,在明瑟教育收入函數基本公式中加入性別這一虛擬變量,計算浙江省居民明瑟教育收益率,運用明瑟教育收入函數的擴展公式:

lnY=?茁0+?茁1S+?茁2SE+?茁3EX+?茁4EX2+?自 (2)

在公式(2)中,SE表示性別的虛擬變量(女性為0,男性為1),?茁0為常數項,?茁1、?茁2、?茁3、?茁4分別代表受教育年限、性別、工作年限和工作年限平方項的系數估計值。?茁1仍然是教育收益率,與公式(1)中的?琢1的含義一致。?茁2表示在其他影響收入的因素都不變的情況下,由于性別差異,男性的收入對數比女性的收入對數高出的比率。

最后,運用公式(1),分別計算浙江省男性和女性居民明瑟教育收益率,進行比較。

三、實證分析

根據以上思路,運用EXCEL軟件中的數據分析工具將352人的具體數據資料代入公式(1)和公式(2)中,整理出來的資料見表1。

從回歸模型計算的結果可知:第一,盡管回歸方程模型的可決系數R2并不太高,但是各個解釋變量的系數估計值分別通過了t檢驗(?琢=0.05,n=352,雙尾檢驗:對于公式(1)自由度df=352-3-1=328,運用公式(2)自由度df=352-4-1=327,通過查統計用表可知t120=1.980,以上t檢驗值都大于1.980,因此運用公式(1)和(2)進行計算,均通過t檢驗。參照J.M.伍德里奇的《計量經濟學》一書,第827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總體也通過了F檢驗(?琢=0.05,n=352,對于公式(1)F(3,328)=34.280788,對于公式(2)F(4,327)=30.677640,通過查統計用表可知F(3,120)=2.68,F(4,120)=2.45,查表的數據均小于實際計算的數據,因此運用公式(1)和(2)進行計算,均通過F檢驗。參照J.M.伍德里奇的《計量經濟學》一書,第829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說明無論性別因素考慮與否,居民的個人收入與居民的受教育年限、居民的工作年限和居民的工作年限平方關系較密切。第二,受教育年限的系數估計值都是正的,說明無論性別因素考慮與否,受教育水平與收入水平都是正相關的。也就是說,居民收入水平隨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而增加。只是考慮性別因素計算的明瑟教育收益率比不考慮性別因素計算的明瑟教育收益率有所下降。不考慮性別因素,2008年浙江省居民明瑟教育收益率為8.8972%,意味著浙江省居民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個人收入水平平均增加比率(收入水平平均增加比率根據e?琢1-1求得,即9.31%=e8.8972%-1,參照劉澤云的《教育經濟學》一書,第96―97頁,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為9.31%;考慮性別因素,2008年浙江省居民明瑟教育收益率為8.7664%,意味著浙江省居民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收入水平平均增加比率(收入水平平均增加比率根據e?茁1-1求得,即9.16%=e8.7664%-1,參照同上)為9.16%。第三,按照人力資本理論的觀點,工作年限與個人收入的函數關系應表現為倒U型,也就是說收入隨工作年限的增加先增加后減少。在以上計算的收入函數中,工作年限和個人收入的函數均表現出倒U型,即個人收入隨著工作年限的增長先上升后下降,這與一般的人力資本理論觀點相一致。根據回歸模型的結果可知,不考慮性別因素,居民收入的拐點工作年限為24.77年,即居民的工作年限達到24.77年,居民收入開始由上升趨勢轉為下降趨勢。考慮性別因素,居民收入的拐點工作年限為23.81年,收入的工作年限拐點比不考慮性別因素的工作年限拐點降低0.96年。第四,根據回歸模型計算的結果可知,在同等條件下,男性的收入水平比女性的收入水平高,收入對數高出的比率為26.6049%,或者說收入水平平均高出的比率(收入水平平均增加比率根據e?茁2-1求得,即30.48%=e26.6049%-1,參照劉澤云的《教育經濟學》一書,第96―97頁,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為30.48%,即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男性的個人收入比女性的個人收入平均高出30.48%。

最后,將352名被調查者按照性別分組,分為男性和女性各一組,分別將190名男性和162名女性的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和工作年限的平方代入公式(1)中,整理出來的資料見表2。

根據統計分析的結果可知:第一,各個解釋變量的系數估計值同樣都通過了t檢驗,總體也通過了F檢驗,說明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居民的收入與居民的受教育年限、居民的工作年限和居民的工作年限的平方關系較密切。第二,男性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低于女性,兩者分別為8.6051%和9.0964%。在上面計算的收入函數中,工作年限和收入的函數表現出倒U型,這與一般的人力資本理論觀點仍然相一致。并且根據回歸模型的結果可知,男性居民收入的拐點工作年限為25.55年;女性居民收入的拐點工作年限為20.02年。男性收入的工作年限拐點比女性收入的工作年限拐點高5.53年,也就是說在浙江省,男性的收入開始下降的工作年限比女性晚5.53年。

四、結論

通過對問卷調查得到的352組數據進行定量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浙江省2008年居民的明瑟教育收益率為8.8972%,其中男性為8.6051%,女性為9.0964%。這說明對于浙江省居民來說,受教育年限越長,平均收入水平就越高,因此增加受教育年限從總體上是有利的。并且在浙江省,居民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個人收入水平平均增加比率為9.31%,接近10%。同時2008年浙江省女性的明瑟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明瑟教育收益率,這一結論仍然與Jamison和Gaag(1987)、李實和李文彬(1994)、賴德勝(1998)、劉澤云(2008)等學者的觀點相一致。但是目前在浙江省,男性和女性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之間的差距只有0.4913%,比以上學者估算的差距都小,這說明男性和女性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之間的差距在縮小。第二,無論采用哪種方式進行分析,這352人的工作年限和個人收入之間的關系都與一般的人力資本理論觀點相一致,呈現倒“U”型,沒有出現特殊情況。并且男性的個人收入拐點工作年限比女性要來得遲些,大概遲5―6年。這與女性整體工作年齡比男性小5年有關,因為在浙江省(參照國家的標準),女性的正常退休年齡為55歲,而男性的正常退休年齡為60歲,兩者相差5年。第三,盡管女性的明瑟教育收益率比男性高,但是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女性的平均收入水平比男性低30.48%,說明在浙江省,收入分配仍存在著較嚴重的性別差異。這與我國的傳統文化有關,在浙江省,女主內男主外的整體格局并沒完全改變,因此男性在事業上有更多發展機會,比如說有更多升遷的機會等,與此相對應,受教育年限相同的情況下,男性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女性的平均收入水平。

本文對浙江省居民的明瑟教育收益率進行了研究,獲得了一些有價值的數據資料,但是本文仍存在著很多不足。由于目前缺少能全面反映浙江省居民受教育年限和個人收入的數據(目前只有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所獲得的浙江省居民受教育年限的數據,但是那是接近10年前的數據,與2008年的數據可比性較弱),因此無法得知本次抽樣調查的數據與實際情況之間存在的誤差大小。此外本次調查所獲得的有效樣本容量也較小。因此有必要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后,對浙江省城鎮和農村居民進行分別調查研究,然后進行整體分析,這樣才能更全面地反映浙江省居民明瑟教育收益率的實際情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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