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全球治理，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全球治理，經濟全球化，國際法

引言

從歷史的角度看，沒有哪一種方案或制度安排會一成不變或一勞永逸地解決它們所針對的問題，而是需要根據現實基礎的變化不斷地做出修改或調整，解決了現存的問題又必須面對正在發生或將要發生的新問題。全球治理亦是如此。

一、國際法與全球治理

1、全球治理與國際法的發展

國際法發展初期，主要是調整國家間的公法性質的關系，但隨著國家職能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私法性質的問題如貿易金融等，進入并影響到了國際法的發展，全球化和全球問題的出現，也將原本一些國內或國內法上的問題推到國際社會和國際法中來，國際經濟法、國際空間法、國際環境法、國際人權法、國際刑法等分支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確立發展起來的。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國際法與全球治理的目標是一致的，其本身應當是實現全球治理的一種重要方法或是途徑。

2、全球治理與國際法的發展歷程之交叉

關于全球治理，并沒有一個被廣泛接受的定義，筆者將學者對它的研究統稱為一種理念或是構想，下面將試圖從國際法的發展脈絡中探尋一些全球治理的思路。

首先，全球治理的主體問題：關于全球治理的主體，主要有三類說和五類說。不管是哪一類學說，普遍認為，全球治理應當從以國家為主體的政府治理轉向多層次的治理，這意味著全球治理的主體由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構成，全球治理倡導建立一種包括國家政府、政府和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在國際事務中起重要作用的其他實體（行業協會等）等多種國際行為體在內的全球合作模式。

其次，筆者認為，不管是全球治理主體還是國際法的主體，主體擴大到非國家政府行為體的原因在于：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原來國家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變化，從單純的政治、軍事、國防、外交等公法性質的事務發展到涵蓋經濟、文化、環境、人權等私法性質的事務，在這些事務中，非國家行為體必定會參與進來，并在一些問題上起到關鍵的作用，如國際標準化組織在促進全球標準化工作中的貢獻等。

3、全球治理的對象和范圍與國際法

全球治理的對象，主要是單個國家根本無力解決的全球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國際法是主要以國家間關系為其調整對象的，其涉及的問題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國際問題。在國際法的框架下，我們可以就海洋法、環境法、條約法等分別進行編纂，但無法就整個國際法進行統一編纂。全球治理是一種理念或構想，在這種理念和構想之下，還是要分門別類地解決全球問題。所以，筆者建議全球治理與國際法一樣，需要根據其對象和范圍進行科學的分類，必要時可以與相關學科結合起來。

二、全球治理的真正實現方式：國際法

全球治理的實現方式和途徑有很多，蔡拓教授認為：“所謂全球治理，是以人類整體論和共同利益論為價值導向的，多元行為體平等對話、協商合作，共同應對全球變革和全球問題挑戰的一種新的管理人類公共事務的規則、機制、方法和活動。”

國際法與全球治理的目標是一致的，即解決國際社會面臨的問題。國際法發展到今天，有些領域已經形成了有約束力的國際法規則，有些還沒有或是正在形成。與國內一樣，國際問題也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法律的規制往往都有一定的滯后性，也需要不斷地完善，而且國際法的創制需要“國家共同同意”，所以其過程相對國內法會顯得有些緩慢。從此角度來看，全球治理與國際法的實現方式與途徑是相通的，應當是以國家和聯合國等這樣的政府間國際組織作為主導，適當利用其他行為體的積極因素。

三、新形勢沖擊下，原有全球治理模式與國際法的調整

事實上，在經濟全球化之下的深度全球治理視野下，國際主體的權力架構與運作模式，以及國際規則的價值觀念、形式、內容乃至執法與司法的操作實踐，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變化，已經并將繼續做出適應性的凋整與改變。

首先，在國際組織的權力結構中，發展中國家中發展程度較高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地位呈現上升姿態。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與后續影響沉重地打擊了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給予了一部分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崛起的機會。在這種背景下，國際社會長期失衡的權力結構得到一次重大調整，在權力的金字塔體系中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得以上升。

其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迫使國際社會對幾十年來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全球化進程進行了一次重大反思與檢討，并由此開始修正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下一味圍繞資本權益而罔顧對其合理規制的原有治理模式，限制資本的權力賦予其必要的責任成為新的特點之一。

最后，面對深度全球治理的需求，國際法的律淵源從以前側重對“國際硬法”的強調轉為“硬法”與“軟法”并重，正式的機制安排與非正式的機制安排相得益彰。危機之前，在確定性的偏好驅使下，國際社會更多地強調“國際硬法”以及正式的機制安排。不過，這種現象在危機治理過程中得以改變。

四、結語。從國際法的發展來看，任何一個法律規則的出現，都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實踐的必需性。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有一個符合其自身特點的規律，全球治理也同樣是一個復雜漫長的過程，國際法三百多年的發展歷程以及已經架構好的基本框架對于全球治理的構建應該是一筆巨大的財富，我們期待通過全球治理和國際法的互動發展，構建一個和諧世界。

參考文獻：

[1]成家軍宏觀審慎監管：概念、特點與政策框架 2009（07）

篇2

作者簡介：吳建新(1972―)，甘肅天水人，暨南大學國際貿易專業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國際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管理；

劉德學(1961―)，吉林九臺人，暨南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

摘要：全球價值鏈理論的研究起始于20世紀90年代，目前還處于探索階段。治理是全球價值鏈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文章按照相關文獻的發展順序，對全球價值鏈治理的理論做了系統的梳理，客觀的評價了現有文獻的貢獻和不足，最后就全球價值鏈治理的研究方向進行了展望。

關鍵詞：全球價值鏈；全球生產網絡；治理；綜述

經濟全球化在過去的20、30年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經濟活動不再局限于一個或數個國家，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組織生產、提品和服務。與此同時，大型縱向一體化跨國公司出現組織分解(fragmentation)和業務外包(outsourc-ing)，互相競爭的跨國公司之間組成聯盟，為了生產某種產品，需要許多不同國家的企業通過分工和協作才能完成，企業之間的關系變得錯綜復雜，呈現出明顯的網絡特征。同時，企業之間的競爭變成了網絡之間的競爭。這些新的現象無法用現有的國際貿易和跨國公司理論來解釋，促使經濟學家去尋找新的理論框架來更好地解釋現代經濟活動。全球價值鏈理論就是經濟全球化理論中的重要一支，它以原有的商業價值鏈理論和生產網絡理論為基礎，提出了新的理論框架，試圖分析現代全球化經濟活動的特征和發展趨勢。全球價值鏈的治理是該理論研究的核心內容之一，對現有的文獻進行總結和分析將有利于進一步的研究。

一、全球價值鏈的定義及研究內容

在全球價值鏈理論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們曾采用了不同的稱謂，如價值鏈、商品鏈、生產網絡、企業網絡、價值網絡和投入產出分析等。

斯特恩(sturgeon，2001)從組織規模(organizational scale)、地理分布(geographicscale)和生產性主體(productive actor)三個維度來界定全球價值鏈。從組織規?？?，全球價值鏈包括參與了某種產品或服務的生產性活動的全部主體；從地理分布來看，全球價值鏈必須具有全球性；從參與的主體看，有一體化企業(女HPhillips,原IBM等)、零售商(女HSears，Gap等)、領導廠商(如戴爾，耐克等)、交鑰匙供應商(如Celestica，Solectronic)和零部件供應商(如英特爾，微軟等)。他還對價值鏈和生產網絡的概念進行了區分：價值鏈主要描述了某種商品或服務從生產到交貨、消費和服務的一系列過程，而生產網絡強調的是一群相關企業之間關系的本質和程度。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定義最有代表性：全球價值鏈是指為實現商品或服務價值而連接生產、銷售、回收處理等過程的全球性跨企業網絡組織，涉及從原料采購和運輸，半成品和成品的生產和分銷，直至最終消費和回收處理的整個過程。包括所有參與者和生產銷售等活動的組織及其價值、利潤分配，當前散布于全球的處于價值鏈上的企業進行著從設計、產品開發、生產制造、營銷、交貨、消費、售后服務、最后循環利用等各種增值活動。

從上述定義可以看出，全球價值鏈主要從縱向維度來研究全球經濟組織，而全球生產網絡則更傾向從縱、橫兩個維度來研究經濟組織。產品越復雜，其生產包括的工序越多，其縱向維度更長；產業越龐大，專業化分工越有可能獲得規模經濟，其橫向維度也會更發達，因而也更有可能形成規模宏大、結構復雜的生產網絡。全球生產網絡可以被認為是全球價值鏈發展的高級形式，而全球價值鏈既可以看作是生產網絡的初級形式，也可以理解為是對全球生產網絡的抽象和簡化，這種抽象和簡化對于理論研究來說又是必要的。因此，全球價值鏈治理可看作全球生產網絡之治理。

目前對全球價值鏈的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全球價值鏈的治理。全球價值鏈的治理是指價值鏈的組織結構、權力分配，以及價值鏈中各經濟主體之間的關系協調。目前對全球價值鏈治理的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理模式方面，雖然Kaplinsky和Morris(2000)借鑒西方社會三權分立的原理提出了一個價值鏈治理的分析框架，即價值鏈中立法治理、執行治理和監督治理，其中的部分原理在實證研究中有所體現，但理論上還很不完善和系統。本文也將以治理模式研究的發展過程為主線展開。二是全球價值鏈的升級，主要研究升級的機制、類型和路徑等。三是價值鏈中經濟租的產生和分配，包括進入障礙，經濟租產生的來源(如技術能力、組織能力、技能和營銷能力等核心能力)，租金的分配等。價值鏈研究的這三個方面是有機結合在一起的，其中治理居于核心地位，它決定了價值鏈中的升級和租金的分配。

二、全球價值鏈治理模式的初級探索

對于全球價值鏈治理模式的研究，始于對企業間關系的研究，一般都遵循從單個產業或產業集群到理論框架的歸納模式，因此早期的研究是從產業集群和生產網絡開始的。

1990年，網絡學家普維爾(Powell，1990)將生產網絡的治理結構分為三種：市場、網絡和層級組織，并從一般基礎、交易方式、沖突解決方式、彈性程度、經濟體中的委托數量、組織氛圍、行為主體的行為選擇、相似之處等方面對三種經濟組織形式進行了比較。

John Zysman等(1997)研究了亞洲跨國生產網絡的類型和決定因素。他們發現，決定亞洲生產網絡類型的是領導廠商的母國治理結構、領導企業的結構和海外生產動機。東道國的工業基礎、資源稟賦等比較優勢和政府政策對生產網絡的影響很小，因為在全球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大環境下，東道國很難控制外國投資的種類和網絡主體之間的關系。他們從兩個維度區分網絡類型：垂直性／水平性，即網絡中企業之間合作關系的持久性和力量對比；開放性／封閉性，即網絡外企業進入的難度。據此可將亞洲生產網絡分為四類：

(一)以日本、韓國為代表的垂直封閉式網絡

日本公司的海外機構一般受總部的高度控制以維護總部的權威和核心技術能力，因此其治理結構是層級型的垂直一體化模式。以日企為主導的跨國生產網絡一般由領導企業率先將低附加值的生產環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然后日本供應商跟進投資。對東道國當地的采購僅限于附加值低的原材料和簡單零部件，技術要求較高的零部件一般由跟進的日本供應商提供或從母國采購。

(二)以美國為代表的垂直開放式網絡

供應商有較大的自，較高的市場靈活性，海外生產的附加價值較高。領導廠商愿意向東道國供應商提供較多的指導和技術支持以提高供應商的能力，將生產外包，自己則轉向附加值更高的產品研發、系統集成和軟件等環節。

(三)以臺灣為代表的水平開放式網絡

網絡主體之間的關系比較靈活和復雜，經常變更合作伙伴。廠商的專業化程度較高，力量對比不很懸殊。

(四)以海外華人為代表的水平封閉式網絡

共同的種族、文化、語言和人際關系為企業間的合作與協調帶來了便利，同時也構成了網外企業的進入壁壘。企業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

生產網絡的封閉性問題很重要，這是因為與封閉型生產網絡相比，開放型生產網絡對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更有利，例如，開放型的以美國企業為領導的全球生產網絡對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推動效應更大。而全球生產網絡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之一就是生產網絡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

格里菲等(Gereffi and Korzeniewicz，1994)在對美國零售業價值鏈研究的基礎上，將價值鏈分析法與產業組織研究結合起來，提出全球商品鏈分析法，并區分了兩類全球商品鏈：購買者驅動型和生產者驅動型。購買者驅動型商品鏈是指大型零售商，經銷商和品牌制造商在散布于全球的生產網絡(特別是奉行出口導向的發展中國家)的建立和協調中起核心作用的組織形式。購買者驅動型全球商品鏈是通過非市場的外在調節(explicit coordination)而不是直接的所有權關系建立高能力的供應基地來構建全球生產和分銷系統，如沃爾瑪、家樂福等大型零售商，耐克、銳步等品牌運營商和伊藤忠式貿易公司等跨國公司控制的全球生產網絡。

生產者驅動型商品鏈是指大的跨國制造商在生產網絡的建立和調節中起核心作用的垂直分工體系。在生產者驅動鏈中，制造先進產品如飛機等的制造商不僅獲得了更高的利潤，控制了上游的原料和零部件供應商、下游的分銷商和零售商。通過比較生產者驅動型全球商品鏈中的非市場外部協調和傳統的垂直一體化企業的內部協調，格里菲指出了生產者驅動在促進商品鏈中各國產業共同進步的重要作用。

格里菲的商品鏈分析方法的意義在于指出了某些類型商品鏈的驅動力。但是，全球價值鏈形成的動力機制是多種多樣的，首先，有些全球價值鏈可能是多頭驅動甚至購買者和生產者混合驅動的，而不是單頭驅動的；其次，政府和大的供應商也可能成為價值鏈的驅動者，如PC產業的Intel。此外，正如格里菲所指出的，商品鏈分析法太過簡單，沒有抓住價值鏈的主要特征，有許多已有的典型網絡組織形式沒有被包括進去。因此，這種商品鏈分析方法在實證研究中已經較少采用。

三、斯特恩全球生產網絡治理的國別模型

斯特恩和李(Sturgeon and Lee，2001)通過對電子產業中合同制造的研究，以產品和工藝的標準化程度為基礎，區別了三種供應商：1．通過正常市場關系提供標準產品的“普通商品供應商”；2．受購買者高度控制，使用專用設備生產并提供非標準產品的“俘虜型供應商”(Captive supplier)；3．使用非專用設備生產，向購買者提供定制產品全承包服務的“交鑰匙供應商”。

后來，斯特恩(2002)又做了進一步的研究，提出了生產網絡的國家模型：日本模型，德國模型，意大利模型和美國模型(見圖1)。

這些生產網絡可以分為三類：領導型(日本和韓國)，關系型(德國、意大利和東亞的海外華人)和模塊型(美國)，并對它們的特征進行了對比。日本式生產網絡屬于層級制或領導型，該類網絡一般由總公司對海外分支機構實施較強的控制，或由一個領導廠商協調各層次俘虜型供應商。供應商高度依賴一個或數個領導廠商，供應商和領導廠商之間的力量是不對稱的，領導廠商通過技術指導和投資支持來控制供應商。供應商和領導廠商之間的關系是長期的、穩定的，對新供應商有較高的進入門檻。這種領導型生產網絡是日本著名的精益生產系統(Lean Production System)的基礎，曾經在汽車等產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關系型生產網絡的治理主要依賴網絡主體之問的社會關系(如聲譽和信任)，而不是領導廠商的權威。這種生產網絡往往植根于社會經濟體系之中，由于家族或宗族關系原因，交易成本較低，企業與工人，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系具有很大的靈活性，具有很好的市場適應能力。這種關系型生產網絡常常與一定地域的產業集聚相聯系。如意大利北部的工業區，海外華人在東亞的以家族為紐帶的業務網絡等。

模塊型生產網絡中的供應商向領導廠商提供全承包服務，除了設計外幾乎不需要領導廠商的支持或投入。網絡中企業間交流的頻率，強度和相互依賴程度都較關系型生產網絡低。交易和溝通是通過高度格式化的程序實現的，企業之間不需要空間上的臨近性和文化的相似性。模塊型生產網絡中企業之間的關系不如關系型那么穩定，在發生沖突或不滿意時可以隨時更換合作伙伴。

此外，他還對比了三種網絡的績效，認為在全球化的環境下模塊型生產網絡與其它生產網絡相比有更好的經濟績效，正是模塊型生產網絡提高了美國在電子信息產業的競爭力，造就了美國90年代以來的“新經濟”。

斯特恩的貢獻首先在于提出生產網絡治理的國家模型，揭示了國家背景和文化稟賦對價值鏈治理的重要影響；其次，斯特恩將普維爾的“網絡”做了進一步的深入研究，細分為關系型生產網絡，領導型生產網絡和模塊型生產網絡；最后，他對不同類型生產網絡的競爭力和績效做了對比分析，發現了文化對經濟組織模式的重要影響，初步揭示了產業特征、文化稟賦和經濟組織治理模式之間的復雜關系，開辟了全球價值鏈研究的新視角。斯特恩模型的缺點是僅僅指出了各種網絡的特征，沒有通過幾個主要的變量來區分各類網絡，體系上不夠完善和嚴謹。此外他認為模塊型生產網絡具有更好的經濟績效也太過絕對化，生產組織的績效取決于產業特征、治理模式和文化稟賦等相關因素的有效契合，因此很難說模塊型生產網絡就是績效最好的組織治理模式。

四、格里菲的全球價值鏈治理范式

格里菲等(Gereffi，2003)在普維爾與斯特恩等人生產網絡理論的基礎上，通過抽象，結合價值鏈理論、交易成本經濟學、技術能力與企業學習等理論提出了一個比較嚴謹、完整的分析框架。他們首先歸納出五種典型的全球價值鏈治理方式，按照鏈中主體之間的協調和力量不對稱程度從低到高依次排列為：市場，模塊型，關系型，領導型和層級制。然后通過企業問交易的復雜程度、用標準化契約來降低交易成本的程度(對交易的標準化能力)和供應商能力等三個變量來解釋五種價值鏈治理方式(如表1)：

市場：通過契約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產品比較簡單，供應商能力較強，不需要購買者太多投入，且資產的專用性較低時，就會產生市場治理。這時，交易比較簡單，雙方只要通過價格和契約就可以很好地控制交易的不確定性，不需要太多的協調。

模塊型：產品較復雜，供應商的能力較強，其

資產專用程度較高，買賣雙方的數量雖然有限，但仍有一定的市場靈活性，更換合作伙伴較容易。雙方交流的信息量較市場型大、較復雜，但能夠通過標準化契約來較好地降低交易成本，因此，需要的協調成本也不高。

關系型：產品復雜導致交易復雜，雙方需要交換的信息量大且復雜，供應商的能力較強，領導廠商和供應商之間有很強的互相依賴。但雙方可以通過信譽、空間的臨近性、家族或種族關系降低交易成本。雙方常常可以通過面對面的交流進行協商和交換復雜的信息，需要較多的協調，因此，改變交易伙伴比較困難。

領導型：產品復雜，供應商的能力較低，需要供應商的大量投入和技術支持，供應商為了防止其它供應商競爭，將其資產專用化。供應商對領導廠商的依賴性非常強，很難改變交易對象，成為“俘虜型供應商”。領導廠商通過對供應商高度控制來實現治理，同時通過提供各種支持使供應商愿意保持合作關系。

層級制：產品很復雜，外部交易的成本很高，而供應商的能力很低時，領導廠商不得不采用縱向一體化的企業內治理方式。因為交易可能涉及到領導廠商的核心能力如隱性知識、知識產權等，領導廠商無法通過契約來控制機會主義行為，只能采用企業內生產。

此外，格里菲還研究了價值鏈治理的動態性問題。隨著時間的發展，決定價值鏈治理模式的三個變量將發生變化，價值鏈的治理模式隨之發生變化(如表1箭頭所示)。這種動態變化在現實中是存在的，如在自行車行業，由于規模經濟、標準化和供應商能力的提高使治理方式從層級型轉向市場治理；服裝行業由于交易復雜程度的降低和供應商能力的增強由領導型發展為關系型；在美國電子產業，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使治理方式從層級型(垂直一體化)發展為模塊型。

三個變量產生變化的原因主要來自三方面：首先，領導廠商采購要求的提高相對降低了供應商的能力，同時增加了交易的復雜程度；其次，創新和標準化是一對矛盾，創新會降低標準化能力；第三，供應商的能力隨時間會發生變化，學習會提高企業能力，引入新供應商競爭、新技術革命和領導廠商采購要求的變化都會影響供應商的相對能力。

格里菲的全球價值鏈治理范式是目前最嚴謹的一個，它涵蓋了目前發現的多數典型的全球價值鏈類型，重要的是，格里菲不但研究了每種治理模式的特點，而且引入了更多的經濟學分析方法，將特征變量化，具有較好的理論基礎。但是，格里菲的范式仍然存在一些問題：第一，該理論中的治理模式僅限于領導廠商和較高級供應商之間的關系，但在具體的行業價值鏈中，可能包括更多的上游和下游主體；第二，模型中的前兩個變量(交易的復雜性和交易的可標準化程度)有很強的相關性，實際上這兩個變量都是通過影響交易成本來決定價值鏈的治理模式，但影響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不止這兩個；第三，把三個變量簡單地劃分為高低兩個維度可能不夠準確，比如模塊型中交易的標準化能力高于領導型，但低于市場型；第四，文化稟賦、公司戰略、政府政策和國內和國際的制度對價值鏈的治理有重要的影響，但在格里菲的模型中卻沒有提及；第五，格里菲的模型沒有說明價值鏈中各個鏈節(nodes)的區位問題，即為什么不同的鏈節會分布在不同的地區或國家。

五、總結和展望

現有文獻對全球價值鏈的概念、類型、特征和治理模式進行了十分有益的探討，但不得不承認，關于全球價值鏈治理的研究還處于比較初級的階段，還有很多問題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一)研究范疇

首先，目前主要研究的是生產商和銷售商的治理，而忽略了其它治理主體。我們知道，消費是價值鏈中的重要一環，然而幾乎所有關于價值鏈治理的文獻中卻都忽略了消費環節，在價值鏈的治理者中，不僅僅是生產商和銷售商，在許多價值鏈中，用戶(如中國移動)也是重要的治理者，用戶通過制定規則(如特殊質量和規格要求、供貨的及時性和頻度等)和監督激勵措施(如降低價格，減少訂單甚至停止交易)等對價值鏈進行治理。此外，價值鏈作為經濟社會中一種企業間組織，除了價值鏈內部關系的協調和管理外(內部治理)，必然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還存在外部治理，如文化習俗、質量標準、環保標準、勞工標準、政府政策、國際規則的影響。如近年來流行的IS09000質量標準．IS014000環境標準、SA8000勞工標準等都屬于外部治理。外部治理主體包括政府、政府間組織(如WTO)、非政府組織(如國際人權組織，環保組織等)。

其次，目前對全球價值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模式和特征方面，多數研究僅僅以解釋和判斷價值鏈的模式為目的，缺乏對價值鏈之間競爭優勢的比較，即不同價值鏈的績效問題的研究。只研究治理而不研究經濟績效顯然是不全面的，治理僅僅是手段，績效才是目的。經濟全球化把企業間競爭轉變為系統競爭(即全球價值鏈的競爭)，在高度分工和生產全球分布的條件下，價值鏈中任何一環的非效率都會影響到整個價值鏈的競爭力和績效。例如，在著名的豐田just-in-time生產體系中，任何一個供應商如果不能按時供貨，整個生產線都會停產。要研究全球價值鏈的績效問題，就必須考慮其治理模式、產業特征和文化稟賦等因素之間的復雜關系。全球生產網絡是全球價值鏈發展的高級模式，不同的生產網絡之間不但有競爭，還存在供應商的重疊和共享，這些關系都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第三，以治理模式為主的研究雖然比較模型化，但從目前的研究來看，過度的抽象損害了其對現實的解釋力。隨著全球化和分工的發展，價值鏈的鏈節(node)越來越多，構造更趨復雜，很難用幾種模型來概括。這就需要新的分析框架來解釋，前面提到的Kaplinsky和Morris(2000)的三權分立(立法，執行和監督)治理分析法就是一個很好的嘗試。該理論認為，在價值鏈中，也存在立法治理、執行治理和監督治理。與政治體制不同的是，價值鏈中的治理并不是三權分立的，當然也不像有些價值鏈模式(如領導型全球價值鏈)中所描述的那樣似乎某一個主體擁有全部治理權。這也是全球價值鏈治理的復雜所在，但是該分析框架還不夠系統和深入。

(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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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管理與全球公共事務

所謂公共管理，即公共部門對公共事務進行管理的社會活動。具體說來，是公共管理主體為了解決公共問題，實現公共利益，運用公共權力對公共事務施加管理的社會活動產一般將公共事務分為四類（均為狹義視角）：一是國家公共事務，主要指國家立法、司法的公共事務。二是政府公共事務，主要指依法享有行政權力的政府組織關于維護公共秩序和滿足社會總體利益等方面的公共事務。三是社會公共事務，主要指除上述“國家”、“政府”以外的非營利組織（第三部門）領域的公共事務等。四是國際公共事務，主要涉及國與國之間等相關的國際性的公共事務。與之對應，公共管理包括國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會公共管理和國際公共管理。

在全球化浪潮不可逆轉地席卷世界之際，上述國際公共事務領域的重要性日益凸現。一方面，隨著經濟活動在全球范圍內加以組織，跨國交往與交流日益頻繁，區域性和跨區域性事務激增，全球公共問題日趨廣泛地涌現。另一方面，傳統所謂的“國際”與“國內”事務的界域受到挑戰，國際與國內、外交與內政的界線已經不再清晰，在軍事安全、經濟事務、環境等諸多領域內國內事務日益上升到跨國層次。全球化時代各國都因全球性問題而形成了一個相互依存的命運共同體，每一個國家都受其它國家行為的影響，參與選擇的結果都部分地取決于其它參與者所作的選擇，收益也部分地取決于其它成員的行為。

這類超越民族國家地理疆域的國際層面的公共事務一般被視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公共事務，其研究往往為國際政治與國際關系學界所主導，對策亦是從高級政治領域內尋求。這類事務由于突破廠民族國家的主權范圍而在世界范圍內又不存在一高級權威，往往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人們要么寄望于全球范圍內統一的中央權威的形成如霸權政治，要么寄望于各國間的一紙契約而對違規者一籌莫展。各國政府以國家地理疆界為基礎解決問題的狹隘個體理性模式導致全球問題的潛在惡化，全球公共利益經常不能夠得到應有的維護。而且，將一切公共事務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容易煽動不必要的狹隘的部落仇外情緒，使本可通過協商與妥協達成的集體行動化為泡影。因此，有必要在國際公共事務的研究中更多地采用公共管理的視角，公共管理研究也應該更多地將這類公共事務納入到自己的視野之中。

除了此類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公共事務（即所謂國際公共事務）以外，新近為人們所重視的還有跨越不同國家部分轄區的公共事務。傳統是將這類事務作為國際事務來處理的，管理過程中不必要的或并不受其影響的其它人也被包括進來，從而造成資源的浪費與效率低下。這種以國家為中心的管理模式要么無法針對不同公共物品的范圍而根據公眾需求提供多樣化的公共物品與服務，要么因為權力的疆域性而無法超出其管轄區域提供將外部效應有效地內在化的制度安排，使得這一類全球范圍內的公共問題無法得到有效解決。這表明，國際公共管理必須引入新的發展，以滿足全球化時代的要求。

概言之，目前已有政府組織及政府間組織均不能憑借現存力量有效解決全球公共問題，國際社會對公共服務需求迅速增長與現有的公共服務提供水平形成鮮明反差?！皣也粌H變得太小以至于無法解決大問題，而且也變得太大以至于無法解決小問題?！彼羞@一切無不向我們表明，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對國際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全球治理是國際公共管理的新發展

1989年世界銀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機”，并于1992年發表了“治理與發展”的年度報告，隨后，“始理”被廣泛應用于眾多的場合，近來在全球公共事務領域更是大行其道，全球治理理念應運而生。

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出發，對全球治理給予了不同的定義。

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對治理的定義是：“治理是公私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它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人們和機構同意的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各種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羅西瑞強調全球治理的規則性特點，認為，“全球治理可以被認為包括通過控制、追求目標以及產生跨國影響的各層次人類活動——從家庭到國際組織——的規則系統，甚至包括被卷入更加相互依賴的、急劇增加的世界網絡的大量規則系統。

芬克爾斯坦認為，羅西瑞的定義幾乎無所不包卻什么也沒有說明，他認為：“全球治理就是超越國界的關系，就是治理而沒有主權?！彼终f，“全球治理就是在國際上做政府在國內做的事?！边@種定義顯然無視國內治理與全球治理的差別，削弱國家主權和主權政府在國內和國際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客觀上有可能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超越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主權、干涉他國內政的借口。因此，有學者認為，“全球治理論”只不過是西方自由理想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變種，其終極目標就是要建立西方模式的世界秩序。o 塞納克倫斯試圖詳盡地列舉所有與全球治理相關的活動。他認為，在國際關系領域，治理首先是各國之間，尤其是大國之間的協議與慣例的產物。這涵蓋了政府的規章制度，也包括非政府性機制，后者謀求以它們自己的手段實現它們的愿望、達到它們的目標。治理被視為由多數協議形成的一種規范系統。它可以在沒有政府的正式授權和具體批準的情況下貫徹實施某些集體行動項目。各種政府間組織，以及由非政府組織或跨國公司推動的非正式調節程序也都包括在這種治理之內。所以，它既是各國參加的國際談判的產物，也是由個人、團體、政府間組織和非政府組織形成的混雜聯合的結果產戴維·赫爾德的《民主與全球秩序——從現代國家到世界治理》也強調了全球范圍的、多層次的、民主參與的治理。

也有學者認為：“全球治理是給超出國家獨立解決能力范圍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帶來更有秩序和更可靠的解決辦法的努力?！边@一定義較為簡潔，但似乎過于籠統。此外，米·齊恩的《超越民族國家的治理》（1998年）和馬·奧爾布勞的《告別民族國家》（1998年）也就全球化對國家統治的沖擊和全球行為者的含義進行了探討。

總之，不管從哪個角度出發，學者們都強調了全球治理中政府并不壟斷一切權威，權力主體的多元化及合作、協商的運作方式，它或者被看作是一套規則體系或者被描述為一種活動。正因為全球治理活動涉及的范圍十分寬廣，詳盡的列舉顯得過于累贅，而過于簡單的描述卻又不能反映出該活動所涵蓋的豐富內容。我們認為，全球治理可以被看成是全球化時代全球公共事務的管理方式。全球公民依照某種普遍認可的規則參與及管理各層次國際公共事務并形成新的得到認可的規則或制度，由此世界得以有序發展。這其中，政府組織仍然是“對資源和價值進行權威性分配”的主體，也以這個主體的身份參與全球資源和價值的權威性分配。但它已不再是誰一的主體，而必須在很大程度上容納其它行為主體進入這一程序，與其它行為主體合作、協商，達成一致并相互監督。全球治理理念表達了通過多方面、多層次談判未解決全球公共領域問題的需求與愿望。在缺乏等級體制、缺乏強制性權威的國際社會領域，全球治理尤其適用于國際公共事務管理的研究。

為了進一步理解全球治理理念，有必要對全球治理與國際規制作一比較辨析。

篇4

關鍵詞：氣候變化；全球治理；困境；路徑

中圖分類號：C9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19-0211-04

一、氣候變化全球治理的處境

在當今各類全球治理的實踐中，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治理無疑是最受關注的。由于氣候變化、特別是氣候惡化所導致的消極后果對人類影響的普遍性，促使國際社會至少在理念層面上齊心協力地致力于尋求對策以降低發展所帶來的氣候變化成本。

氣候環境對人類生產生活的影響古已有之，然而將這一問題納入政治框架進行討論則是始于1972年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大會。關于氣候問題的討論重點，也由最初的科學認知領域發展到后來的經濟層面，再到目前的政治博弈階段。現階段氣候治理的實踐主要在三個層面開展，即國際、區域和國家層面。

1.以聯合國為首的政府間組織主導下的氣候治理實踐。這些機制包括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召開的三次全球環境會議，聯合國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全球環境基金機制、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等。在氣候變化全球治理進程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京都議定書》的通過，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盡管在已達成的條約中，“許多重大問題（諸如實施細則、遵約程序、資金供給以及締約方之間的區別待遇等問題）并不成熟或者仍處于談判之中，但其所確立的諸多原則規范以及在此過程中頻繁出現的國際外交活動和國際立法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標志著國際氣候治理機制的初步確立?！痹趹獙夂蜃兓瘑栴}的談判中，在上述寬泛的框架之下，國家之間展開了戰略上的合縱連橫，以利益的異同為界，形成了歐盟、傘形集團、七十七國集團加中國的利益同盟。他們之間圍繞氣候變化問題的談判互動和立法實踐是全球氣候治理進程的主體力量。

2.區域性的組織在氣候變化全球治理中的作為。在地區層次，如何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也成為區域性國際會議談論的熱點話題之一，如亞太經合組織將氣候變化納入討論，并著手制定相應合作機制?！?005年，在英國舉辦的西方八國首腦加五個發展中大國首腦（G8+5）會議上，氣候變化第一次作為主要議題列入諸強議程”?！?006年，美國發起亞太清潔發展伙伴計劃，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國際政治考慮?！?/p>

3.以國別為中心參與的氣候治理。無論是在聯合國框架下還是在區域性組織之下達成的氣候治理協議，最終都必須依靠民族國家在國內去落實。因此，民族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談判立場和對已達成協議的國內落實情況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方面。

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一方面是如火如荼地召開的各種國際、地區及雙邊會議暨談判，另一方面是實踐層面上有效治理的嚴重滯后和不足。究其原因，可以歸納為如下方面。第一，現存的治理框架的內在局限性。制度一經確立，就會產生自我保存的傾向，形成制度的惰性，提高改良和改革的門檻和成本。因此對于目前尚不完善的氣候治理制度的進一步完善都將不是易事。目前關于氣候變化全球治理的松散結構作為一種現實，有其合理性，但在其中并沒有體現出弱國小國的價值關切和利益關涉，體現的是一種權力政治在氣候變化治理領域的繼續。正因如此，“制度至關重要，但制度也有副作用甚至危險性，可能導致剝削與壓迫，從而造成“治理困境”（governance dilemma），這種情況在氣候變化全球治理中多多少少也都存在。而要改變這種狀況，前景不容樂觀，在可見的將來，現狀都將延續。第二，氣候治理的現有協議所折射出來的問題。毫無疑問，在緩慢開啟的全球氣候治理中，《京都議定書》的達成和生效是最具里程碑意義的，它標志著人類“邁出了全球氣候談判的第一步，產生了具有法律效用的二氧化碳減排國際協約；開創了清潔發展機制（CDM）等京都靈活機制的市場，目前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兼顧可持續發展和減排行動雙贏戰略的表率”。然而盡管《京都議定書》的達成對氣候治理的推進功不可沒，但這并不表明《京都議定書》所體現的就是全球治理的最好方式，對這一協議的全面分析將有助于全球治理的未來進步。“《京都議定書》沒有廣泛的參與者，特別是它沒有激起美國的參與欲望。雖然易于將其歸咎于布什政府。然而美國參議院在京都談判之前的1997年7月，表決通過了不簽署協議的決議，認為美國不應該簽署任何危害其經濟的條約”……這一決議“以95∶0的比例通過。”《京都議定書》也沒有監督簽約國對協議的實施。如加拿大作為簽約國，理應在2008―2012年期間以1990年為參照減排6%，而事實上是加拿大的排放量有30%超出了這一目標。第三，有效治理機制的不足。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全球治理機制還嚴重不足，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并沒有產生一種合理有效的國際性框架，更高效合理的氣候治理機制尚在未知當中。在那些批判者看來，目前的治理僅僅是部分社的議程，合作治理也像賺錢買賣，并沒有改變社會或政治環境。

二、氣候變化全球治理的困境

（一）由國家體系引起的困境

全球治理的部分困境是由國家的身份現實所引發和加深的，國家的理在面對全球公益性問題時顯得力不從心。在多大程度上緩解個體理性與集體不理性以及利益的結構性沖突，是對全球治理的長期挑戰。

1.受害程度與治理能力的差異導致難以協調治理步調。當今世界是全球相互依賴的，這種說法雖然是事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容易使人們忽視相互依賴的不對稱性，這種情況在氣候變化領域中格外明顯。在氣候變化領域的不對稱性、不平衡性表現如下。受氣候變化影響的不同導致各國應對治理的態度不同；而國家實力的不同導致治理能力的不同，使得氣候治理的推進也是國家之間利益與實力的博弈。在一定程度上，那些最貧窮的國家是最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國家，也是最無力應對這種影響的國家，他們擁有“更少的經濟、技術和制度能力”應對氣候變化。在應對氣候變化全球治理的過程中，出現了強者更強、弱者更弱的馬太效應，“全球化既產生了分裂也創造了整合”。氣候變化對全球的消極影響是不均衡分布的，貧窮國家的脆弱性尤為引入關注；“氣候變化也將進一步減少窮人獲取飲用水的機會，進而影響他們的衛生健康狀況”，“并且會真實地在亞非拉威脅到食品的安全” ?！皳g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估計，最不發達的非洲地區受全球暖化的影響將會最深，其糧食產量會大大下降，到2020年將有多達2.5億人面臨飲用水短缺問題，小島嶼國家更面臨直接被海水淹沒的可能性?！迸c此同時，應對氣候變化的成本也是有國別差異的。對于消除氣候變化所需支付的成本，有研究表明，為了使二氧化碳濃度在2100年時保持在前工業時期的2倍，在這種轉變過程中，發達國家需支付2%的經濟出口量，而發展中國家將承擔更高的經濟成本。

2.個體理性選擇與集體非理性后果的問題?！皞€體對公共利益的冷漠，或者說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矛盾，是全球公共問題治理過程中各國之間合作面臨的最大障礙?！睔夂蜃兓瘑栴}作為全球公共問題，之所以會出現治理不足的局面，正是由“公地的悲劇”和“集體行動的邏輯”所導致的。具體而言，全球減排空間可以看做是個別消費、集體治理的公共物品，問題本身的屬性決定了解決問題的難度。正是由于國家以民族利益為重，在面對公共問題時采取以鄰為壑的政策，導致對公共問題的治理無人問津，而最后又反過來間接地難以免于其害?！叭驕p排空間的稀缺性是全球氣候變化治理特殊性的關鍵點”，氣候變化全球治理的特點就是各國從全球氣候變化匯總受益和受損差異。在全球治理過程中，“個體對公共利益的冷漠，或者說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矛盾，是全球公共問題治理過程中各國之間合作面臨的最大障礙?！?/p>

3.國家國內政治對國際治理的影響。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治理，最終治理的效果取決于實際行動；國際治理作為國內治理的延伸，國內政治中的各種派別和利益集團對氣候變化問題的態度左右著國家在國際談判中的態度，同時，已達成的協議的落實也有待于國內各部門的配合。因此國家參與全球治理時，受制于國內政治，民主政體要求國務院要向人民負責，氣候變化的“外部性或者外溢效應不是他們的首要關切”。

（二）由治理的多元主體引起的困境

1.多主體治理的效率問題。全球治理是一種開放的進程，治理的主體可以是國家間、個體間、政府間組織、以及民間組織、跨國公司等等。而這種情況容易導致出現兩種后果，其一，分散的多主體針對同一問題開展的治理活動可能由于缺乏內在的協調而在功能上多有重合，重復建設，不易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其二，在同一項治理實踐活動中，過多的參與主體將可能會集思廣益，有利于治理，但也會導致治理協議的達成往往是曠日持久，效率低下的。

2.多元主體所承擔的治理責任問題。在全球治理中，過多主體的參與也會引發責任分擔的問題?！爱敱Ｗo環境成為所有人的責任時，難道不意味著它就不是任何人的責任嗎？如何去解釋民族國家在其中扮演的作為或不作為的角色？如果有必要的話，我們如何確保和度量國界之外主動承擔責任的主體所擔當的強制性義務？”所有這些問題都是在全球治理中面對的現實問題，對這些問題的解決和協調過程可正是全球治理本身的完善進步過程。

（三）由治理的價值訴求所引發的困境

全球性問題“存在的普遍性，挑戰的共同性，利益的相關性”，都呼吁人類社會能夠以超脫狹隘自利的民族國家視角，去關懷世界范圍內所存在的基本的困境。然而事實上，國家的行為往往是以對利益的追求為風向標的，而面對全球性問題，國家到底應該如何超脫以及能否超脫國家利益的視角都成為懸念中的問題，對于這些方面我們不能盲目樂觀；還需考慮在可見的將來若始終無法超脫國家視角的話，面對最脆弱而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大的國家，到底應該如何確保他們的利益。

1.實踐中的治理能否體現價值關懷?；氐皆c考察的話，不難發現全球治理的興起是以不同于權力統治的方式來解決全球性公共問題，之所以需要治理，是由于傳統的權力政治模式已經無法解決此類問題。因此全球治理需要超越傳統政治統治的一個方面就是要在治理中體現價值關懷，有一種倫理關照。

現實中的全球治理到底是否體現了倫理關懷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不容樂觀，“貝克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全球化論者盡管不是為某種政治制度制造一種意識形態，但無意之中卻創造了一種世界強權政治的世界主義倫理”，并將這種權力倫理與全球治理嫁接，喬裝打扮成全球立場。

2.治理應該體現何種價值觀念問題。關于全球治理的價值理念，可以從兩個視角來考慮，“一個是基于普遍主義基礎上的、強調為全球所認同的價值，即‘全球’價值。一個則是基于特殊主義的、保守各個國家或文化傳統中形成的價值理念，而認可各種特殊主義的價值體系在全球突兀、對峙地存在的全球‘價值’?！蹦壳暗娜蛑卫韺嵺`體現的更多的都是價值關懷上的特殊主義，主要是西方觀念的體現，因而使得現有全球治理的代表性問題飽受質疑；當然普遍主義價值理念的選取并非易事，正因如此，中國學者指出，全球治理中體現的“全球價值必須是一種底線價值，是因為底線價值具有最為廣泛的認同空間”。

3.關于無力表達關切的國家所面臨的全球治理問題如何應對。全球治理的現有框架體現的是在國際社會中有話語權的國家的治理，那么對于那些國小力薄的國家正在遭受其害的公共問題到底應該如何治理？這些問題到底是不是全球治理議題中的問題？“并不是所有的利益都被組織起來，都處于流動之中。舉例來說，世界共同體中那些多數極貧和弱勢群體就沒有什么有效的權利。就此而言，跨國公民社會不是世界人民的代表，而其構建的民主政府領土形式的活動也一直處于模棱兩可的關系中?！?/p>

三、氣候變化全球治理的路徑

1.借重國家是全球治理有效推進的保障。國際治理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當今國際政治行為主體依然是國家，而現實中的國際治理之所以舉步維艱，成就有限，就是由于國家在治理過程中的因利益沖突收益差異而導致的各國對治理的態度與參與程度也參差不齊。

在談到全球化以及全球治理這些詞匯時，從表面上來看他們體現的是國際社會中那些被喚醒的非國家行為體的上臺，因而使得有關全球治理中國家的作用容易被漠視，為非政府組織的預期作為而歡欣鼓舞；甚至在一些人看來，其他非政府組織的登場似乎昭示著國家體系即將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將會終結維斯特伐利亞體系，從而有利于解決當今時代的公共性問題。

然而在事實上，全球治理的實質性推進必須要充分借重國家的作用。由于氣候變化本身的復雜性，要想以實際行動推動氣候變暖速度的減緩，不僅需要國家間達成共識，簽署相關的協議；更重要的是這些協議的落實需要各國國內相關部門的配套支持，因此在全球治理的過程中國家的作用是其他非政府組織所難以比擬的?！叭蚧募铀俸腿蛑卫淼呐d起并沒有也不可能排斥民族國家的作用，把全球治理理解為‘給超出國家獨立解決能力范圍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帶來更有秩序和更可靠的解決辦法的努力’，不過是一種理想的設計?！?/p>

在全球治理的進程中，我們一方面需要積極支持非政府組織的作用，另一方面也需要鼓動政府間組織以及國家對全球治理的全面參與，這既是在全球治理既有成績的經驗總結，也是未來全球治理推進和改善的保障。

2.大國協調可以加速氣候治理。氣候變化全球治理的理想狀態意味著盡量地滿足多元主體的關切、偏好和訴求，然而考慮到治理過程中龐雜而又立場不同的主體，這種狀況只能是孜孜以求的一種追求或者期望的方向。有效可行的治理只能是各主體間立場協調的產物，在這種協調中可能有利益的爭執和價值的爭議，而最終的治理結果只能是多方妥協平衡的產物。就當今國際社會的現實而言，全球治理的推進與大國間的協調是密不可分的，在氣候變化全球治理的進程中，甚至只有當大國協調成功時，方可有氣候治理的啟動。因此在可見的將來，全球治理的推進程度將會與大國協調的力度相一致，在未來的全球治理中必須重視大國協調的作用。

3.經濟手段的利用可以極大地便利氣候治理。有效的全球治理也是積極調動經濟手段的刺激作用的治理，“在這個世界上沒有經濟的支持，可行的事會很少。因此在氣候領域中直到國際金融體系能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包括提高能源效率和賦予新能源項目以活力之前，可行的事也很少。”借助經濟手段，將會極大地方便全球治理的操作。正因如此，當今全球治理的討論中，征收“碳稅”作為氣候治理途徑的觀點很有市場，因為征稅是最容易操作和最易調動相關利益攸關方積極性的一種手段。

4.氣候治理必須是價值引導的。氣候治理的實踐并不僅僅是一種多主體間討價還價，合縱連橫的戰略協作，而應該是某種為了尋求更加美好的社會和更加美好的個人生活而孜孜以求的一種努力；面對諸多紛爭矛盾的世界，全球治理所追求的價值目標才是將各種治理主體凝結起來的核心力量，正是這種凝聚力量的驅動，人類才有可能超越目前的障礙，齊心協力共渡難關。當然全球治理所體現的應該是一種什么樣的價值尚在爭議當中，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在關于全球治理的設計上，“我們所面臨的挑戰類似于美國的締造者們的挑戰：如何為一個在規模和多樣性上前所未有的政體設計出卓有成效的制度。我們只有站起來迎接挑戰，才算責無旁貸地擔負起了歷史的使命。”

四、結語

與國際社會對氣候變化全球治理的期望相比，治理的實踐是嚴重滯后的?，F實中的氣候治理尚處于起步階段，在取得一定的治理成就的同時，尚有諸多有待解決的難題。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在于全球治理中內在的利益、價值沖突的存在。在這種情況之下，直面導致氣候治理現實的種種困難，為了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可行的出路只能是在全球價值理念的普照之下借重民族國家的作用，重視大國協調，利用經濟手段，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循序漸進地實現有限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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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ircumstance，Dilemma and Route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WANG Zhuo-yu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Beijing 100872,China）

篇5

2008年10月29～30日，由國際跨文化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合作局共同舉辦的“全球治理：跨文化研究北京圓桌會議”在京舉行。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法國里昂第二大學、印度尼赫魯大學的20多位中外學者出席了會議，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黃平所長擔任會議主席。全球政治秩序一直是跨文化國際合作課題關注的焦點。此次北京圓桌會議的主題是“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與會學者運用跨文化的多學科的研究方法，探討不同文化對于“全球治理”概念的不同理解。與會者圍繞跨文化研究的發展策略、理解全球問題的理論框架，以及未來計劃三個部分進行了研討。

第一部分，跨文化研究的發展策略。與會學者普遍認為，跨文化研究的宗旨就是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打破全球化導致的單一主導與被主導現象，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能夠平等對話并且參與全球治理。美國所黃平所長指出，很多學者已經從金融危機、世界貿易組織(WTO)等研究視角分析過全球治理問題，但是很少有人從跨文化的研究視角做過系統探討，這次會議就是要充分利用跨文化研究方法的優勢，引入新的觀念，啟發新的思考。他強調發展中國家應該考慮什么才是“善治”(good governance)，也就是說除了經濟增長還要關注綜合發展，這樣才能在全球化過程當中受益，否則將會一直處于被發達國家統治的地位。印度尼赫魯大學原副校長巴爾維爾?阿羅拉(Balveer Arora)教授指出，20年前的發展中國家一味追隨盎格魯一撒克遜的發展模式，那時的中國夢、印度夢都是美國夢的翻版，如今的跨文化研究應當思考不同于此的未來夢想；文化多元主義既是一種社會政策又是一種意識形態，是對全球化所帶來的文化的同質化的反抗，是弱勢文化群體反對文化霸權的文化政治實踐。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喬瑟斯?加西亞?瑞茲(Jesus Garcia―Ruiz)教授指出，即使同一個社會內部也存在多元化的問題，一神論的傳統認為真理是絕對化、唯一的、單一的，我們現在應該把真理相對化，用多元化來對抗一元化，多元化是跨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里昂第二大學福朗索瓦?拉普拉汀(Francois Laplantine)教授指出，在西方傳統的知識結構里，非西方國家是研究的客體，跨文化研究就是要把客體變為主體，實現“非西方化”的目標。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陸建德副所長指出，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學者都在美國著書陳述自己所屬的文化的特征，導致美國看起來就是世界文化的中心，掌握著文化霸權，他國文化則是處于和弱勢地位，跨文化研究應該努力改變這種局面。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趙汀陽研究員指出，跨文化研究就是通過發展互動勝知識來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與交流，從而產生新的知識體系，中國提出了“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口號，至于這個夢想是什么，正是跨文化研究需要思考的問題。法國里昂第二大學帕特里刻?德埃(Pat―rick Deshayes)教授指出，各個國家對于普世價值的理解不同，跨文化研究就是要從方法論上解決這個問題，比如不同的人怎么會有同一個夢想、不同的人具有怎樣相同的夢想。

第二部分，理解全球問題的理論框架。與會學者重點探討了普世價值的概念和評價標準，以及普世主義與多元主義的關系等問題。法國駐華公使郁白(ChapuisNicholas)指出，如果沒有多樣性，普世性是沒有意義的，而且普世性往往只是一個聲明，是對目標的要求，而不是對現實的政治行為的要求；經過此次金融危機，我們需要重新考慮和對比“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兩種不同的理念，跨文化研究應該討論如何從哲學角度重建信心，為全球治理做好準備。拉普拉汀教授提出區分“govern―merit”和“governance”兩個詞的差別，前者是希臘的概念，更加教條主義，按時間表執行計劃以獲得預期的結果，后者是盎格魯一撒克遜的概念，強調在實施過程當中挖掘各種可能性，不是按照一個固定的計劃進行，而是不斷自我調整適應新的環境。拉普拉汀教授解析這兩個概念，是希望藉此提醒大家不必非要適應某一種治理模式，而應開辟一種全新的多種可能的治理模式。趙汀陽研究員認為，中西方價值觀的排序不一樣，西方把自由民主排在首位，中國把平等和諧排在首位，從而導致面臨相互沖突的價值觀時，中西方會出現不同選擇；評價真正的普世價值有兩個標準：一是被每個人認同，二是被所有人以一種科學的方式論證，按照上述標準，民主和平等就不是普世價值，因為并不是所有人都認同，然而自由、公平、和諧則是得到普世認同的。德埃教授認為普世價值不應是強加的，而應是在本土環境下提出具有普世價值的概念，其中只有經受得住考驗的那一部分，才會最終成為普世價值；有的價值觀是由于與別的社會的價值觀相遇才產生的，西方的普世價值范式也包括了被西方征服的民族的思想。喬瑟斯提到“universal”的復數意義，即每個社會既有自己的東西，也有從別處借鑒來的東西，不同民族相遇往往伴隨意識形態的沖突，只有認識到彼此價值觀念的不同，才能更好地認識不同的體制和制度；現在我們已經揭示了西方的普世價值存在問題，但是我們還未能發現什么是可以替代之的新觀念，去西方化的問題其實是一種觀念上的較量。黃平所長指出，有些價值觀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段會有不同的理解，諸如犯罪和正義，即使是那些很好的價值觀，也可能很容易被一些人接受，而很難得到另一些人的認同。

第三部分，會議總結及未來計劃。中方與會者闡述了中國的“正治”(justifiedgovernance)一詞的來源及其與西方“政治”(politics)一詞的異同，以及中國的“理”“禮”與西方的理性、法律的聯系，讓外方學者更加了解中國文化背景下的“治理”含義。此外，與會學者討論了下次在里昂召開的跨文化國際會議的關鍵詞是“美與罪”(Aesthetics and Guilt)，并且商議了會議成果的翻譯、出版等事宜。

篇6

>> 中國與全球金融新秩序 中國金融新秩序 混沌下的新秩序 亞洲新秩序的出口 構建全球城市文化新秩序 全球新秩序或許已經到來 國際評級新秩序需要“中國版” 中國將務實回應世界新秩序 中國金融新秩序（續） 世界新秩序的契機等 全新秩序下的企業定位 外資公司：新秩序的建立者？ 搗亂是新秩序的嬰啼 基辛格眼里的世界新秩序 網絡時代的公關新秩序 中國崛起與國際新秩序的構建 現階段全球經濟新秩序初論 “一帶一路”塑造全球新秩序 強國綱要:謀求全球產業鏈新秩序 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現實與展望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

《金磚十年：推動國際秩序改革，促進經濟合作共贏》，。

《金磚國家依然是全球經濟增長重要引擎》，《人民日報》，2016年10月2日。

《國際治理格局又現新信號――中國帶領金磚國家走向舞臺中心》，《人民日報?海外版》，2016年10月19日。

《奧巴馬發表2015年國情咨文稱不能讓中國制定地區規則》，《重慶晨報》，2015年1月22日。

《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

《楊潔篪就G20杭州峰會接受媒體采訪，杭州峰會樹立起新的“全球標桿”》，《人民日報?海外版》，2016年9月7日。

《“一帶一路”建設成績斐然》，《人民日報》，2016年9月27日。

篇7

對外開放推動了中國工業發展

《WTO經濟導刊》：作為中國入世談判的親歷者，您印象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石永紅：回顧入世談判的過程，可以說是瓜熟蒂落。從恢復在關貿總協定的締約國地位到加入世貿組織的這段時期，中國正經歷著逐步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這兩者之間是相互推動、促進的。

過去我們可能法治、規則的概念不是很強烈，入世后，從中央到地方，到企業，一直到老百姓，都越來越強調法治，這是我感受最深的。

《WTO經濟導刊》：在入世之初，“狼來了”的說法在以汽車為代表的機電產業中廣為流傳?；仡櫩磥?，如何審視這種沖擊對于相關產業的影響？

石永紅：汽車無疑是當時國內外最受關注的行業。相比美國、日本、韓國、歐盟，中國的汽車技術水平、生產能力都有很大的差距。1994年，全國汽車產量100來萬輛，而國外一家企業的產量就達到幾百萬輛。所以大量的進口肯定會對國內造成很大的沖擊。在這種背景下，大家都覺得狼來了。因此在1993年、1994年全面放開肯定不行。入世談判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2001年才最終加入世貿。而2001年以后，還有5年的過渡期。這前后十年間，我們的工業有很大的發展。到2010年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一汽車生產大國，而且自主品牌的汽車也開始出口了。

市場經濟的核心是競爭?？梢哉f，雖然當時覺得是狼來了，加入WTO以后，引入競爭機制，通過建立市場競爭，對外開放的競爭，對這個行業發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這在其他行業也是一樣。并且通過引進、消化、吸收，我國部分行業的市場換技術也非常成功，比如高鐵和發電設備。發電設備已經走向全球了，而且競爭力非常強。

當然，現在我們汽車行業還有很多問題，比如在自主創新上相對弱。

《WTO經濟導刊》：您覺得這些行業之間存在著發展差距的原因是什么？

石永紅：有行業自身的原因，可能也有一個原因是太受關注、保護，或者說對它扶持太多了。國家推出了好幾輪的汽車產業政策，國家投資始終是汽車發展的主要形式。即使是合資公司，合資股比的限制始終將合資企業牢牢掌握在“國有資本”的手中，這些合資車企很難充分進行市場競爭，更難有動力去真正迎合市場需求。

機電產業正處在爬坡階段，不進則退

《WTO經濟導刊》：從整個全球的行情看來，目前機電行業的前景謹慎樂觀的，在此背景下，您對這個行業未來的發展有哪些建議與期待？

石永紅：整個國家正在步入經濟新常態，這兩年我們的發展動力、貿易動力發生了變化，增速在放緩，出口也有變化。就整個行業來說，現在又遇到了全球經濟需求萎縮。

現在我們正處在爬坡階段，非常關鍵的時期，不進則退。轉型中最關鍵是創新。國有企業的創新機制，民營企業創新的環境，還有金融支持創新，結構調整等等這些都要跟上，這樣行業將會有新的發展，上一個新的臺階。

《WTO經濟導刊》：在全球范圍內，很多國外的行業協會在貿易政策的制定、協調糾紛、貿易談判等，都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以后怎么發揮這樣的作用？

石永紅：這個作用正在逐漸地發揮。過去中國是政府比較強勢，那么隨著市場越發展，協會將會發揮一些政府機構的作用，與政府相輔相成。以后的改革方向有很多，會形成政府、企業、行業協會/商會三位一體的治理模式或者治理結構。我們作為政府和企業之間的橋梁，會協助、貫徹政府制定的政策，其實現在也在協助一些政府的工作，包括參與國外雙邊的談判。

堅定維護貿易自由化與全球化

《WTO經濟導刊》：回顧入世十五年來的發展歷程，您認為中國在全球舞臺上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石永紅：加入WTO，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最基本的經濟制度，這是遵守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競爭要求的共同游戲規則的前提，如果沒有這一條，就沒有發展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還需要憑借各國的能力、競爭力、政策。

過去我們以遵守規則為主，后來是參與規則，將來我們還要引導規則?，F在我們在WTO中的作用越來越大，而且參與的能力也越來越強。作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貿易自由化對中國是最有利的，我們需要堅定維護自由化與全球化。

篇8

入世與中國改革開放同步推進

“應該說，入世對中國經濟的騰飛確實有影響，并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如果看得更透徹些，入世談判和中國不斷擴大開放、深化改革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過程”。也是這個過程讓霍建國的履歷變得豐厚起來。

上世紀80年代國內關于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的討論時，剛研究生畢業的霍建國，對此產生了濃重的興趣。1993年，國務院經貿辦更名為國務院經貿委，霍建國在這里工作了10年，參與了財稅、金融、外貿外匯三大改革?！斑@幾大改革體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內容。而這些改革同入世談判的要求是緊密相關的，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我們自己的發展，因為我們已經認可了要走市場經濟這條路，雖然說還是初級階段初步的市場經濟的框架，但也是按照市場經濟在設計、在推進”。霍建國認為，從1993年建立市場經濟體系到2003年這10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對我國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個基礎性的作用。

也是在1993年，霍建國參加入世代表團的工作，和同事代表國家經貿委協調制定工業品關稅和重要工業品的市場準入等工作。

“入世的過程是與中國改革開放同步推進的過程，而且入世后中國經濟之所以會有強有力的發展和快速的增長，那是因為在前期改革的基礎上形成了國企、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三股經濟發展的主體，也就是說市場上的經濟主體已經開始明確了，這三類主體同時都處于最佳的發展狀態”?；艚▏貏e強調不是簡單的入世就把中國經濟拉到外向型，中國經濟就融入到世界經濟體系中了，入世前深化改革的過程、培育經營主體的過程以及營造經營主體競爭所需的公開透明法治的營商環境“非常關鍵”。

全球治理滯后于經濟全球化

“如果不加強全球治理，世界經濟只會越來越糟。越糟大家就越算計，越算計就越怕吃虧，就越保守，最后就更難合作”。在霍建國看來，經濟全球化的問題不在全球化本身，而在于相對于全球貿易投資的快速增長，全球治理機制的滯后。

霍建國細致地對全球化做了自己的分析：從全球化的發展趨勢看，它是構建一個全球統一大市場的過程，要求的是減少邊界的限制，方便貨物商品和資本的自由流動，這樣可以帶來最佳的發展效益，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實現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全球化真正的要義是促進經濟發展和提高發展的質量效益，通過優化配置資源，節約成本、減少投入，實現更好的經濟效益”。

形形的區域自貿協定（FTA）也是國際貿易領域最突出的現象之一。區域合作機制有可能會使區域內受益，但霍建國認為，區域自貿協定一定要強調公開透明，不能搞封閉，也不能搞排他，否則失控的區域自貿協定可能會走向區域集團化，造成區域對抗，給世界帶來災難。

中國需要積極地參與并引領全球治理

今年9月召開的杭州G20峰會就促進更加強勁的貿易和投資達成了廣泛共識。這彰顯了中國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決心和擔當。

“中國確實是要積極地介入參與全球治理”，在霍建國看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應從全球事務治理的薄弱環節入手?！艾F在全球的IT產業以及電子商業發展那么快，但還沒有章法。另外就是投資，現在全球投資發展那么快，而且有助于經濟增長，但是投資沒有全球統一的法律，嚴重影響了全球貿易投資的發展，導致全球經濟長期低迷”。

另一個需要中國發揮力量的是WTO多哈回合談判的走向?！鞍l展中國家都很關心，中國能不能發揮積極作用，是讓它了結還是促成它達成一個階段性成果，然后再啟動新的談判”。

在霍建國看來，中國要想引領全球化還面臨許多挑戰，從參與到影響到引領直至主導，這是不同的四個發展階段，也是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國現已進入第二階段，正在發揮著積極的影響力。從現實發展角度看，需要我們在復雜的國際事物面前先做有益的貢獻，樹立威信、影響力，要學會和其它國家協商辦事，兼顧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最終通過點點滴滴的成功匯集成較大的影響力，并形成中國的主導能力。

“‘一帶一路’代表了國際經濟合作的新模式，是中國強調的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理念的真實體現，其實也是構建將來全球治理基礎性的內容”。但無疑，“一帶一路”要想真正落實下去或者發揮預想的作用，面臨著艱巨的發展過程。霍建國認為需要特別注意并處理好以下問題：

篇9

[關鍵詞] 全球價值鏈 嘉善家具產業集群 治理結構

隨著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世界各國和區域緊密協作，各自在全球價值鏈條上的分工日益深化，沿著全球價值鏈增值路徑提升產業層次已成為不少發展中國家共同選擇。家具制造業在某個地理區域內集聚形成產業集群已成為全球現象。嘉善原來是中國最大的膠合板生產地。在木業產業集聚中，外資企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民營企業在這當中不斷成長壯大。木業產業集群的吸引力導致了大型跨國公司――臺升的到來。臺升及其協作企業的到來，使木業價值鏈延長而成為家具價值鏈，導致了產業升級，使木業產業集群發展成家具產業集群。

一、全球價值鏈下產業集群治理結構演變

全球價值鏈是指，在全球范圍內考察產品從定義、設計、生產、銷售直至消費這一價值不斷增值的過程。全球價值鏈治理具有五種基本模式：市場、模塊型網絡、關系型網絡、支配型網絡和等級，在真實的世界中，這幾種價值鏈治理模式常常相互重疊。這里的關系型網絡是指由中小企業組成的平等的強關系網絡，而支配型網絡是由領導企業主導的強關系網絡。而模塊化網絡是一種弱關系網絡。

在平等型關系網絡中，各個行為主體存在著頻繁的平等的互惠關系。而在支配型關系網絡中，大企業起著支配作用，它們對中小企業施加控制，中小企業處于從屬地位。模塊化網絡是指模塊按照一定的規則與其他模塊相互聯系而構成的更加復雜的系統。在模塊化生產網絡中，存在著領導企業、一攬子供應商和二級供應商等各類企業。領導企業主要從事產品發展、市場營銷、物流配送，有時還從事生產制造最后階段的工作，如最后的裝配業務。一攬子供應商從事產品的銷售，并承接領導企業外包出去的價值鏈環節。眾多的二級供應商為一攬子供應商提供原材料，生產零部件，加工、裝配產品。產業集群不是雜亂無章的企業聚集，而是基于價值鏈的企業集合。從全球價值鏈角度研究產業集群的發展是區域協作和全球產業分工的必然結果。雖然全球價值鏈的片斷化導致各個價值環節在全球空間上呈現離散分布格局，但是分離出去的各個價值片段一般都具有高度的地理集聚特征。

由于嵌入全球價值鏈的產業集群從屬于全球價值鏈。因此，其網絡治理模式與全球價值鏈的治理模式有著緊密的關系。但是，由于產業集群只是全球價值鏈的某些環節，并不能代表整個全球價值鏈，其治理模式也與整個全球價值鏈存在差異。在改革開放初期，企業往往和周邊企業建立表現為關系契約的緊密聯系。而隨著產業集群內社會資本的積累，合作秩序的擴張，強關系網絡中的關系的強度就會弱化，企業合作范圍就會超出原有的強關系網絡，進而構建模塊化網絡。

二、家具的全球價值鏈

全球價值鏈包括采購商驅動和生產商驅動的價值鏈，它們有著根本的區別(Gereffi，1999）。在生產商驅動的價值鏈中，大制造商(通常是跨國公司)在生產網絡(包括其上下游聯系)的協調中發揮主要作用。比較典型的有汽車、飛機、計算機、半導體和重型機械等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在采購商驅動的價值鏈中，大零售商、經銷商和品牌制造商在全球建立的分散化生產網絡中發揮著核心作用。這種貿易導向的工業化模式在家具、鞋類、服裝等勞動密集型消費品行業很普遍。為全球采購商提品的發展中國家承包商進行生產，訂購商品的大零售商或經銷商提出技術要求。

在家具的全球價值鏈中，林產部門提供種子、化學藥品、機械設備和水，它把木頭砍下來并送到鋸木廠，鋸木廠從機械設備部門獲取機械設備。從那里鋸下來的木材送到制造商那里。它們獲取機械設備、粘合劑等中間品，并從服務部門得到設計和品牌運營技能。經歷多個中間階段，家具到達最終消費者手中。家具被使用之后，就被丟棄或再利用。全球采購商驅動的升級對家具業有重大影響。歐美、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四分之一以上的家具是通過少數的家具經銷集團銷售統一采購，只有少數超大型家具制造企業才通過特許經營的方式營銷。宜家（IKEA）是典型的“啞鈴型”結構的企業模式，兩頭大，中間小，即依靠產品設計的優勢和渠道優勢進行擴張。生產、采購、銷售、推廣則全球化。

三、嘉善家具產業集群治理結構演變

嘉善是浙北的重要的木業生產基地。至2004年底，嘉善縣已有木制品企業519家，其中木業企業496家，家具制造業23家；全行業從業人員3.5萬余人，實現年產值94.35億元；外貿出口達1.13億美元，規模以上企業實現利稅21418萬元。嘉善縣創辦木業大縣的過程，可以稱得上FDI嫁接型引進形式的典型案例。

1987年，一家深圳企業在嘉善辦了一家膠合板工廠，因為市場行情不好，連連虧損，到了發展不下去的境地。1990年，嘉善引進了第一家臺資木業企業――中興木業，由中興提供設備及技術，兼并了這家企業。因為臺商經營木業已經有幾十年的經驗，在工藝、管理方面都相對成熟，所以一開始就可獲利。當時中國的膠合板幾乎全部依靠從印尼、馬來西亞等國進口。一張普通的膠合板在國內市場最高售價76元，其實成本價只有40多元，中間有著巨大的利潤差額。中興搶住這個先機，率先開始發展起來，并大舉擴張規模，因為工資高，嘉善的工人大批涌向中興。而當時招募的這一批工人恰恰成為了日后嘉善木業的生力軍。

多年在中興木業從事技術和營銷的一批骨干，得益于臺資企業的示范，又受到了市場前景的誘惑，產生了強烈的創業沖動，加上膠合板業進入門檻較低，50至100萬元投資就可以投資設廠，于是紛紛跳槽辦廠。至1995年，嘉善縣城周圍辦起了7家民營膠合板廠和19家個體作坊，為嘉善木業的雛型。1990年代中后期，國內市場形勢看好，膠合板產業進一步向嘉善集聚，FDI和民營木業企業均以幾何級數上升，1995年外資企業3家，2000年為30家；民營木業企業1996年為24家，2000年為113家。至2000年，嘉善膠合板產量占國內生產總量的三分之一。

雖然嘉善木業成功地實現了量的擴張，但膠合板價值鏈不長、產品檔次不高。從產業鏈和價值鏈角度分析，從原木采伐到終端產品家具，膠合板是產業鏈中的一個環節，其附加值不高，附加值最高的是家具行業，能夠代表一個區域或一個企業木業生產水準的也是家具業。隨著近兩年山東、江蘇等膠合板原材料產地一大批木業企業的崛起，國內膠合板市場供應量激增。依靠先發優勢而創造了“零資源經濟”的嘉善木業，受到了嚴峻的考驗――原料價格平均上漲40%，價格優勢日漸喪失。面對同業激烈競爭，以及當前電力、土地等要素制約，嘉善積極應對，專門制定推動木業二次創業的發展新策略，力求實現從木業大縣向木業強縣和國際家具業制造中心的跨越。利用已有產業基礎引進FDI，從而提升產品質量和產業層次，成了嘉善木業尋求更優發展的必然選擇。嘉善人再次目光向外，確立了延長產業鏈，提升和調整木業產業的戰略思路。一方面規劃創建嘉善木業城家具工業園，另一方面實行定向招商。

2002年上半年，位居亞洲第一、世界第五的家具制造商――臺升家具公司落戶嘉善，該項目征地1600畝，總投資1.8億美元。臺升落戶嘉善，引發了20多家家具企業以及配套企業落戶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催生嘉善木業從“膠合板時代”走向“家具時代”，使嘉善木業的發展實現了新的突破。家具的附加值遠遠高于一般的膠合板，一扇沒有上油漆的素門就可以賣到50美元以上。據縣有關部門的統計，嘉善木業已實現產業鏈重心由膠合板向家具的轉變，全行業產品附加值提高了20％。為了和上游產業、配套產業合作,利用已有的產業集群基礎，臺升公司劃出約一半土地來設立配套產業工廠, 并利用浙江嘉善地區的木材加工業和人造板工業, 形成與上游產業和配套產業互動的巨型家具工業園區?！耙劳旋堫^，多元經營?！卑殡S“臺升家具”和世界500強企業“阿克蘇?諾貝爾涂料”的引進，許多板材加工企業迅速看到了與之配套的巨大商機。中等生產規模的高升木業和翔華木業捷足先登，目前它們每個月的配套交貨值已達三四百萬元。

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態勢下，越來越多的木業企業選擇了駕馭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發展道路。嘉善優質膠合板、家具產品成功打入了美國、日本等10多個國家。2004年，出口達1.13億美元，比1999年增加了7.5倍。經過引導和培育，板材加工企業的品牌意識也不斷增強。嘉善板材加工企業現已擁有注冊商標105只，擁有細木工板、多層板、建筑模板等80多個系列近100個品種。家具產品也延伸到古典式臥房家具系列、餐廳組系列等10余個品種。通過結構調整，嘉善木業正在迎來自身發展的第二個。

可以臺升的進入為分界標志分析嘉善家具產業集群治理結構。在臺升進入之前，嘉善家具產業集群的家具價值鏈還不完整，屬于木業價值鏈。在臺升進來之前，嘉善木業產業集群中的企業以中小型企業為主，其主要的網絡治理模式為平等型關系網絡，難以形成規模效應。在其網絡中存在著緊密的聯盟，這是保持精細分工所需要的。企業功能專門化，它們很容易改變合作者，靈活的生產設備促進了組織的靈活性并使企業可為多個客戶提供多樣性的產品。但是和模塊化網絡不同，這種模式強調以社會和空間的鄰近為基礎的基于信任的長期關系，這就阻礙了外部參與者的進入。雖然產業集群靈活性較高，但是由于產業集群中的關系是特殊的，產業集群是封閉的，它不能發展為全球規模的生產網絡上的結點。

臺升的進入，不僅僅是大大地擴大了嘉善木業產業集群的生產規模，更重要的是使其組織形式發生重大變化，而且會對產業集群的升級產生重大的持久影響。它打破了嘉善木業產業集群中原有的平等型關系網絡的封閉狀態。它不但延長了原有的價值鏈，而且還會對原有的企業施加影響，促使其生產方式和組織方式發生變化。家具的可模塊化程度很高，可實現生產、組織、設計、使用的模塊化。作為家具巨頭的臺升，為了實現大規模定制來擴大市場占有率，勢必會引導嘉善木業產業集群由強關系網絡向模塊化網絡轉化。而民營企業為了順應形勢，必須適應時代的潮流，大規模使用信息技術，建立柔性分工體系，沿著全球價值鏈升級。

嘉善家具企業應創建模塊化的組織，合理確定自己的業務范圍，將非核心業務外包出去，而將注意力集中于核心業務。某些實力強的企業的發展目標應是模塊化生產網絡中的領導企業。它們應將業務集中于設計和營銷領域，而將生產業務外包給產業集群中的中小企業。在經營全球化中更多地培育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家具研發設計，學習和掌握國外先進的市場營銷理念和方法，是決定嘉善家具產業發展前途的關鍵。而產業集群中的中小企業應當學習和掌握模塊化生產方法，主動嵌入到模塊化價值鏈中，并加強與領導企業之間的信息交流，接受領導企業的指導，共同設定模塊化網絡中的規則。

參考文獻:

[1]Baker G,Gibbons R and K.J. Murphy:Subjective Performance Measures in Optimal Incentive Contract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4,109(4):1125～1156

篇10

在性別平等和婦女發展領域中，中國的國家政策和國際承諾相比許多國家來說走在了前頭。但是從我自己的觀察來看，中國一些先進的立場和做法并沒有反映在國際層面上，似乎我們自己并不愿意說。我理解其顧慮大概在于中國影響大，所以慎重為好。但我想，其實在有些領域，如果中國做出積極表態，是會給自己加分的。例如2015年9月主席在全球婦女峰會的重要講話，就得到了國際社會一致的積極評價。另外，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原來那種以大國外交為核心的國際關系正在發生變化，很多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上跟中國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么去協調這個關系？

我想以一個第三世界的婦女組織“新世紀婦女發展選擇”（DAWN，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With Women For A New Era）為例，談一談非政府組織參與全球治理的話題。聯合國第一次（1975年墨西哥城）、第二次世界婦女大會（1980年哥本哈根）的主要推動者還是來自發達國家的婦女組織和活動家。在第三次世婦會（1985年內羅畢）前夕的1984年，一些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婦女活動家感到，她們所關心的議題很少能得到討論，因此成立了這個網絡，希望把發展中國家婦女的聲音帶進大會，帶進國際婦女運動和國際治理的領域。30多年來，這個成員全部來自發展中國家（大部分成員是研究者，也有婦女NGO組織成員和婦女活動家）的網絡，關注的領域包括全球化下的政治經濟、政治重構和社會轉型、性與生育健康和權利、生態和可持續發展，可以說涵蓋了社會的各個方面，而且這些領域并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互有交叉。

在國際上的性別平等領域中，最活躍的NGO組織主要還是來自發達國家的。當然，實現性別平等和社會公正的目標是人們所普遍關注和認可的，不管是來自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但是，為什么在這個領域中還需要強調第三世界婦女的聲音？因為我們主張的不是把婦女的人權抽象出來，而是把婦女的權利看成非常具體的，并且離不開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這個前提。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不同的視角。舉例來說，在國際多邊舞臺上，有一些組織可能只關注人權問題而忽視了經濟發展的領域，但是在發展中國家，沒有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權調子唱得再高，也是沒法實現的。再如我們倡導的某些議題，可能發達國家的NGO組織并不關心，至少不是它們優先的議題。所以我想說，第三世界的聲音非常重要。

那么為什么非政府組織特別重要？因為非政府組織已經在如聯合國這樣的多邊機構里得到認可，具有合法的參與空間，這個空間我們不去利用和參與，就是非常遺憾的事情。而現在中國的NGO組織已經具有了利用這個平臺推進自己目標的愿望。

同時，在聯合國這樣的多邊機制中，活躍著各種各樣的非政府組織，其立場、議題、視角、策略也都不一樣。其中反對婦女權利的NGO組織也不少，當然還有對中國持有偏見的組織。所以我能理解為什么有些人一提起非政府組織，就帶著非常疑慮的目光。但是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更要真正去辨識這些組織到底在主張什么、在反對什么，要思考它們在何種議題上如何可以發揮建設性的作用，而不是簡單化地把所有的NGO都看成是反對政府，或者是跟政府所做的工作相反的。

談到此處，我想做一個重要的結論：民間組織作為社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作用不應被忽視，并且要充分發揮。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越來越重視NGO的作用，并與它們在相應領域進行合作。中國也可以去思考這樣的問題――婦女組織如何發揮資源庫的作用，為政府在性別領域決策提供咨詢建議。我們還有很多研究所和智庫，也有一定潛力。中國政府其實已經在這么做，但是跟發達國家政府比，它們重視的程度更高。在發達國家的社會治理模式中，民間社會已經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另外它們善于利用NGO的資源。例如在很多國際場合我們是由政府部門在出面發聲，但是隨著國際議題更加廣泛，很多議題需要很專門的知識，政府部門不見得是這方面的專家，這就需要民間智庫作為顧問，需要非政府組織提供來自基層的聲音和見解。包括在性別領域。

中國外交在性別平等領域中如何有所作為？我想，第一個就是：在性別平等、婦女發展領域中，怎樣講述中國的故事。其實中國在國內的很多好的做法和經驗，被其他發展中國家所看重和借鑒。比如我曾去埃塞俄比亞參加一個會議，議題本來跟中國沒有任何關系，但是那些非洲國家的政府代表發言的時候不斷提到和引用中國事例。這表明非洲經常把中國看成一個能夠借鑒的模式，中國在性別平等、婦女發展方面的成就和經驗，例如降低嬰幼兒和孕產婦死亡率、普及初等教育等，是值得自豪地與世界分享的。那么，我們怎樣把這些領域的經驗更好地傳達出去？

外交人員當然不可能對所有具體的領域和技術性問題樣樣精通。而且中國作為有影響的大國在許多議題上也須謹言慎行。不發言其實也是一種態度。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在一些議題上一味噤聲，而如果發言的話，就必須要對所涉問題有深入的了解，或者借鑒其他國家的做法，與相關專家緊密合作。其實在很多重要的國際談判中，例如氣候變化、貿易、發展援助等，一些國家的首席代表就是由來自該領域的專家擔任。社會性別與發展作為一個專門領域，已經有了幾十年的發展過程，而且作為一個跨領域的議題，近年來幾乎在所有聯合國討論的議題中（可持續發展、氣候變化、人權、人口與發展、艾滋病等等）均有涉及。例如，在某次聯合國的會議上，一個由幾個發展中國家提出的關于艾滋病的提案就引起很大爭議，因為它主張預防艾滋病應該采用禁欲手段，反對向受艾滋病影響的關鍵人群提供性教育和其他干預措施。在對該提案的修正案進行表決時，中國代表投票的立場等于是支持了主張“禁欲”這一方的觀點。但實際上我們都知道中國制定和實施了全面綜合的遏制艾滋病的國家計劃，并卓有成效。此文件表決的結果一出，就有別國的代表詢問我：中國對艾滋病的防治計劃有變嗎？為什么中國是這樣的立場？我只能猜想：也許中國代表在表決時考慮的是外交關系問題，支持的是提出提案的一方，而不是考慮這個提案的內容本身？

此外，近期在某次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中國在一項關于性別身份與性取向的歧視與暴力的決議案的表決中投了反對票。不管選擇這個立場是出于何種考慮，實際上是將中國與那些把同性戀定為刑事犯罪、甚至處以死刑的國家置于一道了。但是，我們都知道事實上并非如此，中國沒有那樣的法律，而且中國政府也在國際場合多次表達過對任何性傾向都沒有歧視。

所以我覺得，不能把有關性別平等、婦女發展等議題當成與外交“大局”相對的邊緣性的議題，不予重視或采取回避態度。我們對有關知識及其語境了解越多，在做出選擇時就會更加合理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