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管制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資本管制，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近日，央行副行長、外管局局長潘功勝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作了題為“跨境資本流動：挑戰與應對”的發言。主要提到以下內容：

一是去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井噴，但其中很多是非理性和異常投資，有一些甚至是直接投資包裝下的資產轉移；二是中國政府為在華投資提供有序投資環境，不存在利潤不能正常匯出的問題；三是中國跨境資本流動已向均衡收斂，未來中國會審慎有序推動資本賬戶開放。

在筆者看來，上述三大要點恰是央行對外界自去年底以來中國重回資本管制老路質疑的回應。

不難發現，自去年底特朗普勝選以后，美元曾一度大幅走強，人民幣貶值壓力再度加大，隨之中國加大了穩定匯率的操作，不僅直接參與匯率買賣的力度，打擊提高海外做空成本，同時采取了一些行政手段限制資本流出，包括：外管局對個人購匯政策的收緊、對國有企業賣出外匯購入人民幣的鼓勵，以及對境外投Y規范增加等等。

實際上，這樣的質疑在過去兩年美元走強，央行加大穩匯率措施之后屢見不鮮。早在去年10月在文章《人民幣入SDR：龍門一躍？還是騎虎難下？》中，筆者便已描述了當時外界對中國資本項目開放與匯率改革前景的擔憂。該文中，筆者曾提到這樣一種困境，即人民幣正式加入SDR籃子對于人民幣國際化目標實為龍門一躍，但面對美元上漲周期背景下的人民幣貶值壓力，央行加大了匯率干預，以至于很多質疑又認為人民幣國際化目標或將面臨反轉，反而是騎虎難下的表現。

究竟如何看待上述悖論，抑或是政策困境？細致分析全國“兩會”以來中國高層的密集表態，不難看出決策層的政策思路與答案：

確保匯率穩定與防范大規模資本沖擊是決策層的優先目標。可以看到，今年央行貨幣政策有所收緊，一方面是出于抑制資產泡沫與防范金融風險的考慮，另一方面也與海外美聯儲加息的背景有關。實際上，3月美聯儲開啟加息，且央行當日便相應調高公開市場操作和MLF操作的中標利率，體現了央行防范資本流出與穩定人民幣預期的意圖。

而在今年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到保持人民幣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穩定地位。

在筆者看來，這一提法賦予人民幣幣值穩定更高的意義以及在政策考慮中的優先權，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人民幣存在大幅貶值預期之時，央行采取穩定匯率措施，甚至短期內不惜采取部分資本管制，或者犧牲部分貨幣政策獨立性以達到目的。

資本管制的利弊并非涇渭分明，關鍵在于度的把握。雖然資本管制短期難免挫傷投資者對改革的信心，但如果以一定的資本管制避免了幣值大幅貶值的預期以及大規模資本流出的沖擊，從長期來看，也有助于贏得投資者對中國經濟穩定的信心，并為推進改革贏得緩沖時間。甚至在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教訓以后，IMF也曾反思以往提倡的資本項目完全可兌換主張，并提出資本項目基本可兌換的目標。

而一直以來，央行對防范資本流動對金融系統的沖擊信心滿滿。早前央行副行長易綱曾提到，中國將做到有管理的可兌換，特別是對反恐、反洗錢、反避稅天堂等方面，中國是擁有嚴格監控的。不同于其他國家在國際收支統計方面的抽樣統計，中國國際收支統計方面基本實現全覆蓋，這為做好有管理的自由可兌換奠定了基礎。

除此以外，央行貨幣政策司司長李波也曾提到，對待資本外流引發危機的擔憂，可以對短期資本流動和外債進行宏觀審慎管理；比如對短期投機性資本管理包括托賓稅、資本增值稅、無息準備金、印花稅。對待外債，可以有外匯頭寸限制、期限管理、風險比例管理和信息披露等措施。甚至，在應急情況下臨時性外匯管制措施。此次，針對外界質疑，央行副行長潘功勝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回應：去年ODI增速井噴40%，比往年增幅提高了20%-30%，其中不乏非理性和異常的投資行為，如國內鋼鐵廠去海外收購了影視公司、中國餐館去海外收購網游公司，甚至有些負債率很高的中國企業還大舉在海外收購足球俱樂部。

據媒體統計，2014年至2016年年底，來自中國的資本已經出手收購了20家海外足球俱樂部的股權，交易涉及資金可能已達百億元人民幣。這實際上是以對外直接投資之名，行轉移資產之實。

同時，市場擔憂外商企業利潤無法正常匯出。對此，央行副行長潘功勝解釋外商企業資金匯出需要滿足一些條件：一是按照中國公司法律要求要彌補以前的虧損；二是有董事會的利潤分配決議；三是有經審計司審計的財務報表；四是有在中國的完稅證明。滿足這樣一些要求，企業利潤匯出沒有障礙。

人民幣匯率穩定之下，市場化改革仍將向前推進。展望未來，預計今年人民幣貶值壓力會明顯減輕，這或為政策重點由防風險轉向促改革，由嚴格的資本管制轉向繼續推動資本項目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創造條件。

實際上，今年以來，美元并未延續去年底的強勁走勢，反而跌破100關口，有走弱態勢，而這也減輕了人民幣對美元大幅貶值的壓力。同時，考慮到中國經濟明顯企穩，貨幣政策也有所收緊，預計人民幣貶值壓力不大，上半年或在6.8-7之間。

倘若如此，預計加強資本管制的必要性下降，未來決策層在資本管制上會更加細致，對項目進行甄別，對一些認定為非理性的投資會加大監管，但滿足資金匯出條件的利潤匯出有望受到鼓勵，以充實投資者對中國改革的信心。

對此，央行近期的積極表態也可作為佐證，如央行副行長潘功勝提到“打開的窗戶不會再關上”、“改革不能僅有目標，還要有達成目標的策略”；央行副行長易綱表示“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中長期戰略，要保持定力，穩步實現目標”。

篇2

筆者認為，麥金農和岡瑟在文中闡述了三個核心觀點：第一，中國人民銀行應致力于嚴格穩定美元對人民幣匯率，因為浮動（升值）的匯率會吸引更多的熱錢流入，這將導致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泡沫。第二，由于外國利率水平過低，為了阻止熱錢的進一步流入，中國必須嚴格維持資本管制，人民幣不能（也不應該）完全地“國際化”。第三，像中國這樣的儲蓄過剩的國家，人民幣匯率升值對其凈貿易差額的影響是不明確的。而工資增長應該是增加居民消費，減少貿易順差的有效工具。

我完全同意麥金農關于中國資本賬戶自由化的謹慎觀點，但對他的關于人民幣匯率的看法則不敢茍同。

原則上，一國可以在相當長時期內保持經常賬戶赤字或順差。如果保持經常項目順差，按定義，這個國家就是一個資本輸出國，反之，該國就是資本輸入國。中國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里一直是經常賬戶順差，換句話說，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里中國一直是資本輸出國。一個貧窮的發展中國家長期充當資本輸出國是不正常的。

目前，經過20多年的“雙順差”，中國積累了5萬億美元左右的海外國資產，3萬億美元左右的海外債務。吊詭的是，盡管中國有2萬億美元的凈資產，但在過去十年中，中國卻連年出現投資收益赤字。2011年和2012年，中國每年的投資收益赤字都超過了800多億美元。換句話說，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凈債權國之一，中國每年都要向世界其他國家支付約800億美元的利息。

中國必須避免進一步增加官方外匯儲備。在目前情況下，達到此一目標的，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讓中國人民銀行停止干預外匯市場，而這無疑意味著實行浮動匯率。

經過八年的人民幣對美元的逐步升值，中國國內已經形成一個共識，即人民幣匯率已經離其均衡水平不遠了。這意味著，如果中國人民銀行停止對外匯市場的干預，人民幣升值幅度就不會太大。實際上，由于中國經常賬戶順差的下降和更加不穩定的跨境資本流動，人民幣升值預期已經明顯減弱了。在2011年的下半年和2012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人民幣是貶值的。因此，一旦中國人民銀行停止對匯率的干預，盡管匯率會升值，其升值幅度也是有限的。這反過來又意味著市場化的人民幣匯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將是有限的。

2013年，大量熱錢回到中國。然而，這次熱錢流入的主要驅動力是套利收益。如果中國人民銀行停止對外匯市場的干預，人民幣匯率就會升值到均衡水平，并圍繞均衡水平出現雙向波動。此時，套利交易就不再是無風險的。同固定匯率相比，浮動匯率將提高套利的成本，從而遏制而不是鼓勵熱錢流入。

由于中國金融市場缺乏深度和彈性，短期跨境資本的迅速流入或流出會使人民幣匯率出現過度的波動。因此，中國需要通過對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管制來減少匯率波動。在資本管制方面，我同麥金農的意見一致。

篇3

關鍵詞:金融創新;管制放松;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監管重構

金融自由化(Financial liberalization)理論是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麥金農(R.J.Mckinnon)和愛德華肖(E.S.Show)在20世紀70年代，針對當時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市場不完全、資本市場嚴重扭曲和患有政府對金融的“干預綜合癥”，影響經濟發展的狀況提出的。他們嚴密地論證了金融深化與儲蓄、就業與經濟增長的正向關系，深刻地指出“金融壓抑”(financial repression)的危害，認為應該減少政府干預，確立市場機制的基礎作用。金融自由化理論主張改革政府對金融的過度干預，放松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限制，增強國內的籌資功能以改變對外資的過度依賴，放松對利率和匯率的管制使之市場化，從而使利率能反映資金供求，匯率能反映外匯供求，促進國內儲蓄率的提高，最終達到刺激經濟增長的目的。

金融自由化的主要方面——利率自由化、合業經營、業務范圍自由化、金融機構準入自由、資本自由流動——都有引發金融脆弱性的可能。如果一個國家解除了金融管制，即實現了國內利率完全市場化、銀行業進出完全自由、資本項目完全自由流動等，就可以說其已經基本實現了金融自由化。但是，截至目前為止，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已經實現了完全意義上的金融自由化，即使像美國等發達國家，經過金融自由化改革后，反而加大了對資本賬戶管制的力度。就發展中國家來講，由于金融抑制的時間過長、程度太深，要想在短期內實現金融自由化幾乎不可能。

一、 金融管制的放松

在20世紀30年代華爾街股市大崩盤的背景下，美國國會通過了《格拉斯-斯蒂格爾銀行法案》(Glass Steagall Act)，實施分業經營原則，禁止對活期存款支付利息，對定期存款也規定了最高利率上限(Q項條款)。之后一系列的《證券交易法》、《投資公司法》等，逐漸完善和強化了這一規則，形成了分割金融市場和金融分業經營制度框架。由于金融機構實行的是專業化經營，業務簡單而安全，在這一時期內各金融機構基本相安無事，也很少出現經營失敗，金融業處于長時期的繁榮之中，每年破產、關閉的銀行寥寥無幾。但是，隨著經濟的一體化，金融服務開始全球化。美國花旗銀行率先積極拓展國際市場業務，它發現，在海外開設分支機構不受國內法律的嚴格監管，不僅可以翻過分業經營的“防火墻”，繞過禁止跨州經營的“籬笆”，還可以突破利率管制的“天花板”。堡壘從外部開始攻破，花旗銀行的成功，使西方金融業的經營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一切，都加快固定匯率制的解體步伐。

然而，隨后的浮動匯率制和資本自由流動使利率風險和匯率風險加大，為了達到轉移和分散風險的目的，各大金融機構開始尋求新的經營方式和經營策略，進行了多種多樣的金融創新。在這種情況下，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大公司都需要某種金融工具，使其以很小的代價鎖定自己的收益，衍生工具便應運而生。金融衍生工具最本質的特點，其實是它的風險轉嫁功能。作為衍生產品中的一種，住房低押貸款證券也是如此，它的目的，就是幫助貸款銀行分散風險、提高資產的流動性。然而，在羅納德麥金農等學者的金融自由化理論的支持下，借助計算機和現代通訊技術的發展，金融衍生工具的避險目的逐漸讓位給了投機套利。由于金融業受到較為嚴格的監管，換言之，誰能開發出規避政府監管法規的產品，誰就能率先拓展經營空間，獲得豐厚利潤。規避政府監管成為金融新行業的重要平臺。投機套利和規避監管，這些都為今天的金融危機埋下了伏筆。

在金融創新產品的沖擊和既得利益者的游說下，美國金融當局開始對金融法律法規進行了各種修改。1980年的《儲蓄機構取消管制和貨幣控制法案》取消了貸款利率上限，放松了儲蓄機構的業務范圍，直到1986年，美國徹底實現利率自由化。此后，金融機構以控股為名，爬過分業經營的障礙，解禁跨州經營，并購潮此起彼伏，到新世紀初，以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爾銀行法案》為代表的金融管制已經變得面目全非，金融自由化逐漸成為主流。1999年底，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均以壓倒性多數票通過《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標志著美國實行了近70年的金融分業制度的終結。正如有人所言，從《格拉斯-斯蒂格爾銀行法案》到《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這是一場金融管制與放松管制之間的反復博弈，更有意思的是，現在，美國次級債危機的爆發，則讓人們再次以全新的眼光打量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管制。從本質上來看，美國的整個金融史就是一個“放松管制再放松重構管制”的過程。

金融自由化是一個風險極高的制度變遷過程，所以金融自由化的實施必須在有效的金融監管制度下按照嚴格的規則進行。然而，金融自由化雖然解除了利率管制和外匯管制等金融約束，為金融創新創造了充分的條件，但金融市場上有效的監督機制并未自發形成，金融自由化反而使國內金融機構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變得更加不平衡。在發達國家，以日本為例，隨著20世紀80年代金融自由化的急劇展開，日本的泡沫經濟逐漸膨脹。日本在金融自由化的同時，并未及時建立對金融機構的有效監管和風險防范機制，形成了只破不立的局面。比如，在泡沫經濟形成的過程中，由于管制的放松，日本許多銀行在提供貸款時既不認真審查貸款用途，也不考慮償還能力，許多銀行還通過各種金融創新和金融衍生工具參與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的投資，而大藏省和日本銀行則對此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態度，許多審查形同虛設。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這種激勵增強而約束軟化的狀態，使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充分暴露，進一步推動了泡沫經濟的膨脹。同樣，在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也并未取得很大的成功。在孟加拉國、津巴布韋、薩爾瓦多、厄瓜多爾等發展中國家，研究表明，其金融自由化的結果是極端失敗的:一方面，銀行資產被集中到少數精英分子手中，他們壟斷金融，熱衷于投機活動，將利率大幅提高，從而獲得巨額投機利潤，卻使生產性活動得不到投資，國家自主的工業化進程完全中斷，整個國民經濟萎縮;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令許多人選擇了短期行為，并將有限的資金用于非生產性活動以及以消費為目的的借貸行為。

二、美國之鑒:最少的監管就是最好的監管

金融自由化加劇了貨幣在各個虛擬經濟部門之前自由、快速地流動并投機、套利。毫無疑問，住房金融制度的改革和住房金融約束的放松，為大量貨幣流轉于房地產市場形成房地產泡沫提供了原材料。金融自由化使信貸約束放松，造成流入房地產市場的貨幣資金增加，也就是需求增加，在供給剛性的情況下，房地產價格的上漲，信貸約束的放松在很大程度上應該對房地產泡沫負責。美國這一次次貸危機，本質上是一種以資產價格泡沫破滅為特征的信用危機。房地產抵押貸款本來是一個信用產品。但是，由于金融自由化和近乎瘋狂的金融創新，由于管制的放松，由于法律的不到位、缺位或者刻意被規避，銀行的抵押貸款給了一群沒有信用的人。信用標準的降低，次級債款越來越多，使銀行的信貸資金過度流入到了房地產市場，制造出了一個巨大的資產泡沫。而且，在合業經營的情況下，商業銀行的業務與投資銀行、保險公司的業務交織在一起，房地產行業一旦出現問題，風險就會迅速傳播。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作為一種金融創新，按揭證券化在美國經歷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截止2007年末，美國按揭貸款市場規模已經接近11萬億美元，年增長速度甚至一度達到近16%?；?.5萬億美元的信用泡沫，美國創造了超過2萬億的資產證券化產品(MBS)，為了這些證券的高評級，債券保險公司又產生2.4萬億擔保產品。眼花繚亂的產品泡沫以及伴隨的價格泡沫，創造了一個巨大的市值泡沫。在美國，與房地產有關的金融衍生產品的發展造就了一個倒置的金字塔，房地產虛擬資本的規模大大超過了房地產實體經濟的規模。房地產市場和證券市場以及商業銀行等整個金融市場通過抵押貸款證券化、擔保債務憑證(CDO)等金融衍生產品緊緊聯接在一起。在按揭項目不斷進行證券化的過程中，銀行及其它機構把原本一部分的借貸款及相對風險轉移給按揭證券的持有者。由于證券可以在市場自由流通，在貨幣循環流的作用下，更多人可以間接投資于房地產市場，按揭證券的資金來源也不再只局限于本地的存款金額，也可以來自證券市場。毫無疑問，這又變相增加了房地產及其衍生品市場的資金來源渠道，在擴大房地產市場的影響范圍的同時，也在放大房地產的泡沫，在房地產市場不景氣的時候，房地產泡沫就會通過這種具有“傳遞”性質的證券，將房地產領域內的風險轉嫁給固定收益市場。很容易理解，這是一整條的泡沫鏈:信用泡沫——產品泡沫——資金泡沫——價格泡沫——市值泡沫。

一般而言金融創新是能夠分散風險的，然而，伴隨衍生產品越來越多，金融創新和衍生工具的初衷不再是真正地為了防范風險和分散風險，而是演變成了一個投資性乃至投機性的產品。在美國次級債危機中，這種異化強烈表現在衍生產品的杠桿交易比例上。美國政府一直相信“最少的監管就是最好的監管”，相信市場主體的理性，可是，正如經濟學中的合成謬誤，集體行動的結果往往卻是非理性。就拿房屋抵押貸款證券化來說，一家金融機構將抵押貸款證券化，可以達到分散風險的目的，但如果全市場所有的金融機構都在創造這種資產證券化，甚至在資產證券化的基礎上，創造結構化，在結構化的基礎上，創造一系列的更高層次，更深層次的衍生產品，產品在全球范圍內的金融機構之間相互持有，風險也就會相互分散，最后，整體的市場由于繁多的創新衍生產品，變成一個全球性的系統風險和市場風險。

三、 《新巴塞爾資本協議》與管制重構

與金融創新相伴而生的，是金融管制的重構?！肮苤啤獎撔隆俟苤啤賱撔隆保@是金融法發展的一個重要規律。金融法緊跟金融市場的變幻和金融技術創新的步伐，而處于不斷的變化和發展之中，成為法律體系中市場導向性最強、變化最快的部門之一。以巴塞爾協議為例，作為國際銀行監管領域的一系列劃時代的文件群，最初的原型誕生于聯邦德國赫爾斯塔銀行和美國的富蘭克林國民銀行的倒閉。此后，一系列金融領域的變革以及危機均成為巴塞爾協議修改和完善的領先表征。在經過20世紀80年代一系列的金融自由化和衍生工具創新潮后，1988年7月通過的《關于統一國際銀行的資本計算和資本標準的報告》將銀行的資本劃分為核心資本和附屬資本兩類，并在風險權重計算標準的基礎上確定了資本充足率，即資本與加權風險資產的比例必須達到8%(其中核心資本不低于4%)。1995年英國巴林銀行事件和日本大和銀行事件，則導致了《巴塞爾資本協議》的修訂和1996年《市場風險修正案》的問世。隨后，20世紀末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危機的蔓延所引發的金融動蕩，使得重新修訂現行的國際金融監管標準己刻不容緩。于是在1999年和2001年巴塞爾委員會兩次就新協議草案向各國政府和銀行公開征求意見，該新協議的正式文本于2003年底完成，2004年6月正式簽署，并于2006年底至2007年初正式生效。

然而，《新巴塞爾資本協議》正式實施的一年，也正是美國資級債危機爆發的一年。2008年3月，美國第五大投行、有著85年歷史的貝爾斯登崩潰。緊接著，美國兩大房地產低押貸款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陷入危機，雷曼破產。這一系列國際金融事件進一步凸現了加快推進新資本協議實施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美國次債危機的根源之一就是銀行業在評估信用風險時，過于依賴外部評級機構，放松了內部盡職調查和風險評估。據統計，2007年三大評級機構為75%以上的CDO(債務抵押債券，次級貸的衍生品)產品提供了AAA級評級，從而嚴重誤導了投資者，對危機爆發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新資本協議鼓勵銀行實施內部評級法，本身有助于改變金融機構過于依賴外部評級的狀況。此外，2001年以來，國際上許多銀行在監管套利動機的驅使下，大量發放MBS(抵押支持債券)、CDO等衍生工具，將表內資產轉移到表外，只不過是在金融體系內部轉來轉去，這大大減小了資產證券化的避險功能。舊資本協議對資產證券化并沒有作更詳盡的規定，這形成了一個明顯的盲區。而新資本協議則不但提出了資產證券化監管框架，還詳細規定了資產證券化的風險計量方法，這有利于加強資產證券化監管，也有利于防止資本套利行為。有人就認為，如果國際銀行業是在2003年就實施新協議，而不是等到2007年，那么也許本次金融危機是可以避免的，至少損失也會大大降低。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法律的滯后性也使得新資本協議未老先衰。這也告訴人們金融市場的管制重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與金融技術創新重復博弈并在此基礎上不斷完善的過程。本次金融危機雖然凸顯了新資本協議實施的必要性，但在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它的許多內在缺陷，這為下一步新資本協議的改進、修訂和升級指明了方向。中國光大銀行風險管理委員會主席武劍撰文指出，首先，應重新審視衍生工具帶來的衍生風險。一方面，金融衍生產品與基礎資產相分離，使交易者難以了解基礎資產狀況，一旦基礎資產質量發生問題，交易者更容易采取拒絕所有同類資產的方法自我保護，市場也更容易喪失流動性;另一方面，金融機構通過證券化將資產負債表風險轉移出去，然后又作為結構性產品投資者承擔這些產品新的風險，這些做法均未減少金融市場整體風險，甚至通過杠桿作用增加了風險。為此新資本協議應更加重視金融創新帶來的創新風險，制定新的計量標準和監管規則，將衍生工具產生的衍生風險一并納入金融監管視野。此外，還應進一步加強信息披露，提高對內部評級模型和風險參數的審慎性要求，改進風險計量的模型與方法。在這次危機中，大型金融機構風險信息的透明度不夠，誤導了市場參與者的判斷，加劇了市場波動。而且，本次金融危機也說明，基于先前良好經濟環境下歷史數據估計的風險參數可能低估了貸款組合的信用風險;基于市場繁榮時期抵押率發放的貸款，在經濟衰退時期風險上升的程度往往超過預期;按揭貸款及結構化貸款的違約概率和違約損失率之間存在強相關性。針對上述問題，監管當局應改進風險計量模型，使歷史數據更具有前瞻性國;檢驗銀行估計風險參數的方法，督促銀行更新風險參數以便及時反映違約率和損失率的上升;在評估借款人與信用風險緩釋工具之間的相關性時，應充分考慮系統性風險因子的影響。

四、 結論

金融自由化不是不切實際的金融創新，不是單純的放棄政府管制，而是改變政府管制的作用方式與政策工具;金融自由化所拋棄的僅僅是妨礙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金融抑制政策，而不是放棄所有正當而必需的金融體系游戲規則。事實上，要使得金融自由化導致真正的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必須有一整套完善有效的法律規范和市場規則，以此來支撐金融體系的自由化過程。此外，對于金融衍生工具，鑒于美國次級貸危機，出于審慎監管的考慮，應確立先嚴格規管、后有序發展的原則。在一項金融創新正式或者全面啟動前，必須先進行法制準備，這是確保衍生工具市場發揮正常功能及有序運作的前提。巴塞爾協議的發展歷程，其實，也暗合了國際金融風險監管的發展趨勢，即:從強調統一的外部監管標準轉向多樣化的外部監管與內部風險模型相結合，從強調定量指標轉向定量指標和定性指標相結合，從一國監管轉向國際合作監管，從合規導向轉向風險導向的監管思路。

2008年10月1日，我國銀監會了第一批新資本協議實施監管指引，包括《商業銀行信用風險內部評級體系監管指引》、《商業銀行銀行賬戶信用風險暴露分類指引》、《商業銀行專業貸款監管資本計量指引》、《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緩釋監管資本計量指引》和《商業銀行操作風險監管資本計量指引》。這5個監管指引是實施新資本協議系列監管規章中的一部分，今后銀監會還將陸續第二批、第三批相關監管規章，建立一整套以新資本協議為基礎的風險監管制度。應該說，這一系列監管指引將對我國金融市場產生重要影響。然而，由于金融市場變化多端和國際金融監管制度的不斷發展，我國在實施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過程中，也應該充分考慮到與時俱進的問題。此外，快餐可能很方便，但是慢火的烹制可能更好吃，以美國次級債危機為鑒，對于爆炸般的金融創新和金融衍生產品，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采取更加審慎的態度，以便穩扎穩打地一步步走過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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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新興經濟體 資本管制 有效性 實證研究

基本概念

（一）資本管制有效性

學術界對資本管制有效性并不存在一個普遍接受的定義。如何界定資本管制有效性存在的分歧造成了使用相同或類似的數據卻得到不同結論的現象，這成為資本管制有效性實證研究的瓶頸。比較有代表性的資本管制有效性定義中可以分為三類：其一，資本管制有效性是指實施資本管制能夠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對如利率、匯率、貨幣供應量、通貨膨脹、外匯儲備、財政余額等特定經濟變量產生較為重大的影響。在同一時期內是否實施資本管制的不同國家之間或者是同一國家在是否實施資本管制的不同時期之內，資本管制的這種影響將使得上述經濟變量的運行狀態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性；其二，資本管制的有效性應根據其預期目標加以衡量，即資本管制有效性體現在實現維護國際收支平衡、緩解匯率的壓力、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等政策目標上；其三，資本管制有效性是指資本管制應具備永久維持宏觀經濟政策不協調體制的能力（Dooley，1986）。

這三種定義從不同的角度界定資本管制的有效性。比較而言，第一種定義是按照是否持續影響某些宏觀經濟變量來判斷資本管制是否有效，只要存在影響就可以認為是有效的。這一定義不考慮資本管制是否實現其政策目標。第二種定義從資本管制的政策目標出發，以其是否達到政策目標作為評判有效性的標準。第二種定義和第三種定義也有不同：第二種定義的判斷標準偏客觀，是一種實證經濟學的方法；第三種定義判斷標準主觀性更強些，帶有規范經濟學的色彩。

從上述分析可知，第二種定義更具有現實意義。所以本文使用第二種定義，即從資本管制是否達到預期政策目標的角度評價新興經濟體資本管制的有效性。

（二）資本管制的政策目標

金融一體化的程度加深和資本賬戶的開放在給新興經濟體帶來收益的同時也加劇了這些國家的金融風險。這些風險可以歸結為以下四種：超過本國吸收能力的大量資本流入；熱錢風險；匯率升值風險；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喪失（Magud and Reinhart，2007）。所以資本管制想要達到的政策目標為：減少資本流入總量以阻止貨幣升值；改變資本流入結構，支持長期資本流入，防止資本流入的突然中斷和逆轉；減小匯率波動；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關于指標，主要研究資本管制政策對資本流入的總量和結構（期限、類型）、匯率（變化、波動）以及國內外的利率差的影響。

新興經濟體資本管制政策

20世紀90年代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向新興市場時期，巴西（1993-1997）、智利（1991-1998）、哥倫比亞（1995-1997）、馬來西亞（1994）和泰國（1995-1997）為應對資本流動所帶來的風險紛紛實行資本管制，特別是對短期資本流動進行限制（Ariyoshi et al.，2000）。大部分國家實行以市場為基礎的管制形式，比如對資本流入直接或間接征稅以及配合使用其他監管措施。此外，巴西、智利和馬來西亞針對資本流動還使用了行政性的直接管制，比如禁止外國居民購買本國貨幣市場證券，禁止本國居民與外國居民進行非貿易的掉期交易，針對特定類型的外匯交易征收明確的進口稅（巴西），通過無息準備金（Unremunerated Reserve Requirement，簡稱URR）對資本流入間接征稅（智利和哥倫比亞）等（Ariyoshi et al.，2000）。另需注意的是，該時期各國實行資本管制的宏觀經濟背景并不相同。譬如，泰國實行盯住匯率制（1984年以來實行了14年的泰幣與美元掛鉤的一攬子匯率制），而其他一些國家大多實行有管理的匯率制度。又如，在某些國家，金融機構應對大量資本流入的能力存在不確定性（哥倫比亞、馬來西亞和泰國）。還有一些國家，比如智利，政策制定者已經意識到僅靠傳統的政策工具不能有效的應對大量的資本流入，必須結合資本管制才能有效應對其帶來的風險。

在亞洲，雖然資本管制實行的宏觀經濟背景因國家不同而不同，但各國所實行的資本管制政策有許多的相似之處。譬如，亞洲國家普遍實行更靈活的匯率制度和普遍運用對沖和外匯直接干預對資本流入進行嚴格限制，普遍更加重視資本流出自由化（McCauley，2008），普遍實行資本管制的同時注意配合使用審慎監管政策。在應對貨幣升值和資產泡沫時，與只使用資本管制相比，亞洲國家現在更傾向于使用政策組合（Maria Socorro Gochoco-Bautista、Juthathip Jongwanich & Jong-Wha Lee，2010）。

資本管制強度估算方法

相關文獻中有許多方法來測度資本管制的強度變化。Quinn（1997）采用《匯兌安排和匯兌管制年報》中對資本項目管制措施的具體描述，對資本流入和流出兩方面的管制強度分別計分，它們依次為0、0.5、1、1.5、2，分值越低，管制越嚴格。Reinhart & Montiel（1999）、Mary Kathryn Campion & Rebecca M. Neumann（2004）使用二進制指標對資本管制指數化。Clements（2009）、Coelho & Gallagher（2010）使用二進制指標的組合對資本管制進行指數化。Cardoso（1998） 計算資本管制制度的變化，即不區分資本管制制度類型，每出臺一項政策就加1。以上方法總體而言都是二進制指標方法，雖然該方法對于提供金融自由化的總體趨勢信息非常有用，但是該法太過粗糙以至于我們不能觀察到資本管制更微妙的變化。Mahir Binici、Michael Hutchison & Martin Schindler（2009）通過采用包含資本流動方向和資產類型的系統的數據集，重新探討資本管制有效性，部分的克服了該困難。在該文獻中，作者在將資本管制按照資產類型和資本流動方向進行劃分的基礎上進行指數化，與以前的方法相比，此方法將資本管制和與之相對應的資產類型配對研究，能夠獲得資本管制多方面的差異化信息。

在Michael Hutchison（2010）的研究之前，對資本管制進行指數化大多是針對法律文本上的資本管制，沒有考慮到資本管制的實際執行力，即沒有考慮到資本管制是可以被規避的。Michael Hutchison（2010）用兩套方法對資本管制進行指數化以期克服這種局限性，一種是將法律文本上的資本管制指數化，一種是對資本管制政策進行時間調整后再進行指數化，但是該方法比較抽象、晦澀、難懂，且數據不易得。

王國剛（2003）用被觀察期內資本賬戶處于開放狀態的年份數除以研究期間總年份數，得到一個指標，用以評判一國的資本開放度。該指標可體現一定年限內資本開放的程度，但沒有考慮到各國資本項目管制在程度上和特點上的差異，且無法反映具體某些年份的資本管制強度。桑颯（2007）運用定性和定量指標對中國的資本管制強度進行測評。張婷（2009）用跨境資本流動占實體經濟的比例來衡量資本管制強度，該指標的數值越大，表示資本賬戶開放程度越高。

資本管制有效性研究

關于資本管制有效性實證研究的早期結論是復雜的。一些新興經濟體在20世紀90年代運用資本管制主要的目的是保持國內外利率差和減少匯率壓力，早期研究發現資本管制運用初期是有效的，但是這兩個目標卻是不能同時達到的，即當保持國內外利率差時，匯率必須做出調整。早期研究還發現資本管制能夠延長外國資本流入的期限，但沒有成功地減少資本流動總量。

最近幾年關于資本管制有效性的研究結論基本上與早期的結論是一致的。許多文獻運用新的方法重新研究了以前已經研究過的早期經驗，還有一些文獻研究了一個或多個國家的最近經驗?？傮w而言，關鍵的結論是，相對于減少資本流入總量，資本管制在改變資本流入的結構和保持國內外利率差方面效果更加顯著。國內學者多是關于中國資本管制有效性的研究，有少數學者對經典國家資本管制效果進行了分析，比如馮曉明（2001）對智利模式的資本管制效果進行了評價與分析，馬超（2000）對馬來西亞資本管制效果做出了客觀全面的判斷等。

（一）資本管制對資本流入總量和結構的影響

關于資本管制對資本流動總量和結構影響的現存研究比較多?？傮w而言，大多數研究發現資本管制沒有成功減少資本流入流出的總量，但是卻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資本流入的結構。

Reinhart & Montiel（1999）將資本管制和沖銷干預（緊縮的貨幣政策）政策指數化后，運用固定效應面板回歸方法分析資本管制對資本流動總量和結構的影響。Mary Kathryn Campion & Rebecca M. Neumann（2004）使用的方法和分析的問題同Reinhart & Montiel（1999）是一樣的，但是其更加側重于對資本流動結構的分析。Reinhart & Montiel（1999）只分析了組合證券資本流動和短期資本流動占總資本流動的比例以及FDI占總資本流動的比例，而Mary Kathryn Campion & Rebecca M. Neumann（2004）運用相當長一段（大樣本）的高頻數據，將資本流動劃分為股票資本流動和債務資本流動，分類更加詳細，所以在分析時我們也能回答更加具體的問題。Cardoso & Goldfajn（1998）、Goh（2005）、Carvalho & Garcia （2008）等運用VAR模型發現，實行資本管制后資本流動總量顯著減少，但效果持續時間比較短，資本流入結構明顯改變。Binici、Hutchison & Schindler（2009）運用資本管制面板數據，分析了資本管制政策對于資本流動的總量和結構的影響，這套數據覆蓋了1995-2005年的74個國家，將資本管制政策按照資產類型以及資本流入、流出進行劃分。他們發現通過法律限制不能有效地減少資本流入，但是，國家一旦宣布實行資本管制，政府好像有能力阻止所有資產類型的資本流出，潛在的使國家避免遭受資本流動的突然中斷和逆轉風險。他們還發現限制股票和債務資本流出沒有引起投資者的規避行為，所以在改變資本流動結構方面，資本管制政策是有效的。Maria Socorro Gochoco-Bautista、Juthathip Jongwanich & Jong-Wha Lee（2010）研究資本管制對資本流動總量和結構的影響時首次將視角對準亞洲國家或地區（中國、中國香港、印度、 印度尼西亞、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中國臺灣）。Bruno Coelho & Kevin P. Gallagher（2010）運用單方程模型（OLS）發現，哥倫比亞和泰國的資本管制雖沒有顯著地減少資本流動總量，卻延長了資本流入的期限。

邢毓靜（2000）通過分析認為，智利的無息準備金政策（URR）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不可能充分覆蓋需要監控的資本流動類型。于是，許多受到URR政策監控和約束的資本流動就可能轉化為未受約束的資本流動類型。因此，URR政策此時僅僅是促使資本流入途徑的轉換，而并未有效達到預定的政策目標。例如，經常包含大量短期流動資本的貿易信貸就不受URR政策的約束。宋林峰（2001）通過觀察經驗數據認為，智利的URR政策對改變資本流入的結構產生了一定的作用，延長了流入資本的停留期限。但似乎沒有遏制住資本流入總量規模的擴大。智利放松資本流出限制政策的效果也不明朗。宋林峰（2002）對20世紀90年代巴西資本管制政策的效果進行了經驗性分析，他認為巴西的資本管制政策沒有減少資本的流入規模。何娟文（2005）運用經濟計量分析中最新的協整分析方法—邊界檢驗（Bounds Testing）和自回歸分布滯后模型（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Model），對中國從1980-2003 年的資本外逃狀況進行分析的結果表明，無論是從短期還是從長期來看，資本管制對我國的資本外逃都有顯著的抑制作用。桑颯（2007）通過對資本流動總量、流向、期限以及結構的分析，觀察中國在限制資本流動方面的有效性。吳鳴（2007）運用Frenkel 等人的理論模型論證了資本流入外匯管制在降低大規模資本流入帶來的脆弱性時，也要付出投資下降、產出下降的代價。

（二）資本管制減小匯率波動的效果分析

Ariyoshi等（2000）運用經驗分析敘事方法，研究了14個樣本國家實施資本管制的有效性，發現管制最初似乎產生了一定的效力，但樣本中的5個國家都沒能將資本流入對匯率的壓力控制住。De Gregorio、Edwards & Valdes（2000）運用VAR模型對智利資本管制效果進行研究，發現智利的資本管制對資本流入實行無息準備金要求（URR），對實際匯率沒有影響。Gallego、Hernandez & Schmidt-Hebbel （2002）使用簡化形式的定量的開放經濟模型對智利資本管制效果進行研究，分析得出了智利URR沒有顯著改變實際匯率的結論。Rincn & Toro（2010）對哥倫比亞資本管制效果的研究以及Coelho & Gallagher（2010）對哥倫比亞和泰國資本管制效果的研究都是運用GARCH模型，研究發現哥倫比亞和泰國的針對資本流入的無息準備金要求（URR）對匯率波動沒有影響或只有很小的影響。Clements & Kamil（2009）運用GARCH模型對哥倫比亞資本管制效果進行研究，發現資本管制顯著增加了匯率波動。Edwards & Rigobon（2009）運用GARCH模型對智利資本管制效果進行研究，發現智利收緊的資本管制（URR）導致名義匯率的貶值。

宋林峰（2001）通過總結前人關于智利的實證研究，認為智利的資本管制短期內對實際匯率產生了較小的影響，長期內并不影響實際匯率。宋林峰（2002）認為，20世紀90年代巴西的資本管制政策相對降低了實際匯率的升值壓力，但未遏制住實際匯率的升值壓力。李紹東（2006）運用姜波克的資本管制模型，分析了中國資本管制對匯率的影響。桑颯（2007）通過分析人民幣真實匯率走勢，得出中國資本管制對保持匯率穩定、減小匯率波動基本是有效的。但人民幣匯率預期通過影響資本的流動性，對中國資本管制的效力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降低了其有效性。

（三）資本管制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效果分析

國外學者往往利用同種金融工具在國內與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差異，如利率差異，反映貨幣政策獨立性。當這個利差能夠維持時，說明貨幣當局保持了利用國內貨幣政策調節宏觀經濟的能力。資本管制在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即保持國內外利率差方面的效果也是復雜的。De Gregorio、Edwards & Valdes（2000）運用VAR模型發現，智利運用資本管制政策能夠在6-12個月內保持較高的利率水平，但并無證據表明這種影響會長期存在。Gallego、Hernandez & Schmidt-Hebbel （2002）使用一個簡化形式的定量的開放經濟模型得出智利資本管制在保持國內外利差方面部分有效的結論。Clements & Kamil（2009）運用GARCH模型，研究哥倫比亞的資本管制、匯率變動和國內外利率變化之間的相互影響，Clements & Kamil（2009）認為如果貨幣當局在提高利率的同時沒有引起匯率升值，則說明資本管制在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方面是有效果的，研究發現資本管制并沒有增加貨幣政策獨立性。Coelho & Gallagher（2010）使用GARCH模型，運用Clements & Kamil（2009）的研究方法，評估哥倫比亞和泰國的資本管制是否成功的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研究發現哥倫比亞和泰國的資本管制沒有帶來貨幣政策獨立性。佘曉葉（2009）通過觀察馬來西亞在實行資本管制期間國內利率和國際市場利率之間的利差變化，分析了馬來西亞資本管制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效果。到 1998 年中期，馬來西亞國家銀行為了防止資本外逃，利率水平曾經到達最高峰的 11%，而國際市場利率當時僅不到 6%。佘曉葉認為，這充分證明了資本管制政策成功的將國內利率與國際金融市場波動隔離開來。這說明馬來西亞資本管制在消除資本外逃的潛在風險的情況下，使得國家銀行得以充分利用包括利率在內的貨幣政策工具刺激經濟復蘇。

宋林峰（2002）認為，20世紀90年代巴西的資本管制政策使國內外利差逐步下降。張斌（2003）通過觀察發現，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中期成功地利用緊縮性貨幣政策遏制了過于旺盛的總需求和通貨膨脹，這充分說明中國貨幣當局保持著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但是金犖和李子奈（2005）運用經驗分析敘事方法，觀察中國在1994-2003年的實際情況，最后得出結論認為資本管制在國際資本流動出現異常變動時，沒有很好的發揮維護貨幣政策獨立性的作用。桑颯（2007）從利差和貨幣供給中外匯占款的波動來分析中國資本管制在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方面的效果。通過分析認為，從總體上來說，資本管制是有效的，但有效性是下降的。尹佳璇（2005）通過引入套利資金供給彈性，建立中國資本管制的博弈模型，說明中國的資本管制政策不完全有效。秦菲菲（2005）運用一個簡單回歸模型證明，資本管制可暫時造成國內外利率分隔，暫時隔斷國內利率和國際利率的長期相關關系。

研究綜述評價

通過對上述文獻梳理可以發現，相同的研究問題不同的文獻得出的結論是不同的，所以，最重要的是充分地了解研究資本管制有效性的方法。

首先，通過對上述文獻梳理可以發現，資本管制有效性研究缺乏公認的一般性的分析框架。有些學者，如Jankov（2009）、Mohan & Kapur（2009）、Reinhart & Smith（1998）以及 Thaicharoen & Ananchotikul（2008）在研究資本管制有效性時沒有使用嚴格的計量分析方法，只是以個別國家經驗為基礎，通過觀察宏觀經濟變量和資本流動總量之間的關系僅憑主觀判斷得出結論。而在使用嚴格的計量分析方法時，測度資本管制有效性會因內生性問題容易產生聯立性偏誤，這是因為通常情況下，資本流入激增與資本管制收緊相伴而生，這會產生內生性問題。研究者運用諸多不同的計量方法來解決這一問題，包括工具變量的使用等。另外，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研究結論對模型設定也很敏感，尤其是控制變量的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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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壟斷行業 管制解除 市場反應 累積超額收益法

一、研究背景

眾所周知，長期以來我國電力、電信等行業都處在嚴格的政府管制的狀態中運行著。但是最近這種管制解除的趨勢越來越明朗化。2005年2月24日國務院了《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非公三十六條》。文件明確規定：將放寬非公有制經濟的市場準入，允許非公有制經濟進入原有的壟斷行業和領域。將在電力、電信、鐵路、民航、石油等行業和領域進一步引入競爭機制。并將加大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支持力度。 《非公三十六條》的，標志著未來我國原有的壟斷行業將會面臨著更激烈的市場競爭。這就意味著未來將會有越來越多的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和外資經濟成分進入到這些利潤豐厚的傳統的壟斷行業。這對于已有的這些傳統的壟斷行業的公司來說，無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激烈競爭。2004年國外學者曾對美國1996年電力行業管制解除后電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情況的研究表明：管制解除后相關行業的上市公司均在年報中自主披露了相關政策對本公司的影響情況以及公司將要做出的應對措施。這些應對措施包括把握新機會和保持原有客戶的具體措施。更進一步，國外學者還運用實證研究方法對管制解除后影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程度的因素進行了分析[1]。 而目前隨著我國《非公三十六條》的，也意味著以上行業管制的解除，這與美國1996年電力行業解除管制的背景頗為相似。究竟我國相關行業上市公司對管制解除后的反應如何？市場又是有如何反應的？據作者查閱國內權威期刊的研究成果證明目前國內尚未開展這方面的研究。本論文嘗試研究了這一問題。這一研究對于深入探討我國上市公司對政策信息的反應情況以及我國資本市場的信息傳遞效用均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相關行業上市公司反應情況研究

(一)樣本選擇

本文選取了我國電力、電信、鐵路、民航、石油等行業的43家上市公司2004年度的財務報告作為研究對象（其中電力53家、電信4家、石油9家、航空3家、鐵路1家，共70家公司，剔除不在境內上市的上述行業的10家公司以及截止2005年4月30日仍未在中國證監會網站披露其年度財務報告的17家公司，共43家樣本公司）研究了這些上市公司2004年度財務報告中對上述規定的披露和反應程度。

(二)樣本情況以及研究結論

通過查閱、分析發現：樣本公司并沒有及時在2004年度的會計報表中披露上述政策變化對企業未來經濟活動的影響及應對措施。研究表明相關行業上市公司在進行年報披露時，大多都披露了公司經營期內市場變化造成的原材料價格、產品價格變化情況和對公司造成的影響以及公司所采用的應對措施。而對于《非公三十六條》這一政策變化帶來的未來市場競爭環境變化，從而對公司未來經營情況的影響以及公司擬采取的應對措施均未做出相應披露。 這說明，我國以上行業的上市公司并沒有及時對國家相關政策做出相關反應并及時披露。這勢必會影響公司的會計報表的信息含量，同時也影響投資者對公司的信心。這與美國1996年電力管制解除后美國相關公司的反應是不同的。整體而言，我國上市公司對管制解除信息的反應遠遠弱于美國公司。

(三)原因分析

為了揭示這一狀況的原因，作者與一些公司的相關人員進行了座談，并對結果進行了分析，研究發現：造成企業對這種政策性信息反應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行業因素。由于相關行業大多屬于投資回收期較長的行業，這使公司管理層一般認為：大多數的私營或者外資經濟的進入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們認為這種政策的影響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顯現出來。故而，造成了公司管理層對這一政策改變而相應帶來的競爭壓力認識不足，缺乏緊迫感。 2．環境因素。很多實證研究成果證明，目前我國的資本市場處于弱勢有效的狀態。也就是說，我國目前的資本市場還不能有效地對相關信息做出及時、充分地反應，這也就決定了我國上市公司不能十分關注相關非財務信息的自覺披露。因為上市公司的管理者認為即使不披露或者較少披露相關的此類信息，市場反應也不會太強烈，從而也就影響了公司管理當局對信息自覺披露的積極性。 3．信息傳遞因素。眾所周知，公司財務報告的主要作用是向資本市場傳遞相關的信息。而這種信息，主要可以分為有利信息和不利信息兩方面?；谙蛲顿Y者傳遞信息的考慮，公司管理者往往會在選擇非財務信息的披露的時候，大多傾向于披露那些對公司有利的信息，而對于那些不利信息往往會較少披露，甚至不披露。而管理層往往認為這種政策對于公司的影響屬于不利信息。過多披露會對公司造成不利影響。這在國外的學者的相關實證研究的文獻里也已經得到了證實。 4．心理因素。由于政策性信息的披露必然要伴隨著其對公司未來經營以及財務方面的影響的預測披露。披露這種信息也就意味著公司將要對其中的預測性信息的準確性負責，一旦這種已經披露的預測性信息與將來的實際情況有較大的不同，必將對公司以及管理當局產生不利影響。這就使得公司管理當局不愿意過多披露此類的預測性信息。以防止未來對自身產生的不利影響。

三、我國股市反應情況研究

(一)問題提出

上述研究表明，我國相關行業上市公司對政府管制解除政策的反應不足從而導致財務報告中對管制解除的信息披露不足。但是資本市場投資者對這種信息的反應究竟如何呢？是否也像管理者那樣反應不足？有效市場理論表明：資本市場的股票價格將會對資本市場的信息做出反應[4]。下面通過研究上述政策信息公開前后上述行業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價格變化情況來揭示我國資本市場對以上政策信息的反應情況。研究思路是通過對政策日（2005年2月24日）前后的超額收益的均值的計算，以累積超額收益的大小和正負來表示樣本公司的股價變動趨勢。 國外的實證會計研究的結論一般表明，不利的政策信息前，股價會出現下降的趨勢，但是，總體而言股票的收益率將會下降。而我國股市，對于政策信息的反應如何？目前國內針對此問題的研究很少。本文以下部分通過實證樣本公司的股價反應情況，試圖為理解我國股票市場的信息傳遞效應提供一些有價值的參考。 (二)研究假設與研究方法

根據國外的實證研究成果表明，一般而言，股價會對政策性信息做出反應。通常在政策前由于信息的提前泄露，而股價走勢往往會出現比較明顯的波動。具體而言，在政策前，利好的信息會出現正的超額收益，利空的信息會出現負的超額收益。信息以后，隨著市場對信息的吸收，股價受到信息的影響逐漸減小。所以，本文的研究假設：（1）市場會通過股價的波動對政策性信息做出反應；（2）如果是利好的信息，股價將會呈現上升趨勢；如果是利空信息股價將會下降；（3）信息正式公布之前，股價的波動比較明顯；（4）信息正式之后，股價的波動逐漸減弱。 本文研究采用累積超額收益法。根據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我們可以根據大盤收益和各支股票的收益率的關系，確定市場上每只股票的預期收益，并以研究期內實際收益和超額收益的差額即累計超額收益作為股價變動的反應。正的平均累積超額收益表明股價上升，負的累積超額收益表示股價的下降。 本文研究了深滬兩市的相關行業的上市公司在政策法規出臺日的2月24日前后的15個交易日（即30個交易日）的股票價格的波動情況。由于本文前部分研究的是上市公司的信息自主披露情況，為保持一致，所以這里仍選擇前部分的研究樣本作為研究對象。 本文采用我國實證研究中常用的累積超額收益法。其主要的統計分析模型和研究步驟如下： （1）計算實際報酬率

式（1） 式（2） 其中： 為股票i在交易日t的日報酬率；和 分別為股票i在交易日t和交易日t-1的收盤價； 代表t我國股票市場的大盤收益率； 和 分別代表我國股票市場在交易日t和t-1的收盤價；

（2）計算預期報酬率 由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可以得到 的計算公式：

式（3） 其中，公式中的 和 可以采用最小二乘法對個股i與股票市場指數在事件日前的75個交易日至15個交易日期間的實際收益率進行一元線形回歸求得。

（3）計算超額收益率

①平均超額收益率ARt的計算

式（4） 式（5）

其中，公式中的N為所選取的樣本個數；

；

②計算累積平均超額收益C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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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監管與自律、自治是資本市場的永恒的主體。沒有適度的監管難以自發地建立公平和有效競爭的資本市場秩序，確保交易安全和廣大投資者的利益；而一個缺乏自律和自治的資本市場，必然是市場交易主體缺乏活力，資源配置效益低下的市場。對政府監管產生強烈依賴，以至于無法生成自律、自治環境機制的資本市場，永遠也不可能走向成熟。我國資本市場以政府為主導，管制過甚，自律、自治受到無形壓制的模式，必須扭轉、過渡到監管與自律、自治并重，二者有機統一的軌道上，才能使我國資本市場最終走向成熟。

市場條件下的資本市場必須營造一個監管與自律、自治對立統一的市場環境，才能實現調整對安全和效益的追求。然而，法律如何把握適度監管的領域，為各類市場主體保留適宜其生存和持續發展的空間，則是整個資本市場能否良性運轉的關鍵。資本市場的監管應建立在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基礎上，尊重資本市場的，注重宏觀調控，間接管理，多采用經濟手段保持市場主體的獨立性和自主經營權。不因監管的存在而使市場主體喪失經營的靈活性和活力，不因監管而妨礙其效益的增長。

一、監管與自律、自治在資本市場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

古典自由經濟學派崇尚自由經濟，主張經濟的自由放任，反對政府干預經濟活動。完全競爭性的市場模型能夠實現資源的帕累托效率配置。即個體消費者的效率最大化行為和廠商利潤最大化行為將通過“看不見的手”使資源的配置達到一個理想的狀態：任何變動若不使任何他人的境況變壞就不能使任何一個人的境況變好。這一理想狀態不需要政府的任何干預或公共政策，這是一個自我調節和修正的過程。最小政府以人類平等、自由、公正和人權神圣不可侵犯為最高的價值，堅信個人的主體權力能力、自我控制能力、自我約束能力和自我實現能力是實現公平、正義、平等、自由和福利的唯一途徑。因此，政府只履行守夜人和警察的職能。政府的功能只局限于“保護所有的公民免受暴力、盜竊和欺詐，……確保合同的履行與實施。”最小的政府和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然而，現實生活中這種完全競爭的市場從來就沒有存在過。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世界性經濟危機，隨之宣告了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的終結。針對經濟放任造成的后果，凱恩斯主義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以實現充分就業和經濟增長。然而，20世紀70年代初，西方國家出現的了大量失業和物價高漲并存的“停滯膨脹”，使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經濟政策陷于破產。事實告訴我們，當今的市場經濟既不是放任自流的經濟，也不是政府全面管制的計劃經濟，市場調節與政府調節二者缺一不可。

政府監管和調控市場經濟的正當理由，首先，是因為市場的失靈。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的純公共物品與非競爭、可排他、可市場化的公共物品供給不足，以及競爭性、非排他性的公共產權的過度消費和投資不足，使市場機制的帕累托配置效率失靈；經濟活動的外部性、壟斷、信息不對稱 [1]，以及競爭性市場的其他局限性均會引起市場的失靈。其次，自由競爭的經濟必然走向壟斷和市場支配地位的濫用，反過來妨礙、排斥或限制競爭；再次，市場調節無法自動地實現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平衡，而且市場調節的事后性，只能通過對經濟嚴重的破壞和巨大的資源浪費，才能恢復經濟總量的再次平衡。最后，市場主體作為經濟人均有追求自我利潤最大化的傾向和人性惡的一面，這樣，市場交易和競爭的過程中就會不可避免地出現損人利己的現象。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就曾設問“政府之存在不就是人性的最好的說明嗎？如果每個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薄叭绻麤]有一個組織來防范做惡者，來明確界定何為惡行的規則，個人就不可能和平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私有產權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保障?！保?）（p119）資本市場作為作為整個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維護公平、競爭、高效的市場秩序，對資本市場必要的管制，自不待言。例如，在股票市場上，由于信息不對稱，在股票的發行人與股票的認購人之間，發行人關于自己股票的質量信息，知道的要比認購人全面的多。當投資者無法區別質量較高的股票與較低的股票時，較高質量的股票就會以低于投資者能夠確知兩種股票差異時的價格出售。這樣，就會出現劣質股票將優質股票驅逐出市場的現象。政府監管除了具有消除資本市場失靈的負面的防范作用外，還有積極的促進功能。第一，政府監管有助于資本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經濟效率；第二，政府的監管能夠實現公平、正義的理想社會。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處于平等、自由和公正交易秩序中的每一個人和都是自我利益實現的最佳判斷者?！耙粋€好的社會必須具有限制個人的選擇干涉別人選擇程度的機制；一個好的社會應該具有暢通的讓所有的人都廣泛參與決定私人物品和社會物品配置的制度機制；一個好的社會應盡一切可能消除天賦性的與生俱來的特權與不平等，而讓人的后天努力成為處于社會的哪一個紐結點上的惟一決定性的因素?！保?）（p205）在哈耶克看來，如果沒有經濟自由，就不可能有進步。企圖要求社會所有的人按照一個人或者某些人的指令進行生活，從而操縱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活動，這種企圖必將阻礙那種可以實現物質和技術進步的社會秩序的生成。政府不應當對經濟發號施令，而應當創設和執行有關財產、交換的法律，從而使人們能夠以最有利于創造財富的方式彼此互相交往。政府恰當的目標應當是保證個人能夠充分地以自己覺得最合適的方式利用其知識和才能。“法律恰當的目標則是為生活于其中的個人創造一個私域，使他們能按自己的意愿活動?！?（3） （p231）哈耶克進一步認為，最優的社會就是個人透過競爭性市場公平地發揮自己的能力，并獲得地位和物質財富的社會，而在此競爭性市場中，人們享有交換自由和私人財產，政府并不控制經濟活動的細節。發達、良好的資本市場市場環境應當建立在廣大市場主體主動性自律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完全依賴于監管。主要靠政府監管才能維持秩序，市場主體普遍缺乏自律意識，違規操作盛行的資本市場，這種狀況，只能說明資本市場遠未成熟。私法自治精神僅在于“實現下述思想：即任何人均可隨其所欲，訂立契約，作成遺囑，設立社團?！保?）（p73）資本市場的各類主體，無論是商業銀行、信托投資公司、證券公司、上市公司，中介機構、證券交易所等法人團體，還是在資本市場投資的個人，都是獨立的市場主體，法律必須確保他們能夠行使自主經營權，根據自己的決策，自由地開展資本經營活動，努力實現自身利潤最大化經營目標。同業者為了自身的共同利益，按照自愿的原則可以依法建立自律性組織，維護團體的共同利益，協調團體與成員之間的利益，促進資本市場同業者的健康發展。

資本市場的競爭要有效地發揮作用，需要政府從事大量的活動以使其正常地運轉，在其不能正常運轉的時候要彌補其缺陷，但是在能夠創造出競爭的地方就必須依賴競爭。哈耶克認為，如果政府的管理和計劃是為了促進競爭，或者是在競爭無法正常發揮作用的時候采取行動，就不應當進行反對，但是除此以外的一切政府活動都是非常危險的。監管與自律、自治是資本市場的永恒的主體。沒有適度的監管難以自發地建立公平和有效競爭的資本市場秩序，確保交易安全和廣大參與市場交易者的利益；而一個缺乏自律和自治的資本市場，必然是市場交易主體缺乏活力，資源配置效益低下的市場。對經濟活動實行全面的管制就必然會排斥市場，這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做法，完全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F代市場經濟既不是古典自由經濟學派所倡導的放任自流純而又純的市場經濟，也不是對經濟活動進行全面干預的經濟?，F代市場經濟是政府可宏觀調控，適度監管的經濟。

篇7

關鍵詞：資本監管；貸款規模；信貸擴張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11)05－0060－05

一、引言

本輪金融危機發生以來，西方各國開始反思現有的金融監管制度。其中，改革現有的資本監管制度，補充杠桿率監管，完善資本監管體系，成為許多國家的共識。2009年2月和9月，巴塞爾委員會先后公布了銀行監管改革的總體戰略和框架性文件，2009年12月了《增強銀行體系穩健性》和《流動性風險計量、標準和監測的國際框架》(征求意見稿)，標志著全球主要經濟體就銀行監管改革達成重要共識。從我國的情況來看。我國銀行業受本輪金融危機的影響較小，盡管如此，監管當局依然高度關注此次金融危機對我國銀行業產生的影響，出臺了多個文件不斷補充和完善現有資本監管體系。

我國的資本監管制度最早始于1995年，1995年開始實施的《商業銀行法》統一了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計算方法與資本計提辦法，首次規定商業銀行的最低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然而由于資本監管的后續管理辦法沒有制定，加之我國商業銀行的歷史包袱問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最低資本要求并沒有得到嚴格執行，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2004年銀監會《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的出臺。現有的研究發現，1995－2003年間資本監管對商業銀行的風險行為與借貸行為沒有顯著的約束作用，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學術界把這一時期稱之為資本“軟約束”時期(趙錫軍、王勝邦，2007)。2004年3月，中國銀監會在巴塞爾新、舊兩個資本協議的基礎上，結合我國銀行業的實踐，制定了《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該辦法規定商業銀行在2007年1月1日之前必須滿足8％的最低資本要求，對于未達標銀行，銀監會給予一定的緩沖期，緩沖期后依舊沒有達標的銀行，將對其制定更嚴格的監管制度，如限制業務擴張、調整管理層、直至撤銷銀行營業資格等。相比1995年《商業銀行法》的相關規定，2004年的資本監管制度更為嚴格，對不同資本水平的銀行制定了差異化的監管政策，未達標銀行將受到更多限制。因此，我國嚴格意義上的資本監管制度始于2004年。

二、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現狀

自2004年《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實施之后，各銀行紛紛制定了資本補充計劃來應對監管要求，銀行的資本水平大幅度提高，抗風險能力顯著增強。根據中國銀監會2009年的統計年報顯示，截至2009年12月份末，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達標的銀行已有239家，比年初增加35家；達標銀行資產占商業銀行總資產的100％。為了細分每一類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變動情況，本文依據監管當局的銀行分類方法，將所有商業銀行分為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與農村商業銀行四類。根據四類商業銀行1998－2009年年報披露的數據。繪制了各類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趨勢圖，見圖1。

總體來看，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變動以2004年為拐點，呈“V”字型變動趨勢。2004年之前資本充足率不斷下降，到2000年所有商業銀行的加權資本充足率最低，僅為6.27％。2004年資本監管制度實施之后，資本充足率開始回升，到2009年底商業銀行的加權資本充足率達到了11.77％。資本充足率的提升可以增強商業銀行抵御風險的能力。此外，從圖中可知，1998－2009年間不同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變動趨勢有一定的差異。從1999年開始，國有商業銀行開始了新一輪的改革，國家成立專門的資產管理公司剝離了四大商業銀行的壞賬，對商業銀行增資擴股，補充資本金，啟動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引入戰略投資者提升銀行管理水平等，從改革的效果來看，這些措施顯著提高了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水平，銀行的風險抵抗能力有所提升。到2009年底，工、農、中、建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分別達到了13.06、9.41、13.43、10.17，資本質量不斷提高。而同時期沒有開展改革的股份制商業銀行與城市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在2004年下降較快，2004年《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開始實施之后，兩類銀行分別制定了資本補充計劃，資本充足率開始不斷上升，到2008年底，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加權資本充足率為11.06％，而城市商業銀行2009年底的加權資本充足率達到了13.86％，是所有銀行中資本充足率最高的一類銀行。農村商業銀行由于成立較晚，沒有歷史包袱，資本充足率一直在高位運行。

三、資本監管對商業銀行貸款規模的影響及原因分析

衡量商業銀行貸款規模的指標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絕對指標，使用本會計年度商業銀行各類貸款余額作為貸款規模的衡量指標；第二種是相對指標，使用貸款余額與銀行總資產的比例作為衡量指標。絕對指標較為直觀，使用貸款余額可以對銀行規模進行縱向比較，但是它無法解決不同銀行間的橫向比較問題。鑒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我們使用了相對指標比較資本監管制度對不同銀行的影響。對我國商業銀行而言，信貸資產是其最重要的資產，各銀行將一半以上的資產運用到信貸資產中去。信貸資產帶來的利息收入，是商業銀行營業收入的主要來源，我國商業銀行對信貸資產的依賴程度較高。因此，銀行貸款占比的變動，實質上是商業銀行的資產配置行為的結果。通過對貸款占比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商業銀行資產結構的變動趨勢。

使用我國商業銀行1999－2009年貸款規模的數據，本文繪制了我國各類銀行的貸款占比變動情況，具體結果見圖2?？傮w而言，我國商業銀行貸款比例以2004年為拐點呈倒“V”形狀變動。2004年之前所有商業銀行的簡均貸款占比不斷提高，到2004年達到最高值60.98％，2004年之后所有銀行的貸款占比不斷下降，銀行將資產更多地配置到非信貸資產中去，這說明，資本監管制度對銀行的資產配置行為產生了較強的約束作用，資本管制實施之后，銀行貸款的相對規模下降。

分銀行類型來看，不同類型的銀行貸款占比有一定的差異。國有商業銀行一直致力于資產的多元化配置以降低貸款集中度風險，改變以往單純依賴貸款的經營思路。從圖中結果來看，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占比一直呈下降趨勢，其貸款占總資產的比重從1999

年的60.34％下降到2009年底的50.56％，下降了9.78個百分點，下降幅度較大。而股份制商業銀行與城市及農村商業銀行等中小銀行的貸款占比變動與國有商業銀行不同，基本呈倒“V”形變動。其中，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變動幅度最大，結果顯示，2004年底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貸款占比達到63.68％，是所有商業銀行中最高的。

資本監管制度對貸款規模的影響主要通過風險加權系數來實現。在2004年《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中，銀監會依據商業銀行資產的風險大小，對不同類型的資產制定了不同的風險加權系數。高風險資產被賦予了更高的風險加權系數。要求計提更多的資本。相比而言，信貸資產的風險較高，根據2004年辦法的規定，除了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的風險加權系數為50％之外，公司貸款和其他個人貸款的風險加權系數均為100％，是所有資產構成中比例最高的。因此，資本監管制度實施之后，資本水平成為了影響商業銀行資產配置行為的重要因素。在資本監管的壓力下，各銀行的貸款規模普遍下降。

四、資本監管對商業銀行信貸擴張的影響及原因

資本監管制度不僅影響了商業銀行貸款的相對規模，還可以約束銀行信貸擴張的速度。為研究資本監管制度對信貸擴張的影響，本文使用貸款的增長率作為銀行信貸擴張的衡量指標。在數值上，貸款增長率等于本期貸款余額減去上期貸款余額，再除以上期貸款余額的比例。

(一)我國銀行類金融機構信貸擴張的趨勢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及銀監會的統計數據，本文總結了1999－2009年全國銀行類金融機構存貸款增長率的變動情況。具體結果可見表1。

表1統計數據顯示，2000年以來，我國銀行類金融機構的存貸款余額不斷上升，1999年底，全國銀行類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分別為10.88萬億元與9.37萬億元，到2009年底，這一數字分別達到了61.2萬億元與42.56萬億元，2009年存貸款余額是1999年的5.63倍、4.53倍，增長幅度較大。從增長速度來看，2000－2009年間，存款增長率與貸款增長率基本保持一致，在此期間，貸款增長率隨資本管制政策出現一定的波動，在資本管制之前，貸款增長率不斷上升，到2003年底貸款增長率達到了21.46％，資本管制實施后，我國銀行類金融機構貸款增速呈現出先降后增的趨勢。2004年資本充足管制正式實施，從數據來看，2004年銀行類金融機構貸款增速僅為11.07％，較2003年下降了10.39個百分點，信貸擴張速度明顯下降，此后我國商業銀行減緩了貸款增速，2005年貸款增速僅為9.69％。從2006年開始，貸款增速開始穩步上漲，到2009年底，全國銀行類金融機構貸款增速達到了32.94％。

總體來看，資本監管制度實施之后，我國商業銀行信貸擴張的速度普遍下降，資本管制約束了銀行的信貸供給能力。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可以從貸款的供給與需求兩個角度進行分析。

首先，從貸款供給的角度來看，資本管制后，發放貸款要消耗更多的銀行資本，為了滿足最低資本要求，商業銀行可以通過政府注資、引入戰略投資者、上市融資、發行次級債券、利潤留存等方式不斷補充資本。但是由于我國多數城市及農村商業銀行規模較小、且大都沒有上市，主要通過利潤留存的方式補充資本，渠道較為狹隘，依賴外部融資補充資本尚面臨較大困難，因此資本補充并非商業銀行應對資本監管的首要對策。而加強對現有資本的管理，提高資本使用效率才是商業銀行應對資本監管的首要對策。資本監管制度加速了商業銀行調整資產結構、推進業務轉型的進程，鑒于貸款對資本的消耗程度較大，商業銀行會加速業務多元化的進程，通過金融創新及中間業務的發展，不斷降低對貸款利息收入的依賴，轉而尋求對低資本消耗或零資本消耗的資產業務。因此。銀行主動降低了信貸資產的擴張速度。

其次，從貸款需求的角度來看，資本監管制度的實施為商業銀行積極監督借款人的行為提供了正向激勵。資本充足管制實施之后，資本成為了商業銀行尤為稀缺的資源。為減少不良貸款對資本的消耗，銀行會加強對借款人投資行為的監督，降低道德風險。Kopecky and VanHoose(2006)的“監督成本”假說認為，由于銀行與借款人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銀行面臨借款人冒險行為的道德風險。銀行可以監督借款人行為以降低風險水平，但這一監督行為存在一定的成本。存在資本管制的情況下，銀行為了避免企業的過度冒險而對其風險產生不利影響，會積極監督企業行為，但監督成本的存在會提高貸款利率，這會抑制一部分貸款需求，貸款增速下降。

(二)資本水平對銀行信貸擴張的影響

資本監管制度實施之后，商業銀行自身的資本充足水平對信貸擴張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由于信貸資產對資本的消耗較多，因此，商業銀行會根據自身的資本水平選擇信貸擴張的速度。一般而言，資本水平較高的銀行面臨的資本監管壓力較小，信貸擴張的速度也較高；資本水平較低的銀行面臨的資本監管壓力較大，為滿足最低資本要求，這類銀行會降低信貸擴張的速度。

為了比較不同資本水平銀行信貸擴張的差異，本文依據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高低，將所有銀行依次分為資本充足銀行、資本受約束銀行與資本不足銀行三類，分別比較2004－2009年間三類銀行在貸款增長率方面的差異。其中，資本充足銀行是指資本充足率高于10％的銀行，資本受約束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在8％－10％之間，而資本不足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低于8％。除此之外，對相同資本水平的銀行，本文還比較了國有及股份制商業銀行與城市、農村商業銀行在貸款增長率方面的差異性，具體結果可見表2。

表2結果表明，最低資本要求實施以來。資本充足率對銀行貸款增長率開始發揮約束作用，表中除2004年之外，其他各年度資本不足銀行的貸款增長率均低于資本受約束銀行及資本充足銀行，以2009為例，資本不足銀行的平均貸款增長率為23.13％，而同期資本充足銀行的貸款增長率為37.36％，比前者多出14.23個百分點，隨著資本管制的實施，商業銀行的貸款增速體現出較強的資本差異。銀行規模方面，表2統計數據發現，同樣是資本充足銀行，國有及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貸款增長率要高出城市及農村商業銀行5－10個百分點，體現出一定的規模優勢。但是這一規模優勢對于資本受約束銀行及資本不足銀行則不適用。

本文認為這種規模差異，主要是由銀行的融資約束水平引起的。一般而言，銀行要滿足監管當局的資本充足率要求，一是不斷補充資本，二是降低資本消耗多的資產占總資產的比重。而銀行的融資約束主要作用于第一種――補充資本。在我國，商業銀行補充資本主要通過以下幾種渠道進行：利潤轉增、上市融資、政府注資、發行次級債、發行混合資本債、發行可轉換公司債等。在這些補充渠道中，利潤轉增、上市融資、政府注資三者主要是核心資本的補充渠道，而發

行次級債、發行混合資本債、發行可轉換公司債等主要是附屬資本的補充渠道。根據銀監會2008年年報的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主要商業銀行資本補充來源分布中，政府注資的比重最高，達到了31％，其余依次是利潤轉增23％，發行次級債17％、上市融資9％。我們注意到，在這些補充資本渠道中，國有商業銀行與股份制商業銀行主要依靠政府注資、次級債與上市融資作為補充渠道，而我國大多數城市商業銀行與農村商業銀行都沒有上市、很難獲得政府注資、規模偏小又將其隔離在發行次級債門外，因此，城市商業銀行與農村商業銀行主要依賴利潤轉增來補充資本。利潤轉增補充資本與發行次級債、上市融資、再融資相比，一是期限較長，二是額度有限，因此通過利潤轉增補充資本的商業銀行對資本監管的反應較慢、一旦其資本水平臨近或低于最低資本要求，其不能短時間內迅速補充資本，在這種情況之下，商業銀行只能通過調整資產結構，降低風險資產的比例來滿足資本監管要求，貸款占比會下降，因此資本水平對城市及農村商業銀行的貸款占比具有較強的約束作用，資本充足率較低或者資本不足的銀行其貸款占比會顯著下降。相比之下。國有及股份制商業銀行受到的融資約束較少。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補充資本，因此，資本水平對國有及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貸款占比約束作用較弱。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使用我國175家商業銀行1998－2009年間的貸款數據，分析了資本監管制度對銀行貸款的影響，并結合理論與實際總結了相關原因。本文發現，自監管當局實施更為嚴厲的資本充足率管制政策之后，商業銀行的貸款規模減少、信貸擴張速度有所下降，資本管制對信貸擴張的約束作用開始顯現。在我國，貸款是商業銀行最重要的生息資產，一直占據商業銀行資產份額的半壁江山。貸款利息收入也是多數商業銀行營業收入的主要來源。在這一制度背景下，由于最低資本要求的實施，商業銀行減緩了信貸擴張的速度。本文認為這會對商業銀行自身產生以下影響。

首先，資本監管為銀行加強對貸款的監督與管理提供了正向激勵。資本監管制度實施之后，對商業銀行而言，資本成為了尤為稀缺的資源，為了滿足最低資本要求，商業銀行通過政府注資、引入戰略投資者、上市融資、發行次級債券、利潤留存等方式不斷補充資本。由于我國多數中小型商業銀行面臨較大的融資約束，資本補充的渠道較為狹隘，因此資本補充并非商業銀行應對資本監管的首要對策。而加強對現有資本的管理，提高資本使用效率才是商業銀行應對資本監管的首要對策。根據現行的資本計提辦法，加強對貸款的風險管理是銀行資本管理的重點，由于商業銀行核銷不良貸款需要動用自有資本存量，因此，資本管制后，商業銀行會加強對貸款的監督與管理，降低不良貸款率。

篇8

關鍵詞：資本投資 風險配置 政治關系 金融行業

政治關聯是當前公司治理和運行中普遍關注的問題。而針對政治關聯和公司經營活動之間關系的研究主要體現在高管道德風險和公司預算軟約束方面。林毅夫、李志 （2004）基于信息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對政治關聯和公司運行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其研究指出存在信息不對稱情形下，基于政治關系而衍生出來的國有企業政策性負擔就會誘發高管的道德風險，進而引致企業經營低效率運行和風險累積，但是這種政策性負擔隨著市場競爭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直接引致國有企業運行的預算軟約束問題。而這種預算軟約束會引致同屬于國家所有權的貸款企業和借款銀行高管協同腐敗的必要條件（田利輝，2005）。

余明桂、潘紅波（2008）針對政治關聯和金融發展水平關系研究揭示，民營企業中政治關聯對于企業獲取銀行貸款的影響更為顯著，存在政治關聯的企業獲得銀行貸款資源的規模和期限均顯著優于不存在政治關聯的民營企業，并且這種現象會被較低的金融發展水平和法制水平進一步放大。王慶文、吳世農（2009）針對我國國有企業的研究揭示，政治關聯因素在公司經營中起著掠奪作用，制約公司經營業績和風險控制行為。

研究設計

（一）假設提出

從公司層面而言，公司投資決策雖然基本依據風險-收益均衡原則，但是其投資行為也受到政治因素干擾，尤其是在政治選舉年度或者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存在政治訴求的情形下，這種基于政治訴求的投資行為偏離風險-收益均衡原則的現象尤為顯著。在此意義上，本文給出第一個研究假設H1：政治關聯因素對于高管投資行為的風險敏感度具有顯著影響。深入分析而言，已有文獻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給出政治因素對公司投資決策的影響，但是并沒有給出這種影響性態，在此基礎上，本文給出第二個研究假設H2：高管的政治關聯因素通過資本投資渠道對高管風險配置影響是積極并且顯著的。

（二）模型設定及變量選取的經濟學解釋

基于前文給出的研究假設H1，為了突出捕捉高管政治關聯因素對其投資行為的風險敏感度影像，給出政治關聯因素的風險敏感度檢驗組合方程。

Gleve=α0+α1*BM+α2*BM2+f（X）+μ（1）

Gleve=β0+β1*BM+β2*BM2+β3*Political+

f（X）+ε （2）

其中，Gleve為金融行業樣本公司杠桿水平相對缺口，用以捕捉對應公司的風險配置；BM為樣本公司賬面市值比（Book-Market），借以捕捉對應公司的投資機會；Political為政治關聯的啞變量，當公司高管具有政治背景取值為1，反之為0；f（X）為經驗分析中為了避免目標變量內生性及遺漏變量所引致的擬合偏誤而控制的其他變量組成的線性方程。在給出假設H1的經驗組合方程基礎上，結合假設H2首先給出高管政治關聯因素對公司資本投資影響的經驗方程：

BM=γ0+γ1*Political+f（X）+ν （3）

結合經驗擬合方程（3）可知，將經驗方程（3）擬合結果代入到經驗組合方程（2）中，即可得到高管政治關聯因素通過資本投資渠道對高管風險配置的影響性態，這一點將在經驗回歸中進行深入分析。

在模型設定基礎上，對相關變量進行設定，變量設定的依據就是已有的研究文獻和變量自身的經濟意義。首先，選取樣本公司總負債與總資產之比捕捉公司杠桿水平Leve（陳運森、朱松等，2009），同時利用HP濾波得出杠桿相對缺口，其公式為，其中，Levet為實際杠桿水平，LeveTt為杠桿趨勢項，若Glevet>0則表示實際杠桿水平超過潛在杠桿水平，表明公司風險配置過度，反之亦反。其次，對于其他控制變量所組成的線性方程f（X）中控制變量X，從公司財務層面，利用公司總資產自然對數（Lnsize）表示公司規模，選取總資產凈收益率（ROA）捕捉公司資產收益狀況，同時選取公司凈利潤增長率（Gr）捕捉公司發展潛力和投資傾向。從公司治理層面，選取公司第一大股東性質捕捉公司性質（State），其中State為啞變量，第一大控股股東為國家時取值為1，其余取值為0。

（三）樣本數據的選取說明

結合我國金融行業上市公司截止到2013年第一季度上市時間和部分公司相關數據可獲得性，剔除上市時間少于或者數據可獲得年度少于2年的上市公司，最終選取了36家金融上市公司2005-2012年度對應變量數據，同時為了增強數據信息容量，選取的數據頻率為季度數據組成非平衡短面板數據。數據主要來自CSMAR數據庫。

經驗分析

（一）單變量基本統計分析

結合前文分析，對本文的研究思想進行經驗論證。為了使本文擬合分析更好的映射我國金融行業上市公司實際運行狀況，首先對選取變量序列進行單變量基本統計描述分析，借以捕捉變量序列基本統計分布規律，同時對異常值進行篩選和排除進而避免異常值對擬合結果造成的偏誤。單變量基本統計描述分析顯示我國金融行業上市公司典型的同質性分布特征，除去以總資產為代表的公司規模和公司發展潛力之外，其余的以杠桿為代表的公司財務特征和以股權集中度為代表的公司治理特征均呈現趨同態勢。在一定程度上仿射出了我們選取的變量序列較好的捕捉到我國金融行業實際運行特征，基本可以減輕異常值對擬合結果影響的擔憂。

（二）回歸分析

在前文分析的基礎上，對政治關聯因素的風險敏感度檢驗組合方程和高管政治關聯因素對公司資本投資影響的經驗方程進行擬合回歸。由于本文的樣本觀測數據組成是非平衡短面板數據，其數據分布性狀近似于截面觀測數據，因此，并不對變量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但有必要依次對經驗方程（1）、（2）和（3）進行面板數據回歸效應檢驗，由回歸效應檢驗（Hausman Test）結果可知，經驗方程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拒絕隨機效應回歸，故對經驗方程進行固定效應回歸，其回歸擬合結果如表1所示。

則從表1中擬合結果可以看出，除去總資產凈收益率對以杠桿水平相對缺口為代表風險配置不顯著外，其余控制變量和核心變量對于風險配置和資本投資擬合結果均為顯著。利用部分年度數據對政治關聯因素的風險敏感度檢驗組合方程和高管政治關聯因素對公司資本投資影響的經驗方程的穩健性檢驗結果也表明，本文基于研究思想而設定的方程在樣本期內回歸結果是穩健的。

具體分析來看，在排除政治關聯情形下，以BM為代表的資本投資機會對公司風險配置影響呈現U型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在其他條件不變情形下我國金融行業上市公司初始階段風險配置隨著資本投資機會增加而降低，但是一旦達到臨界點則風險配置隨著投資機會繼續增加而迅速上升。與此對應，在控制政治關聯因素情形下，資本投資機會對風險配置影響性態并沒有發生改變，但是其影響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但是股權集中度和公司規模在加入政治關聯因素之后對公司高管風險配置的影響程度大幅度增加，分別達到77.14%和23.9%。這一結果符合本文研究假設H1，揭示政治關聯因素對于高管投資行為的風險敏感度具有顯著影響，但是這種顯著影響是通過政治關聯因素影響其他有關變量得以實現，而政治關聯因素本身對高管風險配置形成約束效應。

在政治關聯因素對高管風險配置直接影響分析基礎上，有必要考慮政治關聯因素通過對公司資本投資機會如何影響公司高管風險配置。承接前文分析，聯立方程（3）和方程（2）可以得到風險配置與政治關聯直接關系：

（4）

在此基礎上結合表1中第（5）關于方程（3）回歸結果，將回歸參數代入方程（4）中整理得出政治關聯因素通過公司資本投資機會對風險配置的影響方程：

Gleve=-16.27+1.06*Political+0.03*Political2

+ε （5）

結合方程（5），為了得到政治關聯因素對高管風險配置影響趨勢和性態，我們對二者關系進行進一步的比較靜態分析，由方程（5）可知高管風險配置關于其政治關聯因素的比較靜態等式為：

由比較靜態等式（6）可以看到，通過資本投資渠道媒介政治關聯因素對高管風險配置受到其自身影響，當高管具有政治背景情形下，政治關聯因素對高管風險配置邊際影響為1.12，當高管不存在政治背景情形下，政治關聯因素對高管風險配置邊際影響為1.06。同時方程（7）揭示，政治關聯因素對高管風險配置邊際影響呈現出固定上升的穩態性狀。但政治關聯因素對風險配置積極影響的這種態勢并不能否認文章中其他控制變量對高管風險配置的約束效應，結合方程（5）可知，排除政治關聯因素，其余控制變量對高管風險配置的約束效應顯著，進而間接的揭示，在存在資本投資渠道媒介的作用下，政治關聯因素對高管風險配置是積極并顯著。相對方程（2）中政治關聯因素對風險配置的較小且非顯著的約束效應而言，我國金融行業上市公司的高管政治背景會通過公司投資放大其風險配置行為。

研究啟示

本文在已有文獻基礎上對我國金融行業高管政治關聯因素對其風險配置直接和間接影響進行系統分析。分析結論表明，在其他條件不變情形下，政治關聯因素擴大了公司規模對高管風險配置的推動作用，同時也擴大了股權集中度對高管風險配置的約束作用，與此對應的是降低了投資機會對高管風險配置的約束作用，而政治關聯因素自身對高管風險配置的直接約束作用較小且相對并不顯著。但是存在資本投資渠道為傳遞媒介的情形下，政治關聯因素對高管的風險配置的邊際影響積極并且顯著，并且其邊際影響呈現以固定幅度增加的性態。結合樣本期內我國金融行業承擔社會經濟改革成本和自身發展的多重任務的現狀，可以看到本文的研究結論基本符合我國金融行業直接或間接的通過投資渠道推動經濟發展進而累積自身風險的運行預期。因此，針對當前我國金融行業尤其是商業銀行風險控制困境，從高管政治背景角度出發，對金融行業公司投資渠道進行有效的控制，進而約束高管風險配置過度的行為是符合我國現實邏輯的一種金融行業風險治理思路。

參考文獻：

1.程仲鳴，夏新平，余明桂.政府干預、金字塔結構與地方國有上市公司投資.管理世界，2008（9）

篇9

論文摘要：文章首先論述了人力資源成本的相關理論與管理控制方法，繼而分析了人力資源成本控制的可控因素，最后從系統控制角度出發，進行了系統過程中人力資源成本的控制分析。

在競爭如此激烈的今天，企業必須高度重視人力資源成本的管理，以達到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的目的。但是，不同的企業，其人力資源成本控制的目標是不一樣的，因此，企業應該根據自身的特點及競爭者的情況定期的編制人力資源成本預算，做好對預算執行情況的反饋、分析和控制工作。

一、人力資源成本概述

（一）人力資源的取得成本

人力資源取得成本是企業在招募、選擇、錄用和安置時所發生的費用。招募成本是為吸引和確定企業所需內外人力資源而發生的費用；選擇成本是企業為選擇合格的職工而發生的費用；錄用成本是企業為取得已確定聘任職工的合法使用權而發生的費用；安置成本包括:企業將被錄取的職工安排在確定工作崗位上的各種行政管理費用；錄用部門為安置人員所損失的時間費用；為新職工提供工作所需裝備的費用；從事特殊工種按人員配備的專用工具或裝備費；錄用部門安排人員的勞務費，咨詢費等。

（二）人力資源的開發成本

為了提高工作效率，企事業單位還需要對已獲得的人力資源進行培訓。人力資源開發成本，是企業為提高職工的生產技術能力，增加企業人力資產的價值而發生的成本，包括上崗前教育成本、崗位培訓成本、脫產培訓成本。

（三）人力資源的使用成本

人力資源使用成本，是企業在使用職工的過程中發生的成本。人力資源使用成本包括維持成本、獎勵成本、調劑成本等。維持成本是保證人力資源維持其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所需的費用，是職工的勞動報酬。獎勵成本是為激勵企業職工，使人力資源發揮更大作用，對其超額勞動或其他特別貢獻所支付的獎金。調劑成本的作用是調劑職工的工作與生活節奏，使其消除疲勞而發揮更大作用，也是滿足職工必要的需求，穩定職工隊伍并吸引外部人員進入企業工作的調節器。

（四）人力資源保障成本

人力資源保障成本，是保障人力資源在暫時或長期喪失使用價值時的生存權而必須支付的費用，包括勞動事故保障、健康保障、退休養老保障、失業保障等費用。這些費用往往以企業基金、社會保險或集體保險的形式出現。這種成本既不能提高人力資源的價值又不能保持其價值，其作用只是保障人力資源喪失使用價值時的生存權。這種成本是人力資源無法發揮其使用價值時，社會保障機構、企業對職工的一種人道主義的保護。

二、人力資源成本控制的可控因素分析

（一）取得成本因素

取得成本因素主要有招聘需求，包括招聘的人員數量和職位、對應的市場價格，以及招聘方式、流程等。其中招聘需求導致的選拔、錄用、安置費及招聘過程費用屬于可控成本；職位的市場價格等為不可控成本?？刂魄罢呖蓮娜矫嬷郑阂皇莾灮M織機構，精簡人員；二是科學定崗定編，提高工作效率；三是預先做好人力資源規劃，并充分發掘現有人力資源，避免人才浪費?？刂坪笳呖蓮膬煞矫嬷郑阂皇沁x擇最優招聘方式，能內部競聘解決問題的就不外聘，這樣既可填補職位空缺、節省成本，又有利于調動現有員工的積極性；二是規范招聘流程，招聘前要清晰公示空缺職位的任職要求，招聘后要追蹤了解被聘人員的實際任職能力，避免不稱職者給企業工作造成損失。

（二）開發成本因素

開發成本因素中，因培訓耽誤工作而產生的機會成本等不可控成本因素；培訓需求、組織費用、培訓效果為可控性成本因素，其控制重點是提高開發成本的使用效率，可從三方面著手：一是加強培訓需求分析；二是精確核算#嚴格控制培訓組織費用，減少不必要的開支；三是促進培訓效果轉化，鼓勵學員將所學新知識、新技能應用于實踐，并在培訓結束后及時分析、調查培訓效果，總結成功與不足。

（三）使用成本因素

使用成本因素包括維持成本、獎勵成本、調劑成本等。維持成本中，薪酬是人力資源總成本中最大部分，且薪酬剛性一直是人力資源成本只升不降的重要原因。薪酬一般分固定部分和浮動部分，前者由崗位、年資、學歷構成，屬不可控成本；后者由企業經營狀況、員工績效等因素構成，屬可控成本。薪酬成本控制一要保證成本不溢出，二要保證薪酬發放起到應有的激勵作用。

（四）保障成本因素

保障成本因素包括勞動事故保障、健康保障、退休養老保障、失業保障等。退休養老保障成本相對固定，屬不可控因素；勞動事故保障#健康保障具有可控性。尤其是勞動安全事故對電力企業影響重大，電力企業在這方面

要高度重視并舍得投入。

三、系統控制角度——系統過程中人力資源成本的控制分析

（一）人力資源成本循環控制計劃環節

這一環節周密合理地計劃決策，以從源頭控制人力資源成本，包括預算和規劃決策兩部分。

預算——通過預算使成本在合理的幅度內變化，不至于嚴重不足或過分溢出。各種財務管理運用的預算方法，幾乎都能夠用于人力資源成本預算。一般企業可以根據定員并結合企業目標考核情況(如綜合效益、安全生產）等做預算；新建或計劃變動較大的企業則可用“零基分析法”即不考慮賬戶歷史成本的記錄，在全面分析人力資源結構、數量的基礎上，結合勞動力市場情況測算人力資源成本，難以一步到位確定成本的，可以考慮采用“滾動預算法”。應該注意的是，預算前要首先判斷人力資源成本是收益性支出還是資本性支出，并據此決定預算是短期還是長期、靜態還是彈性的。

規劃決策——核心是進行人力資源成本的效益性分析，目的為最有效地利用人力資源，修正不經濟的支出。一般包括：估算成本；估算收益；評價投資收益?？赏ㄟ^投資收益率、投資回收期和凈現值等加以比較，計算過程中要綜合考慮人力資源成本支出的機會成本，即執行一項計劃而放棄另一項計劃可能帶來的收益；人力資源投資的風險因素，即成本支出效益為負的可能性。

（二）人力資源成本循環控制執行環節

這一環節以成本意識嚴格控制支出，在合理范圍內進行預算調整。成立以人力資源部門和財務部門合作的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組織，系統、全過程地對該項工作進行監控。

完善人力資源成本費統計臺賬，建立勞動工資、保險福利統計報表制度和財務報表制度。除有單項規定外，臺賬要按本期實際發生數而不是計劃數填報，按“誰支付、誰統計”的原則登賬，并明確成本責任。健全預算調整審核機制，凡需調整的，要預先申請和陳述理由，并經嚴格審核。滾動預算項目則通過項目階段結算的方法，對每一階段的資金使用情況進行審核，符合要求才能進入下一階段。

（三）人力資源成本循環控制檢查環節

這一環節通過檢查及時糾偏，確保成本管理不失控。

階段性審查——即按季度、月度或項目，對各部門人力資源活動成本使用情況進行階段性審核。

年度結算審查——即年度財務決算后，專門按照有關財會規定和臺賬對人力資源成本進行結算，對比年初所定的預算方案計算節約或超支的額度，看成本控制是否有效。

年度統計分析——即進一步分析結算結果，發現問題和差距，為下一年度的人力資源成本控制提供改進依據。

（四）人力資源成本循環控制處理環節

通過第三環節的檢查，可以得到季度、年度企業人力資源成本使用情況的總結。針對其分析結果，采取改進對策。季度審核結果對策：對控制成本、提高效益的做法，及時給予肯定和褒揚；及時發現并糾正成本溢出和效率低下的做法。

年度審核結果對策：表彰、獎勵人力資源成本控制好的下屬機構、部門，推廣他們的經驗，促進其他機構部門加強成本控制；如果存在人力資源成本控制失當的情況，必須從機構、制度、執行各環節分析原因，尋求對策，下一年度進行針對性調整。

參考文獻

[1]李興山，劉潮.西方管理理論的產生與發展[M].北京:現代出版社，2000.

[2]汪安佑，曾寶成.人力資源管理理論[M].長沙:中國國防科技大學出版社，2000.

篇10

[關鍵詞]銀行資本監管 貨幣政策 信貸傳導機制 影響

中圖分類號：G4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5）04-0202-01

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機制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但是其最大的影響因素就是銀行資本監管，為了降低銀行資本監管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產生的消極影響，中央銀行在制定相應的貨幣政策時，應該具有針對性，考慮到各個問題，尤其是銀行規模的問題，只有如此，才能夠讓貨幣政策發揮最大的有效性。

一、研究背景

貨幣政策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手段，其有效性一直受到人們的關注！在現實經濟中，貨幣政策有效性緊密依賴于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主要指的是，在貨幣政策實施以后直至對宏觀經濟產生影響的整個過程中，各相關經濟變量之間相互影響和作用的過程，涵蓋了從貨幣政策工具作用于操作目標，從操作目標作用于中介目標，從中介目標作用于最終目標（ 實體經濟） 的全過程。目前，關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研究基本形成了”貨幣渠道”和“信貸渠道”兩種觀點。"貨幣渠道”觀點主要從貨幣層面關注貨幣政策的效果，而”信貸渠道”觀點則以金融市場不完備和銀行貸款的不完全替代等假設為前提，主要強調銀行信貸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作用。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貨幣政策傳導的”信貸渠道”觀點逐漸占據主流地位。美國銀行業數據研究發現，美聯儲實施緊縮性貨幣政策時，銀行信貸規模下降，依賴于銀行信貸的非金融企業投資收縮，結論支持銀行信貸渠道的存在性。

隨著銀行資本監管制度的引入，既有的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機制受到了新的外生因素沖擊。這是因為中央銀行與銀行監管當局追求不同的政策目標，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特別是當經濟出現衰退時，央行為了刺激經濟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以期引導銀行增加信貸投入，刺激社會投資和消費，然而，此時在嚴格的銀行監管體系下，銀行監管當局出于對整個銀行體系安全考慮，加強了對銀行的資本監管，約束銀行的信貸行為，從而減弱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由此可以看出，由于政策的沖突使得貨幣政策的信貸渠道受到顯著的影響。某學者從微觀層面分析了貨幣政策的信貸傳導機制及其對不同類型商業銀行的沖擊效應，研究指出，緊縮性貨幣政策能有效控制銀行信貸供給，尤其是對規模小的銀行更有效。

二、銀行資本監管下的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機制

基于微觀層面上資本監管下銀行的最優貸款行為，最優貸款的利率彈性以及彈性的影響因素等結論，本文從宏觀層面上的分析將引入銀行異質性要素和信貸利率彈性等，通過對某學者衡模型進行適當的擴展，來展開銀行資本監管下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機制的考察。假設經濟中包含三個市場，即貨幣市場"信貸市場和商品市場。根據一般均衡理論，三個市場中，只要有兩個市場達到均衡，另外一個市場也必然處于均衡。通過大量的研究發現大規模銀行對應的 曲線比小規模銀行對應的 曲線平緩，而 越是平穩，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就越明顯。因此，相對于小規模銀行體系而言，在大規模銀行體系下，貨幣政策沖擊對產出的影響更加顯著。也即是說，對于給定的貨幣政策調控，大規模銀行體系中貨幣政策的信貸渠道更加暢通。其因在于，大規模銀行一方面具有成本優勢，另一方面擁有雄厚的資本，不易受到資本約束，從而使得大規模銀行的信貸對利率調整具有充分的敏感性，對貨幣政策沖擊產生積極的反應。而小規模銀行不具有大規模銀行那樣的成本優勢和外部融資優勢，當面臨銀行資本監管約束，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同時，為避免由于違背資本充足監管而受到的懲罰，小規模銀行的信貸對貨幣政策沖擊利率調整不做積極的調整，特別是在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的情形下，綜合分析可知，隨著最低資本充足率的提高，曲線將變得更加陡峭。此時，無論大規模銀行體系還是小規模銀行體系都面臨較強的資本約束，為了不違背銀行資本監管的要求，大小規模的銀行均偏好持有風險權重為的國債，因此貸款供給對貨幣政策沖擊表現不敏感，從而降低了貨幣政策信貸渠道的傳導效果。

三、銀行資本監管對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機制的影響

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機制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銀行資本監管就是其中之一，在不同規模的銀行資本監管模式下，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機制會呈現出不同的狀態，貨幣信貸傳導會以不同的反應狀態來應對銀行監管。因為銀行具有異型性的特點，因此需要不同的角度來考慮上述問題，筆者從微觀以及宏觀兩個角度對其進行了研究，其具體的影響如下：

首先，貨幣政策的出臺，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銀行信貸行為問題，這種影響程度的大小，主要與銀行的規模有一定的關系，一般情況下，銀行規模越大其影響也就越大，因為規模較大的銀行需要大量的成本而且使用的資本水平比較高，因此一旦貨幣政策出臺，較小規模的銀行反而會到的影響比較??；其次，貨幣政策對銀行資本產出具有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對大規模的銀行比較大，因為規模比較大具有非常高的敏感性，貨幣政策稍微變動都會影響到其產出，因此為了降低這種影響，規模較大的銀行往往會采取更加通暢的渠道，以使出臺的貨幣政策，對其更加有利，最后，資本比較充足的銀行，貨幣政策對其的影響比較小，因為資本越充足，銀行可以有轉還的余地，但是盡管如此，各種規模的銀行的信貸也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銀行信貸組合不再簡單多樣，所以貨幣政策作用越來越小。

正是因為貨幣政策對銀行信貸具有上述眾多影響，為了趨利避害，中央銀行在制定相關政策時，應該注意以下問題：首先，制定差別化貨幣政策，這樣更有針對性，因為銀行規模不同，對相同的貨幣政策會反映出不同的狀態，其敏感程度不同，一般情況下，對規模比較大的銀行影響比較大，所以中央銀行在制定相關貨幣政策時，需要考慮到這一點，只有如此，貨幣政策才能有針對性對銀行現代起到監管的作用，而且銀行與銀行之間也不會發生沖突，貨幣政策對銀行信貸的作用才能真正的凸顯，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也能夠在短時間內體現出來；其次，建立一個完善的協調機制，因為貨幣政策會影響到銀行信貸利率彈性的問題，因此在制定貨幣政策時以及相關的銀行資本監管制度時，必須建立一個相對完善的協調機制，這樣能夠保證中央銀行全面的掌握貨幣政策， 將其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政策協調越好，銀行資本監管對國家出臺的相應的貨幣政策有效性產生的消極影響也就越小。

四、結語

綜上所述，可知對銀行資本監管對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機制的影響進行探討非常必要，因為這攸關我國銀行企業的發展，同時也能夠為中央銀行制定相應的政策起到突出的作用，優良的貨幣政策對銀行資本監管來說也是一個重要的手段，同時也能夠體現出國家宏觀調控的能力。本文是筆者多年研究經驗的總結，僅供參考。

參加文獻：

[1] 焦曉夢，蔣玉石，杜曉東.銀行的資本結構與資本監管[J].特區經濟. 2005（12）.

[2] 孫偉，楊濤.新巴賽爾協議資本充足率要求與商業銀行的應對措施[J]. 北方經貿.2005（10）.

[3] 謝平.中國貨幣政策分析：1998-2002[J].金融研究.20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