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貿易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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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國內市場，無論是初級的墟集市場還是高一級的城市市場、區域市場，在明清時期都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大與發展。更具意義的突破區域范圍的全國性市場，由于因交通的便利而發展起來的長距離販運貿易的成熟和商品經濟生產的拓展，也在明中葉形成。［①］在全國性市場及其網絡中，由于多元社會經濟結構導致地區發展的不平衡，［②］以運河為南北交通干線的華東地區（包括山東、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的市場發育較為成熟，網絡較為密集，從而成為中國國內市場的重心?，F在要討論的問題是：華東市場的優先發育成熟不僅是國內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16世紀西方資本主義的擴張力量已經多次叩開了中國市場的大門，海外貨幣資本首先對華東市場產生了魅力，日益成熟和壯大的國內商人隊伍及其資本，已不滿足于國內市場由于發展不平衡而出現的不充分的流通能力，開始向海外延伸，參與以海外貿易為主體的海洋社會經濟活動。華東市場與海外貿易的這種互動力也是華東市場成熟的營養劑。這是明末清初商業發展有別于前代的一個顯著特征，也是近代中外貿易的序幕。
一、華東市場的構成及其對外貿易的擴張力
市場的構成，主要是商品的流通量和流通內容。流通量的大小取決于市場的交通輻射情況和商埠碼頭的大?。涣魍▋热輨t指集散商品的種類。明末清初，華東地區不僅擁有貫穿南北的大運河——長江——贛江——北江黃金水道，這條水道串連了以北京為樞紐通向全國各地的8條干線要道中的3條：北京分別至南京浙江福建、至江西廣東、至山東；［③］而且擁有全國2／3的大中型工商城市［④］和大量傳統與新興的手工業商業小城鎮。［⑤］明清兩代人口密度前4名的省份在華東，明末華東6省人口6900萬，為全國15省12000萬人口的58％（1578年）。［⑥］清中期統計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00人以上的府州全國有29個，華東占24個（1820年）。［⑦］便利的交通、發展起來的工商城鎮和眾多的人口為市場的構成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質條件。
從商品生產與流通關系看，市場可分三類：
第一類是由專業特色明顯的手工業市鎮構成的專業市場。華東地區擁有一大批較為發達的手工業城鎮，迅速增長的人口生存需求，極大地刺激了這些城鎮及其周圍農村的手工業商品生產，并且向更廣的范圍輻射，構成交易網絡。例如松江棉紡聞名于世，因而形成了棉布市場；景德鎮、佛山等地也都是這一類型的專業市場。
第二類是由傳統文化城市或工商城市構成的綜合性市場。例如蘇州，既是文化古城，又是絲織業中心。杭州、南京、揚州等都屬于這類市場。
第三類是并無特色的手工業生產，而是以交通樞紐或河埠港口地位而構成純然市場，如臨清、濟寧、淮安、寧波、泉州、廈門、月港等。這些城鎮港口市場首先是因商而興，如果有手工業，也是在流通的刺激下然后形成的。又如江西廣信府屬鉛山，既無特色手工業，而且偏僻落后，由于地處閩、浙、贛交界之處，又是閩浙商人經錦江入鄱湖北上湖廣江皖南下廣東的要道口，成了南方各地手工業產品和土特產甚至還有海外商品的集散地，純然的貿易市場。如果我們認為為了商品的交換而進行的長途販運的流通形式具有近代商業意義的話，那么最能體現這種意義的市場應是這第三類。
明清時期，國內市場最大宗的商品依次為糧食、棉花、棉布、絲、絲織品、茶、鹽、鐵、瓷器等。［⑧］按人均占有量、產地、集散地、人均消費量等方法計算，華東都是最大的市場并擁有最大的流通額，總人口與城市人口的基數決定了這一判斷，而且前述三類市場使華東地區形成了層次不同的市場網絡。
粗略的估計，明末清初，占人口58％的華東地區，占有80％以上的商品市場和更大比率的商品流通額，以及更多的商業資本。當時，國內市場是主要市場。但是，當我們注意到市場上最大的交易量為糧與布和糧鹽，即Ⅰ類工業品（布、鹽）和Ⅱ類糧食之間的交換，注意到Ⅲ類經濟作物（棉、絲、茶）主要是城市消費，一個問題便出現了：Ⅰ類和Ⅱ類商品基本上都由農民生產，屬于農民小生產者之間的交換，不形成由商人作為媒介的商業市場的交換流通，Ⅲ類商品又很少流向鄉村，［⑨］城市的自我生產消費必須保持供需平衡。但是，已經發展起來的經濟作物商品化生產和手工業商品經濟決不可能停滯在自給自足的平衡水平，于是買方的缺乏便造成市場的不充分。這也許是明清時期手工業品價廉物美，江南城市消費趨于奢靡的一個重要原因。過多的商品必然由于國內市場的不充分而產生尋找新市場的欲望。向農村？可能性不大，農民缺乏購買力，那只有向海外，海外有需求，何況外國人已經用大船載著銀元來做生意了。近代海外貿易序幕的拉開首先不是商人的企圖，而是商品的欲望。當海外市場不僅廣大，而且利潤可觀時，商品尋找市場的欲望與商人謀利的企圖便構成了向海外貿易的擴張力。當時，除了武器裝備落后于歐洲，中國的遠洋航海技術與物質條件都是第一流的。如果國家允許，這種擴張力就能得到正常的外放；如果國家不允許，它就以各種非法形式實現不正常的外泄。
華東諸省，大多沿海，自古有涉海貿易的傳統，至明，已形成寧波、福州、泉州、月港、廈門、廣州等外貿港口。華東市場作為外貿腹地，正可借此外銷商品。問題在于貨利之謀與王權之穩之間的平衡。嘉靖中，原本為消極外貿之果的倭亂又成了禁海之因。隆慶開禁，準販東西二洋，給明末華東市場的發展帶來生機。萬歷中再次因倭禁海，海上“人輒違禁私下海，或假借縣給買谷捕魚之引，竟走遠夷”［⑩］。清初為鄭成功之事，海禁更嚴，但設法走私的商人漁船時有冒險出海?！昂Ｖ兄麩o涯，諸番奇華本一利萬，誰肯頓息哉”［①①］？
華東市場的擴張力可以從兩個方面去看，一是國內市場的不充分與華東商品經濟的較發達的矛盾，促使商人向海外尋找市場?！伴}廣奸商，慣習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為主，中載重貨，余各以己資市物，往牟。利恒百余倍。”［①②］“童華，蘭溪人，以巨資為番商”。［①③］明人王在晉《越鐫》卷21中列舉4件海商案，其中3件為商人聚資購買當地的絲織品和磁器白糖等，與日本通商。徽州、寧波等地商人攜帶大量資金進入沿海市場，參與海外貿易，而廣東、福建沿海商人以特有的地理優勢活躍于海上貿易。［①④］“海濱之民，惟利是視，走死地如鶩，往往至島外區脫之地曰臺灣者，與紅毛番為市?！保邰佗荩輷毡緦W者巖生成一《近世日支貿易數量的考察》，1611年到1646年約有1100艘“唐船”赴日；1662年到1699年有2819艘，其中從中國本土赴日的為1972艘。［①⑥］又據錢江《1570～1760年中國和呂宋貿易的發展及貿易額的估算》，當時中國赴馬尼拉商船總數為3097艘，其中明末的64年中有1677艘，康熙開海禁后的第二年1685年至1716年有525艘。
二是發展起來的華東市場對海外諸番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笆莾梢恼撸院弥袊c緞雜繒，其土不蠶，惟藉中國之絲到彼，能織精好緞匹，服之以為華好，是以中國湖絲百斤，值銀百兩者，至彼得價二倍。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諸物，皆所嗜好?！保邰佗撸荨按蟮秩毡舅殻援a自中國，如室必布度，杭之長安織也；婦女須脂粉，扇漆諸工須金銀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饒之磁器，湖之絲綿，漳之紗絹，松之綿布，尤為彼國所重。”［①⑧］至于西歐對中國茶、絲、絲織品、磁器、糖等商品的向往，乃是自絲綢之路阻斷之后，歐洲人冒險開避通向東方商路的主要動機。據美國學者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一卷第二十六章統計的1739年和1740年廣州的歐洲商船情況看，兩年中商船24艘，運載噸數為13905噸，分別來自英國、法國、荷蘭、丹麥、瑞典。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商船在澳門出入，1740年1年中有12艘，運載噸數為4400噸。華東市場的商品價格內外有別，外銷比內售明顯高出許多，也有劣質貨物，但總體上是價廉物美，外商能夠接受，即使再加上船鈔稅銀、官吏勒索及其他費用，以及萬里航海之險，歐洲人也愿來中國投資貿易，因為回去后仍有大賺頭。即以絲織品論，中國的要價是西方市場上同類產品的1／3或1／4。［①⑨］
二、外來貿易對華東市場的拉力
利潤是推動商業發展和市場成熟的主要動力，商品尋找市場的擴張力通過商人的趨利行為表現出來，因此，商品的擴張力與尋找中的市場的利潤拉力是一個事物的兩面。明末清初，正在向中國尋求貿易的歐洲和東西洋諸國市場擁有的貨幣對華東市場產生了這種利潤拉力。這實際上是已經形成的世界市場初期競爭在中外貿易上的表現。
以英國為例，在明末清初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1635～1753年），“英國對東印度貿易公司”（以下簡稱“公司”）222條遠洋商船運來貨物約合中國白銀727669兩，運來白銀（主要是銀元）折合中國銀元7713078兩，總資金達14267452兩。［②⑩］英國對華貿易中懸殊極大的入超在證明中國商品的擴張力的同時，也表明那數以百千萬計的白銀對中國市場，首先是對華東市場的拉力。
這種拉力主要表現在同一商品的內外差價上。在中國的出口貨物中，簽約并完成貿易最多的先是絲和絲織品；后來由于英國國會法令禁止幾種絲和絲制品在英倫零售或穿著［②①］，絲和絲織品貿易曾略有下降，而英國人對中國茶葉越來越感興趣，茶葉貿易上升很快；還有糖、瓷器、銅、白銅、水銀等。在“公司”大多數商船的貨單上，茶葉和絲、絲織品常常放在首位。以茶葉為例，1701年至1736年，茶價每擔，工夫茶38兩或35．3兩或23．1兩，武夷茶27兩或17．15兩或14．8兩，白毫38兩或35．3兩或24．4兩，松蘿19兩或16．15兩或22．1兩，瓜片24．5兩，色種49．4兩，最貴的是貢熙細茶54．9兩。而道光初年的茶葉國內市場價每斤在48文至200文之間，［②②］當時的銀錢比率是1兩：1300文左右，每擔約合3．7兩至15兩。以此來計算“公司”當時從廣州買到的茶葉，至少是國內市價的三倍甚至更高。
實際上，外商已經注意到這種內外的差價。在廣州，英商“自行進入城內，詢問店鋪的貨物價錢，我們發覺比他們從來向我們索討的價錢便宜得多”［②③］。
內外貿易中的價格差額構成的更高利潤，對商人的誘惑力是極大的，這其中首先被吸引的是華東商人?！安枞~是由安徽、江西及湖南等省運來的”［②④］?！岸虏坑置钯徺I南京手工織制品，特別指定幅寬一英碼的南京棉布”［②⑤］?！拔覀兣c米森諾會同和德少、秀官及保商啟官平分訂約，購入最好的南京生絲400擔，每擔175兩銀，繳清各項費用，一百天內船上交貨。該商人等在廣州沒有這樣大批的生絲存貨，一定要到外地搜購，逼得我們預付款的80％給他們，這是我們能夠勸誘他們索取的最低數額?！保邰冖蓿菀詮V州為交易市場，貨源100天內搜集，應是從廣州到江浙來回所需的時日。利瑪竇從廣東北上去南昌、南京、北京沿途見到了這種長途販運以供外貿的盛況。［②⑦］當時來華外國商船不僅在廣州貿易，也沿海岸線北上廈門、舟山（定海）等地商貿。有的外船在廣州訂到貨后，還必須航往舟山、寧波口岸去裝貨。［②⑧］可見華東市場接受海外貿易的拉力的形式是多樣的。
由于各種原因，借依廣州、廈門、寧波等港口在政府官員的監督下與外商貿易是有限的，港口管理外貿的官員對外商成千上萬的銀元更具貪婪之心，他們千方百計地向中外商人勒索，官商、皇商欺行霸市現象也很嚴重，市場交易常常出現波折甚至夭折。但海外貿易的高利潤依然存在，它吸引市場以商人走私的形式進行交易。于是，華東商人走私貿易在明末清初更為盛行。“夫漳、泉之通番也，其素所有事也，而今乃及福清。閩人之下海也，其素所習聞也，而今乃及寧波。寧波通番，于今創見。又轉而及于杭州。杭之置貨便于福，而寧之下海便于漳。以數十之貨，得數百金而歸，以百金之船，賣千金而返，此風一倡，聞腥逐膻，將通浙之人，棄農而學商，棄故都而入海?！保邰冖幔菡闹荨⑷?、福清和寧波、杭州之間的市場輻射關系已發展成走私外貿的利害聯系了?！霸瓉磉@邊中國的貨物，拿到那邊，一倍就有三倍價；換了那邊貨物，帶到中國，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卻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拼死走這條路?！保邰邰猓菝髦腥~后發生在東部沿海的海外貿易、海外移民、走私沖突甚至倭寇之亂的主要原因應是華東經濟發展與海外貿易之間的推拉作用。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對此作了闡釋：“今海賊據浯嶼、南嶼諸島，公然番舶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濟，殺之而不能止，則利權之在也”。［③①］
明末清初的海上走私貿易可分為近海島、港貿易和遠海諸番貿易兩種。第一種近海島、港貿易。如浙江，舟山城東南百里的雙嶼港，“為倭夷貢寇必由之路”［③②］，在嘉靖年間發展成為華東走私商人與日本、葡萄牙等國商人的集散中心、國際貿易港，主要經營絲和絲織品。［③③］這個走私市場有多大？當時曾到過中國沿海活動的葡萄牙人賓托（FernaoMendezPinto）在他的《游記》中寫道：“雙嶼港總人口有三千多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以上，還有房屋一千余幢，有的房屋建筑費達三四千金；還有教堂三十七所，醫院二所。每一年進出口貿易額達三百多萬葡幣（Cruzado），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日本銀錠作貨幣的。”［③④］浙江沿海還有可以避風良港四五十處，都成了當時海上走私的貿易市場。又如福建，福建沿海由于海岸線更為曲折，島嶼眾多，加上閩東南鄭芝龍家族海商集團擁有較強大的武裝力量，臺澎相距不遠，形成接應之勢，沿海的走私貿易更為活躍。“漳之詔安有梅嶺、龍溪、海淪、月港，泉之晉江有安海，福鼎有桐山”［③⑤］等，其中月港為最大海港。明末，月港衰微，鄭氏海商集團總部所在地安平港興盛起來，到清初，成為與清廷抗衡的海上貿易大港，直到清軍剿鄭的戰火把它毀為灰燼。福建還有下屬臺灣府的澎湖、大員、雞籠淡水港。廣東除了人們熟知的澳門之外，還有可以輻射閩、贛、粵三省的南澳島，也是當時走私貿易的國際性市場。走私貿易的商品流通量與貿易額永遠是一個謎，雙嶼港的年進出口貿易額也只是一個參考數字，但不可懷疑的是，以華東豐富的商品市場作為腹地，沿海島、港走私量一定很大，否則，不足以引起再三發生的“倭亂”，不足以形成持續16、17兩個世紀的十幾個私人海商集團。［③⑥］
第二種遠海諸番貿易。這是沿海島、港走私的輻射性向海外的延伸，所及的國家與地區東起日本、朝鮮，南經呂宋至南洋群島，西及阿拉伯半島并直至東非，而且在這些地區和國家同葡、西、荷、英等國商船貿易：這種貿易額也是很難確計的。林仁川先生根據國外有關史料，作了估計工作。其中1641年6、7兩個月，鄭芝龍運往日本長崎的諸多貨物中有白生絲25700斤，黃生絲15550斤，各種紡織品140760匹；1641年，銷往日本長崎的各種糖5726500斤，1644年為1417550斤，1645年為3377900斤。［③⑦］明末清初遠海貿易的總額估算，年平均出口約918萬兩，進口約738萬兩，利潤約942萬兩。［③⑧］
綜上所述，明末清初，華東市場參與海洋社會經濟的海上貿易，與世界性的海上貿易存在著互動作用的關系，這種關系顯示出華東商品經濟和市場網絡的新發展。但是這種新發展的主要動力是在民間，中國的海外貿易主要特征是民間走私，在本國政府的有限貿易和海上禁令以及番國洋人中的海盜前后夾擊中，華東特別是沿海商人不畏艱險依然起錨，趨利而去，干著赴湯蹈火的事業。中國近代中外貿易的序幕充滿活力與艱難。注：
①⑧⑨關于國內市場等級的界定和明中葉始全國性大市場的形成，參見吳承明先生《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一書的有關論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17～256頁。
②關于多元社會經濟結構的理論，主要參見傅衣凌先生的《中國傳統社會多元的結構》，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③另外五條干線要道為：北京分別至河南湖廣廣西、至陜西四川、至貴州云南、至山西、至（遼寧）開原。見明人黃汴的《一統路程圖記》和儋漪子的《天下路程圖引》，楊正泰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5頁、第354～512頁。
④根據傅崇蘭先生《中國運河城市發展史》統計，明清時期比較發展的32座城市中，華東占21座；清代工商業城市，華東占六座。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頁。
⑤傅衣凌主編，楊國楨、陳支平著：《明史新編》，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342頁。
⑥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表12、13。
⑦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表88。
⑩［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卷7，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33頁。
①①［明］王世懋：《策樞》卷一，《通貨》，叢書集成初編本，第十二頁。
①②［明］周玄wéi＠①：《涇林續記》，叢書集成初編本，第二十七頁。
①③①⑧［明］姚士麟：《見只編》卷上，叢書集成初編本，第五十、五十一頁。
①④參見張海鵬、張海瀛主編《中國十大商幫》有關章節，黃山書社1993年版。
①⑤①⑦③①［明］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二十六6冊，《福建》；四部叢刊三編本。
①⑥轉引自鄭永昌：《明末清初的銀貴錢賤現象與相關政治經濟思想》，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研究所1994年版。
①⑨《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3頁。
②⑩這里的三個數字根據馬士著《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以下簡稱《編年史》，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一卷第309～321頁《東印度公司的英國船只對華貿易表（1365—1753年）》的有關數據統計而來，原表多用鎊和八單位里亞爾后稱元為計算單位，這里根據100英鎊＝416．67元、100元＝72兩、100英鎊＝300兩換算，0．72兩×416．67＝300．0024兩。又：貨物價值與白銀相加不能等于總資金的原因是有許多船只只有總資金的記錄。
②①②③②④②⑥②⑧《編年史》第一卷第十一章、第八章、第十五章、第二十八章、第八章。
②②黃冕堂：《清史治要》，齊魯書社1990年版，第441頁。
②⑤《編年史》第一卷第二十一章。所謂的南京棉布應是指當時蘇松地區的棉布織品，南京和蘇州都有棉布市場。
②⑦《利瑪竇中國札記》，第278頁。
②⑨［明］王在晉：《通番》，《越鐫》卷21。
③⑩［明］凌蒙初：《轉運漢遇巧洞庭紅波斯胡指破鼉龍殼》，《拍案驚奇》卷之一。
③②天啟《舟山志》卷2，《山川》。
③③③④③⑦③⑧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136、219、456～465頁。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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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標準下我國政府、企業對策 我國紡織業出品競爭力問題和對策研究 我國紡織業的貿易格局與市場策略 綠色壁壘對我國外貿出口的影響分析 世界 FTAS 發展態勢與中國策略分析 我國紡織業出口競爭秩序現狀分析與對策探討 行業協會在規范出口競爭秩序中的作用探討 加入 WTO 后我國民族產業的保護 區域經濟發展的產業模式選擇——以惠州經濟為例 古典比較利益論與中國制造業結構調整的思考 FDI 與我國經濟發展的關系 從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本國貿易的影響看我國開展海外投資 海外投資與出口貿易的相互關系 中國經濟反壟斷立法的探索 廣東區域聚集經濟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及風險研究 論我國進出口貿易對國內通貨膨脹水平的影響 歐元匯率變動對惠州制鞋行業對外貿易的影響及對策分析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內在機理及未來演變研究 中國國有經濟角色演進的反思與前瞻 我國產業結構調查研究 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成因及解決思路 企業文化建設與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 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戰略思考 廣告語言與消費心理研究 民營企業融資渠道拓展研究 淺論我國民營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培育 中小企業文化現狀、問題及對策研究 論民營經濟發展的障礙和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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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顧客關系投資的個性化價格促銷 中小企業出口及其社會責任研究 中小企業國際市場營銷策略研究 廣東農產品出口跨越貿易壁壘的對策研究 中小企業出口低價競銷的原因及治理對策研究 惠東鞋業出口的現狀、困境及對策分析 對外貿易對惠州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 外商直接投資對惠州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 全球知識網絡與跨國公司 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經濟的機制和對策 國際金融危機的跨國傳播機制研究 國際金融危機對廣東經濟的影響研究 知識的國際傳播機制研究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研究 雙邊 FTA 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研究 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變動對進出口的影響 FDI 對我國國際貿易影響的區域性差異分析 廣東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我國國際貿易波動的影響因素——基于因子分析的研究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社會傾銷問題 反傾銷背后的國家利益博弈 我國對外貿易戰略調整的原因及障礙分析 綠色國際貿易與綠色國際貿易壁壘 綠色貿易壁壘對我國外貿的影響 如何跨越綠色貿易壁壘 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出口退稅率調整的政策思考 出口退稅政策與我國產業結構調整 國際市場水果檢疫準入與促進我國水果出口的對策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競爭法、產業法與反傾銷法的沖突與協調 中國的對外貿易環境與政策變化 市場營銷視野下的大學生自主擇業策略分析 對中小企業國際市場營銷方式的分析 論國際市場營銷者如何跨越文化障礙和避免政治風險 國外消費者對“中國制造”的感知與評價及對中國企業的啟示與建議
開題報告舉例 一、 選題意義 1、 理論意義 2、 現實意義 二、 論文綜述 1、 理論的 淵源及演進過程 2、 國外有關研究的綜述 3、 國內研究的綜述 4、 本人對 以上綜述的評價 三、論文提綱 前言、 一、 1、 2、 3、 ·· ·· · · 二、 1、 2、 3、 ·· ·· · · 三、 1、 2、 3、 結論 四、論文寫作進度安排 畢業論文開題報告提綱 一、 開題報告封面：論文題目、系別、專業、年級、姓名、導師 二、目的意義和國內外研 究概況 三、論文的理論依據、研究方法、研究內容 四、研究條件和可能存在的問 題 五、預期的結果 六、進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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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人才所需掌握的東西越來越多是必然的，單一性的人才已無法滿足社會的需求，成為同時掌握幾項技能的復合型人才已日漸成為趨勢，國際貧易行業已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單純為7創匯而經營外貧出口的初級階段到現在的已比較優勢交換一一以“雙盛”為目的新階段。
隨著我國加人WTO，中國與世界市場接軌的步伐逐漸加快，國際經濟與貿易業已是我國目前最具增長潛力的行業之一，自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的平均增長速度達到了創紀錄的兩位數。越來越多的企業把目光瞄向世界市場，外貿事業呈現快速上升趨勢，直接造成了對外貿人才需求的熱潮。筆者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待現今國際貿易專業人才的需求問題。
1我國外貿發展的現狀
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外貿進出口經歷了自2008年H月以來的連續大幅下挫，到2009年3月份開始企穩回升，8月份回升趨勢基本確立，11月份進出口總值同比開始增長，12月份進口和出口同比雙雙出現強勁增長，環比也呈現大幅增長，月度進口值創造了歷史最高紀錄，月度出口值也列歷史第四高位，表明我國對外貿易在加速復蘇。
2用人單位外貿人才需求情況
根據部門高校就業指導中心的統計數據顯示，5年內，國內擁有外貿進出口權的企業數量將達到36萬家，是現在外貿企業數量的2倍，僅按每家新增企業需要10位外貿專才，就需要180萬人。而根據教育部門高校就業指導中心統計，中國每年高校類畢業生在13萬人左右，即使13萬人全部從事外貿工作，也只能培養出65萬外貿人才，尚有100多萬人才的缺口。近來，為應對危機對中國外貿的沖擊，政府出臺了各種政策鼓勵重點外經貿企業增資擴產，擴大進出口和內銷，外資企業的引進也直接導致外貿人才需求的上漲。
為了取得更有力，更實際的用人信息，筆者去了中華英才網、前程無憂等國內幾大招聘網站，查詢了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各企事業單位對國貿專業的網上招聘要求。從查詢過的公司中可以總結出幾個問題:用人單位對應聘者的英語要求頗高，一般為英語六級以上水平，口語要好，表達流利。大都招聘大專畢業或高中畢業的懂國際貿易的學生，本科畢業的英語專業或國貿專業學生也在一些公司招聘考慮范圍之內。招聘職位以報關員、銷售業務員、租船員、外事秘書、外貿業務員、銷售主管等為主，大多為國際貿易實務。在性別上，客服和秘書要求女性的較多，在銷售、制單等職位上要求男性的居多。而對工作年限一般要求兩年以上者為佳。不盡然的是，企業十分注重應聘者的實際工作能力和團隊協作精神及工作經驗。
3外貿人才結構的需求預測
3.1外貿公司的業務員即外銷員
外貿業務員是外貿企業中從事進出口貿易磋商、談判、簽約等工作的人員，有時可能還要兼顧運輸、保險、報關、報檢等業務，這類人員通常需要國際貿易及相關專業畢業，英語口語一定要相當流利，有國際貿易經驗，熟悉海外市場，熟悉國際貿易整個流程，具備良好的市場開拓能力和人際交往能力。從業人員參加國家外銷從業人員職業資格考試，考試合格者可獲得國家商務部和人事部聯合頒發的《國際商務從業資格證書》，該證書全國通用，是外經貿從業人員上崗和從事進出口業務的必備條件。
3.2國際商務談判人才
根據目前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來看，國際商務談判人才會是一個重要需求，主要涉及的領域有信息通訊、生物工程與醫藥、環境保護、新材料與新能源等專業，與市場開發領域的招商引資、海外融資、上市與開拓海外市場等活動。國際貿易的成交金額動輒數百萬美元，對企業來說國際商務談判師是外貿企業中不可或缺的人物，特別是有職業證書和實際經驗的國際商務談判人才在獵頭市場中往往是有價無市。
3.3各類證書持有者(單證員、跟單員、:報檢員及報關員)
單證員:在國際貿易實施過程中各個環節，無一不是通過各種單據憑證來維持。因此，外貿企業對單證員的需求較大。由于單證員操作技能的高低直接關系到外貿業務結匯的時效和成敗，從業要求較高，而現如今的從業人員中，持專業證書的在10%;左右。因此，具有單證員證書者成為就業市場上的“搶手貨”。此外，國際貿易單證操作技能是每個從事外貿業務工作者必備的基本功，大學生進人外貿、外資企業從事外貿工作，一般都從單證操作員做起，因此，求職前最好先考張單證員證書。
跟單員:外貿跟單員是我國商務行業繼國際商務從業資格(外銷員)、國際貨代員、國際商務單證員職業資格培訓考試后第四個崗位的培訓與認證考試，是外貿行業又一熱門職業。跟單員的主要工作是在企業業務流程運作過程中，以客戶定單為依據，跟蹤產品(服務)運作流向并督促定單落實的專業人員，是各企業開展各項業務，特別是外貿業務的基礎性人才之一。
報檢員:2007年，報檢員開始實行全國統考，規定各地檢驗檢疫機構頒發的現有報檢員證書，將停止使用，沒有參加“報檢員資格全國統一考試”獲得“報檢員證書”的人員將不再具有報檢資格，不得從事報檢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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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注：參見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篇5
[關鍵詞]宋代 福建海商 崛起 地理因素
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經濟高度發展、繁榮的時代，海外貿易的空前活躍是其時代特征之一，被譽為“與元代并處于中國古代海外貿易發展歷史曲線的最高段”①，更為海外學者視為“世界偉大海洋貿易史上的第一個時期”②。居于東南沿海的福建，作為海洋中國的巨鎮，在宋代海外貿易版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福建海商在兩宋時期已崛起為國內沿海商人的代表，在國內區域間貿易、與海外諸國遠洋販易中具有重要影響，這已為宋人所認可，也為現代學者的不斷深入研究所確證。有關宋代福建海商的研究，專論者有日本學者斯波義信的《宋代福建商人的活動及其社會經濟背景》③，而大多論者是從不同角度加以闡述，其中有臺灣學者李東華的《九世紀——十五世紀初泉州與我國中古的海上交通》④、香港學者蘇基朗的《中國經濟史的空間與制度：宋元閩南個案的啟示》⑤、葛金芳《兩宋東南沿海地區海洋發展路向論略》⑥、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⑦、黃純艷《宋代海外貿易》⑧。尚有眾多論著所及，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介紹。上述論著有關福建海商崛起的探討，主要側重點是從福建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在地理交通因素方面雖然有所涉及，但專題進行具體深入研究尚為不足。本文擬以上述論著為基礎，就地理交通因素在宋代福建海商崛起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做一粗淺的探討，以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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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黃純艷：《宋代海外貿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8頁。
②馬潤潮：《宋代的商業和城市》(1972年美國阿支郎大學博士論文)，(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5年，第3頁。
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39—48頁，文中提到日本學者日比野丈夫、森克己、和田久德氏等對此均有所研究，可惜未能拜讀。
④(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
⑤《歷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35—43頁，文中介紹其論著《刺桐夢華錄》的相關論述。
⑥《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2003年第3期，第71—79頁。
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⑧(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一 陸路交通條件的改善
福建地處我國東南沿海，三面環山，一面臨海，區域內山嶺疊嶂，溪流縱橫，河谷與盆地交錯分布，素有“東南山國”之稱。正緣于福建山多，武夷山橫亙于西，仙霞嶺阻礙于北，造成了福建與內地交通的隔閡，天然地形成了面向海之封閉地形。陸上交通，無論是區域內，還是與中原各地都十分不便，突顯了海路交通在福建歷史上的地位。因此，福建人民走出大陸，交通四海是有著極其悠久的歷史?！渡胶＝洝防锛摧d有三千年前的商周時代中原人民就有“閩在海中”的說法，這為福建發展海上交通聯系提供了良好的地理條件。但是，福建海上交通的發展卻是與區域內外經濟聯系的加強和交通技術條件的改善分不開的。
僻處東南一隅的福建，與中原相距甚遠，直到春秋戰國時期越國出現后，始與中原有所接觸。但由于地形之阻隔，福建與贛、浙交通之不便，雖于秦漢有郡縣設置，開發卻極為緩慢，到三國孫權立國江東以后，才有進一步的發展。隋唐之際，國家重新完成了統一，福建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也迎來了一個新的時期，尤其是唐中葉以來，中原動蕩，北人南來，福建區域的社會經濟就得到了進一步的開發。從大歷四年(769年)至咸通五年(864年)，福建區域就增設了九場三鎮，即大同、桃源(又名桃林)、武德、感德、歸德、小溪、梅溪、武平、上杭九場，永貞、黃連、歸化三鎮①，以上場鎮大多分布于內陸山區。五代時期，王氏治閩，閩中山區更是“草萊盡辟”，“至數千里無曠土”②，許多地區已發展到相當程度而設縣，唐之永貞、黃連、歸化三鎮及大同、桃林、武德、歸德、感德、小溪、梅溪七場相繼在這一時期升為羅源、建寧、泰寧、同安、永春、長泰、德化、寧德、安溪、永泰十縣③。至兩宋時期，福建社會經濟迎來了繁榮時期，由沿海地區到內陸地區更有了長足的發展。北宋初期，又增設惠安、崇安、光澤、甌寧、政和、上杭、武平、清流八縣④。眾所周知，福建廣大內陸地區都是位于山區丘陵地帶，交通不便，社會經濟較沿海地區普遍落后。而內陸地區因社會經濟的發展而設縣，既說明了中央對地方具體管轄范圍的擴大，也體現了福建區域內經濟聯系的加強和交通往來的改善。
交通正如經濟的動脈一樣，修路建橋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會經濟發達的產物。福建區域內山嶺縱橫，河流交錯，歷史上有著“閩道更比蜀道難”的說法，疏通河道，尤其是修建橋梁至關重要。因此，真正標志著福建區域內交通聯系的改善則體現在宋代福建橋梁的建設上。據統計，宋代福建建成橋梁大小共有646座⑤，有著“閩中橋梁甲天下”之盛譽。區域內社會經濟和對外貿易最為發達的泉州，在橋梁建設上最具代表性?！叭运嘻}場多于他郡，而番舶于此置司，故其郡獨富，余力及于橋道……”⑥，故橋梁建設最盛。據乾隆《泉州府志》記載，晉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五縣歷代建橋共275座，標明宋代修建的有106座，總長度達萬丈以上(約五六十里)，其中紹興年間(1131—1162年)達到高峰，僅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就修建了25座⑦。因此，泉州社會經濟的發達促進了橋梁建設，而橋梁建設的發展又極大地推動了泉州乃至福建商品經濟和對外交通的發展。如：洛陽橋“當惠安屬邑與莆田、三山(福州)、京國孔道”，往來其上，“肩轂相踵”；安平橋處安海與水頭之間，這里“方舟而濟者日以千計”，建成后，“輿馬安行商旅通”；順濟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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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孫爾準、陳用光：《重纂福建通志》卷2、3《沿革》，清道光九年修、十五年續修。
②《王審知德政碑》(天事占三年，立于閩縣)，三王文物史跡修復委員會編：《閩國史匯》，暨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68—371頁。
③孫爾準、陳用光：《重纂福建通志》卷2、3《沿革》，清道光九年修、十五年續修。
④孫爾準、陳用光：《重纂福建通志》卷2、3《沿革》，清道光九年修、十五年續修，另參考《宋會要輯稿》方域七之一一。
⑤福建公路局編輯組編：《福建公路史》，福建科技出版社，1987年，第一冊第36頁。
⑥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96《福建六》，四部叢刊本。
⑦乾隆《泉州府志》卷10《橋渡》，民國十三年補刻本，參考李意標、黃國湯：《南宋泉州橋梁建筑》，《福建論壇》(文史哲版)，1985年第3期，第68—72頁。
則是“下通兩粵，上達江浙”，“維橋之東，海舶所湊”①；石筍橋更是“南通百粵北三吳，擔負輿肩走騋牝”②，經濟流通得到大大的改善。
其實，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兩宋時期的福建，無論是區域內，還是與周邊區域，經濟往來日益密切，交通聯系也日益發展。唐時，福建與周邊區域的交通聯系仍十分不便。據《淳熙三山志》載，“西路舊無車道抵中國，緣江乘舟，戛蕩而溯，凡四百六十二里，始接郵道”，元和年間(806—820年)，“觀察使陸庶，為州二年，而江吏籍淪溺者百數，乃鏟峰湮谷，停舟續流，跨木引繩，抵延平富沙，以通京師”④，開辟了陸路驛道。此后，黃巢入閩，“由浙東欲趨福建，以無舟船，乃開山洞五百里，由陸趨建州”⑤，開通了福建著名的出省通道仙霞嶺路，福建的陸上交通才得以改善，與周邊區域的聯系得到了加強。除仙霞嶺路外，還有出閩北杉關、分水關至江西境內兩條通道。宋代，隨著閩西北社會經濟的進一步開發，福建與周邊區域的交通條件也日益改善。據乾隆《光澤縣志》載，光澤于太平興國六年(981年)設縣，縣西經杉關通江西南城、黎川兩縣，縣北云際關通江西鉛山，縣西北鐵牛關通江西資溪。雍正《崇安縣志》載，崇安于淳化五年(994年)設縣，縣北分水關通江西鉛山，縣西桐木關經江西煙埠亦通鉛山?？滴酢段淦娇h志》載，武平于淳化五年(994年)設縣，縣西湖界隘(今筠門嶺)通江西會昌，縣南懸繩隘通廣東平遠，縣南大壩水道通廣東蕉嶺⑥。以上所舉光澤、崇安、武平三縣，都是北宋初年增設的縣治，即可說明閩西北社會經濟的發展極大地改善了福建與周邊路份的交通條件。再輔以宋達的驛傳制度，福建陸上交通較前代已有了很大的改善。
二 海路交通技術的發展
陸路交通條件得到改善的同時，在海路交通方面，宋代航海技術取得了顯著的進步。
我國造船航海歷史悠久，福建地區自古即有制造海船的傳統。當時，“漳、泉、福、興化，凡濱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備財力，興販牟利而已”⑦?！短藉居钣洝犯菍ⅰ昂２啊绷袨槿６萃廉a之一，素有“海舟以福建船為上”⑧之稱。宋人有關海船的描述是：“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載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載二、三百人。余者謂之纘風，大小八櫓或六櫓，每船可載百余人?！雹?一料即一石，五千料相當于三百噸左右)。福建海船的形狀是“船頭尾尖高，當中平闊，沖波逆浪，都無畏懼，名曰丫烏船”⑩?！缎头钍垢啕悎D經》描寫更為詳盡：“長十余丈，深三丈，闊二丈五尺，可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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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泉州府志》卷10《橋渡》，民國十三年補刻本。
②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卷19《石筍詩》，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影印本。
③福建公路局編輯組編：《福建公路史》，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年，第一冊第16頁。
④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5《驛鋪》，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本。
⑤《舊唐書》卷197下《僖宗記》。
⑥福建公路局編輯組編：《福建公路史》，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年，第一冊第12—13頁。
⑦《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三七。
⑧呂頤浩：《忠穆集》卷2《論舟楫之利》，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影印本。
⑨吳自牧：《夢粱錄》卷12《江海船艦》，《叢書集成初編》本。
⑩樂史：《太平寰宇記》卷102《江南東道》，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影印本。
千斛粟。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挽疊而成。上平如衡，下側如刃，貴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其中分為三處，前一倉不安艎板，唯于底安灶與水柜，正當兩檣之間也?！變深a柱，中有車輛，上綰繩索，其大如椽，長五百尺，下垂叮石，石兩旁夾以二木鉤……遇行則卷其輪而收之。后有正柂，大小二等，隨水淺深更易。當橋之后，從上插下二棹，謂之三副柂，唯入洋則用之?！恐凼A……大檣高十丈，頭檣高八丈?！雹僭?973年泉州后渚港出土的宋代海船即是此種類型。相較于廣東、兩浙海船，福建海船更適合于深海遠洋航行，故有“南方木性，與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為上，廣東、西船次之，溫、明船又次之”②。因此，宋代“舊例，每因朝廷遣使，先期委福建、兩浙顧募客舟”④，甚至“金人所造戰船，系是福建人，北人謂之倪蠻子等三人指教打造”④。
宋代航海技術最大的進步則要數指南針運用于航海。在此之前，航?！爸蹘熥R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⑥，這不利于全天候航海，更不能進行深海遠洋航行，指南針的運用正彌補了這一不足，如《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所載，“是夜，洋中不可住維，視星斗前邁，若晦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⑦?！帮L雨晦冥時，惟憑針盤而行，乃火長掌之，毫厘不敢差誤”⑧。指南針成為全天侯的導航儀器，“舟船往來，唯以指南針為則”⑨。指南針的運用是航海技術上的一次革命性變化，使得海商能夠充分利用既有的航海知識，拓展海外貿易，更使處于特殊地理位置的福建擁有了得天獨厚的優勢。
我國沿海有極規律的季風，冬季吹東北風，夏季則吹反向之西南風。指南針的運用就為已掌握季風規律的海商，提供了精確的方向指示器，觀風向變化，調整帆篷方向以順風勢航行。去高麗、日本即乘夏季西南季風，如《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34《海道一》所說，“舟行皆乘夏后南風”，“去日以南風，歸日以西風”，回航則乘東北信風；去東南亞一帶則是冬汛北風發舶，夏汛南風回舶。李東華先生認為：泉州(福建)位于我國海岸線之轉折處，遂可兼營兩地之貿易，冬季一方面有華商、蕃商往南海貿易，一方面有赴東北亞貿易者返來；夏季一方面有南海商客入港，一方面又有赴東北亞者出海，一年中幾無淡季可言⑩。這在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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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34《客舟》，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影印本。
②呂頤浩：《忠穆集》卷2《論舟楫之利》，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影印本。
③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34《客舟》，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影印本。
④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230，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壬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許涵度本。
⑤李東華：《九世紀——十五世紀初泉州與我國中古的海上交通》，(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第107頁。
⑥朱或：《萍洲可談》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⑦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34《半洋焦》，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影印本。
⑧吳自牧：《夢梁錄》卷12《江海船艋》，《叢書集成初編》本。
⑨趙汝適：《諸蕃志校注》卷下《海南》，中華書局，1956年。
⑩李東華：《九世紀——十五世紀初泉州與我國中古的海上交通》，(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第110—111頁。
祈風石刻和文獻記載中有關泉州一年祈風兩次，而廣州僅言于五月祈“回舶風”①即可得到印證。在這樣的情況下，泉州港既經營與高麗、日本的貿易，又可發展同南洋的往來，而廣州專營南洋，明州專營高麗、日本。因此，有著特殊的區位優勢，加上當時所具備的航海技術條件，福建海商在拓展海外貿易中相較于其他區域而言，無疑具有更為有利的條件。
轉貼于 三 區域港口地位的上升
陸路交通條件的改善和航海技術的進步，使福建與周邊區域、與海外國家的經濟聯系得到了加強，而宋代福建區域內港口地位的提升則為福建海商之崛起提供了平臺。
福建負山面海，沿海港灣眾多。隋唐以來，福建海外貿易興起，已成為外商來販的重要地區，故有唐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來，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悅?！鋷X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節度使常加存問，除舶腳收市進奉外，任其來往通流，自為交易，不得重加率稅?！雹谖宕跏现伍}，“招徠海中蠻夷商賈”，在黃歧半島開辟了甘棠港作為福州的外港③，遂使福州成為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
泉州港在對外貿易史上的地位則更為重要，公元9世紀中葉，在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胡爾達茲比赫的《道里邦國志》一書中，就將其列為唐代四大貿易港之一。王閩時代，“招寶侍郎”王延彬知泉州，泉州港更是得到了較快的發展，以至北宋初年泉州港雖未有市舶司之設置，卻仍在對外貿易中享有很大的影響地位。《宋會要輯稿》載，“太平興國初，京師置榷易院，乃詔諸蕃國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泉州、兩浙，非出于官庫者，不得私相交易”④。太平興國七年(982年)閏十二月“詔，聞在京及諸州府人民或少藥物食用，今以下項香藥止禁榷廣南、漳泉等州舶船上，不得侵越州府界，紊亂法條”⑤。隨著福建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區域內外交通條件的改善，泉州港對外聯系越來越廣泛。如前所述，“福建專擅交通高麗”，在海外貿易中的影響越來越大，以至元豐五年(1082年)二月，勃泥(今加里曼丹)王“復遣使貢方物，其使乞從泉州乘海舶歸國，從之”⑥。因此，在泉州設置市舶司已迫在眉睫。熙寧五年(1072年)，“詔發運使薛向曰：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請置司泉州，其創法講求之”⑦。元祜二年(1087年)，北宋政府“詔泉州增置市舶司”⑧。
泉州市舶司的設置，確立了泉州港在海外貿易中的地位，并進一步促進了福建海外貿易的發展。當時的泉州“土疆差廣，齒笈至繁?！逡揠s四方之俗，航海皆異國之商”⑨，“驛道四通，海商輻輳。夷夏雜處，權豪比居”⑩，素號“樂土”，“珍奇畢集，近聯七邑百萬家；生聚實蕃，遠控重溟數十國”⑾。時至南宋，“泉距京城五十有四驛，連海外之國三十有六島，城內畫坊八十，生齒無慮五十萬”，“近接三吳，遠連兩廣，萬騎貔貅，千艘犀象”⑿，泉州港的地位穩步上升，逐漸超越兩浙，并有凌駕于廣州之上之趨勢。從宋室南渡前二年(宣和七年，1125年)賜予三路市舶司的度牒數目，即可反應此種趨勢。宣和七年(1125年)，“三月十八日，詔，降給空名度牒，廣南、福建路各五百道，兩浙路三百道，付逐路市舶司充折博本錢，仍每月具博貿并抽解到數目，申尚書省”⒀。
宋室南渡進一步抬升了泉州港在海外貿易中的地位，終使泉州凌駕于其他海外貿易港之上，成為海外交通貿易之樞紐，由此與福建海商之崛起相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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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彧：《萍洲可談》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②《全唐文》卷75《太和八年疾愈德音》。
③《王審知德政碑》(天祐三年，立于閩縣)，三王文物史跡修復委員會編：《閩國史匯》，暨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68—371頁。
④《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一。
⑤《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二。
⑥《宋史》卷489《勃泥國》。
⑦《宋史》卷186《食貨志》。
⑧《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八。
⑨鄭俠：《西塘集》卷7《代太守謝泉州到任》，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影印本。
⑩鄭俠：《西塘集》卷8《代謝仆射相公》，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影印本。
⑾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9《上元設醮青詞》，四部叢刊本。
⑿王象之：《輿地紀勝》卷130《泉州》，中華書局影印文選樓影宋抄本。
⒀《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十一。
宋室南渡后，定都于杭州，明州離行在太近，宋廷患有不利，加上兩浙舶司收入時已無多，促成兩浙路舶司之永久罷廢。“初，高麗入使，明、越州困于供給……我使之行每乘二神舟，費亦不貲。昔蘇軾言于先朝，謂高麗入貢有五害，以此也。惟是國于吳會，事異東都，昔高麗入使率由登、萊，山河之限甚遠，今直趨四明，四明距行都限一浙水耳”①?！端螘嫺濉芬噍d：乾道二年，“詔罷兩浙路提舉市舶司……今福建、廣南路，皆有市舶司，物質浩瀚，置官提舉，試所當宜，惟是兩浙路置官，委是冗蠹，乞賜罷廢，故有是命”②。其后，又先后罷杭州市舶務(紹熙元年，1190年)，溫州、秀州、江陰軍之市舶務(慶元元年，1195年)，僅留明州市舶務。而且，宋室南渡后，泉州距行在更近。當時，無論是陸路，還是海路，相較于廣州更為便捷，故當時宋廷規定由泉至杭與由廣至杭的時間頗有不同，淳熙二年(1175年)二月二十七日戶部“欲令福建、廣南路市舶司，粗細貨物并以五萬斤為一全綱，福建限三月程，廣南限六月程到行在”③。因此，正是宋室南遷，國家中心轉移至東南沿海，形成朱熹所言“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為天下之中”之形勢，使得泉州超越兩浙、凌駕廣州，居于海外交通樞紐的地位?！遁浀丶o勝》即載：“況今閩粵莫盛于泉州，外宗分建于維城，異國悉歸于元市?！雹堋秹袅轰洝穭t載，兩浙海商“若欲船泛外國買賣，則是泉州便可放洋”，又“若商賈止到臺、溫、泉、福買賣，未嘗過七洲、昆侖等大洋。若有出洋，即從泉州港至岱嶼門，便可放洋過海，泛往外國也”⑤。南宋泉州港已成為海商進行海外貿易的主要門戶。
綜上所述，在境內外交通條件改善、經濟聯系加強和航海技術進步的基礎上，福建海商依托漸居于海外交通樞紐地位的泉州港，相較于其他地區的海商而言，自然居于更為有利的位置。再加上宋代福建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福建海商具備了崛起為與“外商海賈”相提并論的國內沿海商人代表之有利條件。因此，宋代以來，所謂的“閩商、閩賈、閩船”的足跡所及，屢見于時人文獻，福建海商必然為今人所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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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487《高麗傳》。
②《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二八。
③《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三一。
④王象之：《輿地紀勝》卷130《泉州》，中華書局影印文選樓影宋抄本。
⑤吳自牧：《夢梁錄》卷12《江海船艦》，《叢書集成初編》本。
The Geographical Factors of the Rising
of Marine Merchants in Fujian Province in the Song Dynasty
篇6
論文摘要:近年來隨著我國外貿出口的進一步加快發展,我國企業被外方拖欠貨款的問題日益凸顯。我國外貿企業客戶信用風險管理上的欠缺造成的債務拖欠等問題已成為外貿企業發展的瓶頸。文章首先對我國外貿企業貨款拖欠問題的現象進行客觀分析,然后剖析其深層次成因,進而從新的視角為我國外貿企業解決該問題提出建議。
近年來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出現的經濟糾紛也有所增加。其中國際貿易拖欠，即在對外貿易中應收款不能及時安全收回，大量外匯滯留損失在外，成為困擾我國眾多外貿企業的一大難題。
而且隨著人民幣的升值，這一難題造成的損失也在擴大。支付結算是進出口貿易業務鏈上最關鍵的一環。伴隨著科技的發展,支付結算工具日漸增多,這給貿易雙方帶來了周轉與交易的便利,但由于商業信用與銀行信用風險的存在,其中也潛伏了風險。以托收方式為例,若買方違約,拒絕贖單,賣方便無法收回貨款。
一、造成我國出口貨款被外方拖欠的原因
從國外統計數據上我們可以分析一下造成我國出口貨款被外方拖欠的原因：
1.從國際貿易拖欠案起因結構看,我國對外貿易客戶信用風險的直接起因以惡意欺詐為主。具體結構為:有意欺詐的拖欠款占60%;產品質量、數量或交貨期有爭議的占25%;屬于我方外貿企業交易嚴重失當及管理失誤的占15%;交易人員私下默契臺底交易占2.5%;其他性質占2.5%。我國對外貿易的過半貨款拖欠是由客戶的惡意欺詐引起,而非人們通常理解的主要是由諸如產品質量或貨期等貿易糾紛引起。
2.從國際貿易拖欠案件所涉及的海外公司看：（1）海外華人公司（包括我國港、澳、臺公司）占50％；（2）不良外籍公司占20％；（3）純為貨物有爭議的公司占20％；（4）駐外機構占5％；（5）其他占5％。
3.從外貿企業性質結構看,我國對外貿易客戶信用風險導致的國際拖欠所涉及的企業以國內的全資中資企業為主體。具體結構為:80%來自國內的企業,其中的50%為國有外貿企業,30%為私營外貿企業;另外20%來自三資企業。
4.從客戶新舊特征看,過半數的國際貨款拖欠由老客戶造成。而非人們通常理解的國際貨款拖欠主要由資信不良的新客戶造成。
二、外貿業務中普遍存在的問題
幾年來人們經過對幾十起不同類型國際貿易拖欠案件進行調查，發現在外貿業務中普遍存在以下問題：
1.不重視對外商資信調查。資信調查是我國外貿公司對外成交不應缺少的一個環節，外商資信狀況直接關系到外貿公司能否嚴格履行合同，安全收匯、收貨。有些外貿公司在進出口貿易中，對外商既不做資信調查，又輕率采用對出口方具有極大風險的付款方式（D／A、T／T），給國外一些不法商人欺詐行騙造成可乘之機。在對外貿易中，即使多年合作的老客戶資信情況和經營狀況也并非一成不變。當老客戶付款出現異常時，如果缺乏警覺，不及時進行資信調查，了解其目前營運狀況，便會喪失避免風險的機會。
2.貨物質量有問題，履約不嚴肅。出口中不按時交貨，貨物品質、數量、規格與合同不符，導致外方索賠現象時有發生。
3.合同條款有紕漏，業務操作不規范。有些合同貨物品質規格不具體，違約責任不明確，支付條款不對等，出現爭議難以解決。在信用證條件下的交易中，由于不嚴格審證，操作不慎，出現單證不符，遭對方拒付貨款的不乏其例。
4.不重視運用法律手段保護自己的正當權益。在對外貿易中“重關系，輕索賠”是十分普遍的現象，寧可國家利益受損失，也不愿或不善于拆諸法律，有的公司選擇國外不良討債公司追款，反受其害。
從上述現象和存在的客觀問題進行深層次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國際貿易拖欠的形成，既有國外原因又有國內原因。就國外原因而言，海外一些不良公司利用我國開放之際，積極擴大對外貿易，但相應的法律體系尚不健全，外貿公司業務人員與管理者還未完全熟悉國際操作規范，又有急于求成的心態，用人情或小恩小惠等方式，將我外貿公司僅有的一些原始警戒攻破，或在合同條款和操作方法上設下圈套，為今后拖欠制造理由。據有關部門統計，我國企業逾期未收匯屬于國外方面諸多原因中，進口商信譽差和我駐外機構有意拖欠約占50％的比重。另外，造成我國外貿企業風險損失的原因除了企業主體信用管理觀念的嚴重缺乏外,來自企業產權制度的影響也是至關重要的。
三、我國外貿企業客戶信用風險的成因
具體來說,我國外貿企業客戶信用風險成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外貿公司體制與現代化的國際經貿發展要求不適應。我國外貿公司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司制，雖經轉換經營機制，擴大自，但在經營、企業管理、財務制度等方面沒有建立一套健全的制度，對業務人員和業務活動缺少必要的監督和制約，因此既不能及時發現問題，又不能妥善解決問題。外貿企業產權不明晰，使得很多國有外貿企業管理者為了應付上級主管部門業績考核,不顧企業長遠利益,盲目賒銷;有的企業迫于市場競爭壓力,單純追求銷售額增長,盲目打價格戰。這些行為導致了企業應收賬款上升,銷售費用上升、負債增加,呆賬壞賬增加,效益下降,偏離了最終利潤這一企業最主要的目標。強化企業信用管理,就是要在銷售收入增長和風險控制這兩個目標之間尋求協調一致,保證最終利潤這一根本目標的實現。
2.相關部門缺乏信用風險管理意識，由于從政府到企業信用風險管理意識都比較淡漠,對信用管理工作重視不夠,導致政府對企業缺乏政策引導和有效支持;有的企業雖然感到信用風險管理需要,但苦于所知不多無從下手,且成本較高,在本來利潤率不高的情況下不愿為此支付費用,進而產生畏難情緒,甚至干脆漠視不管。目前中國出口企業的壞賬率超過5%,而發達國家企業卻只有0.25%至0.5%的水平,國際平均水平也只在1%左右。中國企業出口中遇到的很多困難,一開始并不是對方存心拖欠,而是中國企業自己出現制度和管理失誤。
3.企業內部職責不明確，在我國外貿企業現有的管理職能中,應收賬款的管理職能基本上是由銷售部和財務部這兩個部門承擔的。然而在實踐中這兩個部門卻常常職責分工不清,不能形成協調與制約機制,容易造成外貿企業在客戶開發、信用評估、合約簽訂、資金安排、組織貨源、品質監督、租船訂艙、制單結匯等諸多貿易環節出現決策失誤并導致信用損失。外貿企業內部職責不明確已成為企業賬款拖欠趨勢得不到有效抑制的根本原因。
4.一些公司管理水平低和業務人員素質差是造成國際貿易拖欠的直接原因。近年來，過分強調國際市場開拓，忽略了國際市場的復雜性和對風險的防范；過分強調開拓面和追求成交額，放松了對國際拖欠的管理。對外商進行資信調查在我國外貿公司中沒有制度化，業務過程中隨意性大，在調查的案件中，我外貿易公司以D/P或D/A成交的占50％，以T/T、銀行轉賬形式成交的占25％。
5.對外貿企業運作中的行為規范管理不嚴格。有些外貿公司以承包、放權為名，實際是放任自流，致使內外串通、損公肥私、的事件屢禁不止。
6.法律意識淡薄。一些企業負責人和業務人員習慣于用行政手段處理問題，不敢于、不善于動用法律手段解決對外貿易中的問題。有的公司在明顯是外方違約或欺詐，使公司遭受重大損失的情況下，也不采取有效的法律措施。
7.國有資產自我保護機制不健全。在財務和考績制度上不能及時反映企業逾期未收匯的狀況，對造成損失的直接責任者也無相應的懲治措施。主管部門不了解國際拖欠的問題，因而無法設立預警線，難以制定行之有效的監管措施。
8.信用管理方法落后。目前我國外貿企業業務人員信用風險防范意識薄弱,信用風險防范手段單一,沒能掌握或運用現代先進的信用管理技術和方法。對客戶的信用風險缺少評估和預測,交易中往往是憑主觀判斷做決策,缺少科學的決策依據。在銷售業務管理上,由于缺少信用額度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給企業銷售人員違規經營、違章操作,甚至與客戶勾結留下可乘之機。在賬款回收工作上更是缺少專業化的方法。
由于經營和管理體制上存在缺陷，國際貿易拖欠問題不斷發生，被拖欠的企業不愿意將事情暴露，所以問題難及早發現，形成一個逃避監管的死角。如不及早研究和解決國際拖欠問題，必然會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
四、避免和解決國際拖欠問題的對策
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有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改革中，深化我國外貿體制改革，加快外貿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步伐，使外貿企業的管理機制和運行機制得到徹底改善。對此，應完善制度，強化管理，制定防范措施，最大限度地避免國際拖欠案件的發生，并逐步建立起國際貿易風險的預防、監控、治理機制。
1.提高外貿業務人員素質是當務之急。有關部門應加強對國際貿易風險的研究，外貿企業要注重業務人員防范國際拖欠能力的培訓，對剛剛從事外貿工作的人員和近年來取得進出口經營權的企業尤為重要。外經貿院校也應開設有關課程，同時各進出口商會應對本行業進出口公司提供國際市場開拓與風險管理的咨詢服務。
2.建立外貿風險管理的規范操作程序。加強內部管理和對外商資信調查，是避免發生國際拖欠的主要措施。尤其以D/P、D/A成交的貿易，需要進行嚴格的評審和有關部門出具的資信調查。從實際經驗看，堅持對新客戶先資信調查后成交，對老客戶定期進行調查或發現疑點及時調查，可使境外拖欠案件下降50％。我國外貿企業對信用風險的防范一直是進出口業務風險防范中一個較為薄弱的環節,特別是在出口貿易中,我國外貿企業因詐騙而受到的損失是很大的。所以,今后我國要新增設信用管理部門,從規范客戶資信管理體系入手,多角度、多方位、動態了解客戶狀況,統一整理分析客戶信息資源,評定客戶資信類型或等級,并隨所掌握信息的變化及時更新評估結果,盡量做到知己知彼。接著要完善客戶信用控制體系,對不同資信類型或等級的客戶應在預付款、信貸擔保、貨款拖欠時間等方面予以不同的對待。新晨
3.外貿公司在無法確定交易風險程度的情況下，應向保險公司辦理出口信用險；貨款逾期三個月，一定要有追索行動。發現對方逾期不付款，如三個月自己追收不回，應積極尋求外部途徑解決（包括仲裁、訴訟等法律途徑）。國際貿易經驗表明，在貨款逾期三個月時即進行追索，損失可以減少70％左右；外經貿管理部門應對外貿企業逾期未收匯問題進行專題調查；加強對國際經貿法律的宣傳教育，增強法律意識，學會運用法律手段處理和解決問題。從事國際貿易涉及到廣泛、復雜的法律，貿易的每一種方式，交易的每一個環節，合同的每一個條款，都是一種法律關系的體現，涉及不同的權利與義務。因此，在對外貿易活動中，必須依法辦事，嚴格遵守合同，注重發揮律師的作用，這是被國際貿易實踐證明了的成功經驗。
4.我國外貿經營權下放以后初次涉足外貿領域的為數眾多的私營企業,可考慮直接將客戶信用風險管理工作“外包”給信用管理咨詢公司。與企業自己設立專門的管理部門相比,實行信用管理委托制可以節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降低企業的管理成本,具有快速性、專門性和靈活性等優點;借鑒國際通行的信用風險管理手段降低外貿信用風險。我國外貿企業在建立起信用風險管理制度的基礎上,在對外貿易的實踐中應該學會借鑒國際通行的信用風險管理的先進做法和手段。
雖然外貿信用風險還將長期存在，但只要我們認真地正視和研究這個問題，就完全可以把貨款拖欠的難題解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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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各主要發達國家，為了積極有效地爭奪國際市場，紛紛把世界貿易的重點轉向高技術、資本密集型項目上，世界機電產品貿易總額增長也加快。我國機電產品出口要迎接新的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提高其整體素質，在國家產業政策的引導下，積極推動企業的內部改革。但我國機電的發展狀況喜憂參半，如何在激烈的國際市場上站穩腳跟，如何發展外貿已經成為討論熱點。
關鍵詞：機電出口；貿易政策；比較優勢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機電產品出口額逐年上升。自從1995年機電產品出口超過紡織品出口成為第一大類出口商品以來，已多年位居我國對外貿易榜首。然而從08年開始的經濟危機嚴重影響了中國機電產品的出口。據海關統計，今年一季度，全國機電產品出口同比下降20.8%，電動機及發電機出口同比下降46.8%。從在世界的占有比例看，雖然我國52類機電產品出口量已經占世界第一，比重大多在15%-30%，但是我國的機電出口更需要依靠質量，依靠生產方式升級和生產結構轉變。具體而言，我國目前機電產品出口的增加主要集中于勞動密集型產品，我國機電產品出口優勢主要表現在勞動力資源和自然資源的比較優勢。
一、機電產品出口的危機
機電產品是占我國份額最大的出口商品，但要發現我國加工貿易迅速發展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國存在大量的低成本的勞動力資源。我國機電產品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和資本生產率高于我國全行業平均生產水平。但在國際市場上，我國2009年大部分機電產品出口與1999年相關機電產品出口的比價卻小于1，如金屬制品業、照相機、自行車、集裝箱、船舶、汽車底盤及組合音響的出口比價都在下降。長期以比較優勢為指導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而在當今的國際市場上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面臨日益嚴峻的挑戰：國際產業轉移帶來了我國機電產品出口的突飛猛進，但也帶來了很多不良的后果，包括環境問題、土地問題，同時也有貿易摩擦的問題、外匯順差問題；勞動密集型的產品需求彈性小、附加值低，易出現出口的“貧困化”增長，即出口增加而收益下降的現象。而且我國的勞動密集型機電產品出口市場過于集中、生產地區分布極不均勻，使我國機電產品出口受國際經濟波動的影響和沖擊；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歧視性的貿易政策使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受到諸多壁壘的阻礙，在國際市場上發展的空間有限。
針對當前我國機電產品面臨的國際競爭局面，依據機電產品國際競爭力提升的內在機制及對機電產品國際競爭力提升的戰略構想，提出今后我國機電產品國際競爭力提升的框架。
二、宏觀與微觀的結合
（一）政府應采取的宏觀政策
1.建設開放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開放型市場經濟，完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開放格局，應盡快打破地區和部門的保護主義，減少亂收費等違背公平競爭的現象，盡快放開各類小型機電產品生產企業的外貿經營權。對外商投資企業中技術轉讓應有明確的規定，盡量減少和避免在技術引進中存在的盲目引進和重復引進技術的現象，同時保證在合資企業中我方技術人員進入企業的產品開發部門，使合資企業中的中方能夠逐步掌握產品生產中的核心技術，提高技術引進的質量。
2.設立合理的技術和環境標準。技術壁壘、反傾銷等日趨限制我國家電出口，如歐盟的WEEE(廢棄電子電機設備指令)和RoHS(關于電子電器設備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質指令)等的實施，對我國家電的出口有較大的制約。因此，我國對機電產品的保護手段應由目前的以關稅、配額和許可證為代表的數量限制手段，轉向以采用環境標準和技術標準為主。為此，我國要加快制訂和完善機電產業的技術和環境標準，建立技術標準及相關的信息系統，有效的信息系統可使我國及時了解國外特別是高技術產品的技術壁壘及各種貿易動向。
3.政策性金融支持及賦予出口企業相關政策。政府應努力拓寬企業融資渠道、完善出口保險和擔保機制，建立促進高新技術機電產品出口的專業性高新技術機電產品風險投資公司。除此之外，要有機電產品出口技術改造專項貸款和貸款的貼息；研發資金的無償資助；國家鼓勵機電產品出口企業增加科研投入；利用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和外國政府貸款。
4.鼓勵跨國公司來華設立分支機構，獲取先進的核心技術?？鐕菊莆樟耸澜?3.34%的新技術和新工藝的專利權，且多將其最新技術轉移給自己的分支機構。所以，吸引跨國公司直接投資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獲取最新技術，尤其是某些關鍵技術的主要途徑。
（二）企業采取的微觀政策
篇8
關鍵詞：國際產業轉移；外包和外部資本企業；貿易結構差異性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11-00-01
九十年代以來我國吸引全球投資，來發展并壯大國內產業，當產業的競爭力獲得提高后，對外貿易也會跟著興起；因此我國關心國際產業轉移，而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外國直接投資（FDI）。本研究論文研究當國際產業轉移成形后，連帶造成的貿易的商品轉移趨勢。雖然有關國際產業轉移的文獻探討相當多，發表的文章相當豐富，但進一步探討對貿易影響的文獻則較有限。
另外，由于近20年來，許多國家紛紛前往我國投資，由于各國企業前往我國投資所考慮的因素大同小異，因此可能產生產業轉移效果，同時，也會給投資國帶來貿易創造（trade creation）與貿易轉移（trade diversion）效果，但因各國投資行為可能有共同性，使得貿易創造及貿易轉移效果可能會有相似性，因此本研究論文也將針對我國、南韓及日本的貿易結構變化差異性加以比較分析。
一、國際產業轉移發展
在全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國際產業轉移改變了產業的國際分布，對產業轉出國和轉入國的產業結構和產業競爭力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從二次大戰后的1950年代以來，國際產業轉移已歷經數個階段，各階段如下：
（一）戰后的第一次國際產業轉移
戰后國際產業的轉移，于 20世紀50年代，美國憑借其科技和產業發展水平的全球領先地位，成為第一次國際性產業調整和轉移浪潮中的主角。
（二）20世紀60年代的第二次產業結構調整和國際產業轉移
日本經濟快速發展，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和美國一起成為這一時期產業轉移的主導國家。這一時期，把勞動密集型工業和部分耗能多、污染大的重化工業逐漸轉移到“亞洲四小龍”和部分拉美國家。
（三）20世紀70年代的第三次國際產業轉移
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和70年代中期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嚴重打擊了西方工業化國家高耗能的重化工業，迫使其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開始發展以微電子技術為主的較少消耗能源的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而將粗放型重化工業轉移到“亞洲四小龍”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
（四）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的第四次國際產業轉移
在這一階段，美、日等先進國家大力發展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科技產業，進一步把勞動、資本密集型產業和部分低附加價值的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海外。80年代中期以來，“四小龍”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一部分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東盟和我國，促進了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
（五）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的第五次國際產業轉移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全球經濟環境發生很大變化，信息科技的發展和各國對外開放的日益加深，有力地推動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知識經濟蓬勃興起，有效地推動了先進國家產業結構的升級。這些新變化形成新一輪的國際產業轉移。
二、國際產業轉移對全球商品貿易結構的影響
國際產業轉移對一國貿易結構的影響，主要是通過資本進入和技術轉移改變產業轉入國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地位，并通過外包和外部資本企業的建立對一國產品的進出口和貿易方向產生直接的影響。進一步說明如下：
（一）通過產業升級的影響
產業結構是一國國民從事生產活動的分布。國際產業轉移成為一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外部推動力量，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的不同行業選擇及代工，改變了全球生產能力布局，影響了一國的產業結構，進而影響進出口能力；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通過上下游的關聯效應及技術外溢效應，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
（二）通過資本累積的效應
資本累積一般是指與國內儲蓄相對應的新增投資和外國資本的凈流入。外商直接投資通過對轉入國企業的兼并與收購，可以將低質量的資本存量變成高質量的資本存量，從而達到加速企業技術改造、產品更新和產業升級的積極效應。
（三）通過技術轉移的效應
技術進步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節約要素投入，改變資本和勞動的配置比例，加快工業化進程。技術進步從根本上提高了一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提高了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促進貿易商品結構的優化。
三、東亞的貿易商品轉移比較分析
從國際產業轉移的特征來看，在東亞中，中國的發展程度較落后、技術層次較低、勞動力較豐富、薪資水平較低，因此得以吸引外資的流入，屬于國際產業轉移的轉入國；至于南韓及日本則是同樣有大量的資金流出而進入中國，因此都是屬于產業移轉的轉出國。
1.就中國來看：中國總出口占全球出口合計的比重，由1999年的6.8%提高至2011年的21.7%，符合國際產業轉入國的特征。而全球出口商品中，中國所占比重提高比重都超過30個百分點，而且幾乎都是傳統產業或勞力密集型產業，尤其是紡織類商品占有6項，可見符合國際產業轉移的特性。
2.就南韓來看：南韓所占比重下降的商品，與中國比重提高的商品比較，也有6項重迭，包括比重下降最多的前4大商品，可見南韓也是屬于國際產業轉移的轉出國。
3.就日本來看：日本所占比重下降的商品，與中國比重提高的商品比較，僅有雜項制品（HS96）1項相同，可見日本產業轉移至中國的現象并不明顯。。
綜合來看，在東亞的出口表現上，中國與南韓有較明顯的貿易商品轉移現象，而且是勞動力密集型產品；但日本與中國的貿易商品轉移現象并不明顯，而南韓有較明顯的轉移現象，而且是屬于高科技產品。這也反映日本、南韓、中國的三個等級技術水平。
五、結論
由本研究論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國際產業轉移的發展會反映在貿易商品轉移上，個別國家不論國外直接投資的凈流出或凈流入，所帶動的三角貿易變化，也不論是貿易創造或貿易轉移效果，最后從全球的觀點來看時，都將反映在貿易商品的轉移上。
就東亞的出口，在1999年至2011年間，確實存在貿易商品轉移的現象，其中中國與臺灣及南韓有較明顯的貿易商品轉移現象，而且是勞力密集型產品；但日本與中國的貿易商品轉移現象并不明顯，而與南韓有較明顯的轉移現象，而且是屬于高科技產品。
參考文獻：
[1]李睿.國際產業轉移的趨勢、優化效應及我國對策[J].國際經濟觀察，2011，10.
篇9
一、以科學發展觀建立自主創新體系，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
“十一五”規劃提出：應按照發揮比較優勢、彌補資源不足、擴大發展空間、提高附加價值的要求，積極發展對外貿易，促進對外貿易由數量增加為主向質量提高為主轉變。在優化出口結構方面，應以自有品牌、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營銷為重點，引導企業增強綜合競爭力。在積極擴大進口方面，要實行進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發揮進口在促進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在發展服務貿易方面，要擴大工程承包、設計咨詢、技術轉讓、金融保險、國際運輸、教育培訓、信息技術、民族文化等服務貿易出口。還要健全貿易運行監測預警體系和摩擦應對機制，合理運用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增強應對貿易爭端能力，維護企業合法權益和國家利益。
(一)天津社科院城市經濟研究所閆金明同志在《科學發展觀與外貿增長方式轉變》論文中，首先就近年來我國外貿粗放型增長的形成原因進行了分析，認為：第一，近年來國內一直存在的內需不足與產能過剩，是迫使眾多企業將目光轉向國際市場的重要誘因。第二，企業對出口產品的非價格競爭因素及價格彈性問題重視不夠，一味地在低勞動成本、低價格的圈子里苦苦競爭。第三，在開放經濟取得迅猛發展的同時，轉型不夠及時，傳統增長模式的慣性作用較大。第四，長期在“低技術陷阱”中，以勞動者低工資和低福利為代價推動出口高增長。第五，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陰影加上對“政績”的渴望，形成對“數量型”增長的雙重推動力。其次，閆金明同志提出以科學發展觀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政策建議：第一，構建新型產業體系,從生產環節人手，努力提升我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地位，形成較高層次的出口產品生產體系，可以借鑒開放初期引進外資中采取的“以市場換技術”辦法，在出口中“以速度換產業升級”，促使企業逐步放棄粗放型生產方式，實現產業升級。第二，調整出口產品結構，努力增加服務業出口。第三，在相關政策方面做出適應性調整，對出口產品的生產與經營進一步加以規范。由以往籠統地鼓勵“出口創匯”為特征的政策體系向進一步拉開鼓勵與限制出口的政策差距轉變，使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產品出口受到更多的鼓勵。第四，優化外貿發展環境，為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創造良好條件，政府要轉變“政績觀”，不再將出口數量指標作為硬性指標層層下達，避免不顧效益的出口。第五，發揮好外資在促進出口中的作用，在投資與貿易的良性互動方面做更多的文章，進一步發揮投資與貿易的良性互動效應，讓外資在優化出口商品結構過程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二)中國社科院財貿所李玉舉同志在題為《精算中同外貿增長：1996-2005年及十一五期間增長趨勢》論文中，運用實證分析的方法，通過對1996-2005年我國外貿增長原因的精確計算，總結這一期間我國外貿增長的特點是：第一，制成品出口增加96％，進口增加76％；第二，與上一個五年計劃相比，此間美、日、香港三大傳統出口市場占我國出口增量比重增加了4個百分點，美、日、韓三大進口國來源地占我國進口增量比重下降了2個百分點，貿易增長的地理集中度提高；第三，加工貿易增長仍占主導地位，其創造的貿易順差數倍于總體外貿順差：第四，產業內貿易水平和比較優勢提高。但這些特點導致的結果是我國對外貿易發展步入了高成本期，出現了諸如貿易條件不斷惡化、外部環境日益嚴峻，外貿增長的資源成本、環境成本、財政負擔不斷加大，短期風險與長期風險并存等一系列不利因素。據此，李玉舉同志提出，“十一五”是承前啟后的重要時期，在此期間的外貿增長點應是高新技術產品貿易、服務貿易、零部件貿易，同時應迅速構建區域經濟一體化網絡。為此，我國需要調整現有的外貿增長戰略，樹立全球戰略意識，實現由出口戰略向動態平衡戰略、外貿增長方式與資源發展并重戰略、市場多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并重轉型。
(三)全毅同志撰文《標準化戰略與我國外貿增長方式轉變》認為，人世后，我國在對外貿易摩擦方面發生了兩個顯著的變化：一是南傳統的關稅壁壘轉向非關稅壁壘，二是以技術標準為核心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取代了反傾銷，成為我國外貿出口的最大障礙。當前我國對外技術性貿易壁壘摩擦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出口產品不符合國外的技術標準引發摩擦，二是我國制定的技術標準經常引起國際爭端。全毅同志指出，技術標準的產生原本是為了規范生產，控制產品質量，但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標準越來越多地被用來實現貿易擴張和限制他國出口的工具，技術性貿易壁壘摩擦的實質是標準之爭。標準競爭意味著商品競爭從表面轉向了企業、國家的科技與研發實力的較量，我國出口商品之所以頻遭技術性貿易壁壘，其根源是我國技術標準過低以及全球標準體系競爭日趨復雜。因此，我國外貿增長方式轉變應側重提高我國產業的標準化水平，而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標準，是提升我國出口產品質量、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化解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根本途徑。加強我國標準化建設，完善標準體系的途徑是：第一，加快調整和完善技術法規體系；第二，積極采用國際標準和國外先進標準：第三，積極參與國際標準的評議和制定工作；第四，利用WTO規則，以合理差異為基礎制定符合我國特色的技術標準。規范我國標準制定和加速我國標準化戰略的實施的措施是：第一，對標準的制定工作做出規范化要求；第二，采取分層實施和整體推進的策略；第三，加大對標準化研究的投入，建設標準開發的激勵機制。
(四)廣東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傅京燕同志在《標準化、自主創新與國際貿易》文中指出，標準是一種產業和經濟的秩序，也是產業存在的技術方案。標準對內可以促進產業分工和貿易的發展，對外意味
著技術壁壘和產業壁壘。標準在垂直鏈條上是產業利益分配的工具，在橫向競爭中體現產品差異化能力。標準化戰略貫穿企業自主創新的全過程，對企業搶占戰略制高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也是突破技術性貿易壁壘的重要手段。2005年6月WTO公布的《世界貿易報告》核心就是“標準化與國際貿易”，這也是WTO首次將標準化對國際貿易的作用提到了突出顯著的地位。隨著“十一五”規劃將“自主創新”作為我國今后發展的重要國策，以及科技的迅猛發展和不可逆轉的全球化趨勢，標準的重要戰略地位越來越顯現出來，“標準戰略”無疑是提高我國自主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的有力手段，成為關系到我國經濟調整、增長方式轉變、提高產業競爭力的重要戰略任務。
(五)《加快轉變我國外貿增長方式》的作者――廣西百色市委黨校趙堂高同志認為，由于資源過度消耗、貿易條件惡化和國民福利外溢、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超常增長對世界市場形成的沖擊、對加工貿易和外資的過分依賴等原因，迫切要求我國轉變以數量規模主導的對外貿易粗放式增長方式。新形勢下調整我國對外貿易發展戰略，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途徑是：第一，調整外貿發展導向戰略，實現既快又好的增長方式；第二，調整加工貿易發展戰略，實現加工貿易的進一步升級；第三，調整外資利用戰略，提高外資溢出效應；第四，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提高其在我國貿易額中的比重。
二、轉變增長方式中的外經貿發展戰略
(一)廣西大學商學院陸善勇同志在文章《基于綜合優勢原則的我國外貿發展新戰略》中認為，關于一國外貿發展應該遵循何種戰略原則的問題，近年來經濟學界出現了比較優勢原則論與競爭優勢原則論之爭，研究表明，這兩種“原則”在理論和實踐上均存在較大的缺陷。在按照比較優勢原則進行的國際分工與貿易格局中，雖然一小部分國家獲得了較快的經濟增長，但是發展中國家從總體上說并沒有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如果按照比較優勢原則進行自由貿易，往往會造成本國的實際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都比增長前絕對下降，出現福利惡化的“貧困化增長”，陷入“比較利益陷阱”之中。我國長期以來，在對外貿易中由于過多的強調了比較優勢，目前正日漸落入比較優勢陷阱。具體表現為：貿易結構低級化、對外貿易方式初級化和參與世界經濟活動單向化。而過于強調競爭優勢，會導致發展中國家盲目追求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從而為此支付過高的成本而陷入“競爭優勢困境”或“趕超困境”之中。陸善勇同志通過研究認為每個國家在產業選擇中應該充分利用由外生比較優勢、內生分工優勢和交易效率優勢組成的“綜合優勢”。綜合優勢意味著一國可以通過某種恰當的后天努力取得經濟的快速增長，說明一國經貿發展的關鍵是“增長方式”而非“產業等級”。按照綜合優勢原則，必須在發揮比較優勢的基礎上，一要改進交易效率(制度創新)，二要提高競爭優勢(首先是技術創新、其次才是產業升級)，這是一種嶄新的增長方式，增長的動力源是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創新。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在外經貿方面取得的成就，無疑是得益于綜合優勢的發揮。陸善勇同志提出的外經貿發展戰略是建立創新型貿易增長方式，即基于綜合優勢原則的外經貿發展戰略，其內涵是：第一，以創新為基礎的制造業最能體現當前我國的綜合比較優勢，因此，對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的中國，必須把自己打造成為以創新為基礎的“世界工廠”。第二，以綜合優勢原則制定國家經貿發展戰略，可以鼓勵少數集中優勢資源的領域或區域實現局部跨越式發展。第三，根據各區域條件，分別發展中、高、低技術出口產業，牢牢地保持并穩步地增進全球要素在我國的配置和全球產業鏈條在我國的良性拓展，最后實現多元區域協調發展。第四，根據綜合優勢原則以及轉型國家的特點，實施綜合優勢經貿戰略意味著要加速市場化進程，通過制度建設和創新不斷提高交易效率。第五，根據綜合優勢原則，實施管理型的開放戰略，如實行靈活而適度貿易保護政策，合理引進外資政策，“引進來”與“走出去”統籌兼顧政策等。
(二)湖南湘潭大學商學院劉長庚等同志在《論人民幣升值對轉變貿易增長方式的決定作用》文中認為，轉變貿易增長方式，涉及生產、貿易、經營的全部過程，人民幣升值可以影響這些過程的各個階段。人民幣升值，第一，提高了出口貿易商品的損益平衡點；第二，促使企業風險結構改變；第三，使企業由結算風險轉變為經營風險。劉長庚等同志提出，在固定匯率制下，所有的經營單位都按同一種匯率計價進出口商品，加上出口退稅，企業只需把握住勞動力成本就可以保住市場地位，依靠微利產品不斷擴大出口規模取得效益，是我國多年來取得市場成功又矛盾四伏的重要原因。人民幣升值，造成出口貿易產品整體計價成本上升，那些微利和保本的產品出口就無利可圖了，不得不退出市場。為了保住原有的市場地位，企業只能以技術改造降低生產和交易成本的方法來保證盈虧臨界水平，或者通過產品創新重新贏得客戶的認同。我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總體技術水平低于發達國家和國際平均水平，長期以來主要依靠低成本優勢取得貿易比較優勢，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貿易雙方進出口相對價格為常數，低價位的比較優勢會一直保持下去。以本幣升值為重心的浮動匯率制將打破固定匯率制下的平衡狀況，貿易雙方相對價格由常數變為上下浮動的變數，此時出口產品價格上升，進口產品價格下降，貿易平衡才有可能得以實現，為繼續擴大出口，供給方開始轉變貿易增長方式，改善出口產品的技術構成。從長遠觀點看，人民幣匯率制度最終要與國際匯率體系接軌，所以，人民幣升值對轉變貿易增長方式可以起到決定作用。
三、轉變增長方式中的對外經貿政策
天津商委李培生同志認為貿易政策是各國政府為實現一定時期內的國家利益，對進出口貿易制定的方針和采取的準則，對外貿易政策具有多變性、現實性、民族性和共同性的特點。我國轉變外貿增長方式，要求外貿增長具有持續性，效益具有規模性，結構具有合理性，生態環境具有平衡性，為此而制定的政策目標應當是：第一，擴大產品出口，包括擴大自主知識產權產品出口和提高產品附加值。第二，提高產業水平，優化產業結構，加強自主創新能力和在未來能夠持續的發展產業。第三，增強企業競爭力，要求企業產品品牌化和經營規模化。第四，推動經濟發展，既要追求國民經濟持續發展，又要保持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為實現外貿增長方式轉變，在制定政策過程中應堅持：第一，國家進出口貿易平衡原則，追求國家之間進出口額相對平衡目標。第二，內貿與外貿一體化原則，爭取實現國際、國內市場一體化，企業經營主體一體化，內外貿管理的一體化。第三，遵循世貿規則，實現共利原則。第四，貿易政策、產業政策及其他經濟政策協調原則。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貿易政策措施是：第一，繼續實施擴大出口政策，包括繼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積極鼓勵資本和中
等技術密集型產業出口，提前支持未來產業出口。第二，合理使用貿易保護措施，包括將限制進口措施的重點從關稅壁壘轉向非關稅壁壘，對商品實施保護的范圍從傳統產品轉向幼稚產業和高科技產品，從國家貿易保護轉向區域貿易保護。第三，調整加工貿易發展模式，推動加工貿易轉型升級，促進加工貿易落地生根，改進加工貿易監管方式。第四，大力推進內外貿一體化，實現管理職能的統一，積極培育內外貿一體化市場主體，加強內外貿一體化市場環境建設。第五，完善出口退稅制度，深入改革出口退稅機制，建立完善的出口退稅法律法規體系，逐步實行出口貨物零稅率。建立有彈性的出口退稅率制度，實行中央統一退稅機制。第六，調整利用外資政策。取消超國民待遇，調整產業導向，加強對外資的監管。第七，積極推進區域經濟合作，選擇多樣化區域合作形式。第八，積極應對國際貿易壁壘，建立進出口貿易預警體系，完善公平貿易聯動機制和善于運用WTO規則。
四、后配額時代的我國紡織服裝業對外貿易發展戰略
(一)天津南開大學商學院許暉等同志在《后配額時代我同紡織企業加速國際化的戰略選擇：基于資源觀的研究》中提到，自2005年1月1日起，全球紡織品服裝配額取消，從此進人了后配額時代。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紡織品生產國和出口國，在配額取消后如何調整自身戰略以適應新的挑戰，已成為政府、學術界及企業界探討的熱點問題之一。許暉等同志認為，傳統的國際化戰略分析大多建立在比較優勢理論基礎之上，但其很多假設和環境條件在當前都已經發生變化。資源觀理論認為，并不是所有投入生產的企業資源都可以產生競爭優勢，企業要產生持久性競爭優勢并獲利，必須找出企業獨有的資源和能力，也就是那些符合一定特性的資源，使這些資源能夠為企業創造競爭優勢，資源已經成為企業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所以，依據資源觀理論考察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企業的優勢資源，主要包括實體性資本、組織資本、人力資本和營銷資本等四類資源。從這四類優勢資源出發，我國紡織企業加速國際化的戰略可以有兩種：第一種是境內出口型戰略；第二種是海外生產型戰略。海外生產戰略主要以境外加工貿易為主。關于后配額時代我國紡織企業的國際化戰略選擇，許暉等同志建議，政府部門應實現由稅收優惠型向營造產業發展環境的服務型產業扶植方式轉變，在經濟區域化、全球化趨勢中走效能調控之路；行業應該實現目前處于全球供應鏈末端的“散、小、亂”向“優、大、強”的集團重組轉變，突破“夕陽產業”的局限，走新型工業化發展道路；企業應正視后配額時代機遇與挑戰，實現由低價競爭方式向提高產品附加值和品牌競爭的轉變，積極走國際化道路。
(二)河南嵩岳集團張名金等同志提出了《推動紡織產業集群轉變出口增長方式的有效途徑》，他們認為，我國紡織品在國際競爭中具有較高的比較優勢，目前已成為世界紡織品服裝第一出口大國，而支撐中國紡織工業快速發展的是紡織產業集群。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和有限的世界市場容量，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持續增長難度加大，迫切需要我國紡織工業轉變出口增長方式，逐步實現出口增長方式由出口創匯型和數量型向出口效益型和質量型轉變，要實現這個轉變目標，僅僅依靠單個企業自身的努力，或者是僅僅依靠政府產業政策扶持，都是不現實的。產業集群從本質上說，是為了創造競爭優勢而產生的，而且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的基本空間架構。紡織產業集群是我國紡織工業快速發展的支撐，全國規模以上紡織企業86，04％的出貨值都是由紡織產業集群創造的。因此，利用產業集群重新構造我國紡織行業的產業空間結構，轉變出口增長方式，既是行業自身發展的要求，也是提升我國紡織工業國際競爭力的有效途徑。
五、出口戰略思考
湖北國際經貿學會楊昌榮等同志進行了《實施資源節約型出口戰略的思考》。他們認為節約資源求發展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也是國際貿易可持續發展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則。當前我國外貿出口與資源、能源和環境協調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第一，外貿高增長與資源、能源和環境的矛盾凸顯，壓力日益增大。第二，外貿高增長與資源、能源高消耗、低利用問題日益突出。第三，外貿高增長與資源、能源的擁有量和可供量短缺問題日益嚴峻。實施資源節約型出口戰略的要點是：首先，人均外貿水平偏低、外貿依存度偏高、外貿增勢難抑與資源環境制約的矛盾，是新形勢下我國外貿發展中帶有掣肘性的難題，所以，從大力節約資源上尋求新發展是實施節約型出口戰略的出發點。其次，國家“十一五”規劃將資源節約作為基本國策，加快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總體部署，是我國外貿實現資源節約型出口戰略的基點，也是今后外經貿改革與發展、轉變增長方式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第三，產業內貿易、集團內貿易和產品內貿易是構成我國外貿增長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主流力量，要以其作為實施資源節約型出口戰略的載體，以能源和資源的供給能力、承載能力和環境容量為基礎，立足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環境推動產業內出口上規模。第四，通過強化實行能源性和資源性商品產量限出的硬性措施，嚴加防范產業內出口增長可能出現的外貿規模收斂和貿易報酬遞減的問題,促進外貿出口增長與節約資源、能源和安全發展相得益彰。實施資源節約型出口戰略的近期目標是出口總量增長,能源利用效率提高，降低單位出口總值能源消耗；降低資源、能源消耗速率；減緩資源、能源消耗總量的增長速度；限量出口資源性大宗商品。中期目標是出口總量增長，能源利用效率再提高，再降低單位出口總值能源消耗；實現資源、能源消耗速率的低增長或零增長，將資源、能源消耗總量大體維持在一定水平上；逐步降低資源性大宗商品出口數量。遠期目標是出口總量增長，能源利用效率大幅度提高。大幅度降低單位出口總值能源消耗；實現資源、能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長或負增長，即資源、能源消耗總量逐步遞減；大幅度降低資源性大宗商品出口數量，停止出口稀缺性礦產品，這個目標在國際上屬于貿易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高端目標，具有超前性和績優性。實施資源節約型出口戰略的措施是：第一,以企業出口產品為突破口，大幅度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第二，用循環經濟理念建構資源節約型出口體系。第三，堅持節約出口與廣開資源替代渠道相結合。第四，進一步強化礦產資源出口管理。第五，實行征收節約資源、能源與環境保護稅費相統一的促進政策。第六，以國際合作推進周邊國家、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促進我國外貿與資源、能源和環境協調發展。實施節約型出口戰略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實現我國外貿出口新跨越的重要選擇，是“十一五”時期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重要途徑。(待續)
篇10
論文內容摘要：加工貿易作為最主要的貿易方式，其轉型升級對于推動山東省外貿出口增長方式轉變和產業穩步升級意義重大。在新一輪全球國際分工與產業轉移的背景下，以及在山東省逐漸喪失勞動力成本優勢、資源趨于短缺的情況下，山東省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勢在必行，而系統研究山東省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路徑、對策是實施轉型升級的前提和理論基礎。
山東省外貿增長存在粗放型特點，貿易量的提高與質的提升并沒有同步而行，增長方式急需轉變。加工貿易作為最主要貿易方式，2007年的出口達47.1%，其轉型升級對于推動山東省外貿出口增長方式轉變及產業穩步升級有著重要意義。在新一輪全球國際分工與產業轉移的背景下，以及在山東省逐漸喪失勞動力成本優勢、資源趨于短缺的情況下，山東省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勢在必行。本文在借鑒國外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經驗的基礎上，結合山東省加工貿易發展的實際，系統地研究了山東省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路徑與對策。
規劃加工貿易產業布局及結構調整
（一）加快產業結構調整
結合山東省產業發展戰略規劃目標，對山東省加工貿易的空間布局做出規劃引導，注重向專業化方向發展。鼓勵各地市根據資源與產業發展優勢，明確功能定位與產業發展重點，促進形成各地市有序分工、相互協調的發展格局，克服功能交叉重疊和產業結構趨同。
東部地區要結合產業結構調整的實際和外經貿發展規劃，大力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電子家電、通訊設備、船舶、集裝箱、汽車等機電和高新技術產品加工貿易，提高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在加工貿易中的比重，成為拉動全省加工貿易升級的主力。中部地區則要充分發揮資源優勢，重點發展化工產業、食品產業、機械、新興材料。將勞動密集型的紡織服裝加工貿易項目向魯西北或內陸地區逐漸轉移。根據國家的加工貿易政策導向，引導“兩高一資”加工項目企業調整方向，引導其向更高產業層次發展，擺脫被動。
（二）將加工貿易與招商引資緊密結合
改進和提高招商引資的操作方式和層次，建立專門的引進外資機構，跟蹤國際行業技術和領軍企業的最新動向，瞄準有代表性的跨國公司，充分發揮山東地域的品牌效應與地域優勢，多渠道主動招商。明確招商引資的指導方向。提高加工項目投資門檻，對于增值率低于目前平均增值率的新項目限制進入，分行業規定新進入項目增值率的最低限，確定國內采購的最低比率，推動加工貿易深加工結轉；對于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資金、技術密集的加工貿易項目和“關聯配套”型加工貿易項目，要通過稅收、信貸等優惠政策大力引進；不符合國家政策導向的“兩高一資”加工項目堅決禁入。
要重點鼓勵和吸引跨國公司，特別是世界500強企業來山東省設立生產制造基地、配套基地、以及地區總部、研發中心、采購中心。要繼續加強對日韓企業的招商工作。充分發揮區位、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抓住日韓企業海外加工布局結構調整的機遇，主動分析收集各類企業發展動向和信息，盡可能多地吸引日韓等地區企業來山東省開展加工貿易。擴大對歐美的招商引資力度，重點引進歐美的大型跨國公司來山東省投資建廠，擴大技術溢出效應，尤其是應該加強對歐盟各國的吸引，同時，借我國與非洲、東盟各國關系發展日益密切之機，多渠道地加強與其合作。
（三）鼓勵民營經濟發展加工貿易
加快國有企業的體制改革，使其具備應有的激勵機制、競爭理念和市場行為，從而發揮現有工業基礎和產業技術基礎的作用，為加工貿易升級換代提供有利條件。
民營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經濟微觀主體，積極扶持民營企業的發展，給予其資金、技術方面的傾斜和支持，降低進出口權的門檻，改變現行不利于民營企業發展的規定，積極建立對民營企業發展加工貿易的激勵機制，創造各類企業平等競爭和發展的新環境，從而促使內資企業加工貿易的快速增長。
鼓勵和支持科技型、自主知識產權型民營企業密切跟蹤有關跨國公司的產業發展，不斷提高技術水平，提高產品質量，爭取跨國公司的訂單，融人跨國公司的產業鏈，為其提供配套產品，徹底解決技術擴散效應差的問題。
通過市場化的方式，積極建立對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的出口信貸資金支持體系，促進外資經濟與當地經濟不斷地融合，形成民營企業加工貿易群體，促進加工貿易本地化。
（四）發展加工貿易海外營銷
品牌是經濟實力的重要標志，是競爭力的象征，僅僅從事勞動密集型的加工環節，不但導致企業從經濟全球化中獲取的利潤極少，而且生產經營中始終不能掌握主動權。因此，實施品牌發展戰略，培育知名品牌企業，是新時期加快我省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擴大增值率的重要環節。為保證加工貿易企業健康穩定的發展，政府和有條件的企業需要共同努力，開拓自己的銷售渠道，培育自己的國際品牌。
企業需要轉變思想，正確認識海外分銷與品牌建設的重要性，積極融入到全球產業發展的大潮中；采用現代網絡技術，及時了解國際市場供求信息，調整企業生產；多渠道獲得融資，解決營銷網絡建設與品牌建設中的資金短缺問題；成立海外業務部，吸引國際經貿人才進入，積極接觸海外跨國公司，爭取直接接單；實施正確的營銷策略，在保證產品質量和服務質量的前提下，做好分銷商的溝通與管理，加強合作，加強品牌宣傳，逐步建立完善的海外分銷渠道，提高國際市場的品牌知名度。
推動關聯產業集群發展
引導配套產業向主體產業靠攏，推動關聯產業集群發展，通過產業集群特有的技術外溢效應加快技術的擴散、傳播和創新，釋放科技創新能量。打破行政區劃概念，各地在發展主要產業基礎上，加強與其它地區的產品配套能力開發，形成中東部大產業群。
確立煙臺、青島、威海在加工貿易中的龍頭地位，重點承接帶動力強的大型機電、高新技術加工貿易項目，成為加工貿易對外的龍頭，其中，青島家電產業群，煙臺汽車制造業群，威海輪胎產業群成為加工貿易發展的重點。濰坊、淄博等半島城市群其他地區在重點發展海洋化工、石化、醫藥的同時，根據各自優勢，重點發展與東部地區相配套的產業群，形成東部地區大量加工貿易企業相互配套、相互滲透且不斷升級換代，帶動整個地區產業結構提升的局面。
產業集群發展應該以各類開發園區以及出口加工區為核心，根據各園區發展重點規劃，推薦一批重點發展產業的企業名單，規劃、引導與之配套的關聯協作企業在其周邊集聚，有效解決加工貿易產品配套難的問題。
鼓勵外資的跟隨性投資，引導外資向專業園區發展，促進配套產業群的形成，培育新技術產業的配套生產基地，為加工貿易的升級換代創造更加有利的產業空間。
支持國內企業與加工貿易企業發展配套協作，不斷提升包括加工配套、人力資源配套以及同行企業和相關企業聚集效應在內的加工貿易的整體工業配套水平。
改革和完善各項不利于配套產業發展的現行制度和政策。提高海關通關效率；鼓勵加工貿易企業更多地使用國產料件；加強對配套企業的科技、資金和信息支持；發揮政府、科研單位和中介機構的作用，為有能力進行配套生產的內資企業提供技術咨詢、聯合技術開發、人才培訓。
提高加工貿易企業自主創新能力
優先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加工貿易，積極支持外資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子公司設立研發機構，促進中外企業的聯合開發和合作，鼓勵企業轉移先進技術，培訓員工，同時，嚴把審批關，將加工貿易審批和管理工作與促進加工貿易的技術進步和技術外溢工作結合起來，擴大技術溢出效應。
圍繞工業發展的關鍵領域，建立和完善企業技術創新體系，著力推進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中心建設，提高企業的自主研發能力和水平，培育壯大核心技術，大力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技術、新產品，推動加工貿易由oem向odm、obm轉變，促進企業自主創新和國際化發展。
鼓勵加工貿易企業重視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鼓勵模仿創新。借鑒臺灣等地的經驗，設立高新技術發展促進基金和產業科技進步基金，積極支持大中型企業更新設備、引進技術和進行新產品開發；發放優惠貸款和各種補貼，用于中小企業的產品設計、工程技術進步、質量改進、自動化發展和員工培訓，以有效地緩解企業技術進步中資金不足的問題。
促進企業與科研機構的聯合與合作，加快科技尤其是高新技術的產業化進程，同時，大力宣傳并采取適當鼓勵措施，促使加工貿易企業實施合理的人才開發戰略，鼓勵員工創新，充分發揮技術創新主體的作用。同時，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政策的實施力度，維護市場秩序，保護技術進步的合法權益。
加強園區建設
加強各類開發園區的建設與管理，明確產業定位，避免園區的趨同發展，使園區成為發展加工貿易的重要載體，力促配套企業群、產業群的形成與集中。加強半島制造業基地與其他地區的分工協作，建設專業產業園區，重點建設高新技術產業園、現代裝備制造業園、總部經濟集中區、精細化工產業園以及傳統加工工業園。對現有的開發區按照產業集聚的要求加快調整開發區的總體規劃，入園企業和項目標準，按照是否符合開發區的產業定位，在能源、財稅、金融等方面實行差別化的產業政策。
完善政府配套服務
要充分認識加工貿易是山東省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更好地參與國際分工、推進新型工業化戰略的一條現實路徑，各級政府要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支持服務體系，進一步優化加工貿易的發展環境。
對外做好山東整體形象宣傳，為招商引資營造良好環境。組織各地政府集體對外招商，將外資項目與產業規劃相統一，有重點、有秩序的引入優質加工項目。
推行信息化管理，提高通關效率。盡快在全省推廣“無紙通關”和“聯網監管、取消手冊”的監管模式，試行電子底帳管理，擴大適用便捷通關措施的企業范圍，全面解決加工貿易深加工結轉征稅問題。做好信息服務工作，充分發揮山東省國際經濟貿易聯合會等各類外經貿中介機構的橋梁作用，進一步完善“山東貿發網”等各種媒介的服務功能，為企業開展加工貿易提供更加快捷和有效的政策法規和信息服務。
引導企業積極參加各種形式的國際博覽會、展銷會，尤其是國際著名的專業博覽會，將山東的產品推向世界，努力創造世界知名品牌，增強產品的影響力和輻射力。
參考文獻：
1.易雪玲.我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理論研究[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3）
2.黃曉玲.發展加工貿易與產業技術升級探析[j].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