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中外文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英文名稱：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主管單位：

主辦單位：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四川大學中文系

出版周期：半年刊

出版地址：中外文化與文論

語

種：中文

開

本：32開

國際刊號：

國內刊號：

郵發代號：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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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系方式

篇2

在教育翻譯中，造成錯誤的，一般不是由于詞語的表述不當導致的，而是對不同文化的錯誤理解造成的。正是因為文化和語言間的緊密聯系，我們必須要充分了解不同語言之間的文化內涵和文化背景知識，關注其文化差異，在翻譯中確切地表達出原文的含義和思想。我們在進行翻譯時，必須要考慮到文化差異并自主進行合適的處理，使譯文既能不偏離于原文，又能符合源語言的表述習慣。

不同民族間的文化特質和文化心理會產生不同的語言，不了解不同語言內在的不同的社會文化，也就很難準確地把握不同語言之間的相通之處。通過分析中外文化差異，本文提出存在的主要差異以及對翻譯產生的幾個方面的影響。

一、中西方文化的主要差異分析

（一）文化理念的差異

儒家文化對中國有著深遠的影響，儒學的“和”的觀點在中國的文化上有著重要的體現，“和”強調了平衡、對稱、統一的中國造型方法，以規規矩矩、四平八穩為最美。“和”觀念更為注重的是天與人的和諧、社會與人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注重天地人和，它強調了群體的價值，認為個體產生于群體之后，先有群體后有個體，個體是群體之中難以分割的一部分。

（二）思維方式的差異

后天的社會文化、家庭教育等多方面因素會對思維方式造成主要影響，不同文化背景環境中成長的人們，他們的思維方式也會有所不同，人們通常從不同的視角看待問題，所描述的問題內容也就存在差別。研究發現，中國人更加擅長形象思維，他們把事物看成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從系統的角度出發看待問題，解決問題注重“和”的思維模式，即更注重平衡與和諧。因此，漢語更加注重語義，語義變化非常大，同一句話即使在不同的語境下也會有著各不相同的含義，這也是中國文化含蓄、內斂的最好體現。而西方人更加擅長邏輯思維，他們經常將要分析的對象分解成不同的部分，從細節之處進行深刻分析，這也是西方文化以理性思維為主要特征的最好體現。因此，我們需要加深合理的思維認識，合理的分析不同文化間的表達方式。

二、教育翻譯受文化差異而產生的影響分析

（一）教育翻譯受文化差異影響的一定性

文化和語言二者息息相關，語言在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也是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教育翻譯受文化差異影響的表征

1.信仰不同引起的翻譯不對稱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中華民族的動物象征是龍，龍代表大氣磅礴的民族精神，是吉祥如意的象征，中國有“龍馬精神”“龍鳳呈祥”等說法。但在國外文化中，龍是恐怖的動物，代表著邪惡。

2.受社會風俗習慣差異影響的翻譯不對稱

我們遇到熟人打招呼的時候通常會說“干什么去啊？”“您吃飯了嗎？”如果在翻譯的時候直接將這類的話直譯，那么絕大多數西方人聽了都不會開心，他們不能理解其中深意，也難以接受，甚至于認為你干涉了他們的自由。

三、克服教育翻譯受中外文化差異的不利影響

顯然， 翻譯工作者只有對不同的民族文化有深入的理解，才能理解兩種語言之中的文字的其中含義。

（一）在教育翻譯的實踐過程中加強中外文化意識，提升中外文化感應能力

想要更加準確地進行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必?要深刻地掌握和理解不同語言間的文化，從而準確地把握不同語言文字的含義。對于教育翻譯而言，我們要加強自身的中外文化意識，提升中外文化感應能力，準確把握翻譯材料中的文化內容及細節，以免產生錯譯、漏譯等問題。

（二）在教育翻譯的過程中加強中外文化素養

文化對于中外語言翻譯的影響是十分重要的，不斷學習中外文化知識，不斷加強自身的中外文化修養。具體來說，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1.重視和加強本民族文化教育

加強自身的本民族文化素養可通過瀏覽一些中國的歷史故事、文學名著、觀看歷史影片等。

2.重視和加強英語文化教育

作為譯者應該從多個渠道獲取英語文化知識。如：閱讀外國文學著作、觀看外國影視作品、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習俗、進行國家間的文化習俗的比較等。

篇3

【關鍵詞】文化差異 旅游外語 創新 教學

【中圖分類號】G【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0-9889（2012）07C-0114-02

隨著現代化旅游業的發展，對高素質旅游外語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在旅游外語教學中，滲透中外文化差異的內容，對培養高素質的旅游外語人才有著重要意義。如何推進中外文化差異的內容進旅游外語教學課堂，是旅游外語教學改革的重要內容和方法。本文從旅游外語教師的文化意識、旅游外語教學內容、教學模式和方法、教材改革等方面作初步探討。

一、切實增強旅游外語教師的文化意識和文化理論知識

涉外旅游業，不僅是經濟領域中的朝陽產業，也是對外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載體，這對旅游外語教學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為旅游外語教師綜合素質的提升明確了方向和內容。旅游外語教學傳遞給學生的不再是單一的語言知識，更是語言中蘊涵的文化要素，所以旅游外語教師在教學中，不僅要注意語言的形式，更要注意語言使用的文化環境。形式的變化，客觀上要求教師在旅游外語教學過程中滲透中外文化差異的內容。

在旅游外語教學中滲透中外文化差異的內容，也是提高旅游外語教學質量的要求。旅游外語教學不是純粹的語言教學，不是為學語言而教語言，其目的是為了促進涉外旅游業的發展，所以，旅游外語教學不能只關注語言本身，更重要的是了解與語言密切相關的文化因素。教師不應將語言教學當做是旅游外語教學的全部內容，還應當重視學生文化意識和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在教會學生語言的同時，更需要讓學生了解中外文化之間的差異。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旅游外語教師切實增強文化意識，充分認識到文化對語言教學的影響，文化對語言應用的影響，并提高應對語言文化沖突的敏感性。旅游外語教師只有增強了文化意識，才能夠自覺引導學生養成對中外文化差異的認識和處理文化沖突的能力。

旅游外語教師增強了文化意識后，還應了解和掌握豐富的中外文化方面的理論知識，如基于中國傳統文化和外國傳統文化中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文化差異理論知識；基于生存環境和生活環境不同而帶來的中外文化習俗差異的理論知識；基于不同而形成的宗教文化差異的理論知識；基于不同民族性格而形成的非語言方面的文化差異的理論知識等。當然，這些理論知識中，有的是與教材上的內容有直接的聯系，也有些看似無關實際相關，但教學實踐證明，教師掌握的中外文化理論知識越豐富，在教學過程中才能得心應手、信手拈來，及時向學生傳授中外文化差異的知識，使文化貫穿于整個教學過程。

二、創新旅游外語教學的內容

語言與文化不可分離，這是毫無疑問的，語言結構、語言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文化，語言與文化互相影響，互相作用。理解語言必須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須了解語言。語言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產物，是人類交往交流的一種工具，但同時，每一種語言都代表著一種文化，包含豐富的文化內涵。因此，旅游外語教師在教學中，應該用綜合的“語言文化觀”取代純粹的“語言工具觀”，創新旅游外語教學的內容。

綜合的“語言文化觀”進入旅游外語教學課堂，旅游外語教學的內容發生了變化，講授的內容從單一的語言知識轉變為綜合的語言、文化知識，實現了教學內容的創新。中外文化差異的內容進入課堂后，旅游外語教學內容的構成主要包括：語言要素（含詞匯、語音、語調、語法、語段等）、非語言要素（含體態、表情、眼神等）、禮儀與習俗要素（含稱謂、稱贊、打招呼、做客與送禮等）、要素和價值觀念要素，極大地豐富了旅游外語教學的內容。

旅游外語教學內容的創新，一個重要特點在于傳授語言的同時把語言中的文化知識和交際內容傳授給學生，體現了堅持以人為本，著力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的教學理念。這需要旅游外語教師在培養學生的語言能力的同時，還注重培養學生的文化交往能力，使學生語言知識與文化能力同步提升。通過教學，培養學生不僅學會使用正確的語言，更重要的是能夠用恰當的語言在適當情境中進行涉外交際，準確地獲得信息，最大限度減少交際中的誤會,提高交往的質量。

推進旅游外語教學內容的創新，還需要求教師以社會語言學的觀點指導旅游外語教學工作。社會語言學的研究重心從語言結構轉向語言功能，從孤立的語言形式轉向在社會環境中使用的語言形式，重視語言的社會環境、社會制約。社會語言學的任務之一就是要研究語言形式和社會制約（社會環境）的關系，所以，在教學過程中，教師需要注意旅游外語教學與各學科的關系，增設社會語言學、文學、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人類學等課程，幫助學生認識和了解不同語言文化的背景、社會關系、風俗習慣、等方面的知識和信息，積極開展中外語言、文化比較研究，并將研究成果融會貫通于教學過程，提高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創新旅游外語教學的模式和方法

篇4

歷史上，中國大運河是一條中外文化交流的走廊。在這條走廊里，交流是雙向的：早期，主要是中國文化輸出；后半期，則是外國先進文化輸入。

大運河的輸出

在舉世聞名的《馬可·波羅游記》中，馬可·波羅（1254-1324）描述了他看到的長江以北運河：忽必烈已經開通了從瓜洲到大都的水路。這條水路是一條寬而深的航道，把江河、湖泊連接起來?！队斡洝愤€記錄了他在山東一帶看到的運河城市如臨清、濟南和東平等地的情況。

近代西方人進入中國、并對中國逐漸產生影響，最早大約可以追溯到明代。這個節點與世界歷史的發展有關。史學家一般把哥倫布1492年第一次航海當作中世紀和現代的轉捩點。此后，西北歐沿海強國通過戰爭、掠奪、貿易、傳教、建立殖民地等方式逐漸向外擴張。至19世紀，歐洲在文化、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迅猛發展。而明清時期的中國早已繁華，舉世聞名，引發了西方人的關注，當時外國人來中國，首先接觸的往往就是大運河。前往北京的外國使節、傳教士、旅行者等多取道于此。大運河沿線的水利工程、城鎮鄉村和風土民情，給外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的作品中的觀察與描述無疑有助于西方加深對中國的認識。

1488年，朝鮮人崔溥（1454-1504）在海上遭遇風浪，漂流14天后在寧波附近獲救登岸。之后，他沿浙東運河、京杭運河前往北京，歷時44天，成為明代走完大運河全程的第一個朝鮮人。他用中文寫下的《飄海錄》成為彌足珍貴的大運河史料。

日本僧人策彥周良（1501-1579）于1539年和1547年作為日本遣明使副使和正使來中國，在中國逗留5年多，多次沿大運河南來北往。他將兩次來華經歷寫成《初渡集》《再渡集》。這兩本記事性詩文集是中日關系史上的重要文獻。

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在明萬歷年間來中國。他從南京出發沿運河前往北京，沿途經過許多大運河城市。對明代運河漕運的有關情況，他甚感興趣，在《利瑪竇中國札記》中做了詳細記載。

除了利瑪竇之外，明清時期有不少來中國的傳教士將他們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寫成書，在歐洲出版，其中不乏關于大運河的詳細描述。這一時期還有不少中國傳統典籍經翻譯而介紹到歐洲。英國傳教士、漢學家理雅各（1815-1897），是牛津大學第一位中國語言和文學教授。他不僅翻譯中國典籍，還著書立說，系統論述孔子、孟子以及中國的文學和宗教。在牛津任職之前，他于1873年4月從上海出發，坐船經大運河訪問北京，回程時去了泰山和曲阜，之后經大運河返回上海。他對中國文化的譯介，可以聽到大運河的水聲。

但外國人對大運河的描述，并非僅限于見聞。他們目的性很強，頗有系統性，撰寫專門報告，研究大運河，研究大運河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

英國學者吉恩斯在1890年在倫敦出版《世界各國的水道和水運》中提到中國的大運河，認為“就許多方面來說，世界上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大運河。它也是所有其他運河中，我們了解最少的?！?895年出版的《時代世界地圖集》中載有中國大運河的地圖。1912年10月，美國《國家地理雜志》刊登F.H.金的學術論文，題目是《中國的運河，人類的奇跡》，該文對江南運河地區河網密布做了詳細的記錄。1917年在倫敦出版的《百科全書，中國》有關于大運河的詞條。

大運河的接納

通過大運河，西方對中國有所了解。而現代西方文化最早進入中國，所謂西風東漸，正是沿著大運河而播揚。

法國傳教士金尼閣（1577-1628）在利瑪竇逝世后不久抵達北京，并發現了利瑪竇的札記。明萬歷四十年（1612），金尼閣返回歐洲，他身著中式服裝出入于各國公共場合，以感人肺腑的演講宣傳利瑪竇和其他在華傳教士們的功績，并著手整理翻譯《利瑪竇中國札記》。該札記于1615年在德國出版，掀起了歐洲的“中國熱”。當時，大批歐洲年輕傳教士申請赴華，德國人湯若望（1592—1666）即是其中的一位。湯若望歷經明清兩代，為西學東漸做出重大貢獻。1618年，金尼閣離開里斯本第二次來華時，攜帶在歐洲各國募集的7000冊圖書和儀器，從杭州沿大運河抵達北京，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外國圖書館。金尼閣本人估計書籍和儀器在離開歐洲時價值1萬金幣。金尼閣擬定了一個龐大的計劃，聯絡艾儒略、徐光啟、楊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經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譯出版這些書籍。金尼閣二度來華后，先在南方進行傳教和譯著工作，較長時間住在杭州，并以杭州為中心沿大運河到嘉定等地活動。1628年，金尼閣在杭州去世，把“西書七千部”介紹給中國知識界的計劃流產，大部分書籍流失。1938年，北平天主教堂整理藏書樓時發現了殘存的數百部，其中有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和開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學概要》等重要的科學典籍。

之后，外國傳教士大量進入中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浙北的運河城市早已成為一些外國傳教士在中國活動的基地和大本營。嘉興的文生修道院西臨大運河，1902年建成之后到1908年，它是天主教中國遣使會的唯一總修院。嘉興的天主教堂在1930年建成，號稱中國第一、遠東第三大教堂。文生修道院和天主教堂均為浙江省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曾經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1876-1962），出生在杭州。父母均是美國南長老會在杭州的傳教士。南長老會海外傳教的第一個基地是杭州，以后沿大運河逐步向嘉興、蘇州、江陰、南京等地擴展。1904年，司徒雷登在美國結束學業，回到杭州開始傳教，他的傳教足跡正是沿大運河迤邐北去。

19世紀后半期起，大運河沿岸城市建立了相當數量的教會學校。教會學校最直接的貢獻就是把現代教育模式移植到了中國。經過多年經營，在整個20世紀上半葉，13所教會大學和幾十所教會中學為中國融入現代文明、為教育和社會的現代化作出了重大貢獻。而這些學校中相當一部分位于大運河沿線的城市或者與運河關系甚為密切的城市。

教會大學各校名師云集，各有自己的個性和特殊專業，辦學有聲有色，學生才俊輩出。燕京大學的社會學系和新聞系，在全世界都有影響力。在二戰后的“東京審判”中，中國法官中的大部分都是畢業于東吳大學。醫科更是教會大學的強項，協和醫學院、湘雅醫學院以及齊魯大學的醫科，為中國培養了最優秀的醫學人才。

1901年，清政府廢除漕運，大運河似乎失去了歷史作用，但因為依靠大運河為廣闊腹地而有機會迅速成為中國最大港口和最繁華城市的上海，中外文化交流在20世紀結出碩果。

很多人驚異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江浙一帶大量涌現文人政客這一現象，細究起來，卻不難看出大運河的作用。正是大運河使得整個地區經濟繁榮，積聚起深厚的文化底蘊，從而使得中外文化交流得以在各個層面廣泛深入進行，人才輩出是理所當然的。

（除署名外，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Grand Canal： Corridor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By Wei Daguo

Historically，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served as a corridor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The exchanges were mutual： in the early centuries， Chinese culture went out to the outside world； largely in the Ming （1368-1644） and the Qing （1644-1911） dynasties， foreign cultures began to come in.

Prosperity of the Grand Canal

One of the earliest description of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was made by Marco Polo （1254-1324）， who traveled across China for years. He mentioned the Grand Canal that connected the Yangtze River and Dadu， the present day Beijing， the capital of the Yuan Dynasty （1279-1368）. There are detailed descriptions in the travelogue about the canal towns in Shandong Province.

It was in the Ming Dynasty that westerners began to flood into China on a large scale. Their arrival in China followed Columbus’ epoch-making travel. Afterwards， the west expanded outward through wars， trade， religious missions， colonialism， profits through looting. By the 19th century， Europe played a big role in the world. Europeans came to China， allured by the legendary wealth of China. During these centuries， foreign diplomatic envoys， missionaries， and travelers usually traveled on the Canal to reach Beijing. They were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size and the grandeur of the Grand Canal. Their reports deepened the western understanding of the great country in the orient.

The Italian missionary Matteo Ricci （1552–1610） came to China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Wanli of the Ming. He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from Nanjing to Beijing and chronicled his canal tour in detail in his book. In addition to Matteo Ricci， other missionaries also wrote books and introduced their China experiences to Europe. Some missionaries even provided Europeans with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classics. James Legge （1815-1897）， a noted Scottish sinologist and missionary in Malacca and Hong Kong for 33 years and first professor of Chinese at Oxford University for 21 years. He translated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and wrote books on Confucius and Mencius as well a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Before he took office at Oxford， he started in April 1873 in Shanghai to visit Beijing. He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On his way back， he visited Mount Tai and Confucius Temple. Then he traveled on the Canal again on his way back to Shanghai.

By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had become a constant subject in encyclopedias， map atlases， and academic books published in the west.

Western Culture Came In

While information on the Grand Canal went abroad， westerners brought western culture into China. In China scholars describes the phenomenon through the Ming， the Qing and the Republic years in words “Western Winds Blow into East.” The Grand Canal played a big role in this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 arrived in Beijing shortly after Matteo Ricci passed away. A French missionary and sinologist， he was an influential westerner in China. He toured China before going back to Europe to report to the Pope on missionary affairs in China. In 1612， he returned to Europe. He traveled across Europe， publicizing the work of the Jesuit missions in China and raising funds. He appeared in public dressed in the Confucian gown. It was during his European tour that he edited and translated Matteo Ricci’s China Journal. The work was published in Augsburg in 1616 and later it was translated into many European languages and widely read. Twenty-two young missionaries followed him back to China.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was one of the 22 missionaries. He served the emperors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Qing Dynasty.

Nicolas Trigault brought 7，000 books and instruments to China and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all the way from Hangzhou to Beijing. He set up the first foreign library in China. He planned to translate the books into Chinese in collaboration with a group of elite Chinese scholars. He died in Hangzhou in 1628 and he was buried in Hangzhou. His translation project aborted and most of the books dissipated. In 1938， hundreds of books were found in a library of a Catholic church in Beijing. These books were part of the 7，000 books Trigault had brought to China.

After the Opium War in the mid 19th century， missionaries flooded into China.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canal cities and towns in northern Zhejiang were home to headquarters of some foreign missionaries in China. St. Vincent de Paul Seminary， a Catholic abbey in Jiaxing， served as the only seminary for all the missionaries in China from 1902 to 1908. The Catholic Church in Jiaxing， built in 1930， was the largest church in China and the third largest in Far East at that time. The two sanctuaries are now cultural relic units under provincial protection.

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later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to China from 1946 to 1949. Born in Hangzhou in 1876， he was son of Presbyterian missionary parents based in Hangzhou and reached out to believers around Hangzhou and areas along the Grand Canal north of Hangzhou. John Leighton Stuart grew up on Hangzhou and spoke the local dialect. After he finished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came back to Hangzhou and started missionary work in 1905. His constituents were residents in canal towns and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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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英漢習語；特點；文化差異

中圖分類號：H313.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0992（2011）04-0332-01

Abstract:Idioms is generated from the long. Long ago, people began to use some or humorous or ironic metaphor or method for example out their own idea, as time passes, having the idioms. Thus it fully reflects the other nations of the world cultural tradition, life custom, understanding, can understand idioms a history。

Key words:English and Chinese idioms;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differences

“習語是某一語言在使用過程中形成的獨特的固定的表達方式”。就其廣義而言，它包括成語（idioms）、諺語（proverbs）、箴言（mottoes）、俗語（colloquialisms）、俚語（slang）以及典故（allusions）等。它是民族風格的提煉與升華，是語言實踐的集中體現與結晶。英漢兩種語言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積淀了豐富的習語，它們或含蓄幽默，折射出豐富的民族文化特色；或莊嚴典雅，承載著厚重的民族文化信息和悠久的文化傳統。

一、習語的產生與特點

習語的產生亦如人類語言的產生一樣，都是源于人們的生產、生活等社會實踐，是勞動人們語言智慧的結晶。任何一種語言的習語，都無一例外的是人們在生產過程和日常生活中，通過使用一些短小精悍的詞句，創造出一些生動活潑、耐人尋味的比喻，來表達與他們工作和生活有關的思想觀念。以下我們來做簡要的對比說明。

（一）語言的形象性

英漢兩種語言中有許多習語非常形象，用它們來比喻事物或說明事理，既生動，又達意。由于這些習語用詞簡練，言簡意賅，常能引起豐富的聯想。漢語中通常用“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來形容那些身強力大，頭腦空空的人，而英語中就有ThereismoreofSampsonthanofSolomoninhim這個句子來表達此意。Sampson是基督教《圣經》中力大無窮的勇士；而Solomon則是古代以色列賢明的國王，以智慧著稱。

（二）意義的整體性

習語的意義具有整體性，不能按字面意義來理解，因為很多習語的意義往往借助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典故而形成，約定俗成地構成整體意義。如漢語中的“開夜車”不可理解為“晚上開車”；“高山流水”不可能解釋為“高高的山，流動的水”。同樣，英語中的“theskeletoninthecloset”、“toputheadstogether”。不能將其對應地翻譯成“壁櫥里的骷髏”、“把頭放在一起”，而要將它們分別理解為“家丑（shamefulfamilysecrete）”、“大家一起商量（thinkoutaplanwithotherpeople）”。

（三）搭配的穩固性

所謂穩固性，指的是組成習語的各個部分（即單詞）是固定的，不可隨意拆開和調換位置。漢語中的“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不可改為“八上七下”；“雪中送炭”不可變為“雪中送煤”；同樣，英語中的“atsixesandsevens（亂七八糟）”不可換為“atsevensandeights”；“fishintheair（海底撈月）”不可改為“fishmooninthewater”。

二、英漢習語中的文化差異

（一）文化背景差異

英漢兩種文化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傳統，反映在語言上，就產生了許多來自古代神話傳說、寓言故事、歷史事件以及文學典故的習語。但由于兩種文化淵源和發展軌跡不同，這些習語均呈現出鮮明的民族特色，蘊藏著特殊的文化背景知識，其比喻意義深遠，非字面上所能理解的。

如漢語中常用“夜郎自大”來形容那些“妄自尊大”的人；用“南轅北轍”來比喻“辦事不按事理，倒行逆施，結果必然與愿望相反”。同樣，英語中也有許多習語來自希臘神話、《圣經》故事、《荷馬史詩》和《伊索寓言》。如出自希臘神話中的“Sphinx'sriddle（比喻難題）”；出自《圣經》的“aJudas'kiss（喻可恥的背叛）”等。

（二）風俗習慣差異

英漢風俗習慣的差異是英漢文化差異的一個重要方面，最典型的莫過于有關動物形象之指稱意義方面的習語。在這方面，英漢兩種語言之間的差異非常明顯。漢語說“身壯如?！保⒄Z卻說“asstrongasahorse”；漢語表示一個人大口大口地喝水，常說“像牛飲”，英語里卻用“drinklikeafish”來表示。

（三）差異

英漢兩個民族有著各自的。因此，不同的宗教文化就潛移默化地融入了英漢兩種語言中，于是就有了反映宗教文化的習語。中華民族的宗教文化主要是佛教（Buddhism）文化。佛教傳入我國已有近兩千年的歷史，人們相信人世間的一切都由“佛祖”在左右。因此，漢語中有許多習語是和“佛”、“廟”、“和尚”有聯系的。如“借花獻佛”、“立地成佛”、等。而在西方文化里，特別是在英美等國，影響最大的要數基督教（Christianity）文化了。因此，英語中有不少與“God”，“Devil”，“Hell”，“Church”等單詞有關的習語。如“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也）”；“aspoorasachurchmouse（一貧如洗）”等等。

三、結語

本文探討了英漢習語的產生及其所具有的特點，并分析了英漢習語所體現的文化差異。然而語言是豐富多彩、千差萬別的，文化交融是潛移默化、循序漸進的。英漢習語中蘊涵著豐富的文化知識，教學中或學習時經常將二者進行對比，既可以加深我們對兩種語言的認識和理解，也可以提高我們對民族文化和異國文化的敏感度。正因為豐富的文化知識為語言表達提供了大量潛在的可能性，所以在真實的語言交際中，我們就能準確地理解他人的思想，得體地表達自己的情感，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文化自覺”。

參考文獻

[1]張寧.英漢習語的文化差異及翻譯[J].中國翻譯.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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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化產業;文化市場;文化資源;中外

中圖分類號:F27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27-0154-02

一、中外文化產業發展比較分析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高新科技的發展及其在文化領域的推廣和應用,文化產業已被國際學術界公認為朝陽產業,并且在許多發達國家已經由國家經濟體系的邊緣走向了中心。據報道,英國文化產業2007年的年產值將近600億英鎊,從業人員約占全國總就業人數的5%。日本娛樂業的年產值早在1993年就已超過汽車工業的年產值。美國的文化產業更加發達,其視聽產品出口額僅次于航空、航天等產業,在國際上占據了40%以上的市場份額。在許多發達國家和地區,居民文化消費已占據總消費額的30%以上。在開放條件下,擴大文化市場的準入,允許國外文化資本和文化產品進入中國市場,都已經是不可回避的事實。與此同時,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尚未成熟,市場機制還不完善,文化市場的規則仍然滯后于市場的發展?！懊襟w匯流”在西方是一種市場趨勢,在中國,文化管理仍然實行黨政二元結構的管理模式[1]。中國文化產業仍處于幼稚產業和弱小產業的階段,與發達國家相比較,在總體實力、科技水平、市場運作能力、創新能力、市場競爭能力等方面與發達國家文化產業的差距是明顯的。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之下,發達國家文化產業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關注并進入中國文化市場,推銷其全球一體化的文化,這種沖擊對中國文化產業的影響既是深刻的,也是現實的。因此,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文化產業政策,以促進中國文化產業的迅猛發展勢在必行。

二、中國文化產業的選擇

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產業在國際文化市場中屬于強勢產業,而中國則屬于弱勢產業。在這種強弱分明的態勢下,國外文化產業對中國文化產業有哪些影響和沖擊呢?

首先,在開放的條件下,中國的文化資源不再為中國文化產業所獨有,國際化的生產方式使傳統上對物質資源的爭奪轉變為對文化資源的爭奪?！拔幕a業就其本質而言,就是以人類腦力勞動為基礎的精神生產力發展的形態。它通過精神文化產品生產和再生產的規模化、商業化、信息化方式,使精神文化產品生產多樣化、精神文化服務市場化。”[2]文化發展一旦產業化,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中國獨有的資源不再是中華民族所獨有,成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財富,以其生產的規?；?、商業化、信息化被全世界分享,滿足著世界人民的文化消費。這是開放條件下中國文化資源開放帶給世界的積極的一面。然而,文化資源的開放也帶來了消極的一面,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它加劇了文化資源爭奪,強化了文化資源的有限性,客觀上限制了中國文化產業對中國文化資源的利用程度。過去,人們經常認為物質資源是有限的,而文化資源是無限的,但是在今天,人們不得不改變自己的認識。只有200多年歷史的美國,文化產業的生產能力空前膨脹,它在把文化產品的生產創作引向虛擬空間、虛擬人物的時候,也把它的生產空間拓展到了文化資源極為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利用他國的文化資源發展本國的文化產業,創造本國的文化產業利潤。在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的支持下,從技術角度講,它對一國傳統文化產品的生產制作幾乎趨于完美的境界,而對于該國的文化產業落后、經濟和技術實力差的文化生產單位來說,對同一素材文化資源的利用和再生產幾乎成為不可能,因為消費者早已經認同了發達國家文化產業的產品,由此引發了文化資源的有限性和對文化資源的爭奪。

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國家文化產業背景不同、價值觀念不同,在文化產品的生產中選取的題材就可能不同,對同一題材利用的角度往往不同,也因此會產生不同的效果。以歐美文化市場對阿拉伯文學的消費為例,歐美文化市場在消費需求多樣化的趨勢下,對第三世界文化的消費呈增長趨勢。在對阿拉伯文化的消費上,有兩類作品特別受西方文化生產者和消費者歡迎,一類是有爭議的作家和遭查禁的作品,這些作品一旦到了西方就大受歡迎,有的甚至被評為諾貝爾文學獎;另一類是表現阿拉伯社會的封閉性特征,描繪阿拉伯社會的愚昧落后、野蠻荒誕的風俗和日常生活圖景的作品。從這一例證中我們可以看到,由于背景和需求的不同,不同國家對文化產品的選擇角度是不同的。發達國家由于對國際文化市場的控制力,使得以它們為主體的標準成為世界性的標準,表現出了文化產品生產和消費的單一性機制,以自己的標準來衡量他人的文化資源,從自己的角度來生產自己所需要的文化產品。在世界科技水平如此發達的今天,這些作品必然會很快傳送回文化資源的所屬國,進而對所屬國的文化產品生產產生負面的誘導,威脅民族文化產業的發展方向。這種由發達國家文化產業所控制的對文化資源的選擇和利用,以及單一性的消費傾向,對發展中國家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其次,中國的文化市場必然受到強烈的沖擊。中國作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必然要履行相關規則的要求和承諾,文化產業的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必然貫通,文化產品進出口的審批權將逐步放寬,進出口手續也會簡化,中國文化市場將面向世界各地的文化產業集團開放。在這一過程中,國外文化產品將大規模進入中國,文化產品價格也將隨之下降,雖然廣大消費者作為直接消費者會從中受益,但是它的負面影響也是深遠的,作為新興產業的中國文化產業會受到很大的沖擊和影響,作為文化產業活動領域和文化產品交換場所的文化市場也面臨著被沖擊和侵占的可能。中國文化市場的消費群體規模龐大。中國本土有12億人口,海外還有7 000多萬華人,對作為以傳播文化產品為主要職能的文化產業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華語市場。國外文化資本絕不會放過這一巨大的文化產品市場。在中國的文化市場中,中國文化產業雖然有著地緣優勢,但是卻有著經濟、技術等諸多方面的劣勢。

在市場經濟和開放經濟的條件下,不能再用傳統的封閉或行政的手段來保護中國的文化資源和文化市場,要避免這一沖突的根本辦法是大力發展中國的經濟,健全市場經濟體制,完善市場的游戲規則,營造適合于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良好政策環境和市場環境,為中國文化產業發展提供適合于其生長的沃土和起飛的平臺。

1.堅持以經濟發展為中心,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經濟的發展是滿足人的基本需求、提高人的滿足程度的必然途徑。經濟發展是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只有充分發展中國經濟,才能進一步提高居民的收入,使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降低“恩格爾系數”,提高居民文化產品需求和消費水平,進而使文化產品的需求成為帶動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內在拉動力?！拔幕洕谌祟惿鐣慕洕钪杏兄种匾牡匚?。它是人類經濟發展史上最成熟的高級階段。這首先表現在它吸收和利用了先前的物質經濟和知識經濟一切有益的成果和條件,從而最適宜人類生存和全面發展;還表現在文化經濟代表了最先進的社會生產力和消費力。”[3] 將文化產業當做整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文化和經濟發展必將實現雙贏。

2.以市場為中心,塑造文化市場的經營主體。文化市場經營主體只有在文化市場的競爭中才能增強自身的競爭力,才能在國內文化市場中生存,才能在國際文化市場中立足。因此在文化市場中,政府要本著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退出競爭性行業,同時避免使用壟斷性的保護政策,讓企業在公開、平等、公正的環境中提高自己的競爭力,展示自己的經營能力和企業形象。要按照十六大報告指出的那樣,把深化改革與調整結構和促進發展結合起來,理順政府和文化企事業單位的關系,深化文化企事業單位內部機構改革,逐步建立有利于調動文化工作者積極性,推動文化創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

篇7

【關鍵詞】 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發達國家;中國

文化產業屬于國家整體產業的一部分,在很多發達國家,該產業已成為國家支柱產業,經濟發達國家常常也就是文化產業發達的國家。經濟發達國家文化產業發展的競爭態勢不僅僅是一場市場經濟主體的較量,更是一場民族國家文化的戰略競爭。在文化產業發展戰略上,中國和發達國家有許多相同之處:

首先,是文化產業發展戰略正在獲得國家的高度重視。雖然關于文化產業的發展略在西方更早獲得政府和民間的關注,在戰略制定的層面上也比中國走得更遠,但近年來,中國也越來越重視文化產業發展戰略對文化產業的促進作用了。

其次,文化及其產業的發展戰略與各自國家的整體戰略是相一致的。在美國,文化戰略成為美國稱霸世界的利器之一;在歐洲,文化成為國家重振雄風的旗幟;在日本和韓國,文化成為打開世界市場的觸角;在中國,文化與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緊密相連。由于文化傳統的差別、體制上的差異等,各國文化產業的發展程度也不同,需要深入分析和認識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在文化產業發展戰略上的不同之處。

一、戰略目標之比較

國家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的制定和實施,必須依據和符合國家文化戰略的意圖,也就是先有文化戰略后才有文化產業發展戰略。不是基于整體文化發展戰略,是就文化產業戰略論文化產業戰略,必然是盲目的,也是膚淺的。國家的文化戰略目標,是指國家規劃文化在一個較長時期內預期達到的發展目標,構成評價文化發展成效的一個標準。文化戰略目標是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的核心,它指明了文化在今后較長時期內的發展方向和奮斗綱領。

時至今日,中國的文化戰略并沒有建立起具有一套切實、完整、合理和科學的評估指標體系的戰略目標?！秶摇笆晃濉睍r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在“發展目標”的章節中這樣描述:“到2010年,文化發展的總體目標是:完成‘十一五’時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賦予文化建設的任務,文化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能力顯著增強……中華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不斷擴大,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文化發展的水平與我國的經濟實力、國際地位相適應”?？梢钥闯?這樣的“總體目標”表述并未確立一套清晰和可操作的戰略目標,只是一些具體屬性的籠統描述。在文化發展進程中,明確的文化發展戰略不是簡單地解決一般性問題,是引領其航向的明燈,缺少這個科學的戰略目標指引,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的發展的方向就不清晰、發展速度就要大打折扣,甚至蛻化變質。

從發達國家文化發展戰略來看,在這方面都是有明確的戰略目標的。如美國“以文化產業服務于全球霸權戰略”,借助于強大的文化及其產業實現全球霸權,這種模式人們將其命名為“文化帝國主義”。正如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 Petras)所說:“美國文化帝國主義有兩個主要目標,一個是經濟的,一個是政治的?！币环矫婷绹柚谄湮幕a品和服務的出口,在全球市場上攻城掠地,賺取大把鈔票;另一方面就是通過改造全球大眾的意識,以此來為美國的稱霸進行合理性辯護,同時又通過輸出美國的文化價值觀,通過影響全球受眾的觀念來進一步培育美國文化的消費市場,促進文化經濟上的豐收。這種前后呼應的雙豐收戰略,正是美國發展文化產業的法則,也是美國的文化戰略目標。

還有法國和德國這兩個歐洲大陸文化大國,也提出了各自的文化戰略?！斗▏幕摺沸Q“文化是國家形象的重要因素,法國應當成為具有鮮明文化特點的典型國家”;而后的《德國文化政策》也強調要建立“文化國家”。此外,日本與韓國幾乎同時提出“文化立國”戰略,新加坡也提出了自己的“新亞洲創意中心”戰略等。發達國家經驗表明,明確的文化發展戰略是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的基礎,也是文化產業發展的前提,只有確定了文化戰略目標,才能指引文化產業向前發展。

二、戰略意識之比較

任何產業的發端,總是基于社會的現實需要。在中國,傳統的觀念認為藝術和市場是對立的,文化產業化和市場化,就是文化版的“逼良為”。這種傳統觀念,同法蘭克福學派批判“文化工業”的基本路徑同出一轍。建國以來,強調文化只有意識形態功能而忽視了其產業屬性,認為文化屬于上層建筑,不容商品化。改革開放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文化的產業屬性開始凸現,并未得到扶持。進入新世紀后,才明確區分了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文化產業化屬性由此得以“正名”。

縱觀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歷程,可以看到,雖然文化的產業屬性得到了認可,在推進產業發展中,仍時不時有反對之聲涌現。如近年來出現的“超級女聲”和“快樂男生”等純娛樂化節目,就被某些學者和媒體諷刺為“低俗”的代名詞。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之爭,是歷史遺留問題在現今社會的反應。傳統的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文化只有事業而沒有產業。改革開放后,特別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使產業從事業的夾縫中伸出頭來,遭到非議和打壓是必然的。

在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一開始就采取了市場經濟的方式運作,工業社會出現文化工業,文化走向產業化是其中應有之義。并不是說資本主義國家不存在文化事業或者不重視文化事業,恰恰相反,發達國家將文化事業當作文化產業發展的基礎。如法國將發展文化事業上升到推進文化民主化的高度,并將文化普及工作當作一項社會工程來完成,政府不遺余力地為民眾創造各種有利條件使民眾能夠平等地享受文化生活、享受文化權利。其次是推行“文化分散政策”。

巴黎是法國的文化中心,文化設施齊全,文化生活豐富多彩,外省的文化生活則顯得落后、單調和貧乏。為了減少區域間的文化差別,以防止文化的非均衡妨礙文化民主與平等的實現,法國致力于實施文化分散政策和傾斜政策,將更多的資源和注意力投向外層,以促成全國文化的平衡發展。在新加坡也是如此,政府認識到,要實現創意產業戰略目標,最基本的是從夯實創意基礎做起,也就是從政府、優質公共空間的打造以及創建創意社區入手培育民眾的創意觀念和文化消費市場。這些國家經過長久的注重文化事業的基礎性,使得文化產業獲得了更大發展空間、更多人力支撐以及帶來更長久的經濟實效。

三、產業規劃之比較

文化產業被譽為21世紀最有前途的“朝陽產業”。各地為了趕上這趟潮流,紛紛宣布要建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并提出了各種發展文化產業的目標,文化產業榮及一時。各種“文化產業園區”、“創意產業園區”在全國各地如雨后春筍般涌現。這種亂象的出現,顯示了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戰略規劃上的無序零亂。首先,從全國布局看,據統計,在大陸地區的32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中,有超過一半的省份有建立各種文化大省、文化強省的規劃。一方面這些規劃表現出發展思路單一、產業結構雷同的問題,區域特色不夠明顯的特征;另一方面有些省市根本沒有發展文化產業的基礎條件,但是為了搭上文化、創意的這趟“列車”,也盲目地設立各種文化產業園。

如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在向市政協常委介紹本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情況時透露,本市在現有10個文化創意產業聚集區的基礎上,將新增加中國影視生產基地等8個文化創意產業聚集區,目前這8個產業聚集區正在規劃建設。2005年4月,上海市首批18家“創意產業集聚區”產業園區授牌成立后,第二批、第三批接著推出,至2007年上海停止對創意產業園的授牌,上海共擁有75個創意產業集聚區。在廣東,廣州、深圳、珠海、中山等地也在建立各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這表明出我國從中央到地方層面上都顯示出文化產業發展規劃的無序性和零亂性,也就是這些規劃表現為缺乏長遠打算與戰略規劃,盲目決策和無序行動。

從區域發展態勢來看,與我國經濟發展東、中、西部不平衡的形勢相一致,文化產業發展存在著較大的區域不平衡發展態勢,在整體發展不足的形勢下,出現了文化資本的局部過剩。文化產業諸多指標顯示東部地區好于中西部,但是投資收益數據卻顯示出西部省份高于東部地區。我國文化產業總體上發展不足,但是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更為突出。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文化資本過于集中,逐步成為文化資本輸出地區,而西部的投資機會則好于東部地區,成為吸納投資的最佳區域。

韓國文化產業規劃在2005年前共建成7個文化產業園區,包括大田(尖端影像、多媒體業)、清州(學習用游戲業)、春川(動畫業)、富川(出版漫畫業)、慶州(VR基礎產業)、光州(設計、工藝、卡通形象業)、全州(數碼影像、音像業),每個地區的發展重點都有所不同,這樣既能體現出差異化及特性,又有利于各園區間相互學習和借鑒,也有利于形成全國文化產業鏈,優化資源組合,發展集約經營,形成規模優勢,提升研發生產能力和文化產業的整體實力。韓國的實踐表明,發展文化產業不能盲目追求數量和速度的擴張,必須把握產業發展的規律,富有前瞻性,全面規劃,統籌安排,科學決策,既要解決好短期與長遠發展問題、重點發展與協調發展問題,又要解決文化發展與經濟發展相互促進的問題,才能推動和促進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韓國這種詳細的、結合地區實際的產業規劃值得我們借鑒。

四、產業主體之比較

戰略的主體問題,是指產業發展中經濟關系的參加者,即經濟關系的權利享有者和義務承擔者的問題?？v觀全球產業發展的歷史,從表面上看,市場化都是政府推動的,似乎政府就是產業發展的主體,然而本質上卻不是?，F代西方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在其著作《國富論》中,針對重商主義經濟學主張的利用政府“限制從外國輸入國內能生產的貨物”有利于增加國民財富的傳統思路,斯密提出的相反見解是,取消政府干預,因為“各個人都不斷地努力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慮的不是社會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對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會或者毋寧說必然會引導他選定最有利于社會的用途”。

自斯密后,雖然有不少專家學者及政府官員提倡政府管制,但西方社會的主流仍然是強調建設“小政府、大社會”,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西方發達國家文化產業的發展和其他產業一樣,以企業為發展的主體,堅信市場是優化資源配置的最佳方式;政府只是在其中起“守夜人”的角色,對經濟行為進行法律規制,對違反經濟秩序和市場秩序的行為進行裁決等,而把其他的經濟行為全都交給企業運作,讓文化自己“造血”,按照其內在規律實現滾動式、跨越式發展。

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主體,政府管文化的同時在辦文化。我國的文化領域長期處于政企合一的體制中,企業的體制、機制、利益、理念以致各種資源的配置,都帶有很濃的行政色彩,產權界定不明晰,主管部門約束太多,文化企業并不是真正的企業和市場主體。一方面文化企業決策、經營受制于政府,無法自主地參與市場公平競爭;另一方面企業又對政府有嚴重的依賴性,企業成為政府的附屬品。政府對文化的長期“包養”,造成的文化產業的成長動力不足、結構失衡等深層次矛盾。在政府的庇護下,由于企業沒有經營風險,沒有投入產出的概念,所以可以不顧成本、不顧收益、不顧企業發展的必要積累等因素或盲目投資或擴大規模,這對發展和壯大文化產業極為不利

五、市場策略之比較

在發達國家的文化產業市場開放戰略思想上有兩種思路。一種是以美國為代表(幾乎只有美國)所實行的完全自由開放政策,也就是“無為”管理方式;另一種是以法國和德國,包括加拿大等幾乎大多數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所實行的“文化例外”政策。但即使是實行“文化例外”的原則,這些國家文化產業市場戰略仍然是屬于開放式的,只是這些國家在開放的同時為保護本國文化傳統而采取了某種特別的保護政策。

自由開放政策是傳承自由主義傳統,以強調文化產品生產與營銷的高度市場化和最小化政府干預為主旨,注重文化產業的“產業”屬性。從歷史上看,在國際貿易領域,美國曾是“文化例外”原則的首倡者:在1950年的《佛羅倫薩協議》中美國堅持協議應有“保留條款”,允許各國不進口那些“可能對本國文化產業發展構成損害的文化商品”,那是美國文化產業在國際上尚未成為主角。然而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美國文化產品出口額首次超過汽車和航空等傳統工業而成為美國出口第一產業時,美國就開始鼓吹全球文化市場的自由開放,反對包括貿易壁壘、政府補貼、配額制等形式在內的“文化例外”原則了。由此可以看出,美國當今文化產業獨霸全球,當然希望開放全球市場以有利于美國文化產品的進入,而其他文化產業弱勢國家則強調通過保護原則來保護本國文化產業免受美國的入侵,以維護國家文化安全。

中國文化產業起步晚,基礎薄弱,特別是長期對文化產業的屬性認識不清,導致了重事業而輕產業的思想長期占據人們的頭腦。所以對文化產業的市場開放則采取了半開放的模式,一方面通過采取組建文化產業集團、扶持強勢文化企業的措施來確保與國際大型文化企業競爭的競爭力,以期WTO后時代國內文化市場不至于被國際大型文化企業瓜分;另一方面是通過文化體制改革,采取逐步放開文化市場、鼓勵競爭等措施,促進文化市場的充分競爭,從根本上提高文化產業的整體競爭力與可持續發展能力。這種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本民族文化產業的發展,但又使文化產業長期處于“溫室”中,缺少了參與全球競爭的基因,其發展顯得步履蹣跚。

六、完善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的建議

(一)確立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目標――建設文化創新大國

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并且是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文化延綿5000年而不中斷的國家,華夏文化歷史源遠流長;神州大地文化資源極其豐富,由南到北,從東至西,民族眾多、物產豐富、語言多樣、文學作品汗牛充棟、藝術乃至建筑和各種歷史遺跡數不勝數。從歷史角度講,中國是文明古國;從資源角度看,中國屬于文化資源大國。但從綜合實力上看,卻又不是文化強國。文化強國是指那些綜合國力,特別是文化生產力對世界發展具有明顯影響力的國家。美國是個只有200多年歷史的國家,文化資源也不豐富,卻是不折不扣的世界文化強國。如何使中國由一個文明古國、文化資源大國轉變成為文化強國就成為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元命題。

文化不同于化石,化石可憑借其古老悠遠而價值不衰;文化是活的生命,只有持續不斷的創新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響力,國家也因之具有強大的綜合實力。文化不僅需要積淀,更需要創新。文化創新意味著打破壟斷,意味著更多更大的發展機會;文化創新不僅可使中華文化產品生命周期得以延長,更可以保持中華文化強大的競爭力;以創新搶占文化陣地制高點,它通過大幅提高中華文化產品的起點和層次,使競爭者難以效仿,將競爭者甩在后面。無論傳統文化還是現代文化,只有創新,才能使傳統文化更具生命力,使現代文化更上一層樓、更具競爭力。文化的創新,是保護和弘揚傳統文化、實現文化資源大國向文化強國轉變、增強自身的競爭力,以文化強勢與外來文化抗衡的法寶。

縱觀國外的文化產業發展情況,可以發現,文化產業發達的國家無不是文化產業創新能力強的國家。應當將中國文化發展戰略目標暨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目標定位于:建設一個文化創新大國。在經濟全球化大潮下,只有建設一個文化創新大國才能不斷推進中國文化可持續發展、復興中華文化、增強中華文化“軟實力”。

(二)正確認識文化的雙重屬性――從單一實業化轉到事業導向下的產業化

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實行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對待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方面存在著機制體制上差別,長期以來中國注重文化事業而輕視文化產業,西方重視文化產業但不忘文化事業的基礎作用。隨著全球經濟文化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文化運行機制的市場化和產業化呼聲日益高漲。

應及時將政府以及民眾的目光由單一實業化轉向事業導向上的產業化上來。但是必需強調的是,這種產業化必須以事業為導向,并不是指只有產業沒有事業;事業的導向也不是由事業獨霸天下,是在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競爭發展中,將更多的資源分配到產業上以及分配到促進產業發展上來。無論如何,文化具有雙重屬性,一是意識形態性、公益性,即事業型;二是精神消費與經營性,即產業性。即使是具體到文化產業本身,也有意識形態與文化的傳承性質。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之間是個相互促進的關系,前者對后者有一個“反哺”的過程,當文化產業發展一定階段,它必將極大地推動文化事業的發展;事業是產業的基礎,在重視文化產業的同時不應當忽視文化事業的發展。

如美國通過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輸出美國的文化價值觀,進而又培育美國文化的消費市場,促進文化經濟上的雙豐收,達到其“文化帝國主義”目標。文化只有采取產業化和市場化的路徑,才能滿足民眾日益高漲的文化需求;才能加大民族文化的傳播力度;才能在世界文化市場占有與中國相稱的大國地位;才能有效地維護國家文化安全。

(三)轉變政府職能――從傳統的雙重角色轉到管理服務和引導

文化產業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政府在推動文化產業發展中的作用是全方位的,但政府的作用主要體現在戰略層面上的領導,政府只是在為產業和企業的發展提供服務,如制定文化產業戰略、廣納創意性人才、出臺優惠政策、提供公共基礎服務、綜合協調文化產業園區之間、園區與其他產業之間的互動、加強知識產業保護等。政府不是也不應當是產業發展的主體,也不是產業發展的最終決定者,僅僅是產業和企業發展的服務提供者。

轉變政府職能,讓企業成為文化產業發展的主體是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文化企業特別是國有文化企業只有實行政企分離,才是生存之道。要理順企業和政府在產業發展中的相互關系,讓它們各自“歸位”:讓企業成為市場的基本經濟單元和競爭主體,讓政府也從壟斷經營著變為市場競爭的組織者。確立以現代企業制度為特征的文化企業在產業發展中的主體地位,是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的文化經濟體制的根本問題。要積極重塑文化市場主體,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加快推進國有文化企業的公司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結構,著力培育外向型文化企業,建立政府推動型和企業市場化運作型相結合的文化企業。

(四)市場化運作――從指令性轉到以市場機制為基礎

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也就是通過政府計劃直接分配資源。在這種體制下,政府是文化資源的唯一擁有者和配置者,通過政府同意的計劃和行政指令具體分配文化資源。雖然計劃經濟體制具有集中文化資源,加快文化事業發展的作用,但其最大的缺陷在于很難做到文化資源的優化合理配置,實現資源的合理利用。由于沒有對文化進行產業運作,未引入市場機制,阻礙了文化的發展。

首先,文化沒有建立起自身的投入產出機制和文化經濟效益理念,文化產品和服務無法在市場上得到價值實現。

其次,在這種體制下培養的人力資源常常與社會需求相脫節,從而導致發展的盲目和失衡。

再次,文化發展主要靠政府過問和財政撥款的方式,嚴重束縛了其自身的發展。最后,產權部明晰,文化泛政治化,導致決策缺少科學性和實效性。

只有將文化從指令性計劃轉到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產業化運作,建立起文化的投入產出機制,樹立經濟效益觀念,使文化投入在市場中能得以實現合理回報,才能形成文化自身的造血功能,擺脫長期以來文化發展依靠外界投入的非生產性的尷尬局面,這是文化產業發展的必由之路。近幾年來,對此做了許多有益的探索,包括深圳華僑城集團、北京歌華集團、北京紫禁城影業公司,乃至風靡全國的“超女”等,都是通過市場化的方式、通過盤活文化資源實現文化產業的大投入、大產出的經典之作。

(五)文化產業市場開放策略――“原則開放、例外限制”

在文化產業市場開放戰略中,以美國為代表的國家實行完全開放的戰略;以法國和德國為代表的國家在開放中實行“文化例外”原則,即使是實行“文化例外”原則,這些國家文化產業市場策略仍然是開放式的,走的是“中間路線”,只是在開放的同時為了保護本國文化傳統而采取了某種特別的保護政策,即“原則開放、例外限制”。

當前我國的文化產業政策實際上走的也是“中間路線”,采取了“例外開放、原則限制”,即一方面通過采取組建文化產業集團、扶持強勢文化企業的措施來確保與國際大型文化企業競爭的競爭力,以期WTO后時代國內文化市場不至于內國際大型文化企業瓜分;另一方面通過文化體制改革,逐步放開文化市場、鼓勵競爭,促進文化市場的充分競爭,從根本上提高文化產業的整體競爭力與可持續發展能力。

但這種方式隱藏著很大的隱患:行政手段組建大型文化集團,并對其進行政策、稅收等方面的傾斜,勢必會造成文化市場各主體之間的不平等競爭;反過來看,對于這些不是從市場競爭中自然成長而是在政策的“被窩中崛起的”的文化集團來說,能否發揮自身活力,能否能健康發展也值得懷疑。在取向上,這種“例外開放、原則限制”的模式應該改為“原則開放、例外限制”模式,應當對全球的文化資源持開放、寬容的態度,而不應過多強調“本土內容比例”;應該鼓勵本國更多的文化企業走出去參與全球市場的競爭;應當將文化創新放在首位,而不是將保護放在首位;應當把政策的著眼點中心放在培育具有競爭力的國內文化產業主體,主動出擊上,而不是放在抵擋國外大型文化企業的“入侵”,被動應戰上。對于那些涉及國家核心文化安全的屬于例外類的文化產業與產品,應當根據世貿組織中關于文化產業的特殊保護政策對本國文化給予大力的保護。

參考文獻

[1]James Petras, Cultural imperialism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23, Issue 2, 1993:39

[2]趙升.北京:新文化創意產業聚集區將形成[N].京華時報.2006-06-07

[3]何勇.上海創意產業園亂象 變“味”了的創意產業園[N].中國經營報.2008-03-09

[4]張曉明,胡惠林、章建剛.走進“十一五”發展文化產業的新綜合與新視野[J].中國報業.2007(3):13

[5]張永文,李谷蘭.韓國發展文化產業的戰略和措施[J].北京觀察,2003(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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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存在本身有時間和空間的范圍，這必然會制約他人。但是它影響的大小或是否存在，就不僅僅取決于本身了，而要看到它與被影響者的關系。比如血緣、民族、語言、宗教、信仰、政治、利益等，比如在同一血緣或同一民族間會克服時間和空間的障礙，會產生較大的影響或保持較長久的時間。又如，同一種語言是最有利的傳播媒介，同一種文字更能突破時間和空間的界限。宗教可以跨越時間與空間的影響，一旦形成了信仰，就可能產生非理性的結果，不能用常理和邏輯來推斷。政治與利益就更不是用時間與空間可以衡量的了。此外，還要考慮到影響者與被影響者之間的時間與空間距離，因為對同一因素而言，正常的影響力還是與時間、空間距離成反比的。所以說，存在并不意味著影響。

我們不能主觀地認為，在中國已經消失了的文化，肯定對周邊國家產生過什么樣的影響。相反，有些在國外有保存在國內已經消失的中國文化，會反過來影響中國，這就是孔子所說的禮失求諸野。再者，還要考慮到文化影響者本身的傳播態度和能力。是認真的、積極的，還是隨意的、消極的甚至是防范的。例如宋朝禁止向契丹、西夏出口書籍，更不會主動傳播文化，結果契丹、西夏都制定自己的文字，連佛經也從漢文翻譯為西夏文，所以說宋朝的文化在契丹和西夏產生不了什么影響。第三，還與傳播的手段與途徑有關。在現代傳播手段發明和運用之前，文化的傳播只能通過人、文字和具體的物品。如果沒有人和具體的傳播物，即使處于同一時代，不同的文化之間也不可能有交流和影響。今天我們有了互聯網，有了密集的人際交流，但是我們不能用現代化的手段來想象古代，不能說漢代的文化肯定影響了羅馬，反過來也是如此。正因為如此，我們就必須要了解中國古代文化的基本特征。

首先，由于地理環境的障礙，中國文化遠離其他發達的文明。如果我們把今天所遺留下來的古代文明做個比較，絕大多數都可以找到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但是只有美洲的瑪雅文化與中國的文化很難找到與其他文明之間的聯系交融。因為地理環境的障礙，在當時幾乎是不可逾越的。歷史上有好幾次外來的文明到了中國的邊緣，但最終幾乎都沒有傳播進來，能夠過來的往往很少。目前能找到的漢代與羅馬的交流，就是眩人，即今天所說的雜技演員，他們來過，但連具體人數也沒有。即便像史書所載，將他們當做羅馬派來的使者，對文化交流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留下多大影響? 正因為這樣，中國的文化基本上是獨立發展起來的，一直到近代才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與影響，在這以前更多的是在物質上吸收外來的文化，精神上基本是獨立發展的。所以在晚清時期，有很多文人志士才會感嘆，中國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大變局不是僅僅指堅船利炮、聲光電，而是意識形態、文化、制度之類主體上的沖擊。

其次，中國由于周邊隔絕及自身優越的地理環境，所以在孔子時代就產生了強烈的華夷之辨，認為華夏優于蠻夷，蠻夷還沒有開化，等同于禽獸。夷要變夏，就必須要接受華夏的文化禮儀，反過來如有華夏放棄了自己的文化傳統，則可以由夏變夷。所以華夷之辨始終是根深蒂固的。在政治上，主張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對夷人保持著防范的心理。如果認為夷人還有可取的話，那是因為他變成了夏的結果，而不是夷人本身。同時，古人還認為天朝無所不有，無需依賴外人，所以對外來文明的態度，統治者往往是出于不得已才容忍，或者完全出于個人的精神追求和物質享樂目的。如長生不老、求仙、、聲色口腹。所以直到清乾隆晚期，中國只接受朝貢貿易，而正常的貿易停留在民間或者走私，甚至需要通過外力干預才能夠改變。

所以，中國文化的傳統歷來是開而不放，傳而不播。我們現在往往贊揚漢唐如何的開放，但事實上是開而不放，打開一扇小門允許西域南海諸國、日本、朝鮮、越南、琉球等人進來，但目的是讓他們來朝見或學習中國禮儀文化，而不是與他們交流，更不會向他們學習。中國人從來不會主動去外界學習他國、他族的文化，截止到目前這樣的例子還未發現過。唯一的例外，是出于宗教的目的，比如法顯、宋云、玄奘等到印度去取經。因為中國人不認為、不相信在中國之外還有能與中國相稱的文明，更不會有值得中國學習的文明。另一方面，中國人也不認為有向外傳播自己的文化的必要，因為境外都是蠻夷戎狄，不僅非我族類，而且尚未開化，也不愿接受教化，不配學習中國文化。朝鮮、越南、琉球等藩屬國則因曾為漢唐故土，或長期向化，已被視同為中國文化區域。日本則一直列為外國，官方或正常情況下不會主動去傳播中國文化。鑒真和尚是應日本之邀去弘揚佛法，其他成果都是副產品。朱舜水留在日本是因為明朝覆滅，他作為遺民回不了國。近代以前，中國從來沒有去外國辦過一所孔子學院，現在能夠找到的古人在國外傳播文化的例子，除宗教原因外，往往都是出于不得已或者是偶然。

在境外，中國文化的傳播限于朝鮮、越南、琉球等通用漢字的地域和華人聚居區。不少人以為中國文化在東南亞的影響很大，其實從來不是如此。由于早期的中國移民基本都是底層貧民，從在當地定居并形成社區開始，一直處在本地文化的包圍之中。加上歷代統治者根本沒有保護僑民的意識，反而視海外華人為不忠不孝的叛逆、盜匪，甚至在他們遭受殖民統治迫害殺戮時也無動于衷，更不可能在文化上給他們予支持。中國的統治者連幫助自己的僑民學習中國文化的意識也沒有，豈會去向他們的所在國傳播中國文化?因此，華人華僑要進入主流，必須接受當地的文化，甚至皈依當地宗教。20 世紀50 年代后，由于中國不再承認雙重國籍，海外華人絕大多數選擇加入當地國籍。在大多數國家，華人不得不改用當地姓氏，華人教育被限制或取締，只有少數華人還能堅持寫漢字、講中文。

所以我們要清楚的是，在世界各平行發展的文明之間，文化未必是相互影響的，不能僅僅根據空間、時間相近的因素來推斷。比如，中國的造紙術早在公元2 世紀就成熟了，但是直到公元8 世紀才傳到外界，才被阿拉伯人所掌握。公元751 年，唐朝大將高仙芝率領的幾萬軍隊在怛羅斯( 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 被黑衣大食( 阿拉伯阿拔斯王朝) 軍隊打敗，大批唐軍被俘，其中就有一批造紙工匠。他們被帶到巴格達，阿拉伯人通過他們學會了造紙，并傳播到各地。從此，中國的造紙技術完全取代了古埃及流傳下來的紙莎草造紙。要不是這個偶然因素，中國造紙技術的外傳或許還要晚很多年。若中國積極主動傳播自己的文化、技術，今天在世界的影響肯定會大得多。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

今天我們講一帶一路對文化的影響，要明確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一帶一路不是張騫通西域。西漢張騫出使西域主要是出于政治、軍事的目的，其最大的貢獻就是中國擁有了新疆和中亞，難道在今天我們提出一帶一路還想擁有什么地方么? 第二，一帶一路不是絲綢之路的延續與再造。絲綢之路的主要動力不是在中國而是在外國，是中亞、西亞、波斯、羅馬需要中國的絲綢，而不是中國需要把絲綢推銷出去。中國歷來沒有通過外貿來盈利的觀念，絲綢之路真正的利益獲得者是中間的商人。第三，一帶一路不是鄭和下西洋。鄭和下西洋也是出于政治的目的，至少主要是為了宣揚國威，或者是為了加強永樂皇帝的政治合法性，而我們今天的時代不需要這樣做，不應該這樣，也不可能這樣做。第四，一帶一路不是新馬歇爾計劃。二戰結束后，歐洲人接受美國提出的馬歇爾計劃是沒有選擇的余地只能接受，是毫無爭議的。而今天要不要接受一帶一路，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對方。一帶一路光有中國的積極性和努力是不夠的，還要如何使對方愿意合作，并保持下去。

所以我們新的文化戰略，應該吸取歷史的教訓。中國文化交流的歷史、文明的歷史進程帶給我們更多的是教訓，而不是經驗。歸納起來，我認為，首先應該全面的開放，其次對中國的文化應該積極地對外作客觀的介紹和傳播，讓外國人能夠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國文化。與此同時，對外國先進的文化，中國應當主動地吸收。在今天的世界，再想用和平的方法直接傳播意識形態和信仰，是不可能的。世界上多數人已經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價值觀念，并且絕大多數人不是處于水深火熱或饑寒交迫，除非通過武力強制的手段或者高價收買，才可能改變其中的少部分人。歷史上意識形態和宗教的傳播，除了出于對方的需要以外，其他無不通過暴力、戰爭、經濟手段，而這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們自己不承認對方的價值觀是普世價值，難道還指望別人承認我們的價值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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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來文化；中國化；文化建設

中圖分類號：D6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1-0227-02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繁榮大發展，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都要正確處理中國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系，吸收人類文明發展的積極成果。外來文化的中國化無疑是解決中外文化關系、吸收世界先進文化發展成果的重要方式。

一、外來文化的中國化

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在創造主體、來源、內容、風格、精神等方面各有不同，但是，兩者之間并非不可逾越。中國文化是我們的本土文化，站在本土文化的立場上，外來的文化是可以通過中國化而成為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從而實現對外來文化的中國化。

所謂外來文化的中國化，就是文化建設主體通過對外來文化的選擇、吸收、轉化等過程，使外來文化的積極的、合理的因素與中國的優秀文化有機結合，成為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在此基礎上，實現文化和實踐的結合，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外來文化的中國化是文化建設主體對外部文化做出的自主、自覺的選擇。中國化的對象是外來文化，但并非所有的外來文化都有中國化的必要和可能，我們把哪一種外來文化和外來文化的哪些文化成分中國化，這是一個選擇的過程。對外來文化的選擇，首先涉及到對外來文化的價值判斷，判斷的根本標準是中國文化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只要是中國文化和社會發展需要的，我們就可以把它中國化，否則就沒有中國化的必要了。

外來文化的中國化是中國人以中國文化模式為框架改造、轉化外來文化的過程。外來文化中國化是國人出于對中國文化和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而做出的，其目的在于拓展中國文化的內涵，保持中國文化的特色，豐富中國文化的內容，促進中國文化和社會的發展。外來文化的中國化是中國人的責任和義務。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外來文化的創造及其傳承主體也積極參與外來文化中國化的過程，并且為外來文化的中國化做出一定的貢獻，但其目的是在于傳播、推廣外來文化，讓中國人接受和認同其文化。

外來文化的中國化是復雜的文化創造過程。外來文化的中國化不是單純引入一種異質文化，也不是簡單地對接、拼湊兩種不同質的文化，而是以外來文化為文化資源，對外來文化的批判、借鑒、改造、吸收的創造性過程。在內容和形式上，經過中國化的創造性過程，外來文化的外在性得到真正地克服，而內化為中國文化的要素；在文化功能上，通過外來文化的中國化，外來文化對中國文化和社會發展的消極作用得以逐漸消除，消極作用轉化為積極作用。創造性體現了外來文化中國化的深層本質。

外來文化的中國化包含著多層次的豐富內容。概括地講，外來文化中國化包含著理論層次和實踐層次的內容。理論上，外來文化的中國化是指外來文化和中國文化的結合；實踐上，外來文化的中國化是指外來文化和中國社會實際的結合。文化結構、理論結構和實踐結構都是多層次的，因而，外來文化的中國化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包含著具體和豐富的內容。外來文化的中國化，既包括了對外來文化的理論批判、借鑒、改造、吸收，也包括了在實踐中的運用和發展而引起的中國社會生活的變化。

外來文化的中國化是解決文化矛盾、使中國文化得以延續和發展的過程。外部文化一旦傳入中國，外來文化和中國文化、中國社會之間就會產生矛盾，特別是外來文化處于強勢的情況下，矛盾更加突出，兩者存在相互同化的趨勢。外來文化的中國化就是自覺地、主動地解決外來文化傳入中國之后引起的文化矛盾問題，使外來文化和中國文化之間的外部矛盾轉化為中國文化的內部矛盾，從而推動中國文化和社會的發展。

外來文化的中國化是以吸收外來文化的積極的、合理的成分，并把它與中國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建設實踐活動。外來文化的中國化屬于文化建設的范疇，是文化建設的一種表現方式、重要內容和組成部分。作為文化建設的表現方式，外來文化的中國化是以吸收外來文化的積極的合理的成分，并將之與中國的優秀文化傳統結合，以促進和推動中國文化和社會的發展為目的文化建設實踐。

二、外來文化中國化的實踐

外來文化的中國化，在歷史上推動了中國文化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中外文化交流的逐漸深入，外來文化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進入中國，并對中國文化及其經濟社會的發展將產生深刻的影響。如何做好外來文化中國化這項關系當前和今后中國文化、社會發展的工作，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要的文化建設課題。

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包含著中外文化的交流，包含著把外來文化不斷地中國化的實踐，如古代印度和阿拉伯文化的中國化，近代西方文化、的中國化。由于社會歷史條件的差異，特別是中國文化和外來文化之間強弱對比關系的差異，外來文化的中國化具有不同的時代特點，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外來文化中國化的歷史經驗表明，對外來文化必須進行中國化；不是所有的外來文化都有中國化的必要和可能，在對外來文化中國化的過程中，必須有所選擇；文化問題不等于政治問題。外來文化是否需要中國化，不能單純地從政治的需要而要立足社會發展的整體需要來考慮。外來文化的本土化是人類文化發展中的共性問題，具有普遍的方法論意義，其他民族對待外來文化的認識以及外來文化本土化的實踐經驗也是值得我們借鑒。

當代中國，外來文化的中國化應注重總結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對外來文化中國化的歷史經驗和其他民族在外來文化本土化方面所積累的成功經驗，在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從實際出發，尊重外來文化和注重選擇、堅持辯證轉化、重視實際效果的原則的基礎上，采取引進、批判、借鑒、吸收、結合等方法做好外來文化中國化的工作。

十五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的文化發展，不能離開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開展多種形式的對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國文化之長，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建設的成就?！边@段論述對外來文化中國化的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它明確指出了外來文化中國化必須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耙晕覟橹?、為我所用”其核心和實質就是從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實際需要出發來選擇外來文化。外來文化的中國化必須以中國文化為主，必須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必須有利于推動中國文化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進步和發展?！耙晕覟橹鳌槲宜谩?充分體現了對待外來文化的主體性原則，是外來文化中國化的總的指導原則，嚴格遵循這一原則是外來文化中國化取得成效的根本保證。

外來文化的中國化還要遵循尊重外來文化本身的特點的客觀性原則。外來文化的價值及其價值的大小，應以其對中國文化和社會發展的貢獻的大小來衡量和確定，但是外來文化本身的特點是影響對其中國化的范圍和程度的重要因素。依據文化屬性及其與中國文化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關系的不同，有些外來文化只可以允許其在中國存在，有些外來文化是可以中國化的，有些外來文化是不可以中國化的。對外來文化要有所區別和外來文化本身的性質密切相關，并不是在文化上搞民族歧視、多重標準。外來文化的中國化必須首先從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出發，促進中國文化、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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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高等學校 中外辦學 跨文化教育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Research of College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ZHANG Jiqiao

（International Office，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Shandong 250022）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undertakings， 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education and academia.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from 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education in theory proceed， for lack of current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exist i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propose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Key words college； sino-foreign educatio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毋容置疑，高等教育領域的中外合作辦學是當前我國中外合作辦學的主要表現形式，其辦學質量的高低直接關系到中外合作辦學的整體辦學質量，關系到中外合作辦學的未來發展。質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線，同時也是中外合作辦學的生命線。近年來，雖然在教育部門的大力監管和高等學校的積極努力下，中外合作辦學質量不斷提高，逐漸形成了一批示范性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但仍存在著一系列問題，如外方教育資源的優勢不明顯、外方贏利性強、中外課程銜接困難、辦學中的文化差異現象未引起重視等。

當前，隨著中外合作辦學規模的擴大，由中外雙方的文化差異而引起的跨文化教育現象日益引起教育界和學界的重視?，F階段，在中外合作辦學迅速發展的背景下，如何做好跨文化教育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課題。

1 中外合作辦學中的文化差異

按照《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及其實施辦法規定，外國教育機構同中國教育機構在中國境內合作舉辦以中國公民為主要招生對象的教育機構或項目的活動，適用本條例。顯然易見，中外合作辦學①是中外雙方的合作教育，是由中外雙方教師共同實施的教學活動，其教育教學對象是中國公民，其辦學過程中必然涉及到中西兩種不同的文化存在，②外在為文化差異和文化沖突現象。從教育學的角度分析，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

1.1 教育價值觀

教育價值觀是人們對教育作用的根本認識和觀點。從歷史上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中西教育現象從產生之初就孕育了不同的教育價值觀。這一點，從學者們對甲骨文的“教”和拉丁文的“教育”的字源學考察與比較中即可領略一二。③近代以來，隨著意識形態的確立，中國的傳統教育價值觀發生了質的變化。當前，具有中國特色的全新的現代教育價值觀已趨成形。雖然同為現代教育價值觀，但中國的教育價值觀與西方的教育價值觀依然存在著質的差別，具體表現為教育目的、教育的人性觀、教育與社會的關系等方面。

1.2 師生觀

師生觀方面，中國自古就有尊師的傳統?！耙蝗諡閹?，終身為父”的理念將家庭中的倫理關系延伸到教育領域。“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等規定了教育的內涵和教師的職責，同時也塑造了教師在師生關系中的絕對權威。時至今日，此師生觀依然深刻影響著教育。而與此相反，在西方，教師僅具有相對的權威性。由英文單詞“Education”的詞源考察得知，西方的教育有“引導”、“導出”之意。古希臘著名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名言表明，在真理面前，學生與教師是平等的，甚至可以挑戰教師的權威。

1.3 知識觀

自古以來，中外教育界的知識觀即對待知識的態度上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在中國傳統觀念上，知識是靜態的。學生的任務就是獲取知識。而從書本中獲取的知識是毋庸置疑的。而在西方傳統觀念中，知識是動態的，是可以改變的。書中的知識不過是前人經驗的積累和總結，是可以進行批判和反駁的。

1.4 教學方法

在應試教育的指揮和影響下，從基礎教育到中高等教育，中國教師的教學方法也是應試型的，教師在課堂的主要作用是引導學生如何去理解、記憶、運用相關知識，培養應試技巧，通過“題?！睉鹦g提高應試能力。而西方教育的課堂教學是以提高學生的素質為目的的，注重學生面向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的提高。中西方在教學方法上的差異往往導致了中外合作辦學中外籍教師與中國學生的互不適應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外合作辦學的教學效果。

2 跨文化教育：從實踐到理論

跨文化教育的實踐由來已久。從某種程度上講，一部人類交流合作的歷史就是一部跨文化教育史。但跨文化教育實踐經歷了一個從自發到自覺，從無序到有序，從零散到體系的過程。起初，跨文化教育的實踐僅僅是自發的、無序的、不系統的。即使到了上世紀中葉，彼時世界范圍內人員流動頻繁以及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跨文化教育也并沒有形成一個明確的概念和獨立的理論體系，僅僅外在為移民教育、外國留學生教育、少數民族教育等。

199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國際教育大會建議書《教育對文化發展的貢獻》中提出“跨文化教育”的概念，指出“跨文化教育（包括多元文化教育），是面向全體學生和公民而設計的，促進對文化多樣性的相互尊重與理解和豐富多彩的教育。”④自此，學術界關于跨文化教育的研究不斷走向自覺。一般認為，在兩種或以上文化之間進行的教育就是跨文化教育。作為一個跨學科研究領域，跨文化教育涉及文化人類學、教育學、跨文化交際學、跨文化心理學、傳播學、民族學等學科。學者王軍對與跨文化教育有關的理論流派進行了歸納和綜述，包括文化變遷論、文化同化論、文化融合論、跨文化適應論、跨文化交流論、跨文化理解教育、多元文化論與多元文化教育。有的學者對跨文化教育的內涵、概念等進行了界定。如魯子問認為，跨文化教育體現在跨文化知識的獲得、跨文化意識的養成及跨文化能力的提高。學術界對跨文化教育的研究雖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總體上仍然不夠深入。

3 當前中外合作辦學跨文化教育存在的不足

J大學現有中外合作辦學項目4個，在校項目學生1000余人。筆者設計了中外合作辦學學生跨文化教育調查問卷，抽取了J大學金融學專業辦學項目1201班、環境工程專業辦學項目1202班。同時，對項目的管理人員和部分任課教師進行了半開放型訪談。通過調查問卷和訪談，筆者發現當前中外合作辦學跨文化教育中存在著以下不足。

（1）跨文化教育意識薄弱。當前，在中外合作辦學教育教學中，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普遍存在著跨文化教育意識薄弱的現象。筆者在調查問卷中發現，85%的學生對跨文化教育基本知識缺乏，不具備基本的跨文化教育意識。同時，較大比例的學生對跨文化教育的概念不清楚，僅僅是被動地接受跨文化教育知識。同樣作為實施跨文化教育的主體，教師的跨文化教育意識也不容樂觀。

（2）跨文化教育知識缺乏。通過調查發現，中外合作辦學的課程設置注重了外方優質教育資源的引進，體現了中外雙方課程和知識的優勢互補。但遺憾的是，有關跨文化教育知識的課程設置較少或未設置。學生無法通過系統的課堂教學獲得跨文化教育知識，從而對跨文化教育知識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更談不上跨文化意識的培育和跨文化能力的培養了。

（3）跨文化教育能力欠缺。在對中外合作辦學管理人員、教師的訪談中，筆者發現，中外合作辦學管理人員往往以普通學生的管理方法、方式和手段去管理中外合作辦學學生，教師也往往缺乏相應的跨文化教育能力。大多數被訪人員對跨文化教育了解甚少，對如何在工作提高自身的跨文化能力缺乏意識和主動性。

4 中外合作辦學跨文化教育實施策略

4.1 課程策略

中外合作辦學培養方案的制訂應充分考慮到跨文化課程的設置比例，尤其是中方合作院校應將跨文化課程納入中外方合作辦學的課程體系，鼓勵具備相關學科背景的教師開發跨文化知識課程，推薦具備跨文化教育背景的教師承擔中外合作辦學跨文化課程的教學。而作為教育主管部門，應對中外合作辦學中跨文化教育課程的設置給予政策指導。例如，在審批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或項目時，可將有無跨文化課程設置作為是否批準辦學的依據。

4.2 能力策略

跨文化能力是指個人進行跨文化交流和溝通的能力。在中外合作辦學中，學生跨文化能力水平決定了對外方課程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中外合作辦學的人才培養質量。當前，中外合作辦學學生的跨文化能力普遍偏低，不利于中外合作辦學事業的長遠發展。在中外合作辦學跨文化教育中，應通過舉辦中外文化交流活動、中外學術沙龍、赴國外短期訪學等途徑有意識地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流和溝通能力，使之在實踐中得到鍛煉提高。

4.3 環境策略

校園文化環境在人才培養中發揮著潛移默化的重要作用。文化是多元的，而中外合作辦學本身就涉及到兩種不同文化體系的交流和碰撞。因此，中外合作辦學中的校園文化更應該是多元開放的。注重發揮校園文化環境的育人功能是中外合作辦學跨文化教育的重要策略。在中外合作辦學的文化環境建設中，應構建起以中國文化為主體，以外來文化為輔助的一體多元的校園文化環境。在一體多元的校園文化環境下，既發揮中國文化在育人過程中的主導和引領作用，又注意融合和吸收外來文化的積極成分，營造中外文化和諧共處的國際化校園環境。

4.4 管理策略

中外合作辦學作為中外大學合作實施的教育活動，其學生管理工作更應得到重視。而從管理的角度實施跨文化教育，實現跨文化教育與學生管理工作的有機結合是當前做好中外合作辦學跨文化教育的有效選擇。在中外合作辦學學生管理工作中，應有意識地增強學生的跨文化交流意識，增進他們的跨文化交流知識，培養他們的跨文化交流和溝通能力，將跨文化教育貫穿于學生管理工作的全過程。

本研究系濟南大學2012年教學研究立項項目“中外合作辦學視野下的跨文化教育研究”研究成果，項目編號：JZC12038，項目負責人：張繼橋

注釋

① 此處指的是高等教育領域的中外合作辦學，不包括中等以及高等職業教育領域的中外合作辦學，以下同。

② 因中外合作辦學主要以引進西方發達國家的教育資源為主，外方合作院?；旧鲜俏鞣桨l達國家的高等院校。此處的中外文化對比指中西文化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