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范文10篇

一、近年東盟國家經濟增長的軌跡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東盟國家經濟增長出現了較大的波動起伏。1997年東盟國家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1998年各國經濟普遍陷入嚴重衰退，1999年和2000年卻出現快速復蘇或強勁反彈，而到2001年多數國家經濟又急轉直下，甚至呈現負增長。2002年初，東盟國家經濟再次出現復蘇的態勢。在戰后東盟經濟發展歷程中，這種經濟增長的軌跡是不多見的。

據東盟五國的官方統計顯示，1996-2002年，印尼經濟增長率分別為8%、4.5%、-13.1%、0.8%、4.8%、3.3%、3.7%；馬來西亞經濟增長率分別為10%、7.3%、-7.4%、6.1%、8.3%、0.4%、4.2%；菲律賓經濟增長率分別為5.8%、5.2%、-0.6%、3.4%、4%、3.4%、4.3%；新加坡經濟增長率分別為7.7%、8.5%、0.1%、5.9%、10.3%、-2%、2.2%；泰國經濟增長率分別為5.9%、-1.4%、-10.8%、4.2%、4.4%、1.8%、3.6%。2003年，據近期各國的預計，印尼經濟增長率為3.5-4%、馬來西亞為4.5%、菲律賓為4-4.5%、新加坡為2-5%、泰國為4.5%。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有關的國際機構和官方部門普遍預測，東盟國家經濟將陷入長期嚴重的經濟衰退，經濟復蘇將是緩慢痛苦的過程。東盟國家經濟將在低谷徘徊較長時間后，才能走出低谷呈現U型復蘇。然而，1999年東盟國家經濟竟在短時間里出現迅速復蘇，呈現V型的強勁反彈。不過，當時就有人警告東盟國家經濟V型復蘇的基礎脆弱，隨時有變成V型危機重返的可能，以至出現W型的經濟波動。因為東盟國家經濟從嚴重衰退到快速復蘇主要是拜世界經濟尤其是美國經濟的繁榮，特別是全球電子業景氣循環之賜。但是，各國遭受金融危機沖擊后經濟基礎依然脆弱，結構性矛盾仍未解決，國內外投資繼續下降，銀行不良資產居高不下。一旦國際經濟形勢出現逆轉，這些國家經濟將重新陷入衰退之中。

1996-2002年東盟五國經濟增長率(%)

附圖

[摘要]近年來,隨著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和中國經濟的發展,人們越來越重視進口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本文通過進口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來說明進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闡述了我國進口的現狀及對我國進口提出了一些建議。

[關鍵詞]進口貿易經濟增長機制

在研究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時，進口始終被認為是經濟增長的減因子，然而從長期來看，進口通過突破供給約束、創造有效需求、升級產業結構等手段對促進經濟增長。

一、進口促進經濟增長的機理

1.突破供給約束

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需要多種生產要素，但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擁有經濟增長所需的全部生產要素，某種要素的稀缺就會造成經濟增長的瓶頸。通過進口國內短缺的原材料、關鍵設備等要素來緩解國內資源約束的壓力，彌補了國內供應的缺口，促進了國內經濟增長。

長期和穩定的經濟增長是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呈階梯式增長，引起國際范圍的高度關注。與高速經濟增長相對應的，是隨之而來的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笆晃濉币巹潖娬{走自主創新之路，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實現“十一五”規劃發展目標的戰略重點，是針對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做出的重要戰略部署。解決當前我國經濟增長中存在的問題，必須認真分析經濟增長的方式和實現條件，根據國情選擇切合實際的經濟增長道路。

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及其理論淵源

理解經濟增長的內涵應從增長的機制和路徑兩個方面進行把握。從增長機制的層面看，經濟增長有粗放型經濟增長和集約型經濟增長之分。從增長路徑的層面看，經濟增長有外延型和內涵型增長的區別。當前，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主要是針對經濟增長的機制，但也涉及經濟增長的路徑，兩者是有機結合的。

從經濟增長機制看，相對于資源的使用，存在著“粗放”型增長和“集約”型增長?！按址拧被颉凹s”概念，起初應用于資本主義農業生產中，后來才擴大到工業生產和國民經濟增長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資本主義農業中的級差地租時，就闡述了“粗放耕作”和“集約化耕作”兩種農業生產方式，以此將“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區別開來。歷史地看，可耕地擴展的有限性，是促成農業部門從“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的重要經濟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和內容，從來就是與資源有限性直接相關的。

當代意義上的“粗放型”和“集約型”概念，是擴展了整個國民經濟意義上的不同增長方式。粗放型增長由于具有低質低效的增長特性，依賴于生產要素的擴張，而生產要素的擴張主要是在規模、數量、產值、速度和投入等方面，較少重視質量、效益和效率。集約型增長由于具有高質高效的增長特性，依賴于現有生產要素效率的提高。提高生產要素效率主要是依托于科技進步、節約能源投入、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管理水平，并在生產要素效率提高的前提下，提高經濟效益，增強產品競爭力，同時減少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程度。

從經濟增長的路徑看，經濟增長總是表現為生產成果數量上的增長，生產成果的數量增長取決于生產規模的擴大，而生產規模擴大的原因和表現形式又是不同的，因而經濟增長有“外延式”和“內涵式”之分。馬克思在分析社會資本的擴大再生產時，針對固定資本折舊費用于擴大再生產的使用問題指出，折舊費既可以用來擴大企業規模，也可以用來改良機器，提高生產效率，“如果生產場所擴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擴大；如果生產資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內涵上擴大?！笨梢姡洕鲩L所依賴的生產能力提高可以通過兩種方式達到，一是更多地利用資源以擴大生產能力；二是提高生產效率以提高生產能力。

一、消費問題，從消費行為角度看，屬于微觀經濟范疇；從國內生產總值最終使用構成看，消費是重要總體變量，它的總量和結構變動影響國內生產總值的變動，即對經濟增長具有影響作用。因此，消費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宏觀經濟范疇。我們對消費問題研究的出發點，是對經濟增長的關注。

消費問題在近兩年成為一個焦點問題，刺激消費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有效手段。近兩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趨緩，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和內部環境發生變化，例如東南亞金融危機、人民幣不貶值壓力、國有企業改革、政府機構改革等，使得消費問題終于浮出水面，引起人們的關注，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由于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和內部環境變化，嚴重削弱了經濟增長的各種要素，因此，將開拓國內市場、刺激消費、擴大內需確定為經濟增長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發展策略，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消費與增長，傳統的計劃經濟理論認為，經濟增長帶來消費的增加，增長對消費起著決定性作用。經濟增長了才能適當增加消費，消費基金的過快增長會影響和妨礙經濟發展，并以此為依據安排經濟建設和制定宏觀發展計劃。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我們不但取得了制度上的變革，也獲得了認識和理論上的突破，那就是不僅增長決定著消費，同時消費對增長具有拉動作用，消費拉動作用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超過投資的影響作用，決定著經濟增長速度的快慢和質量的高低。這一增長觀點可以從下面的經驗材料和理論獲得支持。第一，高收入高消費與低收入低消費兩種模式比較。中國改革開放的20年歷史經驗表明，與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相比，1979年后我國經濟發展迅速，更重要的是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獲得巨大的提高，原來的低收入低消費，經濟發展滯緩模式已徹底改變。即使是同一時期在我國不同地區，例如東南沿海地區與西部地區，不同的消費模式伴隨著不同水平的經濟增長。再以美國等發達國家為例，高收入高消費模式，伴隨著成功的經濟增長。所以，低收入低消費伴隨著經濟增長的滯緩和效率低下；高收入高消費伴隨的是經濟增長的高產出和高質量。第二，生產函數理論。勞動力是經濟增長的重要要素，而勞動力離不開消費。衣、食、住、行消費是勞動力的基礎需要，沒有這些消費活動也就不存在勞動力，消費水平決定著勞動力的總量水平和素質構成。所以，消費不但是人口再生產需要，也是經濟活動的必要前提條件，經濟活動，最原始的、首要的是從消費開始的。消費決定了勞動力，勞動力傳導著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和貢獻。

二、海南經濟的消費總量與結構分析

1、消費需求的現狀、特點和結構

國內生產總值的支出構成分為總消費、總投資和凈出口?？傁M是其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20年，尤其是海南建省十年來，經濟取得相當的進步，人民生活水平獲得巨大提高。見表2-1。

本文作者：張鴻工作單位：河南工業大學法學院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強調指出，“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重申要科學調控宏觀經濟，轉變粗放型增長方式。所謂經濟增長方式，是指推動經濟增長的各種生產要素投入及其組合的方式，其實質是依賴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過什么途徑，怎樣實現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方式一般分為粗放型和集約型兩種，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要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從外延型向內涵型轉變、從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

一、現階段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存在的主要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也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問題仍然很多。經濟增長但總量過剩。我國經濟從2003年～2005年，連續3年平均增速達兩位數（10%），整個“十五”期間平均增速達到9。5%，連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使我國經濟上了一個新臺階，總量已超過英國、法國，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經濟實力和競爭力、綜合國力、抗風險能力大大增強，財政收入超過3萬億元。但部分行業由于過度投資出現生產能力過剩，許多企業出現虧損。據商務部報告，2005年下半年全國600種主要消費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有172種，占28.7%;供過于求的商品有428種，占71.3%，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嚴重。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資金、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等生產要素的粗放投入實現的。建國50多年來，GDP增長了10多倍，礦產資源消耗增長了40多倍。資源利用率較低，從投入與產出看，2004年我國GDP按當時匯率計算占全世界GDP的4%，但消耗了當年全球消耗的8%的原油、10%的電力、19%的鋁、20%的銅、30%的鋼鐵和31%的煤炭。我國每創造一美元產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國的4.3倍、德國和法國的7.7倍、日本的11.5倍。高消耗換來的高增長，必然是高排放和高污染。我國廢棄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發達國家，每增加單位GDP的廢水排放量比發達國家高4倍，單位工業產值產生的固體廢棄物比發達國家高10多倍。2005年年初，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公布了最新的“環境可持續指數”評價，在全球144個國家和地區的排序中，中國位居第133位，在全世界污染最嚴重的20多個城市中，有16個在中國。經濟結構不協調，資源不能合理循環、效率低下。從農業來看，我國農業基礎依然薄弱，“三農”問題長期沒有得到有效解決，不僅直接影響農民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的提高，而且影響農村市場的開拓，進一步制約著其他產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從服務業來看，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2.3％，不僅低于全世界平均64％的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國家平均45％的水平。從工業來看，雖然我國工業的整體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傳統產業、低技術含量和低附加值的產業仍占主導地位，高技術產業發展相對滯后，裝備制造業的水平不高，許多關鍵設備都要依賴進口。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經濟模式，在一些發達國家取得了明顯成效。目前，全世界鋼產量的三分之一、銅產量的二分之一、紙制品的三分之一來自循環使用，一些發達國家在17個產業的生產中，已經實現水資源消耗的零增長甚至負增長。我國資源回收率比較低，綜合利用率不高，許多可以利用或再利用的資源卻成了廢棄物。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協調、難循環的增長，必然是低效率,我國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只相當于美國的三十分之一、日本的十八分之一、法國的十六分之一、德國的十二分之一和韓國的七分之一。從總體上看，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尚未實現根本性轉變，與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

二、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粗放式增長難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發展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隨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000美元，我國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消費結構整體升級并呈多樣性變化。但經濟結構調整相對滯后，形成了需求與增長的落差，適應于需求增長的產業與產品供給不足，而原有結構下的產能和產品大量過剩，造成新形式下的短缺與過剩并存，供給與需求不對稱增長，難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時，粗放程度越高，要素投入增加就越快，資本積累速度也越快，過度積累必然會影響居民的消費。過分依靠各種資源的大量消耗去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不利于可持續發展。經濟增長對能源資源的嚴重依賴，使得這種增長越來越接近資源和環境約束的邊界，我國主要礦產品對國際市場的依存度越來越大，從1990年的5%上升到目前的50%。此外，土地資源和水資源銳減，目前，我國缺水總量約為300億～400億立方米，全國669座城市中有400座供水不足，110座嚴重缺水。我國人均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0%，并且耕地后備資源非常緊缺。一些地方用地粗放，浪費嚴重，土地承載壓力空前突出。這種“不擇手段”、“不惜代價”、“血拼式”經濟增長方式極大地影響了未來發展。在國際產業分工中處于被動地位。在世界經濟一體化、國際產業分工的總體格局中我國承擔了重要角色，中國的加工工業已經成為國際產業鏈條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但是我國對外貿易總額2004年雖已躍居世界第三位，而加工貿易出口和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分別占到55.3%和57.1%的份額。我國加工貿易的特點是技術開發嚴重不足，關鍵技術大多掌握在外商手中，或者主要依靠引進；銷售和服務網絡也基本為外商所控制，利潤的大頭在別人手里，我們只是承擔中間加工或者組裝的任務，收取少量的加工費。中國成了“世界工廠”，而工業污染也留在了中國。同時，對無形資產，如知識產權、產品研發、銷售網絡、市場開拓等則重視不夠，不僅丟掉了利潤的大頭，而且也嚴重制約了企業的長遠發展。

1問題的提出

交通運輸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縱觀世界主要國家，交通運輸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門，其發展具有國家戰略意義。交通運輸業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十分復雜，本文的目的就是概括、總結這一關系中重要的一方面，即交通運輸業與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的理論，并提出新的思路。

2現有理論和方法的總結

交通運輸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問題國內外已經有了不少研究成果，根據不同的研究方法、角度、理論基礎、結論，本文將其概括為6大類：

(1)古典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的分析。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在《政治算術》中提出“發達的交通運輸是一國經濟繁榮的重要特征”。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對運輸經濟問題有較多論述，如“運輸和貨幣變成了商品流通的兩個車輪”，“商品經濟越發展，生產越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因而越是以交換為基礎，交換的物質條件——交通運輸工具——對生產來說也就越是重要”。亞當•斯密（AdamSmith）的經典三段論更是被反復引用，斯密認為“生產力和財富的增長由分工引起，分工的程度受到交換能力大小即市場范圍的制約，市場范圍大小由運輸條件決定”，這體現的是運輸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摘要：鄉村旅游業發展有利于美化城鎮環境,也有利于加快新型城鎮化發展進程，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撐區域經濟的增長。以河南省嵩縣為例，利用協整方法分析鄉村旅游業發展和新型城鎮化對河南省嵩縣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發現鄉村旅游業發展和新型城鎮化都對河南省嵩縣經濟增長有著正向影響，且鄉村旅游業發展拉動河南省嵩縣經濟增長的效應比新型城鎮化的拉動效應要大，同時，新型城鎮化對經濟增長的長期效應更加明顯，而鄉村旅游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短期效應比較明顯。今后嵩縣應著力于促進鄉村旅游業開發，注重新型城鎮化水平提升，促進三大產業高質量融合發展，以推動嵩縣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關鍵詞：河南省嵩縣；鄉村旅游業發展；新型城鎮化；經濟增長

鄉村旅游業是綜合性產業，其規模大、發展快、關聯廣的特點與新型城鎮化建設有很多相匹配的地方，新型城鎮化在為鄉村旅游發展帶來重大機遇的同時，也對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1]。尤其是鄉村旅游業的就業吸納力強，對吸引城鎮人口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對新型城鎮化起著重要的帶動作用。而鄉村旅游業發展的同時，又能加快城鎮開發，美化城鎮環境，鞏固新型城鎮化水平，為旅游業的發展和消費需求空間創造提供更多有利條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作為支撐區域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隨著國家新型城鎮化戰略的實施推進,鄉村旅游業發展成為新一輪城鎮化發展的關注點和熱點,而推進鄉村旅游業和新型城鎮化共同發展過程中，要加大對這些地區的投入，讓其形成較大的產出，以促進地區經濟穩步持續增長[2]?？梢姡罅Πl展鄉村旅游業，科學引導新型城鎮化，與地區經濟增長有很大的關聯性。因此，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旅游業發展之間內在關聯與影響效應到底如何，是一個值得探索的重要命題。本研究結合河南省嵩縣實際，探討鄉村旅游業發展和新型城鎮化對河南省嵩縣經濟增長的影響。

1研究區概況與方法

1.1研究區概況，嵩縣位于河南省洛陽市西南部，地處豫西伏牛山生態核心區，位于黃河、長江、淮河三大水系的分水嶺地帶，總面積3009km2，轄16個鄉鎮322個行政村，人口62萬，其中農村人口53萬，人均耕地不足0.8畝，素有“九山半嶺半分川”之稱，是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境內旅游資源豐富，境內自然景觀秀麗，人文景觀獨特。山岳奇石景觀方面，有白云山、玉皇頂等；森林景觀方面，有唐代銀杏林、高山杜鵑、原始森林等；潭瀑水域景觀，有高山天池、陸渾水庫、九龍瀑、雙龍瀑布等；物候氣象景觀方面，春有鮮花、夏有綠萌、秋有紅葉、冬有雪韻。這些自然景觀天然而成，構成一幅幅美麗的畫卷。而在人文景觀方面，有以兩程故里、伊尹祠、慶安禪寺、萬氏佳城等。近幾年，嵩縣堅持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發展之路，把發展鄉村旅游作為重要抓手，以創建全域旅游示范縣為載體，通過景區帶動、公司合作、社會幫扶、美麗鄉村建設、易地搬遷等方式，讓嵩縣的發展因旅游而富，讓鄉村因旅游而美，讓貧困縣因旅游而興，形成了“旅游帶動、脫貧加快”的良性發展局面。2016年，全縣接待游客1200萬人次，實現綜合收益37.6億元，旅游業收入占農民家庭收入的比例達68%，全縣貧困人口由2011年的8.46萬人減少到2016年底的4.67萬人，嵩縣用實際行動走出了一條因地制宜的旅游帶動城鎮開發以及經濟發展新路子。近年來，嵩縣發展鄉村旅游，推動新型城鎮化發展，提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實踐路徑主要是：以白云山、木札嶺、天池山景區為鄉村旅游發展的龍頭景區，通過旅游的帶動功能發揮，推動當地餐飲、住宿、交通、商業全面協同開發，實現當地居民就地就業，推動就地城鎮化。如2014年9月，瑞貝卡集團入駐白云山景區,建設白云山國家級旅游度假區，涵蓋車村、白河兩鎮，面積近600km2，形成了四大旅游綜合體，既連通了景區，也開發了當地的城鎮，還發展了地方經濟。木札嶺景區的龍王村曾經是個遠近聞名的貧困村，原來人均收入不到2000元，經過10多年的發展已經擁有農家賓館150多家，標準化床位超過6800張，人均純收入超過3萬元。目前，農家賓館已經遍布周邊5個行政村，當地農民逐步向商業零售、旅游客運、旅游工程等行業延伸，實現了旅游服務與鄉村開發以及城鎮化進程加速的有效對接。嵩縣縣政府也加大對景區投資開發的力度，在景區建設、鄉村旅游住宿與商品生產等領域進行扶持或獎勵。帶動了這些區域的旅游配套設施逐步完善以及一些旅游新興業態的產生，也帶動了一些項目的建設與完善，如天橋溝自駕游營地、滑雪場、木札嶺漂流等建成開業，初步形成了“白河-天橋溝-木札嶺”旅游住宿一條線。直接帶動了白云山和木扎嶺景區當地農民的就業，初步統計約500多人實現就地就業。而整個鄉村旅游的發展，大致解決了當地農民就地就業1萬余人，有力地帶動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和城鎮建設。

1.2變量選取與方法，在分析旅游業發展和新型城鎮化對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方面，相關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基礎。一方面研究旅游與城鎮化關系的相關文獻。如舒小林，劉東強，齊培瀟[3]利用協整分析和向量自回歸模型對中國1988—2012年之間的城市化率和旅游收入關系進行了動態分析，得出城市化率在30%左右，城市化率和旅游業發展之間有一些差別，他們得出城市化率在30%之后，旅游業對城市化率的作用效果會更加明顯。王兆峰，龍麗羽[4]以鳳凰縣為例，分析了旅游業發展與城鎮化建設二者之間的關系，得出兩者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并指出旅游業在政策制度的外部環境下，通過宏觀動力——旅游經濟效應、中觀動力——產業結構升級、產業集群差異化布局，以及微觀動力——旅游資源稟賦、旅游市場需求和交通可達性的動力機制系統，驅動了新型城鎮化的建設。唐鴻，劉雨婧，麻學鋒[5]在新型城鎮化內涵、旅游業與新型城鎮化互動關系理論分析的基礎上，從產業生成周期視角分析兩者的互動關系。研究發現：旅游業的就業及收入效應表現較好，城鎮化的社會、經濟及生態方面表現突出。另一方面分析旅游業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的相關文獻。如趙磊[6]采用多種精細前沿性計量經濟方法對1999—2009年之間旅游業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旅游業發展對經濟增長作用顯著，并歸納了旅游業通過作用于城鎮化，有效挖掘城鎮化建設潛力，進而促進地區經濟增長的路徑，得出旅游業對城鎮化的經濟增長效應存在顯著的正向調節作用。徐春紅，丁鐳，董鴻安，蘇攀達[7]以浙江省11個地級市的2000—2015年的旅游業及經濟發展相關指標為研究對象，運用空間分析和面板計量回歸方法，分析了旅游業發展和區域經濟增長率時空演化格局，探討了其影響機制。結果表明：浙江省及11個地市的旅游業發展在前一段時期內與經濟增長率總體都呈現遞進上升趨勢，但經濟增長率在后面一段時期卻出現降低的趨勢，同時，兩者之間的關系存在顯著的空間差異。蔣韜[8]基于生態足跡的視野,計算出了西部地區11個?。▍^、市）生態旅游消費需求與旅游業發展兩方面的綜合得分和兩者的協同度。實證發現,西部地區生態旅游消費需求與旅游業發展之間呈現勉強協同或者不協同的狀態。此外也有少數文章研究了旅游與城鎮化及經濟增長的關系。劉佳，杜亞楠，張廣海[9]采用面板數據模型，分析了我國沿海地區旅游業、城鎮化及區域經濟發展的時序演化和空間差異特征，探討了在城鎮化進程中沿海地區旅游業與區域經濟增長的關聯性。研究表明我國沿海地區旅游業、城鎮化與區域經濟增長兩兩之間的交互作用較為顯著。黃震方，陸林，蘇勤[10]指出要通過深化理論研究和強化實踐應用，推動鄉村旅游提質增效升級，尤其要將鄉村旅游業發展與新型城鎮化建設結合起來，同步推進，加大投入,實現城鄉旅游業互補和協調發展，以促進地區經濟增長。但現有研究至少還有兩個方面的研究空間可以彌補：一方面現有研究主要以分析旅游業與城鎮化兩者關系的文章居多，比較缺乏對旅游業發展、新型城鎮化與經濟增長三者關系的研究。另一方面對于某個具體區域實證或案例的研究比較缺乏，如對縣域方面的具體研究幾乎沒有。而鄉村旅游的重點和核心正好都在縣域，縣域有著鄉村旅游業發展的先天優勢，各城鎮都有一定的旅游資源，因此，解剖縣域鄉村旅游業發展、新型城鎮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對于發展新階段深化旅游業發展、推動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促進地區經濟可持續增長，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為助推河南省嵩縣可持續和跨越式發展意義重大，本研究試做初探。有鑒于此，筆者結合上述研究成果，尤其是在指標選取、研究方法上的一些經驗做法，選取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作為衡量河南省嵩縣經濟增長情況的指標（記為DQSCZZ），選取人口城鎮化率作為衡量河南省嵩縣新型城鎮化發展的指標（記為XXCZH），選取鄉村旅游業增加值與旅游業總值的比值作為衡量河南省嵩縣鄉村旅游業發展情況的指標（記為XCLY），在數據收集上，通過實地調研和查找《河南省嵩縣統計年鑒》兩條途徑來收集，以河南省嵩縣2000—2017年的相關指標數據為實證分析的樣本數據（限于篇幅，不再對具體數據一一列出），分析鄉村旅游業發展和新型城鎮化對河南省嵩縣經濟增長的影響。為了消除直接回歸帶來的系數過大現象，通過取對數來解決這個問題，因此對變量進行自然對數變換，分別記為lnDQSCZZ、lnXXCZH、lnXCLY，用dlnDQSCZZ、dlnXXCZH、dlnXCLY分別表示各變量的一階差分。運用Eviews8.0計量軟件進行協整分析。

一、經濟轉型期中國經濟增長與就業關系的實證分析

1.經濟增長與名義就業的協整分析

本文對1992－2006年中國經濟增長(GDP)與名義就業人數(L)進行協整檢驗。為了消除異方差得到較平穩的序列，首先對1992－2006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名義就業人口數L進行對數化處理，取對數后的變量用LNGDP和LNL表示，而一階差分后的變量用D(LNGDP)和D(LNL)表示。

(1)變量的平穩性檢驗。在檢驗協整關系前，必須用單位根檢驗來判斷兩個變量的平穩性。只有兩變量是一階單整的前提下，它們才有可能存在長期協整關系。ADF平穩性檢驗結果見表1。

表1GDP與名義就業ADF檢驗結果

從表1可以看出，D(LNGDP)和D(LNL)都是平穩的，而LNGDP和LNL都是不平穩的，即D(LNGDP)和D(LNL)是I(0)，而LNGDP和LNL是I(1)，因此，我們認為兩者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

一、引言

從1965年開始，東亞經濟進入了高速發展時期，直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東亞經濟平均每年增長率為5．5%，這是亞洲其他國家和OECD國家的2倍、拉美國家的3倍、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25倍，如此快的經濟發展，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尤其是1995年克魯格曼在評價“亞洲四小龍”的經濟時指出，“東亞非凡的增長紀錄只不過是由投入的迅速增長而創造的，雖然令人難以置信，但亞洲經濟增長再也不是一個神話”?？唆敻衤饕抢肶oung(1994)的研究結果得出這一結論的。Young(1994)利用索羅模型推算出了東亞國家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結果表明，即使在東亞經濟高速發展的1966～1990年期間，東亞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僅為－0．3%～2．3%，韓國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為1．6%，這與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等國家的高速增長時期全要素生產率3%左右的增長速度相比，明顯偏低。雖然克魯格曼的觀點沒有得到國際學術界的普遍接受，但是金融危機的爆發，使他的觀點再次成為爭議的焦點。在金融危機的打擊下，韓國1998年的經濟增長率從1997年的5．61%降到－5．88%，雖然金融危機過后韓國經濟迅速復蘇，但起伏不定，呈現V字型的發展趨勢。當時克魯格曼還特別指出，中國與日本相比，對亞洲命運的影響更令人難以捉摸。盡管中國現在還很貧窮，但人口眾多，只要生產率水平達到西方國家的幾成就會成為一個重要的經濟強國。自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一直迅速發展，1979～2010年，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率超過9%。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超過2．5億的人口脫離貧困，解決了溫飽問題。從短期看，中國經濟的發展給亞洲其他國家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帶來挑戰，但從長期看，中國經濟的發展將帶動亞洲經濟的整體發展。特別是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后，經濟又一次得到了快速發展，經濟增長率也從2001年的7．98%上升到9%左右。雖然國內外的經濟學者對克魯格曼的評價不一，但是克魯格曼指出的全要素生產率問題將是以后經濟發展的關鍵。本文通過增長會計法推算出中國與韓國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進而對經濟增長因素進行比較分析。由于增長會計法計算的全要素生產率概念比較廣泛，為了分析全要素生產率中技術變化的影響，本文又利用Malmquist指數從技術效率和技術水平兩方面來分析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

二、增長會計法和Malmquist指數法評述

1．增長會計法

全要素生產率最初由Tinbergen提出，經Solow、Kendrick等研究之后，開始得到廣泛的研究應用。增長會計法是以新古典增長理論為基礎，將經濟增長中要素投入部分剔除后，從而得到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一種指數方法。索羅在1957年提出新經濟增長理論，采用產出增長率扣除投入要素增長率后的殘差來測算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索羅經濟增長模型因其科學普遍性和簡單可操作性被廣泛應用，本文采用C-D生產函數，利用索羅殘差法來測量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C-D生產函數模型如下:Yt=AtKαtLβt(1)Y表示經濟產出量，K表示資本投入量，L表示勞動投入量，A表示技術進步因素，t表示時間，α表示資本產出的彈性系數，β是勞動力產出的彈性系數。本文中，經濟產出量采用中國和韓國的實際GDP增長率，資本投入采用永久盤存法計算的資本存量，勞動投入采用就業人數和教育年限來表示，β采用中國統計年鑒中提供的最終消費率和韓國統計廳發表的勞動所得分配率。假設技術進步是?？怂怪行?，即α+β=1，將式(1)兩端取對數后再對時間t求微分，可以得到如下式(2):dYtYt=dAtAt+αdKtKt+βdLtLt(2)用增長率表示，可以寫成:y=a+αk+βl(3)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可以表示為:a=y－αk－βl(4)用Ek、El表示資本和勞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Ea表示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可以表示如下:Ek=αky×100%(5)El=βly×100%(6)Ea=ay×100%(7)。

2．Malmquist指數法

摘要:我國自1996年以來,已連續六次下調利息,以擴大總需求,促進經濟增長。但實際效果并不理想。本文就利息下調對刺激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及制約利率發揮作用的因素作簡要分析。

利息作為一種重要的經濟杠桿,在社會經濟生活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利率的高低會影響人們的投資行為、消費行為,進而影響一國的經濟增長;利率的高低也會影響國際資本流動,從而影響一國的國際收支。因此,利率政策(貨幣政策的主要工具)已日益受到各國政府的重視。近年來,我國也比較重視貨幣政策,自1996年以來,已連續六次(其中1998年就有三次)下調利率,以刺激總需求,促進經濟增長。

1凱恩斯理論認為利率下調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

根據凱恩斯宏觀經濟模型,利率的降低會影響人們的投資決策、消費、儲蓄決策,會導致貨幣供應量的增加,這些變化最終會影響GNP的變動,促進經濟增長。這一理論模型可用以下公式表示:I=e-dr(e,d>0)L=KY-hr(k,h>0)ΔYΔI=11-MPC(0<MPC<1)Y=I+C

從公式可以看出,投資與利率成反向作用,利率的降低會刺激投資需求;利率下降也會刺激消費需求,使MPC增大;投資的增加會通過乘數效應使GNP加倍增長;乘數的大小取決于MPC的大小,MPC增大,會使乘數增大,從而使產出增加更多。在簡單模型中,國民收入(GNP)等于消費支出與投資支出之和,消費與投資的增加,會引導GNP的增加。由于投資與消費需求是社會總需求的主要組成部分,二者增加,使社會總需求擴大,如右圖,會導致總需求曲線由AD1向右移到AD2的位置導致高出也由Y1增加到Y2即在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中,利息下降會刺激總需求,而總需求的增加會有效地增加高出,促進經濟增長。

2利率下調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