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貿關系范文10篇

摘要：20世紀70年代，白宮與國會之間有關外交政策的爭端成為福特政府時期的一個主題。在外交上，福特政府雖對蘇繼續推行緩和政策，但作為緩和重要組成部分的美蘇經貿關系的發展卻遇到了重重阻礙。圍繞授予蘇聯最惠國待遇地位問題，美國政府、國會及蘇聯三方進行博弈，結果美蘇經貿關系最終惡化并給美國政治、經濟等領域帶來影響。

關鍵詞：緩和；外交政策；經貿關系；最惠國待遇

受水門事件影響，美國總統尼克松辭職，杰拉爾德•福特（1974年-1977年在任）接任美國總統一職，但國務卿基辛格仍繼續主持國務院工作，所以福特政府的外交常被看成是尼克松外交的簡單延續而沒有什么建樹。[1]113事實上，雖然福特政府對蘇繼續實行緩和的外交政策，但并非尼克松政府外交的簡單復制，而是有所變化。在對蘇關系方面，福特政府時期繼續推行緩和政策。但圍繞授予蘇聯最惠國待遇問題，美國政府、國會及蘇聯三方進行了較量，致使作為緩和重要組成部分的美蘇經貿關系的發展遇到了重重阻礙，結果美蘇經貿關系最終惡化并給美國政治、經濟等領域帶來影響。

一、福特政府時期美蘇經貿關系的背景

（一）尼克松政府時期的美蘇經貿關系由于有豐富的外交經驗，尼克松上臺后優先考慮外交事務。早在1968年尼克松在接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時即聲稱，在對蘇關系方面，要從對抗走向談判。[2]4041972年5月，美蘇達成限制戰略武器協定。除軍事方面的合作外，雙方在經貿關系領域也開始了新的談判。在兩國政府的推動下，雙方經貿關系迅速發展,最終在1972年10月簽訂了《美蘇貿易協定》，其中包括蘇聯的最惠國待遇問題以及蘇聯償還債務的問題等。美蘇經貿關系整體呈緩和之勢。（二）福特上臺初期的美蘇經貿關系及蘇聯最惠國地位問題福特上臺之初就繼承了上述已成事實的協定，但這一協定缺少必要的執行法律，而這個法律必須由美國國會來制定。實際上，1972年緩和初期，美國國會與政府之間已開始產生分歧，而且此后雙方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產生分歧的原因眾多，如“水門事件”的影響，政府的秘密政策行為，參議員杰克遜與其他參議員共同的政治陰謀等。此外，還有福特自身的原因，任職之后，他的權力僅限于國內政策。而在外交領域，他完全依賴于基辛格，這一點在他就職當天所批準的國家安全備忘錄中得到了明顯體現，備忘錄中再次強調了基辛格在外交領域的核心地位。[3]210福特上臺之初，就與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進行了會談，在會談中他表明對發展美蘇經貿關系持積極樂觀的態度，同時希望協定能夠最終達成并被批準，并且指出美國政府及國會也會認真考慮蘇聯方面提出的建議。[4]28-29國務卿基辛格也在一開始就表明了態度，支持與蘇聯建立正常關系，承認蘇聯享有最惠國待遇，但是他認為政府必須加強與國會以及蘇聯方面的協商，這樣才能推動法案的通過。[5]9-11為加強兩國的經貿聯系，美國政府欲在經貿關系領域授予蘇聯最惠國待遇，并且此舉也會讓蘇聯感到美方已將其視為平等的貿易伙伴，從而有利于獲得蘇聯在其它領域的讓步與合作。[6]278-279但以參議員杰克遜為代表的國會部分議員認為必須先解決蘇聯35猶太人移民問題。

二、美國政府、國會及蘇聯圍繞最惠國地位的較量

一、中韓經貿關系的發展概況

中韓兩國建交以來，主要通過香港、新加坡等地進行間接貿易或通過雙方民間機構開展民間貿易方式的直接貿易。建立正式外交關系以后，中韓兩國政府簽訂了貿易協定和投資保護協定，雙邊經貿關系開始迅速發展，1992年中韓建交時貿易額只有50億美元，經過15年努力，2007年達到近1600億美元。新世紀以來中韓經貿合作發展迅速，7年來以年均25.2%的速度增長，不僅高于同一時期中國對外貿易年均增長24.7%的水平，更高于韓國對外貿易年均增長13.6%的速度，也高于同期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歐盟(25.3%)、美國(21.9%)、日本(13.6%)的年均增長水平。中國對韓國的出口商品主要有紡織品與服裝、煤炭、電子零部件、冷凍水產品、玉米、鋼材等，自韓國進口的商品主要有石化產品、化工原料、電子產品、皮革、紙張、不銹鋼材等。

韓國對華投資也快速增長，韓資已成為我國主要的外資來源之一。2001年以來，韓國企業對中國直接投資一直處于較高水平。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從韓國注入中國的直接投資資金占中國當年接受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已從1992年的1%上升到2005年10%。據中方統計，目前韓國在中國建立的企業已有4萬家，實際金額達380多億美元，成為僅次于日本、美國之后的第三大對中國投資國。

二、中韓經貿關系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雙邊貿易不平衡，中國貿易逆差嚴重

中韓建交前的1990年和1991年，兩國貿易中中方都是順差，且順差增長幅度較大，但自1992年建交以后情況中方已經逐漸成為韓國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國，尤其是最近幾年兩國間貿易不平衡加劇。中國對韓國的貿易逆差也在持續增長。從2001年的100多億美元，到2003年一舉突破200億美元，2004年又突破300億美元，2005年達到400億美元，2006年達到453億美元，再創新高。造成中國對韓國貿易逆差不斷增加的原因主要有：（1）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從韓國的進口大大增加，而對韓國的出口增長則趕不上進口的增長，這是因為中國的市場容量比較大能消費更多的韓國產品，而韓國的市場容量小，無法吸收大量中國產品。如2006年對韓國出口雖然增長26.8%，而進口在上年大幅增長的基礎上，又增16.9%。（2）中國對韓國出口商品中初級產品所占比重較大。世界性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向中國轉移，利用中國低廉的成本，而核心部件和關鍵技術依靠從韓國或日本進口，加工組裝后的產品再出口到歐美等國家。（3）中國關稅政策的變化刺激了進口，消弱了出口能力。1992年中國取消了16鐘進口調節稅比鞥開始逐年降低關稅，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國的關稅持續下降，這些政策對中韓貿易的影響是刺激了進口削弱了出口能力。（4）韓國企業注重向中國出口，對從中國進口卻不很積極，中國商品物美價廉，是韓國市場所需要的，但是在對韓國出口時卻遇到很多困難，既有關稅方面的原因，也有非關稅方面的人為限制等，很難進入韓國市場。

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和以色列就存在著小規模、間接性非公開的經濟接觸。到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中以經貿往來逐漸增多和公開化。1992年，中以建交從而實現了邦交正常化，兩國經貿往來也步入正軌。2013年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以色列積極響應。2016年3月，以色列成為亞投行首批創始會員國之一，隨后兩國啟動了中以自貿區談判。2017年3月21日，正值兩國建交25周年之際，中以建立了創新全面伙伴關系。當前，中以經貿關系進入了歷史發展新階段，其間既有機遇也有挑戰。其中，貿易結構不對稱等問題十分突出。以色列對華出口以高科技產品為主，具有較高的附加值；而中國對以出口中工業原料占比較大。隨著中以創新全面伙伴關系的建立，以及中以自貿區談判的推進，雙方將不斷深入創新領域合作，繼續優化雙邊貿易結構，以逐步實現“一帶一路”框架下的貿易暢通。

一、中以建交前的經貿狀況

中以建交前經貿關系發展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1949—1979年是中以經貿合作的空白期。客觀上來說，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建國，對于這個新建立的國家而言，其面臨著緊迫的外部軍事壓力，其首要任務是加強國防軍事建設，維護國家安全。當時，以色列國內工業基礎極其薄弱，加之國內資源貧乏，缺乏大力發展經濟的內外條件。從中國方面來說，新中國也剛剛成立，長期內戰造成的經濟困境同樣十分嚴峻，工業基礎薄弱，百廢待興。當時中國受國際環境①影響，主要從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引進設備和技術。所以，不論是當時的中國還是以色列都不存在發展經濟貿易的條件和基礎。隨后，1980—1991年是中以貿易逐步接觸的試探期。中以在經歷了長達近30年的經貿空白期之后，逐漸開始了一些間接性、小規模的非政府間經貿合作。在這一時期，中國的大政方針出現了一些轉變，開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并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以尋求廣泛合作。以色列方面，在本國國際商人帶動下，開始通過香港，間接向中國出口商品，進行一些小規模、實驗性的農業合作。不過在這一階段初期，中以的經貿接觸是非公開的，名義上中國仍禁止同以色列進行貿易，這主要是為了不影響中國在阿拉伯國家和伊斯蘭世界日益增多的經濟利益。畢竟在20世紀80年代，中東地區成了中國最大的外匯來源地，是中國發展經濟不可或缺的地區。②事實上，在這一階段，中以間接性的經貿來往也為后來兩國建交后的經貿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中以建交后的經貿發展

1992年1月24日，中以正式建立外交關系，這為兩國經貿合作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和堅固保障。③建交后兩國經貿關系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發展迅速且增長很快。20世紀90年代，以色列處于經濟自由化時期，中國對于以色列來說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是具有戰略意義的廣闊經濟市場。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也吸引了眾多以色列企業來華投資和開展經濟合作。2000年，中以雙邊貿易額超過10億美元，2010年更是超過100億美元。2013年，自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后，中以雙邊貿易往來更加頻繁，合作領域更為廣闊。2017年，中以雙邊貿易額已達131億美元，比1992年建交初期增加了250多倍。中以建交后的貿易額總體上呈增長趨勢，雙方經貿發展大體可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1992—1999年是兩國經貿發展的磨合期。這一階段，雙方貿易量增長速度有限，但總體上呈現增長趨勢。中以建交后不久，雙方簽署了雙邊貿易及投資協定和雙方給予最惠國待遇的協定。1992年，雙邊貿易額達5147萬美元；1993年再增至1.5億美元，同比增長了1.9倍；1994年達2.498億美元，比1993年增長了63.5%；1995年雙邊貿易額達到3億多美元，比1994年同期增長22%。這一時期，中以貿易雖然呈連年增長趨勢，但是由于起點低，貿易規模也較小。以色列國內缺乏大型跨國公司，對華投資能力有限，主要對華出口一些農業技術、醫療設備等。中國對以主要出口產品為輕工業產品、紡織品及化工產品等。中以貿易額在兩國對外貿易額中所占比重都很小。因此，雙方存在的貿易潛能還未完全發揮出來。①2000—2009年是中以經貿發展的成長期，雙方經貿發展開始打開局面，貿易額逐年攀升。但這期間，中以經貿關系發展也并非一帆風順。中國需要以色列高端技術以及先進的軍事設備，但由于美以的特殊關系，以色列難以抵抗美國的強力施壓來滿足中國的需求。如2000年7月，以色列迫于美國壓力，單方面取消了向中國出售費爾康預警機的合同。②雖然事后以政府向中國退還了預付款并給予了一定賠償，但這對中以關系造成了很大傷害。2004年12月，由于以色列對20世紀90年代向中國出售的哈比無人機進行升級維護，美國強制要求以色列停止正常的售后服務，以色列最終對美妥協。③由此可見，中以在軍事方面的高端技術合作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國影響，而且這一阻礙因素很難克服。2010年至今是中以經貿發展的鞏固期。這一階段，以“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為節點，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2010—2013年至今。由于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中以經貿額在2009年出現明顯下降趨勢，但從2010年開始，中以雙邊貿易額迅速上升，并保持良好發展勢頭。近年來，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后，世界很多國家紛紛表示支持和響應。以色列作為中東地區強國對此也持積極立場。中以兩國高層互訪頻繁，兩國政府對經貿合作高度重視。2013年7月11日，以色列經濟部部長內夫泰利•班尼特（NaftaliBennett）訪華，有近30家以色列企業來華尋找經濟合作機會，并且與中國多家軟件、金融服務類企業進行配對。以色列在農業、能源、醫療、安全、金融服務行業等領域以及水處理技術方面有著強大的優勢。以方對華輸出優勢技術，尤其是向中國推廣包括海水淡化在內的水處理技術以及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等能源利用技術，這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中國投資。2013年度，中以雙邊貿易額達108.3億美元，其中中國向以色列出口76.5億美元，從以色列進口31.8億美元，中國成為以色列在亞洲的第一大貿易伙伴。④2014年5月，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訪問以色列，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以色列國政府關于成立中以創新合作聯合委員會的備忘錄》。以方對中以經貿合作的良好成效表示贊賞，并強調以方重視雙方在自由貿易、風險投資、基礎設施等經貿領域的互利合作；中方也表示會繼續深化各種形式的經貿合作，推動兩國友好合作關系進一步發展。⑤2014年，中國成為在以色列進口貿易額中居第二位的國家（位于美國之后），在以色列的出口貿易額中，中國居第四位（位于美國、英國、土耳其之后）。據中國海關統計，2014年中以雙邊貿易繼續保持穩步增長之勢，進出口總額達108.8億美元，同比增長0.5%，占以色列對外貿易總額的8.5%。⑥中以貿易結構持續優化，雙方從以食品、鉆石、化工等傳統產品貿易為主，不斷向高科技、新能源、生物技術、現代醫藥等領域發展轉變，且產品結構呈現出多樣化的態勢。2015年3月31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簽署了以色列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申請。⑦4月15日，經亞投行意向創始會員國同意，以色列正式成為了第57個意向創始會員國之一，這為中以加強貿易合作提供了良好平臺。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總理指出，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盡早簽署中韓、中澳自貿協定，加快中日韓自貿區談判，推動與海灣合作委員會、以色列等自貿區談判，力爭完成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談判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談判，建設亞太自貿區。①這是以色列首次出現在中國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可見中國高度重視與以色列的經貿合作。根據以色列中央統計局的數據，2015年度以色列從中國的進口額約為57億美元，以色列向中國出口額約為32億美元。在2016年的中以雙邊貿易中，中國對以色列出口額達到80多億美元，以色列對華出口額約32億美元?？梢哉f，2016年中以經貿關系和政府間合作達到了新高度，雙方簽署了一系列的雙邊協定。3月，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訪問以色列，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共同宣布啟動中以自貿區談判。4月10日，由以色列議會代表團議長尤利•埃德爾斯坦（YuliEdelstein）率領包括議員艾里•阿拉羅夫（EliAlalof）、邁克爾•羅津（MichalRozin）以及亞科夫•佩里（YaakovPeri）等在內的以色列議會代表團對中國進行了為期5天的正式訪問，此次訪問進一步加深了兩國關系。9月，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接受以色列議長埃德爾斯坦的邀請對以色列進行回訪。兩國領導人的高層互訪加深了政治互信，推動了經貿關系的進一步發展。目前，在中國運營的以色列企業已超過1000家。11月3日，中以企業家投資論壇在以色列特拉維夫舉行，以色列出口與國際合作協會、以色列經濟與產業部對外貿易管理局、首席科學家辦公室等機構官員與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代表團、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代表團等百余名中國政府官員與企業家共同出席。此次論壇的中國與會者中包括近10個城市政府代表團及140多名各省市企業家代表。以色列總理本杰明•內塔尼亞胡在會上表示，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是以色列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重心，中以創新合作是中國開放式國家創新發展戰略的重要力量，企業是中以合作與創新的主體，此次會議即為中以企業交流搭建了良好平臺。②中以科技與經濟發展需要市場支持，中國對以色列來說不僅是一個巨大的市場，更是世界級的創新力量。以色列85%的初創企業資金來源于外國投資，50%的出口額來自科技領域，中方的資金和外貿市場是以色列經濟發展的重要助力。中以自貿區是促進中以深化合作強有力的框架支持。隨著中國的經濟騰飛，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和產品前往以色列，中國已被以色列企業和民眾視為不可缺少的重要市場，中國對于以色列的重要性不斷上升。同時，遠程醫療、食品安全、水處理，以及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未來科技，也是以中兩國未來可以加強經貿合作的潛力領域。③2017年3月21日，主席會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并宣布中以建立創新全面伙伴關系。內塔尼亞胡稱，訪問期間中以簽訂了25項合作協議，涉及的總金額約達20億美元。兩國建立創新全面伙伴關系將進一步推動中以創新合作，更好地實現優勢互補，為兩國人民帶來更多實實在在的好處。中以將加強發展戰略對接，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框架內，穩步推進重大合作項目，重點加強科技創新、水資源、農業、醫療衛生、清潔能源等領域的合作，拓展兩國務實合作的深度和廣度。④6月7日，中國（廣東）—以色列經貿合作交流會在特拉維夫舉行，以色列與廣東省政府經貿代表團及雙方商界人士就中以經貿合作、中以關系等話題召開了主題會議并進行討論。以色列經濟與產業部部長艾里•科恩（EliCohen）、特拉維夫副市長阿薩夫•扎米爾（AsafZamir）、中國駐以色列大使詹永新及廣東省委書記一行出席交流會。據新華社報道，交流會現場簽署合作項目共21項，金額共計14.65億美元。⑤7月11—13日，中以自貿區第二輪談判在北京舉行。中以雙方就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自然人移動、貿易救濟、經濟技術合作、電子商務、爭端解決和其他法律問題等議題展開磋商，并且取得積極進展。①三、中以經貿關系發展前景中以經貿關系發展經歷了空白期（1949—1979年）、試探期（1980—1991年）、磨合期（1992—1999年）、成長期（2000—2010年）和鞏固期（2010至今）5個階段。兩國之所以能在經濟方面取得如此大進展，與雙方經濟發展狀況密不可分。中以經濟互補性強、吸引力大。中國人口眾多、市場廣闊，消費需求量大且國內又有大量勞動力。以色列國內市場狹小，勞動力缺乏，但其高科技產品和技術有一定優勢，特別是在通訊設備、電子設備、農業技術（包括新品種培育、蔬菜和水果加工、噴灌和滴灌設備的技術等）、化工產品、部分醫療設備等方面都比較先進。②然而，以色列不產石油和煤炭，原料和動力資源短缺，對輕工業品、日用品、工藝品、絲綢、家用電器、一般醫療器械、醫藥和部分食品都有一定需求。而這正是中國的優勢所在。中國可引進以色列的先進技術和設備，促進自身經濟發展，以色列則可以利用中國市場，進口其所需輕工產品，以達到互通有無，取長補短的目的。盡管如此，也應看到中以經貿發展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一是以色列政府將中以合作領域僅局限于商業，從中以簽署的雙邊協定和經濟合作中可見，中以間大多數核心技術上的合作都不涉及軍事、航空航天等敏感領域。③二是以色列對中國出口的商品以化工產品、集成電路等為主，相對比較單一。而中國對以色列出口的商品種類相對較多，從機電產品到紡織服裝、從金屬制品到化學產品、從塑料橡膠到各類生活用品，涵蓋了工業和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④

三是隨著中以在高科技創新領域

一、中韓經貿關系的發展概況

中韓兩國建交以來，主要通過香港、新加坡等地進行間接貿易或通過雙方民間機構開展民間貿易方式的直接貿易。建立正式外交關系以后，中韓兩國政府簽訂了貿易協定和投資保護協定，雙邊經貿關系開始迅速發展，1992年中韓建交時貿易額只有50億美元，經過15年努力，2007年達到近1600億美元。新世紀以來中韓經貿合作發展迅速，7年來以年均25.2%的速度增長，不僅高于同一時期中國對外貿易年均增長24.7%的水平，更高于韓國對外貿易年均增長13.6%的速度，也高于同期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歐盟(25.3%)、美國(21.9%)、日本(13.6%)的年均增長水平。中國對韓國的出口商品主要有紡織品與服裝、煤炭、電子零部件、冷凍水產品、玉米、鋼材等，自韓國進口的商品主要有石化產品、化工原料、電子產品、皮革、紙張、不銹鋼材等。

韓國對華投資也快速增長，韓資已成為我國主要的外資來源之一。2001年以來，韓國企業對中國直接投資一直處于較高水平。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從韓國注入中國的直接投資資金占中國當年接受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已從1992年的1%上升到2005年10%。據中方統計，目前韓國在中國建立的企業已有4萬家，實際金額達380多億美元，成為僅次于日本、美國之后的第三大對中國投資國。

二、中韓經貿關系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雙邊貿易不平衡，中國貿易逆差嚴重

中韓建交前的1990年和1991年，兩國貿易中中方都是順差，且順差增長幅度較大，但自1992年建交以后情況中方已經逐漸成為韓國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國，尤其是最近幾年兩國間貿易不平衡加劇。中國對韓國的貿易逆差也在持續增長。從2001年的100多億美元，到2003年一舉突破200億美元，2004年又突破300億美元，2005年達到400億美元，2006年達到453億美元，再創新高。造成中國對韓國貿易逆差不斷增加的原因主要有：（1）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從韓國的進口大大增加，而對韓國的出口增長則趕不上進口的增長，這是因為中國的市場容量比較大能消費更多的韓國產品，而韓國的市場容量小，無法吸收大量中國產品。如2006年對韓國出口雖然增長26.8%，而進口在上年大幅增長的基礎上，又增16.9%。（2）中國對韓國出口商品中初級產品所占比重較大。世界性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向中國轉移，利用中國低廉的成本，而核心部件和關鍵技術依靠從韓國或日本進口，加工組裝后的產品再出口到歐美等國家。（3）中國關稅政策的變化刺激了進口，消弱了出口能力。1992年中國取消了16鐘進口調節稅比鞥開始逐年降低關稅，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國的關稅持續下降，這些政策對中韓貿易的影響是刺激了進口削弱了出口能力。（4）韓國企業注重向中國出口，對從中國進口卻不很積極，中國商品物美價廉，是韓國市場所需要的，但是在對韓國出口時卻遇到很多困難，既有關稅方面的原因，也有非關稅方面的人為限制等，很難進入韓國市場。

一、中歐經貿關系的現狀

1992年以來，中國與歐盟的經貿關系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中歐經貿關系主要包括貿易往來、對華投資和經濟合作三方面的內容，呈現出階段性發展的特點及其他一些特點。具體是：1、中歐貿易發展速度呈明顯加快之勢。貿易總量不斷上升，貿易逆差不斷縮小，1997年迅速變為順差，2002年則出現了90多億美元的順差。2、中歐貿易地位不對等。中歐貿易額占中國貿易總額的15%左右，但歐盟對中國的貿易依賴性則小得多，出口額占歐盟進口額比重不到2%，進口額占其出口額的比重僅在1%左右。中國對歐盟的貿易依賴性要高得多的現狀也導致了中歐貿易談判地位的不對等。3、進出口商品結構不斷優化。20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向歐盟出口主要為傳統的大宗商品及輕工產品，進口的主要是成套設備及鋼材等產品。以后進出口結構有了一些變化，但進口商品仍以工業制成品為主，而出口產品除初級產品外也開始有了工業制成品。4、歐盟在華直接投資發展速度相對緩慢，投資質量相對較高。歐盟在華直接投資主要特點是投資項目規模大、技術含量高；投資部門分布廣；投資形式多種多樣；投資主要集中在長三角地區。5、雙邊經濟技術合作逐步機制化。

二、中歐經貿關系發展中的受制因素

雖然中國和歐盟之間經貿交往發展迅速，雙邊關系日益密切，與此同時雙方之間貿易摩擦仍不斷發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政治方面。1．中歐經貿關系始終受到官方政策影響。1975年中國與歐共體建立了外交關系，為中歐經貿合作創造了必要的條件。1978年4月，中歐簽署第一個貿易協定，相互給予最惠國待遇。1985年5月，中歐又簽署了貿易和經濟合作協定。自20世紀70、80年代開始，中歐經貿關系處于迅速增長期。歐盟官方政策對中歐經貿關系發展的好壞影響很大，而歐盟的政策常常在經濟要求和政治企圖之間擺動。歐盟在意識形態上堅持“冷戰思維”定式，把西方價值觀念作為全球戰略的指導，在一些具體問題，如“人權問題”、“西藏問題”、臺灣問題等方面制造障礙，是影響中歐經貿關系發展一個重要因素。2．意識形態問題。意識形態在社會生活和國際關系上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它直接體現了一個國家的價值觀、道德觀和利益觀，是國家利益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國家利益是一個國家的最高利益，內涵十分豐富，包括國家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安全利益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利益，這些因素既相互聯系，融成一體，又獨自存在、相互區別，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分別成為國家追求的重點目標。在整個冷戰時期，由于受意識形態的影響，中歐經貿關系的發展受到抑制。冷戰初期，兩大陣營內部的各個國家之間的矛盾和摩擦，均服從于意識形態的斗爭。只是進入80年代之后，隨著雙方外交決策中意識形態因素作用的淡化，國家中的經濟利益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出來，雙方之間的經貿關系才得到了一定的發展。90年代后，隨著意識形態利益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下降，經濟利益在調整后的國家利益中占據重要位置和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加強，它成為推動中歐關系發展的根本動力，中歐經貿關系得到了全面、深入的發展。3．美國因素的作用。就現代中歐關系而言,無論是廣度還是縱深方向的延展或跌宕,都有著東方與西方兩種力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歷史厚度,有一種內在的整體性。而對這種整體性影響最大者,莫過于所謂的“美國因素”。美國因素一直是影響中歐關系的一個重要因素。應該注意到，歐美之間近年來雖有矛盾，歐盟極力想擺脫美國的控制，但是它們之間的矛盾是非對抗性的，這是由于歐美之間存在著廣泛的政治、經濟和安全共同利益以及密切的歷史、文化聯系和相同的價值觀，所以雙方之間關系仍以合作與發展為主導方面，在某些重大問題上，它們仍立場一致聯手對華，對中國施壓乃至制裁。此外，美國為維持其超級大國地位，實現其全球戰略，在其自身實力不斷下降的情況下，不得不借重歐洲的影響與力量，因此，歐盟仍然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點，正如亨廷頓所說:“與歐洲的關系是美國外交政策成功的關鍵所在。與歐洲健康良好的合作關系可以大大減輕美國作為超級大國的這種孤獨的局面?！睂τ跉W盟而言，“歐洲一體化加上與美國這種跨大西洋的伙伴關系，不僅是西歐在二戰后時期發展的動力，而且也是它在后冷戰時期繼續走向強大的關鍵?！?．歐盟東擴的負面影響。根據《尼斯條約》的決定，2004年5月1日歐盟接受包括塞浦路斯、捷克、波蘭等國在內的15個新成員國，從而完成其成立以來的第五次也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擴大。東擴后的歐盟成員國達到25個,擁有4.5億人口，對外貿易額占世界總貿易額的20%，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從而新歐盟成為了一個貿易規模與美國不相上下的大市場。歐盟東擴無疑是歐盟經濟及世界經濟中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從經貿和資本市場交往這一角度來看，歐盟東擴對中歐經貿關系的消極負面影響是明顯不能低估的。中東歐和東南歐地區是有一億多人口的廣大而有發展潛力的市場，總體上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大致相同。在同歐盟發達地區發展進出口貿易和吸引投資等方面，我國與中東歐、東南歐國家無疑存在競爭關系。這些國家在發展經貿關系上明顯占據了天時、地利與人和方面的優勢。

（二）經濟方面。1．中國在中歐市場依賴程度和重要性中處于劣勢地位。據統計，中國和歐盟之間的貿易依存度相差很大，表現為中國對歐盟的貿易依存度高，而歐盟對中國的依存度要小很多。同時，歐美之間的貿易是歐盟貿易的主要組成部分，與日本以及歐盟成員國原先殖民地國家間的貿易仍在歐盟貿易中占比較重要的位置，中國的重要性則次之，投資方面也是如此。中國對歐盟的市場依賴程度大于歐盟對中國的市場依賴程度，這些事實決定了中歐貿易關系中中國處于劣勢地位。明白了此點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挑起貿易摩擦的總是歐盟，也就明白了在處理經貿沖突時雙方態度和立場的不同。2．中國出口產品價格低且結構不合理。產品價格低廉理應是構成中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優勢的一個方面，但只依靠低價格去占領市場容易引起反傾銷調查等貿易沖突。中國產品成本本來就低，許多企業至今仍然堅持低價競銷的營銷觀，不注重新產品的開發、產品包裝的改善，不積極利用廣告、公關及提高質量與服務的手段來擴大出口，忽視了非價格競爭，使歐盟等國家對中國產品的低價格和增長迅速過于敏感，以致引發了不少摩擦。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出口產品結構還不盡合理。據一項用“相對出口績效指數(REP)”來對中國制造業出口商品結構的研究成果，中國制造業中具有較強

摘要: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將亞太地區作為海外戰略的優先事項，并在該地區投入更多的軍事、經濟和政治資源。其中，《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是其在經濟領域的核心政策，其目的就是幫助美國擺脫經濟危機的影響，重新掌控亞太地區的經濟主導權，抵消中國在亞太地區政治特別是經濟方面日益增長的影響，遏制正在不斷崛起的中國。

關鍵詞:“亞太再平衡”;TPP;中美經貿關系

2017年1月20日，奧巴馬正式卸任美國總統一職。他8年的執政生涯可以說是政績與爭議并存。作為奧巴馬執政時期的一項重要的政治遺產，“重返亞太”和“亞太再平衡”是奧巴馬政府亞太政策的核心，被看作是美國自冷戰以后最重要的對外戰略調整之一。關于該政策，奧巴馬在昆士蘭大學的演講中曾提到，美國確實需要返回亞洲，并將繼續留在亞太地區，亞太地區是美國外交政策“根本重點”。他確實這樣做了。8年來，美國利用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手段在亞太地區進行了大量精心的布局。盡管隨著特朗普的就職，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被宣告正式結束，“亞太再平衡”與“重返亞太”已成為一種過去時表述，但是該戰略所帶來的影響，尤其是對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中美關系，特別是其中的經貿關系的影響，仍然具有研究意義。

一、美國“亞太再平衡”政策中的經濟因素

冷戰時期，美國全球戰略的重點長期放在歐洲。冷戰結束后，歐洲威脅解除，美國安全的戰略重心轉移到中東地區。奧巴馬政府上臺后，重新認識到了亞太地區對美國戰略價值的重要性，從而作出了戰略調整。2011年11月17日，奧巴馬在對澳大利亞國會發表演說時稱:“美國是一個太平洋國家，亞太地區是美國未來的戰略重點地區，并將為此傾注力量?！保?］奧巴馬甚至說美國的削減防務預算并不會以該地區為代價。奧巴馬認為:“亞太地區對于實現我們的最高優先事項至關重要”，“必須把我們在亞太地區的使命和任務放在首位，我們正在將注意力轉向亞太地區的巨大潛力?！保?］白宮首席安全顧問湯姆•多尼隆說:“總統的判斷是，我們在某些國家和地區的影響力過大，包括我們在中東的軍事行動。與此同時，我們在亞太等其他地區的權重過低。”［2］2011年11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也發表文章稱，亞太地區已成為全球政治的主要驅動力。亞洲經濟的活力是美國經濟和戰略利益的核心，也是奧巴馬總統對外戰略的一項重要優先事項。［3］根據多尼隆的解釋，美國在這一地區的最主要的任務是保持一個穩定的安全環境和開放的經濟環境，建立一個可以使爭端和平地解決以及基本人權得以被尊重的地區秩序［1］?！皝喬倨胶狻睉鹇杂袃蓚€主要目標:一是使美國更深入地融入亞太這個全球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區，二是防止發展迅速的中國在該區域占據更多的優勢。［4］而為了更好地實現這兩個目標，美國實施了一個全方面、多方位的戰略，包括:強化舊有聯盟;與新興國家深化伙伴關系;與中國建立一個穩定、高效和富有建設性的關系;在該區域建立可實現共同繁榮的經濟框架等。該政策有三個核心支柱:一是加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二是加強美國與傳統盟國和新伙伴的軍事合作關系;三是推動《跨太平洋伙伴協議》(TPP)的談判。盡管奧巴馬及其官員再三否認，美國并不尋求遏制中國，但一些學者認為奧巴馬的亞太政策是不必要和適得其反的，因為它破壞了中美互信以及雙邊關系的發展。經濟貿易是美國向亞太地區“再平衡”的原因和途徑之一。奧巴馬稱，“亞太地區極具活力的經濟對美國的經濟增長至關重要”。希拉里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中指出:“亞洲開放的市場為美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振經濟的機會。而亞太市場所帶來的經濟福利將極大地緩解經濟危機給美國帶來的壓力。自2000年以來，亞洲已成為美國最大的進口國和繼北美地區后的第二大出口市場?！保?］此外，亞太地區在奧巴馬的國家出口計劃中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在2011年，亞太地區就有4個國家成為美國全球出口戰略的新興出口市場，分別是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和越南［5］。然而，在此大好情況下，美國經濟軟實力、影響力卻在亞太地區急劇下降，這引發了美國的擔憂。首先，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雙邊經濟發展并不順利。此前，美國致力于發展雙邊關系，倡導更開放、透明的市場和更少的關稅，但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例如，在亞太地區，美韓之間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自出臺之日起便孤立存在;而由于諸多復雜因素影響，中美雙邊投資協定的談判遲遲未取得進展;進出口銀行則受制于共和黨國會黨團會議的意識形態斗爭而前景堪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干脆已經被美國眾議院忽略［4］。與此同時，美國擔心自己已經被高度整合和快速增長的亞洲經濟體所排斥。這是因為1997年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亞太經合組織在應對此類問題上反應遲緩、作用甚微的弊病，從而導致了亞洲國家對美國經濟領導能力的不信任，后又發展成對美國所主導的一系列制度的不信任。在這種情況下，東亞經濟體開始啟動區域“自救”機制，形成了一系列以東盟為中心的同心圓合作機制。據研究，亞洲自由貿易協定的數量從2000年到2010年增加了20倍［5］。其中，以“東盟+6”自由貿易區為基礎計算的東亞貿易集團的GDP總量在2006年就達到了美國的82%。而亞太經濟一體化還將導致美國福利嚴重受損，大約會使美國每年減少約250億美元的利潤，相當于喪失20萬個高薪就業崗位［6］。美國在國際經濟領域里的主導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多邊框架下推行新的貿易規則的阻力越來越大。除了面臨愈加強大的亞太合作的沖擊，美國也面臨著中國和印度等新型經濟力量崛起的新挑戰。自2010年起，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根據普華永道的預測，它還將于2030年超過美國。中國目前還是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制造業大國和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以中國、印度和東盟為代表的亞洲新興經濟總量，從2004年的僅占美國經濟總量的28%飆升至50%(2008年)。與此同時，中國也在積極推動由自己主導建設、幫助歐亞大陸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項目，包括“一帶一路”倡議和由中國倡議設立的多邊金融機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亞投行目前已有86個成員國，這其中也包含許多美國的傳統盟友。中國還在該區域進行大量貿易，利用現金和巨大的市場影響力來實現自身的經濟增長和影響力。

二、美國推進下的TPP及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摘要:新型國際關系的核心是“合作共贏”，以相互尊重與公平正義為基礎，是雙方或者多方在合作中互惠互利、相得益彰，從而實現各方的共同收益。新型國際關系的理念為中國與個別東盟國家處理有關南海主權爭議問題進而發展與整個東盟的關系提供了思路。中國與東盟的貨物與服務貿易增減情況與南海爭議密切相關，沒有爭議發生的年份均處于高速增長階段，爭議一旦發生并激烈化，便持續下跌。從中國與東盟經貿關系的變化可以看出，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是大勢所趨，需要雙方具有共同的認知;合作共贏是新型國際關系構建的基礎。

關鍵詞:合作共贏;新型國際關系;東盟

長期以來，對抗性思維是各國處理傳統國際關系的主要方法，國際社會也會因此產生一種周期性動蕩。以對抗性觀念為指導思想構建的國際體系從建立之日起就呈現出不穩定的特征，無論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還是凡爾賽體系①都是如此。這種根植于零和博弈觀念之下的周期性動蕩給人類社會帶來了深重災難，因此構建一種新型的國際關系成為當務之急。與以各國對抗為主的傳統國際關系相區別的是，這種新型國際關系的構建須在合作共贏理念的指導下進行。合作中謀求共贏在現實中不乏成功的案例，尤其體現在經濟領域。近年來，中國與東盟不斷深化合作，促進了兩者經濟戰略的對接。但是，今天的國際社會，傳統對抗性思維仍然占有一定的市場，且不時地沖擊雙邊關系，以經貿交往為例，受沖擊的雙邊經貿(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交流量急劇下降，而合作共贏理念指導下的新型國際關系也難以生長。

一、新時代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的重要意義

(一)新型國際關系的提出與內涵

2013年3月，總書記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發表演講，首次提出了“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的概念，引起了世界各國的普遍關注。而后總書記又在黨的報告中對“新型國際關系”進行了具體的闡釋，提出“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2015年5月，外交部長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午餐會上發表演講，用一句話闡述了新型國際關系“新”在何處，即以合作取代對抗，以共贏取代獨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贏者通吃那一套［1］?！靶滦蛧H關系”核心是“合作共贏”，它以相互尊重與公平正義為基礎。相較于過去的“你輸我贏、你失我得”的零和博弈思維，“合作共贏”是雙方或者多方在合作中互惠互利、相得益彰，從而實現各方的共同收益。首先，新型國際關系的基礎是相互尊重，尊重不同國家的制度模式和民族文化，把相互尊重作為國家對外交流與合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其次，新型國際關系的準則是公平正義，反對恃強凌弱，以大欺小，主張維護世界各個國家的合法權益，特別是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合法權益。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后，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時常用自己的力量威脅、霸凌弱小國家。新型國際關系就是要打破這種不公平的國際秩序，讓每個國家都有平等的話語權和地位。第三，新型國際關系的達成方式是合作共贏，要求摒棄零和博弈、贏者通吃的舊思維，以共贏為追求目標，共同發展，互惠互利。合作共贏理念被提及最多的是在經濟領域，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各國經貿往來日益密切，削減和取消了許多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最后，新型國際關系的最終目標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它要求改變以往濫施權力、利益爭斗、二元對立等思維，用新的理念來倡導，用新的制度去搭建，進而促使國際體系轉型［2］。

[摘要]俄歐關系是當今最重要的國際關系之一，而俄歐經貿關系又是雙方關系的重要內容。但俄歐經貿關系的發展受眾多因素的影響，既有經濟的，也有政治的和軍事的；既有國內的，也有國外的。而本文只對美國對俄歐經貿關系的影響進行深入分析。

[關鍵詞]俄歐經貿關系美國

俄歐經貿關系發展受美國因素的影響非常大，雖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其表現的形式及其所起的作用不同，但美國對俄歐經貿關系的影響卻是深刻而久遠的。

一、冷戰時期，美蘇對抗人為地割斷了俄歐之間的經貿聯系

二戰以后，美蘇兩個大國憑借它們在戰爭中取得的優勢，極力擴大對世界的干預能力，都把對手視為敵手，雙方在各個領域的摩擦和矛盾逐漸暴露出來。美國為了達到遏制蘇聯的目的，通過馬歇兒計劃對西歐的進行經濟援助，在歐洲為蘇聯培植了最強硬的競爭對手。而蘇聯對此反應迅速，利用在二戰期間所形成的巨大政治優勢，把一大批社會主義國家積聚在自己周圍，共同與西歐展開對抗。

由于在冷戰期間，東西方對抗是主流，包括經貿關系在內的一切關系都服從于東西方對抗中，因此俄歐經貿關系降到了最低點，這從俄羅斯在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的貿易國別方向上可以得到驗證。見下表:

［論文關鍵詞］中歐經貿關系現狀影響因素

［論文摘要］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歐盟大幅調整政策，中歐政治關系迅速發展，高層領導人互訪頻繁。受政治影響，雙邊貿易迅猛增加，中歐經貿關系進入了一個全面發展時期，呈現出快速增長、穩步發展和日益加深和擴展等重要特征。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由于中國和歐盟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目前同時處于上升趨勢，相互間如何處理雙邊互動關系、實現“雙贏”，成為一個日益重要研究課題。

一、中歐經貿關系的現狀

1992年以來，中國與歐盟的經貿關系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中歐經貿關系主要包括貿易往來、對華投資和經濟合作三方面的內容，呈現出階段性發展的特點及其他一些特點。具體是：1、中歐貿易發展速度呈明顯加快之勢。貿易總量不斷上升，貿易逆差不斷縮小，1997年迅速變為順差，2002年則出現了90多億美元的順差。2、中歐貿易地位不對等。中歐貿易額占中國貿易總額的15%左右，但歐盟對中國的貿易依賴性則小得多，出口額占歐盟進口額比重不到2%，進口額占其出口額的比重僅在1%左右。中國對歐盟的貿易依賴性要高得多的現狀也導致了中歐貿易談判地位的不對等。3、進出口商品結構不斷優化。20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向歐盟出口主要為傳統的大宗商品及輕工產品，進口的主要是成套設備及鋼材等產品。以后進出口結構有了一些變化，但進口商品仍以工業制成品為主，而出口產品除初級產品外也開始有了工業制成品。4、歐盟在華直接投資發展速度相對緩慢，投資質量相對較高。歐盟在華直接投資主要特點是投資項目規模大、技術含量高；投資部門分布廣；投資形式多種多樣；投資主要集中在長三角地區。5、雙邊經濟技術合作逐步機制化。

二、中歐經貿關系發展中的受制因素

雖然中國和歐盟之間經貿交往發展迅速，雙邊關系日益密切，與此同時雙方之間貿易摩擦仍不斷發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摘要]中美經貿關系如何走向成為擺在兩國面前的重大議題。從1949年到2019年，中美貿易關系經歷了冰凍隔絕期、解凍破冰期、成長蜜月期、波動上升期、入世黃金期和正面對抗期?；仡櫴崂砥呤隁v史，中美貿易雖然呈現出“長期政治化”“長期摩擦”“非對稱性”“互補性競爭”等特點，但中美經貿關系作為兩國關系的“壓艙石”和“推進器”，是發展兩國關系的基礎和驅動力。當前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美國企圖推行另一種全球化，因而中美貿易戰具有必然性和長期性，中國應該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金德爾伯格陷阱”“馬爾薩斯陷阱”等四大困境，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關鍵詞]中美經貿關系；中美貿易戰；陷阱；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全球化不斷發展，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中美經貿關系作為兩國關系的“壓艙石”和“推進器”，是發展兩國關系的基礎和驅動力。中美經貿關系如何走向是擺在兩國面前的重大議題。每一次中美經貿關系的突破，都推動兩國關系邁上一個新臺階，每一次中美關系的回轉，都離不開經貿關系的“穩定器”作用。可以說，構建積極的中美經貿關系，不僅事關兩國的根本利益，也事關世界經濟的繁榮與穩定?；仡欀忻澜涃Q七十年的歷史，有助于兩國摒棄政治考量和意識形態沖突，回歸競爭合作、互利共贏的經濟邏輯。

一、中美經貿關系的六個階段

（一）中美經貿關系的冰凍隔絕期（1949—1970年）。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后，伴隨著美蘇冷戰的加劇，美國利用政治上打擊、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威脅和外交上不承認的手段，企圖把新中國扼殺于搖籃中。根據國內外形勢，實行“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一邊倒”三大外交決策。1949年美國制定二戰后第一部出口管制法，規定任何軍事和政治上具有戰略意義的物資禁止出口到社會主義國家。美國對中國實行嚴格的出口管制。1950年12月，美國宣布中國為“敵對國家”，下令禁止進出口中國，中美兩國從此開始了二十一年的貿易隔絕期。1951年2月，美國確定了對中國經濟遏制的總體戰略，出臺一系列制裁措施。1951年5月，美國通過操縱第五屆聯合國大會，會議作出了對中國實行禁運的決議。1951年8月，美國國會通過《巴特爾法》，迫使接受美國援助的國家必須禁止與中國貿易。1952年美國成立禁運執行機構“巴統中國委員會”，對中國的禁單項目比蘇聯多500余種。從1949年到1970年中美經貿關系基本處于“老死不相往來”的冰凍隔絕期。（二）中美經貿關系的解凍破冰期（1971—1978年）。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美國深陷越南戰爭泥潭，國內反戰聲音此起彼伏，美蘇爭霸處于僵持膠著狀態。美國開始轉變對中國的外交政策，緩和同中國的外交關系，希望借助中國對抗蘇聯。1969年中蘇發生珍寶島事件后，中蘇關系進一步惡化，中國也希望聯合美國施壓蘇聯。因此，從1969年起美國宣布了一系列決定：放寬美國人民到中國的旅行限制；允許美國公司的國外子公司向中國出售非戰略物資；允許國外的美國石油公司給裝載非戰略物資運往中國的船舶加油，諸如此類突破中美經濟往來的內容[1]7-8。1971年4月，在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期間，尼克松發表聲明，美國將發給從中國到美國來訪問的個人或團體簽證；對在中國使用美元將逐步放寬限制；對美國石油公司供應往來中國的船舶或飛機的燃料將不再限制；取消對在非中國的港口之間運輸中國貨物的美國船舶的限制；列出可以向中國出口的非戰略性物資的清單[2]。1971年6月，美國公布了對中國非戰略性項目貿易貨單，長達二十一年的貿易禁令從此成為過去。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問中國后，當年中美貿易額就達到近500萬美元。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應總理邀請訪問中國，雙方于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發表了《中美聯合公報》，標志著中美關系開始走向正?；?。當年中美貿易額立刻接近1億美元，實現了1949年以來的歷史性突破。1978年12月16日，中美兩國同時發表了《中美建交聯合公報》，并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關系。中美兩國結束了長期的對抗，為發展經貿關系奠定了良好基礎。隨著兩國關系的解凍破冰，中美經貿往來不斷增多，中美貿易額從1971年的490萬美元飛躍至1978年的11.477億美元，增長234倍；其中出口額從1971年的490萬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3.241億美元，增長66倍；進口額從1971年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8.236億美元。美國成為中國的第三進口國和第三出口國，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整個七十年代，中國貿易額基本處于逆差地位，1976年和1977年處于順差地位，但中美貿易額有所下降。隨著中美貿易額的增大，中國對美貿易逆差也在不斷增加。由于中美經貿關系剛剛重建，在需求結構和市場容量尚需磨合，因此未形成比較穩定的貿易格局。（三）中美經貿關系的成長蜜月期（1979—1988年）。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的進程，從以階級斗爭為中心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中美經貿關系迅速上升雙邊關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1979年3月，中美建立聯合經濟委員會，并于1980年9月在華盛頓舉行第一次會議，簽署民航協定、海運協定、紡織品協議和領事條約。1979年7月中美兩國簽訂《中美貿易關系協定》，協定于1980年2月1日生效，兩國的經貿合作框架逐步開始建立。1979年8月，美國副總統蒙代爾訪問中國，中美簽署文化交流協議和水利發電合作議定書，商定在廣州和上海開設領事館，擴大了兩國之間的經貿合作。1980年中美貿易額第一次超過美蘇貿易額，這刺激美國進一步采取一系列有利于雙邊經貿發展的政策。1983年中美成立商貿聯合委員會，它被稱為中美貿易摩擦的“滅火器”，是促進經貿關系健康發展的重要平臺。1984年4月，美國總統里根訪問中國，他是中美建交后首位來中國訪問的美國總統，雙方簽訂了一系列合作協定。1985年7月，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雙方簽署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協定、文化協定、教育合作交流協定和漁業協定，促進了中美經貿的進一步發展。1987年中美在北京召開史上規模最大的中美投資貿易法律討論會，被稱為中美經貿關系新的里程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美關系的重心轉向發展經貿關系，貿易和投資成為中美雙邊主要議題，中美貿易如雨后春筍般蓬勃發展，進入了快速成長的蜜月期。中美貿易額從1979年的24.5億元增加到1988年的100億美元，增長4倍，年均增長率達16.9%，1982—1983年因臺灣問題中美政治關系變得緊張導致貿易額有所回落，其中進口額從1979年的18.6億美元增長到1988年的66.31億美元，增長3.5倍，年均增長率15.2%；出口額從1979年的5.95億美元增長到1988年的33.8億美元，增長5.7倍，年均增長率21.3%。中國在中美雙邊貿易中一直處于逆差，美國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中國成為美國第十三大出口貿易伙伴和第九大進口貿易伙伴。（四）中美經貿關系的波動上升期（1989—2000年）。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中國失去了制衡蘇聯的價值，加上1989年中國發生政治風波，美國用人權指責中國，取消一系列擬簽協議，宣布一系列制裁措施，使中美關系從巔峰上跌到1972年以來的最低點。中美雙方經歷了1993年銀河號事件、“中巴導彈”風波、1996年臺灣海峽危機以及1999年南斯拉夫炸館事件，使得中美關系一波三折。同時中美就最惠國待遇、市場準入和知識產權問題進行了長時間談判，雙方在談判過程中都做出了相應的讓步和妥協。以最惠國待遇為例，根據1980年2月1日生效的《中美貿易關系協定》，中美兩國互相給予最惠國待遇，但是根據美國法律，美國總統要在年中對關于是否延長這一待遇做出決定，然后提交國會進行審議。中美從1989年到1993年進行了激烈地較量，最終美國繼續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1993年克林頓首次把貿易問題政治化，將人權問題與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掛鉤。1994年克林頓在內外壓力下，最終宣布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人權問題不再作為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的附加政治條件。1996年中美就中國的“入世”問題進行多輪雙邊磋商，同年美國國會通過將“最惠國待遇”更名為“正常貿易關系”的議案。1998年7月，克林頓將“最惠國待遇”更名為“永久性正常貿易關系”。1999年11月，中美經過談判在北京簽署關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雙邊協議。2000年10月，克林頓簽署對華永久正常貿易法案。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同年12月27日，美國正式宣布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地位。至此貫穿九十年代的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終于解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美經貿關系最顯著的特點是中美矛盾爭端不斷，合作領域不斷拓寬；中美政治關系熱度下降，經貿往來持續加溫，這得益于中美經貿關系的“壓艙石”作用發揮著重要作用，雙方有著巨大的經濟合作空間。中美貿易額從1989年的122.5億美元增加到2000年744.7億美元，增長6倍，年均增長率17.8%；其中中國進口額迅速增長，從1989年的78.60億美元到2000年的223.6億美元，增長2.8倍，年均增長率達10%；對美出口額從1989年的43.9億美元到2000年的521.0億美元，增長11.9倍，年均增長率23.3%。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逆差從1993年起開始轉為順差，并且呈不斷擴大的趨勢。這段時期美國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中國成為美國第四大貿易伙伴。（五）中美經貿關系的入世黃金期（2001—2016年）。從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到2017年特朗普上臺全面挑起貿易戰之前，中美經貿關系處于競爭與合作同在、摩擦與對話并存局面。從2001年到2006年2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美中貿易關系全面評估報告，是中美經貿摩擦不斷加劇期。從2005年8月到2016年6月，中美進入戰略對話期。2005年8月到2008年12月進行六次中美戰略對話，2006年12月到2008年12月進行五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2009年7月中美戰略對話和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合并為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至2016年6月中間進行了八輪談判。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美雙邊貿易進入了黃金期，貿易規模大幅度提升。中美雙邊貿易總額從2001年的804.8億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5196.1億美元，增長6.4倍，年均增長率13.2%；出口額從2001年的524.8億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3852億美元，增長7.3倍，年均增長率14%；進口額從2001年的262億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1344.1億美元，增長5.1倍，年均增長率11.5%。美國對中國逆差從2001年的280.8億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2507.9億美元，增加近9倍，年均增長率15.7%，由此導致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美國采取各種法律措施來規制中美貿易，扭轉美國對中國貿易的不利局面。2003年中美貿易總額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2005年中美貿易額突破2000億美元，2007年中美貿易額突破3000億美元，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對中美貿易造成了負面影響，中美貿易總額在2008—2009年明顯下降，2011年中美貿易總額超過4000億美元，2013年中美貿易總額超過5000億美元。通過這些數據可以看出，中美貿易總額每隔幾年就翻一番，2015年中國超越加拿大首次成為美國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是美國第一大進口來源地和第三大出口市場，美國是中國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五大進口來源地。（六）中美經貿關系的正面對抗期（2017至今）。2016年中國入世十五年緩沖期結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入世進行全面評估，認為中國沒有完全兌現承諾，并否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地位。2017年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以來，奉行“美國優先”政策，對外開始采取一系列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的措施，相繼退出各種國際機構，并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明確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為遏制中國的崛起，啟用第六次“301調查”，并進行反補貼反傾銷和“201調查”“232調查”“337調查”等各種調查，對中國挑起貿易戰并不斷升級，中美經貿關系進入了正面對抗期。美國不斷擴大加征關稅和極限施壓，中國被迫應對反擊，也對美進口產品加征關稅。從2018年2月到2019年10月，中美雙方共進行了十三輪經貿磋商談判，幾經波折，至今尚未取得突破性進展。美國發起貿易戰聲稱是為了改變中美貿易嚴重失衡的局面，但實際上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產生的原因在于美元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美國過度消費的低儲蓄模式、全球價值鏈分工以及美國對華高新技術出口限制等[3]。2018年美國通過關稅戰，導致美國企業在關稅執行期間加大訂單，從而激增了中美貿易總額和逆差，2018年中美貿易額突破6000億美元，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達3222億美元；美國又通過投資戰、技術戰、匯率戰、金融戰等綜合打壓，阻滯了對華訂單從而造成了2019年中美貿易額暴跌，2019年上半年中美貿易額跌至2583.3億美元，遠低于2017年和2018年同期貿易額，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降到1404.8億美元。盡管如此，就國家而言，美國仍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對象國，就關區而言，僅次于歐盟和東盟。美國重新將貿易政治化，已經引起了美國有識之士的反對，逾600家公司和100多名美國名人聯合致信美國總統特朗普，中美關系應該著眼于兩國人民的經濟利益，中美關系要真正以經貿作為“壓艙石”，回歸到理性的經濟邏輯軌道。

二、中美經貿關系的基本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