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收支范文10篇

內容摘要:本文提出應當辨證地認識我國的貿易順差利弊,多方面的深刻原因導致我國持續的貿易順差及其增長,且實現貿易平衡必須經過相當時間的多方努力。

關鍵詞:對外貿易順差收支平衡

一個國家能保持對外貿易順差通常可以被認為,該國的出口商品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并由此積累了相當的對外支付能力或對外債權。但持續、巨額的貿易順差則可能產生一系列負面影響:降低資金使用的收益率。貿易順差本身就說明放棄了同期相應的進口,若未將順差資金運用于對外直接投資、或引進國內所需的先進技術或人才,而只是表現為在國外銀行的存款或購買外國債券,則其收益率往往不如進口國內所需的先進設備或短缺的原材料;加大本幣匯率升值的壓力,若不能有效地化解這一壓力,而讓本幣升值,則可能對隨后經濟發展、尤其是對外貿易的發展產生一定的不利影響;有關企業要將其中大部分兌換成本幣,以滿足其繼續經營的需要,而迫使貨幣管理當局通過外匯占款渠道增加本幣投放。貨幣當局若不能以有效的手段對沖、收回這些本幣,則將加大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將承受對外談判的巨大壓力。順差國的貿易伙伴、特別是逆差國,勢必設置多種貿易障礙、甚至可能不惜犧牲其國內消費者利益,以貿易失衡為由,要求順差國減少出口或增加從逆差國進口,使順差國經濟遭受巨大困難。

巨額順差加大了國內經濟受外來沖擊的風險,不利于國內經濟的協調發展。近些年來,我國大陸國際收支雙順差問題,特別是貿易順差令世人矚目,并引發若干國際爭議。鑒于相當一段時間內,我國大陸對外直接投資額還將少于吸收的外來直接投資,其順差局面一時還不會改觀,因此,本文僅就貿易順差展開討論。

我國貿易差額的基本分析

(一)我國貿易差額的發展概況

本文作者：劉園韓斌工作單位：北京國際經濟貿易學院

文獻回顧

匯率對國際貿易收支影響機制的研究，主要是從匯率彈性和收入彈性的角度來分析。一般認為，一國貨幣的貶值（升值）可以影響該國的相對價格，從而使出口量增加而進口量減少（出口減少而進口增加），最終引起國際貿易收支的變化。但這種影響只有在滿足馬歇爾—勒納條件時才成立，即只有當出口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與進口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之和大于1，本幣貶值才能達到改善國際收支的目的，反之需求價格彈性之和小于1則會惡化國際收支狀況。但是在現實經濟活動中，由于短期內生產者調整和消費者反應都存在時滯，本國貨幣貶值最初會使國際貿易收支惡化；但是經過一段時間調整，時滯逐漸消失，貨幣貶值會改善國際貿易收支，這就是所謂的“J曲線效應”。與此相對應，貨幣升值則會產生“反J曲線效應”。許多國內外學者都對匯率變化對國際貿易收支的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但由于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所選樣本期不同，獲得的結果也不一樣，至今尚未對匯率和國際貿易收支之間關系達成一致見解。Rose和Yellen(1989)根據美國1963-1988年的季度數據，運用協整分析法對美國與其它G7國家的雙邊貿易和匯率關系進行檢驗，得出真實匯率對美國與其它G7國家的雙邊貿易有顯著影響的結論。[1]Marwah和Klein(1996)采用Johansen多變量協整檢驗方法，研究了1973年1月至1990年2月浮動匯率制度下，美國對外貿易收支與實際匯率的變動關系，發現除意大利之外，美國與其他經濟體的雙邊貿易中，美元實際匯率與貿易收支之間都存在著顯著的關系。[2]Bahmani-Oskooee和Brooks(1999)采用自回歸分布滯后模型(ARDL)對美國和其主要貿易伙伴之間的貿易情況進行了研究，他們發現在短期內美元實際匯率變化對美國貿易收支沒有實質性的影響，但在長期中美元實際匯率貶值能夠改善美國貿易收支。[3]Lal和Lowinger(2002)用Johansen協整分析和脈沖響應模型對亞洲7國進行研究，發現除日本以外,其余6個國家的國際貿易收支均存在“J曲線效應”。[4]Bahmani-Oskooee和Goswami(2003)分析了1973-1998年日本和其最大的9個貿易伙伴間貿易的匯率敏感性，發現無論短期還是長期，日本對外貿易的“J曲線效應”都不明顯。[5]國內學者借鑒國際收支理論和國外實證研究方法，對我國匯率和國際貿易收支關系進行了一些研究。從中國整體對外貿易角度進行研究的有：謝建國、陳漓高（2002）通過協整分析和沖擊分解，研究了中國貿易收支與人民幣匯率之間的關系，得出人民幣匯率貶值對中國貿易收支的改善并沒有明顯影響，中國貿易收支短期主要取決于國內需求狀況，而長期則取決于國內供給狀況。[6]馬丹、許少強（2005）從中國貿易收支和貿易結構兩個方面考察與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間的關系，發現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貶值能夠改善中國貿易收支，中國貿易結構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化。[7]李衛群（2005）根據凱恩斯總需求理論以及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推導開放經濟中國際收支與貨幣供應之間的關系，指出國際收支變動對我國貨幣政策制定的影響。[8]高運勝等（2011）用1999-2008年歐元對人民幣匯率數據和中國與歐元區貿易季度數據構建VAR模型，并運用協整檢驗和脈沖響應函數的方法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人民幣對歐元的貶值初期會引起中國對歐元區貿易收支的短期惡化，但一段時間后中國對歐元區出口數量增加，貿易盈余趨于穩定，中國對歐元區貿易存在匯率貶值的“J曲線效應”。[9]于友偉（2011）基于中國與13個亞太主要貿易體的貿易數據以及最新的面板協整計量方法，對貿易平衡與匯率變動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發現人民幣的升值，在有限程度上能夠減少我國的貿易盈余，改善伙伴國的貿易平衡狀況。[10]從中國和各貿易伙伴角度進行研究的有：沈國兵（2005）研究美中貿易收支與人民幣匯率問題，發現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是值得懷疑的，僅僅依靠人民幣匯率變動是無法解決美中貿易逆差問題的。[11]葉永剛等（2006）對中美和中日國際貿易收支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表明無論長期還是短期人民幣有效匯率與中美貿易收支之間均不存在因果關系，但是中日貿易收支與人民幣有效匯率之間互為因果關系，人民幣有效匯率對中美貿易收支和中日貿易收支均不存在“J曲線效應”。[12]王勝等（2007）用協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檢驗對人民幣匯率與中美貿易順差關系進行實證，發現無論短期還是長期人民幣升值都難以對中美貿易順差產生調節作用，因此，人民幣升值不會緩解美國巨大的貿易逆差。[13]周逢民等（2009）通過對中國和俄羅斯貿易收支的實證研究發現，中俄貿易收支與人民幣匯率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對中俄貿易收支總體上不存在“J曲線效應”。[14]黃安仲（2011）通過對人民幣匯率經過效應的研究，發現人民幣升值不能改善美國與中國的貿易狀況，但能改善日本與中國的貿易狀況；其差別的原因就在于貿易定價的不同。[15]

實證結果分析

（一）時間序列平穩性檢驗在進行協整檢驗之前，需要對時間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ADF檢驗方法，結果如表1所示。從表1可以看出，序列LTB、LBRER、LFGDP和LCGDP都是不平穩序列，存在單位根；其一階差分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又都是平穩序列，因此，可以對這四個序列進行協整分析。（二）協整檢驗本文的模型包含4個變量，所以用Johansen方法進行協整檢驗，該方法基于VAR模型，在進行協整檢驗之前，要確定模型的最佳滯后階數。在無約束VAR模型條件下，可依據AIC和SC等多種檢驗準則，確定最佳滯后階數。由表2可見，VAR模型最佳滯后階數為3階，故協整滯后階數選取2階。使用Johansen方法進行協整檢驗，檢驗時假定模型含截距項，不含時間趨勢項，從不存在協整關系的零假設開始逐步進行，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統計量檢驗結果分別如表3和表4所示。可以看出，在5%的顯著性水平跡統計量拒絕至多存在一個協整關系的假設，不能拒絕存在兩個協整關系的假設，而最大特征值統計量拒絕無協整關系的假設，不能拒絕存在一個協整關系的假設，結合兩個統計量可知在中國和東盟5國貿易中至少存在一個協整關系。估計出的標準化協整關系式為：LTB=-0.521033LREER-1.464565LCGDP+3.397218LFGDP(1.79864)(0.79684)(0.67209)該式表示了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和各變量之間的長期關系，括號內的數字為各協整系數估計值的標準差。各變量的符號與預期一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1%，會引起中國對東盟5國的貿易順差下降0.52%；中國實際GDP上升1%，貿易順差下降1.46%；東盟5國實際GDP上升1%，貿易順差上升3.40%。彈性系數的值表明，實際有效匯率對中國—東盟5國貿易影響較小，而東盟5國的國內收入對貿易響應非常大。（三）Granger因果檢驗通過協整檢驗可知，中國—東盟5國的貿易收支、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中國實際GDP、東盟5國實際GDP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但各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還需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見表5。從表5可以看到，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中國實際GDP、東盟5國實際GDP是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的Granger原因，說明短期匯率變化、中國和東盟5國實際GDP變化會引起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的變動；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是中國GDP的Granger原因，表明中國對東盟5國的出口可以促進中國國內經濟的增長，增加中國GDP；中國GDP是東盟5國GDP的Granger原因，說明中國的發展會給東盟5國帶來機遇，推動東盟5國的經濟發展。（四）脈沖響應函數脈沖響應函數描述的是VAR模型中一個內生變量的沖擊給其他內生變量所帶來的影響。為了進一步檢驗實際有效匯率波動對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的動態影響，引入廣義脈沖反應函數進行分析。相對傳統正交脈沖反應函數而言，廣義脈沖反應函數具有不受變量排序方式影響的優勢。做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對人民幣升值的脈沖響應分析，首先要對VAR模型進行穩定性檢驗，VAR模型穩定的條件是特征方程所有根的倒數值均在單位圓以內。圖1是VAR模型生成的AR逆根圖，特征方程的全部根倒數值都在單位圓之內，故該VAR模型是穩定的。圖2是中國—東盟5國雙邊貿易收支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波動的脈沖響應圖，反映了VAR模型中，給實際有效匯率一單位沖擊(即匯率升值一單位)，貿易相對差額對最初一單位沖擊的短期和長期反應。圖2表明，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變化對中國—東盟5國雙邊貿易收支的影響存在“時滯效應”，LBRER一個標準差的正向沖擊，首先引起中國—東盟5國雙邊貿易收支LTB在前2期上升并達到正向最大值，然后開始逐漸下降，直到第7期變成負值，并持續作負向影響，大約在第11期達到負向最大值。也就是說，人民幣在升值初期后的7個季度內，中國和東盟5國的貿易收支趨于上升；但在第7期之后開始下降，這表明人民幣升值的“反J曲線效應”是存在的。人民幣匯率對于中國—東盟5國貿易具有調節作用，但是由于貿易合同、生產者和消費者反應等原因，其作用發生存在滯后。在人民幣匯率升值初期，國際收支的價格效應大于數量效應，貿易條件改善直接導致貿易收支改善。之后隨著粘性效應逐漸消失，人民幣匯率升值引起出口數量減少，進口數量增加，長期的進出口數量調整使貿易收支惡化并趨于穩定。（五）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描述的是VAR模型中各變量的沖擊對系統變量動態變化的相對重要性，它將系統的預測均方誤差按其成因分解為自身沖擊、其它變量沖擊所構成的貢獻率（占比），從而了解各變量沖擊對模型內生變量的相對重要性。本文對中國—東盟5國的雙邊貿易收支進行方差分解的目的是研究當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我國實際GDP和東盟5國實際GDP發生擾動之后，雙邊貿易收支變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歸因于各個經濟變量的影響。方差分解結果如表6所示。表6給出了20個季度（5年）的方差分解數據，結果顯示：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東盟5國實際GDP對貿易收支的影響高于中國實際GDP和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這說明中國對東盟5國的貿易收支主要受東盟5國實際GDP的影響，其貢獻率在2年后達到最高的34%左右，然后逐漸降低；我國實際GDP對中國—東盟5國貿易的影響最小、最穩定，長期穩定在5%左右；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對中國—東盟5國貿易的影響隨時間逐漸增加，在5年后達到28%左右。

本文以中國—東盟5國2000年4季度至2011年3季度的數據為樣本期，研究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中國實際GDP、東盟5國實際GDP對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的影響，得出以下結論：（1）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和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之間存在均衡穩定的長期關系。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的匯率彈性為0.52，高于中美貿易收支彈性0.38（葉永剛，2006），高于中國—歐盟貿易收支彈性0.24（高運勝等，2011），高于中韓貿易收支彈性0.21（周延等，2007）；低于中日貿易彈性匯率1.73（葉永剛，2006），低于中俄貿易收支彈性2.16（周逢民等，2009）。人民幣匯率對中國和各國（經濟體）貿易收支影響的差異可能是由各國或經濟體的貿易結構特點不同決定的。（2）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具有較高的國外收入彈性和較低的國內收入彈性。本文協整檢驗結果顯示，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的國外收入彈性為3.40，高于國內收入彈性1.46，較高的東盟5國需求彈性和較低的國內需求彈性使得中國在人民幣不斷升值的情況下還可以保持貿易收支狀況改善。（3）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中國實際GDP和東盟5國實際GDP是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的Granger原因，說明人民幣升值會對中國貿易收支產生影響，中國和東盟5國的雙邊貿易收支狀況可以通過調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來解決。（4）從脈沖響應函數來看，中國和東盟5國的貿易收支存在“反J曲線效應”，即人民幣升值初期，中國對東盟5國的貿易收支改善；而在長期內，會使貿易收支惡化。這表明匯率對中國—東盟5國雙邊貿易的影響存在時滯，這和實際情況基本相符。人民幣匯率自2005年改革以來逐步升值，而中國—東盟5國貿易順差隨著人民幣升值反而增加，一直持續到2009年達到最大，之后才逐漸降低。（5）方差分解的結果表明，在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的未來預期波動中，影響貿易收支的最重要因素是東盟5國的GDP；其次是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其影響力會逐漸增強；而中國實際收入水平的影響最小?？偟膩碚f，自我國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逐步升值，人民幣升值對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的影響與經典的經濟學理論存在差異。人民幣升值初期并未導致中國—東盟5國貿易收支的惡化，貿易順差反而增加，但在長期貿易收支會逐漸惡化。這和我們通過上述實證研究得到的結論基本符合，即人民幣升值存在“反J曲線效應”，隨著人民幣升值周期的延伸，人民幣升值對貿易收支的滯后性會逐步顯現。這一結論有助于我們正確看待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從而為我國提出有針對性的貿易政策，對化解人民幣升值對貿易收支的不利影響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東盟是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雖然其各成員國發展水平不同，但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地位應值得我們重視。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由于中國和東盟5國存在“反J曲線效應”，可以緩解短期內人民幣升值帶來的中國和其它國家貿易惡化和順差大量減少的狀況，可以作為中國和美國、日本等國貿易的“緩沖器”。因此在運用人民幣匯率調節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貿易關系時，不但應該注意歐洲、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貿易地位，還應該注意東盟國家的貿易地位，使得在調整對歐洲、美國、日本的貿易關系時，也擴大與東盟國家的雙邊貿易額，這樣可以緩解人民幣的升值壓力。

一、上海市進出口貿易發展情況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上海市的進出口貿易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出口方面，出口額從1993年的657億美元增長到2004年的7351億美元，增長了約11倍。在進口方面，進口額從1993年的7935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8651億美元，增長了約11倍。在19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上海市的進出口規模和增長速度都大致相當。從1999年開始，進口的規模開始全面超過出口，因此從當年起上海市的貿易收支逆差開始不斷加大，2004年，貿易逆差達到了1301億美元。

考慮到外商投資企業在上海市對外貿易中的重要地位，圖-1給出了上海市外資企業的進出口情況。從圖-1可以看出，上海市外資企業的進口一直高于出口，二者的增速大致相當，因此外資企業的貿易收支一直處于平穩增長的逆差狀態，這一點與上海市進出口貿易整體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

二、人民幣匯率變動與上海市貿易收支的實證檢驗

（一）模型設定和數據說明

1.模型設定。

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央將事權層層下放，并制定了《預算法》。地方政府至此需要承擔教育、農業支出、治安、環保及行政管理等多種公共產品的供給。而同時，在收入分配上，中央和地方一直保持穩定的分配比例，甚至有一定的集中。剛性且快速增長的公共產品需求，相對應的是增長較慢的財政收入，導致了巨大的財政收支矛盾。在未對事權進行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基層政府承擔了絕大部分的支出責任，而該級政府的財政收入十分有限，在落后地區更是如此。有調查表明，全國許多鄉鎮的財政負擔已遠遠高于財政收入。財權和事權的不匹配成為地方政府尋求“不健康”財政收入的主要原因之一。

區域財政差距擴大轉移支付作為調節區域間公共產品差距的重要平衡器，在現行的體制下，效果不夠理想。首先，轉移支付隨機性較大，規模有限。轉向轉移支付大多成為特定區域改革的資金支持。其次，在進行轉移支付是，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配備相應的配套資金，這對于經濟落后的區域是一個不小的壓力。有學者研究表明，在分稅制改革后的很長一段時期內，我國東部地區獲得的轉移支付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這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我國區域經濟差距的擴大。

地方預算風險加大財權與事權的不協調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存在取得預算外收入的動機。預算外的收入游離于現行體制之外，缺乏法律法規的監管，各類亂收費、費大于稅便是其典型表現。另外，地方政府缺少融資渠道，隱形地方債務規模龐大。

財政分權對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影響

財政分權的初衷是為了協調財權和事權，減少各級政府間無休止的談判，提高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社會的積極性。而在政治體制高度集權的背景下，財政分權后，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與政治命運的評價主體存在差異。對于地方而言，政府經濟行為帶來后果，直接表現為該地區產業結構是否合理、居民福利是否均衡、環境保護是否健全等等，這些指標的評價主體應該是地方的百姓。而對于地方政府官員而言，盡管其動機也是為了造福一方百姓，但更多的是為了自身的政治前途及現實的無奈，在任期內盡快做大GDP，提升規模和數量，是其最關心的事情。為了制約地方政府的財政權力，同時也為了激勵地方政府大力發展地方經濟。中央政府設計了一套指標對各級政府進行考核，經濟總量和發展速度成為長期以來處于決定地位的指標?？梢哉f，我國的政府創造出了類似大型企業績效管理的政治管理方法，通過經濟績效對各級政府進行獎懲。至此，各級政府便開始圍繞政績展開激烈的角逐。在市場經濟的改革進程中，地方政府對經濟的操縱始終沒有減弱。一方面，在本區域內，地方政府利用資源配置的行政權，操控土地買賣、城市規劃、產業規劃、招商引資、稅費增減等等，利用各種方法挖掘本地生產要素的潛力，充分吸引投資，擴大生產；另一方面，在區域之間，各地政府進行是市場封鎖，惡性優惠政策競爭，最終導致大量的低水平重復建設。不僅以犧牲本地資源和居民的辛苦勞動換取較低的利潤回報，還帶來了另一不良后果———巨大的國際貿易收支順差。

財政分權對我國貿易收支順差的影響

[摘要]從2005年7月匯改至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累計升值已近6%，但從2006年國家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來看，中國對外貿易順差還在擴大。雖然人民幣低估一直被許多境外人士認定為巨額順差形成的重要原因，但鑒于實際情況我們應重新考慮匯率變動與貿易收支間的關系。本文擬從理論分析角度得出結論：匯率的改變對貿易的作用是有限的。我們不應將目光長久停留在匯率對貿易的作用上，而應抓住機遇，優化產業結構，改變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

[關鍵詞]貿易順差人民幣匯率價格傳導效應

2006年，中國對外貿易延續了2002年以來快速增長的趨勢，全年進出口總額達1760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3.8%。這是我國對外貿易發展增速連續5年保持在20%以上。其中出口9691億美元，增長27%，進口7916億美元，增長20%，順差規模高達1775億美元，比上年增加756億美元。

人民幣的低估一直被許多境外人士認定為巨額順差形成的重要因素。雖然從2005年7月匯改至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累計升值已接近6%，但由于貿易順差持續擴大，許多境外人士仍然認為人民幣匯率被低估，這無疑增加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壓力下的貿易摩擦不斷，許多發達國家不斷違反WTO規則和自由貿易精神，制造和濫用多種不合理的貿易壁壘，保護主義滋生。那么人民幣升值是否會改善中國對外貿易的巨額順差呢？從理論上講,匯率主要通過價格傳導效應影響貿易收支,包括長期和短期的。

一、短期范圍內，人民幣匯率的改變對中國貿易的影響

匯率主要是通過價格競爭機制來影響國際貿易收支。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即不考慮運輸費用和貿易壁壘，根據一物一價法則，以同一種貨幣表示的同一商品在不同國家的價格應是相同的，此時，匯率的改變通過價格對貿易的作用是完全的,這也是多數人堅持匯率對貿易有強作用的理論源泉，但現實中的國際貿易市場遠不是完全競爭的，而是個受國際產業組織結構、消費者偏好、政府行為等多種因素影響的不完全競爭市場。在這種不完全競爭的條件下，影響上述價格傳導機制的因素有很多，導致在不同的時間范圍它的傳導效果差異很大。

關鍵詞：外貿發展，國際分工，貿易順差，貿易摩擦

論文摘要：“去順差”無法從根本上平衡中國貿易收支。不應提倡為平衡而平衡的政策思路，而要從互利雙贏的思路來看待貿易平衡問題，以產業結構、經濟結構調整的思路來化解貿易摩擦，以促進全球經濟在合作、競爭、創新中和諧發展。2002年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以來，我國貿易順差持續快速增長。在既定的國際分工格局和外匯管理體制下，這既給我國帶來人民幣升值壓力和貿易摩擦，同時導致以外匯占款為主導的基礎貨幣投放過多。2010年3月份中國出現貿易逆差及4月份貿易順差大幅收窄，可能是一定形勢下中國“去順差”的結果。

一、問題的提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一系列的優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大力發展加工貿易，逐步融入以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并形成了一整套有利于出口的政策體系，包括匯率、稅收、融資、保險等。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從而使得中國自1994年以來進入持續順差階段，2007和2008年順差額分別達到了2622億美元和2955億美元。

這次危機雖然對中國外貿造成沖擊，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外貿不平衡發展的基本趨勢。2009年在國際金融危機嚴重影響下的中國仍然存在1960.61億美元的貿易順差，所謂全球經濟失衡中的中國貿易不平衡發展再度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由此來自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以及IMF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不斷加大，美國甚至要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中國出口產品遭遇的貿易摩擦也是頻頻升級。

二、從“壓順差”到“去順差”

摘要：以國家統計局2018年中國統計年鑒為參考，對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以及脈沖響應分析，研究了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短期內，人民幣匯率與貿易差額呈現反向變動，在長期則無明顯影響；人民幣匯率變動與出口和進口貿易額均在短期內有負向關系，在長期對進口貿易額有正向影響，對出口貿易額則無明顯影響。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進出口貿易；格蘭杰檢驗

在長時間內，巨額貿易順差對我國的國際收支來說是常態，我國國際收支出現順差，與我國有貿易往來的國家必有通貨緊縮的壓力，因此其他國家希望人民幣升值，以此減少本國對中國商品的進口。隨著政府繼續擴大匯率浮動幅度和中美貿易摩擦加劇，匯率波動引起的貿易收支變動再次引起廣泛關注[1]。

1文獻回顧

馬丹和許少強（2005）[2]利用季度數據，經Johansen協整檢驗發現，我國貿易收支余額隨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而下降。MarquezJ.和SchindlerJ.（2007）[3]通過分析1997—2004年的月度數據得出相同結論。余珊萍和韓劍（2005）[4]、Thorbecke認為，我國貿易不受匯率變化的顯著影響。李憲鐸和黃昌利采用ARDL邊限檢驗法和誤差修正模型進行研究發現，實際有效匯率波動對出口產生的影響不顯著。蘇海峰和陳浪南（2014）[5]的研究結果顯示，人民幣升值的同時，貿易順差增加。邱冬陽等（2018）[6]通過對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貿易數據進行實證檢驗，認為人民幣匯率升值在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貿易差額有正向影響?；谝陨戏治?，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貿易收支水平的影響沒有統一定論。基于此，結合研究數據，運用實證方法研究了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貿易收支差額的影響，比較了匯率變動對我國出口以及進口貿易的影響，以期為當前的國際經濟環境和人民幣匯率結構化改革提供政策借鑒。

2數據來源以及變量選取

1模型方程的分析與結論

首先以1981—2011年間的M和H做回歸并寫出回歸方程看兩組數據整體的擬合度以及反映相關性的系數是否明顯，然后再按照我國改革開放以后宏觀經濟發展軌跡分別做分階段回歸并分析其結果?；貧w方程及相關參數的系數顯著性檢驗值如表2所示。從上述方程及輸出結果來看:反映擬合度的R^2以及修正的R^2與反映整體線性相關關系的F值都相當低。因此我們得出以下結論:M與H相關性極不顯著，甚至可以說幾乎不相關。即中國經常項目下的貿易收支狀況與人民幣匯率變動并不相關。但從M與H參數前系數符號為負號可知，匯率升值將使貿易順差減小，即利于進口而不利于出口。這與匯率理論和實際經驗也相符。

2關于結論的原因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貿易收支除個別年份少量逆差外，大部分年份都實現了順差且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不少人認為這主要是人民幣低估造成的結果。但通過本文的研究我們發現:中國貿易收支狀況與人民幣匯率并不顯著相關。那么也就是說單純的人民幣升值難以改善中國對美國貿易失衡狀況。從根本上講，美國對其他國家經常賬戶的巨額貿易逆差是當今國際金融制度的必然結果，也可以說是必然要求［2］。美元仍然是全世界的儲備貨幣，幾乎所有國家都需要美元作為最后清算手段。因此，各個國家客觀上都需要不斷增加美元供應。儲備美元就意味著多賣少買或貿易順差，要不就是向美國或他國借儲備貨幣，但最終還是靠貿易順差來償還。也就是說，這種貿易結算體系本身決定了美國等儲備貨幣發行國必然經常賬戶貿易收支逆差，而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經常賬戶貿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應歸咎于一種國際經濟制度問題。轉型經濟體的一個典型特征就是政府主導。因此，其經濟增長模式一般都屬于投資驅動型，并由此導致收入分配的結構性問題［3］。這種經濟增長模式在宏觀經濟層面表現為儲蓄始終大于投資，國內總供給大于國內總需求，國際需求自然成為國內生產過剩的對沖機制。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國際收支失衡最終是由一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模式所決定，與匯率無關。20世紀90年代以后，跨國公司的迅速發展也加快了全球制造業向低成本地區轉移的趨勢［4］。特別是2000年以來中國制造業水平不斷提高，幾乎承接了全部或大部分的國際產業轉移。而這也客觀上加重了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

綜上所述，中國經常項目持續順差主要是由當前國際經濟制度、貨幣傳導機制以及全球產業轉移等諸多因素決定的，與人民幣低估并無直接相關關系，因而單純強調人民幣升值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貿易失衡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常項目下的國際收支順差越來越大，人們開始更多地關注宏觀經濟失衡問題以及人民幣匯率的變動趨勢。本文主要探討人民幣匯率與中國經常項目下的貿易收支之間的關系。按照中國經濟開放和轉型的步驟劃分為四個階段［1］分別做數據分析，第一階段(計劃匯率制):1981—1990年;第二階段(管理浮動匯率制):1991—1994年;第三階段(單一有管理浮動匯率制):1995—2005年;第四階段(彈性單一匯率制):2005—2011年。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脆弱的貿易收支平衡是發展中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經濟基礎；短期資本的無序流動是發展中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外部原因；資本項目的自由化在發展中國家應是一個漸進過程和最終目標三個方面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金融危機的發生固然有金融市場運行自身的原因、相對競爭優勢本身具有一種內在的不穩定性、相對競爭優勢所帶來的比較利益有越來越少的趨勢、相對競爭優勢的不穩定性常使發展中國家貿易結構跟不上比較優勢的變化、匯率機制本來是發展中國家調節貿易收支平衡的最主要手段、短期資本流動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甚至更為不利、牢牢把握相對競爭優勢這個中心、根據國民經濟的承受能力，逐步開放資本市場、根據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積極參與國際金融合作與金融監管等，具體材料請詳見。

20世紀90年代，金融危機接二連三地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發生，給世界經濟發展帶來了相當嚴峻的挑戰。綜觀影響較大的三次金融危機（1992～1993年的歐洲貨幣體系危機、1994～1995年的拉美債務危機和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盡管它們爆發的具體原因千差萬別，貿易收支的長期失衡和投機資本的無序流動卻是基本的共同點。深入探討貿易收支和短期資本流動在金融危機形成中的作用機理，對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防范金融危機的再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脆弱的貿易收支平衡是發展中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經濟基礎

在虛擬經濟運行日益獨立于實體經濟的今天，金融危機的發生固然有金融市場運行自身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從貿易收支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來看，只有保持貿易收支的平衡，發展中國家的國內經濟資源才能確保繼續參與到全球資源的重新配置進程中去；如果能長期保持貿易收支順差，則意味著通過參與國際分工，發展中國家加強了對本國經濟資源的利用，其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和幣值穩定目標的實現將更有保障。這種情況下，金融危機在發展中國家發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問題在于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收支極不穩定，貿易平衡通常很難實現，全球也只有少數幾個國家和地區做到持續的貿易收支順差；相反，貿易收支逆差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常見現象。持續的貿易收支逆差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資源大量閑置，導致國內經濟全面失衡，并進一步引發金融危機。從這個方面看，脆弱的貿易收支平衡已成為發展中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內在原因。

發展中國家貿易收支的不穩定性來自于其所擁有的競爭優勢的相對性。當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也就是其經濟全球化的過程，發展中國家必須遵循比較優勢的原則參與全球資源的重新配置，這就決定了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所獲取的只能是一種相對競爭優勢。這種相對競爭優勢與發達國家所擁有的絕對競爭優勢相比，具有以下三個明顯的特點：

第一，相對競爭優勢本身具有一種內在的不穩定性。與絕對競爭優勢相比，相對競爭優勢具有極強的可替代性。依靠這種競爭優勢所取得的成本優勢、質量優勢和效益優勢等隨時隨地會被其它國家和地區的競爭對手奪走，因而在擁有相對競爭優勢的國家和地區之間，競爭非常激烈。

1、不完全競爭、產業組織

完全的匯率傳遞是以世界市場的完全竟爭為前提，而現實中大多數產品市場不完全競爭市場，美國經濟學家多恩布什和克魯格曼等從市場的不完全競爭以及產業組織角度來分析解釋匯率的不完全傳遞問題。

他們認為傳統的匯率傳遞理論是以世界市場是完全競爭市場為前提的，即進出口廠商是貿易產品進出口價格的接受者，無法左右進出口價格，在這種前提下，當匯率變動時則會引起進出口商品價格的同等變動。然而事實上，世界市場是不完全競爭的，在不完全競爭市場，大部分產品是差別產品，出口商有決定價格和產量的權力。在升值的情況下，出口商一般會通過降低成本等方式來抑制因貨幣升值而造成的價格上漲壓力，從而導致不完全匯率傳遞。通常，市場集中程度越高、進口商品用國內貨幣標價的范圍越大，匯率的傳遞系數越低;而產品的同質和替代程度提高、國外廠商相對于國內競爭者的市場份額擴大，匯率的傳遞系數就越高。

多恩布什認為一些產業組織因素也會影響匯率的傳遞，這些因素包括:市場集中程度、產品的同質性和替代程度等。一般說來，市場集中程度越高，廠商的壟斷勢力也越強，所以匯率的傳遞系數就越低:產品越具相似性，產品間的替代程度越強，則廠商的壟斷勢力越小，匯率的傳遞系數就越大。

2、沉淀成本

美國經濟學家迪克希特和克魯格曼從供給角度分析了匯率傳遞不完全的原因，他們同時也建立了匯率傳遞的沉淀成本模型[’61。該模型的思想是:在產品存在差異的情況的情形下，出口廠商不僅要為消費者提供高質量的產品和確定合理的價格，還必須投入一部分資源用于開發市場，建立分銷網絡，針對外國人的需求進行研發以使產品適應外國市場等。這些投入成本是為進入外國市場而支出的，然而這些成本一旦支出就可以被看作沉淀了，因為廠商不能輕而易舉地廉價出售它的資產，無論是無形資產還是有形資產。由于沉淀成本的不可逆轉性，以只有當廠商預期能夠彌補沉淀成本時，他才會進入一個市場，一旦成本己經沉淀，即使廠商只能彌補可變成本，它也仍然會留在市場中不會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