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資本范文10篇

摘要：新資本協議對我國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國商業銀行要在實施全面風險管理的基礎上，逐步推進新資本協議所倡導的內部評級法，構建風險管理的整體機制。樹立全面風險管理理念，營造風險管理的執行文化氛圍；實施以內部評級為主的風險計量方法，注重風險緩釋技術的應用；創建風險計量模型，構筑信息數據平臺；提高風險管理的制度化水平，增強風險預警能力；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構建風險管理市場機制；發揮監管當局作用，強化外部監督。

2003年5月，中國銀監會公布了最新翻譯的巴塞爾新資本協議概述（即BaselⅡ第三稿），新協議將在2006年底取代現行的1988年協議。但就中國目前以商業銀行為主體的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基礎和水平而言，還遠遠達不到新資本協議的要求，因此，中國銀監會明確表態，至少在十國集團2006年實施新資本協議的幾年后，中國仍將執行1988年的協議。這也說明，中國銀行業目前的風險管理水平與國際大銀行相比還有較大的差距，因此，提高我國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水平，是未來幾年銀行業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三大支柱”對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新要求

新資本協議總體框架共分三部分，即所謂的三大支柱：第一支柱為最低資本要求，第二支柱是監管當局對資本充足率的監督檢查，第三支柱為市場約束。與1988年協議相比，新資本協議吸收了近幾年國際大銀行先進的風險管理理念和風險管理技術，在風險定義、風險計量、強化監管和信息披露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實施全面風險管理，提高風險管理質量

新資本協議吸納了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概念的同時，將操作風險列入風險管理的范疇，提出了全面風險管理的理念，風險計量更為謹慎、周密，方法更趨科學，促使商業銀行風險管理覆蓋信貸決策和審批、貸款定價、信貸授權、風險敞口限額（包括地區、行業和客戶）、資本和資源配置等領域，能夠更好地控制風險，實現有質量、有內涵的發展。

西蒙對有限理性的開創性闡述，確認了人類理性的稀缺性，從而使理性作為一種稀缺性資源，有限理性是決策或管理勞動分工的理論依據。決策分工又可以進一步分為兩種形式，即外部分工和內部分工。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決策者各自擁有自己獨立的轄區，這種決策勞動分工是外部分工；而在一個決策者的轄區內，決策者的決策勞動還可以繼續分解，這種分解就是決策勞動的內部分工。很明顯，內部分工是一種層級制決策分工，它是形成企業層級制組織的必要前提。正是由于這種內部分工才能夠把稀缺程度不同的決策勞動能力，即理性資源有效地分配于不同的用途。

而且，從本質上說，目前正方興未艾的人力資本理論所關注的人力資源，某種意義上指的也正是這種稀缺性的理性資源，它最為直接的表現形式就是知識。而知識又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與專業化相對應的可以物化為勞動工具的知識；另一類是與協作相對應的可以物化為組織的知識。前者具有個體性，后者則是一種共享的知識。共享的知識不僅協調著個人的行為、個性和動機，成為知識增長的源泉，而且還通過減少個人決策中的不確定性來降低交易費用。在這里，作為共享性知識的組織同樣是一種資源，而且是人力資源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許只有從這個角度來審視，我們才有可能發現馬歇爾早在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中就把組織視為與土地、勞動力、資本并列的第四種生產要素的深刻寓意。

80年代中期以來，伴隨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發展以及全球化競爭的日益激烈，適應新的技術和市場發展需要的企業組織創新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新一輪企業組織創新浪潮與前幾次相比的一個明顯區別是，其目的不僅是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要培植企業基于知識的獲取和應用的核心能力（corecompetence），從而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對于各種新的組織創新樣式，傳統的以交易費用經濟學為主的理論分析框架，難以給出一致、合理的說明。而上述基于西蒙的分析，實際上給人們提示了一個研究組織創新的不同于交易費用經濟學的全新視角，即將企業組織視為一種資源而不單純是可與市場相互替代的資源配置方式。本文試圖從這個視角出發，汲取人力資本理論、企業理論、組織理論和創新理論的有益成份，構建一個以組織資本概念為核心的關于組織創新的研究框架。

1人力資本與組織資本

1.1人力資本

根據現代企業的契約理論，企業是“一系列契約的聯結”〔1〕。具體地說，契約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契約是關于企業的物質資本的；另一類契約則與企業的人力資本有關。因而，也可以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是由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構成的一個特殊契約”〔2〕。市場里的企業契約之所以特殊，就是因為在企業契約里包含了人力資本，正如科斯所指出的，“購買勞務——勞動的情形顯然比購買物品的情形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在購買物品時，主要項目能夠預先說明而其中細節則以后再決定”〔3〕。這樣，由于人力資本的特殊性，使得直接利用它時無法采用“事前全部說清楚”的一般市場契約的模式，因而必須借助激勵性的企業制度安排和組織設置來實現對人力資本的使用和調度。這也是企業契約區別于市場契約的關鍵所在。

摘要: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標志，資本主義在經歷了一系列的震蕩和危機之后，出現了新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不但不排除其本質上的腐朽，而且在更寬闊的背景上加深著這種腐朽。雖然它可能在腐爛狀態中保持一個比較長的時期，甚至取得快速發展，但終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滅。

關鍵詞:資本主義；新變化；本質；腐朽；垂死

還在我們上中學時，就耳熟能詳這樣一個論斷:資本主義是腐朽和垂死的，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資本主義的每個毛孔都充滿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在那時的概念里，資本主義就像是一個惡魔，已經接近生命的終點，沒有多少年的活頭了。

其實，不僅是革命導師對資本主義有過臨近生命的終點的預言，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者也有過類似的看法。然而，在《共產黨宣言》發表一百五十八年后的今天，資本主義不僅沒有滅亡，相反它卻頑強地活在世間。尤其是蘇東劇變后，資本主義似乎迎來了一個春風得意的時代。

為什么早在一百五十八年前，馬克思就敲響了資本主義的喪鐘，而今資本主義依然健在，甚至出現了資強社弱、資富社貧、資攻社守的政治表現呢?這種世界歷史現象的出現到底意味著什么?革命導師的著名論斷難道已經“過時”了?那么，與過去相比，資本主義究竟出現了那些新變化呢?今天該如何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

一、資本主義的新變化

何謂新資本主義

新資本主義有三個主角：跨國公司，參與者，與作為旁觀者、伙伴和人質的國家。這里主要講跨國公司、參與者這兩個角色，國家這一主角就自然明了了。（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跨國公司

我們注意到跨國公司的幾個要點：

（1）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它到世界各地尋求市場份額取得市場地位；它收購兼并企業。但是收購和兼并的目的不在于獲利和增加生產能力，而是為了增加在世界市場中的份額。

（2）跨國公司不是自然而然產品的社會化。80年代跨國公司主要是擴大生產領域，鋪開經營陣線。現在則是想搞專業化生產，發揮自己的核心能力和優勢，揚長避短。這就意味著風險也增大了。這樣一來，跨國公司就面臨一對矛盾的兩個誘惑：獲利的專業化和減少風險的多樣化。

一、前言

現代經濟是由大中小企業共同構筑的“共生”體系。將供應鏈支撐的生產經營領域的共生機制引入和擴展到中小企業融資及小額信貸運營，是一種全新視角。如果說大中小企業的分工合作體系以供應鏈為基礎，那么作為這一體系的“衍生產品”的信譽鏈和合約構成了融資鏈的戰略基礎。雖然分工細化導致的企業間的強聯系，使價值鏈上升到供應鏈而形成一種廣泛的共生機制，但其最主要特征仍在于外生性(易受市場環境的左右)；而高級共生模式在于以供應鏈以及信息共享機制為基礎的信譽鏈——供應鏈的本質應是一種信譽鏈，其核心與升華是以合約連接的信譽的共建與共享。由于信譽鏈的建立伴隨著企業信譽邊際水平的提高，因而存留于供應鏈的各企業的邊際信譽度將被提升到同一水平。一旦信譽鏈基本穩定，處于該鏈條的企業融資模式，會改以企業為單位的模式和以基于“供應鏈—信譽鏈”的共同項目為單位的模式，這標志著企業間的融資鏈——以信譽鏈和合約為基礎的共生融資模式的形成。這正是共生融資模式的實質。融資鏈本質上就是一種介于企業和市場的中間體制，減少了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

二、“供應鏈一信譽鏈一融資鏈”聯動中的社會資本效應

據上分析，為化解信貸配給難題和中小企業融資困境，必須以金融制度與非金融性制度的創新，深化與拓展小額信貸的研究和實踐，因而對于“供應鏈—信譽鏈—融資鏈”聯動中的社會資本效應的探析就水到渠成。

持續地對具有一定負債能力、但被正規金融組織拒之門外的人或企業授信的小額信貸，被認為是世界上最艱難的金融問題之一；作為最接近窮人的信貸，它又具有很強的社會道德魅力——一旦運作良好意味著大量人口脫貧。因而其研究與實踐對于“和諧中國”建設具有特別意義。然而，中國這方面的成就也是乏善可陳。其因在于，小額信貸的風險判斷(小額信貸組織對于“真扶貧”或“扶真貧”的只說不做直至退卻，往往是基于收入難以覆蓋成本的考量)，其實很大程度上不單單是一個經濟學問題，而更多是一個社會學問題。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就直白地表達了小額信貸的經濟學困境：借款人從抵押資產等財務指標考察上的資格欠缺，使信貸市場的信息不對稱異常嚴重，利率價格機制的失靈使逆向選擇不可避免。因而面對控制風險的本能方式——利率上調，即使借款人同意，貸款者由于更擔心道德風險仍不敢放貸。這樣，面對財務資料未達標、借款信用等級缺失和利率機制失靈的困局，經濟學的評價體系就變得混亂不堪。于是，人們轉求于社會學的考察。當一個經濟上的行為演化為一個社會學問題時，這種經濟行為的不經濟就不難想象：小額信貸的交易成本和運作成本均很高，對貸款的監測很難；筆數很多而業務瑣碎，人手不足而效率低下，等等。鑒于此，小額信貸的主旨由最初的扶貧向實現扶貧與可持續發展的“雙贏”目標(1997年全球第一次小額信貸高峰會議首次提出了雙贏目標)的轉變，就順理成章。于是就有了關于社會問題經濟化抑或經濟問題社會化的“相機抉擇”或兼得的訴求與實踐。慶幸的是，有這樣的成功范例——尤努斯和他的鄉村銀行(GB模式)以共享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的成就做了很好的詮釋。

尤努斯的孟加拉格萊珉銀行所創設的小組(著名的“五人小組”)聯保貸款制，通過窮人之間的“自由結社”形成的利益共同體，將一般商業信貸所固守的財產抵押擔保教條巧妙地取而代之。令人稱奇的是，格萊珉銀行以幫助639萬借款人中的58％成功脫貧并保持連續9年盈利記錄的驕人業績，成為兼顧公平與效率的標桿。這不能不歸功于其運用了社會資本的原理——作為黏合劑，社會資本成功實現了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對接。作為最初由經濟學的“資本”演變而來的概念，最早將社會資本引入社會學研究領域的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的定義——是實現或潛在的資源集合，這些資源與由相互默認或承認的關系所組成的網絡有關，而且這些關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通過科爾曼、普特南等的建設性貢獻，得以深化和完善。盡管界定至今尚未統一，但一般認為，社會資本是一個共同體中人與人、人與組織以及組織與組織之間長期交往形成的，嵌于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之中的，以態度、信任、習俗、慣例、規則、網絡、制度等多種形式存在的，被社會結存中的行動者(個人或組織)所獲得和利用，并為行動者在有目的的行動中提供便利的一種資源；并具有公共物品性、不可轉讓性、可轉換性、層次性、無形性以及分布的非均衡性等特征。社會網絡、互惠行為以及促進互惠行為的規范(顯性契約等)和信任(隱性契約等)是其基本要素。

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2001年初公布的巴塞爾新資本協議草案在經過一系列修訂之后即將在2005年實施。因為這份重要的風險管理文件對于全球金融體系會帶來重要影響，同時也會對現有的風險管理體系形成顯著的沖擊，因此引起全球金融業的廣泛關注。在這份新協議中，影響最為顯著的就是衡量信用風險的內部評級法(TheInternalRatings—BasedApproach,以下簡稱IRB方法)的推出。從理論角度把握IRB方法的演變及其形成，對于我們分析新資本協議的實施具有關鍵性的意義。

巴塞爾委員會在監管原則中引入IRB方法的演變

巴塞爾委員會此次提出在監管原則中引入IRB方法，是經過了相當長時間的醞釀和準備的。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國際大銀行發展出各種風險模型來衡量信貸風險,并且計算經濟/風險資本〈economiccapital〉。這些銀行意識到巴塞爾委員會1988年公布的舊版的巴塞爾資本協議并不能準確、敏感地體現真實的風險水平,因此,在衡量風險時更多地采用經濟資本,而不是監管機構所規定的資本。另外,隨著各種資產證券化產品(assetsecuritization)與衍生產品的出現與日益復雜,更加突顯1988年的資本協議不能準確衡量實際風險的問題,1988年的協議面臨重新修訂的必要。

委員會了解現行資本協議的不足,也致力研究改善的方法,其中一個里程碑是1996年的修訂,將市場風險包括到資本協議中,并允許銀行采用風險模型來衡量市場風險(VAR,valueatrisk)。當一些銀行運用風險模型來衡量與管理信貸風險之后,委員會面對重新考慮有關信貸風險資本的規定。委員會在1999年6月公布的《新資本充足比率框架》(“Anewcapitaladequacyframework”)文件中,首次提出三大支柱的概念,并在第一支柱的信用風險中提出IRB方法。在提出與不斷改善IRB方法的過程中,委員會做了大量的調查與研究工作,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研究了業界比較常見的兩大類信貸風險模型：Defaultmodeparadigm(簡稱DM)與Mark-to-marketparadigm(簡稱MTM)。雖然從2001年初公布的新協議中,尤其是IRB的支持文件中可以明顯看出這兩類信貸風險模型對IRB方法的影響,但是委員會在新協議中并不允許銀行完全采用信貸風險模型來衡量信貸風險及其相應的資本準備。1999年4月的信貸風險模型研究報告中得到的最主要結論是：信貸風險模型尚未到達與市場風險一樣的成熟階段,信貸風險模型受到數據有限與未能驗證模型的準確性這兩個主要問題的限制,因此委員會暫時不會考慮讓銀行使用風險模型來衡量信貸風險,或計算應提取的資本準備(在新協議中的IRB支持文件第七點中對此也有明確的說明)。但是委員會同時也意識到信貸風險模型將來會發展到成熟的階段,因此在新協議中不能完全忽視銀行在衡量信貸風險方面發展出的各種工具。

國際資本流動新趨勢

在經濟全球化加速過程中，國際資本流動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一是短期投機性資本活躍，資本流動的速度加快，流動周期縮短；二是高技術資本剩余增加，跨國公司資本向外擴張的要求增加；三是資本流入的技術用途（對傳統產業技術改造和對新興產業投資）增加，也就是技術資本投資擴張加快；四是在FDI（外商直接投資）流入中，并購資本流入份額增加，股權投資規模擴大，但在前期快速增長后會面臨短期調整；五是流入發達國家的資本有所減少，更多國際資本正在加快流向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俄羅斯、印度和越南等）和地區；六是從區域分布上看，國際資本流入亞洲地區的數量正在逐漸增加，主要是那些市場容量和潛在需求比較大的經濟體；七是在發達國家中，資本流入歐、日的速度正在加快，而流入美國的速度正在降低，美國經濟可能會因資本流入減少而放慢增長。這個變化趨勢還剛剛開始。

總體上，國際資本流動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愈益增大，這主要是受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從長期看，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國際資本流動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進一步提高。但在世界經濟特別是美國經濟出現了持續10年的高速增長后，國際資本流動正在進入一定程度的調整，投資商放出資本進行投資更為謹慎。在世界經濟的調整過程中，國際資本流動的總量增長可能會進入一個波動幅度不大的調整。但是，從國際資本流動的結構變化看，未來幾年國際資本有可能增加對發展中經濟和發展中地區流動，特別是向那些正在采取較大開放政策措施的國家和地區流動。因此從總體上看，今后國際資本流動對發展中經濟更為有利。

美國市場的魅力正在下降

在全球經濟調整過程中，美國資本市場正在逐漸失去它先前有過的魅力。去年前10個月的全球合并、收購交易總額比上年同期減少54%，12月份以來，全球并購資本流入進一步減少。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公司并購為2480億美元，下降45%，為1995年第二季度以來最低。2000年美國并購資本流入創歷史紀錄，達2170億美元，這滿足了美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資金需要。后來，美國并購資本流入減少。去年前三季度，美國并購資本流入減少到100億美元，目前并購資本流入下降現象更為明顯。安然垮臺，安達信危機，使不少想并購的公司的頭腦開始保持冷靜，在美國的并購行為趨于謹慎，最近的并購活動明顯減少。

不僅實體投資是這樣，而且投機性資本的流動也是這樣。根據瑞銀華寶的數據，美國股市在今年3月的第一周出現了7周中最大的資產凈流出，而歐洲大陸出現了一年中的最大的凈流入。到3月8日的兩周中，流入到亞洲股市的美資總額達到5.38億美元。從今年2月6日以來，日股升幅達28%。盡管我們對日股升幅期望并不是很高，但是，國際資本流入美國經濟體的份額下降，流向非美經濟體的份額提高，出現新的“景氣交叉”現象。

一、關于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如何定位

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這是國內外學術界的共識，但是這一新階段究竟應叫什么?怎樣概括這一新階段的特征，目前主要有四種觀點。

一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觀點。這是主流觀點。李琮等人是其代表。他們認為，對于戰后資本主義的新變化，特別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20世紀90年代的新的轉變時期，仍然屬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一個階段。

二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觀點。黃素庵、甄炳禧把20世紀90年代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新變化稱為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李景治、向文華等人也持此觀點。他們認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新科技革命的興起和國際經濟的一體化，資本加速向國際化發展，到90年代則呈現明顯的全球化傾向，國家壟斷與私人壟斷結合在一起向全球拓展，當代資本主義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階段。

三是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觀點。法國學者德羅奈持此觀點。他認為，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之后，資本主義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即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金融壟斷資本是資本對人類社會生產的最高統治，它把生產的社會化又向前推進了一步，使資本主義實現了歷史性進步。

四是社會資本主義的觀點。這是高放的觀點。他認為，當代資本主義從生產力到生產關系，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從社會結構到社會生活，從內部關系到國際關系，社會化的程度都越來越高，范圍都越來越廣，層次都越來越多，社會主義的因素在逐步增長，所以稱之為社會資本主義(即含有社會主義因素的資本主義)比之其他名稱更為恰當、更為準確。

內容摘要：在民主革命時期和建國初期，如何認識和對待中國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理論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對新民主主義國家制度下私人資本主義的歷史命運進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思想。本文分析了這一思想從提出到嬗變復雜的歷史命運，闡述了其理論淵源和實踐基礎，認為該思想對于研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具有啟示意義。

關鍵詞：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思想

“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思想的提出與歷史嬗變

“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是1945年5月31日在中共七大的結論中提出的一個概念。綜觀的一系列論述，所謂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不是泛指中國的一切資本主義經濟，它不包括官僚資本主義經濟，而是特指由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也不是泛指任何時期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特指新民主主義國家制度或政權下的資本主義經濟。

認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一個長時期內，應當允許資本主義經濟存在和發展，不能急于消滅資本主義。早在1939年12月，就指出，因為新民主主義革命肅清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資本主義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這是經濟落后的中國在民主革命勝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結果?！?940年1月，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的演說，指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并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并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后的緣故”。在七大《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進一步指出：“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范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會的向前發展”。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批評了“應當對私人資本限制得太大太死”，“簡直可以很快地消滅私人資本”的“左”傾機會主義觀點，再次強調在革命勝利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于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1950年6月還批評了那些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的主張，說“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情況的”。

認為，新民主主義政權下的資本主義并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由資本主義，它的發展必須受到限制，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又不能破壞國計民生。1940年1月，指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在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認為需要發展的是“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的資本主義，“至于操縱國民生計的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還科學地預見到“對于私人資本主義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資產階級在各種程度和各種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別是私人企業中的大企業主，即大資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1950年4月，在全國統戰會議工商組討論會的一份發言稿上批語，強調應當限制和排擠“那些不利于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即投機商業，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業，而不是正當的有利于國計民生的工商業”。關于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思想，對于中國由一個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不經過資本主義獨立發展階段而過渡到社會主義，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資本結構理論所研究的基本問題是企業資本結構與企業價值的關系。西方經濟學界圍繞這一基本問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許多不同的資本結構理論。按其形成的時間先后，可把這些理論分為早期資本結構理論和現代資本結構理論以及70年代以后的新資本結構理論。早期資本結構理論主要有凈收益理論、凈營業收入理論、傳統（折衷）理論三種，現代資本機構理論有MM理論和權衡理論。20世紀70年代以后出現了很多新的資本結構理論，本文主要對新資本結構理論加以綜述。

1新資本結構理論

1.1成本理論

1976年詹森（Jensen）和麥克林（Meckling）將理論引入資本結構理論的研究中。由于企業中關系的存在，必然產生股東與企業經營者、股東與債權人之間的利益沖突，為解決這些沖突而產生的成本為成本，包括股權的成本和債權的成本。隨著債務比例的增加，股東的成本將減少，債務的成本將增加，因此，最優的資本結構就是使總成本最小。

1.2信號揭示理論

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資本結構理論研究獲得了新的發展。其顯著特征是認識到了“不對稱信息”在資本結構決定中的主導作用，在研究中大量引入經濟學中最新的分析方法，一反以往資本結構理論只注重稅收、破產等“外部因素”對企業最優資本結構的影響，試圖通過信息不對稱理論中的“信號”、“動機”和“激勵”等概念，從企業“內部因素”來展開對資本結構問題的分析，把資本結構的權衡難題轉化為制度設計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