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范文10篇

以同志為代表的第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領導了中國近現代的兩次經濟轉型，并為第三次經濟轉型創造了寶貴經驗、制度基礎、物質條件和理論準備。①經濟思想是中國建立計劃經濟體制的指導思想，是分析中國經濟改革發展不可或缺的部分。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拓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新境界，不能忽視經濟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經濟思想，既一脈相承，又有所創新。研究青年(1893年12月至1921年7月)的政治經濟思想，②有助于拓展經濟思想的研究范圍，全面理解經濟思想，宏觀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一、青年政治經濟思想研究

遞變的三個維度青年時期的交際、閱讀與實踐三個維度，是中國近代各種社會思潮作用于青年政治經濟思想的體現，解釋了其青年時期政治經濟思想遞變的客觀原因。(一)交際維度青年在與生活上的朋友、學業上的摯友、事業上的戰友交往中，實現了思想的遞變。其中，“海歸”師友楊昌濟、同學蕭子升、蔡和森對青年的思想遞變起了決定性作用?！昂嫒瞬湃骸迸囵B了他的本土化傾向，而“北大學者群”開闊了他的近代化視野。1918年與1919年兩次進京，除與黎錦熙、楊昌濟等故人交往外，還結識了胡適、、陳獨秀、蔡元培、魯迅等知名學者，認識了羅章龍、劉仁靜、、陳公博等青年翹楚。［1］相互交鋒的思想論戰及形形色色的人物，將西方近代思想與中國當時最先進的觀念傳輸給青年，解放了這個“講南方土話”人的思想。(二)閱讀維度青年在東山小學閱讀了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和《列強瓜分之危險》。1912年，閱讀了嚴復翻譯的《原富》，這本譯著將西方近代經濟思想中的自由競爭觀念帶給了他。1913年在湖南第一師范學習修身課時，記錄了“耗財損息之事，莫如營屋置衣履，故母金不可不中也。日人重毋金，篋無余帛，囷無宿糧”等來自西方經濟思想的觀點。［2］(P4)閱讀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時，從倫理學的角度分析了人性中的利己利他。［3］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代表作中，他閱讀了《管子》。由其閱讀內容，能夠看出青年的經濟思想既受市場自由思想的影響，也有國家管制思想的滲透。1919年7月在健學會成立時，提出“國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財產應私有應公有”等問題，在《健學會會則》中第一次體現了對經濟思想的重視，主張“經濟學”“有必要分□一門研究”。［4］1919年10月在問題研究會的討論中，第一次系統地羅列了中國問題，其中細分了中國經濟問題;［5］在“經濟問題”中，又細分了五個金融方面的問題。③而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對他的影響，可以直接從文化書社的書目中看出，他將《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社會主義史》《科學的社會主義》《中國人口論》《近世經濟思想史論》等五本經濟學著作列為“書之重要者”。［6］(三)實踐維度1893年出生于農民家庭，1907年－1909年輟學在家參加農業勞動。1912年，國家處于經濟戰爭中，當時最需要的人才是能夠建設國家經濟的經濟學家，最好是商業專家，因此報考了省公立高級商業學校，后因純英文授課而輟學。1917年，利用暑假與蕭子升進行社會考察，沿途靠給人家送對聯、寫家信維持生計。1918年，管理學校學友會的活動經費、到京籌集赴法費用。1920年3月，在上海發起工讀互助團，解除種種經濟上意志上的束縛。1921年1月，請彭璜備辦新民學會通信集印刷費，8月通過船山學社津貼、公私捐助成立湖南自修大學，［2］(P1－23)并把經濟學納入自修大學的課程，“法科里面的科目為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等”。［7］最具經濟意義的社會實踐，是1920年組織社會企業———文化書社。該書社以傳播先進思想為宗旨，不以營利為根本目的，書社股本以公有形式屬于全體投資者，不返還股本不分紅。青年以最大股東的身份成為企業創始人，聘請易容禮出任經理。馬日事變后，遭國民黨當局查封。［8］

二、青年政治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

中國近代經濟轉型是青年政治經濟思想遞變的外在動力，而遞變的發生則是他尋找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科學道路的思想成果。(一)中國傳統經濟思想。青年對中國傳統經濟思想有著強烈的認同感，認可“惟圣人不喜軀殼之樂利(即世俗之樂利)而喜精神之樂利”［2］(P4)的利益觀;沿襲“四民分業定居論”與“孟子分工觀”的傳統經濟思想，提出“多余之農工商業，終日經常忙碌，非為君子設也，為小人設也”的分工觀;在“家薄必不能住”的短缺環境下，恪守黜奢崇儉的經濟教條，“擬學顏子之簞瓢，與范公之畫粥爨”，只求達到“翼可勉強支持也”的生活標準;［9］當判斷出“中國二十年內無望民治之總建設”時，幻想通過小國寡民的原始經濟形態來實現社會轉型，認為“最好保境自治，劃湖南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處如一百年前北美諸州中之一州”，“并非部落主義，又非割據主義”。［10］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主流地位的時代，設想照搬中國傳統經濟思想，能帶給中國自給自足的經濟基礎，這說明他最初并未找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方向與科學道路，這是由當時中國自然經濟力量及其經濟思想的主體地位決定的。(二)西方近代經濟思想。西方近代經濟思想東漸，中國知識分子嘗試運用西方經濟理論為解決中國經濟問題尋求答案。［11］在尋求民族復興的道路上，青年在接觸西方近代思想時，豐富了自己的經濟思想。1．以物價作為分析市場的切入點他在考察經濟問題時，以物價變化為切入點，敏銳地捕捉到“日本米價頂貴的時候，每石超四十元”，［12］“言及生活代價奇昂，(記者按，近有從巴黎回者，舉一物貴實例，一個舊牙刷，價二佛朗。一雙皮鞋，價六十佛郎。)謂非洲各口岸，堆積麥糧千百噸，任其腐朽。各埠存貨如山，輪船火車寧閑置不運載”等國際經濟信息。［13］簡單的價格分析，僅能揭示市場秩序混亂的直接根源，無法揭露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但是，通過價格分析的基本方法，客觀描述了轉型期的經濟狀況，為深入分析準備了材料。2．股份合資與工廠性質在地方軍閥的配合下，外資公司一旦控制中國的礦產資源，便會威脅中國的經濟安全與經濟主權。清晰地預料到礦業所有權“一旦斷送外人之手，不惟湘省人民永無救濟之望，即湖南財政亦永無整理之資”。［14］站在捍衛經濟安全與經濟主權的立場上，發起驅張運動，要求遵守“凡本國人與外國人合資辦理之礦業，其資金必須均等，以護主權”的礦業條例。［14］他不是盲目地排斥外來資本要素，而是主張在維護經濟安全與經濟主權的前提下，中國資本應平等地與外資共同開發中國經濟資源。而對工廠性質的理解，他認識到“一個工廠的政治組織(工廠生產分配管理等)，與一個國的政治組織，與世界的政治組織，只有大小的不同，沒有性質的不同”，因而判斷無政府主義是無法證實的，因而得出工團主義認為“國的政治組織與工廠的政治組織異性”的思想是“愚陋不明”的結論。［15］在社會化大生產的趨勢下，國家政治組織與工廠的生產和分配管理，都是權威式層級計劃管理，配置資源以行政命令為導向，不以市場價格為依據。工廠(或稱為企業)與市場的邊界，劃定于二者邊際量相等處，此時交易成本最低。當一個企業無限制地擴大到包括一個社會的全部行業時，便進入了計劃經濟模式，價格的作用完全由政府指令代替。3．反對資本壟斷與軍閥管制中國近代經濟轉型中，阻礙實現中國夢的是外來資本、軍閥政府與封建地主。青年很早便認識到這三者的特權勢力是抑制中國近代經濟要素流動根源，是造成人民生活貧困的直接原因。資本壟斷是“幾個人享福，千萬人要哭。實業愈發達，要哭的人愈多”，因此他認為要解放人類，“只有不許實業專制，破除私人壟斷”。［16］非自然壟斷行業中，壟斷資本家通過將價格提高到邊際成本以上，掠奪消費者剩余，或通過依靠軍閥政府特權，設置行業準入壁壘，抑制自由競爭。尋求短期租金最大化的地方軍閥勾結外來資本勢力，隨意管制市場，任意扭曲產業結構。地方軍閥為了增加財源，開放鴉片生產，“自張督到湘，湘省煙禁大開”，“勸民種煙，召各縣團總發子令種”，［17］地方軍閥強制生產鴉片，改變農業生產結構，誘導人民進行成癮性消費，造成巨大的負外部性，通過苛捐雜稅掠奪人民財富，“加米捐，加鹽稅，加紙捐，加田稅，人民之膏腴全干”。［18］他接受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后，深刻地理解了“厘金和關稅是商人的兩個生死關”，“假使把外貨的關稅特別加增，或竟廢掉協定關稅由中國自己定出保護關稅來，把中國商人身上的鐐銬撤去，一轉瞬間國內工商業加速度發展起來，外貨在中國就立刻沒有立足之地”。［19］中國近代經濟轉型的推進，要破除三大既得利益集團對市場的壟斷管制，創造寬松市場環境。4．首次經濟斗爭是保護國有資產青年深刻地意識到國有資產流失帶來的經濟惡果，發動了首次經濟斗爭，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軍閥政府變賣國有資產，是毫無節制地用國有資產向帝國主義購買軍備，完全不顧喪失經濟主權帶來的災難性后果，只圖短期內維護特權地位。“賣公地，賣湖田，賣礦山，賣紗廠，公家之財產已罄”，［18］公共資源變賣給外資，人民群眾便失去賴以生存的廉價生產生活資料?！拌F道賣盡，礦山賣盡，森林賣盡，商埠賣盡，乞得日本父的槍械、餉款、訓練教官”，［20］外資直接控制著中國的交通運輸業、礦業、林業等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導致“洎乎今日，富者貧，貧者死”［18］的分配效應，社會貧困日益集中到人民群眾一方，社會財富日益集中到外資及軍閥政府一方，懸殊的貧富差距潛伏著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機誘因，并惡化了中國近代經濟轉型中的社會矛盾。在充分認識國有資產流失的基礎上，青年提出建設湖南應該將生產資料經營權賦予人民，由人民創辦銀行、紡紗廠，明確主張“自營食，自營衣，自營住，斥其羨余之茶米礦，換得大洋及生活必須品”，［10］這是一種以商品經濟為輔的自然經濟思想，不是中國近代經濟轉型的正確方向。實現民族復興，必須完成推翻外來資本與軍閥政府的歷史任務，無法完成這個歷史任務的西方近代經濟思想，便淡出青年的經濟思想;能夠完成這個歷史任務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思想，便進入青年視野。(三)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思想傳入中國后，幫助中國知識分子找到了實現民族復興的具體方式與轉型方向。青年的政治經濟思想離異于西方近代經濟思想，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思想為落腳點，結束了青年時期的遞變過程。1．政治經濟思想中的“計劃”在思索如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時，首次表現出對計劃思想的認同，“共同的準備，共同的破壞和共同的建設，要這樣才有具體的效果可睹?！藨稹钦兄率〉模亲顩]效果的”，“是‘用力多而成功少’，是‘最不經濟’”。［21］“浪戰”是指資源分散利用，無法達到顯著效果，特別是在完成歷史任務方面;而“共同的”，就是有計劃的集體行動，能克服分散運用資源的弊端，取得明顯的效果。所以，“不是隨便無意的放任的去準備，實在要有意的有組織的去準備，如此才算經濟，才能于較短的時間(人生百年)發生較大的變化”，只有這樣才能“在很經濟的可能的范圍內成立為他日所必要的基礎事業”。［22］這種觀點，只是帶有濃重的計劃思想色彩，且難以考證其政治經濟思想中的計劃思想是否直接受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思想的影響，但是由“共同的破壞”和“共同的建設”可以看出，他開始認同計劃手段。在接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思想前，青年客觀地評價過這種思想的發展前景，他清楚“一枝新文化小花，發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幾年來風馳雨驟，成長得好，與成長得不好，還依然在未知之數”。［23］十月革命已經勝利三年了，依舊觀察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思想在俄國的生命力，思考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思想在中國運用的可能性，他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思想，并確信，“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但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24］2．首次在政治經濟問題上運用階級分析法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思想的指導下，深入分析了中國近代經濟轉型期內各階層的政治經濟地位及政治經濟思想，深切體會到中國近代經濟轉型的力量源泉是被壓迫的人民群眾。在私有制社會，“那些有知識的貴族和資本家，想出什么‘資本集中’的種種法子，金錢就漸漸流入田主和工廠老板的手中。他們既將土地和機器，房屋，收歸他們自己，叫做什么‘不動的財產’，又將叫做‘動的財產’的金錢，收入他們的府庫(銀行)。于是替他們作工的千萬平民，反只有一佛郎一辨士的零星給與”。［25］青年首次認清了私有的經濟資源在自由市場上的運動規律，認清了資本的本質是人與人之間的剝削關系，認清了人民群眾生活貧困的經濟根源，意識到只有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重新分配生產要素所有權，破除市場上既得利益者的經濟特權地位，才能實現公平競爭與共同富裕，才能使人民群眾共享中國近代經濟轉型創造的成果。

三、青年政治經濟思想的歷史意義與時代啟示

一、國際經濟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

自1979年誕生新貿易理論以來，國際貿易理論經歷了新經濟地理、貿易與新增長理論、內生貿易政策理論、新新貿易理論等多次理論創新，這些理論解釋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無法解釋或是解釋不全面的內容，并對傳統貿易理論加以修改與完善，在一定呈上也影響了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國際經濟學中的國際貿易理論主要是分析發展中的收益是如何產生的、以及它的分配法則，同時研究相關政策條例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對這些利益有哪些影響，重點闡述了微觀經濟基礎在社會經濟中的競爭性，分析了其競爭性。國際政治經濟學誕生在上個世紀60年代，主要探討了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之間的交叉影響，并提倡在學術經濟上可以進行跨學科的理論研究。國際經濟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在研究內容、方法論和學術平臺這三大領域的研究上有非常大的差別，其中方法論上的差別是最為明顯和最關鍵的。IPE是是一種國際職位評估系統，是國際關系學科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格外重要的分支，同時，在當代國際關系體系中，隨著國際政治經濟學地位的提高而顯得更加重要。利用IPE研究體系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的特點，可以將國際經濟學研究中牽涉的經濟和政治內容全部納入其中，針對所得信息進行具體的討論。我國的經濟學者對這一體系已經完全認可，同時對于IPE的跨學科研究特性也比較認同。就是國際經濟學(IE)、國際關系(IR)和國際政治經濟學(IPE)的關系。國際經濟學和國際政治經濟學之間的相處模式相對融洽，沒有排斥現象，那么，國際經濟學和國際關系中重疊的內容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了IPE體系的研究對象。這一點對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題材和研究理論。

二、新貿易理論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成果

國際經濟學中的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學術理論上有很多重疊的部分，但二者在具體理論的鉆研方法上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在研究對象上也不盡相同。但是，拋開這兩點，二者在跨國域交易的經濟行為中對于利益分配的研究有著共同點，同為研究的基礎力量，同時，二者也共同致力于全球化的研究，并且也在復雜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20世紀70年代，產業組織理論有了理論上的大突破，使國際貿易理論有了更全面的解析。一是博弈論在經濟學的探討中發揮著越來越廣泛的作用，二是目前競爭市場的整體格局發生了大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向前發展了一步，從而促進了新貿易理論的誕生。其誕生之后推出的各種新理論都對以往的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之間的矛盾內容重新思考、分析，對國際政治經濟學上的意見分歧也提供了大量新的研究依據，使其研究體系更加完整、準確。

三、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理論

新貿易理論提出的理論意見是市場不完全存在競爭，但是企業的生產卻可以有經濟利益。新貿易理論的分析工具我們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建立在壟斷競爭市場結構上的迪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分析手法，一種是建立在寡頭市場結構上的博弈論分析手法。但更多時候，前者的影響更大，影響范圍更加廣泛，也有大量的理論體系在其的發展上被建立起來。但是由于后者推出了我們熟知的戰略貿易政策，所以其在貿易理論界之外的領域中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為相關人員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依據。在國際貿易理論體系研究中，戰略貿易政策指的是在一個實際的或是潛在的國際寡頭市場上，能夠對企業戰略起到影響作用的貿易政策，簡言之，“戰略”就是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各種競爭狀態。在這個探討體系中，國家政府重點針對國家整體收益情況進行分析與總結。

當前，低碳經濟已經成為一種“時尚”，人們對低碳經濟的認識更是見仁見智。鑒于低碳經濟理念產生和發展的大背景是氣候變化問題的日益政治化和全球化，以至于大到政府間組織（如聯合國）、主權國家或區域組織，小到個體經營者或環境公民，都是氣候變暖這一環境問題的主要政治力量代表、參與主體和受益主體，者結合氣候變化國際談判的體會和全球環境政策動態觀察，嘗試利用環境國際政治經濟分析方法，分析不同視角中低碳經濟的內涵和外延。本文中，環境國際政治經濟分析是指，以某一環境問題為對象，分析該環境問題中凝聚或反映出的國際利益相關者的政治經濟意愿、政治經濟行為和相應的政治經濟績效。

1低碳經濟與全球環境政治新秩序

低碳經濟的理念緣起于發達國家，發展于發達國家，也輸出于發達國家。發達國家率先提出低碳經濟以及低碳社會、低碳發展路徑等概念，并強勢將其輸出給發展中國家，其背后隱含著重大的政治圖謀，即否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氣候變化公約》（以下簡稱《公約》）中關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中“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主導氣候博弈，并引領全球環境政治新秩序。

低碳經濟概念2003年源于英國，其后這一概念在英國、日本、美國、德國等主要發達國家大行其道。到目前為止，很多發達國家通過國內氣候法案或能源法案，大力倡導發展低碳經濟、創建低碳社會、邁向低碳發展路徑等。但目的并非是在履行公約責任和義務，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而是以發展低碳經濟應對氣候變化為借口，建立有利于自己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環境政治經濟新秩序。同時，轉嫁溫室效應的歷史責任，以創新的理念展示“負責任的”國際形象，搶占道義的制高點。這一點，美國政府的實際行動最具代表性。第一，在克林頓時期，美國加入了《京都議定書》（以下簡第一作者簡介：朱留財，男，環境保護部環境保護對外合作中心高級工程師，環境經濟學博士，中國氣候談判代表團技術支持專家，“新世稱《議定書》），但是在2001年小布什政府入主白宮不久，則宣布退出《議定書》。其背后不僅有國內政治原因，更有國際政治原因。第二，2009年6月，美國眾議院通過了《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其中包括了飽受爭議的“碳關稅”條款。正式向世界發出了環境政治經濟秩序信號（“碳”是環境問題，“關”是國際政治問題，“稅”是經濟問題，“碳關稅”則是環境政治經濟問題）。第三，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上，美國政府在談判進入最后時刻堅持到2020年在2005年溫室氣體排放水平基礎上減少17%的“減排”目標。在“可比性”原則下，這一目標僅比《議定書》締約方中的發達國家1990年水平減排不足4%。所以，與其說是中期“減排”目標，不如說是其長期“增排”目標。第四，在履行《公約》國際法項下供資義務上，政府代表在哥本哈根大會即將結束、無望達成有約束力條約、供資來源未名的情況下，仍為供資方案提出苛刻條件：其一、哥本哈根大會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協議（astrongaccord）；其二、主要經濟體（majoreconomy）必須參與其中；其三、發展中國家自主減緩行動必須具有一定的國際透明度（transparency）。

全球環境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核心要素就是對包括低碳經濟、低碳社會、低碳發展路徑等在內的環境話語權。事實表明，發達國家對低碳價值觀的“傳銷”可以說是比較成功的。以《哥本哈根協議》（以下簡稱《協議》）為例，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本應具有的大幅度量化減排指標、顯著增加對發展中國家履約提供公共資金以及在技術轉讓、能力建設等方面的支持，《協議》并沒有清晰鎖定。相反，發展中國家自愿減排行動的“透明度”卻被當作一種潛在的“義務”突破性地寫入《協議》。換言之，“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幾乎變成“區別但共同有的責任”原則。

全球環境新秩序的政治績效之一就是在氣候變化談判進程中，發達國家以低碳經濟、低碳發展路徑等理念為“抓手”，分化和瓦解發展中國家陣營。事實上，在從2008年到2010年的“巴厘進程”談判中，發達國家已經千方百計在發展中國家集團內部制造“噪音”，促使發展中大國和“先進的發展中國家”承擔發達國家一樣的責任和義務。

當奧運會剛剛在世界起步時，奧林匹克運動會只是純粹的體育盛會，從而拒絕商業的介入，職業運動員很長的時間也被排除在奧運會之外。1976年蒙特利爾舉辦奧運會，蒙特利爾曾5次申辦奧運會，當申辦成功后，該市即積極進行準備，耗費了巨額資金，利用了許多現代化科技成果，在城區北部開辟了奧運會中心，新建了大型體育場、游泳池、自行車場、奧運會村等。然而這一切付出了昂貴的代價。由于經濟蕭條，物價暴漲，建筑工人長期罷工，加上管理不善，在興建奧運會中心時，經費多次追加，工程一再延期。往后的幾屆奧林匹克運動會都因為顧拜旦的初衷，他想把把奧運會純粹為體育，排除一切雜質，然而這一想法卻太過于理想化，造成主辦城市的極大經濟負擔。直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彼得•尤伯羅斯上任成為洛杉磯奧組委主席，向可口可樂等公司籌款這才初次開始了奧運會商業投資，改變了奧運會賠錢的歷史，并且創造2.25億美元的盈利，奧運會被從懸崖邊緣拉了回來，進而成為一棵各國競相追逐的“搖錢樹”。

中國的經濟會隨著奧運會而有一個較大的發展。首先是大量贊助商的資金流入，尤其一些外資企業，可以借助奧運會這一平臺進入中國市場，這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是很有幫助的。其次，奧運會舉辦期間，大量國內外觀眾涌入北京，極大的刺激了消費需求。就業問題也可以藉由奧運會這一契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隨著奧運會的到來，各種服務性部門的工作量也大為增加。以往奧運會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舉辦國尤其是主辦城市的就業壓力。據專家估算，北京奧運會將會帶來200萬個就業機會。此外，舉辦奧運會加快了承辦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非貨物貿易行業成為了新的經濟增長點。2008奧運行動規劃明確提出了要加速北京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特別是鼓勵非貨物貿易行業的發展。舉辦奧運會導致國際間大量的人員流動、技術傳播和資金轉移，這與服務業中的建筑、運輸、旅游、金融保險、通訊廣播等產業領域將產生密切的聯系，帶動相關技術和產品的升級換代。最后，奧運會成功的舉辦將樹立起我國對外的良好形象，隨之而來的是進出口貿易擴大，經濟、技術交流加速發展，國際信用評價部門對我國的信用評價指數也相應提高?？梢哉f，奧運會的舉辦對我國的經濟有極大的刺激作用。

然而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奧運會商業化的負面影響。在奧運百年慶典上，美國人將奧運會的商業化推向了極致，但商人們的每一項投資都以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為主要目的。出資456億美元買下本屆奧運會電視獨家轉播權的美國全美廣播公司在奧運會賽程安排上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亞特蘭大奧運會的馬拉松線路由于該公司的轉播需要(通過名勝古跡多的區域)而改成了坡度極陡、有無數上下坡的路線，被稱之為“歷史上最惡劣的馬拉松線路’，使運動員的身體消耗達到了極點。這一切都是為了更多地收取巨額廣告費(每30秒鐘廣告收費50萬美元)。在運動員的利益和金錢效應上，商家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后者。當贊助商們向奧運會提供了巨大的資助之后，就儼然成了奧運會的“無冕之王”。人們不僅要問:這屆奧運會到底是為誰辦的?奧運會的主角到底是運動員還是商人?當商業利益作為首要考慮的因素時，體育的利益就會成為犧牲的對象，當商業的砧碼在奧林匹克運動的天平上超重時，就會嚴重干擾體育運動的正常狀態，并與奧林匹克理想發生劇烈沖突，給奧林匹克運動帶來巨大的威脅。難怪當年雅典申辦1996年奧運失敗后，發出了“可口可樂擊敗奧運精神”的哀嘆。過度的商業化，勢必會造成奧運會的變質，這是顧拜旦所擔心的，這也是我們應該極力避免的。那么如何做呢？奧運與商業的平衡如何掌握，我想我是無法很透徹的分析的，還有待經濟專家的進一步研究。

北京奧運會通過巨額的直接投資將對經濟起到拉動作用，而且在奧運會結束之后，北京也不可避免地會經歷“經濟低谷效應”。因此我們要做好長遠的規劃，借鑒以往舉辦國的成功經驗，保證北京地區乃至我國的經濟相對平穩地增長，預防“低谷效應”的產生。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40余年來,伴隨著我國從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實踐過程的不斷推進,經濟轉軌理論研究也不斷推進,形成了風格各異、內容不同的多種轉軌經濟學范式。由于不同流派的經濟學家對于市場經濟的結構和機理、經濟轉型的性質和規律、政府的作用、國有企業地位和宏觀政策的目標等一系列問題的認識存在很大差別,由此形成了轉型經濟學的不同范式[1]。從其基本內容與主要影響來看,我國轉軌經濟研究主要有五種經濟學范式:一是新制度經濟學的“轉軌成本-轉軌收益”范式。新制度經濟學轉軌研究主要是在大的制度環境即基本制度結構為既定前提下著力研究的是具體制度(行為規則)變革問題,提供一個關于轉軌經濟研究的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框架。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經濟轉軌的主要原因在于新體制給人們所能帶來的預期收益明顯高于舊體制的實際收益,轉軌路徑選擇的標準就是轉軌過程的效益最大化[2]。二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化經濟改革-資本主義憲政轉軌”范式。以“華盛頓共識”為標本的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轉軌必須把產權從政府手中轉移到私人手中,實現產權的私有化,同時資源配置方式由政府中央計劃轉向自由市場配置。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一方面主張實行大規模的制度轉軌,轉軌是后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與全球資本主義制度趨同的過程;另一方面主張以激進方式實現產權的私有化和資源配置的市場化,認為這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制度變遷的成本。三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市場經濟體制”范式。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質是要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基礎上完成經濟運行機制中用市場機制對原有的計劃機制的置換任務。中國經濟轉軌的路徑應當是:在保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不變的基本前提下進行資源配置方式的改革[3]。四是基于馬克思經濟學的“市場化生產方式-市場型社會主義制度”范式。有的學者認為,根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社會主義經濟轉軌的根本原因在于傳統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社會結構的內在矛盾運動。社會主義經濟轉軌是從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到上層建筑全面的社會變革,社會主義經濟轉軌的基本路徑是全面推進市場化制度創新,基本方向是全面構造市場化生產方式為基礎、民主法治為核心的現代社會主義模式[4]。五是整體的政治經濟學范式,該范式試圖建立一個以馬克思主義整體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為基礎的過渡經濟學理論框架,這一框架有兩個基本特點:①對目前國內外流行的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為基礎、以新古典范式為核心的個人主義分析方法提出了批評,強調從主觀與客觀、歷史與現實、個人與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的統一中去深入剖析中國漸進式改革的內在邏輯。②否定了目前國內外流行的把漸進與激進的差別僅僅歸結為改革的速度和方式的流行觀點,而把中國漸進式改革定義為工業化與社會主義憲法制度雙重約束下的市場化,把工業化、市場化與社會主義憲法制度三者的關系當作支配中國漸進式改革內在邏輯和歷史進程的“普照之光”[1]。從總體上看,一方面,已有各種轉軌經濟學研究范式都有一定的科學性,對經濟轉軌都有一定的解釋力;另一方面,已有各種轉軌經濟學研究范式也各有其局限性。在發展與完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形勢下,應當認真總結轉軌經驗、科學揭示轉軌客觀規律,繼續推進經濟轉軌的理論研究,努力探索新的轉軌研究范式,以更科學地解釋轉軌現實、更有效地指導轉軌實踐。目前方興未艾的西方新政治經濟學轉軌理論,從經濟與政治互相聯系與互相作用的整合研究來分析社會主義經濟轉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轉軌研究視角,對社會主義經濟轉軌具有較強的解釋力,業已成為經濟轉軌研究的一種重要理論范式。

二、新政治經濟學經濟轉軌研究的主要特色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社會科學的發展出現整體化趨勢,西方經濟學界重新使用“政治經濟學”概念,促使政治經濟學的復興,出現了把經濟與政治進行整合研究的“新政治經濟學”,相對于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傳統,這是一種繼承與創新的關系。新政治經濟學試圖把理性選擇分析和制度分析、歷史分析結合起來,把政策評價、規范描述和實證分析融入同一個理論體系,這使得新政治經濟學具有與西方主流經濟學明顯不同的特征,從其研究取向來看,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取向是進行經濟與政治的整合研究。西方主流經濟學和政治學已經不能適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單純的經濟學和單純的政治學無法說明和解釋市場經濟社會普遍存在的政治與經濟、國家與市場、社會與個人的矛盾。研究經濟問題需要考慮政治因素,分析政治問題需要使用經濟學的方法,因為政治和經濟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研究經濟問題無法脫離政治或制度因素,政治過程也無時無刻不受經濟因素的影響。從其實質來看,新政治經濟學是對決策的政治本質如何影響經濟制度與經濟政策選擇,從而最終影響經濟結果的研究。從一般意義上而言,政治對經濟的影響表現為兩個層面:從較高的層面來看,社會成員通過政治活動或公共選擇確立一個社會的基本制度結構,這一基本制度結構構成了社會成員經濟活動的制度環境。從較具體的層面來看,在一定的制度環境中社會成員通過政治活動或公共選擇形成具體的經濟政策,以國家政府的名義對社會成員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新政治經濟學不僅研究基本制度的形成與演變及其對經濟活動的影響,而且著重研究具體制度(各種規則)對經濟政策與經濟活動的影響,這樣,就突破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限制,大大擴展了對經濟活動的研究范圍。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國內外一些學者開始從新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研究社會主義經濟轉軌問題。新政治經濟學不是從一般意義上研究經濟改革和轉軌,而是著重研究在決定轉向市場經濟的最優路徑時政治因素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及其重要影響,因此,新政治經濟學的轉軌研究的最大特色在于把經濟體制轉軌與政治制度變革結合起來,對經濟轉軌進行“經濟-政治”的整合研究,對經濟轉軌所必然引起的經濟變化與政治變化進行綜合分析,研究的重心在于探討政治約束如何影響轉軌決策、轉軌性質、轉軌過程與轉軌結果。2000年,阿倫•德雷澤(AllanDrazen)把新政治經濟學定義為對決策的政治本質如何影響政策選擇,從而最終影響經濟結果的研究,其核心建立在這樣一個事實基礎上:現實世界的經濟政策,不是由蟄居在教科書中的社會計劃者———他不受利益沖突的影響,而只在那里計算最優政策———所選定的。經濟政策是平衡利益沖突,從而產生集體選擇的決策過程的結果,基于這樣的認識,阿倫•德雷澤從新政治經濟學的視角,運用現代經濟分析的概念和技術工具,系統分析了隱藏在大規模經濟改革和轉軌問題背后的政治問題,解釋了經濟改革和轉軌的政治維度,闡明了改革和轉軌的共性和差異,論證了改革和轉軌的經濟與政治約束,尤其是政治約束對改革和轉軌戰略選擇的顯著影響,從而建立了“改革和轉軌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新政治經濟學經濟轉軌研究的主要特色在于:在轉軌理論方面,它強調政治因素與制度因素在經濟轉軌中的重要地位,闡明利益關系、權利結構與政治約束對于經濟轉軌的重要作用,提示我們必須重視約束改革和轉軌的政治因素與制度因素的研究;在轉軌實踐方面,它強調應當充分考慮政治因素與制度結構對改革戰略和轉軌路徑的選擇所產生的重要影響。

三、新政治經濟學對中國經濟轉軌的理論分析

新政治經濟學的轉軌研究主要是利用公共選擇理論提供的分析工具,將改革與轉軌過程中的利益沖突和與之相聯系的權利調整與制度變遷作為分析重點,對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的社會制度變遷作出系統而深刻的理論解釋。具體來說,新政治經濟學對經濟轉軌的理論解釋包括三個主要內容:(一)利益沖突———經濟轉軌的動因與過程。新古典經濟學等轉軌研究范式屬于資源配置方式轉換理論,它們認為,制度變遷只是用一個效率較高的制度安排替代效率較低的制度安排,只要實現簡單的“替代”或“轉換”而能夠帶來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就夠了,因此,它們沒有分析改革與轉軌中的利益關系問題,它們或者認為在改革與轉軌中人們的利益是一致的,經濟改革與轉軌可以實現“帕累托改進”,或者認為人們福利增進的利益問題會隨著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自動解決,這就是經濟轉軌研究中的“利益分配無關論”。與此不同,新政治經濟學的轉軌研究則十分重視經濟改革與轉軌中的利益問題,它不僅充分肯定了在改革與轉軌中人們利益沖突的必然性,而且充分肯定人們的利益關系在改革與轉軌中的重要作用。對利益關系問題的高度關注既是新政治經濟學轉軌理論區別于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同時又是我們應當引進和借鑒新政治經濟學轉軌理論的重要緣由①。新政治經濟學轉軌研究的基本前提就是承認與肯定在轉軌過程中必然存在著人們的利益沖突,經濟轉軌絕不僅僅是一個資源配置方式轉換的技術性過程,而且也是同人們利益密切相關的社會性過程。現實的經濟轉軌決策,不是由遠離現實的轉軌設計者所設計的最優路徑,而是受社會利益沖突影響的經濟轉軌決策。同時,在經濟轉軌中資源配置的改善不僅不會自動解決利益分配問題,而且還會出現利益沖突,這是因為,一個能夠帶來資源配置改善的新的制度安排,既不能使每個經濟主體的收益都有所增長,更不能使每個經濟主體的收益同等增長。改革與轉軌最難處理的就是這樣的問題:那些可以極大增進生產力與社會財富的改革方案,卻可能因為分配導致的利益不一致而無法被采納與實施。換言之,改革能否順利推進的關鍵并不在于改革能否極大增進生產力與社會財富,而在于能否處理好改革過程中的利益分配問題[5]。經濟轉軌中的制度變遷在更多時候意味著法律制度的變革,這一變革不僅會強制性地改變權利結構與利益格局,而且會采取少數服從多數的公共選擇規則,從而使轉軌在本質上具有利益沖突的性質與內涵,因此,新政治經濟學十分重視并著力研究經濟轉軌過程中的利益沖突問題,它認為利益分配、利益沖突及對利益沖突的解決方式主宰著經濟轉軌與制度變遷的過程、命運,是轉軌經濟學討論的核心問題②。從現實來看,盡管中國轉軌經濟學主流范式忽視了中國轉軌經濟中的利益沖突問題,但這些沖突和矛盾不僅普遍存在而且日益加劇。具體來看,在中國經濟轉軌過程中人們的利益沖突主要表現為5個方面的問題:①在國企改革中,出現了許多暴富起來的國有企業官員,同時產生了大量的下崗失業人員;②在農村改革中,產生了許多“先富起來”的鄉村干部,同時產生了大量失地或收入微薄的貧困農民;③在多種經濟形式與多種經營方式的發展中,產生了許多富甲一方的私營企業主,同時出現了收入低微的打工人員;④在行業結構方面,產生了許多獲取高額利潤的壟斷行業與大型壟斷企業,同時競爭性行業許多中小企業陷入困境、苦苦支撐。⑤在加強國家宏觀調控過程中,由于政府統制、行政審批以及地方政府直接從事投資、基本建設,產生了大量的尋租行為,從而一方面許多政府官員腐敗暴富,另一方面廣大民眾收入增長緩慢③。因此,不管從經濟個體還是社會總體來考察,中國轉軌經濟并沒有真正實現帕累托改進,在肯定改革取得重要成果的同時,我們更應關注轉軌中所出現的利益沖突特別是分配不公、兩極分化等問題。新政治經濟學的“利益沖突”理論不僅可以解釋經濟轉軌中的利益關系特征,而且能夠解釋與解決經濟轉軌路徑的形成與轉軌方案的設計等重大問題。新政治經濟學轉軌理論認為,改革與轉軌的方式選擇不是無條件的而是客觀的,它受制于當時的社會經濟政治結構所決定的利益結構。利益格局、利益再分配和利益沖突是理解制度變遷速率或方式選擇的關鍵。中國經濟改革與轉軌之所以要采取從體制外到體制內、從增量到存量的漸進性改革方式,完全可以從利益沖突及沖突解決方式中找到答案。中國經濟改革與轉軌是在原有的憲政秩序約束下、在維護而不能改變原有的社會基本制度框架的前提下進行的,這一方面決定了中國經濟改革與轉軌必然遇到原有制度環境限定下可能的利益調整邊界(底線)的約束,另一方面還會遇到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中的既得利益集團(官員階層)的約束。在這種利益格局與利益關系下,為了維護計劃經濟體制中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換取他們對改革的承認與支持,中國的經濟改革與轉軌必然而且只能采取以體制外改革、增量改革和雙軌制等為主要特征的漸進性轉軌方式,而絕不可能采取體制內改革、存量改革和“休克療法”等為主要特征的激進性轉軌方式④。從客觀事實來看,各國經濟轉軌之所以會產生轉軌具體路徑的差別,其主要的原因既不在于人們的主觀認識上的差別,更不在于人們的“無知”與“失誤”,而在于人們的“利益”“偏好”與力量對比關系的狀況及其變動。社會主義經濟轉軌的實踐經驗證明,經濟轉軌方案與轉軌路徑的設計,絕不能由理論家們脫離實際去設計一張理想的宏偉藍圖,相反,我們必須從客觀實際出發去探索轉軌路徑,只有從不同社會主體對制度的需求以及它們之間的利益關系出發,才能科學地設計出實現經濟轉軌與制度創新的具體路徑,才能真正對有效推進轉軌有所裨益。(二)權利配置:經濟轉軌的核心與實質。新古典學派以成本和收益作為分析工具研究資源的配置效率,認為市場機制會使得資源配置自動達到最優。我國實行市場化經濟轉軌的初期,人們認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實現資源配置方式的轉換,改革的實質就是實現從行政命令配置資源向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轉變,只要實現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資源配置效率就會大大提高。根據新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經濟改革與轉軌過程既是充滿利益沖突的過程,也是全力結構調整與變革的過程,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在利益沖突的背后存在著權利的對立。在一定社會中,人們進行經濟活動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利益是通過分配得到的,利益分配機制的形成又是各種權利博弈的結果,而且分配體系與權利體系是同構的,權利的格局決定分配的格局,利益的沖突歸根結底就是權利的較量。權利配置結構的不合理必然導致社會福利減少,使利益沖突得以形成并不斷加劇,利益沖突的加劇必然導致社會變革,以改變權利結構、改善社會福利狀況⑤。從實踐經驗來看,社會主義經濟轉軌過程中之所以存在大量的利益沖突,其原因就在于人們之間的權利沖突與權利配置結構的失衡,其主要表現是國家機構擁有過多、過大的權力,而民眾的個人權利明顯缺失。從歷史上來看,計劃經濟失靈并不只在于資源配置效率低下,計劃體制的深層次問題是缺乏個人自由權利和激勵機制。在傳統計劃體制下,一切經濟權利、政治權利完全集中于國家手中,國家自覺不自覺地“居高臨下”統領、統配全社會的一切資源,主宰全社會的一切,剝奪個人的經濟社會權利,使個人完全依附于國家政府、各級行政部門及企事業單位,成為各級行政組織的附屬物。個人經濟權利的空缺,當然也就會波及到企業自主權的落空,從而最終導致全社會經濟運行效率低下。從現實來看,40多年的經濟改革與轉軌雖然取得了許多重大成就,但并沒有觸及社會權利結構問題,更沒有解決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之間關系的問題,也沒有建立起防止政府官員瀆職與腐敗的制度保證。無論是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至今還未能從最本質、最深層次上觸及社會權利配置問題。由于原有的權利格局沒有打破,致使國家官員階層擁有過多的經濟、政治權利,而社會公眾個人權利嚴重缺失,因而也在改革過程中產生了大量腐敗現象,在很大程度上出現了特殊利益集團侵害社會大眾利益、攫取改革成果的嚴重現象。由于以國家官員為主體的社會權利結構沒有改變,就使得改革和發展從惠及大眾的普惠模式逐步向僅僅惠及少數人的權貴化模式轉換,這不僅是對社會公正的挑戰,也大大加劇了社會沖突,大大增加了經濟社會發展停滯的危險。近年來黨和政府實行的惠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這些矛盾,給老百姓帶來了實惠,但惠民政策沒有也不可能真正解決經濟轉軌過程中所出現的各種深層矛盾。只有實現社會權利結構的變革并且全面確立公民權利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同時,由于私人資本的迅速發展并“俘獲”政府官員,從而使資本的權力過大,而勞動者權利嚴重缺失,由此導致了大量資本嚴重侵害勞動者利益的現象,這樣,由于國家與公民權利結構和勞資權利結構的嚴重失衡,就產生了大量的官民利益沖突和勞資利益沖突,使民眾與勞動者的利益受到嚴重損害,從而沒有實現經濟改革與轉軌過程中的“帕累托改進”,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否則,如果經濟轉軌始終回避而不觸動權利配置這一本質問題,就會導致“千改萬改最終會重來”,進一步加大改革與轉軌成本。因此,未來中國推進經濟改革與經濟轉軌的核心在于真正解決權利配置問題,應當正確處理公民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關系,真正落實公民的各項經濟權利與政治權利。只有從以往資源配置的理念轉變為權利配置的新理念,并以此來進行下一步的經濟體制轉軌設計,中國經濟體制轉軌問題才能得到解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才能向縱深推進,才能真正建立市場經濟體制⑥。(三)制度創新:經濟轉軌的要求與路徑。根據新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人們的權利配置既是由一定社會制度結構所規定的也是由一定經濟制度及其政治制度所實現的,因此,經濟體制不僅是一個社會一定時期關于資源占有方式與資源配置方式的系統化的制度安排,而且是確立、維持和協調人與人之間利益關系與權利結構的制度框架與行為規則。利益沖突與權利配置不合理的根源在于經濟社會制度結構的缺陷,經濟體制改革與轉軌意味著變革舊的制度結構與行為規則、構造新的制度結構與行為規則,改革與轉軌這種重新締約的性質本身意味著社會權利結構和人們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的改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能否建立與完善,其關鍵就在于是否建立和培育了這種制度結構。從社會主義經濟轉軌的一般規律來看,經濟體制轉軌的根本問題在于解決制度結構而不是運行機制問題,經濟體制轉軌過程必然伴隨著全面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因此,社會主義經濟轉軌的基本路徑在于全面進行制度創新,實現社會制度結構的變革,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從這一角度講,市場化過程實質上是一種制度變遷過程,是一場深刻的制度革命,是一個制度的替代、轉換與重建過程,這一過程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構成微觀基礎的社會產權結構及其生產制度的變化,多種所有制形式與民營經濟迅速發展起來;二是社會資源配置方式及其宏觀調節機制的變化,市場交易制度、競爭制度與商業銀行制度開始形成,建立公共財政制度與國家間接調控制度。向市場化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的持續演進成為改革中推動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主要力量,由于市場化改革與轉軌的內在邏輯與來自社會大眾的外在壓力的作用,不斷推動著市場化的制度變革與創新?；仡欀袊洕贫鹊淖冞w歷程,不難發現,每一次重大制度創新都給經濟發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帶來了國民經濟長時期的快速增長?？梢哉f,1978年以來的經濟改革與轉軌實際上是制度變革與創新的過程,同時中國經濟的波動實際上也是一種“制度波動”,經濟周期實際上也就是“制度創新周期”,制度變遷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原因⑦。然而,我國市場取向的改革是在保持原有制度框架的條件下推進的,在相當長時期內采取了增量改革的戰略,雙重體制并軌運行。由于政府目標函數的多元性和政府官員特有的目標函數,在利益結構大調整的過程中,一方面會遇到原有既得利益者的阻礙和抵抗,另一方而又很容易出現“尋租”現象,產生特定的利益階層,干擾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轉,從而形成“壞”的市場經濟。不改變這種局面,要完成市場化的經濟轉軌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須用制度創新推進體制轉軌,為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確立系統的制度框架?，F代市場經濟不僅是法治經濟,而且是以權利配置權利為核心的“憲法經濟”,任何一種經濟體制都具有特定的游戲規則,而現代市場經濟的根本游戲規則就是基于憲法的規則,憲法與市場經濟之間有極為密切的關聯。從憲法的層面來觀察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及其問題能得出許多富有新意的理解⑧。在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如果政府的權力不受制約,就會侵犯公民的自由與權利,市場自發秩序就難以形成,即使已經形成的市場秩序也會面臨瓦解的危險。在中國市場化經濟轉軌的過程中,由于政府的定位不合理,中國社會目前正承受著市場競爭不完善和“市場失靈”消極影響的雙重之苦。雖然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強調要轉變政府職能,建立服務型政府,但由于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配置不合理,政府集中了過多的經濟政治權力,同時,又由于國有制和政府主導意識的存在,一方面使政府嚴重越位而成為經濟建設型政府,大量地卷入微觀經濟活動,過多地干預社會經濟生活;另一方面,在調節利益關系、維護社會公正、提供公共產品和維持市場秩序等方面嚴重缺位而成為弱政府甚至導致無政府狀態。之所以如此,關鍵原因在于政府作為一個國家機構的地位與作用還沒有完全納入民主、法治的憲法制度軌道。權利配置與制度結構都是由一定的憲法制度規定的,權利配置與制度結構的變革必然要求并導致憲法規則的變革。憲法的基本精神是民主、法治與人權,憲法制度的核心價值在于實現和保護公民權利。在我國,憲法規則改革的關鍵在于確立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合理界限,對公民權利進行有效保護,對國家權力進行有效約束:一方面,國家應當放權還權于公民,使廣大人民真正擁有與切實行使公民社會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與自由;另一方面,實現公民對國家權力的有效監督,使國家機構在合理的權限范圍內活動。因此,在法治建設中首先要清理和廢除限制微觀經濟主體市場活動空間的法律,必須加快制定與實施限制政府權力的法律。在此基礎上,把計劃經濟時期的全能政府和轉軌時期的經濟建設型政府轉變為服務型政府,這就需要削減那些與服務政府身份不相符的權力。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不僅要減少和消除對資源配置和價格形成的行政干預,使市場機制充分發揮其決定作用,而且必須建設一個能夠為市場機制提供支持的制度基礎與法治環境。

中國經濟模式的發展經歷了一個歷史探索的過程，經過前人的分析和探索，形成了自己的經濟發展模式。目前中國經濟模式是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是立足于本國國情、結合前人發展經驗總結出來的特殊的發展模式，該模式支持并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支持著中國社會的巨大進步，必須加大對該經濟模式的發展力度，不斷優化調整經濟發展模式、發展方向，使之朝著更優方向發展。

一、我國經濟模式的政治學分析

（一）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背景下，我國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這一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社會體制機制，同時又彰顯出中國的社會主義特色。在這一經濟制度下，我國也逐步展開了所有制、產權制度等的改革與發展，也收到了較好的執行效果。該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一方面遵循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普遍原理，另一方面也從本國的國情出發，立足于我國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當前的時代背景，體現了中國特色。該經濟制度不僅確立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確立了社會主義這一根本社會制度，同時也促進了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使我國的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更加靈活、變通，豐富了社會主義制度發展形式。

（二）市場經濟體制

我國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就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創建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支持我國經濟變革、政治建設、社會發展的必備之舉，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不僅承認了公有制的主體經濟制度，也同市場經濟體制有效配合、相互支持、同步促進。我國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既有區別又有一定聯系，其中的相同點在于都是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調節各個生產要素的合理分配，發揮市場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調節作用，提倡自由競爭、優勝劣汰，然而，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卻具有強大的國家干預功能，能夠有效規避市場經濟發展中的負面影響，體現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點。

韓國作為后發國家，在經濟領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功，這對于許多在貧困中掙扎、渴望發展的后發國家來說，無疑增強了獲得成功的自信。韓國經濟模式的一個基本特征是強調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通過政府的積極干預推動落后經濟快速發展，實現經濟趕超。

雖然圍繞韓國政府主導型模式存在不同的看法，特別是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韓國政府主導型模式越發受到質疑與攻擊，有人甚至將危機產生的原因之一歸結為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但是在經濟趕超過程中政府主導型模式起到了重要作用，這是不爭的事實。

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遵從“華盛頓共識”所設計的發展道路，推行現代化進程，普遍沒有獲得預想的發展結果，甚至大部分國家以失敗告終以后，國家、政府在后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問題就顯得格外重要。

一、韓國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形成的背景

（一）權威主義政體

———政府主導型模式形成的政治基礎一個經濟落后、社會秩序混亂，外部壓力很大的國家實現現代化，必須實現政治穩定。而沒有制度化和缺乏穩定的民主政治框架所帶來的政治競爭會急劇削弱后發國家的能力，不利于經濟的恢復與發展。鑒于很多后發國家在長期殖民歷史中，缺乏民主政治的基礎，加之經濟基礎大部分都極其脆弱，在獨立后的政治實踐中，大部分國家出于維護政治穩定的需要選擇了權威主義政治體制。在韓國，權威主義政治體制成了維護政治穩定的最好手段，依靠強勢的權威主義政權帶來的社會政治的穩定和廣泛的政府干預，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

摘要：對于高職院校的教學來將，《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經濟學領域的基礎學科。正因為有了《政治經濟學》教學的應用，為高職院校內的其他學科提供可靠的教學依據。在素質教育的新形勢下,面對高職院校教學中頻頻出現的教學問題，實行教學改革已經是高職院校教學發展的必然趨勢?；诖?，本文結合當前形勢對政治經濟學的學科體系，對高職院?！墩谓洕鷮W》教學改革現狀進行深入化的分析和探索。

關鍵詞：高職院校；《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現狀

隨著素質教育的不斷深入和國內、國際經濟形勢的發展。為了讓高職院校的學生與當前的社會更加的融合，高職特意開展了《政治經濟學》教學。雖然《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的開展給學生補充了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大量知識，讓學生對當前的經濟形勢有了一個更加細致化的了解。即便如此，在高職院校的《政治經濟學》仍然存在一些問題，需要進行教學改革以此適應新形勢的需要。

一、對高職院校《政治經濟學》教學效果的分析

為了適應新時期素質教學背景下的教學發展，高職院校積極開設了一些文體類型的娛樂課程，讓學生能夠有足夠的時間發展自己的課余愛好，并且增強學生的身體素質。正因如此，高校不得不在課程的設置上，壓縮原有的文化課程，致使《政治經濟學》這樣的課程次數越來也少，但是教師的教學內容并沒有得到縮減。因而，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不得不對《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教學內容，進行快速的講述，一些知識點的講述上也就粗略而過[2]。這種方式，雖然幫助教師完成了《政治經濟學》的“教學目標”，但是卻給高職院校的學生留下了無限的疑惑，長此以往，根本不利于學生對《政治經濟學》知識的了解和吸收。此外，高職院?！墩谓洕鷮W》的教學改革應該給學生一個適應階段，因此，《政治經濟學》的教學改革應該保留一個過渡期，然而，在實際的《政治經濟學》教學中，高職教師忽略了過渡階段的重要性，使得學生在迷茫當中步入了《政治經濟學》的教學改革，必然會影響最終的教學效果[1]。

二、高職院?！墩谓洕鷮W》教學改革分析

由于我國正處于建設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所以有人認為，西方經濟學在我國的重要性已經超過政治經濟學，更有甚者直接稱西方經濟學就是經濟學，忽視政治經濟學的地位。近年來，隨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地位不斷被弱化，西方經濟學地位得到很大提升，逐漸成為我國的主流經濟學。許多高校在經濟學教學的課程分配上過度偏重西方經濟學。學生在學習經濟學時，發現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內容、方法和目的上存在很大的沖突。大部分學生認為西方經濟學更具實用性，政治經濟學理論比較抽象、空洞。學生在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時，存在著不夠重視的問題。事實上，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經濟類專業的基礎理論課程，在我國人才培養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由于政治經濟學受到了來自西方經濟學等課程的嚴重挑戰，如何創新地講授該門課程以應對這一困境是目前該課程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

一、講好導論是教學成功的起點

導論部分是學生接觸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程的開始。學生在高中階段雖已了解到一些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但他們的許多認識是粗淺的、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因此，糾正他們對政治經濟學的錯誤認識，厘清政治經濟學的準確內涵，就成為導論教學中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其次，多數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對經濟學還沒有一個基本的正確認識，因此，經濟學的概念、研究內容以及經濟學專業的作用等也應成為導論部分必須講解的內容。我們的教學經驗是，導論部分的講授一般要花費4-6個學時，在講授過程中，教師通過巧妙引導學生積極參與討論，解除學生對經濟學專業的疑惑，糾正其對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各種誤解，提高學生學習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的興趣。最后，介紹一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最新動態，以及本課程的學習方法和考核方式。導論部分講授的內容一般包括：

1、通過提問和討論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經濟學專業的動因，以及他們是如何認識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的；

2、從經濟學發展史出發，介紹什么是經濟學，什么是政治經濟學；

3、介紹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厘清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政治理論課、鄧小平理論課等相關課程之間的關系；

一）古典經濟學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

政治經濟學是在古典經濟學時代形成的。古典經濟學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規定是政治經濟學之后發展的基礎，因此，探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需要從古典經濟學開始。

研究對象是對某一學科研究內容、范圍的高度概括。它確定學科研究的內容、范圍、方向等問題。確定研究對象的意義在于，它是學科研究的起點。只有確立了科學的研究對象，才能建立科學的學科體系。任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對象。學科間的區別主要在于研究對象的區別。

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建立是由古典經濟學完成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最初的確立也是由古典經濟學完成的。斯密和李嘉圖等人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確立，是通過薩伊等人闡述的。薩伊是斯密理論在法國的闡釋者。由于斯密的《國富論》是經濟學專著，不適合于教學，薩伊將其改編成教科書，1803年出版。書名為《政治經濟學概論——財富的生產、分配和消費》，全書由生產、分配、消費三篇構成。此所謂“三分法”。此后，李嘉圖的追隨者詹姆斯·穆勒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分為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方面，此所謂“四分法”。

人類的經濟行為涉及到兩個方面的關系，一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二是人與人的關系。前者表現為經濟行為的生產力方面或者資源配置問題或者經濟運行機制問題；后者表現為經濟行為的生產關系方面或者經濟制度問題。在古典經濟學那里，經濟學或者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體現兩個方面內容的統一即資源配置研究與制度分析的結合和統一?；蛘哒f，古典經濟學研究研究資源配置，是在結合經濟制度及其演變的背景下進行研究的。或者說，古典經濟學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確定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資源配置或經濟運行。

（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