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規劃范文10篇

21世紀的第二個五年，是我國改革開放深入發展，經濟結構實行戰略性調整，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施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的關鍵時期，也是我市全面實施經濟和社會發展加快向寬裕型小康市目標邁進的五年。按照同志“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認真貫徹落實中央和省、市關于知識分子工作的一系列方針政策，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切實加強和改進知識分子工作，努力開創知識分子工作新局面，實現知識分子工作新突破。為此，特制定2005年──20010年知識分子工作規劃。

一、總體思路和工作目標

總體思路：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黨的十六大精神為指導，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以加快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為目標，以中青年高層次、創新型人才隊伍建設為重點，加大工作力度，制定優惠政策，建立人才聚集機制，優化人才環境，加速人才智力高地建設，為促進我市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提供堅實的人才保障。

工作目標：到20010年，全市知識分子總量達到2萬名以上，中高級職稱人員達到3500名；受到專門技能培訓的企業、農業勞動者分別占到工、農業勞動者總數的50％、30％以上；全市以專家、科技副職、鄉土人才為主體的三級科技人才網絡體系逐步完善，“人盡其才、才盡其能”管理運行機制基本形成；通過健全政策制度，完善激勵措施，使“技術參與分配”逐步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按勞分配”的重要內容。

二、主要任務和措施

1、專家咨詢服務團

人類從未停止過對未來生活的想象：會飛的交通工具、千里傳音的通訊、隨身攜帶的圖書館、無所不能的人工智能等等。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夢想已經或正在成為現實。這一切都要歸功于創新的設計，對未來的設計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更拓寬了我們想象的視野。

陜西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為我省設計出了未來發展的藍圖：到2015年，進入全國中等發達省份行列，到2020年，建成西部強省，進入全面小康社會。實現這一美好目標，需要我們立足科技進步和自主創新，掌握一批關鍵技術和知識產權，增強核心競爭力，用知識產權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支撐。

在省委、省政府領導下，近年來我省知識產權工作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知識產權擁有量快速增長，運用成效逐步顯現，保護體系逐步完善。2010年，我省專利申請達到22949件，同比增長47.4％，增幅居全國第3；每萬人專利申請密度為6.08件，居全國第11位。預計到“十二五”末，我省將建設成為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管理和服務強省，專利產業年均增長15％以上，到2015年實現產值3000億元，知識產權服務業產值達到10億元，陜西科教大省優勢得以充分彰顯。

面對良好的發展勢頭和艱巨的目標任務，我們務必抓住機遇，總結經驗，開拓創新，推動知識產權工作向更深的層次、更高的水平、更廣的領域又好又快開展。

一要不斷增強企業的知識產權意識和自主創新能力。作為市場主體，同時也是創新主體的企業，應當深入實施知識產權戰略，積極主動經營知識產權。世界知名的大企業，無一不是通過技術創新，憑借知識產權的力量發展壯大并取得霸主地位的。美國可口可樂公司沒有向中國輸出一條生產線，沒有投入一分錢現金，僅憑商標和配方兩樣知識產權，就與百事可樂一道，占據中國軟飲料的半壁江山。鮮活的事例一再告訴我們：知識產權是企業生存的重要因素。希望企業家們借鑒國內外及省內成功企業的經驗，切實把實施知識產權戰略作為企業發展的頭等大事，抓緊抓好。

二要不斷提高知識產權創造的質量和數量。我省是科教大省，高等院校眾多，歷史文化積淀深厚，科教綜合實力位居全國前列。雄厚的科教實力為知識產權創造提供了豐沃的土壤，而量大質優的知識產權創造又為科教強省建設提供了核心保障?，F階段，我們必須下大力氣促進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知識產權的創造與運用能力，依靠知識產權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1知識管理的相關觀點

在Hibbard看來，知識管理就是對組織內存在的各種形式的專業知識進行捕捉并分享，目的是使組織產生最大效能。而Sarvary將知識管理看作是組織創造和使用知識的商業程序，組織學習、知識生產和知識分配是這個商業程序下的子程序。這部分的觀點將知識管理看作了典范轉移，認為應該通過工作環境與企業文化的建設來激發員工創造價值的能力，提高組織的核心能力，最終使企業能夠擁有持續性的競爭優勢。Wilf提出了知識管理6C觀念，即CreatefromIndividual(創造個人)、Clarify（確認）、Classify（分類）、Communicate（溝通）、Comprehend（了解）和CteatefromGroup（群組創造）。這是基于構筑企業文化、企業內部網絡、信息科技下的知識管理的觀念。本文通過總結指出了知識管理發展的困難主要為組織規模、人員素質的差異、知識與知識維護的認定、信息傳遞的質與量的控制、組織文化的創造。

2知識管理平臺的相關觀點

有了知識管理系統的支撐才能夠進一步地對知識管理進行完善，也就是說企業完善的知識管理系統需要信息技術的支持。知識管理平臺的建立只是分享與蓄積知識的工具，而最終的目的則是要構建文化，使組織轉變為學習型的機構，促進企業經營績效的提升[2]。因此，企業知識管理平臺的建立或者引進不僅僅是信息設施的建立或引進，更是制度的引入。在知識管理平臺的建立中企業除了需要投入設備等有形的資源外，還需要要人力、組織調整等無形資源的投入，同時還需要企業愿景的塑造來達到共識，通過良好企業文化的營造來實現知識管理的預期目標[3]。

3企業資源規劃的相關觀點

上世紀90年代，GartnerGroup產業分析集團首次提出了企業資源規劃（EnterpriseResourcePlanning，ERP）的概念[4]。Bylinsky將企業資源規劃視為提供主要的企業流程信息的企業信息系統骨干。Bingi等則認為企業資源規劃是對各部門信息系統的整合，通過對人力資源、會計、銷售和制造及供應鏈的整合來給企業帶來加快競爭壓力反應、創造市場機會、減少庫存等好處。通過對企業資源規劃的上線成效的調查與報告可以看出，企業資源規劃雖然當前并沒有覆蓋到企業的所有功能，但是能夠通過信息平臺來進一步的擴充功能。這種擴充能夠降低企業的IT投資，但要依據整體性的規劃來進行。企業資源規劃是一種軟件系統，作用在于協助對組織信息流于作業流程的整合，在企業資源規劃的數據庫中有很多有用的資料，能夠對組織種不同的部門及作業功能進行支持。企業資源規劃系統的完全實現能夠為企業帶來降低作業周期、較快信息處理速度、完善財務管理、建立電子商務基礎、明確隱藏的知識等好處[5]。

論文關鍵詞：防洪規劃目標原則內容

論文摘要：介紹了防洪規劃的定義、目標、原則及內容，了解并掌握這些關鍵部分，對做好防洪規劃報告將起到指導性作用，從而筑就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墻堤。

洪水本是發生在河道及其泛濫區域的一種自然現象，但如果人類活動處于洪水范圍內時便會形成洪水災害。洪水災害是一種自然災害，人類社會越發展、經濟越發達，造成的災害也越嚴重，洪災往往給人類帶來巨大的損失和痛苦。洪水會直接影響生態環境，容易引起瘟疫蔓延，形成脆弱的社會環境，對特殊的文化古跡、珍貴物種、風景名勝區等造成不利影響，破壞經濟發展，給居民、企業、廠礦、學校、醫院、交通運輸、通信、商業等各部門造成損失，甚至會影響社會穩定。因此做好防洪規劃是極其必要的，為做好防洪規劃這一重要環節，我們一定要掌握防洪規劃的定義、目標、原則及內容，這將對我們做好防洪規劃起到標桿的作用。下面就防洪規劃的定義、目標、原則及內容進行逐一簡單介紹：

一、防洪規劃的定義

防洪規劃是指防治某一流域、河段或者區域的洪水災害而制定的總體安排。根據流域或河段的自然特性、流域或綜合規劃對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總體安排，研究提出規劃的目標、原則、防洪工程措施的總體部署和防洪非工程措施規劃等內容。規劃類型一般有流域防洪規劃、河段防洪規劃和區域防洪規劃。防洪規劃應當服從所在流域、區域的綜合規劃；區域或河段的防洪規劃應當服從所在流域的防洪規劃。防洪規劃是江河、湖泊治理和防洪工程設施建設的基本依據。防洪規劃中必須首先充分認識河流的洪水演進特性，包括河湖對洪水的自然調蓄作用，天然河道宣泄洪水的能力以及大洪水漫溢泛濫的情況。它是一種戰略性計劃，對河道治理及防洪設施的建設起到了指導作用。

二、規劃目標

21世紀的第二個五年，是我國改革開放深入發展，經濟結構實行戰略性調整，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施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的關鍵時期，也是我市全面實施經濟和社會發展加快向寬裕型小康市目標邁進的五年。按照同志“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認真貫徹落實中央和省、市關于知識分子工作的一系列方針政策，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切實加強和改進知識分子工作，努力開創知識分子工作新局面，實現知識分子工作新突破。為此，特制定2005年──20010年知識分子工作規劃。

一、總體思路和工作目標

總體思路：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黨的十六大精神為指導，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以加快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為目標，以中青年高層次、創新型人才隊伍建設為重點，加大工作力度，制定優惠政策，建立人才聚集機制，優化人才環境，加速人才智力高地建設，為促進我市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提供堅實的人才保障。

工作目標：到20010年，全市知識分子總量達到2萬名以上，中高級職稱人員達到3500名；受到專門技能培訓的企業、農業勞動者分別占到工、農業勞動者總數的50％、30％以上；全市以專家、科技副職、鄉土人才為主體的三級科技人才網絡體系逐步完善，“人盡其才、才盡其能”管理運行機制基本形成；通過健全政策制度，完善激勵措施，使“技術參與分配”逐步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按勞分配”的重要內容。

二、主要任務和措施

1、專家咨詢服務團

內容提要:后馬克思主義思潮是具有廣泛爭議的一種國外馬克思主義思潮。在理論上，它延續了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某些重要主題，并在形式上把它們發揮到極致。在直接的意義上，它的矛盾也是當代西方左派知識分子面對日益復雜的資本主義變化的矛盾。研究這一話語有助于我們把握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主題和邏輯的變化。

關鍵詞:后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

隨著資本主義歷史條件的復雜化，西方馬克思主義話語的多元化也日趨復雜，后馬克思主義作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烏托邦的終結”背景下涌動的一種西方左派知識分子的知識規劃，它直接提出了在馬克思主義之后的知識規劃問題。后馬克思主義在某種意義上成為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多元性的征兆，圍繞它的爭論也充分說明當代西方社會變遷的復雜性和馬克思主義話語生長的曲折性。

一

后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提出了文化霸權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空場”問題。但是從馬克思主義解釋史和傳播史看，尋找新的規劃基礎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空場”做法并不足奇，可以說整個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便是圍繞此展開的。在這一過程中，西方學者一直致力于兩類馬克思主義的“空場”：第一類是包含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之中，而被稱謂“正統馬克思主義”壓抑了的普遍性，如薩特著名的“人學是馬克思主義的空場”這個口號，而走到極端則是法蘭克福學派那樣試圖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彌賽亞救世主義和烏托邦主義傳統聯系起來；第二類是馬克思不曾在自己時代直接遭遇因此沒有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反映出來的現代問題，如哈維所言的“空間”問題，從這一點出發，馬克思主義被“升級”為當代文化的面孔，哈維關于“歷史唯物主義必須升級為歷史地理唯物主義”以及諸如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版本的馬克思主義在這一點上是同質的。因此，可以說，拉克勞和墨菲在《霸權和社會主義戰略》一書中的立場并沒有超越這一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

復雜的是，如果說第二國際以來的“修正主義”以必須適應于政治經濟發展而“更新”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曲解、補充甚至否定立場的理由，那么在這種理由成為一種習慣的理論或學術姿態后，它背后的政治立場便發生了極大的偏轉。如詹明信所言，“馬克思主義，就像所有其他的文化現象，隨其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而變化”。這一論斷在中文語境中的理解可能與其原始語境具有極大的不同，因為它在文化價值上消解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政治性，因此即使對于自由知識分子而言，馬克思主義不構成政治言說的邊界，它只是被自由地談論和發揮的一種文化。正是這一原因使馬克思主義作為現代性之未完成的政治規劃被替換成知識規劃，從知識規劃角度來談論對馬克思主義的替代也具有了合法性。拉克勞和墨菲正是在這一背景中自我圈定了一個狹義的“后馬克思主義”圈子，而由它溢出的則是“后馬克思主義”知識學路向，即把一種可能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前提作為理論的中心視域。因此，我們看到在上述兩類“空場”上，后馬克思主義都告別了傳統“補充”或“發展”的理論姿態，而變成了“發揮”(如女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超越”(如生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立場)或“哀悼”(如德里達之“幽靈”)等立場。而這正是他們偏愛suture(縫合)、articulate(接合、言說)這些詞的原因。在他們看來，這些術語既能夠表示一種通過“清晰地闡明”的語言行為而獲得實踐性的策略，從而彌補“理論和實踐的統一”這個馬克思主義中心主題在新的理論中的不足；又能夠表達這樣的含義，言說或實踐產生作用的領域是由社會的不確定性、由每一種指符的不固定性決定的，是環境多元要素和能指的漂浮性相互作用的結果。當然，這種理論立場既割裂了它自身與歷史邏輯的聯系，也在理論邏輯上否定了普遍性訴求(這個問題在齊澤克那里被清晰地意識到，并得到極大的糾正)。所以，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流變史來理解后馬克思主義話語的立場并不困難，困難的是我們無法理解他們所采取的與馬克思主義保持切線關系(即既相關又不在其中)的理論姿態，因為那種“不可能(是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話語”，只能是一種抽象的和學院的理論，它把馬克思主義投放到遠方的地平線上，使之成為永遠不可能的一個亮點。而在這一點上，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么西方學者喜歡用這樣一些與時間相關的術語來描述馬克思主義的現實性——“推遲”、“延宕”(德里達)、“姍姍來遲”(詹明信)等等。

一

后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提出了文化霸權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空場”問題。但是從馬克思主義解釋史和傳播史看，尋找新的規劃基礎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空場”做法并不足奇，可以說整個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便是圍繞此展開的。在這一過程中，西方學者一直致力于兩類馬克思主義的“空場”：第一類是包含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之中，而被稱謂“正統馬克思主義”壓抑了的普遍性，如薩特著名的“人學是馬克思主義的空場”這個口號，而走到極端則是法蘭克福學派那樣試圖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彌賽亞救世主義和烏托邦主義傳統聯系起來；第二類是馬克思不曾在自己時代直接遭遇因此沒有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反映出來的現代問題，如哈維所言的“空間”問題，從這一點出發，馬克思主義被“升級”為當代文化的面孔，哈維關于“歷史唯物主義必須升級為歷史地理唯物主義”以及諸如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版本的馬克思主義在這一點上是同質的。因此，可以說，拉克勞和墨菲在《霸權和社會主義戰略》一書中的立場并沒有超越這一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

復雜的是，如果說第二國際以來的“修正主義”以必須適應于政治經濟發展而“更新”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曲解、補充甚至否定立場的理由，那么在這種理由成為一種習慣的理論或學術姿態后，它背后的政治立場便發生了極大的偏轉。如詹明信所言，“馬克思主義，就像所有其他的文化現象，隨其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注：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張旭東編，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74頁。)。這一論斷在中文語境中的理解可能與其原始語境具有極大的不同，因為它在文化價值上消解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政治性，因此即使對于自由知識分子而言，馬克思主義不構成政治言說的邊界，它只是被自由地談論和發揮的一種文化。正是這一原因使馬克思主義作為現代性之未完成的政治規劃被替換成知識規劃，從知識規劃角度來談論對馬克思主義的替代也具有了合法性。拉克勞和墨菲正是在這一背景中自我圈定了一個狹義的“后馬克思主義”圈子，而由它溢出的則是“后馬克思主義”知識學路向，即把一種可能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前提作為理論的中心視域。因此，我們看到在上述兩類“空場”上，后馬克思主義都告別了傳統“補充”或“發展”的理論姿態，而變成了“發揮”(如女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超越”(如生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立場)或“哀悼”(如德里達之“幽靈”)等立場。而這正是他們偏愛suture(縫合)、articulate(接合、言說)這些詞的原因。在他們看來，這些術語既能夠表示一種通過“清晰地闡明”的語言行為而獲得實踐性的策略，從而彌補“理論和實踐的統一”這個馬克思主義中心主題在新的理論中的不足；又能夠表達這樣的含義，言說或實踐產生作用的領域是由社會的不確定性、由每一種指符的不固定性決定的，是環境多元要素和能指的漂浮性相互作用的結果(注：拉克勞和墨菲：《文化霸權和社會主義戰略》，遠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28—142頁。)。當然，這種理論立場既割裂了它自身與歷史邏輯的聯系，也在理論邏輯上否定了普遍性訴求(這個問題在齊澤克那里被清晰地意識到，并得到極大的糾正)。所以，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流變史來理解后馬克思主義話語的立場并不困難，困難的是我們無法理解他們所采取的與馬克思主義保持切線關系(即既相關又不在其中)的理論姿態，因為那種“不可能(是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話語”，只能是一種抽象的和學院的理論，它把馬克思主義投入到遠方的地平線上，使之成為永遠不可能的一個亮點。而在這一點上，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么西方學者喜歡用這樣一些與時間相關的術語來描述馬克思主義的現實性——“推遲”、“延宕”(德里達)、“姍姍來遲”(詹明信)等等。

二

無論采取了何種姿態以維持與馬克思相關的形象，后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本人的思想都相去甚遠。集中地說，他們在三個核心點上對馬克思主義實行了內在的爆破：生產力、階級和革命，而由此產生的則是生態、女性(種族、少數等)和民主主義的復雜結合體。正是在這里，它與后現代思潮具有了內在的親緣性，不僅立場相互支持，而且許多重要的理論依據也都一致。因此，理解后馬克思主義沖動在當代的強勁勢頭，必須在理論上注意“后馬克思主義”并不是對一種同質邏輯的判定，而是對包含在多元性之中自身又包含著多元性的話語的界劃(注：雖然我傾向于采取狹義的后馬克思主義概念，但我們也將發現，近十年來，廣義的理論上的“后”姿態卻是西方左派學者的一種十分普遍的取向。例如1992年第二屆世界馬克思大會，其主題散裂和立場的多元甚至已經讓不同的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產生了溝通的困難，而在理論上完成描述和推動新的世界秩序形成任務過程中，在邏輯上“告別”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也并不少見。參閱該次會議的論文集，AntonioCallarietc.(eds)MarxisminthePostrnodernAge:ConfrontingtheNewWorldOrder,NewYork,the

GuilfordPress,1995.)。

為提升我縣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能力，建設創新型xx，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制定本規劃。

一、序言

（1）改革開放以來，我縣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科學技術和文化創作取得長足進步，創新能力不斷提升，知識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我縣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大力開發和利用知識資源，對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緩解資源環境約束，提升我縣核心競爭力，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2）知識產權制度是開發和利用知識資源的基本制度。知識產權制度通過合理確定人們對于知識及其他信息的權利，調整人們在創造、運用知識和信息過程中產生的利益關系，激勵創新，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當今世界，隨著知識經濟和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知識產權日益成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性資源和國際競爭力的核心要素，成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支撐和掌握發展主動權的關鍵。國際社會更加重視知識產權，更加重視鼓勵創新。發達國家以創新為主要動力推動經濟發展，充分利用知識產權制度維護其競爭優勢；發展中國家積極采取適應國情的知識產權政策措施，促進自身發展。

（3）經過多年發展，我縣知識產權擁有量逐年增長，效益日益顯現；市場主體運用知識產權能力逐步提高；知識產權領域交往日益增多。隨著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和實施，規范了市場秩序，激勵了發明創造和文化創作，促進了對外開放和知識資源的引進，對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從我縣的情況看，知識產權制度仍不完善，自主知識產權水平和擁有量尚不能滿足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社會公眾知識產權意識仍較薄弱，市場主體運用知識產權能力不強，侵犯知識產權現象還比較突出，知識產權服務支撐體系和人才隊伍建設滯后，知識產權制度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

（4）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大力提升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能力，有利于增強我縣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xx；有利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規范市場秩序和建立誠信社會；有利于增強我縣企業市場競爭力和提高我縣核心競爭力；有利于擴大對外開放，實現互利共贏。必須把知識產權規劃作為我縣重要戰略，切實加強知識產權工作。

提要:后馬克思主義思潮是具有廣泛爭議的一種國外馬克思主義思潮。在上，它延續了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某些重要主題，并在形式上把它們發揮到極致。在直接的意義上，它的矛盾也是當代西方左派知識分子面對日益復雜的資本主義變化的矛盾。這一話語有助于我們把握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主題和邏輯的變化。

關鍵詞:后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

隨著資本主義條件的復雜化，西方馬克思主義話語的多元化也日趨復雜，后馬克思主義作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烏托邦的終結”背景下涌動的一種西方左派知識分子的知識規劃，它直接提出了在馬克思主義之后的知識規劃。后馬克思主義在某種意義上成為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多元性的征兆，圍繞它的爭論也充分說明當代西方變遷的復雜性和馬克思主義話語生長的曲折性。

一

后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提出了文化霸權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空場”問題。但是從馬克思主義解釋史和傳播史看，尋找新的規劃基礎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空場”做法并不足奇，可以說整個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便是圍繞此展開的。在這一過程中，西方學者一直致力于兩類馬克思主義的“空場”：第一類是包含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之中，而被稱謂“正統馬克思主義”壓抑了的普遍性，如薩特著名的“人學是馬克思主義的空場”這個口號，而走到極端則是法蘭克福學派那樣試圖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彌賽亞救世主義和烏托邦主義傳統聯系起來；第二類是馬克思不曾在自己直接遭遇因此沒有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反映出來的問題，如哈維所言的“空間”問題，從這一點出發，馬克思主義被“升級”為當代文化的面孔，哈維關于“歷史唯物主義必須升級為歷史地理唯物主義”以及諸如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版本的馬克思主義在這一點上是同質的。因此，可以說，拉克勞和墨菲在《霸權和社會主義戰略》一書中的立場并沒有超越這一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

復雜的是，如果說第二國際以來的“修正主義”以必須適應于而“更新”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曲解、補充甚至否定立場的理由，那么在這種理由成為一種習慣的理論或學術姿態后，它背后的政治立場便發生了極大的偏轉。如詹明信所言，“馬克思主義，就像所有其他的文化現象，隨其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而變化”。這一論斷在中文語境中的理解可能與其原始語境具有極大的不同，因為它在文化價值上消解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政治性，因此即使對于自由知識分子而言，馬克思主義不構成政治言說的邊界，它只是被自由地談論和發揮的一種文化。正是這一原因使馬克思主義作為現代性之未完成的政治規劃被替換成知識規劃，從知識規劃角度來談論對馬克思主義的替代也具有了合法性。拉克勞和墨菲正是在這一背景中自我圈定了一個狹義的“后馬克思主義”圈子，而由它溢出的則是“后馬克思主義”知識學路向，即把一種可能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前提作為理論的中心視域。因此，我們看到在上述兩類“空場”上，后馬克思主義都告別了傳統“補充”或“發展”的理論姿態，而變成了“發揮”(如女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超越”(如生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立場)或“哀悼”(如德里達之“幽靈”)等立場。而這正是他們偏愛suture(縫合)、articulate(接合、言說)這些詞的原因。在他們看來，這些術語既能夠表示一種通過“清晰地闡明”的語言行為而獲得實踐性的策略，從而彌補“理論和實踐的統一”這個馬克思主義中心主題在新的理論中的不足；又能夠表達這樣的含義，言說或實踐產生作用的領域是由社會的不確定性、由每一種指符的不固定性決定的，是環境多元要素和能指的漂浮性相互作用的結果。當然，這種理論立場既割裂了它自身與歷史邏輯的聯系，也在理論邏輯上否定了普遍性訴求(這個問題在齊澤克那里被清晰地意識到，并得到極大的糾正)。所以，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流變史來理解后馬克思主義話語的立場并不困難，困難的是我們無法理解他們所采取的與馬克思主義保持切線關系(即既相關又不在其中)的理論姿態，因為那種“不可能(是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話語”，只能是一種抽象的和學院的理論，它把馬克思主義投放到遠方的地平線上，使之成為永遠不可能的一個亮點。而在這一點上，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么西方學者喜歡用這樣一些與時間相關的術語來描述馬克思主義的現實性——“推遲”、“延宕”(德里達)、“姍姍來遲”(詹明信)等等。

一

后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提出了文化霸權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空場”問題。但是從馬克思主義解釋史和傳播史看，尋找新的規劃基礎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空場”做法并不足奇，可以說整個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便是圍繞此展開的。在這一過程中，西方學者一直致力于兩類馬克思主義的“空場”：第一類是包含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之中，而被稱謂“正統馬克思主義”壓抑了的普遍性，如薩特著名的“人學是馬克思主義的空場”這個口號，而走到極端則是法蘭克福學派那樣試圖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彌賽亞救世主義和烏托邦主義傳統聯系起來；第二類是馬克思不曾在自己時代直接遭遇因此沒有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反映出來的現代問題，如哈維所言的“空間”問題，從這一點出發，馬克思主義被“升級”為當代文化的面孔，哈維關于“歷史唯物主義必須升級為歷史地理唯物主義”以及諸如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版本的馬克思主義在這一點上是同質的。因此，可以說，拉克勞和墨菲在《霸權和社會主義戰略》一書中的立場并沒有超越這一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

復雜的是，如果說第二國際以來的“修正主義”以必須適應于政治經濟發展而“更新”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曲解、補充甚至否定立場的理由，那么在這種理由成為一種習慣的理論或學術姿態后，它背后的政治立場便發生了極大的偏轉。如詹明信所言，“馬克思主義，就像所有其他的文化現象，隨其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注：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張旭東編，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74頁。)。這一論斷在中文語境中的理解可能與其原始語境具有極大的不同，因為它在文化價值上消解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政治性，因此即使對于自由知識分子而言，馬克思主義不構成政治言說的邊界，它只是被自由地談論和發揮的一種文化。正是這一原因使馬克思主義作為現代性之未完成的政治規劃被替換成知識規劃，從知識規劃角度來談論對馬克思主義的替代也具有了合法性。拉克勞和墨菲正是在這一背景中自我圈定了一個狹義的“后馬克思主義”圈子，而由它溢出的則是“后馬克思主義”知識學路向，即把一種可能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前提作為理論的中心視域。因此，我們看到在上述兩類“空場”上，后馬克思主義都告別了傳統“補充”或“發展”的理論姿態，而變成了“發揮”(如女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超越”(如生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立場)或“哀悼”(如德里達之“幽靈”)等立場。而這正是他們偏愛suture(縫合)、articulate(接合、言說)這些詞的原因。在他們看來，這些術語既能夠表示一種通過“清晰地闡明”的語言行為而獲得實踐性的策略，從而彌補“理論和實踐的統一”這個馬克思主義中心主題在新的理論中的不足；又能夠表達這樣的含義，言說或實踐產生作用的領域是由社會的不確定性、由每一種指符的不固定性決定的，是環境多元要素和能指的漂浮性相互作用的結果(注：拉克勞和墨菲：《文化霸權和社會主義戰略》，遠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28—142頁。)。當然，這種理論立場既割裂了它自身與歷史邏輯的聯系，也在理論邏輯上否定了普遍性訴求(這個問題在齊澤克那里被清晰地意識到，并得到極大的糾正)。所以，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流變史來理解后馬克思主義話語的立場并不困難，困難的是我們無法理解他們所采取的與馬克思主義保持切線關系(即既相關又不在其中)的理論姿態，因為那種“不可能(是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話語”，只能是一種抽象的和學院的理論，它把馬克思主義投入到遠方的地平線上，使之成為永遠不可能的一個亮點。而在這一點上，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么西方學者喜歡用這樣一些與時間相關的術語來描述馬克思主義的現實性——“推遲”、“延宕”(德里達)、“姍姍來遲”(詹明信)等等。

二

無論采取了何種姿態以維持與馬克思相關的形象，后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本人的思想都相去甚遠。集中地說，他們在三個核心點上對馬克思主義實行了內在的爆破：生產力、階級和革命，而由此產生的則是生態、女性(種族、少數等)和民主主義的復雜結合體。正是在這里，它與后現代思潮具有了內在的親緣性，不僅立場相互支持，而且許多重要的理論依據也都一致。因此，理解后馬克思主義沖動在當代的強勁勢頭，必須在理論上注意“后馬克思主義”并不是對一種同質邏輯的判定，而是對包含在多元性之中自身又包含著多元性的話語的界劃(注：雖然我傾向于采取狹義的后馬克思主義概念，但我們也將發現，近十年來，廣義的理論上的“后”姿態卻是西方左派學者的一種十分普遍的取向。例如1992年第二屆世界馬克思大會，其主題散裂和立場的多元甚至已經讓不同的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產生了溝通的困難，而在理論上完成描述和推動新的世界秩序形成任務過程中，在邏輯上“告別”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也并不少見。參閱該次會議的論文集，AntonioCallarietc.(eds)MarxisminthePostrnodernAge:ConfrontingtheNewWorldOrder,NewYork,the

GuilfordPress,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