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體制論文范文10篇

《日本研究》2003年第4期刊載了劉紅寫的論文《戰后日本經濟體制的特征、問題及改革》，對影響日本經濟發展的關鍵——經濟體制特征——作了扼要的闡述和分析。劉氏指出：“具有長期、持續性交易關系本質的日本經濟體制，其形成并非是根植于日本文化和傳統的，究其根源是為適應戰后的經濟環境而形成的?！边@種觀點帶有相當普遍的代表性。筆者認為，上述觀點頗值得商榷。本文扼要闡述了日本史壇最新的研究動向，考察了日本經濟體制的幾項特征，分析了經濟體制對日本經濟發展的重要影響，指出戰后日本經濟體制的特征形成于戰時而非戰后，因此通過改革解決當今日本經濟體制所面臨的問題的根本前提，就是對包括戰時體制在內的那場侵略戰爭，進行徹底清算。

一、學術熱點：日本戰后經濟體制源于何時?

對戰后日本經濟體制形成于何時，日本學術界尚未達成共識。概括而言，主要有兩種論說，一種是“文化傳統說”，另一種是“戰后改革說”。前者認為：“日本的經濟制度具有日本固有的文化背景，根植于民族特性。日本型企業和官僚制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江戶時代的‘藩’和‘家’?？梢哉J為連帶意識和平等主義的根源，早在農村共同體中就已經存在。”后者則強調：“戰后的日本是在戰爭的廢墟上站起來的‘新生的日本’，同以往的日本有本質的差異，同以往的歷史沒有聯系。就這個意義而言，‘我們的生日是終戰日，我們的父母是戰后改革’?！庇捎凇皯鸷蟾母镎f”代表了長期占據日本史學主流地位的“戰后史學”派的觀點，因此在日本最有影響。

但是，早在20世紀70年代，否定“戰后改革說”的動向在日本學術界已經出現。1977年，木神原英資、野口悠紀雄發表了《大藏省·日銀王朝的分析——總體戰經濟體制的終焉》一文；提出了強調戰時和戰后經濟體制存在連續性的“假說”，認為“戰爭結束時，日本社會的形式和理念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另一方面，經濟體制，特別是作為實行金融統制之基礎的戰時經濟體制，卻基本上得以存續”，“支撐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體制，基本上是戰時總體戰體制的繼續”。1978年，中村隆英在《日本經濟——其成長和結構》一書中指出：“戰后和戰前，不是飛跨戰時聯結起來的。戰時形成、戰后繼續保持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技術、生活方式、習慣等，實在是出入意料之多。雖然這些東西在形成的時候，以后會變得怎樣沒人能夠預料，但它們卻構筑了戰后的企業形式、生產組織乃至生活方式?！?988年，山之內靖發表了題為《戰時動員體制的比較史考察——為了了解今日日本》的論文，認為日本為進行“總體戰”而進行的戰時動員，“形成了某種‘全體主義’。這種‘全體主義’，是形成戰后日本‘體制社會’的起點”。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以日本面臨種種經濟難題為背景，諸多學者對戰后日本的經濟體制進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日本戰后經濟體制是戰時經濟體制而延續”的結論。1993年，岡崎哲二、奧野正寬編纂出版了由8位學者共同撰寫的《現代日本經濟體制的源流》。該論著撰寫者對日本金融體制、企業體制、勞資關系、業界團體、財稅政策、農業狀況等各經濟領域在戰時和戰后的變遷，進行了詳盡的歷史性考察和比較分析，指出日本至戰前30年代的企業統治，即由財閥家族確保股東主權的經濟體制，是盎格魯—薩克遜型的自由主義經濟體制。但是在戰爭時期，這一經濟體制轉變成了“日本型經濟體制”。正是這種轉型后的體制，構成了促使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制的原型。他們通過各項考察后最終得出結論：“構成現代日本經濟體制的大部分要素，都是在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時期，為了對國家資源進行總動員而實施‘計劃經濟化’的戰時經濟的需要，以及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而實施‘統制經濟’的需要而制定的。”1995年，山之內靖、J·維克特·考希曼(J.VictorKoschmann)、成田龍一主編了作為13位日美學者共同研究成果的論著《總體戰和現代化》。該論著同樣對構成戰后日本政治和經濟體制的幾個方面進行了頗為詳盡的考察，并最終得出結論：“戰后各項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戰時的各項改革是共通的，這些改革使戰前經濟體制的制度性基礎徹底解體……使戰后體制向戰前體制回歸的道路被封閉。日本的經濟雖然也算是市場經濟，但是其制度性基礎中，包含著在戰時計劃、統制經濟的基礎上導入的要素?？梢哉f，日本的經濟體制是一種獨特的經濟體制?！眴柾荒?，野口悠紀雄發表了《1940年體制一再見了，戰時經濟》(按：他所謂的1940年體制，即戰時體制)，考察了“1940年體制”即戰時體制的形成過程、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和“1940年體制”的關系、“1940年體制”的基本理念、日本經濟體制面向未來的選擇等幾個方面，明確指出了戰時和戰后經濟體制的存續關系：“在戰前具有濃厚古典的自由主義經濟性格的日本企業和金融市場，在戰時經濟中發生了巨大變化。現在的日本型企業、間接金融體制的原型，存在于戰時經濟之中?！?/p>

總之，20世紀90年代后，以日本經濟風光不再為背景，對日本戰時和戰后經濟體制是否存在連續性的探討，構成了日本學術界一個持續的熱點，其影響波及日本現代史研究的各個領域。通過初步的歷史考察，筆者認為至少就日本經濟體制而言，戰時和戰后無疑存在連續性。

《日本研究》2003年第4期刊載了劉紅寫的論文《戰后日本經濟體制的特征、問題及改革》，對影響日本經濟發展的關鍵——經濟體制特征——作了扼要的闡述和分析。劉氏指出：“具有長期、持續性交易關系本質的日本經濟體制，其形成并非是根植于日本文化和傳統的，究其根源是為適應戰后的經濟環境而形成的?！边@種觀點帶有相當普遍的代表性。筆者認為，上述觀點頗值得商榷。本文扼要闡述了日本史壇最新的研究動向，考察了日本經濟體制的幾項特征，分析了經濟體制對日本經濟發展的重要影響，指出戰后日本經濟體制的特征形成于戰時而非戰后，因此通過改革解決當今日本經濟體制所面臨的問題的根本前提，就是對包括戰時體制在內的那場侵略戰爭，進行徹底清算。

一、學術熱點：日本戰后經濟體制源于何時?

對戰后日本經濟體制形成于何時，日本學術界尚未達成共識。概括而言，主要有兩種論說，一種是“文化傳統說”，另一種是“戰后改革說”。前者認為：“日本的經濟制度具有日本固有的文化背景，根植于民族特性。日本型企業和官僚制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江戶時代的‘藩’和‘家’?？梢哉J為連帶意識和平等主義的根源，早在農村共同體中就已經存在。”后者則強調：“戰后的日本是在戰爭的廢墟上站起來的‘新生的日本’，同以往的日本有本質的差異，同以往的歷史沒有聯系。就這個意義而言，‘我們的生日是終戰日，我們的父母是戰后改革’。”由于“戰后改革說”代表了長期占據日本史學主流地位的“戰后史學”派的觀點，因此在日本最有影響。

但是，早在20世紀70年代，否定“戰后改革說”的動向在日本學術界已經出現。1977年，木神原英資、野口悠紀雄發表了《大藏省·日銀王朝的分析——總體戰經濟體制的終焉》一文；提出了強調戰時和戰后經濟體制存在連續性的“假說”，認為“戰爭結束時，日本社會的形式和理念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另一方面，經濟體制，特別是作為實行金融統制之基礎的戰時經濟體制，卻基本上得以存續”，“支撐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體制，基本上是戰時總體戰體制的繼續”。1978年，中村隆英在《日本經濟——其成長和結構》一書中指出：“戰后和戰前，不是飛跨戰時聯結起來的。戰時形成、戰后繼續保持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技術、生活方式、習慣等，實在是出入意料之多。雖然這些東西在形成的時候，以后會變得怎樣沒人能夠預料，但它們卻構筑了戰后的企業形式、生產組織乃至生活方式?！?988年，山之內靖發表了題為《戰時動員體制的比較史考察——為了了解今日日本》的論文，認為日本為進行“總體戰”而進行的戰時動員，“形成了某種‘全體主義’。這種‘全體主義’，是形成戰后日本‘體制社會’的起點”。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以日本面臨種種經濟難題為背景，諸多學者對戰后日本的經濟體制進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日本戰后經濟體制是戰時經濟體制而延續”的結論。1993年，岡崎哲二、奧野正寬編纂出版了由8位學者共同撰寫的《現代日本經濟體制的源流》。該論著撰寫者對日本金融體制、企業體制、勞資關系、業界團體、財稅政策、農業狀況等各經濟領域在戰時和戰后的變遷，進行了詳盡的歷史性考察和比較分析，指出日本至戰前30年代的企業統治，即由財閥家族確保股東主權的經濟體制，是盎格魯—薩克遜型的自由主義經濟體制。但是在戰爭時期，這一經濟體制轉變成了“日本型經濟體制”。正是這種轉型后的體制，構成了促使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制的原型。他們通過各項考察后最終得出結論：“構成現代日本經濟體制的大部分要素，都是在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時期，為了對國家資源進行總動員而實施‘計劃經濟化’的戰時經濟的需要，以及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而實施‘統制經濟’的需要而制定的。”1995年，山之內靖、J·維克特·考希曼(J.VictorKoschmann)、成田龍一主編了作為13位日美學者共同研究成果的論著《總體戰和現代化》。該論著同樣對構成戰后日本政治和經濟體制的幾個方面進行了頗為詳盡的考察，并最終得出結論：“戰后各項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戰時的各項改革是共通的，這些改革使戰前經濟體制的制度性基礎徹底解體……使戰后體制向戰前體制回歸的道路被封閉。日本的經濟雖然也算是市場經濟，但是其制度性基礎中，包含著在戰時計劃、統制經濟的基礎上導入的要素。可以說，日本的經濟體制是一種獨特的經濟體制。”問同一年，野口悠紀雄發表了《1940年體制一再見了，戰時經濟》(按：他所謂的1940年體制，即戰時體制)，考察了“1940年體制”即戰時體制的形成過程、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和“1940年體制”的關系、“1940年體制”的基本理念、日本經濟體制面向未來的選擇等幾個方面，明確指出了戰時和戰后經濟體制的存續關系：“在戰前具有濃厚古典的自由主義經濟性格的日本企業和金融市場，在戰時經濟中發生了巨大變化?，F在的日本型企業、間接金融體制的原型，存在于戰時經濟之中?！?/p>

總之，20世紀90年代后，以日本經濟風光不再為背景，對日本戰時和戰后經濟體制是否存在連續性的探討，構成了日本學術界一個持續的熱點，其影響波及日本現代史研究的各個領域。通過初步的歷史考察，筆者認為至少就日本經濟體制而言，戰時和戰后無疑存在連續性。

論文關鍵詞：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經濟學；經濟學創新

論文摘要：本文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探索在這一基礎上的中國經濟學創新問題。通過分析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成功背后蘊藏的巨大經濟學資源，發現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確是經濟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機遇，而且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中確實具有發展經濟學需要的豐富材料，同時也看到了這種經濟學創新具有突出的世界性意義。

一、引言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對社會科學的影響當屬經濟學最為突出。同時，經濟學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受到的考驗也最為巨大。對經濟學來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徹底地改變了傳統經濟學的一些基本認識，使經濟學體系面臨著重新整合的形勢。原有的政治經濟學需要發展，西方經濟學被不斷地引進，因此，中國成為經濟學競爭的一個舞臺。面對這樣的情形，在經濟學界形成了三種觀點：一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使之繼續保持在中國經濟學領域的主導地位。對此，許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不遺余力地努力探索，如劉國光教授對中國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的關注，不僅表現出他對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擔憂，而且也包含了強烈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期盼［1］。二是大量引進西方經濟學，按照與國際接軌的思路，把它作為中國經濟學的新主流。例如有的學者提出，西方經濟學或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規范性和邏輯的一致性，因此，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是無地域和國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獨立于他國的經濟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現代經濟學的某些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可以用來研究任何經濟環境和經濟制度安排下的各種經濟問題，研究特定地區在特定時間內的經濟行為和現象［2］。三是創建一種屬于中國自己的新的經濟學。例如有的學者傾向于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著重解決的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問題［3］。這三種觀點分別代表了中國經濟學發展的一個方向。但是，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還沒有實現統一或普遍認同的跡象。因此，探索中國經濟學發展依然是任重而道遠。筆者認為，不管中國經濟學取向怎樣的前途，有一點是十分關鍵的，就是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決不能離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這一最大的實踐，而且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越來越走向成熟，其豐富的經驗會成為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本土資源。

二、經濟體制改革為經濟學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機遇

經濟學的發展經歷證明了一個道理，即無論是一種經濟學理論的形成，還是一種經濟學理論的流行，都有著深刻而廣泛的現實背景。古典經濟學是在資產階級努力想擺脫封建制度的羈絆，并且為自己的發財致富尋求合理性的背景下產生的。而之后的不斷發展又都是建立在一些重大的經濟發展背景下的。被馬克思稱為庸俗經濟學的新古典經濟學是在資產階級取得了政治、經濟統治后，需要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合理性和永恒性的背景下形成并發展的。在西方經濟學發展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離開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經濟大蕭條背景也難成氣候。后來，在20世紀70年代重新活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則得益于這個時期資本主義經濟出現“滯脹”而使得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陷入困境的背景。西方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具有的這一規律，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史上也同樣能夠看到。

內容摘要

監獄經濟是伴隨著監獄及其行刑活動而產生的一種特殊的經濟活動，它的存在及其發展不僅能使罪犯勞動力資源得到開發利用，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貢獻，而且還能為監獄有效執行刑罰提供物質保障和現實載體。而監獄經濟的運行狀況，直接取決于監獄經濟體制。

在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監獄經濟體制是一種權力高度集中、監獄和監獄企業合為一體的體制，并且一直延續到今天。但是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監獄企業在競爭中力不從心，處于弱者地位，經濟效益不斷下滑，監獄的生存也受到了直接威脅，監獄的改造質量水平因此而不斷下降。表現在監獄經濟方面，面臨著監獄企業補充監獄各項建設經費、生產經營債務、辦社會等負擔過重；監獄企業長期投入不足，發展空間嚴重受阻；傳統監獄企業管理體制不適應市場經濟等主要困難與問題。表現在監獄經濟體制方面，存在監獄刑罰執行、教育改造職能和監獄經濟管理職能難以到位；監、企、社混合多元體制造成監獄工作復雜與艱難；現行監獄經濟體制的瑕疵容易滋生司法腐敗等主要弊端。隨著我國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改革及法治建設的不斷深入，以“監企合一”為核心的監獄經濟體制面臨的困難與弊端逐步顯露，越來越不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因而這一問題也是當前亟待研究解決的重要課題。

本文在對監獄經濟發展歷程進行總結回顧的基礎上，明確了監獄經濟的重要地位，論證了監獄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從多方面分析了監獄經濟體制存在的弊端和問題，并提出了我國監獄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和對策。本文認為，必須加快監獄經濟體制改革，要加大改革力度，落實全額保障政策，推進監、企、社分開，使監獄更好地履行刑罰執行職能；要認真執行政策，將監獄執法經費支出與監獄企業收入分開；要努力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理順監企關系，建立促進新型監獄體制規范運行，以“全額保障，監企社分離，收支分開，規范運行”為監獄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從體制、機制和源頭上解決目前監獄經濟體制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從而真正建立和完善公正、廉潔、文明、高效的新型監獄體制和工作機制。

關鍵詞：監獄經濟改革探討

目錄

私有制與市場經濟具有天然聯系，也經歷原始資本主義、自由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跨國資本主義等發展階段，才形成一套比較完整且不斷變革中的現代市場體系。重溫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五大經濟特征越發明顯，但應當說，從原始掠奪、自由競爭、私人壟斷、國家壟斷到跨國壟斷，從業主制、合伙制、公司制到集團制，從科學管理、人群關系、行為科學到管理科學，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確實發生比較深刻的變化，從而暫時擺脫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命運，仍然能容納生產力的較快發展。

公司制與計劃經濟具有天然聯系，社會主義思潮與資本主義思潮幾乎同時產生和發展，但實踐表明，就生產力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市場經濟是不可逾越的發展階段。問題在于：公有制能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早在一百年前，帕累托就提出這個問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又引發一場長達二十年的大論戰，鄧小平以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對這場論戰作出了肯定回答。

應當清醒的看到，建立與私有制具有天然聯系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經歷三百年的漫長探索，不同階段有不同特點，不同國家又有不同模式。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一個全新課題，要在三十年內就建立完善的、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顯然是不切實際的。

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焦點，是國有經濟如何發揮國民經濟的主導作用。由于我們對這場革命的復雜性和艱巨性估計不足，往往急于求成，動輒幾年建立、幾年脫困、幾年完善、幾年成熟。當改革的實際進程達不到預期目標，在一些深層次問題上未能取得突破時，有些人便對國有經濟的前景表示悲觀。他們根據“經濟人”的假說，以“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效率最高為由，提出“國家所有制下企業家不可能定理”，主張國有經濟全部退出競爭性行業。這未免言之過早，失之偏頗。事實上，作整個經濟體制中心環節的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改革,不僅受到整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也受到政治體制改革進程的制約。如果沒有外部環境的配套改革，國有企業只能是無水之魚。國有企業改革的困境，既有歷史的、社會的原因，也有經驗的原因，不僅僅是產權虛置的問題。作為現代化大生產的社會組織，現代企業不像小私有者那樣，多賣一元錢就能多的一元錢。無論公有還是私有，都存在委托一鏈問題，關鍵在于治理結構。只要做到產權清晰，形成激勵約束機制，是否國有或國有控股并非決定性因素。西方的私有制企業，倒閉的遠多于存續的，蘇東的“休克療法”，并不是“一私就靈”，我國的公有制企業，也沒有進入世界五百強的。鑒于建立公有制市場經濟是領導有序的自覺進程，也許并不需要像私有制市場經濟那樣經歷三百年的自發過程，如果我們能夠在本世紀中葉今本實現現代化的同時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就是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就是對人類的重大貢獻。

經濟體制與中華文明

人們不難發現，我們在學習外國經驗時存在一種普遍現象：科學技術一學就會，既快又好。世界市場出現什么新產品，往往不到一年就可以看到國產品。一年半前，一般人還不知道什么叫光盤，一年半后，我國的光盤產量就成世界之最。而經濟體制一學就變，既變形又變味[1]。行業協會本來是自下而上成立的自治組織，我們一學就變成“二政府”。股市從來就是經濟形勢的“晴雨表”，我們這的經濟形勢一片大好，越來越好，可股市一片大跌，一路下跌。究其原因，乃在科學技術是自然系統，服從自然規律，而經濟體制是人造系統，與人文休戚相關。

論文摘要：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憲法得到不斷修訂與完善。從唯物史觀角度分析三十年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憲法發展的歷程，經濟體制改革成果入憲呈現出四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堅持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觀點，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二是堅持量變與質變辯證關系原理，進行漸進式改革；三是堅持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關系原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四是堅持實踐第一的認識論，從實踐到政策到入憲。

論文關鍵詞：唯物史觀；經濟體制改革；憲法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一般經歷了從微觀到宏觀、從表面到深層、從局部到整體的變遷過程．憲法對經濟體制改革成果的確認，也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深化的變遷過程。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土地流轉制度的人憲到所有制改革與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人憲。從市場導向改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人憲到收入分配改革與分配制度的人憲都充分體現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與憲法發展的關系。縱觀這一歷史進程．經濟體制改革成果入憲呈現出鮮明的特點。從唯物史觀角度研究總結我國經濟改革成果人憲的特點，有助于我們在深化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更好地處理經濟體制改革與憲法修訂的關系。

一、堅持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觀點，尊重人民群眾的創造精神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恢宏磅礴的全社會參與的實踐活動．經濟體制改革成果人憲體現了憲法的修訂，堅持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觀點。2O世紀7O年代末，在安徽鳳陽的小崗村，十幾個農民在取得土地經營權的協議書上按下手印，點燃了中國農村的改革之火，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很快在我國廣袤的農村大地上形成燎原之勢。同樣地，鄉鎮企業主要從蘇南地區的社隊企業中生長出來，市場經濟在經濟特區試驗開路．溫州人民在非公有制經濟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制度創新中做出了重要貢獻。這些改革試驗充分體現了人民群眾的創造精神．現行憲法及其修正案對這些經濟體制改革成果的最終確認．體現了憲法對這種創造精神的尊重。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人民群眾是改革發展的主體和動力。我們黨始終尊重人民群眾的創造精神，總是滿懷熱情地鼓勵和支持人民群眾的實踐探索。鄧小平指出：“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

歷史實踐表明，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一切成就。都是充分依靠人民群眾發揮積極性和創造性取得的，人民群眾是決定我國改革開放前途和命運的根本力量。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充分發揮他們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改革開放事業才會有堅實的基礎和力量源泉；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的創造精神，才能準確把握時代前進的脈搏，不斷獲得推動改革開放事業的動力；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眾豐富多彩的實踐活動．才能不斷獲得改革開放事業發展與進步的思路與智慧；只有充分尊重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才能不斷取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勝利。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服務行政的理念；依法行政的理念；有限政府的理念；績效為本的理念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服務行政的理念是人類進入下業化社會后政府角色定位進行思考的產物、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要從單純追求GDP指標轉向全而提高生產和生話質量上來、政府服務，不儀要放在企業上，更要放在廣大人民群眾上、依法行政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和必然選擇、加強公正執法，從嚴治政、市場經濟講究效率，沒有效率就沒有效益、實現政府管理的廉潔、高效，提高政府下作的整體效能和服務水平等，具體請詳見。

論文摘要：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必須創新思維.創新管理.以全新的行政理念引領改革:應把握服務導向、法治導向、績效導向等。

關鍵詞：行政觀念政府政府職能

以往的經驗證明，在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的同時，還必須進行相應的答理方式和行政觀念的轉變，要用嶄新的行政理念引領改革。否則，即使在形式上進行了政府職能轉變，但是原有的、根深蒂固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答理方式和觀念不轉變，還可能會有意無意地用計劃經濟的思路和辦法來搞市場經濟。因此，必須加快更新行政理念，為政府職能轉變做好思想準備。

一、服務行政的理念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政府改蘋的日標必然是服務型政府，即服務行政。

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指出，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主要任務。去年底，《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發表以來，在改革開放不斷取得突破的同時，總感到有些深層次問題認識上不統一，步調上不一致。今年初，又下發《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科學回答這些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決定》的實施，需要《意見》的指導，兩者的全面落實，將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這一經濟體制新模式將更多地走向世界。這里，只有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

產權制度與市場經濟

眾所周知，產權清晰是實行市場經濟的前提，否則，就談不上交換。但是，產權清晰并非必須清晰到個人，私有制不是市場經濟的唯一產權形式，更不是市場經濟的唯一決定因素。

私有制與市場經濟具有天然聯系，也經歷原始資本主義、自由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跨國資本主義等發展階段，才形成一套比較完整且不斷變革中的現代市場體系。重溫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五大經濟特征越發明顯，但應當說，從原始掠奪、自由競爭、私人壟斷、國家壟斷到跨國壟斷，從業主制、合伙制、公司制到集團制，從科學管理、人群關系、行為科學到管理科學，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確實發生比較深刻的變化，從而暫時擺脫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命運，仍然能容納生產力的較快發展。

公司制與計劃經濟具有天然聯系，社會主義思潮與資本主義思潮幾乎同時產生和發展，但實踐表明，就生產力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市場經濟是不可逾越的發展階段。問題在于：公有制能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早在一百年前，帕累托就提出這個問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又引發一場長達二十年的大論戰，鄧小平以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對這場論戰作出了肯定回答。

應當清醒的看到，建立與私有制具有天然聯系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經歷三百年的漫長探索，不同階段有不同特點，不同國家又有不同模式。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一個全新課題，要在三十年內就建立完善的、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顯然是不切實際的。

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與開放，使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并無可爭辯地載入世界現代化的史冊。據世界銀行估計，英國在工業化初期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時間花了58年（1780—1838年）；美國花了47年時間（1839-1883年）；日本花了結34年時間（1885—1919年）；巴西用了18年時間（1961—1979年）；南朝鮮用了11年時間（1966—1977年）；中國只用了10年的時間（1977—1987年）（WorldBank，1991）,大大超過英、美、日等國當年人均收入增長速度,也成為目前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

若以俄羅斯等市場經濟轉型國家相比，中國改革初期的條件遠不及俄羅斯。若將中國1978年與俄羅斯1990年市場經濟轉型初期經濟發展條件相比，第一，中國實際人均收入水平大大低于俄羅斯水平，據世界銀行估計（1996年），中國人均GDP的PPP（實際購買力平價）美元值為1000美元（1990年美元），俄羅斯為6440美元，相當于中國人均GDP水平的6.4倍；第二，中國農村人口大大高于俄羅斯水平，中國為82%，而俄羅斯為26%，是一個城市化與現代化程度相當高的國家；第三，中國農業勞動力占總人口就業比重大大高于俄羅斯，中國為71%，俄羅斯為13%，中國還面臨著如何解決龐大的日益增長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問題；第四，中國人力資源條件大大不及于俄羅斯的情形，中國成人文盲率為31%（1982年數據），俄羅斯為2%，中國15歲以上平均人口文化程度為4.6年（1982年數據），而俄羅斯在10年以上，即使將中國各級政府官員、國有企業管理人員的文化素質與俄羅斯相比，也是差異甚大。令人驚奇的是，中國在極其不利的條件下成功地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避免了俄羅斯生產力大幅度倒退（1994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比1989年下降了40個百分點）、高通貨膨脹率、高失業率以及社會動蕩不安的局面。中俄兩國改革初期的條件差異甚大，改革的道路和方式各為不同，而所獲得的改革結果大為不同。據世界銀行統計，中國1994年與1978年相比，人均GDP增長了1.51倍,人均預期壽命增長了6.3%；俄國1994年與1990年相比,人均GDP下降了28.4%,人均預期壽命下降了7.0%。(WorldBank,1996)

為什么中國比較成功地推動了經濟改革呢？與其他轉型國家相比，中國改革的獨特道路是什么？近年來這些問題引起國內外學者的廣泛興趣，并做了大量研究，比較一致性的看法是：中國采取了“漸進”的改革方式，而俄羅斯等國采取了“激進”式的改革方式。世界銀行《2020年的中國》報告（1997年）認為，支持中國自1978年以來持續高增長有四個重要條件：第一，中國的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第二，經濟結構的變革；第三，選擇了適合中國特殊國情的務實和漸進的改革；第四，中國的市場化改革。

王輝博士所著的《漸進改革：中國經濟改革之路與人力資產》（美國蘭德公司，1994年）一書，是在眾多研究中獨樹一幟。該書的獨到之處就在于作者從新的理論視角──人力資本理論來解釋為什么中國領導人必然要選擇“漸進”改革的方式？這種漸進改革會導致社會發生何種變化？在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決定制度選擇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如果這一決定因素是人力資產的話，那么在不同的制度條件下，它們有什么不同特征，又是如何發生轉化，實現再升值？為什么要強調人力資產升值的“漸進”性，它與“漸進”改革之間有什么內在邏輯聯系？作者別開生面、耳目一新的研究使我們對如此驚心動魄、復雜紛繁的改革過程及其發展邏輯有了本質性的觀察與思考。

中國改革具有何種性質呢？如何準確的評價呢？作者把中國的改革視為一場“漸進革命”。這包括了兩個方面的含義：首先，中國的改革就其本質而言是一場革命，它從根本上改變了國家經濟體制的主要特征，使其朝著市場經濟方向發展；其次，中國的改革就其演進過程而言是漸進變化的，顯示出一種漸進變化的方式，以及這種并不驚天動地的、平穩的變化的累積效果。按照作者的話來說，“表面上”，它（指改革）是循序漸進的；實質上它深刻地改變了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

從1978年改革以來的十幾年來，這只不過是人類歷史長河的一瞬間，即使計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來的時間，也不過只相當于這一歷史時期的1/3，然而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歷史巨變，請讓我們來看一下歷史事實：1978年農民出售農產品總額中，政府定價的部分占92.6%，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政府定價部分占有97%，工業生產資料出廠價格總額中，政府定價占100%。[2]到目前為止，上述產品的政府定價只占10%左右，與西方國家基于自由競爭和價格機制的市場經濟已經相差不遠。1978年非國有企業占工業總產值的1/4，到1995年這一比重已達3/2，而國有企業占工業總產值比重已由78%下降至1/3；[3]1980年非國有經濟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不足1/5，到1995年已提高至45%，[4]即使是國有企業，除了少數大中型企業還受到政府不同程度干預之外，大部分國有企業已經轉向或正在轉向市場經濟。在現實生活中，除了少數商品和服務價格（如居民房租，水電器費用等）之外，消費者采購基本是面向市場，并受價格信號的影響。絕大多數生產者和供給商不僅要受到價格信號的誘導，而且還受到消費需求市場的制約。世界銀行《2020年的中國》報告（1997）認為，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飭街腫偷暮狹看蟮男瀉湍媼韉睦順?，它们蕪娰犥铺O滴榷ǖ那痹諞蛩?，而且咨惽膸r栽狻5怯芍噶钚約蘋孟蚴諧【米途褪潛浠媚獾模喝嗣喬籽勰慷昧飼八樟投飯業木帽覽！M?，从乡村型祬醛业删l嵯虺鞘行偷墓瞪緇岬淖鴕燦行磯嚳縵鍘T詬輝9抑?，这一转型用了几个侍m偷氖奔洹6謚泄?，这覇绝嘲c凰醵濤淮嘶蛄醬說氖奔?。[5]可以認為，這一系列的社會經濟生活的變化早已超過改革初期決策者的預想，或者說決策者變得比較聰明了，采取了漸進方式，通過不斷調整現行的計劃經濟體制，減小風險，減小阻力，減少動蕩，使改革較為平穩地進行，有力地支撐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正如作者所說，中國改革的實踐已向世界證明，漸進改革能夠取得革命性的效果。這是中國改革成功經驗的關鍵所在。

摘要:新農村經濟建設關乎社會的發展與穩定，但是農村的經濟發展現狀并不容人樂觀。通過不斷的推進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調整優化當前的農業經濟結構，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提高農民文化和技術素質是解決當前農村問題的根本途徑。

關鍵詞:農村經濟；新農村建設；農業經濟結構

一、當前農村經濟概況

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農村經濟發展是興國安邦的基礎。建設一個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新農村，是解決“三農”問題、落實科學發展觀、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重大舉措。從國內經濟形勢看，農村經濟在國際國內的復雜環境下，克服了重重困難，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是尚有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諸如，有效需求不足，農村市場疲軟；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業結構不合理的矛盾更加突出等等?，F實也提出了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和優化是勢在必行的。不改革，就難以提高農業整體效益和增加農民收入；不改革，就難以適應加入世貿組織對農業的要求和挑戰；不改革，就難以推進新農村建設和農業可持續發展。

二、推進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原則

當前，在全面加快新農村建設下，對農村經濟結構進行調整和優化要遵循以下三條原則。首先，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要在目前農村經營體制單一和農民素質低的情況下，向農村經濟的廣度和深度進軍。其次，要切實落實科教興國、科教興農戰略，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從粗放經營轉向集約經營，從利用資源轉向利用和保護資源。最后，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要以市場經濟為導向，以實現農業現代化為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