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法律發展的政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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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孔祥林工作單位：中共南京市委黨?？粕缃萄胁?/p>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于中國法治建設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開創了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新時代。法律發展在諸多力量的推動下朝著建設法治國家的目標前進,其中推動當代中國法律發展的政治動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法律發展的繼續深化需要有新的政治動力支持,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作出的5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6就是著眼于21世紀中國法律發展趨向,對法律發展的政治動力進行了新的探求,為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法律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機制。

一、政治動力對中國法律發展的影響

法律與政治的關系是一對古老的命題,在不同的時代有著不盡相同卻又十分豐富的內涵。法律的發展與政治因素有著緊密的聯系,從歷史與現實考察法律發展的動力可以發現政治動力起著重要的作用,國家、政黨、政策、民主理論對于法制現代化的進程始終產生著影響。中國的法律發展實際是一個法律變革的過程,推動中國法律發展的力量正是法制變革,這種法制變革在一定意義上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組成部分。任何類型的法制變革都離不開一定的政治體制的啟動。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政治層面是一個關鍵的變量,在某些意義上也是獨立的變量。[1]對于中國這樣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家,中國共產黨對于法律發展來說始終是一個重要力量,黨的執政能力作為法律發展的政治動力是一個重要的變量。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政黨及政黨制度在社會結構和社會發展進程中的地位和功能有著明顯的區別,對促進法律發展方面所發生作用的方式也是不同的,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法律發展的一大特色就在于政黨在法律發展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一般認為中國法律發展)))建設法治國家應該走政府推進型與社會演進型相結合的道路,以政府推進法制的改革為主導,輔之以社會自然生成的具有現代法制精神的制度、規范和價值觀。而政府推進就是指國家在法律發展中的作用,而中國共產黨以多年的革命奮斗確立了對國家事務的全面領導關系,推進法律發展的任務歷史地落在了黨的身上。中國法律發展之所以需要政黨加以推進主要是因為,中國沒有先市民社會再政治國家的自主發展的自然過程,缺乏與現代法治相適應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條件,這就必然要求中國法律發展的動力源自國家、源自黨的推進。黨以政治動力的方式推進法律發展一方面解決了法治建設的自覺性問題,另一方面有利于調整法律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諸如權與法、人與法的關系上的矛盾與認識上偏差。在法律發展的進程中,不同歷史動因的法律發展的道路,往往形成不同類型的法制現代化模式,主要包括內發型和外生型兩類。內發型的特點是法律發展的基本動力源自國家和社會內部的需要,由本國政府和人民的長期努力而實現;而外生型的特點是法律發展的動力更多地來自于外部壓力,這一過程往往是在較短的時間內經歷歷史的陣痛而實現。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正是由于內部因素和外來影響相互作用的歷史產物。離開這一點,我們就無法科學地揭示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歷史運動規律。[2]從中國法律發展現實著眼,我們還存在著與其他國家共處、競爭和相互借鑒的問題。現代法治的發展以法律的一定趨同性為表征,在全化背景下,由于經濟一體化的加深,法律上的學習、移植也是法律發展的體現,而推動這一進程的仍然需要國家(政黨)發揮作用。全球化對世界的法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出現了全球性法律重構,主要有:經濟全球化進程需要一個全球性法律與之相均衡;全球性的大市場需要一套國際主體的交往規則系統;全球化需要發展一個權利義務之間對等平衡的全球規則體系。從全球化運動的發展及其在法律上變化的過程可以發現政治對這種變化影響的明顯痕跡。國家這一政治實體的發展是和全球化進程同步的,民族國家是現代社會的主要政治實體,有學者認為:其產生在一定程度上標志著全球化進程的開始。民族國家在全球化進程的大部分時間里扮演著積極的推動者的角色。如:從17、18世紀的海外拓植,對技術創新的支持,對海外貿易的鼓勵以及多種正式制度的確立與保障。全球化背景下出現了各國法律趨同的現象,當代世界法律發展與主權國家的推動是分不開的。協調和解決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地區法律制度的沖突,正在成為各國政府的共同行動。[3]政府(政黨)在推進法律發展上的作用顯而易見,所以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重視學習和掌握國際經濟、政治、法律、科技、文化、軍事等各方面知識,重視研究國際形勢的發展規律,增進對世界歷史和現實情況的了解,增強判斷國際形勢的戰略性、前瞻性、指導性。這順應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發展的世界性趨勢的要求,使國家法律發展內外兼顧,趨利避害。從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發端分析,自184年鴉片戰爭后,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西方法文化的沖擊下,對于中國的落后挨打,各種政治力量都在進行思索,19世紀六、七十年代,已經把國家的富強與社會制度、政治法律制度的改革聯系起來。觀萬國之勢,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法既積久,弊必叢生,故無百年不變之法。[4]清廷的統治者也從一開始的反對改革轉向變法維新。承認我朝自開國以來,列圣相承,謨烈昭垂,無不因時損益,著為憲典。[5]并且派員出洋考察列強政治法律制度以供改革參考。由此可見,在中國法律改革的初始階段,政治的推動成為啟動這一進程的主導性力量,盡管清末統治者的法律改革因上層政治態度遲緩未見大太成效便被革命風暴推翻政權,但是它畢竟開啟了法制現代化的大門,而且革命后的政權繼續利用政治力量推進法律的改革。共產黨領導人民建立的新中國也在進行各種探索推進法制現代化的進程,雖然在探索中一度出現過徘徊、停滯,但總體上是朝向法制現代化道路上前進的。即使從反面教訓上說,仍然可以看出政治(政黨)對于法律發展的巨大影響。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國家實現了工作重心的轉移,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領導層痛感給國家、社會、公民帶來的損失,總結了歷史經驗教訓,分析了過去體制中存在的諸種弊端,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6]為了給經濟建設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為了在國際交往中更多地得到世界的認同,中共致力于推進法制現代化,并明確意識到需要以政治手段為動力來實現法制目標。我國的法制現代化的道路有別于其他國家,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法制改革應當穩定、有步驟地進行,這就需要黨通過政治體制改革這一形式推進法律發展。鄧小平指出: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F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7]在這一階段的法制建設中,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進一步完善,立法、執法、司法工作步入正軌,培養了一批高素質的法律工作隊伍,國家司法考試制度建立并完善,民主法制觀念經過多年普法工作已經漸入人心。如果沒有相應的政治體制改革為動力的話,國家的法制建設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進步。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國的改革開放與法制建設已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國家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戰略,迫切需要與之相適應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完善配套。歷經多年的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取得突破,在加入WTO的推動下,我國的法制現代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又往前邁進了一大步。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在黨的十五大上確立,并通過修憲形式載入了憲法。這些深刻說明了無論是法制工作的具體方面還是整個國家法律發展的戰略都是在政治力量的推動下完成的。國家清醒地認識到法治在歷史及當今世界的重要地位與作用,把它作為人類文明成果加以吸收,進而確立法治國家的方略,說明法制現代化與政治體制改革的契合點已經找到,所以中國的法律發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法制建設,而是具有變革意義歷史進程。明確而響亮地提出法制改革,不僅是適應中國改革實踐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需要,而且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走過恢復、重建為主的階段之后登上了一個更高的臺階,標志著我國實現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進程的加速。[8]改革開放二十年來中國法律發展的進程是在民主政治不斷發展,適應全球化這一趨勢,在國家和中共推進的條件下前進的。可以發現,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社會政治結構的變化、面對全球化的積極回應,為法制現代化帶了極為深刻的影響。首先,當代中國社會民主政治制度的發展,必然內生出對法治的現實需求,從而促進了中國法制由傳統計劃經濟和高度集權政治下的人治型法制向現代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下的法理型法制的轉型和變革。其次,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變化特別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給法治建設提出了新的任務和要求,也為法制現代化的加速發展創造了條件。再次,當代社會政治結構的變化,形成了多元化的政治利益需求(如24年修憲,考慮到了這一現實,對社會主義建設力量增加了建設者),政治公開和政治參與已成為民主國家通行政治活動規則,這就在更廣泛的程度上激發了廣大人民的政治熱情,他們對政治活動的參與,他們的政治權利的行使和實現,使得民眾對政治活動法律化的要求會越來越強烈,從而推動了民主政治的法律化進程,形成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社會政治推動力量。最后,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內在地要求對國家權力實行有效監督和制約,防止權力失控甚至異化,保障公民的政治權利及其行使,進而促進適應民主政治需要的現代法治的形成。[9]

二、當代中國法律發展的政治動力的機理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總結了黨執政的歷史經驗,指出"必須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不斷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要堅持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堅持和完善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發展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要堅持依法治國,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不斷推進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法制化、規范化。"這實際上是黨在推進法律發展過程中的指導原則,又是法律發展的政治動力運作的機理。法律發展需要一定的政治動力加以推動,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是政治動力的根本,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方面就是解決黨的執政體制和執政機制問題,它和政治體制改革任務是并行不悖的。由改革所帶來的動力是如何在實際中起作用的,這就涉及到政治動力運作的機理問題。它包括四個方面,一是改革和完善黨內民主制度。二是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三是善于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四是黨要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有了這樣相互銜接、相互作用政治動力的機制,就能使當代中國法律在全球化背景下,適應時代要求,出現新的躍進。

(一)改革和完善黨內民主制度是推進法律發展的政治動力之核心。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黨內民主的完善對于整個政權建設與法律發展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十六屆四全會指出:"發展黨內民主,是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依法執政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執政的一個基本方式,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形成過程是否民主對于具體的立法、執法和司法工作有著直接的影響。歷史上看,什么時候比較好地堅持和發揚了黨內民主,國家的各項事業包括法律發展方面都有很大起色;反之,什么時候黨內民主受到削弱和破壞,則法制現代化進程必然停滯乃至倒退。期間,個人崇拜盛行,黨內民主遭到踐踏,整個國家的法治建設處在邊緣化甚至虛無化的狀態,不僅國家機關的活動不依法行事,就連公民的權利包括國家主席的人身權利都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護,各項法律制度沒有發展反而廢馳。黨內民主是黨的優良傳統,是推進法律發展的經驗總結,黨的領導核心地位意味著法律發展的組織、政策和意識形態資源主要靠黨來提供。要加強黨內民主制度化建設,不因人的改變而改變。要切實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發揮廣大黨員的智慧,防止個人獨斷專行。要維護和保障黨員的民主權利,完善黨員行使民主權利的途徑和程序。要探索發揮黨的代表大會、黨代表、黨的各級全委會作用的具體途徑和形式。

(二)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是推進法律發展的政治動力之源泉。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對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帶動作用。發展黨內民主,不僅是黨自身生存發展的內在要求,而且是推進人民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客觀需要。以黨內民主推動人民民主,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戰略選擇,是一條切實可行、易于見效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發展之路。"[1]發展人民民主是黨內民主的根本目的,它要求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權。人民民主權利的實現在現實中會遇到一些阻力、障礙,而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則便于破除了現實中對人民民主認識的思想障礙和影響人民民主發展的制度性障礙,黨在受到人民的不斷擁護中黨的執政能力也隨之提高。黨內民主所形成的價值、制度、程序向人民民主推進的過程是一種法律化的過程,同時也是黨執政的政治合法性的詮釋。黨內民主的發展并積極地向人民民主推進,群眾的社會認同感增強,政治參與的機會增多,有利于形成和鞏固黨的領導核心地位,這就給黨推進法律發展提供了厚實的合法性基礎,使黨在推進法律發展中獲得社會資源整合能力和制度創新能力。

(三)善于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是推進法律發展的政治動力之延伸。我國憲法所確定的政治體制與西方國家的三權分立式的架構是不同的,國家權力運行的組織體系是按"一府兩院"關系結構完成的。黨對國家生活的領導,黨在推進法律發展方面的作用,需要在這一框架下進行,這就需要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要善于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從制度上、法律上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實施,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十六屆四全會強調了依法執政,科學執政,需要理順黨與國家政權機關的關系,明確黨的權力與國家政權機關的界限。我們黨傳統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存在一些弊端,鄧小平作過精辟分析:權力過分集中于黨委,以黨代政,包辦一切。[11]這種權力運行模式不符合現代法治國家的基本法理要求。黨在推進法律發展的過程中不是直接行使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的權力,而是主要通過國家權力機關實行政治領導,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上升為國家意志。這一過程體現了黨的領導、依法治國和人民當家作主的統一。黨內基于民主而形成的對國家法律發展的決策通過法定形式轉化為人民意志保證了黨在推進法律發展的政治動力上得到直接的延伸。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執行和適用法律法規既體現了黨對行政權和司法權領導的原則,又明確了黨與公共權力職能界限,打開了推進法律發展的可行之路。

(四)黨要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是推進法律發展的政治動力之保障。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應當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這樣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認同和擁護。在推進法律發展時,黨的某些領導干部雖然重視運用法律對社會生活加以調控,但對于自己也受法律約束的認識上不夠清醒,以人治的方式行所謂法治,這就給黨運用政治動力推進法律發展的進程帶來損害。黨與法律的關系長期以來成為困擾法律發展的問題,黨的領袖對于黨及領導干部是否受法律的約束上曾說過"法律那個東西沒有不行,但我們有我們的這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法律只能作為辦事的參考"[12]這種觀念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法律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進程。憲法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權。黨在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黨也要在遵守憲法和法律上起到示范作用,帶動社會各方面守法,維護法律權威。依法治國要求依法執政,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干部都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范圍、程序、內容和手段來行使執政權力,為了保證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干部堅持依法執政,要加強對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制的研究,使黨在發揮推動法律發展的政治動力作用上制度化、規范化、法律化。

三、當代中國法律發展政治動力的要素

在全球化廣度和深度進一步發展的背景下,中國法制現代化必然地要適應這一歷史形勢。在過去的法律發展過程中,我們進行了戰略調整并成功地作出過回應,我國于九十年代提出了由以立法為主轉變為以法律實施為主,協調發展;以發展速度為導向轉變為以法律效益為導向;堅持把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放在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13]進入新的世紀,中國共產黨深刻地分析了面臨的形勢和環境,作出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決定,執政黨認為:進入新世紀新階段,國際局勢發生深刻變化,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繼續在曲折中發展,必然要求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目標包含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等內容。執政黨的政治決策將多方面地影響法治建設,并對中國法律發展進程造營造一個有利的發展局面。執政黨推進法律發展的政治動力的要素具體有以下方面:

(一)政治傳統)))法律發展的條件。對于政治傳統,過去人們對它的態度往往存在一概否定的偏差,政治傳統作為一種資源,它既是一國歷史積淀而成的現實性力量,也是推進法制現代化的動力。清末的法制改革表面上看是由于列強的外力作用,實際上,中國自身的政治傳統對于法律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相比之下,在亞洲的所有民族中,惟有中國為現代世界帶來了平等主義的傳統、個人自由和社會地位流動的傳統、私人財產可以買賣的傳統、世俗的功利主義和物質主義的傳統、以造反為權利后盾的人道政治理想的傳統,以及以學問作為獲得官職的關鍵的傳統。[14]經歷了共產黨的長期執政,不僅過去的一些好的傳統保留了下來,而且在多年執政中業已形成的政治傳統也必然會對法制現代化產生影響。這些政治傳統有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高度整合和高度的社會動員能力;通過自身力量推進制度的自我完善;注重理論上的不斷創新;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將黨的主張上升為國家意志;通過黨管干部的原則保證政治路線的實現等。這些傳統在法律發展過程中明顯地起著作用。第一,中國的法律發展是在黨領導下進行的,又必然地與黨所面臨的各種時期的任務相適應,當下黨所提出的加強執政能力建設中所強調的依法執政給法的研究和實踐帶來了新的課題,如何利用這一機遇推進我國法制現代化向縱深發展是擺在法學家面前的時代任務。第二,中國的法律發展進程是穩步漸進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完成,不能盲目地追求發展的速度而忽視中國的具體國情。第三,中國的法律發展是在總的政治框架下完成的,這就是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法律發展應當有利于這些基本制度的完善并更好地發揮它們的作用。第三,執政黨豐富的執政資源和強大的執政能力為當代中國法律發展提供了穩定的政治環境,有了這樣的環境,為全球化過程中的各種有利制度可能被吸收借鑒提供了條件。第四,黨自身的活動方式對于國家的活動方式包括法律活動方式的積極影響。黨已經重視了依法執政,開始按照法律自身活動規律辦事,黨在這些方面的新舉措將對法律實踐產生影響。(如干部選拔任用越來越重視民意和發揮代表機關的作用推進了選舉方式的研究和實踐;以黨內民主推動社會民主帶來了國家機關活動的民主化的發展。)

(二)政治文化)))法律發展的精神底蘊。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這個政治文化是在本民族的歷史和現實的社會、經濟、政治活動的進程中形成的。人們在過去的經歷中形成的態度類型對未來的政治行為有著重要的強制作用。政治文化影響著各個擔任政治角色者的行為、他們的政治要求內容和對法律的反應。[15]政治文化作為一個民族長期的歷史積淀,也是對現實的一種寫照,對于法律的發展產生著影響。全球化背景下,政治文化發展面臨著與以往大不相同新的條件。第一、科學技術特別是網絡和計算機技術在全球范圍內的迅猛發展為多元政治文化的傳播和相互交流提供了更便捷的條件。第二、由于面臨著全球性的共同問題使人類整體意識進一步增強,對待外來文化持更加開放和寬容的心態,相互對話的要求在加深。當然全球化對我國政治文化也帶來了挑戰,主要表現在主導性政治文化的社會統合功能弱化,政治文化中民族性的東西可能丟失。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文化發展對法律發展影響主要是通過對法律文化的影響而實現的。主要表現在:科學技術的發展為不同的法律文化相互激蕩相互交流提供了有利條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主體對于公平、正義、民主、法治的政治法律意識趨同,有助于法治型法律文化的進一步形成,進而對于立法、執法、司法等活動產生作用。近幾年來我國司法方面的改革注意了對外來法律技術和法律文化的吸收。執政黨多次強調對待外來文化中的積極內容應當加以吸收,黨在整合政治文化資源,倡導主流政治文化方面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三)政治改革)))法律發展的啟動力量。政治改革與法律發展應當是同步的,歷史證明,法律發展是在政治改革為動力的作用下實現的。法制現代化仍然需要政治體制的改革來推進。全球化背景下,特別是在加入WTO后,經濟體制改革攻堅,社會管理體制創新,市場經濟秩序的規范,社會道德體系重建,政治腐敗有效遏制,政府行政能力提高,與WTO規則的有效接軌等等,都直接或間接地指向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的自我完善和更新,但也不是對局部、個別問題的調整,而是關系到方方面面的問題。執政黨始終是政治體制改革領導力量和具體步驟的設計者。政治體制改革對法制發展的影響表現為:第一、政治體制改革將轉變高度集權的政治管理體制,建立和完善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更加民主的管理體制。法律發展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使政府實現從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全能政府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有限政府轉變,重新構造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同時要研究權力運行的制約機制,建立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第二、政治體制改革將對腐敗現象進行力度更大的打擊,這對法律反腐、制度反腐、國際反腐提出了新任務。由于腐敗問題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在進行法律反腐的過程中,世界各國間可供相互學習借鑒之處較多,完全可以將其他國家的先進做法為我所用。在對付貪官外逃的問題上更需要國際上的法律合作。第三、政治體制改革必然是以以人為本為根基,建立充滿生機與活力的政治體制。堅持以人為本,是我國法律發展模式真正變革的價值導向,是法律制度創新的標志。它對于在法律發展中權利保護制度的建立與完善肯定產生有力的推動,保護權利的立法將更多更快。

(四)政治民主)))法律發展的基礎。民主政治決定了法治的本質。法津的力量在于它承認和保護個人的尊嚴和權利。如何才能維護權利?從實質意義來說,那就是要讓人們通過他們自己選舉出來的代表制定反映公眾利益的法律,通過法律對社會的方方面面進行實行管理,不光是僅針對普通公民,也包括對權力行使者進行管理。在這樣的前提之下,人民就會遵守和尊重法律,這就是法律力量的源泉。憲法與法律的合法性只能是公民權利自然而正當行使的結果,公民愿受法律的約束是因為法律表達他們的意志。在公民沒有充分行使民主權利的情況下,法律便不具有合法性。從程序意義上說,為使政府行為有正當的程序,人民代表的提名、產生、參與立法、選舉官員等活動要按法定程序進行,這樣才能保證法律代表公眾利益。法制現代化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樹立法律權威性,權威性的基礎便是民主。黨的十六大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把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緊密聯系在一起,為我國政治文明的建設指明了方向,也為法律發展指明了方向,民主政治的發展要求法律與之相適應。政治民主對法律的促進作用表現在:第一、民主政治是代議民主,如何更好地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需要在法律層面上找尋擴大公民參與的更為科學合理的選舉形式和辦法。第二、民主政治要求消除權力過于集中,這對完善國家的憲政體制,規范黨與人大之間的關系等政治法的發展將是促進。第三,民主政治是程序政治,程序原則是民主政治運行的一項基本原則。中國改革已經進入利益多元化階段,對于不同的利益主體之間如何進行政治表達,將各種主體間的沖突控制在秩序范圍內,這就需要具體的程序以供各主體間進行理性的競爭。我國的程序法和程序意識還不算發達,民主政治的發展將推動法律程序的完善。第四,民主作為法治的基礎,而民主本身又需要法治保障。鄧小平說:要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16]民主原則要貫穿于社會生活各方面,使其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性,需要用法律加以確認;對于在改革實踐創造出的新的民主形式的固定與推廣也需要法律加以確認,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政治既推動法律發展也在帶動法律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