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聯邦主義原則論文

時間:2022-08-18 08:54:00

導語:憲法聯邦主義原則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憲法聯邦主義原則論文

聯邦主義是美國憲法的基本原則之一,聯邦制的國家結構形式,導致了美國法律體系的龐雜性,本文打算論述美國憲法聯邦主義產生的歷史背景,聯邦主義的原則,聯邦法和州法的關系及其體系。

一、聯邦主義確立的歷史背景

美國人民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獨立戰爭的勝利產生的一個認為重要的觀念是,耗費如此之多的資源和鮮血進行長期的斗爭,就是為了爭取自由,保衛自由,美國將成為一個空前的自由樂土,法院的法官很快就要在司法實踐中貫徹這一原則,根據普遍的自由權利和國家法律,根據自由和正義的觀點來判決案件,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法學家們、政治家們都不適應于美國自由制度的法律。這種自由主義從各個方面影響了法律的變革。

在18世紀末,美國人的觀點認為國家最終主權屬于人民,政府官吏應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統治者。這種人民主權觀念使對立法和法律制度的作用的看法發生了影響,這種新的看法改變了人民對憲法的概念。眾所周知,古殖民地時期,一些州也有憲法,基于上述原因,人們在獨立后認為這些憲法是源于普通法的含糊不清的判例和原則,不能明確地保障人民的權利和自由,獨立以后人們要求有一部成文憲法,據此人民授予政府各種機構以權力并對這種權力的行使施加限制;立法機構享有充分的權力制定各種與憲法精神一致的法律和法令。

基于上述情況,制憲會議的代表們所面臨的一個主要課題是,既要吸取邦聯政府軟弱無力,對外不能推行強有力的軍事、政治政策,對內不能進行有效統治的歷史經驗,又要維護人民的自由,正如著名的政治家、制憲會議的代表麥迪遜所說的:制憲者所要考慮的問題是,既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又要對政府的權力加以限制使其不致濫用權力侵犯人民的自由,困難在于“將必不可少的穩定與政府的能力和不可侵犯的自由以及對共和政體的關注結合起來”。因此確立了憲法必須貫徹兩項基本原則:國家的結構形式以聯邦主義為基礎,政權組織形式以分權、制衡原則為基礎。

美國取得獨立戰爭的勝利以后于1787年在費城召開了制憲會議。在議會上占優勢的是以漢密爾頓為首的聯邦派。他被稱為美國憲法之父,他的政治思想對制憲會議起著支配作用,漢氏在獨立戰爭時期,任總司令華盛頓的軍事助理,他的職位使他親身體驗到邦聯政府軟弱無力,不能夠給軍隊籌集和輸送足夠的糧食和兵源,更為重要的是他認為私有財產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為了保護私有財產,實行有效的統治,必須廢除邦聯制,建立強有力的聯邦政府。1787年6月18日,他在制憲會議上提出有關國家制度的方案時說:“我們現在要建立共和制政府,真正的自由既不能來自專制主義,也不能來自極端民主?!彼O想的政治制度,既不是專制主義的,也不是民主主義的;弗吉尼亞州的代表、州長班德爾附和漢密爾頓的主張,在會議上提出了國家制度的具體方案,建立兩院制的國家立法機構,一院由普選產生,一院由州立法機構間接選舉,賦予兩院以各州不能單獨解決的各種問題的立法權,聯邦中央還要建立強有力的行政和司法機構,立法、行政和司法機構之間貫徹分權與制衡的原則;各州政府仍然保留,但只作為地方行政單位發揮作用,完全否定了各州獨立自主的概念。這就是聯邦派為美國憲政所設想的聯邦主義藍圖。

反聯邦派的代表則團結在新澤西州代表、州長佩特森的周圍,他在制憲會議上提出的方案是以保留各州主權為基礎的,成立一院制的國家立法機構,由各州派同等數目的代表組成,并對國會的立法享有同等的否決權,違反國會立法者的懲處由各州法院管轄,這實際上是說,不得各州的同意,國會不得行使立法權;國會對行政官吏的任免也必須得各州的同意??梢钥闯鲞@個方案是以保留各州主權為基礎的,是邦聯條例的翻版。制憲會議圍繞著上述兩個方案進行激烈的辯論,會議面臨著三種選擇:(1)各州完全分離;(2)維護各州松散的聯盟,即保留原來的邦聯制;(3)建立聯邦共和制。

經過辯論后,制憲會議通過了聯邦共和制的憲法草案,隨后聯邦派和反聯邦派又就憲法草案展開了論戰。聯邦派的領袖人物漢密爾頓等人發表了一系列的宣傳文章,闡明憲法的精神和聯邦主義原則,如漢氏在《再論行政部門》一文說:“決定行政管理是否完善的首要因素是行政部門的強而有力。舍此,不能保衛社會免遭外國的進攻;舍此,亦不能保證穩定地執行法律……不能保障自由以抵御野心家、幫派、無政府狀態的暗槍與明箭”。他在《司法部門》一文中說:“而憲法事實上是,亦應被法官看做是根本大法。所以對憲法及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釋應屬于法院。如果兩者出現不可調和的分歧,自以……憲法為準?!睗h氏這些論點為確立強有力的聯邦政府,為最高法院運用司法審查權維護憲法的權威,調整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門以及聯邦和各州的關系提供了思想理論依據。漢氏的文章論點鮮明,邏輯嚴謹,文采優美,膾炙人口,廣為流傳,具有深遠的影響。

二、聯邦主義的基本原則

憲法中關于聯邦與各州的關系規定了三條基本原則:

其一,憲法第六條規定,憲法、依照憲法所制定的聯邦法律以及在聯邦權力下已締結和將要締結的一切條約,均應成為全國的最高法律,即使與任何州的憲法或法律相抵觸,各州法官仍應遵守。其二,憲法第一條第八款明確列舉聯邦國會擁有軍事、外交事務、財政、州際貿易等方面的立法權和宣戰權。其三,憲法第十條修正案規定憲法未授予合眾國,亦禁止各州行使的各項權力,分別由各州或人民予以保留。以上各條款明確列舉了聯邦政府的權力,在合眾國范圍內這種權力是最高的,各州的憲法或法律如果與聯邦的憲法,法律或訂立的條約相抵觸,前者均屬無效;聯邦政府的權力及其行使,雖然直接淵源于憲法的規定,無須像邦聯條例規定的那樣取得各州的同意,但也不能妨害和限制各州權力的行使,各州在其范圍內享有充分的管理權,各州政府的職能有完整運轉的自由;各州只能在不違反聯邦憲法、法律和條約的前提下行使其保留權力,但聯邦政府也必須在確認各州自主的基礎上行使其權力。

雖然憲法對聯邦與各州的關系作了基本規定,但美國各個政治派別仍然不時對憲法和聯邦制的解釋發生爭論。第一次原則性的爭論發生于1819年的“麥克樓訴馬里蘭州案”。憲法生效后華盛頓連續兩任總統,聯邦派的領袖漢密爾頓被任命為財政部長,州權派的領袖杰斐遜被任命為國務卿。漢密爾頓力主實行資本主義工業化,由國家給工業發展以支持和援助,1790年他向國會提出了創辦聯邦國家銀行的建議,以便籌措資金,支持工業發展,1791年國會通過了授權財政部建立聯邦國家銀行的法令。1816年,財政部根據國會的授權在馬里蘭州首府巴爾的摩市建立聯邦國家銀行分行。1818年馬里蘭州議會通過法令,規定該州境內的聯邦國家銀行分行須向州政府納稅。分行的出納員麥克樓不服,先申訴于州法院敗訴,又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于是引發一場關于憲法和聯邦主義的激烈爭論:1.聯邦政府是否有權設立國家銀行,馬里蘭州的辯護律師、州權派的著名代表馬丁以社會契約論為武器,認為憲法是享有主權的各州派代表締結的契約,聯邦政府的權力淵源于各州,而不是淵源于美國人民,只有征得各

州的同意才能行使權力;憲法中并未明確規定,聯邦政府有設立銀行的權力,也未明確禁止州政府行使這種權力,因此這種權力為各州所保留,聯邦政府設立國家銀行是非法的,各州有權對其州境內的聯邦銀行分行征稅。最高法院首法官馬歇爾起草的判詞對馬丁的論點進行了批駁,鷗出:憲法誠然是各州派代表制定的,但各州代表是得到全體美國人民認可的,憲法和據此而組成的聯邦政府淵源于全國人民,可憲法一旦按程序被批準生效就對各州有約束力,聯邦政府可以直接對人民行使權力。憲法與政府權力都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具有鮮明的階級性,資產階級總是力圖掩蓋這種階級性,在這一點上聯邦派與州權派的立場是相同的,聯邦派為了鞏固聯邦制,加強聯邦政府的權威,聲稱憲法和聯邦政府的權力直接淵源于美國人民,否定了各州享有主權的論點。關于聯邦政府是否有權設立國家銀行的問題,馬歇爾實際上援引了漢密爾頓關于默示權的觀點,認為憲法第一條八款所明確列舉的權力,是聯邦政府享有的明示權,其中規定有財政方面的立法權,但憲法第一條八款中規定國會為了行使憲法所列舉的權力可制定“必要的和適當的”法律,即享有從明示權中引申出來的默示權,設立國家銀行的權力就是由管理財政的權力引申出來的,判詞說:“如果一切手段都是適當的,并且完全是與目的相適應的,那么這些手段就不是憲法所禁止的……因而是合憲的”,判詞也斷然否認了州政府有對其境內聯邦機構征稅的權力。

三、聯邦法和州法的關系

法國著名比較法學家達維德指出:美國最高法院對“貿易條款”的解釋將首先向我們指出聯邦法與州法曾經如何改變,所謂“貿易條款”即憲法第一條第八款中規定的國會有權“規定合眾國與外國、各州間及印第安娜種族間的貿易”。最高法院對這一條款的解釋,使國會擁有廣泛的立法權調整國民經濟的活動及其他許多方面的關系,對各州的立法權施加實際的限制。

一般說,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末的自由資本主義時代,資產階級國家法律在國民經濟生活方面的作用在于認可和保護有產者的財產私有、契約自由的權利,很少對私人經濟活動進行干預,這就是施行所謂自由放任主義;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壟斷資本形成以來,為了抑制壟斷資本的活動,盡可能保持市場的自由競爭,才加強了國家權力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從美國來看,與一般況有所不同,從18世紀末美國獨立以后到19世紀60年代南北內戰以前,美國基本上是一個農業社會,在工商業中占統治地位的是個體經營者和小型合伙企業,市場是自由的,客觀形勢沒有要求國會行使“貿易條款”所賦予的權力。因此國會很少根據“貿易條款”采取立法行動,干預經濟活動,但最高法院運用其司法審查權,對“貿易條款”作廣義的解釋,為加強聯邦政府的權威,為國會制定法律調整國民經濟打下了基礎。

涉及“貿易條款”的第一個案例為“吉本斯訴奧格登案”(1824年)。1808年富爾頓等工人根據紐約州的法令取得了紐約州內河輪船航運專營權,而奧格登則根據上列專營權,取得了紐約至新澤西州航線的專營權;另一人吉本斯則根據1793年聯邦沿海航行法,取得了在紐約州水域內經營輪船運輸業務的執照,因而與奧格登競爭而發生爭端,奧氏向紐約州法院提出訴訟,州法院判決奧格登勝訴,禁止吉本斯在紐約州水域經營航運業務,吉氏不服上訴于聯邦最高法院,由堅定的聯邦主義者、首席法官約翰·馬歇爾起草的判決書對爭訟所涉及的主要問題逐一作了闡述:(1)奧格登的辯護律師對“貿易”作狹義解釋,認為貿易是指買賣或互換貨物的行為,不包括運輸或航運,聯邦國會無權對此作出規定。馬歇爾在判說,貿易除了包括貨物交易以外,還應包括運輸或航運;(2)對于“各州之間”應該如何理解?馬歇爾指出:所謂“之間”就意味著事物的融合,“各州之間”,就不能只停留一州與另一州邊境上,而應包括一州與另一州的州境之內;(3)國會規定各州間貿易的權力是否具有排他性?在國會行使此項權力的同時,各州是否可以行使這一權力,馬歇爾在判沒有斷然主張國會規定各州之間“貿易”的權力具有排他性,但他指出:與本案有關的州法與聯邦國會頒布沿海航行法相抵觸,因而州法是無效的。

馬歇爾在判概括說:所謂“規定各州之間貿易”的權力,就是制定管理貿易的法規,憲法賦予國會的這項權力,像憲法賦予國會其他權力一樣,本身是完整的,可以行使到最大限度,除了憲法中明確規定者外,不受任何其他限制。

但馬歇爾沒有說清楚“規定各州之間的貿易”,貨物在流動過程中,以什么地方為起點受州法的管轄,在“布朗訴馬里蘭州”案中(1827年)馬歇爾就遇到了這一難題。馬里蘭州頒布了一項法律,要求批發商進口貨物必須向州政府交納許可手續費。進口商布朗拒不交納,理由是他已向聯邦政府納稅,馬里蘭州的法律是違憲的。馬歇爾為了擺脫窘境,在他起草的判杜撰了一所謂的“原始口袋”的原則,當裝進口貨的口袋中的貨物與州內的其他大宗財物混雜以后,則這些貨物不再在各州之間的流動,因此應服從州法的管轄,州政府有權征收捐稅或手續費;如果進口貨的口袋保持原始的狀態,則須服從聯邦有關法規的管轄,州政府無權對此征收稅款或手續費。

盡管馬歇爾對“貿易條款”的解釋,從法律的觀點來看有不夠周密之處,但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具有積極的意義,他的判詞否定了妨礙自由競爭的輪船專營權,促進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更為重要的是他對“貿易條款”作廣義解釋,為日后國會采取立法行動打下了基礎,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壟斷資本主義形成時期,國家借助這一條款頒布的第一個具有廣泛影響的法律是1887年的州際貿易法,隨后頒布了反托拉斯法;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羅斯??偨y實行“新政”,有關新政的許多重要法案,如以恢復所謂“公平競爭”為宗旨的《全國產業復興法案》、調整股票交易的《證券交易法》、調整勞資關系的《國家勞資關系法》等?!靶抡币試覚嗔头墒侄稳娓深A和調整國民經濟的活動,美國法學家認為這標志著經濟放任主義的終結。第二次大戰結束后,為壓制高漲的工人運動,國會利用“貿易條款”于1947年頒布了調整勞資關系、賦予總統以禁止罷工權的《塔虎—哈特案》法。這類例證還可以舉出很多。對“貿易條款”的解釋,不僅授予國會以廣泛的權力,而且還對州權加以限制,因為根據國會法律為全國最高法律的憲法原則,州法與聯邦法相沖突時,以后者為有效。但國會可以特許各州規定州際貿易或對外貿易的某些方面,如契約法、公司法、票據法等等。對各州涉及州際貿易和對外貿易的某些立法,當聯邦國會保持沉默時,州法是否合憲則由最高法院通過審理有關的案件作出解釋。美國憲法學家帕爾德森寫道:“‘貿易條款’有力地說明,憲法的某些條款措辭含糊,使牛車時代1787年制定的文件,能夠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边@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權,對此在“弗萊訴合眾國”案(1975年)的判確立了一項基本原則:“國會決不可利用損害州的完整性或侵犯其在聯邦體制中有效地實現其基本職能的方式實施它的權力?!蓖瑫r各州政府也只能在聯邦憲法和聯邦法律為最高法律的前提下,才能行使其權力。

根據聯邦主義的原則,美國憲法把國家權力劃分為兩部分,賦予聯邦政府以特定

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權,把沒有授予聯邦政府的權力保留給各州,各州在其管轄的事務范圍內享有獨立自主權,因此在同一地區有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兩重政府,聯邦法和州法兩重法律體系,聯邦法院和州法院兩重法院并行地發揮作用,每個公民有著雙重的公民資格,他既是美國公民又是他所居住州的公民,每個人要交兩重稅款,每個人可以向兩重政府請求權利,要求服從兩重法律和司法機構的管轄,這必然要產生許多錯綜復雜的問題,這就需要有一個仲裁機構從中起調節和仲裁作用,這種作用便落到了最高法院身上。

四、對聯邦國會立法權的限制

憲法第一條第九款中和憲法修正案規定了對聯邦國會權力的限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國會不得通過剝奪公權令,即不經司法機構審判而直接施加刑罰的法令,作出這一規定是基于三權分立的原則,只有司法機構根據正當的法律程序,對被控者進行審訊后,才能判處刑罰;如果允許立法機構通過不經審訊和判決而對特定的個人直接施加刑罰的法律是不符合分權原則的。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斯托里說:“通過剝奪公權令就是立法機構行使司法職能?!?946年國會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斷定聯邦雇員羅維德等三人參與所謂陰謀顛覆活動,國會據此通過緊急“撥款法案”,指名開除他們的公職,不準支領薪金,羅維德等人起訴,美國最高法院在判確認該法為剝奪公權令,是違憲的無效的。國會作為立法機構有權通過法律規定開除公職和不準領取薪金的條件,但無權通過法令對特定的個人施加這種懲罰。

(2)國會不得通過追溯既往的法律。為了反對封建司法的刑事擅斷主義和專橫暴虐,維護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西方資產階級在革命時期確立了罪刑法定主義,如1772年北美十二州殖民地會議宣言和弗吉利亞權利宣言都規定不得制定任何追溯既往的法律。所謂罪刑法定,就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從而引申出不得制定法律對以往未加明文規定為犯罪的行為追究刑事責任。美國最高法院在典型的“考爾德訴布利”案(1878年)對追溯既往的法律下了權威的定義:①任何對該項法律通過以前的無辜行為規定犯罪行為并對這種行為施加懲罰的法律;②任何對該項法律通過以前的犯罪行為加重情節并加重刑罰的法律;③任何改變證據規則允許控告的一方在該項法律通過以前負較重舉證責任的案件變為負較輕舉證責任的法律。前兩者屬于實體法,后者屬于程序法。其總的精神就是“從重不得追溯”,但“從輕可以追溯”,即后法較前法懲罰較輕的,適用后法;上述判例還表明,禁止制定追溯既往的法律是指刑事法律,而不是民事法律,如提高所得稅的法律,就可以追溯該項法律通過以前的收入。

(3)未經正當的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美國獨立運動實質上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美國新興資產階級的啟蒙思想家和獨立運動的領導人繼承和發展了歐洲傳統的自然法論,作為反對英國殖民統治和獨立運動的思想武器。杰斐遜起草的獨立宣言就是以社會契約論和自然法論作為指導思想的,其中寫道:人是生而平等的,自由權、生命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是造物主賦予人們的不可轉續的權利;其后在憲法第五條和第十四條修正案中分別規定:不經過正當的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這是美國憲法中惟一的以同樣的字句重復書寫的條款,由此可見是資產階級的重要法制原則,這兩條修正案合并稱為“正當法律程序條款”。其歷史淵源一直可以追溯到1215年英國大憲章第39條的規定:不經國家法律審判,不得剝奪自由民的自由或財產。對此有實質性和程序性的兩種解釋。所謂實質性的解釋是憲法修正案的制定者認為生命、自由和財產權是人們的自然權利,其核心是私有財產權,認為私有財產是自古有之、永恒不變、合乎人性的,給這種權利披上理性的外衣,給以憲法性的保護。在美國內戰結束后的將近一個世紀里,美國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權與立法權之間的矛盾,集中反映在規定全國及各州的最低工資及最高勞動時數、勞資關系、工人補助費、價格管理以及城市工業化所需要的其他立法方面,許多這方面的立法,被法院宣布違憲而無效,其理由是聯邦或州政府不經正當的法律程序剝奪了個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其中最典型的是“洛克納訴紐約州”案(1905年),紐約州的一項法律規定:面包房的工人每天的勞動時數不得逾10小時,以維護工人的健康。這項法律被最高法院宣布違憲而無效,理由是法律規定勞動條件,違反了雇主與工人締結雇傭契約的自由,限制過長的勞動時間以免對健康造成危害不足以證明犧牲契約自由是正確的;大法官霍姆斯曾對此案的裁決發表了著名的異議,他指出裁決是以自由放任主義作為解釋憲法的指導思想,但這并不是憲法的思想基礎。如前所述,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時期,羅斯福為了醫治蕭條造成的創傷,實施“新政”,建議國會頒布了許多調整經濟和勞資關系的法律,最高法院的多數派自然奉行自由放任主義,反對以國家權力干預私人經濟活動,宣布其中的不少立法違憲而無效。美法學家評論說:“五個固執的最高法院官……實際上已使美國幾乎完全失去統治力量?!比肆_斯福總統憑借他的個人威望以及本黨在國會兩院占據多數議席的地位,與最高法院展開了較量,于1937年提出了司法改革法案,法案的主要內容是授權總統對年滿70歲的大法官如不自愿退休,他就可以法官年老體弱、辦案拖拉為由任命一名新的大法官,使最高法院的大法官9人最多可以增加到15名,他企圖以此施加影響,改變最高法院多數派的思想傾向;羅斯福改組法院的法案的威脅,迫使最高法院的多數派改變了態度,轉而對“新政”的立法表示支持,這標志著最高法院以自由放任主義對“正當法律程序”條款作實質性的解釋的終結。美國著名法學家考克斯評論說:自由放任主義不符“現代工業社會發展的需要”,因為在現代,由于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內在矛盾的深刻化,必須用法律手段抑制壟斷資本的活動,盡可能維護公平的自由競爭,必須以法律手段調整勞資關系,緩和工人的不滿和反抗斗爭,這符合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最高法院摒棄自由放任主義,并不表明要放棄正當法律程序的實質性解釋,恰恰相反擴大了這種解釋,把其保護的范圍擴大到包括隱私權,包括不得剝奪任何人的平等法律保護權,侵犯隱私權以及沒有達到一定嚴重程度的其他侵權行為不能以法律納入犯罪的范疇,但必須以法律制止;刑法的用語必須明確,禁止人們作為或不作為的法律用語不能含糊不清。正當法律程序的程序性含義是針對法律實施的,即根據調查的結果進行起訴、判刑前需要進行審訊,審訊時應賦予刑事被告以《人權法案》中所列舉的權利,審訊結束后才能判刑。

五、聯邦和各州的法律體系

合眾國憲法和各州憲法是美國最基本的制定法。聯邦法律、各州憲法和法律必須與美國憲法相一致,各州的法律必須與該州的憲法相一致。分權與制衡以及司法審查是美國憲政主義的基本原則。西方法學家認為分權原則是亞里士多德播下的種子、洛克培育的幼苗、孟德斯鳩使之成長開花,在美國憲法使之結下了果實。美國憲法在歷史上第一次使分權原則體現于完整的、成文的國家根本法中;司法審查權是分權原則的核心。司法審查權在美國憲法中沒有明確規定,美國最高法院首法官約翰·馬歇爾在1803年的“馬布里訴麥迪遜”案中,通過判例確立了這一權力,

最高法院有權宣布違反美國憲法的聯邦法律、行政措施、州憲和州法及行政措施為無效。

美國法的顯著特點是體系龐雜。因為其國家結構形式為聯邦制,聯邦自身成為一個法律體系,在其管轄的事務范圍內享有自主權,50個州各自成為一個法律體系;首都華盛頓所在地哥倫比亞特區對自身的事務享有管轄權,由聯邦國會代行其立法權,自成為一個法律體系。美國共有52個法律體系。各州的法律互有差異成為統一市場的形成、經濟和政治交流的障礙,因此在19世紀初美國著名法學家費爾德就開展了法典化運動,其目標是使各州的法律趨于統一化并使司法制度得到改革。到19世紀末,由于工商業的發展,各州法律的差異嚴重影響了州際貿易,統一州法的要求使法典化運動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1891年成立了統一州法全國委員會,委員會由各州州長任命的法學專家、律師、法官組成。委員會的任務是起草統一法典供各州采用;委員會起草的第一個法規是1896年的統一流通證券法。之所以首先起草這一統一法規,是因為其對貨物買賣具有重大作用。流通證券是一種有價證券,其主要職能是在貨物買賣中代替現金支付并起到信貸媒介的作用,發票人出立了證券即是債務人向債權人提供了書面支付的信用保證,因此商業證券作為一種支付手段對于方便和加速貨物買賣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隨后委員會和美國法學會又陸續起草了十個左右的統一法規或法典,其中最為重要的是著名現實主義法學派的代表人物盧埃林于1952年起草以后又經過多次修改的統一商法典,到20世紀60年代,該法典已被除路易斯安娜州以外的美國各州采用。由于篇幅的限制,我們不可能對于這些法典或法規逐一加以論述,下面打算談談統一商法典的風格和效力,與大陸法的法典法作一簡要比較,借以了解美國統一法典的性質。

首先要把統一商法典和“美國法典”區別開來。

所謂《美國法典》是美國聯邦立法文件的匯編。從1875年開始聯邦國會的立法文件就編集成聯邦《法律修訂匯編》,即將聯邦立法文件加以集中、修訂和分類編排出版,隨后又出版了《聯邦法律匯編》。1925年聯邦國會準備出版《美國法典》,為此國會任命了法律修訂人,他們摘錄了1875年出版的《法律修訂匯編》以及《聯邦法律匯編》中仍然有效的法律文件,綜合整理成15個篇名共四卷作為《美國法典》于1926年出版公開發行。此后將每年頒布的法律文件綜合整理出版一卷。從1932年以后改為將每六年中頒布的法律文件整理匯編發行一版新的《美國法典》或法律匯編,其中按法律部門分類,如貿易、關稅、農業、破產、教育、勞動、國防、審判制度等等。各部門之間沒有內在的聯系,不言而喻,這種所謂法典與大陸法的法典法沒有什么共同之處。統一商法典則是按篇、章、條編寫的,前面有一個總則,規定了商法的基本原則,這一原則是各章的總綱,各章以第二章的貨物買賣為中心,其他各章的商業證券、貨物運送與保管都是以貨物買賣為中心展開的,體現了法典的內在結構有邏輯上的聯系,這與大陸法的法典法有類似之處。但統一商法典的條文和術語,顯得受普通法的影響,其淵源是判例法與制定法的結合,有些龐雜和含糊,不像大陸法那樣精練明晰、邏輯嚴密。從統一商法典的效力來看,該法典一旦為州所采用,所有相同領域的舊法即停止生效,所以法典的采用,意味著法律的一個新的起點,這與大陸法法典的頒布的效力是相同的,但統一商法典的采用并不意味著各州商法的完全統一,這是因為:(1)不少州在采用時根據自己的情況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2)該法典本身在一些章中,規定了供法院適用時可以選擇的條款;(3)各州的解釋不盡相同,由此而產生的判例不同,判例法仍然是各州商法的重要淵源,根據憲法第四條中只是規定“各州對于他州的法令、紀錄、與裁判手續應有充分的誠意與信任”,但不要一州遵守他州的判例;(4)商人在商業活動中可以適用各州不同的商事習慣和慣例,并以當事人的協議補充法典的缺漏。這與大陸法頒布法典意味著在全國發生統一的效力是不相同的。

判例法依循“遵守先例”的原則,和英國相比較,美國法院“依循先例”并不十分嚴格,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美國各州在殖民地時代,采用了英國普通法,狹義的普通法就是判例法,為了使普通法適應美國獨立以后迅速發展變化的形勢,需要使普通法美國化,因此不能嚴格依循“遵守先例”的原則。

18世紀和19世紀之交,美國法官和其他法學家意識到通過司法來變革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其中最著名的是詹姆斯·沙利文,他說法官在事實上成了立法者,法院要對法律的解釋使之更加適合于我們的目的,麻州高級法院首席法官帕克說,普通法的基本原則無疑在任何時候都是應該遵循的,但這些原則的適用則根據情況可以有所不同,因為這些原則是在幾百年以前形成的,法律必須隨著時代的特征和民族的變化而變化。

在“麻塞諸薩州訴克拉普”案(1808年)中,麻州高級司法法院首席法官珀森斯作出裁決:誹謗構成反對州的犯罪,因為其直接傾向是破壞公共治安,但判決又說被告可以證明他發表的言論是出于正確的目的,以免除對他的指控,人們有權向立法機構請愿以罷免不稱職的官吏。因此發表的言論是真實的,態度是誠實的,不構成誹謗;確有惡意的捏造才構成誹謗。1827年麻州立法機構通過法律,規定不論在民事和刑事誹謗案中,被告都可以發表的言論的真實性作為辯護的理由,這一法律的實際效果是廢除了刑事誹謗,從而使官吏行使權力能較好受到公眾的監督。

獨立戰爭的勝利給工業和貿易的發展提供了機會,解除了英國強加的工業和貿易方面的限制,并使美國可以建立自己的銀行,發行自己的貨幣,制定自己的貿易法,總之,獨立使美國工商業者為掙得利潤而建立自己的企業,激發了他們發展經濟的積極性。

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一系列法律方面的變化,如調整債權人與債務人關系的法律,按照英國古老的普通法規則,無力如約還債的債務人,要給以監禁的刑事處罰,美國取而代之的是破產法,這將給債務人一個新生的機會,有利于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

和英國相比較,美國依循先例并不十分嚴格的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美國有一部成文憲法,為了使憲法中的條文適應不斷變化的形勢,最高法院必須對之作靈活解釋,不受先例的約束,作出新的判例。根據同樣的原因加之受美國最高法院的影響,各州的法院對依循先例也是專心專意的。

美國從18世紀末擺脫英國的殖民統治獨立以來,社會、政治、經濟迅速發展,特別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以來,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了壟斷階段,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戰后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戰后的冷戰時期,面對著迅速變化的社會現實,美國的憲政制度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但美國憲法自18世紀末問世以來,只增加了若干修正案,而美國最高法院對憲法所作的具有憲法性范疇效力的解釋達數千卷之多,它強調要用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價值觀來解釋憲法,使憲法的規定與政府的政策相協調和平衡,這表明享有憲法解釋權的美國最高法院從來接受應絕對受自己先前判決約束的觀點,如果它不是自由地背離不合時宜的先例來修補和靈活適用憲法條文,而代之以采用由國會三分之二的多數

通過和三分之二的州批準的繁瑣程序來頒布憲法修正案,將很難使之適應新的形勢的要求。

特別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美國盛行霍姆斯·龐德等人倡導的現實主義法學,現實主義法學與社會法學派的基本觀點是相同的。龐德等人強調法律的主要作用是實行“社會監督”,“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法律的制度和司法的方法”,要使法律充分發揮社會效益,就要使之隨著社會條件的變化而不斷變化,因此他認為法律要穩定,但不得凝滯。法官要對法律作創造性的“解釋”,并不嚴格受先例的約束。

如果認為“遵守先例”是一成不變或“一拍即合”,那也是一種誤解。法官在司法的過程中有時會發現沒有類似的先例可循;或者類似諸多先例所體現的法律規則是相到矛盾的;或者是錯誤的?!白袷叵壤钡那疤崾瞧渲兴w現的法律規則必須是符合正義的,就是說是符合流行的統治階級的價值觀和是非觀的。美國法律出版者每年出版大量的司法判例,但對其并未作嚴格的篩選,往往使法官無所適從。在面臨上述種種情況時,法官必須創造性地適用和解釋法律,對案件作出合理的判決,這種判決就被稱為創制性的判例,意思是其中體現了新的法律規則,以區別于那種所謂宣示性的判例,即依循既有的類似的先例中所體現的法律規則所作的判決。尤其是現代,由于形勢多變,案情復雜,更不能要求法官刻板地“遵守先例”,即使在判例法的老家英國也是如此。英國上議院1966年由大法官以全體法律議員名義發表的聲明說:遵守先例對于維護法律的穩定性是必要的,這種穩定性是個人處理其事務時可以信賴的基礎,也是有條不紊地發展法律的基礎,“但是……過于機械地恪守先例可能導致特定案件的不公正和過分地限制法律的發展”,如果上議院認為合適,“可以脫離自己先前的判決”。這一聲明的作用超出英國的范圍,對普通法系國家其中包括美國發生了影響。

此外,還有法律知識上的原因使美國聯邦和州法院對“遵守先例”采取靈活的態度。

要依循先例必須首先區別先前判決中的“判決依據”和“附帶意見”,只有前者是法律規則的體現,對以后處理類似的案件具有約束力,但什么是先例中的“判決依據”、什么是“附帶意見”,是很難予以劃分的確定的,而且英國的普通法判例往往是幾個世紀以前遺留下來的。這就更加深了劃分兩者的難度。

附帶意見是法官根據自己對案件的某一點法律問題的考慮所發表的個人見解,這種見解對以后處理類似的案件,一般說并無約束力,但這也不是絕對的,附帶意見的參考價值往往取決于發表意見的法官及其所屬法院的地位與權威,高級法院的著名法官所發表的“附帶意見”可能對以后處理類似的案件具有約束力。

在美國獨立運動之初不少訓練有素的法律職業者,成為效忠英國的?;庶h人而逃之夭夭,美國取得獨立的早期缺乏這方面的人才,因而對于遵守先例猶如盲人夜行。何況英國那些古老的先例,對于新生的、迅速發展變化的美國來說已經是不合時宜的古董。這種情況造成了美國法官并不嚴格恪守先例的歷史傳統。

北美各州在殖民地時代,早期來自英國的移民,清教徒占統治地位,教規十分嚴格,對天主教持反對態度,因此沒有教會法院,在西歐中世紀屬教會法院管轄的案件,如動產繼承、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案件,都歸衡平法院管轄。在美國獨立以后,1835年大法官斯托里發表了他的重要著作《衡平法釋義》,標志著美國衡平法的發展進入了一個重要的時期。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從斯托里的以后,衡平禁令經常用于對侵權行為的補救,如干擾他人合理地使用公用道路、航行水道、公園及其他公共場所,都可以衡平禁令制止這種干擾行為,以保護州的公共財產以及公民利用這種財產的權利;衡平禁令也用于制止破壞公共道德的行為;衡平法最重要的發展是對商業權益方面的侵權行為給予補救。對個人商業權益的侵害通常有兩種類型:確有惡意的侵害,如假冒他人商品的商標、商品名稱;不公平的競爭,如根據謝爾曼反托拉斯法的公平貿易條款,如果制造商將貨物出售給零售商時,實行歧視性的價格差異,就是不公平的競爭行為。根據衡平法的原則,上述侵權的行為人應負賠償之責。英美衡平權利分為兩個范疇:其一是衡平法特有的權利;其二是衡平法與一般法共有的權利,個人的商業權益即屬于后者,當第一種權益受到侵害時,受害人只能向衡平法院申訴,當第二種權益受到侵害時,受害人既可以向衡平法院也可以向一般法院申訴。

衡平法的另一個重要發展,是對契約強制履行令。根據《統一商法典》及契約法的有關規定,擴大了強制履行令的范圍,只要契約的標的物是珍稀的、公開市場上不易購得的,當出賣人拒不履行契約交付貨物,而法院認為金錢賠償又不適宜時,可頒布強制履行令,責令出賣人按約交付貨物。但強制履行令一般適用于人身服務契約,如果契約規定的是一種獨特的人身服務,當事人沒有正當理由拒不按約履行這種服務時,法院也有權頒布強制履行令。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1848年紐約州頒布了《民事訴訟法規》,規定將衡平法院與一般法院合并,隨后其他各州紛紛仿效,只是在履行衡平訴訟職能時,沒有陪審團參加審判,現在美國僅有少數幾個州保留著單獨的衡平法院。英國根據1875年的司法法令的規定,履行衡平法院職能的大法庭和其他普通法庭也隸屬于高等法院的統一管轄之下。一個令人感興趣的問題是,既然在司法組織上衡平法院可以與一般法院合并,為什么衡平法體系不能與普通法體系合并呢?英國19世紀著名法學家奧斯丁曾經指出:這是由于普通法的法官“笨拙和古板地堅持不規范的慣例”。他只觸及到問題的現象,沒有闡明問題的實質;妨礙普通法和衡平法合二而一的主要阻力是不愿意承認道德是法律的一種淵源。為了說明問題,需要簡明地回溯一下衡平法的思想根源。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和學者,總是力圖掩蓋、抹煞法的階級性,把法律和抽象的正義聯系在一起,從中引申出衡平的概念,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政治家》一書中寫道:正義是法律的出發點和歸宿,但法律條文往往難以概括出什么是最高尚、最公正的,從這一點來說,法律規則不可能是十分完善的,需要不可或缺的因素可以補充和修飾,這種因素就是衡平原則。古羅馬的法學家繼承了這種衡平思想,根據公允、自然正義的觀念,以行政裁判的手法,產生了裁判官法,即古羅馬的衡平法。英國衡平法的產生雖然與古羅馬的衡平法沒有直接的繼承關系,但兩者的思想根源是一致的,英國衡平法也是為了補充普通法,給經濟方面的疑難案件以補救,由司法大臣以國王“良心守護者”的名義作出的行政裁判,這種裁判所根據的自然正義,實質上就是統治階級的道德觀念,而在中世紀這種道德觀念又和天主教神學密不可分。英國在17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以科克為首的普通法的法官對天主教神學持反對態度,由此導致他們反對以道德作為一種法律淵源,反對普通法與衡平法合二而一,加之由于普通法奉行“遵守先例”的原則而產生的刻板性,一些反映新興資本主義關系的案件,需要衡平法給以救濟,所以在革命以后,衡平法這種法律形式被單獨保留了下來;直到19世紀下半期英國工業革命完成以后,雖然司法制度根據邊沁的政治、法律思想進行了改革,但由于上述傳統的原因,衡平法與普通法仍然沒有合二而一,這種傳統的原因,也對美國法的發展產生

了影響。導致同一法院、同一法官執行衡平法和普通法兩種法律體的現象。

州沖突法是調整州際法律沖突的規章。因為美國有聯邦和州二重法律體系和相應的二重司法機構,而在各個法律領域各州的制定法與判例法又互有差異,它們在許多方面對調整同樣的行為和法律關系有著不同的規則,因為個人能在不是其所居住州里從事法律活動,其活動的法律后果可能超出州界。對于涉及州際因素的案件,如兩個不同州公民之間的訴訟,根據美國憲法和國會的有關法律規定,訴訟標的在一萬美元以上的由聯邦法院管轄,訴訟標的在一萬美元以下的由州法院管轄,對于這類案件,法院要考慮選擇什么樣的法律規則作為準據法,才能使審判公正合理。

在“埃里鐵路公司訴湯普金斯”案(1938年)中,鐵路公司為在紐約州注冊的法人社團,法人為其所注冊的州或主要營業所所在地州的公民,據此埃里鐵路公司即為紐約州的公民,湯普金斯為賓夕法尼亞州的公民,他在晚間沿賓州鐵路旁的泥路行走時,被一節貨車開著的門撞傷;按照賓州的侵權法,湯普金斯為一沒有覺察到的過路人,即使公司有過失,也不負賠償之責;按照紐約州的侵權法的嚴格責任原則,受害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有權得到損害賠償,于是,湯普金斯向紐約州的南區聯邦地方法院提出起訴,索賠五萬美元。根據州沖突法的規則,聯邦地區法院應選擇“損害地法”作為準據法。

州沖突法的形式大部分是判例法。在侵權行為方面,傳統的判例法規則是選擇損害發生地的法律,即適用“損害地法”。20世紀60年代初紐約州上訴法院的一項判例改變了傳統規則,采用與受害人“最有關系”的標準,即選擇對受害人最有利的有關州的法律作為準據法;在契約法方面,則適用“最重心”的標準,即選擇與爭訟所涉及的問題的實質最有關系的那一州的法律作為準據法,如涉及契約的訂立、條款和有效性時,則選擇契約訂立時所在州的法律作為準據法;如涉及契約的履行、違反契約的義務和契約的解除時,則選擇契約履行州的法律作為準據法。有時雙方當事人在契約中規定:“在有關當事人的權利與義務的訴訟中根據某一州的法律作出裁決?!钡@類契約條款不得違反公共秩序,受理爭訟的法院認為以另一州的法律作為準據法更為合理時有權自由作出選擇;在家庭、婚姻與繼承方面,適用“法院地法”,即選擇對案件有管轄權的法院所在州的法律作為準據法。

發生于統一州法全國委員會和美國法學會起草的供各州采用的統一法典,法規上的案件,如前所述,因為各州在采用后也存在差異,所以受理的法院也需要根據州沖突法的一般規則選擇準據法。

美國是否存在聯邦普通法,在美國法制史上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第一次爭論發生于1798年美國獨立以后不久。當時聯邦黨人亞當斯任總統,聯邦黨人控制國會于1789年通過了《鎮壓叛亂法》,引入了英國普通法中“煽動性誹謗罪”的罪名,以壓制和打擊反對派以杰斐遜為首的共和黨人批評政府政策的言論,共和黨人認為聯邦并沒有繼承英國普通法,《鎮壓叛亂法》是非法的無效的。聯邦黨人著名律師奧蒂斯舉出了以下幾點理由證明聯邦繼承了英國普通法,共和黨人加勒廷對奧蒂斯的論點逐一作了批駁:(1)奧氏認為美國憲法第三條中規定聯邦法院對普通法的案件有管轄權,這表明存在聯邦普通法這種理解是錯誤的,是把普通法的原則與普通法的案件混為一談。(2)奧氏認為北美各州在殖民時期繼承了英國普通法,美國聯邦就自動采用了普通法。這種論點似是而非,因為各州在殖民地時期繼承了英國普通法,但都根據各州的情況作了不同的修改,各州的普通法是互有差異的,并沒有統一的普通法,聯邦不可能采用互有差異并非統一的普通法;(3)奧氏認為,美國憲法中使用了普通法的人身保護令等專有名詞,表明聯邦承襲了英國普通法,這一論點也是站不住腳的,用普通法的一些專有名詞,不能與普通法的原則相混淆。

在“合眾國訴沃勒爾”案(1789年)中,大法官蔡斯批駁了關于聯邦存在普通法的觀點,他說北美各州殖民地是在英國統治權的支配下引入英國普通法的,而根據1787年美國憲法組成的聯邦政府是一個新的主權國家的政府,這個新國家的主權與英國統治權之間并無繼承與被繼承的關系,因此美國聯邦對普通法也無繼承關系;以美國各州來說雖然在殖民地時代承襲了英國普通法,但在美國獨立后,作為主權國家曾宣布普通法停止適用,各州是通過下列途徑重新采用普通法的:(1)以司法判決為中介把英國普通法介紹過來;(2)把英國普通法原則吸收于特定的制定法中;(3)法院以英國普通法的原則來解釋各州的法令。美國最高法院在“范內斯訴帕考德”案(1824年)的裁決中曾對此作了如下的概括:英國普通法必須通過各州的“立法或司法機構加以確認才對各州有約束力”。這也表明各州在美國獨立后重新要以主權行為對移植外國法加以確認。

在“斯威訴泰森”案(1824年)中,原告與被告屬本州的公民,原告向紐約司法區的聯邦地區法院提出起訴,但原告所主張的權利在紐約州的法律中沒有明確規定,法官于是裁決可以根據總的普通法(GeneralCommonLaw)確認原告主張的權利,這一裁決得到美國最高法院的認可。但美國最高法院這一認可曾遭到美國法學界的強烈反對,其理由是紐約聯邦地區法院應根據州沖突法的規則,選擇“法院地法”作為準據法,而不應適用所謂總的普通法,因為這樣做必然導致二元的法律解決辦法。

“埃里鐵路公司訴湯普金斯”案(1938年),案情已在上面加以介紹。聯邦地區法院和巡回上訴法院的法官都認為在無州成文法適用時,應該適用美國普遍法(GeneralLaw),即適用聯邦普通法。美國最高法院在這一案件的上訴時推翻了原判,將該案發回巡回上訴法院適用賓夕法尼亞州的判例法作出判決,布蘭代斯大法官代表美國最高法院的多數宣布不存在聯邦總的普通法,此后這一原則即在美國法中確立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