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下碳基金發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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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碳交易市場發展現狀

國際碳交易市場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6－2000年，第二階段從2001年至今。在第一階段，碳交易主要發生在非京都市場，即自愿市場或零售市場。交易數量呈現不規則的波動，沒有明顯的規律。年最大交易量是在1996年，約4000萬噸二氧化碳;而年最小交易量是在2000年，約1400萬噸二氧化碳。在第二階段，碳交易由非京都市場向京都市場傾斜。非京都市場包括自愿實施的芝加哥氣候交易所(CCX)、強制實施的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溫室氣體減排體系(GGAS)和零售市場。京都市場主要是由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ETS)、CDM市場和JI市場組成。出現這種轉變的主要原因在于，減緩氣候變化的國際責任已達成共識，京都規則越來越受到重視。目前，歐盟排放交易體系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區域碳市場，交易量和交易額均居全球首位，歐元也成為全球碳金融市場上主要計價結算貨幣。國際碳市場的交易情況如表2。

我國碳交易市場發展現狀

我國碳交易市場從清潔發展機制開始啟蒙，通過自發進行自愿減排交易，開始摸索一條中國建立碳交易市場的道路，但是目前還處在萌芽階段。2008年，北京環境交易所、上海能源環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權交易所相繼建立。目前中國已經有幾十家以“碳交易”為內容的交易所建立。這些交易所開始嘗試中國的自愿碳交易，以企業自發的行為來推動中國碳交易市場建立。2011年底，中國政府明確表示要建立總量控制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雖然近年來，我國自愿碳交易量和交易額有所突破，但仍只在全球碳市場中占很小的比例。為了更好地服務“綠色”項目，適應企業、項目的特殊性，為其提供資金支持，促進開發低碳產品企業的發展，我國當前的碳基金主要以“綠色信貸”為主，這也是目前這些項目資金的主要來源，它們發展的進程依賴于這些碳金融產品的實施力度。而這些碳金融產品的實施情況，又會受到當時的經濟環境和國家政策的影響，進而影響到這些項目的開發。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和國內復雜經濟形勢影響，近年來，我國一直實施緊縮性貨幣政策，央行從2011年開始連續11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4次提高存貸款利率。目前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為21%，貸款基準利率高達6．31%，不斷提高的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使銀行的可貸資金大量減少，同時還嚴格控制貸款規模、貸款比例，使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的難度加大，嚴重影響到開發低碳項目的企業資金規模，進而影響到處于起步階段的低碳產業的發展。目前，國內針對碳基金的研究在國內已引起一定的重視，一些學者通過對國外碳基金的研究，認為碳基金是碳匯基金的簡稱，它是一些國際金融組織為推動國際碳交易活動，實施一些合適的項目推動全球減緩溫室氣體排放和增強碳吸收匯的行動而專門設立的融資渠道，碳基金具有基金專用性的基本特征(支玲等，2009)。碳基金，國際上通常指清潔發展機制下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的專門資金。碳基金是國際碳市場投融資的重要工具和主要交易主體之一(黃孝華，2010)。碳基金的基礎在于碳排放權的交易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碳金融市場。支玲等(2009)在對中國綠色碳基金的研究中，提出了綠色碳基金的六個渠道:國家出資、吸收國外資金、企業投資、個人出資、征收溫室氣體排放稅和發行生態彩票。這雖然是針對林業領域的碳基金做的研究，但對具有相同性質的碳基金也是具有重要借鑒意義的。雷立鈞，梁智超(2010)通過對商業銀行較高管理水平和透明度等優勢的分析，認為商業銀行應該主動創建碳基金。此外，一些媒體也對碳基金的籌資提出了建設性的建議。章升東等(2007)通過對世界銀行碳基金的研究，認為世界銀行碳基金扮演的是一個中介服務的角色，世界銀行利用其自身影響力，吸引了相當數量的資金和項目，并作為委托方，成功地連接了買方和賣方。黃孝華(2010)則主要是從個體碳基金的微觀層面對碳基金運行機制進行了分析。他認為碳基金的運行機制主要包括組織的契約機制、項目的決策機制、風險的控制機制和資本的退出機制。崔利平(2007)就認為我國發展低碳基金需結合我國目前節能與環保基礎條件比較薄弱的國情，使其既具有投資CDM功能，又有投資節能與環保產業的功能。鄢德春(2010)以對世界銀行碳基金運作模式的研究提出我國發展政策性碳基金應主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第一，發起設立系列碳基金滿足不同地區和產業部門的需要;第二，為可持續發展和促進技術轉讓提供激勵機制;第三，針對金融機構的能力建設，打造賣方金融產業鏈。但鮮有學者結合中國貨幣政策變動帶來的沖擊來探索新型碳基金的構建，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新型的碳基金，這種碳基金是建立在高通脹和緊縮的貨幣政策背景下，在國家的支持和銀行、企業的參與下，結合地方發展特色的一種新型資金融通模式，減小貨幣政策對資金信貸的影響，保障低碳產業的資金來源，解決低碳產業發展的資金不足問題，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

貨幣政策變化對碳基金發展的影響

貨幣政策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其調控作用可謂是舉足輕重。寬松的貨幣政策是通過增加貨幣供給來拉動總需求，促進經濟增長。而緊縮性貨幣政策則通過削減貨幣供給增長以降低總需求。2007年以來，我國為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導致的經濟下滑到2010年為應對流動性過剩帶來的物價上漲，再到2012年初為“保增長”之目標，政策當局頻頻調整貨幣政策的方向和力度。特別是在金融危機、貨幣政策持續收緊、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等壓力下，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加劇以及民間融資利率的攀升，中小企業“倒閉潮”意欲來襲的背景下，再度引發了貨幣政策松緊的爭議。同樣的，我國碳基金的發展也不可避免地會受貨幣政策的影響。第一，實體經濟投資環境的惡化。由于我國碳交易市場發展仍不夠成熟，基礎薄弱，其表現在碳基金儲備明顯不足，而且碳金融是以良好的生態效益和環境效益為導向，支持低碳產業的長遠發展，短期來說并不能取得良好的回報。碳基金的發展必須依托強有力的實體經濟基礎。然而受國際金融危機持續影響，我國經濟當前面臨著投資環境的惡化和產能過剩兩大問題。緊縮的貨幣政策被認為是投資環境惡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實體經濟發展不振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我國碳基金的發展。第二，我國商業銀行信貸結構的不合理。由于商業銀行的經營目標始終是追求利潤最大化，金融機構對待碳金融的態度還不夠“積極”，在中央銀行要求收緊銀根的情況下，我國的商業銀行更加傾向于把貸款發放給國企和央企，很少將資金用來發展低碳經濟。第三，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影響了碳基金發展。在凱恩斯的利率傳導機制中，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影響著市場利率水平，從而影響著企業的投資水平，而最終影響到總產出水平。還有在信貸傳導機制中，在我國國家實際上控制著大多數的信貸資源，由于公有制與非公有制企業的問題使得金融資源的配置達不到帕累托最優，從而這些因素都在影響碳基金的發展。

新型碳基金的構建設想

目前國際上建立的碳基金是在大的經濟環境下產生的，尚沒有根據國家實施的貨幣政策而建立的與之相匹配的碳基金。本文構想的新型碳基金考慮了目前我國的通貨膨脹壓力以及國家采取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對我國銀行信貸規模和比例的影響，特別是“綠色信貸”的實施受到限制而提出來的，以解決低碳產業發展資金不足的問題，減小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影響，保障低碳產業的資金來源，促進低碳產業的開發和資源利用率的提高，推動低碳經濟的發展。同時，本文在考慮到政策建議的時效性的同時，也涉及到了碳基金這一新興業務對促進低碳產業的長遠發展的深化建設。該種碳基金的融資機制是采用政府出資設立、銀行與企業參與并考慮地方發展特色的方式進行融資的，也符合當前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一)融資機制碳基金的資金來源決定了碳基金的組織形式和主要目標，也是基金類型區分的主要依據。目前根據資金來源不同可分為國家碳基金、企業碳基金、銀行碳基金、碳匯投資基金等。由于政府是發展碳基金的主體，銀行和企業是重要的參與者，因此新興碳基金應更好融合各方利益，三方按合理比例出資。同時，要適當考慮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環境和貨幣政策的變化，采取更為靈活的出資方式，可采用政府主導、銀行與企業參與并兼顧我國各地區低碳經濟發展的不均衡性，逐步引進市場機制。(二)監管機制我國碳基金項目剛剛起步，是清潔發展機制項目基金的分支之一，實施時間不算長，發展低碳經濟進入我國比發達國家晚，碳金融的發展也較為緩慢，碳基金作為金融創新，想要不斷地發展與壯大為低碳產業更好的服務，離不開法律法規的支持。因此，我國必須建立一套嚴格的管理方法和制度，確保碳基金得到合理、有效地利用。一是碳基金獲取資金前必須提交相關的工作計劃和優先領域說明，通過政府審批后方能付諸實施。二是需要制定碳基金定期執行情況報告，每年對其進行一次全面評估，并向有關政府部門匯報。三是碳基金管理成員要求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成員的組成來自政府部門、企業界和學術界，以此來保證管理層在各方面的聲音，這不僅確保政府基金運營效率，同時保持監督。(三)評估機制對碳基金實施的項目固定或增加的二氧化碳量進行有效的監測是檢驗碳基金是否達到預期目的的重要依據。新型碳基金評估應從經濟成本等角度，對低碳項目發展前景進行短期、中長期的綜合評估。

作為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支撐，碳基金為低碳產業開發低碳產品提供了資金保障，從而推動低碳經濟的發展。目前，在國外已建立了各種碳基金，支持低碳產業的發展，而在我國主要是通過“綠色信貸”為節能減排、開發新能源、產業升級、環境保護等低碳產品項目提供資金支持，但因我國現在的高通脹壓力，國家采取了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不斷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嚴格限制銀行信貸，使“綠色信貸”受到限制，嚴重影響了低碳產業的資金來源，因此我們建議建立一種新型碳基金，采用政府主導、銀行與企業參與并兼顧我國各地區發展的不均衡性，借鑒國外碳基金的監管機制和風險管控措施的先進模式，對碳基金實施的項目固定或增加的二氧化碳量逐年計量和長期監測，同時避免貨幣政策帶來的不利影響，為低碳產業發展提供穩定足夠的資金支持。

本文作者：戴鈺工作單位：長沙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