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的沖突與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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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

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沖突的研究起源于資本充足性管制對信貸影響的研究。隨著巴塞爾協議在世界范圍內的逐步推廣，資本充足率對貸款和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受到關注，涌現出對此進行理論和實證分析的大量學術研究。Blum和Hellwig（1995）指出，銀行資本水平將影響銀行貸款的增長，從而會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國外學者在上個世紀90年代對美國、日本、韓國所作的實證研究都證明了由于受到資本監管的約束，銀行會減少信貸供給。國內學者如尚靜河和王哲華（2004），黃憲、馬理和代軍勛（2005）從不同的角度論證了資本監管會對銀行信貸產生緊縮效應；溫信祥（2006）同樣認為資本約束可能會影響銀行的信貸供給，尤其是銀行體系受到的資本約束比較嚴重時，從而對經濟周期產生影響。隨著資本監管對信貸影響的實證文獻增多，開始逐步轉入資本監管與貨幣政策關系的研究。VandenHeuvel（2002）研究表明，中央銀行利率政策對商業銀行貸款供給能力的影響取決于其資本金充足情況：資本金率低的商業銀行與資本金充足的商業銀行相比，其對利率政策的沖擊將出現延遲且擴大的反應。Bliss和Kaufman（2003）以邏輯演繹的形式探討了在商業銀行無法調整資本金水平的情形下，監管當局的資本充足率要求所造成的貨幣政策非對稱影響。Tanaka（2003）通過在利潤函數中植入懲罰函數的靜態模型來研究在資本約束下，中央銀行的利率政策是如何影響商業銀行的貸款行為，結果發現隨著資本充足率的提高，中央銀行的利率調整對貸款的敏感度將減低。Kopecky和VanHoose（2004）通過銀行利潤最大化的靜態模型分別研究了無銀行資本充足率約束、銀行資本充足率低于和高于監管當局要求三種情形，并討論了資本約束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影響。戴金平、金永軍和劉斌（2008）根據對我國的實證分析，認為提高資本充足率的監管行為在短期會產生顯著的信貸收縮現象，對貨幣政策傳導及經濟穩定產生負面影響。金融監管與貨幣政策發生沖突的原因源于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金融系統具有使金融持續、顯著地偏離長期均衡也即金融失衡的潛在傾向，隨后以金融動蕩和金融危機的方式釋放金融失衡，從而導致金融體系過度的繁榮和蕭條。Borio、Furfine和Lowe（2001）認為，金融體系順周期性的來源是金融市場參與者隨時間變化對風險作出的不恰當反應。這些不當反應主要是由于對風險時間維度的衡量困難所造成的，同時也源于市場參與者對風險的個體理性反應可能導致集體非理性的反應。另一個被普遍認為順周期性來源的是金融體系內廣泛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具體表現為銀行信貸的順周期性。在經濟上升期，獲取貸款越容易，資產價格越高，以這些高價資產作為抵押品再獲取更多的貸款；反之則反是。金融系統的這種周期性特征在金融市場上表現為信貸和資產價格的“高漲—蕭條周期”。由于《巴塞爾協議》中銀行資本監管規定了銀行的資本與風險加權資產之間的關系，即兩者之比不得低于8%，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也導致了資本監管的順周期性。而旨在提高資本監管風險敏感性的《巴塞爾新資本協議》（BaselII），則進一步強化了對信貸資產最低資本要求的順周期性，即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當經濟高速增長時，風險權重通常較低，資本充足率因而較高，資本約束自然弱化；而在經濟衰退時，風險權重通常較高，資本充足率則較低，資本約束更加嚴格，造成銀行最低監管資本要求事實上的波動。短期內，對銀行資本監管要求的強化會造成經濟蕭條期本已減少的信貸供給更多地下降。因為在經濟衰退、籌集新資本成本比較高時，為了滿足監管資本要求，銀行最佳做法是減少信貸供給。如果許多銀行同時采取這種方法，會導致銀行體系對經濟的整體信貸供給減少，這樣會造成市場利率上升，中央銀行實施刺激經濟復蘇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效果會因此被削弱。理論界逐步認識到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協調的重要性。很多學者認識到在過去幾十年里世界范圍內金融、貨幣和實體經濟機制的變化，可能使得經濟的運行以及貨幣當局和監管當局面臨的挑戰正在微妙地發生改變，貨幣政策需要與審慎監管政策進行配合協調才能保證金融穩定。Borio和Shim（2007）認為長期以來，貨幣政策和審慎政策之間存在著很強的互補關系。經過廣泛的討論，改善審慎監管關鍵的一步是強化框架的宏觀審慎監管導向。其核心內容是將監管焦點從單個機構轉向整個金融體系，應對金融體系過度順周期性的風險。

準備金和資本雙重約束下的信貸供給：基本模型

借鑒Bliss和Kaufman（2003）的理論框架，本文通過一個簡單模型分析銀行在受到準備金和資本雙重約束下的信貸供給情況，以此分析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存在的沖突?？紤]一個簡單的資產負債表結構，假設由收益資產EA、準備金R、存款D和資本C構成，根據會計恒等式有：R+EA=D+C。銀行在實際經濟中會受到雙重約束：準備金約束和資本約束。①首先考慮準備金約束的影響。當準備金比率要求不得低于r時，有：r×D≤R，代入D=R+EA-C，得到：r（R+EA-C）≤R⇔EA≤R（）+C。②再考慮資本約束的影響。假設銀行被要求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k，于是得到：ⅰ、根據收益資產EA計算，有：k×EA≤C⇔EA≤ⅱ、根據總資產R+EA計算，有：k×（R+EA）≤C⇔EA≤-R綜合考慮準備金約束和資本約束，我們得到如下結果：在k×EA≤C的情況下，準備金R變化對資本約束k×EA≤C沒有影響。因此，在銀行受到資本約束的情況下，中央銀行注入準備金不會增加銀行的收益資產量，這意味信貸供給不會增加。在k×（R+EA）≤C的情況下，準備金會對資本約束和收益資產的上限的降低產生影響，最大可能的收益資產量由R×（）+C=-R決定，即：R=r×C×，EA=C×（+r）上述雙重約束可以由圖1和圖2直觀地描述。上述模型表明，準備金和資本約束中任何一個約束存在都將阻止收益資產的增加。由于貨幣政策一般只能對準備金約束產生直接影響，而無法直接影響到資本約束，因此，中央銀行想要通過注入準備金達到增加收益資產的效果，其前提條件是銀行資本充足率達到并超過最低資本要求，或者市場條件允許銀行籌集到所需的額外資本。另一方面，如果貨幣政策試圖通過限制銀行盈利資產的增長來給經濟降溫，那么通過提高準備金率就可以實現這一目標——在這種情況下，銀行必須削減貸款和證券投資，否則便無法在維持同等水平存款的條件下來支持這些投資。實際上，在銀行受到資本約束的情況下，注入準備金不會使銀行收益資產增加，甚至可能會下降，這意味中央銀行通過注入準備金或降低利率未必能夠增加銀行體系所持有的資產，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此時會受到信貸緊縮的限制。資本監管具有順周期特性和緊縮信貸的作用，會在短期內產生增強或削弱貨幣政策的效果。在經濟過熱時期，資本監管與緊縮性貨幣政策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對治理經濟過熱效果明顯。特別是當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狀況較差時，使銀行信貸緊縮的資本監管與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效用疊加，其抑制效應尤為明顯。在經濟蕭條時期，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會因企業貸款違約率提高和銀行利息收益減少而下降，同時監管當局由于意識到經濟蕭條所致的商業銀行風險加大，會提高監管約束程度，從而導致商業銀行貸款的下降，在這一情況下資本監管與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發生沖突，貨幣政策擴張經濟的效用被削弱。

實證分析與檢驗

在實證分析部分，本文通過考察1998—2010年貨幣政策和資本監管要求對銀行信貸的影響，來分析我國貨幣政策與資本監管的關系。（一）研究樣本與數據來源本文從BVD數據庫的BANKSCOPE子庫中選取了1998—2010年15家銀行（其中包括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等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交通銀行、招商銀行、深發展、廣發銀行、民生銀行、光大銀行、華夏銀行、上海浦發、興業銀行、中信銀行等10家全國性大型股份制商業銀行，以及規模較大的城市商業銀行北京銀行）資產負債表中的貸款和貸款撥備率2組各195個數據，并根據貸款數據計算出各家銀行每年的貸款增長率。資本充足率數據也來源于BVD數據庫的BANKSCOPE子庫，在1998—2002年間，個別銀行缺乏其間年份的資本充足率數據，筆者則根據BANKSCOPE子庫里相應年份的“股本/總資產”指標、巴塞爾協議有關規定和《中國金融年鑒》各期的相關數據等進行估算。1998—2010年GDP增長率、CPI和房價漲幅三組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貸款利率和準備金率兩組數據來自中國人民銀行。在模型變量的選取上，作為銀行信貸投放替代變量的是貸款增長率，該指標越大，表示信貸擴張速度越快。在解釋變量方面，核心解釋變量包括兩個：一是用以表示貨幣政策的解釋變量，本文選擇的指標是中央銀行的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二是用以表示銀行監管政策的解釋變量，本文選擇的指標是銀行資本充足率要求和貸款撥備率要求。在控制變量方面，部分地參考過往研究，我們主要納入三個基本的宏觀經濟指標作為影響銀行信貸的控制變量：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水平和資產價格漲幅，這三個指標基本可以比較好地描述經濟周期運行的基本特征。本文各變量的基本統計描述見表1。（二）模型設定與實證分析在本文面板數據的模型設定方面，針對截面（Cross-section）隨機效應（Randomeffects）的Hausman檢驗拒絕了原假設，而針對時期（Periods）隨機效應（Randomeffects）的Hausman檢驗無法拒絕原假設，故最終選擇截面固定和時期隨機效應模型。本研究的實證回歸方程為：Lit=αi+β1Mit+β2Sit+β3Xit+εiti=1，2，3，…，N；t=1，2，3，…，T在上述回歸方程中，作為被解釋變量出現的Lit，用各家銀行在各個季度的貸款增長率表示。在回歸方程的右側，αi為截距項；Mit是用以表示貨幣政策的解釋變量，具體使用的替代變量包括貸款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Sit是用以表示金融監管政策的解釋變量，具體使用的替代變量包括銀行資本充足率要求和貸款撥備率要求；Xit表示其他需要控制的解釋變量，本文主要對影響銀行信貸投放的三個重要宏觀經濟指標進行控制，即：GDP增長率、通脹率和資產價格（房價漲幅）。β1、β2和β3為相應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向量，εit為殘差項。根據上述模型設定，本研究的實證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從表2的實證分析結果，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基本結論：（1）中央銀行的基準貸款利率對銀行的信貸增速具有統計上非常顯著的影響且約束效應很強，中央銀行的貸款基準利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樣本銀行的貸款增速將下降約7個百分點；（2）相比貸款基準利率，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對商業銀行的信貸擴張約束較弱①，兩者的相關關系并不十分顯著，其效應也較小，存款準備金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信貸增速僅下降約1個百分點；（3）在給定貨幣政策的條件下，資本充足率對銀行的信貸增速具有很強的約束力，資本充足率低的銀行信貸增速也較低，其資本充足率每高出1個百分點，信貸增速可以在同等情況下相應增加約2個百分點；（4）貸款撥備率要求的提高將使銀行的信貸增速顯著下降，撥備率要求每提高1個百分點，信貸增速將下降約1.4個百分點。從上述實證結果，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兩個方面的基本啟示：一是在貨幣政策的兩個常用工具中，價格型工具（利率調整）比數量型工具（準備金率調整）更有效；二是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要求之間可能存在一定沖突，比如，對資本充足率高的銀行而言，緊縮性貨幣政策的約束將下降；而對于資本充足率低的銀行而言，緊縮性貨幣政策的約束將進一步強化。我們知道，在經濟景氣時期，中央銀行通常會傾向于通過提高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等手段實施緊縮性貨幣政策，以抑制宏觀經濟逐漸向過熱方向發展，但在宏觀經濟景氣（過熱）時期，恰恰是銀行資產狀態良好和資本充足率高的時期，根據本文的實證分析結論，這種情況下的緊縮性貨幣政策效應將大大削弱。如果此時監管機構發現經濟過熱趨勢，同時強化資本充足率約束，緊縮性政策效果會很明顯。相反，在經濟不景氣時期，中央銀行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試圖刺激經濟增長，但由于監管當局意識到經濟蕭條所致的商業銀行風險加大會提高監管約束程度，這些因素導致商業銀行貸款的下降，使銀行信貸緊縮的資本監管與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發生沖突，貨幣政策擴張經濟的效用被部分抵消。（三）對我國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沖突的進一步分析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后，我國開始重視銀行資本充足率監管在金融風險防范中的作用，逐步強化資本監管的硬約束。2003年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并頒布實施了《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要求各商業銀行在2007年1月1日之前資本充足率必須達到8%的要求。我國工、農、中、建四大銀行1997年的平均資本充足率為4.9%，遠低于《巴塞爾協議》要求的8%的最低資本充足率。東南亞金融危機后，我國為了防范金融風險、提高四大國有銀行的風險抵御能力，財政部1998年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補充國有銀行資本金，并在1999年剝離14000億元不良資產。通過注入資本金和剝離不良資產，國有銀行資本充足率在1998年和1999年大幅提高至7.8%和8.7%。但隨后由于銀行貸款規?？焖僭鲩L和不良貸款的增加，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很快又跌至8%以下，2000—2002年平均為6.9%（圖3）。此后，隨著四大國有銀行陸續通過股份制改造上市來充實資本金，再通過發行可轉債、長期次級債等其他融資渠道，資本充足率又逐步回升，并在2007年后全部達到8%的要求。在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前，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與之相比較高，但在1998—2004年間同樣呈下降趨勢。1998年，前述全國性大型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北京銀行共11家商業銀行的平均資本充足率達到12.3%，但從2001年開始逐步下降，最低降至2004年的5.9%。這些數據顯示，當時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遠遠沒有達到監管要求。如果監管當局沒有采取強化資本充足監管的措施，那么資本不足對商業銀行的微觀行為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但自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監管當局強化了風險防范，銀行資本充足率日益成為商業銀行經營的硬約束。與此同時，東南亞金融危機后我國經濟增速減緩。為擺脫通貨緊縮的局面，中國人民銀行實行了積極的貨幣政策，包括連續9次下調存貸款利率（含利息稅的調整）、大幅下調存款準備金率等。1998—2002年我國基礎貨幣增速較快：1998—2000年年均為6.9%，2001年和2002年平均達到11.9%，同時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大幅下調，金融機構的可貸資金大大增加。于是貨幣供應量和存款增長率在1998—2002年間居高不下，年均分別達15.26%和16%，但貸款卻并未相應增加，年均增幅僅為11%左右，其結果是銀行存貸差飛速上升，從1998年的不到1萬億元猛增至2002年的4萬億元。四大國有銀行由于受資本充足率等因素的約束，1998—2002年平均信貸增長率僅為8.41%，工行、中行和農行2000年的貸款增長率甚至接近為零或為負數；雖然此期間上述11家銀行總體不受資本充足率的約束，但隨著其資本充足率下降，資本約束開始顯現，其貸款增長率也呈明顯下降態勢（圖4）。從整個銀行體系來看，此期間銀行信貸緊縮效應明顯。根據前文的實證檢驗和數據分析可知，資本充足率的硬約束減小了商業銀行貸款的意愿和自由度，強化了擴張性貨幣政策傳導的梗阻，中央銀行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意圖難以實現，由此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發生沖突。

結論與政策建議

由于資本充足率要求等金融監管政策具有典型的順周期性效應，從而使得逆周期的貨幣政策調整與金融監管要求之間出現沖突，特別是在經濟蕭條時期，寬松貨幣政策的擴張作用受到更嚴格金融監管的制約，這一沖突將顯著弱化宏觀調控的預期效果。為化解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的沖突，應在宏觀審慎管理的框架下，強化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協調配合，發揮兩者合力，更好地維護金融穩定、促進經濟平穩增長。1、實施宏觀審慎管理，建立逆周期資本緩沖機制。宏觀審慎管理是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協調配合的重要結合點，它著眼于整個金融體系，目標是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主要特征是建立更強有力的、體現逆周期性的政策體系。政策工具主要包括逆周期的資本要求、杠桿率、撥備等審慎性要求。風險通常是在信用擴張時期積累而在信用收縮時期顯現，逆周期資本緩沖機制（如資本、撥備等）能夠在信貸過度增長且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時，促使銀行儲備更多資本，即建立更具前瞻性的逆周期資本緩沖，以抑制信貸的過度擴張；在經濟下行、信貸周期出現逆轉時，可以釋放銀行的逆周期資本緩沖，以吸收損失，保護銀行體系免受劇烈沖擊。逆周期資本緩沖機制不僅可以保證單個銀行在壓力狀態下能夠正常經營，還能確保在信貸周期逆轉時，整個銀行體系有充足資本來維持信貸的增長，避免在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在經濟蕭條時期的潛在沖突，使兩者更好地協調配合，維護好金融穩定。2、完善中央銀行與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機制。加強部門溝通，實現金融監管政策與央行貨幣政策的有效協調和配合。央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需要充分考慮商業銀行和企業的微觀結構行為以及監管當局對銀行風險控制的影響；監管當局在制定實施監管政策時，也應從整個金融體系的角度來考慮。兩部門根據職責分工實現統籌協調，密切關注宏觀經濟形勢變化和金融業運行情況，加強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分析和研判，強化對金融風險化解和處置行動的配合。同時，建立相應的宏觀審慎監管共享數據庫，加強金融穩定信息、數據共享，實現信息、數據共享的規范化和常規化。

本文作者：熊丹鄭亞平石慧工作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會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