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與人民幣國際化

導語：“一帶一路”倡議與人民幣國際化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一、引言

2016年10月，人民幣被正式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特別提款權(SDR)，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進一步上升，人民幣國際化已成為大勢所趨。但是在目前美歐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下，人民幣國際化在歐美國家很難取得突破。在此背景下，由我國力推的、跨度極廣、連接亞歐非眾多國家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成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首要之選和重要平臺。“一帶一路”倡議中的“五通”建設將有利于形成以人民幣為主要流通與結算貨幣的貿易投資圈，有助于人民幣成長為成熟的國際貨幣。然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眾多，這些國家各自的經濟體制、經濟規模以及與中國的經貿關系緊密程度存在差異，如何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分批分步推動人民幣區域化和國際化，擴大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的使用范圍和影響力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二、文獻綜述

國內外學者關于人民幣國際化問題的研究很多，近幾年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興起，部分學者開始將人民幣國際化與“一帶一路”倡議結合起來研究，但多以國內學者為主。起初主要討論的是“一帶一路”倡議為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機遇與挑戰。關于機遇的分析有：人民幣將借助“一帶一路”倡議在國際市場上獲得更大發展空間，在大宗商品貿易、基礎設施融資、產業園區建設、跨境電子商務等方面擁有更多的使用機會。[1]一帶一路加強了人民幣區域化，能深化貿易結算、擴大對外投資力度、構建良好的海外融資平臺、增加境外人民幣儲備等。[2]但由于“一帶一路”涵蓋了亞歐非眾多國家，在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過程中勢必會面臨諸多風險和挑戰。國內的挑戰主要包括銀行業市場化程度較低，存在較大程度的壟斷性；資本項目未實現完全自由兌換；金融體系仍不完善等。[3]國際方面的風險包括：市場競爭、政治政策、生態環境、安全、貨幣與金融體系等；[4]隨著人民幣國際化水平的提高，人民幣也將面臨“特里芬難題”。[5]伴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一些學者開始分析人民幣國際化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進的現狀以尋求可行性實現路徑。提出的對策建議包括：通過貿易、投資、金融三種方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將人民幣的跨境使用與國內產業發展緊密結合，拓寬多種融資渠道，建立健全多種金融合作機制，強化金融風險抵御能力；[6]加強與沿線國家政策的協調與溝通，加快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開啟人民幣能源貿易結算，進一步推進人民幣跨境自由兌換與結算；[7]采用“對外投資與貿易經濟互動效應+資本項目有序開放”的實現路徑；[8]從大宗商品計價結算、基礎設施融資、產業園區建設和跨境電子商務四個方面重點突破[1]以及“企業‘走出去’+人民幣資本輸出”將成為引領人民幣國際化深化發展的新主線。[9]國外學者則普遍認為人民幣國際化起步較晚，依然有很長的路要走。YungChulPark(2010)認為中國需要自由化和開放其金融體系，使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并采用更靈活的匯率制度加速貨幣國際化，可以采取區域方式，一是建立一個東盟+新三(中國內地，香港和臺灣)人民幣集團，二是在東盟+3框架內、在東亞經濟一體化中發揮主導作用，實現中國金融業的自由化和人民幣國際化。[10]PaulBowlesandBaotaiWang(2013)認為人民幣需要滿足三個條件：隨著時間的推移幣值應該是穩定的且遵循透明規則；滿足全球流動性需求；不被國家利益所約束，才能充分發揮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作用，以挑戰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11]JoshuaAizenman(2015)則認為目前中國缺乏活力的全球性債券市場，人民幣金融國際化的潛在收益也被高估，人民幣債券在全球債券市場中大多是不可兌換的，人民幣尚未達到全面國際化的條件。[12]在定性分析的同時，學者們也做了一些定量研究。主要的定量分析有兩類，第一類是通過指數分析測算沿線國家實施人民幣區域化的可行性。主要有兩種指數，一種是人民幣國際化指數，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編制的人民幣國際化(RII)指數，其指導思想是從國際貨幣的基本職能出發，用合適的變量和指標分別代表計價、結算和儲備職能，編制一個綜合的多變量合成指數；另一種是Bayoumi和Eichengreen(1997)提出的OCA(OptimalCurrencyAreas，最優貨幣區)指數。劉瑞等(2015)采用OCA單一標準討論和判斷人民幣區域化的可行性，利用OCA指數確定適合優先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國家及地區。[2]牛風君(2016)通過計算OCA指數得出中國與規模較小的國家構建貨幣區的可能性較大以及兩國之間的貿易越密切、互補性越強，匯率越穩定的結論。第二類是研究一帶一路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影響因素。[13]林樂芬和王少楠(2016)利用系統GMM模型有效控制面板數據的滯后效應和解釋變量的內生性，分析得出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因素：經濟規模、貨幣慣性、投資因素、人民幣幣值、貿易因素、政策性金融等。[8]劉瑞等(2015)利用OCA指數模型對影響匯率波動率的因變量系數進行回歸分析，得出人民幣區域化的影響因素。[2]本文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采用OCA單一指標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分類，初步分析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區域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可行性和實施步驟。研究的范圍涵蓋了“一帶一路”沿線65個國家和地區，使問題的研究更加全面，并且根據OCA單一指標分析，把選取的65個國家分成三大區域，分區的基礎上分階段采取不同的措施逐步推進人民幣的區域化和國際化。

三、最優貨幣區單一指標分析

最優貨幣區理論最早由蒙代爾(Mundell，1961)提出，以生產要素流動性作為衡量貨幣同盟的標準，后來又出現了諸多衡量標準：Mckinnon(1963)的經濟開放度、Kenen(1969)的產品多樣化、Ingram(1973)的金融一體化、Haberler(1979)和Fleming(1971)的通貨膨脹相似度等。結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現狀，提出本文研究用到的衡量指標，主要包括貿易開放度、經濟規模、產出增長差異、通貨膨脹差異程度、出口產品結構相似度、利率差異6個指標。分別運用這些指標對“一帶一路”沿線65個國家進行分類:1.貿易開放度。Mckinnon(1963)指出高經濟開放度是建立貨幣區的標準之一。用進出口與GDP的比值來表示如公式(1)。Opennessi=(importi+exporti)/GDPi(1)從各國2011-2015年貿易開放度數據可看出：蒙古雖然是內陸國家但貿易開放度超過了80%，而作為大國的俄羅斯卻維持在50%以下，東盟國家中大部分國家都超過了50%，其中新加坡高達300%以上，馬來西亞、文萊、柬埔寨、越南、泰國在100%以上；西亞國家中除了敘利亞、伊朗、也門、埃及之外均在50%以上。南亞國家中馬爾代夫數據驚人，維持在200%左右；中亞國家貿易開放度都比較高，與我國建立貨幣區的可能性更大；近四分之三的中東歐國家開放度水平達100%以上，且最低的國家也超過了70%。根據貿易開放度指標可以判斷中亞、中東歐地區是我國建立人民幣區的首選目標。2.經濟規模。Mckinnon(1963)指出開放度越高的小型經濟體，加入貨幣區的收益越大。因此國家的經濟規模越小加入貨幣區的可能性就越大。筆者計算了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規模差異，用我國與沿線各國GDP的均值的對數來表示如公式(2)，其中GDPi為i國GDP，GDPc為我國GDP。Sizei=ln[(GDPc+GDPi)/2](2)發現近5年來，除了個別國家缺少數據統計外，我國與沿線各國經濟規模差異均保持在29%左右，說明依托“一帶一路”建立人民幣區在經濟規模上存在一定優勢。3.產出差異性。當受到外部沖擊時，產出差異不大的兩個國家的反應是相似的。用我國與沿線各國GDP的對數差值進行測量如公式(3)Outputi=lnGDPi-lnGDPc(3)根據計算：與我國產出增長差異較小的國家有印度尼西亞、土耳其、俄羅斯、印度、波蘭，其中俄羅斯差異最小，差異較大的有馬爾代夫、不丹、黑山、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坦、摩爾多瓦，其中中亞地區占兩個。從地區來看我國與東盟10國、獨聯體國家、中東歐國家差距相對較小，應對沖擊的反應相似程度較高。4.通貨膨脹率哈伯勒(Haberler，1979)和弗萊明(Fleming，1971)認為：當兩國通貨膨脹一致時，建立貨幣區的成本比較低。以公式(4)表示，Infi為i國的通貨膨脹率，InfC為我國的通貨膨脹率，Inflationi為通貨膨脹差異。Inflationi=Infi-InfC(4)我國通貨膨脹率與東盟、中東歐地區差異不大，其中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柬埔寨、菲律賓、愛沙尼亞、匈牙利、黑山、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與我國相似程度較高；差距較大的是西亞的伊朗，獨聯體國家烏克蘭、白俄羅斯。從該指標來看我國與東盟、中東歐國家建立人民幣區的可能性較大。5.出口產品結構當兩個國家出口結構相似性較高時，受到外部沖擊的對稱性較強，參與貨幣合作的收益就越大。以公式(5)表示，ESi代表i國的出口產品結構，exporti為i國的出口量。ESi=exporti/GDPi(5)從計算結果可以觀察到，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土耳其、印度、烏茲別克斯坦、俄羅斯、亞美尼亞、波黑、阿爾巴尼亞等國與我國出口結構相似程度大，面對外部沖擊的對稱性較強，因此我國在出口結構上會優先考慮與這些國家建立貨幣區；而新加坡、阿聯酋、馬爾代夫、匈牙利與我國的相似度差，其中新加坡的出口結構與我國差異最大，說明就出口結構而言，我國與新加坡建立貨幣區的成本最高。地區層面，南亞、中亞兩地與我國出口結構最為相似，東盟10國與我國差異較大。綜合分析我們發現，在只考慮出口結構的近似度方面，我國與中亞、南亞等國建立貨幣區的可能性較大，東盟國家建立貨幣區的可能性較小。6.利率差異JamesIngram(1973)認為貨幣區的建立要考慮國家間的金融特點。當國家間利率一致時，建立貨幣區的可能性越大。本文以實際利率的差值來衡量各國的金融一體化程度如公式(6)，其中Interesti代表利率差異，inti代表i國的實際利率，intC代表我國的實際利率。Interesti=inti-intC(6)根據計算知，與我國利率差異較小的國家有：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越南、菲律賓、以色列、馬爾代夫、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捷克、匈牙利，利率差異較大的國家有：也門、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阿塞拜疆、亞美尼亞。可以看出與我國利率結構相似的國家基本上被東盟、中東歐地區包攬，與我國利率差異較大的國家也基本上集中在中亞地區，說明在利率一致性方面，我國與東盟、中東歐國家建立人民幣區的收益較大，會優先考慮與這兩個地區建立人民幣區，與中亞地區的國家建立的可能性較小?？紤]到“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時間(2013年)和指標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選取2011-2015年間沿線65個國家的6個指標5年的年度均值進行分類：a區：最適宜建立人民幣區；b區：比較適宜建立人民幣區；c區：建立人民幣區可能性較低。結果如下表：可以看出在a區中絕大部分國家來自于東盟、中東歐區，且這兩個地區的國家基本處于a區、b區中說明當前人民幣區應該著重從這兩個地區入手。未來我國與中亞地區建立人民幣區的可能性會大大提升，中亞5國中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位于b區，目前我國與哈薩克斯坦經濟聯系密切基礎較強，雖然其他三國處于c區。但從指標分析看接近b區，因此中亞5國是建立人民幣區的下一階段的目標區。南亞、西亞相對建立人民幣區的當前可能性較低，但西亞18國中已有4國處于a區，我們可以從某一國入手，輻射帶動區域其他國家使用人民幣。所以，目前盡快制定在a區國家實施人民幣區域化的方案政策，考察與b區國家進行貨幣合作的最大可實施性，以點帶面帶動整個區域人民幣的國際化。四、結語通過OCA單一指標分析可以看出，我國依托“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人民幣區域化和國際化的基礎日益鞏固，應該適時采取措施加快人民幣國際化在“一帶一路”的實施步伐。當前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的國際化可以著重從東盟和中東歐兩個方向入手，選擇新加坡、加入歐元區的中東歐國家首先推進跨境人民幣合作，再逐漸推廣到整個區域。中亞5國可以作為建立人民幣區的下一階段目標，進而輻射至西亞和南亞。．

作者:吳長虹 單位:甘肅省公路航空旅游投資集團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