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計量模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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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國在1997年開始出現了的通貨緊縮，為此國家動用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從1998年到2002年期間，中國政府每年大約發行了2000個億以上的國債，這些國債大多用于基礎建設的投資。毫無疑問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為我國在2003年底徹底走出通貨緊縮的陰影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與此同時，由國債投資所建成的一大批基礎設施，也為我國未來經濟保持長期高速增長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國內關于積極財政政策宏觀經濟效益的研究從積極財政政策開始實施時刻起就一直在進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軟科學研究計劃、財政部有關部門以及一些地方和單位為此設立了許多研究項目，有關的研究論文、報告和著作更是數不勝數。然而，許多研究是以理論研究和定性分析為主，缺少準確的數據支持和缺少建立在經濟數學模型基礎上的定量分析。與此同時，幾乎所有的研究都是集中在積極財政政策對需求的拉動上，而很少考慮積極財政政策所形成的一大批基礎設施對提升整個國家經濟整體實力（或生產能力）的作用。

本文將通過一個宏觀計量模型來研究積極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效益。與傳統模型所不同的是，我們的模型不僅考慮了需求，同時也引入了社會的供給能力。從而，它不僅區別于建立在一般均衡基礎上的以供給為核心的新古典模型（如實際商業周期模型等），同時也區別于傳統凱恩斯類型的總需求模型（如IS-LM和AS-AD模型等）。盡管如此，這樣一種模型本質上仍然是具有凱恩斯特點的非均衡模型。由于中國所具有的轉型經濟和發展中國家的特點，這種具有凱恩斯特點的宏觀經濟模型更適合于對中國經濟的研究。

本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構筑宏觀模型，第三部分為模型的估計，第四部分為積極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效益分析，最后第五部分是一個簡單的總結。

2、宏觀經濟模型

我們將首先建立一個簡單的單部門宏觀經濟模型。該模型將為我們評估積極財政政策提供一個統一的框架。正如我們所指出的，該模型是一個具有許多凱恩斯特點的非均衡模型。這種非均衡性不僅表現在勞動力市場和產品市場上，與此同時，價格對非均衡的調整也具有滯后和黏性。

總供給(或總產出)

令Yt代表實際總產出(即實際GDP),Ydt代表實際總需求，總產出與總需求之間的差額為實際存貨Vt的變化。于是我們有

(1)

(1)式表明存貨Vt是按其t期的期末值衡量。有理由相信，總產出Yt是由預期的總需求Yet決定。經過存貨糾正后，總產出Yt可表示為：

(2)

以上，Vdt為理想的庫存水平，Vdt-Vt-1可以理解為庫存糾正量。如果預期Yet能夠實現，即Ydt=Yet，則由公式(1)和公式(2)，我們得到Vt＝Vdt，即t期的期末存貨等于其理想的存貨。關于理想的庫存水平Vdt，我們假定它與Yet滿足線性關系：

(3)

其中，參數βv>0。

接下來我們分析總需求的預期Ye是如何決定的。一個更符合實際的假設是廠商期望的是經濟(或實際GDP)的增長率get。這樣，通過對增長率的預期，我們可以測算出廠商的總需求預期。按照預期的適應性調整規則(theruleofadaptiveexpectation)，我們有：

(4)

其中，參數βg>0。

總生產能力

需要說明的是，通常按生產函數所給出的產量只能理解為一個社會的總生產能力。我們設該生產能力為Ypt。由于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而發展中國家的一個特點是經濟的二元結構和與此相對應的無限的勞動力供給，因此在中國當前經濟條件下，生產能力不受勞動力供給的制約，而完全由資本存量所決定。這種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的不可替代性表明生產函數是Leontief型而不是Cobb-Dauglass型，即

(5)

這里，Kt為t期的資本存量，At為產量－資本比(可理解為資本生產力)。顯然，按照等式(2.5)所給出的生產函數，At的上升反映了技術的進步，即同樣的資本投入能創造出更多的生產能力。給定生產能力Ypt，生產能力利用率Ut就可以寫成

(6)

此外，資本存量Kt服從如下累積規律：

(7)

以上，It−1為企業投資；GI,t-1為政府投資；dK為折舊率。需要注意的是，按照公式(7)，我們并沒有區分政府資本和企業資本。這主要是由于我們沒有相關的數據。

接下來，我們將考查技術At的決定因素。根據Romer(1990)，技術是人類思想和知識的凝聚。具體的說，技術可以表現為各種論文、專著、設計和專利等。由于技術是非競爭的，即一項技術可以同時被不同的人和企業使用，因此技術存量的提高通常意味著要素生產力的提高。令技術存量的提高為At-At-1，按照Romer(1990)，我們有

該公式表明技術存量的提高取決于現有的技術存量At−1和用于科研的人力資本Ht−1。由于經驗數據表明At−1和Ht-1對新技術的產生具有某種程度的邊際遞減效應，因此Jone(1995)和Gong，GreinerandSemmler(2004)分別對上述公式進行了修正。按照后者

(8)

以上，φ，θ

和Ad都為(0,1)區間上的參數，其中dA可以理解為技術或知識的折舊率。

總需求

按照定義，t期國內產品的實際總需求Ydt可以表示為

其中，Ct表示消費；It表示企業(包括外資企業)投資；Gt是政府支出；Et是出口；Mt是進口。所有變量都為實際值。其中對于消費函數，我們采用如下簡單形式：

(10)

這里，參數c∈(0,1)為邊際和平均消費傾向；Tt表示稅收；Yt−Tt可以被看成是家庭在t期的可支配收入。

對于投資函數，我們假定:

(11)

以上，參數ξu和ξγ都為正值；γt為實際利率；分別為Ut和γt的穩定狀態(由各自的樣本均值衡量)。這樣，分別表示Ut-1和γt對于它們各自穩定狀態的偏離。該公式表明，投資是為了創造生產能力，因此，當生產能力緊缺時（由較高的Ut−1反映），投資較高，反之也然。與此同時，投資也取決于融資成本（這里由利率γt反映）。在另一篇文章中，作者使用貨幣供給增長率來代替(11)式中的利率，并提供了相應微觀基礎的討論。我們想說明的是，此兩種類型的投資方程并不沖突。這里，我們只需假設利率和貨幣供給增長率是密切相關，而這也和中國的宏觀調控實踐相一致。有關討論隨后展開。

與消費函數相對應，我們假定進口Mt與實際總產出Yt成線性關系：

Mt=mYt(12)

以上，參數m∈(0,1)為邊際進口傾向。

最后，對于總需求中的其他變量Gt和Et，我們都假定它們為外生變量。

勞動力市場

我們現在考查勞動力市場。根據標準的凱恩斯理論，勞動力的需求Ldt由產量Yt決定。因此，

Ldt=ltYt（13）

以上，lt可被看作是勞動生產率，它取決于生產技術。與生產函數（5）中的At相類似，我們同樣允許勞動生產率可隨時間而變化。

假定勞動力供給Lst為外生變量。于是，給定勞動力供給Lst和勞動力需求Ldt，就業率Nt由如下方程給出：

（14）

可以預見，相對於勞動力需求而言，勞動力的供給是絕對過分的，而這將影響我們的工資公式。

價格與工資

現在我們考查價格與工資的決定。我們首先假定價格和工資會對產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非均衡進行調整。然而，價格的這種調整是有黏性的，即價格的調整既不及時，也不會一步到位，這也同時意味著市場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不能出清的。按照被廣泛討論的雙重菲利普斯曲線(參見Fair2000和Flaschel,Gongandemmler2001)，我們可以把價格和工資的動態變化寫成如下形式：

以上，pt為通貨膨脹率；wt為名義工資增長率；st可理解成t期的供給沖擊，它可能包含生產率的變化和進口產品的價格變化等。分別為變量pt、wt、st、Nt和Ut的穩定狀態。當實際的Nt和Ut超過，工資和價格的增長pt和wt將被加速。顯然，上述價格−工資模型是建立在相當對稱的有關價格和工資浮動原因的假設上。一方面價格和工資的增長來源于需求或市場的非均衡壓力(分別由代表)；另一方面，它們同時也被成本所拉動(分別由衡量)。

金融部門和貨幣政策

當前，中國的宏觀調控手段是多種多樣的。就貨幣政策而言，我國的貨幣當局不僅采用了貨幣供給（體現為一系列的貸款計劃），同時也使用了利率作為其執行貨幣政策的手段。事實上，這兩種手段通常會同時使用（或雙管齊下）。例如當經濟不景氣時，不僅貨幣供給量會增加，同時利率也會下跌。由于我們在公式（11）中只引入了利率作為投資融資的約束條件，因此，我們這里只需考慮利用類似于Taylor規則（Taylor,1993）的如下利率方程來反映我國的貨幣政策對中國宏觀經濟的影響：

（17）

以上公式表明，利率對生產能力利用率和通貨膨脹率作出反應。此外，給定名義利率rt，實際γt則可以近似的寫成：

(18)

3、模型的估計

接下來我們將討論如何估計模型中的各項

結構參數。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我們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對模型中的所有參數同時進行估計。該模型包括很多預期和其他難以觀察的變量，比如Yet、Ypt和At等。盡管很多方程式是線性的，但是方程中按一般線性方法所能估計的參數通常是多個結構參數的某種組合。這就導致了估計中可能產生的非線性問題。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有可能，我們將逐一的利用單個方程對模型中的結構參數進行估計。此種方法經常被用于估計多變量和多等式的大型宏觀經濟模型。參見Flaschel,GongandSemmler(2001,200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