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軌經濟理論與企業改革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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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轉軌經濟特指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經濟。新制度經濟學與福利經濟的相關理論為我國經濟轉軌時期國有企業改革提供了思路。國有企業的改革應采用漸進的改革方式，改革的著眼點在于大力發展非國有經濟，以改變經濟的體制結構，壯大非國有經濟，為國有經濟的改革緩解壓力。

關鍵詞：制度；改革；非國有經濟、國有企業；轉軌經濟；經濟結構

在我國，過渡經濟學有其特定的研究對象，就是研究怎么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

本文首先闡述了轉軌經濟的相關理論，然后對我國國有企業改革進行了動態分析。

一、過渡經濟學的基本問題：體制與體制轉軌

（一）制度的一般含義及其類別

美國新制度學派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諾斯在其所著的《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中明確指出："制度是一個社會中的一些游戲規則；或者，更正式地說，制度是人類設計出來調節人類相互關系的一些約束條件。"諾斯的說法只是其中一種，其他的定義還有如：制度是"集體行動對個體行動的控制"；還有人把制度定義為通過傳統、習慣或法律約束的作用力來創造出持久的、規范化行為的社會組織，等等。

這些定義，都是不同作者在研究不同的問題或問題的不同側面時對制度的理解，它們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制度的內涵。

我所理解的制度，就是由當時在社會上通行或被社會所采納的習慣、道德、戒律、法律（包括憲法和各種具體法規）、規章（包括政府制定的條例）等構成的一組約束個人的社會行為，從而調節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的規則。具體說來，主要有這么幾個特征：第一，制度總是社會性的，約束個人的行為說到底是為了調節人際關系，因而制度總是某種社會的行為規則。在魯賓遜的孤島上，在"星期五"出現之前，事實上不存在制度，因為不存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第二，制度是對個人（或一個組織，一個團體）行為（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為）的一種約束，是對個人行動空間及其權利、責任和義務的一種界定。第三，作為社會性的制度，因其基本功能是協調人際關系，從而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

制度可以分為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或稱為有形的制度與無形的制度。在前面我將習慣、道德觀念、意識形態等與憲法、法律、規章條例等都統統稱為制度。

但從發揮作用的方式上看，它們之間是存在差異的。憲法、法律、規章條例等，屬于正式的或有形的（成文的）制度；而習慣、道德、意識形態等，則屬于非正式的或無形的（不成文的）制度。首先要明確的是，無論是法律、規章還是習慣、道德，都是制度。因為就其基本功能來說，都是調節人際關系的一種規則，都是社會對個人行為的某種約束。

（二）"帕累托改進"與"非帕累托改變"

經濟學理論上有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謂的"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優"的概念。

它是指這樣一種情況：這時所考察的經濟已不可能通過改變產品和資源的配置，在其他人（至少一個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況下，使任何別人（至少一個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反之，所謂"帕累托無效率"，指的就是一個經濟還可能在其他人效用水平不變的情況下，通過重新配置資源和產品，使得一個或一些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在存在"帕累托無效率"的情況下，若進行了資源重新配置，確實使得某些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而與此同時，其他人的效用卻沒有降低（至少是不變），這種重新配置就稱為"帕累托改進".在"帕累托改進"情況下，由于沒有一個人狀況變壞，只有某些人狀況變好，因此意味著社會福利的增進。而若在某種經濟狀態下，一種重新配置導致某些人狀況變好，另一些人狀況變壞。由于個人之間的效用無法比較，我們無法確定總社會福利水平究竟是提高了，還是降低了。這種情況就被稱作"非帕累托改變"（請注意這里所用的概念不是"改進"，而只是"改變"，它不包含任何價值判斷）。

（三）改革的一般情況："非帕累托改變"

現在我們來分析一下經濟體制改革的情況。從總體上來說，經濟體制改革一定是為了對我們的現狀進行有益的改進，以提高我們整體的經濟福利。改革過程中在許多情況下，都會使一些人的利益受到損害，或者是受到暫時的損害。"帕累托最優"或"帕累托改進"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理論上的參照系，使我們能夠對各種情況的特征進行比較。而在現實生活中，特別是在體制變革這樣的較大規模的變動時期，我們遇到的更多的情況，恐怕正是"非帕累托改變"；因而對于現實生活來說，可能"非帕累托改變"更有重要的意義。

比如，在個人吃企業"大鍋飯"、企業吃國家"大鍋飯"、"干好干壞一個樣"的分配體制下，既沒人努力勞動、認真管理，也無人關心資源的合理配置，同樣的資源必然只能生產較低水平的物質產出。在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從社會的角度出發，在某種理想的資源最優配置情況作為參照系，來論證這時經濟是多么的缺乏效率，浪費了多少資源，論證它們如何地應該加以改革，改革之后社會經濟效率將會獲得如何的提高，使大家獲得怎樣的好處。但問題在于，在上述兩種利益分配關系已經形成、確立的前提下，同樣會出現若不使某些人的利益受損，就不可能使另一些人獲益，也不可能實現資源的重新配置情況。

人們當然總是希望改革是無人反對的，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恰恰在于：任何一種體制改革，說到底都會涉及到利益關系的改變，總會有一些人的利益要受損；沒有人受損，就不可能有人受益；或者，現在不受損，將來就不會受益。這就是說，體制改革的一般情況在理論上都屬于"非帕累托改變".改革中的各種難題，改革所遇到的各種阻力，正是由此產生的。

（四）"補償"的作用及其局限

從理論上來說，如果存在一種方式，能在資源配置發生改變之后，將新增加的收益在所有相關的行為主體之間進行分配或再分配，從而使得任何人都不受到損失（無論是相對的還是絕對的損失），那么不論最初分配情況如何，都可以說這種改變是一種"帕累托改進".這就是福利經濟學中所謂的"補償原理".改革的困難來自受損失利益集團的阻撓，并因這種阻撓而造成種種經濟損失，那么，很顯然，如果能對受損失的人進行某種形式的補償或"贖買"，減小他們受損失的程度，以使改革的阻力減少，其減少額大于付出的贖金，就是合算的。

毫無疑問，補償或"贖買"可以說是消除改革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許多阻力的一種基本思路。這種做法的實質，就是在體制轉變過程中維持既得利益。通過這種補償，實際上就把"非帕累托改變"轉換為"帕累托改進"，這顯然是一種理想的方式。

只要改革本身確實是盈利的，能夠提供足夠的新增收益，對受損失的人進行補償就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值得的。當然，在肯定補償措施的重要作用的同時，我們也要充分地認識到補償作用的局限性。

首先，改革中的補償在很多情況下只能是部分補償，而不能是充分補償。這是因為，如果對受損失的人進行了充分補償，對于社會或社會上其他人有利的改革就將所剩無幾了，許多改革事實上就會名存實亡，改革的目的就不能實現。

其次，補償是有一定成本的。補償操作本身就是費時、費錢的事情。補償所涉及的面越廣，補償的成本費用就越大，這時就會有一個合算不合算的問題，導致無法給予普遍的補償，因而無法消除所有的對改革的阻力。

這就告訴我們，盡管我們應該在改革的每一步上都充分地利用補償這一緩和矛盾的方法，但最終總還是要面對一些剩下來的、無法消除事實上也不應消除的阻力，要充分估計這些阻力對于改革進程以及經濟增長所能造成的損失。

（五）相對阻力與絕對阻力

所謂"相對阻力"，指的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一部分利益集團會在改革過程中受到利益的損失（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損失），他們為了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抵制或反對改革，從而構成對改革的阻力。

這里所謂"相對"的含義，指的就是獲益者與受損者之間的對立關系。改革在許多情況下是沒有人受損就不能有人受益，社會成員可以按照改革的（潛在）獲益者和（潛在）受損者的標準進行分類，這就決定了改革過程不可避免地會遇到一部分人的抵制。

改革的絕對阻力指的是社會上每一個人都可能遭受一定的損失，從而每個人都具有抵制改革的動機。這主要指的就是因改革初期所發生的改革"陣痛"而引起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可能因對改革在初期階段所會引起的震蕩、引起的生產下降而產生對改革的疑慮與恐懼，并因此而抵制改革。

總之，改革的相對阻力體現的是社會上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的相對差異與相互沖突，而改革的絕對阻力體現的是人們自身利益的沖突（近期利益與長遠利益），但同時也體現著在經濟制度這個"公共物品"問題上的共同利益——改革"陣痛"對社會的總福利總是具有負面的影響。改革的相對阻力與絕對阻力只是對問題的抽象。在現實生活中，這兩種阻力往往是同時發生、相互交織在一起的。它們有時相互加強；而有時則相互抵消。

二、體制轉軌的動態過程：非國有部門的成長與國有部門的改革

（一）漸進改革與經濟的"體制結構"

1.漸進式改革與國有企業地位的改變

"漸進式改革"的特點，不在于其"慢"，而在于最先實行的改革不立即取消舊體制，而是在暫不觸動舊體制的情況下，先發展"新體制"，然后隨著經濟結構的改變，逐步改革舊體制。

中國過去20年，漸進式改革的主要成就，就在于發展起了一個以市場為導向的"非國有經濟"，包括外資合資企業、私人企業、個體勞動、股份公司、合作經濟以及各種形式的集體經濟（主要是以社區所有制為特征的鄉鎮企業）。到1997年，這個非國有經濟部門已經創造出70%以上的工業總產值，65%的GDP，95%以上的新增長就業和80%的經濟增長。

而這就意味著，無論國有企業無效率的問題多么嚴重，盡管它仍占用著70%左右的銀行信貸資源，但在工業總產值中它的貢獻率已不足30%，對GDP的貢獻率不到40%，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到20%.也就是說，國有部門問題再嚴重，它從統計上說只關系到20%～30%的經濟收入與經濟增長。只要占70%～80%的非國有經濟仍能增長并越來越發展、占有越來越大的比重，中國經濟就仍然能夠成長。

這里的第一個政策含義就是：要想保持中國經濟增長的勢頭，必須著眼于發展非國有經濟。另一個含義是：要判斷中國經濟是否還能持續增長，不僅要觀察國有部門的狀態，而且還要觀察非國有經濟發展的趨勢，觀察兩個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的變化。

2.經濟的"體制結構"

我們現在就來將一個處于體制轉軌過程中的經濟分為兩大部門，國有部門S和非國有部門N；將它們所創造的國民總產值之間的比重，定義為"經濟的體制結構"，用J表示。

J0指的是在任一初始時點上（我們可以理解為改革初期）經濟的體制結構。

在中國改革初期，這一指數大約為900%（90/10）左右，而現在按工業總產值算約為35%（26/74）。最近幾年按工業產值計算非國有經濟所占比重一直以每年高于2個百分點的速度增加。

體制改革的原因是因為舊體制的效率較低而新體制的效率較高。我們假定效率的差別在長期內體現在各部門的增長率的差別上。正因如此，非國有部門在經濟中所占的比重才能不斷地加大。定義gs為國有部門的增長率，gn為非國有部門的增長率，gs

這一動態關系式看上去很簡單，但對于我們理解體制轉軌的過程及其性質，以及我們在改革中所遇到的各種問題、改革進程的各種后果，具有重要的意義。

3."不改革"或"簡單過渡"的可能性

上述公式提出了一個可能性，即"不改國企的可能性"：只要gs

在德國，在一定意義上人們其實就是這么做的：在東德經濟解體的過程中，原有的企業基本被解體，同時用西德的"剩余收入"把東德的職工養起來（失業補貼）；如此持續20～30年后，原東德遺留下來的問題將不復存在。在我國的一些沿海地區，由于國有部門所占比重已經很小，非國有經濟又發展較快，當地的人們往往會選擇對國企"不改革"，而只是不再擴大國有企業，不再雇傭新的工人，把原有的企業或職工，通過"補貼"（包括以銀行貸款形式發生的補貼）養起來，等待過一段較長時間后問題本身逐步淡化、消亡。這種"養起來"的作法，實際上也是改革。

（二）結構改變與國有部門改革條件的變化

1.國有部門本身狀況的惡化與國企"改制"

國有部門情況的惡化，不一定表現為所有國有企業情況全部惡化，而是首先表現為由于"虧損面加大"及其由此引起的凈虧損的加大。當虧損企業越來越多時，改革的要求開始產生。

這里所說的"改革"，實際上是指"國企改制".國企改制會對我們的上述公式產生影響：改革使gs縮小而使gn增大，因為這時一部分原來的國有企業通過改變產權關系而變成了非國有企業。這些年，非國有經濟的增長率之所以高，部分原因就是一些原來的國企經過改造后被并入了非國企范疇，或是民營企業通過收購、兼并國有企業而壯大了自己。另一種類似的情況是，由于激勵機制不對稱，一些人以"占國有經濟便宜"的辦法來發展非國有經濟，甚至包括國有資產的暗中轉移。這種可以稱為"自發的私有化"的行為，在實際上也起到了加快國有經濟改制的作用。

可見，國企改制本身，在我們的理論框架中意味著J值的縮小，意味著效率的改進和經濟的增長，這就是所謂"從改革中要增長速率"的基本含義。

2.非國有經濟的發展與國有企業改革條件的改變

我們這里要著重分析的是：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不僅支撐著經濟的增長，而且改變著國有部門改革的條件和環境。這一點非常重要，雖然它經常被人們所忽視。

——非國有經濟的發展，逐步形成了對國有企業的競爭壓力。

——非國有經濟的發展，支撐了經濟的增長，提供了一定的收入增長和"經濟剩余"，使得政府有可能以某種方式利用這部分收入增量來對在國有部門改革中受到損害的利益集團進行一定的補償，這可以減少改革可能帶來的痛苦，從而使改革的阻力減小。

——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為轉移一部分國有職工提供了就業機會。

——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形成了既具有資本實力、又具備管理知識的新型企業與企業家，使得通過收購、兼并等較為平和、較為自然的方式改革國有企業成為可能。

——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為國有體制的改革，提供了國內的"體制示范".在以上所有這些條件的改變中，首先起作用的是"競爭".非國有企業的進入，首先使國有企業原有的"壟斷利潤"下降，使其體制的無效率暴露出來，進而越來越多的企業發生虧損，成為政府的包袱而不是收入的源泉。與此同時，當非國有部門越來越顯示出其提供產值、就業和稅收的競爭能力，人們也就越來越具有改革的動機，對改革的阻力也就越來越小，從而使改革得以發生。

改革的阻力首先來自國企職工，而改革意味著國企職工離開國企而轉向非國企就業。這又分為兩種基本形式："離職"（或"下海"）和"下崗".前者為自愿主動離開，后者為當發生倒閉、減員等情況時被迫離開。

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內，"離開"這件事是不可接受的，從而阻礙著改革。但到后來，不僅開始發生自愿離開，而且下崗的阻力也越來越小，變為可接受的，下崗人員也越來越多。

這里根本原因就在于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職工離開后（在非國有部門）的預期綜合收益開始大于不離開時（在國企中）的預期綜合收益。

3.政府改革企業的動機

國有企業過去一直是政府的權力基礎（人事和經濟的權力）；改革國有企業是一件十分麻煩的政治運作，所以不到萬不得已、"最后一刻"，任何政府和企業官員都不愿進行改革。

是否改革，取決于以下的不改革時的政府凈收益和改革后的政府凈收益的比較：這里最重要的經濟關系也是政府決策是體制結構J的函數——當國有企業所能提供的利稅收入越來越少，所需的財政、準財政（銀行壞債）補貼越來越多，停產企業"開不出工資"的問題越來越嚴重、越來越麻煩，而非國有企業提供的稅收越來越多，所能提供的就業越來越多，以至可以由民營企業來并購國企，從而政府為安置下崗職工所需支付的補貼可以越來越少（平均到每人較少，不一定總量較少，因為下崗職工越來越多），改革就會越來越實際地發生。而這一切，都是以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為基礎的。

在1992年左右，非國有經濟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第一次超過50%.就在這一年底，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有關改革的"決定"，第一次將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寫了進去。在1996年第一季度，中國的國有企業第一次發生全部門凈虧損，1997年上半年又是這樣。

在1997年召開的中共十五大上，正式提出了"抓大放小"、"發展多種形式的所有制"等政策。用本文的理論模型加以觀察，這些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道理的。它們從實踐中證明了：政府決策本身是隨著經濟結構和經濟條件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政府在某一時點上做出了什么樣的決策，而在于政府政策變化的趨勢是什么。從這個角度觀察，我們有理由認為中國政府有關改革的政策走勢，在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決策本身不能說有多大的前瞻性，但至少具有務實性，能對現實條件的變化做出較為及時的反應。這有利于經濟走出困境、持續發展。

三、結語

體制或制度，就是協調和維持人與人利益關系的一種行為規則，是社會上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一種機制；體制改革則是改變這種行為規則，實際上就是要改變人們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改革之所以難，最重要的一點就在于在改革過程中并不是人人都能受益或同等程度地受益（人人同等程度地受益，利益關系也就沒有改變），有些人甚至會受到損失或暫時受到損失。正因如此，那些受到損失或沒有受益或受益較少的人就這樣那樣、或多或少地具有抵制或反對改革的動機，形成對改革的阻力。

經濟的持續增長取決于改進資源的配置，使其從利用效率較低的部門體制下釋放出來，轉移到利用效率較高的體制中去；而這種資源配置的改進，在轉軌經濟中就表現為非國有部門在經濟結構中比重加大而國有部門的相對縮小，減輕非國有部門"收入轉移負擔"的作用，起到減少對國有部門補貼即優化資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使經濟的體制結構（J）向更有效率的方向轉化。這是中國這樣的轉軌經濟得以持續增長、在增長中平和地、痛苦較小地完成體制轉軌的根本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