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區域經濟合作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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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旨在通過分析亞洲區域經濟合作所面臨的艱難和曲折的原因，并在簡要介紹和分析亞洲區域經濟合作出現的新動向的基礎上，提出中國應對經濟全球化和參與亞洲區域經濟合作的因應對策。

【摘要題】地區經濟

【關鍵詞】亞洲區域經濟合作/經濟全球化/因應對策

【正文】

21世紀是經濟全球化的世紀。經濟全球化在直接推動貨物、服務、資本、技術和人員在全世界范圍內愈益自由流動的同時，也間接影響著不同經濟體的法律、政治和文化不斷交融與相互吸收。由此，不同經濟體之間的經濟合作不斷呈現和發展，各種形式的自由貿易區、共同體和關稅同盟日益多見。至今，已經很少有人懷疑經濟合作對于經濟貿易的發展和國際經貿秩序的維護所起的作用了。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劇，歐洲、北美區域經濟合作的巨大成功以及亞洲區域經濟合作缺失而致的風險呈現，加強亞洲區域經濟合作也已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呼聲。主動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挑戰，積極參與亞洲區域經濟合作在我國政府、學界和企業界也逐漸形成共識。

一、亞洲區域合作的艱難和曲折

亞洲區域經濟合作起步晚、進展慢。盡管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的形成為亞洲合作增添了亮點，中、日、韓3國最近也異常積極地參與合作談判，但顯然，亞洲區域經濟合作不僅遠遠落后于歐洲和美洲，而且在促進亞洲更大發展和協同抵御風險方面的能力也差強人意。較長時期以來，亞洲區域經濟合作進展緩慢甚至止步不前，期間經歷的艱難與曲折曾經一度令亞洲乃至世界不滿和失望。形成這種局面，既有亞洲各國自身的原因，也有來自外部的多方面因素。

（一）內部原因

1.亞洲經濟發展不平衡是亞洲區域經濟合作的不利前提條件上個世紀中后期以來，亞洲經濟曾經一度扮演著“黑馬”的角色。“亞洲四小龍”的出現，日本經濟快速騰飛和東盟經濟的迅速發展，以及中國改革開放20年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績，無不引起全世界的關注。然而，亞洲經濟發展又是極度不平衡的。主要表現在：經濟規模相差懸殊，例如，日本的GDP高居亞洲各國之首，它是馬爾代夫的7000余倍，達東盟15國GDP之和的5倍多；其次，經濟發展速度嚴重失衡，東亞、東南亞地區經濟發展較快，尤其是中國、韓國和東南亞各國今年來經濟發展迅速，而有的國家則發展緩慢或停步不前，甚至出現階段性倒退的情況。

由于存在經濟水平參差不齊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差異，亞洲各國富者（如日本和韓國）大多不惜舍近求遠尋找美歐俱樂部，窮國（如巴基斯坦和朝鮮）則囿于本土埋頭苦干希望早日脫貧，相互之間既存在需求不對稱，又難以找到彼此可以接受的合作途徑和內容。

2.政治體制和法律制度的多樣性是亞洲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制約因素盡管在“求同存異，共同發展”的總體方向下，各國對外優先發展經濟與貿易關系的總體方針不容置疑。但是，政治體制和法律制度對于國家之間經濟貿易關系發展的影響仍然不可小視，甚至在一些時候是至關重要的。對于建立緊密和不斷提升的經濟合作關系而言，政治法律方面的阻礙更顯突出。經濟上，亞洲各國大體選擇市場經濟體制（盡管市場化程度和市場發達程度又相差較大）。但政治上，日本、韓國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在美國的推動下建立西方式的資本主義民主體制，泰國、馬來西亞等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政治體制缺乏穩定，中國則在“一國兩制”的構思下一國四區，政治體制也不盡一致。在各國政治體制各不相同而且缺乏認同和兼容性的情況下，亞洲區域經濟合作也就很大程度上受到制約。

作為政治體制的一部分，亞洲各國的法律體制也成為阻礙區域經濟合作的一個重要因素。國際經濟合作，必然有賴于組織成員間的制度設計和權威規則的確立，但更需要各成員從根本上確保這種合作在其領土范圍內有效和切實的實施。從法系來看，亞洲既有完全的英美法系國家，又有典型的大陸法系國家，還有中華法系等其他法系的國家；從法律實踐情況來看，既有日本、韓國、中國香港等法律比較健全和完善的國家（或地區），也有立法正在不斷規范和完善的中國等一些國家，但依然存在一些立法滯后、欠缺穩定和連貫等各種缺陷的國家。這種參差不齊的現象構成了區域經濟合作的一塊難愈的“硬傷”。

3.政治和軍事上的猜忌甚至對壘對亞洲區域經濟合作構成不小的損害與西歐、北美不同，亞洲各國（地區）之間缺乏信任，政治上、軍事上彼此猜忌和對壘比較明顯。盡管亞洲地區并未造成現實的大規模軍事沖突，但南亞安全問題時有爆發，朝鮮半島局勢并不穩定，東南沿海糾紛依存，臺灣問題成為敏感話題，加之日本的歷史問題，使得這一地區政治上不團結甚至互相拆臺，軍事上互不信賴，甚至時有摩擦。在這種形勢下，區域經濟合作缺乏基本的基礎條件，一些國家如日本、韓國紛紛采取“舍近鄰而結遠親”的方式，亞洲區域經濟合作反而遭到忽視或者無視。

發展經濟關系、建立經濟合作離不開彼此信賴的政治和軍事關系。難以想象，在一個政治上相互猜忌，軍事上彼此對峙的地區，經濟合作如何能夠得到實質性推動。而這也就是亞洲或亞太合作論壇表面上熱熱鬧鬧，但實質性成果卻鮮有達成的一個主要原因。

4.文化的雷同但非同質性是亞洲區域經濟合作的又一個重大障礙亞洲地區是一個多民族地區，大的民族主要有漢族、大和族、朝鮮族、蒙古族，同時又是世界上民族狀況最復雜的地區之一。這一地區的各民族長時期以來，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環境中，形成了具有巨大差異的文化心理素質。例如，日本（大和民族）由于受到鮮明的島國意識影響，不愿與東北亞的窮國進行經濟合作，而把合作的重點放在富裕的美國、歐洲和東南亞。中華民族則在漫長和令人驕傲的歷史中形成了“大國意識”，以自我為中心，缺乏“團隊”精神，文化總體上以小農經濟為基礎、宗法家庭為背景、儒家文化為傳統。實際上，小農經濟、宗法家庭和儒家文化的文化心理與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不相協調甚至嚴重違背，對國際經濟合作則往往形成羈絆。朝鮮和韓國都是單一民族的國家，它既有類似日本的島國心態，也無法脫離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復雜而又不穩定。

亞洲各民族，無論是在語言系屬、宗教信仰、民族性格、生活習俗上，還是在道德倫理、價值取向、行為準則、思維方式、文化色彩上都有明顯的差異。在這里，民族文化心理的復雜性和多元性導致相互關系的排斥性和松散性。反映在區域經濟合作上就是缺乏向心力和融合性。無論是論壇還是經濟圈，各國都想把“圈”建在以我為中心的基礎上，并不愿把力量投入到地區合作具體內容上，便是由民族文化心理因素造成的在經濟合作中缺乏向心力和融合性的具體表現。

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距，政治體制各不相同且彼此缺乏信任，軍事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對壘，文化上相近交叉但不同質，從而影響了亞洲各國普遍性的對亞洲區域經濟合作的不認知、不認同乃至冷淡的態度。

（二）外部原因

1.美日關系過分強化制約了日本在亞洲的力量與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一方面通過締結《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確立了美在日駐軍，另一方面通過一系列扶持日本經濟發展的方式，在日本乃至整個東亞和亞太地區維護其軍事地位政治影響。美國希望加強美日戰略聯盟，以進一步維護和加強其在亞洲的經濟、軍事和政治利益，因此極力反對日本參加其他組織從而淡化日美關系或者對既存格局形成損害。從日本方面來看，既希望維持與自己的最大貿易伙伴之間的特殊關系，又迫于自己政治上在亞洲孤立的尷尬地位和處境，因此在亞洲是“欲有所為又不敢大為”，只好小心謹慎從事。

2.總體穩定但麻煩不斷的中美關系分解了中國的精力中美關系正?；詠恚p邊關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發展。盡管雙方已經提出建立建設性伙伴關系，但中美關系的發展也并非一帆風順，雙方在貿易、人權、武器控制等方面的分歧長期存在，而臺灣問題更是敏感和核心的問題。中國需要亞洲，但似乎更多的時候，中國不得不努力改善和發展與美國和歐洲的關系，這也是中國過去較少參與亞洲經濟合作的一個方面原因。

3.美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矛盾限制了東南亞各國的自主權基于東南亞地區是一個巨大而且日益重要的市場，美國不愿放棄這種優厚的利益。根據美國的戰略，占領和維護市場的重要一點是排斥一個沒有美國參與的亞洲經濟組織，尤其是一個由可能取代美國在亞洲地位的中、日、韓主導的經濟組織。而東南亞國家雖然對日、中、韓等亞洲鄰國具有一定的依賴性，但同時也不乏競爭性，從而出現一種消極對待區域經濟合作的傾向。另一方面，由于對美國經濟較強的依賴性以及美國在各方面所施加的影響力，東南亞各國也一時無法擺脫美國的影響和壓力，更多的時候只好看美國人的眼色行事。

4.APEC的論壇特征干擾了亞洲區域經濟合作的深入開展APEC從1989年成立至今，先后舉行了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貿易、外交、財政、電信等各種部長會議，也先后了《茂物宣言》、《上海宣言》等各種綱領性文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APEC畢竟只是一個區域性論壇，沒有固定的組織和可操作的合作機制，它所形成的宣言和行動綱領對各成員也不具約束力，因此有著嚴重的局限性。這種看似熱鬧但缺乏實質性合作的方式，往往干擾了區域經濟合作的進一步推進和深化。

5.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在亞洲的不定地位增加了亞洲區域經濟合作的難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地理上不屬于亞洲國家，但是基于地緣等各方面的原因，它們長期積極參與各種亞太經濟活動，與亞洲國家和亞洲區域合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最典型的是澳大利亞首先倡議召開亞太經濟合作經濟(APEC)會議，并于1989年主辦首屆部長會議，新西蘭也成為APEC的創始成員。作為亞太經濟合作的強有力推動者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固然功不可沒，但這種廣泛和論壇式的合作方式在渲染氣氛的同時，卻也增添了達成實質性的成果和建立有效的合作組織的難度。

二、亞洲區域合作的最新動態及分析

建立亞洲區域經濟合作固然有著種種的困難和曲折，但各國發展對外經貿關系和相互間建立強有力合作的愿望沒有改變。尤其是自上個世紀末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劇和國家之間經濟聯系和依賴的加強，亞洲區域經濟合作的愿望愈加強烈，各國為此所作的努力也遠超從前，從而出現了一些新的引人關注的動態。

（一）經濟領域方面的動向

1.美國對日本、中國與東南亞合作的默認近些年來，美國對待亞洲區域經濟合作的態度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尤其是對于亞洲建立實質性的區域經濟組織不再堅決反對，甚至開始默許，主要是基于以下幾個考慮：(1)亞洲金融危機和經濟持續低迷對于美國的亞太戰略和經濟利益都沒有好處，而且只會使之受到損害；(2)亞洲建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不會對美國的長遠利益構成威脅或損害，反而有使其進一步加強對該地區經濟影響的可能性；(3)中、日、韓和東盟的亞洲區域經濟合作的呼聲和要求日漲，如果繼續反對可能會激起這些國家乃至整個亞洲地區的反感。美國的這一態度轉變，一定程度上解除了疑慮和障礙，有利于亞洲區域經濟合作的形成和發展。

2.日本與新加坡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日本是亞洲區域經濟合作的最積極推動者和參與者，先后提出多種模式的經濟合作。在韓日東北亞經濟自由貿易區的提議無法得到韓國的熱情回應的情況下，轉而與新加坡談判，并于2001年10月簽定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根據協定，日本撤消3300個新加坡產品的關稅，而新加坡則撤消所有從日本進口產品的關稅。此外，日新還互相承認通信設備、電器產品的性能和安全性，統一電子商務交易規則，實行促進公平競爭的投資制度，相互認定專家資格等。日本之所以一反常態熱衷于亞洲合作，一方面是為了利用亞洲各國比較充分的資源以補充國內匱缺，期望借此擺脫持續的經濟不景氣，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此盡快樹立其在亞洲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影響力。

3.東盟自由化提速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東盟各成員國更加認識到有必要進一步大力推動區域經濟合作。1992年1月，東盟各國提出先加入東盟的6國在2002年將區內關稅率降至0%～5%（一部分例外商品除外），并廢除非關稅壁壘，其余成員國（柬埔寨、老撾、緬甸、越南）在2006～2010年大幅度降低關稅。會議確定在未來15年內，即在2008年前實現成立東盟自由貿易區。1995年召開的東盟首腦會議決定加速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成立，即將原定的15年時間計劃縮短為10年，即在2003年前成立東盟自由貿易區。盡管自由貿易區建立的時間由于全球經濟不景氣等方面的原因而不斷有所調整，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東盟各國都在積極談判，以期通過降低和取消關稅，推動服務、投資的自由化，以便早日建立東盟自由貿易區。

4."10+1"談判進入實質性工作階段東盟在加速自由貿易區建立的同時，也在不斷謀求與亞洲鄰國尤其是中日韓3個大國之間的合作。與此同時，中國在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前后，也開始積極考慮參與建立區域經濟組織。經過各方面多次探討和論證后，東盟與中國("10+1")領導人在2001年10月舉行的會議上宣布，11國領導人一致同意未來10年內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2002年5月14～16日，第三次“中國－東盟經濟高官會”和第一次“中國－東盟談判委員會”在北京召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工作級磋商正式啟動。會議就自由貿易區談判的原則、模式、內容、時間框架等問題進行討論，為未來的談判制定工作計劃?？梢灶A見，一個擁有17億消費者、近2萬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1.2萬億美元貿易總量的自由貿易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在21世紀初建成后，將成為亞洲區域經濟合作的先行和典范。

5."10+3"（中日韓）合作正在緊急推進從1995年第一屆“東盟與中日韓”領導人會晤以來，各國首腦又先后于1998年12月、1999年12月、2000年11月、2001年10月舉行了第二、三、四、五次會晤。"10+3"合作機制以各國領導人一年一度的會晤框架為核心，相繼建立了部長級（包括貿易、經濟部長和財政部長）和工作層的會議機制，以經濟合作為重點、金融合作為先導，推動著各個領域合作的全面展開。"10+3"領導人1999年馬尼拉會議發表《東亞合作聯合聲明》，進一步確定了經濟、社會、政治和安全等8個重點合作領域，同年又成立了東亞展望小組。2001年文萊會議上，各國領導人一致認為東亞合作潛力巨大、前景廣闊。在“9·11”事件后的國際形勢下，東亞各國更應進一步促進在經濟、金融、信息技術、環境保護、湄公河流域開發以及非傳統安全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6.博鰲亞洲論壇成功舉行2001年1月26～27日，博鰲亞洲論壇于中國海南博鰲成立，并通過了《博鰲亞洲論壇宣言》、《博鰲亞洲論壇章程指導原則》等綱領性文件。2002年4月11～14日，博鰲亞洲論壇首屆年會在博鰲舉行，與會48個國家（地區）的政府官員、專家學者和國際知名企業代表進行了廣泛交流與對話，達成團結與合作，協調和互補的廣泛共識，并召開了全體成員大會，通過了章程，產生了理事會，選出了理事長、秘書長，為論壇今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論壇雖然只是一個非官方、非贏利、定期、定址的開放性國際組織，但它對于推動亞洲各國經濟合作、促進經濟發展方面的作用將不可低估。

7.大陸與香港、澳門、臺灣民間探討兩岸四地合作的可能性兩岸四地經濟合作，建立中華經濟自由貿易區的提議由來已久，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浪潮中，隨著大陸和臺灣相繼成為WTO的正式成員，這種呼聲更是日益高漲。目前，大陸與香港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已經開始正式磋商，而與澳門和臺灣的正式談判還沒有進行，只是停留在民間探討階段?？梢栽O想的是，假以時日，中華經濟自由貿易區得以建立，中國的統一大業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將最終實現和完成。

（二）金融貨幣領域

1.APEC框架內的財長會議APEC財長會議自1994年開始召開，到2001年已經召開了8屆年會，并發表了一系列有指導意義的宣言和行動計劃。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金融全球化進程進一步加深，特別是1997年席卷亞洲、波及全球的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加強區域內部金融監管、增強金融安全成為APEC論壇的主要議題之一。財長會議機制在總結危機教訓、探討防范危機的手段、重建國際金融體制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在21世紀之初，全球正面臨著重建新的國際經濟、金融體制的艱巨挑戰，APEC財長會議機制會在加強亞太區域經濟、金融合作方面發揮越來越重要的積極作用。

2.清邁協議(CMI)日本提出建立一個亞洲貨幣基金的倡議雖然沒能實現，但亞洲各國抓緊金融領域和合作卻沒有停卻。2000年，東盟10國與中、日、韓3國的財長在泰國清邁舉行會議，決定在"10+3"的框架下一方面加強信息、數據的交流，也就是使自己國內的情況更清楚地為其他國家所了解；另一方面建立雙邊貨幣互換機制，并在此機制下建立地區資本流動監控體系，以增強東亞抵御地區性金融危機的能力。清邁協定正式討論了設立一個亞洲調匯體系，以防范1997年東南亞地區金融危機的重演。經過艱苦的談判，2000年日本終于與馬來西亞簽訂雙邊調匯協定，總值10億美元。同時，日本與泰國、韓國和中國也分別簽訂了雙邊協議。由此，日本強烈倡導的亞洲貨幣基金已現雛型。

（三）亞洲區域經濟合作新動向分析

1.美國對亞洲經濟合作的態度由反對轉為不予干涉或者默認，這是亞洲區域經濟合作的新動因出于其本國利益和全球戰略的考慮，美國過去一直對亞洲區域合作抱有戒心，總是直接或間接地予以阻撓，尤其是直接干擾沒有美國參加的組織。近些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加劇，美國對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的態度也發生了明顯的改變。首先，美國對日本逐步“松綁”，使得日本可以擴大自己在亞洲的影響，并“自由”地參與和領導亞洲經濟合作。其次，對東南亞國家“放手”，不再反對甚至鼓勵它們建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再者，在APEC等各種場合與論壇上采取更務實、更明智的方式，支持和引導各成員開展實質性合作。盡管亞洲經濟合作可能會導致中國不斷強大、日本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和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削減的負面影響，但美國認為，短期內亞洲地區難以形成像歐洲、北美那樣的區域合作。只要美國積極參與引導并不斷施加影響，美國的利益仍然能夠維持。因此，美國對于亞洲經濟合作開始趨向默認，或者至少還不到出面干涉的時候。

美國對于亞洲區域經濟合作的不干涉和默認首先排除了亞洲各國謀求合作的雜音和直接干擾，從而免除了一些對美國依賴性比較大的國家的后顧之憂。日本立即加大力度和滿腔熱忱地投入區域經濟合作的實質性談判之中，韓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信心得到加強，東盟各國更是深受鼓舞，從而加速推動了亞洲區域經濟合作的步伐。

2.APEC在促進區域經濟合作方面的功能有所增強，但在未來中短期內無法形成富有成效的模式和成果APEC作為一個區域性論壇，近年來正在朝著日益務實的模式發展。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外交部長和貿易部長會議、財政部長會議、信息部長會議、中小企業部長議會等分部分、分層次的會議和論壇逐年舉行，為促進區域性貿易和投資的發展不斷形成系列的、規范的和擬訂共同目標的宣言、行動計劃等綱領性文件。顯然，各經濟體已經不再滿足于APEC的論壇模式，而是開始謀求更加強有力的合作，在一些被視為優先的部門，如金融和信息領域表現得尤為顯著。

然而，APEC畢竟史是一個區域性論壇，各經濟體之間缺乏合作的政治和經濟基礎（各經濟體目標不同、心思各異）。從中短期情況來看，美國主張APEC維持現狀或者僅僅只是在它所認定的幾個“優先部門”展開談判，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也是樂此不疲，日本和韓國（尤其是日本）則十分急切地希望推動實質性合作，東南亞各國既有希望又囿于難度大，中國也只是最近兩年態度的開始趨于明朗，而墨西哥、俄羅斯和智利等周邊成員則無關痛癢，既無所求也無所望。因此，在中短期內APEC模式的區域性經濟合作難有作為，但從間接和長期的角度來看，APEC的作用不容小視。

3."10+1"合作模式加速進行，"10+3"則尚處探索階段過去十多年的時間里，中國一直在進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艱苦談判?！叭胧馈背晒Φ那昂螅袊J識到區域性經濟組織的重要性，因而開始積極研究和探討參與合作的可能性。對于亞洲區域經濟合作，中國首先考慮的是東盟。一方面與東盟經濟上互補性比較大，合作的潛力和雙贏的成分也相對較多。另一方面東盟的組織形式相對比較成熟，這也有助于建立初期和富有成效的經濟組織。繼雙方領導人在2001年提出10年內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以來，"10+1"已經進入緊鑼密鼓的實質性工作階段。

"10+1"進程的加快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日本和韓國，建立中、日、韓與東盟("10+3")的自由貿易區也成為了各方的共同心聲。1999年11月在"10+3"非正式峰會上，新加坡總理吳作棟正式提出"10+3"的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倡議。目前，關于設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的進程將可能有4種形式：(1)中、日、韓分別與東盟通過雙邊磋商，建立3個自由貿易區，最后再由3個貿易區過渡為覆蓋整個東亞的自由貿易區；(2)中、日、韓3國通過三邊磋商建立中日韓3國自由貿易區，通過該貿易區與東盟的雙邊磋商，過渡為東亞自由貿易區；(3)東盟與中日韓3國同時進行雙邊和四邊磋商建立地區自由貿易區；(4)東盟與中、日、韓3國同時就建立覆蓋13方的自由貿易區進行談判，一步到位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目前，"10+3"合作模式還僅僅停留在研究和探討階段，可以預見，正式啟動尚需時日。

4.日本在最近的亞洲區域經濟合作中十分積極，有意扮演“領頭羊”的角色二戰后幾十年時間內，日本親美歐政策使其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然而近些年來，日本愈益重視亞洲市場，特別熱衷于亞洲區域經濟合作。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幾點：(1)資源貧乏、人口密度過大和擴張的民族心態迫使日本急需謀求海外發展空間，而相對資源豐富的亞洲鄰國無疑是最好的去處；(2)在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洗禮和近十年的經濟萎縮之后，日本逐漸認識到，它與亞洲的地緣關聯性無法排除，“脫亞入美歐”只不過是一種短期的理想；(3)作為亞洲經濟巨人，日本對于其在亞洲的勢力和影響都不甚滿意，在深感自身空間有限的同時決意要承擔其亞洲老大哥的角色，積極參加亞洲區域經濟合作便是其大顯身手的時刻。

日本參與和建設亞洲自由貿易區的倡議較早起源于1998年10月韓國金大中總統訪問日本，在雙方首腦宣言附屬文件《建立面向21世紀日韓伙伴關系的行動計劃》中提出“加強經濟方面的合作關系”，以實現“日韓自由貿易區的未來構想”。隨后，日本首相小淵甚至提出建立以日韓為核心的堪與歐盟相匹敵的自由貿易圈。由于韓國方面對此存在顧慮，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步伐受阻。在此背景下，心急的日本只好轉而與新加坡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日本對亞洲區域一體化現狀感到失望，決心通過經濟合作謀求亞洲其他各國豐富的資源、廉價的勞動力和廣闊的市場，同時逐步確立其亞洲經濟地位。但另一方面，日本迫于美國的壓力和戰敗國的心理情緒，在亞洲區域一體化合作中既想領頭，但又有顧慮。尤其是在經歷了始于上個世紀90年代的經濟萎縮之后至今仍然不見晴日，日本先后提出的亞洲貨幣基金、日韓自由貿易區也是和者寡寡，導致日本倡導區域經濟合作的設想一再受挫。

5.韓國既希望加快亞洲區域經濟合作的步伐，但又心存顧慮自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的高速發展使得韓國經濟一躍成為亞洲強國。然而，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浪潮下，韓國要想確保穩定的出口市場和海外生產基地，同時大力吸引外資和克服產業結構的不合理性，同樣迫切需要參與自由貿易區。

韓國關于參與和組織區域經濟合作的設想主要集中在東北亞地區經濟合作，主要提出3種合作形式。(1)成立東北亞經濟合作委員會，主要從加強政府間制度安排的作用出發，目標是試圖以特殊的方式獲得經濟一體化的好處，包括經濟、政治和安全各方面的利益。韓國認為，東北亞地區存在著合作的基礎，主要表現為中日韓3國的經濟具有互補性：日本擁有先進技術和巨額資本；韓國擁有生產技術和發展經驗；中國擁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廣闊的市場。(2)組建東北亞自由貿易區，主要包括4個階段：第一階段，3國統一貿易準則，如入關手續、反傾銷規則、產品分類和原產地規則等，同時實施共同的激勵政策，加速本地區的產業重組和合作；第二階段，降低3國共同關心的商品關稅稅率，同時日本降低從中韓進口的主要商品稅率；第三階段，日本普遍降低對中韓的關稅水平；第四階段，中韓普遍降低對其他兩國的關稅水平，最終實現東北亞自由貿易區。為了保證這個長期計劃的成功，需要成立“東北亞經濟一體化促進委員會”，由各國的高層官員和專家學者組成，該委員會負責制定計劃，并對單一自由市場的組建進行監督。(3)東北亞投資合作協議，協議分為中期目標和最終目標，中期目標包括增加區域內單向投資和區域內合作投資項目，擴大區域外國家對東北亞的投資；最終目標包括建立由跨國公司構成的生產網，成立開放的東北亞投資區，構建分享生產資源的合作框架。東北亞投資合作在實施過程中可以分為3個階段：短期（到2000年），建立東北亞投資信息網；中期（到2005年），建立東北亞投資基金；長期（到2010年），建立東北亞投資銀行。

盡管最早伸出橄欖枝而且韓國人最早的設想也是建立日韓自由貿易區，但是韓國對于這種合作模式不無顧慮。韓國方面研究的結果顯示，只有韓日參加的自由貿易區對韓國極其不利。如果韓國和日本彼此消除關稅壁壘，韓國對日本的貿易狀況將惡化，貿易赤字將增加71億美元；日本則是絕對的受益方。如果中國加入，組成3國自由貿易區，韓國學者測算的結果是，韓日之間增加的貿易赤字可以由韓中提高的貿易盈余抵補，且凈增95億美元的貿易盈余；日本的貿易盈余將增加約410億美元，是3國自由貿易最大的贏家；日韓兩國貿易盈余增加值之和便是中國貿易赤字的增加額。因此，韓國學者認為東北亞自由貿易區的建立無法像EU和NAFTA那樣，以擴大市場準入作為開端，區域內的貿易自由化需要花費較長的時間來實現。在日韓合作利處不大而中日韓合作暫無可能的情況下，韓國也就首先選擇智利簽訂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6.中國對于區域經濟合作曾經一度不置可否、反應冷淡，最近則異常積極地參與和建設區域經濟合作自1979年改革開放時起，中國就著手推動對外開放和國際經濟合作政策。然而，在過去近20年時間內，中國沒有也無意于區域經濟合作。主要原因在于：(1)中國長期奉行獨立自主，不對抗、不結盟的外交政策，推行等距離外交策略，從而缺乏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基礎；(2)在對外發展經濟合作關系上，自主或者不由自主地過多卷入外交、政治因素，戰略性經濟利益考慮欠缺或者往往僅作次要考證；(3)多年來為加入WTO而不懈努力的同時產生了一種認識和行動上的誤區，認為加入WTO這個大家庭是最好的選擇，甚至將迎接經濟全球化挑戰和發展對外貿易的希望唯一寄望于WTO。由此，在國內推行“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發展戰略的同時，在國際舞臺上要么以政治和外交推動外貿，要么則是僅限于類似于APEC和博鰲論壇的論壇式探討。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加劇，中國開始積極考慮區域經濟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近年來，中國不斷謀求多形式的經濟合作模式，并開始不斷注入實質性內容，突出的有：(1)積極發展與東盟的經濟合作關系，并以“倒計時”的方式加速建立自由貿易區；(2)積極推動APEC和博鰲等論壇進行實質性談判，以便形成“共贏”的效應；(3)積極響應和引導與港、澳、臺的國內區域經濟合作，首先開始與中國香港的談判；(4)積極研究與日本和韓國的合作關系，有意建立3國之間或者"10+3"自由貿易區。與此同時，我國還積極發展與獨聯體國家的經貿關系，創立上海合作組織在軍事和政治合作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建立自由貿易區。

三、入世后我國對亞洲區域合作必須采取的戰略抉擇

經過15年的艱苦談判，中國終于加入了WTO。這是中國20余年改革開放的成果，也是我國積極迎接經濟全球化挑戰的一個重大抉擇?！叭胧馈彪m已達到，但這不是終點，而只不過是開始了新的起點。而且，成為WTO的一員并不意味著我國已經充分享受了經濟全球化所可能帶來的利益，也無法保證我國已經獲得了抵御經濟全球化沖擊風險的能力。相反，我國應當多渠道地開創合作途徑，通過參與區域性經濟合作，首先是亞洲區域經濟合作，以便更好地獲取利益和保障。

對此，我國應當確立新的視野和新的戰略。

1.在立足本國，進一步深入改革開放的基礎上，要確立以合作促發展、參與和創造“多贏”合作渠道的新戰略過去，我國堅持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是我國立國和發展的根本，應當繼續堅持和發揚。在不斷深入改革開放政策上要勤練“內功”，加速發展本國經濟水平，在五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奉行對外交往政策。對于區域經濟合作，首先應當認識到其對于更深入地促進我國改革開放、發展對外經貿關系和維持穩定良好的經貿環境的重要意義。我們需要根據有利原則、互惠原則，在經過充分的經濟效益分析和全方位論證之后，制定我國參與區域乃至全球性經濟合作的戰略，確定對外談判的方針和政策。在這方面，我國要處理好經濟利益與政治、文化和軍事的關系，要處理好近期得失與長遠利益之間的關系，要處理好不同部門的利弊辯證關系，做到總攬大局，運籌帷幄，充分、積極、主動地參與和建設對我利益最大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

2.大力推進“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的談判和創立，促成亞洲區域經濟合作的第一次重大突破和我國經濟發展的進一步提升目前，中國與東盟各方早已就建立自由貿易區設定期限，"10+1"談判也已經進入實質工作階段。盡管東盟的地位、東盟與我經貿關系不及美歐和日韓，但建立"10+1"自由貿易區有著重大的意義。(1)東盟國家經濟資源與我國有著很大程度的互補性，而且近些年經濟發展迅速，建立自由貿易區可以擴大我與東盟間要素的自由流動，有利于雙方更大程度地實現優勢互補，有利于我國發展多方貿易；(2)東盟合作已經初具規模，它對于未來的亞洲自由貿易區將會具有日益擴大的影響力，盡快與之形成自由貿易區既可以作為區域經濟合作的探索，又可以搶得先機；(3)在中、日、韓合作尚處試探性階段期間，優先發展與東盟的關系可以起到欲擒故縱的效果；(4)以建立"10+1"自由貿易區為起點積極參與區域經濟組織，在一定意義上可以借助區域集團的力量提高我國國際地位，更好地維護我國經濟利益。

3.大力推進中日韓區域一體化合作，力爭在近中期形成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并努力不斷提升合作水平，最終促進亞洲自由貿易區乃至關稅同盟的形成對于中日韓建立自由貿易區，盡管各方都有共識，但由于發展水平差距較大等方面的原因，一時還無法進入操作程序。應當看到，中日韓3國在亞洲舉足輕重的地位決定了只有中日韓共同參加的經濟組織才能被冠以“亞洲經濟合作組織”之名。在中日韓自由貿易區乃至亞洲自由貿易區方面，主要有3種方向。(1)日本最早提出與韓國建立日韓自由貿易區，韓國對此持謹慎態度，認為只有聯合中國建立3國自由貿易區才對其最有利，而中國方面對此不置可否；(2)日韓自由貿易區受阻后，中日韓3方與東盟都保持密切的接觸和磋商，一種設想是中、日、韓分別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而后將3者合并建立共同的亞洲自由貿易區；(3)中日韓與東盟建立"10+3"合作關系，亞洲自由貿易區一步到位。對此，我們應當在認識到中日韓之間實現自由貿易的必然性及其對亞洲自由經濟合作的重大意義，但同時也不可盲目推行導致對我不利的嚴重后果。

4.推動“兩岸四地”建立自由貿易區，促進中華民族復興大業的早日實現香港、澳門、臺灣和大陸一國四區、歷史、民族、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相互依存，更加有利于建立“兩岸四地”自由貿易區。建立“兩岸四地”自由貿易區，不僅可以相互促進經濟和貿易的發展，而且可以大幅提升我國經濟地位，促進祖國統一大業早日完成。我們可以通過步驟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1)建立大陸與香港之間自由貿易區，大陸則可以選擇與香港關系密切、合作更易的深圳乃至廣東省作為試點；(2)以民間途徑大力促進與臺灣經濟貿易關系的發展，目前首先要力促實現“三通”；(3)逐步建立“兩岸四地”自由貿易區，逐步實現貨物、服務、貨幣、人員等各種要素的自由流動，最終實現祖國統一。

5.同時擴大文化交流與合作的廣度、寬度、深度，創造良好的政治、軍事和文化環境

經濟貿易交流與合作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一方面有賴于政治上彼此信賴、軍事方面消除敵意、文化上相互交融，另一方面又可以促進其他各方面因素的穩定和發展。幾者之間缺少任何一個方面，都將是不穩定的。因此，在積極參與亞洲經濟合作的同時，應當努力加強政治、軍事和文化合作。只有這樣，才能建立真正實現“共贏”的亞洲區域經濟合作，才能真正獲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合作所帶來的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