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建立和發展思索

導語：市場經濟建立和發展思索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如果從市場經濟角度來看，我們國家推行市場經濟從1992年明確到現在，大致上有這樣一些問題還需要我們進一步的研究和討論。當然，也是我們推行市場經濟中間的難點問題。

第一個是按照市場經濟要求，企業是實際的主體。企業將擁有完整的配置資源的權力和它的地位。就是說市場經濟說到底是一種企業經濟。因此，整個的市場經濟配置資源不再是政府而是市場，市場最主要的主體就是企業。所以市場經濟實際上是企業本位的經濟，就像我們過去講，計劃經濟是官本位的經濟，市場經濟是企業本位的經濟。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程度重要的評價指標就是企業是不是成為一個完整、獨立的經濟主體，它對自己的資源配置有完整的權力和地位。我們在推進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任務是要解決中國企業的完整地位的問題，從具體操作來看，主要是國有企業的問題。

怎樣保證企業有完整的市場經濟主體地位，主要有兩點。第一個要點，凡是不屬于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企業，改革的方向就是非國有化。第二個要點就是屬于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企業，我們發揮混合經濟的作用，改革的方向是股份化的問題。國家充其量是控股的問題，一個是絕對控股，一個是相對控股，20％、30％就是相對控股，51％就是絕對控股。我們四大國有銀行未來的方向也是股份化。去年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搞了股份化，2007年以前必須搞好。為什么2007年以前呢？因為我們入世承諾對國外開放服務業。我們入世實際上有兩條承諾，一個承諾是國民待遇原則，一個承諾就是開放服務業，服務業包括金融。因此2005年開始外資可以大規模的進入我們國家。四大銀行為什么能存在，就是老百姓的高存款支持了它，高存款掩蓋了它的問題。2005年以后外資銀行逐步進入中國，老百姓會發現外資銀行呆壞帳更低、外資銀行服務更好，紛紛把存款轉到外資銀行我們就麻煩了，所以我們必須在2007年以前改完。國際上認為獨資國有企業根本不是公司制，因此不是市場經濟范疇。公司制有一條重要原則是有限責任，但是國有企業是無限責任。我們現在在國外打官司就遇到這樣的問題，比如山東的國有企業在國外做生意自己做賠了，賠就賠了，因為是無限責任的，老外不干了。如果搞國有獨資企業未來國際準則都很難辦。新的《公司法》要出臺了，有一個特征就是“有限責任”，一定明確是“有限責任”還是“無限責任”，不能再搞獨資國有企業而是走股份化的問題。

按照市場經濟要求，不屬于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領域是非國有的問題，涉及到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是國家控股的問題，我們叫兩化，非國有化和股份化。但是現在遇到一些麻煩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現有國有資產的定價問題。

新股東進來有一個問題，現在的資產值多少錢，才能確定我們各占多少股份。所以無論是非國有化還是股份化都遇到這個問題，就是現有的國有資產到底值多少錢，我們叫資產評估的問題。資產定價的問題是國際準則，講任何一個資產同時都有兩個價格，一個叫資產的管理價格。管理價格由資產的投資數量決定，我辦這個企業投了多少錢，管理價格就是多少錢，比如投了5個億，帳面當然有5個億，具體的評估方法叫投資成本法。同時任何一個資產還有另外一個價格，就是資產的交易價格。就是指這個資產要賣的時候賣多少錢，資產的交易價格由資產的盈利能力決定，資產的盈利能力越高價格越高，因為買資產的人不是買資產本身而是買資產的盈利。我要買這個企業，通過計算我認為把它搞好了，每年給我帶來100萬的利潤，假定銀行的存款利潤是10％，我就認為這個企業最高值1000萬，我不會用1000萬來買一個帶來100萬的企業。在現實中的評估方法就是資產收益法，資產的交易價格由資產的收益決定，所以它的計算方法叫資產收益法。資產這兩種價格的計量和運算在國際上是國際準則。我們現在討論資產的交易價格，它的決定方法應該是資產收益法。我們在現實中頑固的堅持投資成本法，辦這個企業投了多少錢就要賣多少錢，賣不到就叫國有資產流失。這樣的結果就是使得我們大量的國有資產沒有辦法交易，因為誰交易都要戴一個“國有資產嚴重流失”的帽子。

由此想到幾年前內地一家企業虧損了4年多，最后想賣了，賣給外資。我問為什么賣給外資不賣給民營企業。他們說民營企業嘴不牢，亂說一氣，如果賣給他，就到處亂講把誰擺平了買過來。我們賣給外資，不會有這樣的亂講，這個企業原來一共投資了8個億，折舊3個億，最后折價成5個億，我們是按照投資成本法算的，外資考察5個多月，最后說3個億。他們通過測算說把這個企業搞好了，所帶來的收益是3個億，這就是資本收益法。最后的結果是我們沒有辦法用3個億賣，誰要賣都是國有資產流失2個億，國有資產流失是政治問題不是經濟問題，誰也不愿意簽字。就得想辦法讓外資5個億買了，就是通過給老外公關，怎么公關呢？送錢就是行賄，所以想辦法領中國工作小組到處旅游，今天到西安、然后到桂林，再到三亞，哪里都去，玩兒的非常高興，但是最后回來還是3個億。后來我借助這個案例和外資聊天，我說你這么大的跨國公司多拿2個億不算什么。后來我才知道根本不可能用5個億買，國外這個企業董事會對海外資產收購你花多少錢根本不問。但是有程序，靠程序控制這個事情，程序當中有一條是定價原則，當中有一條是不管你花多少錢買這個企業。但是定價必須符合國際慣例，如果不符合國際慣例當受賄論處。我前年見到地方政府問這個企業怎么樣了，告訴我，現在別說3個億，7000萬都沒有人要了。所以有人說國有資產像冰棍一樣，化掉可以，但是就是不能有人吃，誰吃就收拾誰。我們有沒有流失的問題?有，辦法是怎么讓交易過程更加公開的問題，不能在交易價格上把不是流失當流失，要研究這個問題。我想遇到的第一個難點問題就是現有國有資產的定價問題。

非國有化和股份化遇到的第二個難點問題，就是現有國有資產的債務問題，負債問題。負債問題按照國際慣例也很好解決。國際上有一個原則叫債務跟著資產走。你收購我的資產當然要承擔債務。但是大家注意，企業的負債不是債務，是債務負擔。大家注意負債在我們國家分兩種，一個是債務，一個是債務負擔。債務就是指正常負債，債務負擔就是非正常負債。比如說這個產業負債率最多不能超過40％，40％以下就叫債務，超過了就叫債務負擔。應該負債40％，你負了70％，這就是債務負擔了。我們現在大量的國有企業都面臨債務負擔的問題，不是債務的問題。所以我們改革中還得先把債務負擔變成債務，才能考慮改革。

我們現在改革遇到的是所謂的債務負擔的問題，所以要把債務負擔先變成債務然后再改革。有三種方法，一個是注入資本金，通過注入資本金降低企業的負債率，降低負債率把債務負擔降為債務，資本金的比例提高了就等于負債降低了，最后把負債率降到正常債務而不是債務負擔。像這次銀行改革，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我們注入450億美金，為什么？注入450億美金等于提高這兩個銀行的資本金比率，把負債率降到巴塞爾協定的商業銀行的負債率，給這兩個銀行注入資本金的公司是匯金公司，他們說這個公司名字的意思就是“外匯和黃金”的意思。采用這個方法不錯，但問題是我們沒有錢給國有企業搞這個，我們現在財政慢慢地轉向公共財政，就是政府不再辦企業了，這個方法是有限的。

第二種辦法就是用資產沖銷債務。比如企業的負債率很高，應該負債40％結果負債70％，怎么辦？我有資產，你要收購我，你承擔我一部分負債，我給你一部分資產，這是一種交易，國際上叫債務和資產的重組，這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有的企業用資產沖銷債務，把債務沖銷到合理水平就出現了零資產。這又麻煩了，說人家沒有拿錢把我們的企業拿走，實際上人家替你把銀行的錢還了，銀行的錢和資產都是社會財富，是一種交易，所以我不贊成“零資產交易”這個說法，實際上人家已經多承擔了債務，這個方法我想是正常的。

第三種辦法就是逃債。搞什么資產重組，把所謂麻煩事兒都掛在老企業身上，把優良資產都剝離走了。這種方法是絕對不能干的，這是責任錯位，國有企業是國家辦的，出了問題是國家承擔，你逃債了以后是讓老百姓承擔了，銀行的存款92％都是老百姓的存款，都沖銷銀行存款未來怎么辦？非得金融危機不可。上次我到一個市里面講說沒有辦法，這個市辦了358家國有企業，欠銀行的錢是61個億，現在把所有企業賣光了50億，還欠11億，這怎么辦。我們把債權分成四種，債權、物權、產權、知識產權?，F在美國人要人民幣升值，有人說升值吧，人民幣就值錢了。我們銀行的呆壞帳到底有多少?我們的債務到底有多少?我想人民幣恐怕不是升值的問題，真的把這些東西翻出來升什么值啊。一升值的話我們這些問題怎么解決。一升值我想外資不來了，因為成本高了，貿易也出不去了，不能把現在的繁榮看的太高，要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里。

第二個就是員工身份的改制問題。國有企業對員工的關系是企業負無限責任的，但是要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我們非國有化和股份化之后，企業對員工的關系是有限責任，是雙向競爭選擇，你競爭上崗，我給你應有的收入和社會保障，這就是有限責任。因為企業都是有限責任了，沒有對員工負無限責任，因此涉及到員工身份的轉變問題。去年中國銀行改制發了一個通知，說“從改制之日起，中國銀行和中國銀行員工的關系不再是國有企業與員工的關系，而是股份制企業和員工的關系。”我們從無限責任變成了有限責任。誰都不愿意變成有限責任，無限責任多好。有限責任是市場競爭，多難受啊。我告訴大家，沒有到共產主義之前，勞動都是痛苦的選擇。因此引發了整個利益的重新調整。

最近我下去看，發現反對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力量來自于國有企業內部，尤其我們現在提出來任何改革意向必須通過職代會，我就不舉手。上次我參加研討會，一個人告訴職工代表說“我們寧做國有企業鬼，不當股份企業人”，這次改制應該考慮到職工的貢獻和他未來的問題。我不贊成研究國有企業改革中千方百計不算職工利益而算國有資產的問題。要給國有企業職工劃一部分國有資產，我是贊成的。當然算帳之后還有一個錢從哪兒來的問題?，F在我們算的社會保障為什么算一年一個月，你怎么算出來的這個帳，得有一個說法。我和好多國資部門的同志聊天，我說未來是發展和效率問題，不一定都是國有資產的問題。

第三個就是收入分配體制問題。在收入分配體制上有三大原則起作用，一個原則叫強調效率的優勝劣汰原則。市場經濟一定強調效率，所以必然出現優勝劣汰，誰都避免不了。第二個原則就是強調維護弱勢階層利益的社會保障原則。市場經濟之所以能夠存在，就是他自己能夠制造麻煩又能夠自己解決麻煩。所以社會保障和社會制度沒有關系。有人說我們是社會主義保障，其實歐洲國家比我們社會保障程度高多了，它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原則，市場經濟既強調優勝劣汰也強調保護弱勢階層，所以這個經濟體制才能幾百年經久不衰。第三個原則就是強調機會均等的公平公正原則。它不是平均主義是強調機會均等。

現在人們對收入分配關注比較多，最近講的比較多是收入差距過大和分配不公的問題，有人把它算到市場經濟的帳上，絕對不是。市場經濟的三條原則是要求比較和諧的收入分配體制。按照這個原則，我們建立的收入分配體制應該是雙層次的收入分配體制。第一個層次是微觀經濟的分配過程，就是市場對企業分配，企業對職工分配。市場經濟對企業分配，誰的競爭力越強誰的收入越高，企業對員工分配就是誰的效率越高誰的收入越高。微觀分配原則是強調效率的。但是這種收入分配過程完成之后，還有第二個收入分配過程，就是宏觀收入分配過程。收入分配公平靠兩個制度，一個是靠所得稅的制度，收入高上稅，壓下來。第二是收入保障制度，達不到最低保障線給你補齊，這里沒有效率的問題。正因為微觀經濟過程強調效率，宏觀經濟過程強調公平，所以可以維持一個公平公正的和諧分配體制，我們要建立的也必須是這種經濟體制才行。我們這個體制沒有建立起來，所以在市場經濟推進中間就出現了收入差距問題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差距是常態，收入分配不公是制度有問題，目前重點解決的應該是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比如說要加大對錢權交易的打擊，加大對壟斷問題的解決，加大對機會不均等問題的解決。我想應該從制度上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就會嚴重損害市場經濟的發展，應該把這個問題作為重點討論。當然收入差距問題我們也要研究，但是收入差距問題也不能情緒化，因為我們最近討論了拉美現象問題。我們人均收入超過1000美金以后，人們會越來越考慮差距是不是太大的問題，這個時候往往要求實行一些公共政策，就是福利的程度要提高，拉美國家為什么進入拉美陷井，就是人均收入剛剛超過一千美金，整個社會呼吁公平問題、差距問題，迫使你實行以福利為特征的公共政策，又沒有能力執行，只有借債，最后進入了國際債務出問題的陷井當中。我們現在沒有這么多力量，收入分配不公一定要解決，但是差距問題上不能過度強調以福利的公共政策。必須要注意這個平衡。

我們現在對收入差距能解決的，可能主要是政府要兜底，三個底必須兜。一個是每個社會成員的最基本生活保障，達不到這個收入線要補齊；第二每個社會成員的義務教育要保障，我們現在是9年義務教育；第三是每個社會成員最基本的醫療保障，我們只能是最基本，還達不到高富裕國家的醫療保障。比如說九年義務教育的問題是寫進《憲法》的，這個問題對于農村要研究，據說縣鄉以下的教師是700多萬，教師工資都是縣鄉提供的，現在收入差別比較大。鄉里面49％的支出就是教師工資的支出，如果不加快轉移支付，只免了農業稅，很快鄉縣的教育就是問題了。700多萬人，中央政府包了算了，這是規定的9年義務教育，所以這些問題我們要仔細研究來解決。

同時在建立市場經濟過程中間，人們在價值理念上也要研究一些問題。比如說不能有“仇富心理”，要建立現代財富觀念。一方面對一些低收入者，除了政策調整之外，人們的理念上也要做一些變化，對高收入者他們的理念也要變化。中國目前條件下，千萬不要引發太多的社會動蕩，協調社會要協調社會各個階層的矛盾是對的，不能挑撥或者煽動階層之間的矛盾，會影響社會穩定。現在富裕起來的人也要正確對待財富，不正確對待不行，最起碼有6條對中國社會目前的穩定有好處。

第一條，擁有財富千萬不要無視法律。有錢了千萬不要無視法律，這一條很重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為有錢了，就無視法律。有些富人心目中沒有法律的概念，總琢磨把誰擺平的問題，這一點我們要向外資學習，外資進入中國有一個可行性報告，這個報告是兩個內容，一個是這個項目有沒有法律障礙，第二個內容是能夠賺多少錢。如果有法律障礙外資絕對不來。所以有的外資說我們有法律障礙怎么辦？市長說我說了算，外資一聽更害怕了。所以很多富人要有常年法律顧問了，常年法律顧問的主要職責是防止你進入官司糾紛。國際法有一條重要原則，嚴格把個人財產和法人財產界定清楚。這些法律我們要慢慢研究，尤其是對富裕階層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條，擁有財富，千萬不要無視社會責任。有錢了更要承擔社會責任了，該交稅的還要交稅，合理避稅是應該的。

第三條，擁有財富，千萬不要無視社會公德。要思考和研究這個問題，比如說現在有些企業還搞偽劣產品實在讓人想不通，原始積累的搞搞還可以。

第四條，擁有財富，千萬不能無視學習。學習應該是不斷的，整個人類社會發展很快，你也應該隨著這個發展不斷學習才行。我們現在對有些富人有意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些人不注意學習。上次我到北京一個私營老板家里，他說他要開一個家庭Party，我沒有吃飯就過去了，發現Party就是端點啤酒一點兒水果就是了，他的孩子十六七歲，我問他你有沒有學英語，他說我不學，我爸一句英語都不會，但是出去帶翻譯問題都解決了。我想這個孩子這樣下去肯定是個敗家子，這種思想不能帶給孩子，這很影響富人形象。最近我發現清華EMBA教育85％以上都是民營企業來的，對他來講他是民營企業家，企業經營不好什么都完了，所以碰到真要學習的人來了，還是要好好考慮。一個一是三個三分之一，一個三分之一是海外的知識分子；一個三分之一是海歸派；一個三分之一是我們自己的土鱉。如果富人都這樣重視學習，我想完善富人的行為準則也是好的。

第五條，擁有財富，千萬不能無視人權。人權面前人人平等，我們講的人文主義就是指人權上大家是一樣的。未來我們民營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我們要考慮完善保障制度。我們應該規定一個最低工資制度才行，這是人權，對富裕階層也有尊重人權的問題。

第六條，擁有財富，千萬不要無視事業。我們的財富觀應該考慮到事業的問題，所以我想，有一些民營企業，我發現很累，還能那么賣力的努力，什么支持他？不是個人的問題，是事業的問題，這是對的。如果擁有財富沒有事業的話，就是小富即安，不是我們講的社會財富的問題，尤其對一些企業家來講，支撐的又是事業。企業家不一定經營能力很強，但承受能力要很強才行，事業支撐著他們，擁有財富不要無視事業才是我們強調的富有階層的方向。

要解決收入差距的問題，同時也要解決收入低和富有人的觀念問題。我們要把差距保持在既有效率，又不影響社會公平的程度上，但是兩方面都要做工作。對于收入低一些的人，我們要強調政府能做到什么？根據我們的國力，現在的公共政策是什么樣的政策，同時，對富裕的人強調現代財富觀，這些理念不解決都會危機到市場經濟。所以我想，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收入分配體制一定要貫徹市場經濟的三個原則，我們要形成一個雙層次的收入分配體制，這個體制主要是針對收入分配不公。差距永遠存在，這個是必然的。因為你們是企業，企業內部的收入差距多大好呢？過去有一個觀點，國有企業內部原則上收入不得超過5倍，現在提高到了13.5倍，為什么定這個數，產業不一樣，內容不一樣，可能不一樣吧。有的可能是2萬多，有的20多萬，有的是5萬，可能10多倍就是60多萬，這個不能比，我們不能把不該比的東西亂比。

現代企業里面把人分為兩種，一個叫人力資源，一個是人力資本，這是國際慣例。國外兩種收入分配制度，一個是工資制度，一個是薪酬制度。工資制度是人力資源的方式，薪酬制度是人力資本的方式。管的機構不一樣，工資制度是企業人事部門管的，薪酬制度是董事會管，差異非常大。歐洲國家平均水平接近200倍，美國差不多200多倍，薪酬是按照盈利決定的，工資制度是國家按照資本收入和勞動收入的比例決定的，兩種不同的原則。

最近我參加一個會議，一個老外告訴我，說你們中國有一個成語，叫“三個臭皮匠頂一個諸葛亮”，這個成語的意思是干什么事要集思廣益，可千萬不要理解為真是三個臭皮匠頂一個諸葛亮，中國出過幾個諸葛亮，我們要理解清楚才行。我建議在未來的企業制度上要思考一些問題。現代企業制度，我發現強調最主要的是人力資本問題，所以對人力資本實行薪酬制度，對人力資源實行工資制度，薪酬制度和工資制度不是一回事，而且二者不能比較，因為二者的要求不一樣。我歷來有一個觀點，凡是政府能解決的政府一定要講，解決不了的不要講，否則會情緒化。中國的社會一定要保證穩定，不穩定我們很麻煩，因此在這個時候，各個階層都要從大局出發，剛才講對富人要講樹立正確的富人觀念，對窮人我們要考慮公共政策，政府能實行的程度，是受到很多因素限制的，不是你想搞就搞。這個對市場經濟分配體制是非常有意義的。